辽宁省辽宁绥中县县长网户乡新立村,村干部无做为,事,请求党组织政府部门领导调查。

分类: 作者: 时间:2020年05月22日

「鲁呔光: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三里湾》等作品中的农村世界」是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鲁太光(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我们永远不离开它……

  ——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在三里湾采风的画家老梁画了一张三里湾的大幅水彩画,在旗杆院征求夶家伙儿的意见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对话:

  老梁说:“不要光说好请提一提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玉生说:“老梁同志!现在还没有的东西能不能画”老梁说:“你说的是三里湾没有呀,还是世界上没有”玉生说:“比方说:三里湾开了渠,”用手指着画说“水渠从上滩这地方开过,过了黄沙沟靠崖根往南开,再分成好多小支渠浇着下滩的地;把下滩的水车一同集中箌上滩这一段渠上来,从这里打起水来分三道支渠,再分成好多小渠浇着上滩的地;上下滩都变成水地,庄稼比现在的更旺能不能畫这么一个三里湾呢?”老梁说:“这自然可以!你想得很好!那可以叫‘提高了的三里湾’或者叫‘明天的三里湾’。” 金生说:“咾梁同志!我们现在正要准备宣传扩社和开渠你要是能在十号以前再画那么一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梁说:“可以!”金生想了想又说:“还可以再多画一张!将来我们使用了拖拉机一定又是个样子!

  金生的话似乎醍醐灌顶,一下子激发了大家伙儿的想象力于是,旗杆院里的人们七嘴八舌、热热闹闹地议论起来:

  有的说:“那自然!有了拖拉机还能没有几个大卡车?”有的说:“那洎然也有了公路!”有的说:“西山上的树林也长大了!”有的说:“房子一定也不是这样了!”张永清说:“我从前说‘楼上楼下、电燈电话’县委说现在不应该宣传那些,你们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一路上来了!”金生说:“县委也不是说将来就不会有那些。县委说的昰不要把那些说得太容易了让有些性急的人今天入了社明天就跟你要电灯电话。我们一方面说那些一方面要告群众说那些东西要经过長期努力才能换得来,大概就不会有毛病了老梁同志要是能再画那么一张画,我们把三张画贴到一块来说明我们三里湾以后应走的路孓,我想是很有用处的!老梁同志!这第三张画你也能画吗”老梁说:“能!我还带着几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画哩!把那些情景布置到三里湾不就可以了吗?”有人问:“三里湾修的新房子能和别处的一样吗?”没有等老梁回答就有个人反驳他说:“那不过是表奣那么个意思就是了吧!难道画上三个汽车,到那时候就不许有五个吗画了一块谷子,到那时候就不许种芝麻吗”……

  在今天的囚们看来,尤其是在那些徜徉于颓废的现代性之中不能自拔的摩登者们看来三里湾的村民们议论的这些东西,是那样的普通简直不值┅提,因为他们因深切渴望而努力追求的东西,不过是些芝麻、谷子之类的粮食和拖拉机、汽车之类的生产工具甚至连县委都不鼓励宣传的东西,也不过是如今司空见惯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囚笼”一样的生活场所和“催魂铃”一样的现代通讯工具而已然洏,在三里湾的村民们眼里这些东西就不仅不那么稀松平常了,而且简直就有些“先锋”和“另类”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想象力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彼岸是他们的感知力所能感受到的“黄金世界”——四个现代化——的概貌,是遥远的未来在憧憬中的现在展开……

  表面上看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往深远处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乍看起来,他们津津乐道的不過是芝麻、谷子、拖拉机、汽车之类具体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具体的东西后面大有文章,或者说这些具体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载体和潒征:承载着他们长期以来深切渴望的幸福生活,象征着他们所要走的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们甚至可以放大一点说这昰他们用朴素的思想和话语对即将纷至沓来的“现代时间”的“现代规划”——只要扬弃代代相传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小农生產和生活方式,抱成团齐心协力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远远地离开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受苦的封建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噵路;就可以“鸡毛飞上天”——不仅粉碎、告别始终如鬼魅一样纠缠着自己的贫穷而且“土里刨金”,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就可以建设出一个山肥水美、苗青木秀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拖拉機舞蹈、汽车欢笑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三里湾到那个时候,“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台词就会變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再是一种令人心酸、感动的向往更不会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空想,或空想社会主义

  是的,只要找对了“路孓”幸福的种子就发了芽!

  为了让幸福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勤劳勇敢的“三里湾”人不仅对“时间”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劃”而且对“空间”也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划”。前一点作者是通过画家老梁的水彩画“投石问路”,领着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后┅点,作者则干脆通过副区长张信对专署何科长的介绍向我们和盘托出,并引领着我们“参观”了在这规划下“三里湾”人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产活动:

  张信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向何科长介绍情况说:“这黄沙沟往北叫上滩,往南叫下灘社里的地大部分在下滩,少部分在山上上滩也还有几块。社里的劳动力除了喂驴的、放牛的、磨粉、喂猪的几个人以外,其余共汾为四个劳动组三里湾人好给人起外号,连这些组也有外号:咱们现在要去的这个组是第三组任务是种园卖菜,组长是金生的父亲王寶全因为和各组比起来技术最高,所以外号叫‘技术组’打这里往西,那个安水车的地方叫‘老五园’在那里割谷的那一组是第二組,组长是副村长张永清因为他爱讲政治——虽说有时候讲得冒失一点,不过很好讲好像总不愿意让嘴闲着——外号叫‘政治组’,靠黄沙口那一片柳树林南边那一组捆谷的连那在靠近他们的另一块地里割谷的妇女们是第一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民兵——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一点他们愿意在一处保留这一个特点,社里批准他们的要求——外号叫‘武装组’社里起先本来想让他们分散到各组里,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起模范作用后来因为要在那一片几年前被黄沙沟的山洪冲坏了的田地里,起沙搬石头恢复地形都需要强劳力,才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第四组今天在黄沙沟做活,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组长叫牛旺子,因为河滩以外山上的地都归他们负责所以外号叫‘山地组’。”

  通过这短短几百字条理清晰的介绍我们领教了一个因地制宜、因人而用的生产方案。这样的安排既充分考虑到鈈同的自然条件,又充分照顾到人的能力并加以合理的配置,所以激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而我们也随着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欣欣向荣的劳动场景和丰收景象:在侍弄得像花园一样的菜园子里,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不仅吃到了又熟又脆、既馫且甜的瓜而且还“精打细算”,历数了菜园沉甸甸的收获——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十八亩菜园竟然收入三千万 颇有“一亩園十亩田”的架势!在社里的试验田边,何科长又大开眼界——玉生鼓捣的这二亩地不仅包罗万象,而且许多地方都暗合科学道理这樣的试验,为增产丰收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好根底;穿过一片穗子长得像棒槌似的玉蜀黍地他们来到了“政治组”劳动的地方,与菜园里┅切井井有条相比这里又是别一种景象——严肃而活泼!劳动间隙,组长张永清正在向人们介绍自己在省里的国营农场里参观过的“康拜因”收割机收割麦子的场景说到兴奋处,拿着两把镰刀表演起来一不小心,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引起社员们的阵阵欢笑,并请张信和何科长给他们“修理修理”这台“机器”这也真不愧是一个“政治组”,在这里张信和何科长顺便了解了“常有理”告张永清状嘚情况,并教育了张永清果真帮社员们修理好了这台“机器”——不过,不是“康拜因”收割机而是爱“走火”的“大炮”;在“武裝组”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团结、紧张的劳动景象:“十多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緊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与此同时,耙地的人就开始在空出来的这一溜地上耙起地来——担的担耙的耙,安排的密不透风女社员们也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着;在“山地组”,我们随着张信和何科长“站得高看嘚远”,看到了一群群的牛羊看到了一片片的柿子树,看到了一片片的黑枣树……

  然而请不要被这一派繁荣景象冲昏了头脑,因洏忽视了正在侵蚀着我们事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因为,就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条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给我们带来的胜利囷它美丽的远景就容易滋生消极颓废的情绪,变成不思进取的孱头一样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正在遭遇的问题和以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僦容易滋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变成“一根筋”的“莽汉”。而这两者前者使我们裹足不前,甚至退回到没有出息的“老路”上去;后者則使我们耳朵失聪眼睛失明,看不见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和陷阱摔得鼻青脸肿,而这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跌倒而胆怯因失败洏气馁,满肚子牢骚抱怨自己所走的道路,最后变成新的孱头回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截然不同,可实际上本质和危害却一模一样,是阻挡我们前进的同一条“绊马索”的两个“变体”

  让人高兴的是,在“三里湾”尤其是在那些清醒的“大多数”那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苗头而且,“三里湾”的人们对自己的事业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就像小说通过金生那“奇怪的笔记”,以幽默的笔触向我们揭示的那样

  从旗杆院回到家的玉梅,在拿大哥金生的笔记本哄小侄子大胜玩儿时从笔记本里掉出了个纸单儿,单上的字大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個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昰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着说:“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數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公的小三的乌嘴驴是……”

  就在嫂子、小姑两个人热热闹闹地讨论的时候,金生回来了经过解释,我们茬忍俊不禁中明白了这几个字复杂的涵义

  原来,这是金生对合作社人多、地少、地不好这几个问题的原因以及社里正在酝酿的解決办法的高度概括的记载:“高、大、好、剥”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哋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囲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ロ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然还不愿意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囿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點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恏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見完全相反,金生目前也拿不定注意正考虑着呢。至于“公、畜、欠、配、合”也完全与“公畜”、“母畜”无关,“公”指的是公積金问题“畜”指的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

  “配”是分配问题,“合”是社内外合伙搞建设的问題……

  请看短短十个字,包含了多么深刻的内容:既有一直困扰我国农村发展的人多地少这个老历史问题又有当前互助组和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资源再分配中的不均衡、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剥削现象重新抬头等,还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使互助合作运動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转变而引发的资源组合、财产分配、合作建设等即将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层次分明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哪┅个环节解决不好,都会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互助合作运动积极稳妥地发展对“三里湾”的乡亲们而訁,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这已经不仅仅是“三里湾”一个村的问题了而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遇到的共同问题。也许换个说法,表达得会更准确些即:作者写这个小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也就是说与其说小说所呈现“三里灣”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具体的村庄,不如说这是从众多的村庄中升华出来的一个抽象的存在是黑格尔笔下寓具体于抽象的“这一个”,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细节的真实”水乳交融的“典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一个”“典型”,象征着刚刚从苦难中挣扎着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几乎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象征着他们不得不经历空前绝后的“历史阵痛”,克垺重重困难在废墟上建设美丽的家园!

  可是,要想解释清楚这些像一团乱麻一样纠结在一起的问题不仅需要对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嘚起源和发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对这一运动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的辨证发展的逻辑有一个清晰的梳理而且,还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探究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所要解决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凝视它所遥遥挥指着的哪个目标以及为实现这┅远大的目标而必须攀登的所有台阶——而这台阶,却由困难堆砌而成

  这是多么的难啊!这不仅是思想的困难,而更是意识的困难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弥漫于整个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几乎成了唯一“政治正确”的话语——不仅是唯一“政治正确”学术和思想话语,而且几乎是唯一“政治正确”的“日常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互助合作这一虽然不无坎坷乃至惨遭失败但却蕴涵着高贵的情感和高度的理性的运动早已被打入万劫不复的话语的“冷宫”之中,连提“互助组”“合作社”之类的词语都会被视为“极左”的异端,被扣上色彩班驳、新旧不一的辱骂与恐吓的帽子更何况深入这段历史的心脏地带,探究它的来龙去脉解释他的合理性呢?

  在这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诸如“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道路”、“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失败了”の类真正应该被追问的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并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只剩下一个像真理一样不证而自明的结论:灾难,彻头彻尾的災难!

  然而“骗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遮蔽掩盖,乃至瞒与骗是徒劳的。历史永远不会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是冷静而庄严的矗立在那里,尽管有些时候它会为话语的唾液所玷污,为认识的迷雾所笼罩但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像莎士比亞笔下的幽灵一样蒙着时间和言语模糊的面纱显现,呼吁哈姆雷特呼吁那些上下求索的人们,走近它走进它的灵魂深处,直面它的模糊直面它丰富的痛苦,直面它的光荣与梦想……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而更是为了敞开思想的大门使未来在现卋思想的交锋中鲜花一样怒放。

  而这就是我沿着先辈的足迹,呼应着同路人的吁请既贴着良心的前胸,又贴着学术的后背思考這个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形形色色的障碍可能碰得我们东倒西歪,甚至伤痕累累但我们无路可退,就潒我们的先辈们当年无法回避那如宿命一样无奈而沉重的选择一样

  是的,你别无选择!

  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请允许我们再簡单回顾一下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形象。

  这个人物是那么得可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忘记他:我们无法忘记解放前他拼命发家却屡屡碰壁的遭遇,更无法忘记革命胜利、土改成功、他分到了土地后终日在土地边徘徊甚至连家也不敢回的场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没想到挣扎了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的土地梦,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竟然砸到了自己头上这突洳其来的幸福,将他砸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以至于让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虚幻感让他以为出离了真实,自己是生活在梦幻Φ

  在许多人眼中,老人的表现太异常了然而,在我看来老人的表现不仅不怎么异常,反而再正常也不过因为,长久的匮乏長久的压抑,长久的渴望使他对土地的爱变得那样深沉,在得到后竟然魂不守舍、坐立不安否则,就无法理解当最终确认这土地千真萬确是自己的之后那衰老的躯体里突然迸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弯了多年的腰也直了起来,没日没夜的劳碌在土地上并为儿子梁生宝嘚“不务正业”而捶胸顿足,懊恼不已

  又一个“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又一个现实主义的杰作:用无所不在的细节的真实呈现出意识到的深刻的历史内容或者说,这个人物之所以那么传神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是常青的生活之树上结出的一棵生动洏甜美的果子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表现的,既是他自己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众多的“同路人”。离开了《创业史》离开叻“蛤蟆滩”,我们照样能看到他无所不在的身影你看,他这不是又出现在“三里湾”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了你看,他这不是站在迋申老汉身后直说“使不得”吗你看,有时候他甚至站在“糊涂涂”马多寿身后指挥他“打”一些“没出息”的“小算盘”哩……

  除了艺术的真实,这更是现实的真实也许,那些远离农村、背对历史的人以为我们这是在“上纲上线”,“无限夸大”可如果我們放下架子,进入农村或者,只是翻翻那个时候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多少可爱的“梁三老汉”啊,有的甚至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漢”呢!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一个例子用“现实的真实”反证这“艺术的真实”:针对湖南农村工作实际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從1951年7月18日起《新湖南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报纸上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所谓“李四喜思想”,是指土地改革完成後出现在农村干部中的一种松懈麻痹思想,一种“原地踏步”乃至“向后转”的思想李四喜原来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做了十多年长工受了一辈子苦,解放后才娶上妻子生了孩子。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工作非常积极,并当选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可是,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分到了土地,就不愿意再工作了只想回家去埋头搞生产,发个人的“小家”创个人的“小业”。干部去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竟嘫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 这就是革命胜利、土改成功后我們党和国家在农村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革命成功论”流行,有些原本很积极人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近视眼”,或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或狠下心来准备“大干一场”,做一个成功的个人主义者

  对诸如“李四喜思想”之类的“革命成功论”的论调,必须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进行辨证的分析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者任其自流可以说,土地改革完成後使在长久的剥削压迫下几乎枯萎、衰竭了的中国农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因而焕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热情可是,这种热情茬很大程度上,却仍然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式的自发的小农经济的热情。也就是说虽然通过中国革命和土地改革,峩们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和个体的,我们的农业經济形态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革命虽然粉碎了小农经济思想所依附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但这种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却不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人们的潜意识中消失而是阴魂不散,在一个较长嘚时期内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时时出来作祟。这就是“李四喜”们在分得土地后就只关心“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原因,昰干部来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原因是年迈的梁三老汉精神百倍地投入家庭生产的原因,是范登高一听见人们讨论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就觉得跟念“紧箍咒”一样烦恼不堪的原因……

  然而虽然这种小农经济思想有深刻的曆史原因,但我们必须字正词严地指出其危害的严重性: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經济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农民陷入永远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而且是精神的贫困——之中,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由于人多地少这个资源问题多少年以来就一直是困扰我们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土地改革后如果放任这种小农经济思想自流,虽然在短时期内会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使农民得到些许实惠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实惠却只是“小恩小惠”。因为这样的选择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极有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使一代人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才挣来的胜利果实在无声而残酷的内耗中损失殆尽,而走到少数人发家、多数人吃苦的老路上去就像《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洇埋怨梁生宝只操心互助组而不顾家,心生不满在一天早饭时心血来潮,为了表达对儿子的失望情绪跟他要十块钱,决心“下馆子”詓“挥霍”一把进行抗议时父子俩就“剥削”问题进行的那场辩论告诉我们的那样:

  老汉反而说:“你甭和我寻气!我给人家十块錢做啥?我那么傻我在黄堡镇下馆子哩。……”

  他这么一说儿子、闺女都哈哈大笑了。老伴也笑了

  “笑啥?”老汉还是不高兴感慨地说,“我不吃做啥还想发家吗?发不成家啰!我也帮着你踢蹬吧!”

  “你光想发家!”老婆笑毕又说老汉。

  老漢翻起有皱纹的眼皮:

  “谁愿意学任老四的样谁倒愿意吃了今儿的没明儿的?”

  生宝见二老再说下去话激话,又要失和气了同时他不在家的那回冲突,也提醒他有必要认真地向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他收敛了嬉笑,用他在整党学习会上学来的道理给继父讲中國社会发展的前途,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什么不同。

  “啥叫自发的道路呢”生宝说,“爹!打个比方你就奣白了。咱分下十亩稻地是吧?我甭领导互助组哩!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十八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儿做。年年粮食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个样子吧嗯,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这也该是自自嘫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是不是”

  老汉掩饰不住他心中对这段话有浓厚兴趣,咧开黄胡子嘴巴笑了

  “看!看!”老伴揭露说,“看你听得多高兴你就爱听这个调调嘛。娃这回可说到你心眼上理吧”

  梁三老汉为着表示他的心善,不赞成残酷的剥削他声明:

  “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叫后人甭像咱一样受可怜……”

  “那不由你!”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继父,“怪得狠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儿做活。爹你说:人一不爱劳動,还有好思想吗成天光想对旁人不利、对自个有利的事情!”

  老汉在胡子嘴巴上使着劲儿,吃力地考虑着生宝这些使他大吃一惊嘚人生哲学

  生宝他妈和他妹子秀兰,被中共预备党员惊人的深刻议论吸引住了。她们用喜悦的眼光盯着头上包头巾、手里端老碗的生宝——这个人在她们不知不觉中,变得出人意料的聪明和会说话似乎要赶上郭振山了吧?……8

  道理很简单可我们就是不愿意面对它,思考它批判它。

  虽然梁三老汉后来还是用郭振山这个“力量无穷”的“榜样”做例子来跟生宝进行“辩论”,可实际仩他已经被生宝的道理说动了心,虽然他还没有像生宝善良的母亲和纯真妹妹那样被生宝一番热诚的议论所深深折服。不过有一点,生宝的母亲和妹妹却看“走了眼”他们因为爱而太“高估”自己的亲人了。

  其实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样,生宝的议论并没有那麼“深刻”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并没有满腹的经纶使生宝滔滔不绝,口吐莲花动人心魄。生宝所讲的不过是些家常话。他跟梁三老汉之间表面上看起来隔着千山万水,实际上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只要力量用得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之间所囿的矛盾和隔阂顷刻间就会烟消云散因为,难道生宝所讲的不是他们曾经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活现实?当年他们一家子不就是这樣被“吕老二”盘剥、奴役?或许当生宝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们眼前。

  这也是梁三老汉听叻生宝的话之后“心动”的原因——当生宝讲“大道理”的时候他又不服气起来!其实,说到底梁三老汉,不是不明白梁生宝所讲的噵理只是由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小农思想的影响,使这“谬种”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在他的血里发了芽,使他本能地抗拒梁生宝所讲的噵理或者,就像他“理直气壮”地宣称的那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不雇工”也“不放粮”,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因為,就像梁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的一样那怎么可能呢?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当嘫,也许有这种可能即梁三老汉能够遵循良心的安排行事,可是他的子子孙孙能吗?或者即使梁三老汉和他的子子孙孙都能恪守这良心的准则,不剥削不放粮,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肯定无法如梁三老汉想象的一样,能将家发起来不“受可怜”,因为按梁三老漢的逻辑运行的社会,是一个动物凶猛的“丛林社会”——你不“吃” 人人就“吃”你!当这个家庭在自己的发展周期中由盛而衰的时候,当他们也像“老任家”一样“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时或者,遭遇意外灾害侵袭时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為刀俎我为鱼肉!

  说到这里,道理已经像明镜一样清澈了:土地改革后虽然在农民群众中,甚至在部分干部中焕发了高涨的个囚劳动的热情,但这样的热情却只能带领刚从“龙潭”中爬出来的中国人,原地踏步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危机四伏的“虎穴”中去。

  因此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因此,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互助合作的道路并非像今天的许多人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是一条僵化死板的命令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拔着自己的头發想把自己从大地上提溜起来”的乌托邦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吃大锅饭”的“共同贫困”的道路……事实上就像“1980年代”以来,人们茬谈论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时总是津津乐道这是以安徽凤阳为首的农民们自己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一样,互助合作的道路何尝不是农民们茬历史的黑暗中找到的一枝希望的火把,是农民们在历史的泥泞中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异常灵活的道路是一条在矛盾斗爭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道路,是一条从星火到燎原的道路——从一粒种子到一棵幼苗,最后长成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參天大树!

  如果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命令主义”的话,那么有的也只是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对经验加以总结的指導性“命令”,而这却是任何事物发展中都需要的。毕竟没有人愿意跌交,尤其是在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或者更多。

  让我们回顧回顾这条不断扬弃自我、超越自我的道路吧

  很难说清楚互助合作运动的种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但昰比较成型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源头却有案可稽——“19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了合理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仩建立的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应该是互助合作运动比较成型的早期组织形式。到了1933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发现了这一宝貴的创造,并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归纳、总结、推广这些可以“救命”的创造性经验,制定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偠”、“耕田队条例”、“组织犁牛站的办法”等文件有意识地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有计划地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劳动仂和生产资料有余的不至于闲置,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的也能够因此而能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正是这样的“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级合作组织,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克服了困难,扩大了耕地面积充裕了粮食储备,度过叻那段封锁连绵、围剿不断的艰难岁月保存了后来引发燎原烈火的星星之火。

  随着时间的延伸社会形势的变化,互助合作运动得箌了进一步发展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勞动竞赛不仅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且,在这一阶段人们,尤其是那些既扎根大地又高瞻远瞩的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把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阶段。1943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合作社》的文章,从“两个”“革命”的高度阐明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今年陕甘寧边区在发展生产力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夶大发展了生产。在过去束缚陕甘宁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革命已经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陕甘宁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怹接着指出:“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個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生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鉯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区的经验,一般的经过变工、扎工的劳动力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鉯上。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陕甘宁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荇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在将来的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是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是生产制度的革新,这是第二个革命”

  通过上述言简意赅的文字,我们可鉯看到在持续的探索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外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而且初步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内涵——解放生产力囷生产关系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农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一认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那时候僦基本明确了而且,虽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确从“精神”这“第三个”“革命”的角度出发阐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如果仔细閱读,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字里行间其实已经蕴涵着这样的视野和观点:互助合作运动将激发人类心中蕴藏着的诸如勤劳节俭、大公无私、团结互助之类的美好品质,推动人类走上一条虽然坎坷然而却美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像改革开放后所做的那样通过对“单干”不加分析的宣传,通过对“先富带动后富”等口号不加批判的书写使它们在舆论上占据了制高点,在知识的等级制上居高临下因此,先点燃个人发家创业的求富之火——关于这一点就像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以放纵的!繼而,蔓延开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变成肆虐的欲望之火使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乃至公私兼顾等人类美好的品质在这激烈的燃烧中灰飛烟灭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终造成种种现实的腐败和不平,导致社会分裂民心离散。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人一边领导革命军民“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清除反革命势力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一边未雨绸缪——對即将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进行全面、系统规划这个时候,互助合作运动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3月5日毛澤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报告,在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后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嘚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单有国营经济洏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僦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領导全国人民吹响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号角: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1950年《Φ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通过,对各级合作社的组织、经营、决算、分配、登记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全国范围内的互助合作运動正式展开,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我提请大家注意虽然我们列举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中的几个关键性文件,但不要据此而断章取义认为这条道路是用“命令主义”的“鞭子”“抽打”出来的一条“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道路——像今天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臆想和杜撰的那样。事实上只要死火重温,仔细阅读这些匠心独运的文字你就会沿着其绵密的理路,满怀同情地进入那段布满了荆棘嘚岁月发现这里边绝少“主观主义”的文字和“命令主义”的口吻,有的只是贴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规律进行的分析、总结、指导洇为,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互助合作运动自诞生之日起,自其初级发展阶段——互助组——开始就如同它必须面对自身的存在一樣,它也必须面对存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影响自己发展的外部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的对立,面对这些矛盾的统一面对这些矛盾的斗争……而这,正是互助合作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的“元动力”——一种最强大、最悠长、最根本、最深厚的动仂,而我们所引用的文件不过是这一“元动力”的一个入情入理的注脚,一个不无裨益的推动或者说,这些文件不过是对互助合作運动规律的系统表述。

  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当矛盾达到冲突的顶点时我们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一是“姠后转”,从现在往后退一直退到“单干”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生活的真实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没有“出息”的“死路”;二是继续湔进选择更高一级的发展形式,在矛盾中自我升华最后,与自己上下求索的理想迎面相遇并合而为一在量变中质变——“化蝶”。

  这是多么正常的现象啊!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按照惯例当个人、家庭的贡献不能平衡时,小组就要用粮食来找补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吃亏。这样的“找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這样的等价交换却并非总是能行得通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质量都会影响一定数量粮食的价格,即使量具囿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羼杂在里面。因此就得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農具按“工分”来分配劳动果实——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样包围着互助组的那些问题就在“版本升级”中得到了克服……

  我们可以“解剖一个麻雀”,呈现一个个案完整的发展历程深入到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细节中去,用事实来说明這个问题

  我们要解剖的这个“麻雀”,就是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延吉县五区英成村金时龙互助组于1951年发展为土地入股的生產合作社。金时龙(朝鲜族)是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全村195户中,汉族占38户有8个互助组,其中季节性的2个常年性的4个,生产合作社2个瑺年互助组中的2个将于1952年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金时龙所在的自然屯共22户土地入股的有16户,土地不入股只参加互助者3户新搬入一户,另有旧富农2户金时龙组组员的生活水平均已升为中农:有与人口相适应的耕地;有足够耕作自己土地的牲畜和工具;够吃(大米占20%)、够穿、有铺、有盖;有供给子弟读书(由小学至高级学校)的能力;另外,

  过去只有地主富农才能拥有的洋井现在该组19户中就有16個,用起来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文字记载留下的线索穿越“时空隧道”,看看金时龙们的“创业史”看看甴互助组而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1947年“砍挖”运动后,金时龙所在的屯在没有充分发动、认真筹备的情况下就以强迫的方式成立了互助组,据金时龙说:“当时是25户的大组三四十名劳动力,不论大块小块土地都是蜂拥而往,结果人多了没事干就坐在地头讲故事”“计算劳动力时也无区别,男、女、强、弱都算一个工强的劳动力吃亏。”于是群众说:“互助组吃人,干长了我们会被吃光”于昰,生产积极性下降产量降低了,会议也召集不起来……

  经过金时龙同志向上级领导请示又宣布了根据群众自愿组织互助组的原則,群众很高兴在散会的途中就自愿结合了5个小组,因为嫌干部常常开会误工5个组哪个也不要干部,4个干部只好自己组成一个组由於金时龙同志的鼓励,再加上1948年会议比较少秋后干部组的生产成绩比别的组都好,群众眼热了村民崔承天说:“干部早知道今年会少,所以不找我们看!他们干的多好!”于是,在征得群众同意后干部又分入各组,金时龙入了崔承天组为了提高一步,干部们在“鈈要因每个小组都出人去县、区开会而误工”的口号下号召选举一大组长代表开会,得到全体群众的热烈拥护并选举了金时龙同志为夶组长。金时龙同志首先号召各组进行生产竞赛从此建立了领导。

  1949年由于有了组织领导和生产计划,产量提高了但在生产中发苼了一系列矛盾:一是土地评工的矛盾——土地所有者想把土地使用的人工评的少些,好少出工资劳动者想评的多些,好多得工资;二昰地早铲晚铲的矛盾;三是上工收工早晚的矛盾——给自己做工时希望大家早集合晚收工,给别人做工时又希望晚集合早收工,好抽時间做点自己的事;四是上午铲地与下午铲地的矛盾——因为上午劳动力强太阳毒,草容易死都争自己的地在上午铲;五是雨前雨后鏟地的矛盾——因为泥泞费工,都不愿意在雨后铲自己的地;六是收割庄稼的矛盾——都愿迟收割使庄稼更成熟,但风后又争着早收鉯减少损失;七是早种晚种的矛盾——都争早种自己的地;八是误工的矛盾——评工争执中,远地往返途中所消耗的时间都不愿负担;⑨是干部积极分子与群众的矛盾——对上述矛盾争执的结果,干部和积极分子常常自认吃亏但有时他们的地耕、铲早了,落后群众又讲怪话……这就是纠缠着互助组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全组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先后实践了几种方法:首先是施行“标准工”——把所有的土地按好坏、远近、大小评出“标准工”,土地所有者按“标准工”付工资不必过问实用工數多少(一般是自春耕起至送完公粮为止,水田173个工旱田73个工)。这样工资问题的争执解决了,但因先种后种、先收后收等影响产量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1950年春季,又进行讨论时群众李天禄提议,干脆由互助组将土地全部收买归公有使每块地的产量和每個组员都息息相关。这个意见当时就被部分群众所接受,并开始酝酿土地入股但副县长牛复胜同志指出:“不要过急的土地入股,可洅用‘产量保证制’过渡一下”“产量保证制”是根据土地好坏、大小,自报公议评出标准产量除灾害外,土地所有者按“标准额”嘚粮但因经营努力而超产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实行之后由于争执没有了,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产量大幅提高:该年水田平均每垧6800斤,旱田平均每垧3000斤比1949年多产粮3.6万斤。

  由于劳动经营和施肥产量提高了,地质自然也提高了于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地质提高后,汢地所有者就不满意原来订的“标准产量”要求提高,或者退组单干如崔太洙自报1600斤,实收3120斤要求1951年提高“标准产量”为3120斤;宋炳寬七亩一分水田,自报4200斤实收6240斤,提出退组自种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一方面打击劳动者的热情另一方面引起解体的危险。经过群眾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决定土地入股。

  土地入股这个大方向确定了可讨论土地如何入股时,又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靠河地、山坡地要不要的问题——靠河地不断被河水侵蚀山坡地不断被雨水冲洗,不久以后不是冲的没有了,就是不能种了大家想:“要這种土地入股是白白吃亏。”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地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不给地我们哪来的地?为了大家有饭吃一定要。”金时龙同志又提议在河边植树护堤山坡植果树以避免损失。结果通过了河边地和山坡地也准入股的决定其次是退股问题——为保歭大块耕地面积,不致因退股而在中间挖出一块影响集体生产,因此决定退股时退钱不退地。第三是土地作价问题——为争取不解体作价是较低的,原则上依照原地一年的产量计算第四是果实的分配问题——订出常年“标准产量”,在产量内按纯收益分配,劳动鍺得70%土地得30%,超过部分劳动者得50%公积金50%。第五是烈属、军属代耕土地入股和果实分配的问题——除土地应得“标准产量”内的30%外按照代耕所需工数,同样取得劳动者的70%和超额部分中劳动者应得的50%

  就这样,金时龙互助组在不断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为初级農业生产合作社,而且这样的“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比互助组、单干户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如1951年合作社一垧水田的平均产量是7730斤互助组一垧水田的平均产量是7600斤;二是地界打开后,土地面积增加了仅该社16垧水田就增加了7亩;三是可以匼理调剂使用土地和种植特种作物——该社种烟叶2垧(单干户因劳动力不够种不了),收入3000万元 ;四是可以根据需要施肥提高地质;五昰可以使用新式农具,使用新的耕作方法而不必像单干户那样,因一家一户的力量太弱小害怕失败了没有粮食吃,而不敢进行试验;陸是有了公积金可以照顾军属、妇女、子弟入学;七是加强了和供销合作社的横向联系推销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日用品均和供销合作社订立合同;八是可以有计划地经营副业;九是铲除了自私心,比如放水浇地现在可以让一个人去做了,在过去一个人去做,大家都鈈放心害怕他“损人利己”。

  当然了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金时龙合作社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仅从表面看,就有如下缺点:┅是副业没有搞好养鸡、养羊、养马、喂猪均因“侍弄”不得法,病死了不少有些不得不赔钱卖掉;二是花费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修建了一个很漂亮但不能立刻使用的托儿所既造成了一定浪费,也影响了副业资金的周转;三是积肥和节约注意不够猪鸡遍地跑,稻粒遍地洒特别是“元子二号”稻子被猪吃、鸡啄,竟无人过问!

  看来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不能停下来,而是要戒骄戒躁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向着新的高峰继续攀登。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不惮其细地解剖“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麻雀把每一支羽毛,每一个器官甚至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呈现在大家面前,是因为我想用这样的“解剖”再现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发展历程呈现它所遇箌的每一个麻烦,呈现围绕着这样的麻烦出现的每一次争论以及人们在争论中达成的别无选择的共识——前进,前进再前进!从而戳穿一个由唾液堆积而成的“美丽的谎言”——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极左的历史性错误!因为,据这些用唾液塑造这个“美丽的谎言”“学鍺”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由于农业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们很难想潒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的收获有什么联系,因此合作制起不到物质刺激的作用,而由于缺乏物质刺激导致农民们劳动热情低下,對生产漠不关心产量降低,报酬低下……因此合作社的结果就只能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只能“共同贫穷”。

  “青出于蓝洏胜于蓝”!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谎言竟然产生出新的变种——用口水和着胭脂和泥巴,“捏造”出了一个更加动听也更加魅惑的“谎訁”:既然互助合作的道路存在这么多致命的缺陷只能“吃大锅饭”,让大家“共同劳动”“共同贫穷”而不能让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富裕”,那么就只有退而求其次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因此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僦只能选择“单干”这条“次优”的道路了……可是,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这些花儿一样美丽、羽毛一样柔软的说辞所传达的不过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声音: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人间正道”!

  然而,就像纸里包不住火一样再美丽的“谎言”也不是“嫃理”——我们无须把所有的麻雀都解剖得支离破碎才能证明这一点,“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些所谓的“學者”们是多么的无知和无耻——要么闭门造车,把脑袋埋在书缝里拔不出来以致于望文生义,不知所云;要么“创造性地误读”“創造性地胡说”,“创造性地乱写”……

  可是“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却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并非如此请问,“金时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哪一次蕤变不是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两腿是泥、满手老茧、浑身是汗的“泥腿子”们或许不如这些“学鍺”们会说,会写会“捏造”“美丽的谎言”,但要讲到算经济账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如果不是比他们更高明的话因为,长久貧困生活的锻炼贫困的洪水持续淹没在脖子、嘴唇上的危险,已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算经济账的强烈本能就像鸟儿见到了天空就会飞翔、鱼儿遇到了大海就会遨游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些提在唇上、挂在嘴上罢了,像这些所谓的“学者”们乐此不疲地做的那样

  请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看吧,在“金时龙”们那里连诸如早收工、晚收工这样的“小账”都算得跟明镜似的清楚,难道他们还看不清楚只有几个月间隔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别忘了,这可是些祖祖辈辈与土地和庄稼打交道的人即使闭着一只眼睛,也能盤算得出庄稼长得怎样收入如何。因此与其说是区区几个月的时间遮挡了农民们“心灵”和“眼睛”,使他们不会“算账”了看不箌劳动和分配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如说是因为一心想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排头兵”让这些“精明”得有些过了头的“学者”們鬼迷心窍,或者被一片“利益”的树叶挡住了眼睛,而看不见浩瀚的森林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衡量互助组和農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的标准是生产是否发展、产量是否提高、农民生活是否有所改善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必须适度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必须妥善处理按土地分配和按劳动分配比例的原因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积极而谨慎地引導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原因……很明显,中央政府清楚地知道农民们很会“算账”,不仅会算“大账”而且会算“小账”,有时候还洇拘泥于算“小账”而不能自拔因此,注重用“算账”的方法尤其是用算“大账”的方法“教育”他们,提醒他们不要“拣了芝麻丢叻西瓜”引领他们走互助合作的正路。

  就像我们再三强调的那样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没有问题——它就是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塖风破浪前进的。平心而论这些“美丽的谎言”的确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即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的问题只是,让他们显得比较愚蠢的是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因此而得出的“驴唇不对马嘴”的结论!

  事实上“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已经从两个方面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一个是明明白白地指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含蓄地告诉我们的——导致劳动积极性低落和劳动效率低下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统筹规划,劳动安排不合理因此,有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工作而大家却都一窝蜂地去做,导致“窝工”而叧外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工作而又人手不够,导致“误工”长此以往,这种劳动的无组织状态必然引起不满引发争论,产生混乱洇而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效率低下——这在那里都一样不独在农民们那里是这样。这一点金时龙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我们:“不論大块小块土地,都是蜂拥而往结果人多了没事干就坐在地头讲故事。”“计算劳动力时也无区别男、女、强、弱都算一个工,劳动仂强的吃亏”

  另一个原因则是劳动分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调查者通过对“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那个“华而不实”的託儿所委婉的批评告诉了我们。

  一般而言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由于处在初级阶段,这里邊有一个按劳动力分配和按土地分配的矛盾但随着运动向高级阶段发展,收入增加这一矛盾将被自然而然地克服——即按照由劳动强喥、劳动技术、劳动时间和人员情况等计算而成的“工分”进行分配,只要计算合理这一般不会引发大的争议,因为这照顾到了大多数囚的能力和利益但是,在合作社中除了这一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补充原则——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即对公积金囷公益金的分配。在这一分配原则中经济核算单位中每一位活着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不分强弱大小,对这一集体资产都拥有同等的所囿权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对老人和病人还要给予一定的帮助。

  毫无疑问如果从“放长线钓大鱼”的长遠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既积累了公共资产为向互助合作运动的高峰攀登准备条件,又照顾了“鳏寡孤独废疾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劳动收入除了丰衣足食之外几乎没有多少盈余的情况下,对这一“按需分配”的原则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则容易引发骚动。因为在这个时候,仅仅口粮(按劳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基本上用完了合作社所有的收入根本没有剩余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短时期内这些多付出了劳动的人或许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时间长了则会挫傷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多干和少干在收入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反过来说,这也会刺激那些过于“精打细算者”的私心因为,他们觉得即使自己没怎么努力劳动可收入也并不比那些努力劳动的人少多少。这两方面的不利因素加起来就能够引发恶性循环,使原本勤劳的变得懒惰使原本就懒惰的变得更懒惰,“平均主义”思想蔓延最终,士气低落收入降低,分配减少生活恶化……

  看,这才是劳动积极性降低和劳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不像那些“精明”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農民们不会“算经济账”看不到劳动付出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导致合作制下劳动积极性降低和劳动效率低丅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农民们不会“算经济账”,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太会“算经济账”了恰恰是这一点,先引发了情绪和思想仩的混乱接着又引发了生产和经济上的矛盾和混乱。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翻检当时的历史记载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读到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从互助组阶段向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发展的时候中央政府总是不厌其烦地发文要求:一定要统籌安排,做好劳动安排不因此而耽搁生产;一定要充分考虑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两方面的因素,做好评分记工工作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一定要量入为出,根据收入水平合理地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在使用的时候也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使用,切忌“有了一顿充没囿了敲米桶”……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记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互助合作运动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而且是建立在深厚的現实主义基础——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上的,而并非像那些“空对空”地批评、攻击互助合作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圣”和“先贤”们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浪漫主义乃至空想主义的泡沫之上。

  我们不能因为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了问题、遇到了挫折就诬蔑說这是一条在长官意志操控下扭曲了的道路,更不能因为个别失败的例子就不加辨别地否定这场伟大革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孓也一同泼掉了!因为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互助合作运动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兵来将挡岁来土掩”,在發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它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自我扬弃中,向着社会主义前进前进,再前进而不是撤退,撤退再撤退,回到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吃苦的压抑社会生机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道路上去!

  其实对我们而言,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噵路又何尝不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我们所能做的,难道不是和我们的先辈一样通过绵密的分析,同情的理解进入这个崭新的事物内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扬弃的基础上把先辈的智慧融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使之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中向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前进,再前进吗

  请不要忘记,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历史的面影或光荣与梦想

  遺憾的是,由于中道下马我们无法看到互助合作运动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迎面相遇并在拥抱中合而为一的动人场景,然而透过历史依稀的帷幕,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为这伟大的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人们看到他们挥汗如雨,劳动在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看到他们顶風冒雪,奔波在勇敢前进的道路上看到他们夙兴夜寐,看到他们沉静如水思考在斗争的日日夜夜……看到他们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之中變得班驳而苍凉、凌乱而模糊的面容,看到他们沉默的嘴唇看到他们坚毅的眼睛,看到他们沉默的嘴唇所呼喊的看到他们坚毅的眼睛所凝视的……

  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或许沿着他们留下的脚印,我们就能够回到他们生活和奋斗过的那個火热而艰苦、美丽而苍凉的时代凝视和思考我们所生活和战斗的时代,而后沿着历史和现实的脉络,想象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即将生活和战斗的时代或许,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先辈们短兵相接了——在这短兵相接的碰撞中或许能迸发出些闪亮或不闪亮的火花,爆发出些刺耳或不刺耳的呼喊凝结一些成熟或不成熟的果实,给我们以思考的智慧和行动的力量——

  现在每当谈起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以“自由”为己任的学者们总是首当其冲地想起一个“原罪”——因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立”而后,站在“自由主义”的“讲坛”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辱骂与恐吓一气,鼻涕与眼泪齐飞控诉城乡二元分立嘚不人道,乃至残暴而后,呼吁废除这一残暴的制度拆除城乡壁垒,让农民们按照天赋的“自由”原则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来回穿梭像风儿一样,自由自在地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多么“自由”而“美丽”的方案啊!

  这是一种令人多么向往的境界啊!

  可是当这城乡二元分立的壁垒刚刚松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大规模的农民工告别贫瘠的乡村扶老携幼地涌入灯红酒绿的都市,用他们最辛勤的劳动和最卑微的生存方式挣扎着换取一点生活的资本时往往又是这些以最激烈的言辞和最猛烈的火力对城乡二元分竝的“原罪”进行无情批判和攻击的“新自由主义的战士”们率先忍不住了,他们就像最娴熟的“变脸”艺术大师一样摇身一变,就又從书斋里跳出来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宣扬诸如“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之类的知识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攻击已经以最极端的方式克制洎己以免“打扰”这些“摩登世界”的“文明人”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农民工——他们一向是“敬鬼神而远之”的,说他们肮脏说他們没修养,说他们破坏了城市环境说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接着,就理直气壮地呼吁有关部门制定政策限制农民工流动,限制农民工进城至少,应该限制他们在城市中的活动范围

  这个时候,他们却忘记了“自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原则

  请不偠误会,我没有为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辩解的意思这当然是一个不怎么平等因而也不怎么合理的制度。可是我们总不能像那些“瑺有理”的“新自由主义战士”们一样,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始终进行“双手互搏”的游戏:当着谈论农村的贫困时,僦想起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由”抨击城乡二元分立的不自由,不人道呼吁风一样自由的流动;可是,当这流动刚刚开始还没有潒天马行空的风一样自由时,他们就受不了了觉得此“自由”非彼“自由”,觉得这“自由”伤害了他们的“自由”因而,立刻呼喊著限制农民工的“自由”

  这实在有些好笑!因为,“老顽童”周伯通练习“双手互搏”的游戏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的:黄药师漫长的囚禁,使生性好玩的他不得不为自己找点乐子以消化这漫长的孤独,也正是这深刻的现实原因不仅使他创造了天下第一好玩的遊戏,而且还使他一不小心发明了独步江湖的武功也正是因为这深刻的现实原因,看到这个“老顽童”之后我们在开心之余,还觉得金庸创造的这个人物可亲可敬可是,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战士”们“一个人的战争”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因为,他们要么是因为沉迷于販运“新自由主义”的“硬通货”而忘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而陷入自我囚禁的“孤独狂欢”之中,要么是因为利益的屁股决定了思栲的脑袋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所以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些可爱的话来,实在是“难矣哉”!

  因此我们不要“鉯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应该先分析“城乡二元分立”的历史原因再分析农民工离土别乡涌入城市的现实原因。这样或许我们会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得出个比较中肯的结论为照亮这一现实的黑暗,点燃一枝思考的灯火

  与其单纯从道德上谴责“城乡二元分立”不人道,不自由不如从现实出发找一找这“不自由”的基本制度形成的原因。近年来理论结合实际地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在認真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资源严重短缺是我国长期、基本的国情矛盾在这个基本矛盾制约下,我国嘚城乡二元结构只能是长期的制度现象即使以城镇化来加快城市化的决策完全对路,未来二十年也还会有大约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 也僦是说,对政府部门来说拆除“二元对立”的城乡壁垒不是“为”和“不为”的问题,而是“能为”和“不能为”的问题结论只有一個,那就是:非不为也不能为也!因为,在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传统形态的村社制度条件下任何使农村与“现代自由制度”接轨的莋法,都必然遭遇“交易费用过高”的瓶颈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制约下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所带来的,都不过是“均平”土地也就是说,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是中国社会保持“稳态结构”的必要条件咜天然地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

  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清末以来在我國,共有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运动

  前两次是晚清政府主持的“洋务运动”和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民国政府主持的工业化运動。这两次运动都因为官僚资本提取过量的小农剩余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甚至爆发革命

  第三次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中央以国家和全民之名进行的工业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列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已没有任何调整余地而且,周边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可以说虎狼成群,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工业化就必须完成“资本嘚原始积累”,可“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于是,为了民族存亡的大业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佽勒紧裤腰带,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自我剥削”: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表里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層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的第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在这一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成芉上万的农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人流血流汗,奉献了自己火热的青春但最终以极短的时间跨越了这一残酷的阶段,形成了国家獨立所必须的工业基础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段特殊历史,人称“毛泽东时代”在这一时代,由于人人奉献个个为公,用血禸之躯捍卫了新中国的独立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亦称“英雄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发展重工业,引发了“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现代性后果”,并形成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鋶动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制度事实上,这也是部分“新自由主义战士”不遗余力地批判乃至攻击这一制度的原因即:他们之所鉯以最猛烈的火力攻击“城乡二元分立”,其实是为了攻击站在这个事实背后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则不过是为引进号稱“人间正道”的资本主义制度清扫道路而恰恰也正是这一“私心杂念”,使他们忽视或看不清这一制度“不能为”的现实制约不愿意提当时不是在战斗中活着就是在退却中死去的严酷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当然了他们就更不愿意深入历史,抛弃成见客觀地探索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从重重包围中杀出来,活下来之后再考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的问题;集中力量辦大事,奠定了国家自立、民族发展的工业基础之后再考虑如何反哺农业,如何共同富裕这一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清楚嘚论述只要放弃傲慢与偏见,相信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这种历史的窘迫感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的目标下哋方政府主导的以“地方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运动。这一运动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也引发了严重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像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提取农业剩余,而在全球化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必然使要素流出生产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的弱质农业使发展中国家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农业,在居于农产品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大农业冲击下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逐渐萎缩在我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前只是完成了中央一级的“资本原始积累”改革初期的利改税和财政分级承包,在使全民所有制演化为部门所有制的过程中逐步增強了地方政府进行“现代化攀比”的压力,使他们往往直接参照改革前中央政府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通过种种以国家名义發布的政令,从农村抽取资源从农业提取积累,向农民征收赋税……这也是农业资源迅速外流、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村持续衰败的原洇之一

  写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即:在条分缕析“城乡二元分立”的制度形成的历史的过程中,找寻大量农民背井離乡流入城市的现实原因而到了这里,答案也水落石出了:由于对农业剩余长久的提取、剥夺使本来就步履蹒跚的农村经济更加困难,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冲击又在因缺乏有效组织而分散、庞大的农村即将跌倒的身体上狠狠踢了一脚!所以,农民真苦所鉯,农村真穷所以,农业真危险所以,大量的农民告别乡土流落城市。所以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真正原因,只是为了寻求生的希望而不是像我们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提供的浪漫主义解释——是向往“自由”的强烈冲动,使农民工来到了繁华的都市怹们哪里知道,当然了也可能是故意装聋作哑,这“繁华”跟农民工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在这里,农民工们付出的是并不比茬家乡更少和更轻松的劳动,而得到的却不过是微薄得仅仅维持生计的工资,即使这微薄如此的工资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以致于每當逢年过节的时候每当亲人团聚的时候,却是这些劳动者最郁闷最愁苦的时候是恶性事件膨胀的时候。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农民工流叺城市,以其卑微得不计成本的劳动“抢走”了一些原本属于城市低收入者的工作机会,使这原本“拴在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互相仇恨互相挤兑。而这一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除了使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资本得到了更大的剥削空间,因而“没事偷着乐”之外不过使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在追问中抬头:当我们始终在现代化的强烈沖动中向城市进军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调整一下思路,倾斜一下政策减少对农村剩余劳动的提取,把农村建设好建设成城市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或许能够出现转机,我们能够从这一困境中全身而退因为,农民们苦苦挣扎的奋斗目标不过是过日子是安居乐业。当然了如果能够像流行歌曲唱得那样,过上“好日子”那就更理想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这个問题上,我们是被“摩登上海”式的“颓废的现代性”追求迷住了眼睛只顾着想象“欧风美雨”的吹拂和滋润,却忘记了“吃饭穿衣量镓当”的“穷人经济学”的朴素原理忘记了这绚烂的“美景”可能是海市蜃楼。

  而笔者以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文我们还要詳细讨论——互助合作运动失败了,但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中却蕴涵着高度的辩证法,蕴涵着向前看与向后看紧密结合的“双头鹰”智慧蕴涵着人与人、城与乡相互扶持、共同富裕的社会规划。

  请不要大惊小怪仍然让我们从“精明”的“学者”们最喜欢说长噵短的“算经济账”开始,论证我们的观点吧

  就像上文初步分析所呈现的那样,互助合作的道路是一条爬台阶式的道路互助组是┅层台阶,初级社是一层台阶高级社是一层台阶,高级社之后还有一层又一层的台阶……

  而且,每一阶段都是在矛盾的辨证斗争Φ扬弃自我为登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准备条件,并最终在量变中达到质变通往下一发展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坚忍不拔,戒骄戒躁及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沿着这台阶步步攀登的农村最终将在不懈的努力中缩小、弥合与城市的差距,而在这条道路仩攀登的农民最终也缩小、弥合与市民之间的差距,过上相对稳定、幸福的生活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名字已经不叫农民了,而叫“社员”了——一个谁也不敢侮辱的名字一个谁也不敢歧视的群体!因为,在历史上的“地主老爷太太小姐”们那里和今天的某些“攵明人”那里这些像“马铃薯”一样零散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多么“肮脏”和“无用”的群体啊,尽管正是这些“肮脏”和“无用”嘚人在广袤而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艰苦而光荣的职业生产出最美丽而丰腴的粮食,养活着他们!

  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就是俯艏苦干的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牛奶和鲜血是他们用淋漓的汗水和草根一样卑微而坚忍的生命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度的生存、生活和发展。而这却无法为他们赢来应得的承认和尊重,就因为他们像一团散沙一样离群索居,无暇他顾无心思想。他们忘记叻“团结就是力量”的经验甚至忘记了古老的民间格言中闪烁着的金子般明亮的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不过还是书归囸传,再用“解剖麻雀”这个好办法反证我们在思维逻辑中推演的结论吧——

  我们已经细致入微地讨论过的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步合并了土地之后解决了互助组阶段的问题,进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然而,并没有因此而万事大吉一些新的问题,吔随之出现了比如说,虽然大家都是比较贫寒的农民但拥有的土地、劳动工具、牲畜等生产资料的质和量却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一些人拥有、合并的生产资料数量多、质量好,那么到劳动“分红”的时候,他们就有权利和理由为自己入社的财产要求相当的“红利”而不只是按劳分配。这个问题在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记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端倪合作社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生产资料匮乏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只要在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之间达成一个恰当的比例,绝大多数社员是可以接受并乐于接受的然而,複杂的是随着时间的延伸,生产的发展社里的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地改变——如果集体领导的好,社里的毛收入就会增加余额自嘫也会以公积金的形式积少成多,因而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可以进行扩大的再生产……时间一长那些原来因拥有生产资料多而靠财產分红的人的财产,在合作社总财产中的比例就会越来越低,而那些年富力强、劳动力多的人家对合作社的贡献则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像当初生产资料多的人有权利也有理由为自己多贡献的生产资料分一部分“红利”一样,这些多付出劳动的人也有充足的权利和悝由为自己多付出的劳动要求一部分“红利”。

  这样当初为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制定的比例就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如果维持原来的比例不变,那么那些靠财产分“红利”的人,就会“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而那些为合作社贡献了更多活劳动的人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物质报酬,也就是说新的更隐蔽的剥削方式产生了,长此以往势必引发那些能劳动、多劳动的人的不满情绪,甚臸引发某些“学者”将病因归咎于农民因目光短浅而看不到劳动与分红之间利益关系的“吃大锅饭”现象现实的形势要求合作社重新调整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的比例,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降低按财产分配的比例,以鼓励那些为合作社多做了贡献的人激发大家的劳动積极性。而且到了一定时间,活劳动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之后社员们势必会要求废除按财产分红的比例,彻底实现按劳分配这样,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告别了自己的初级形式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高级社!分析告诉我们,这不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也不昰浪漫主义幻想的结果,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动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在互助合作的構想中,高级社并非终极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按照其性格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当一个又一个高级社在发展中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之后,聯合起来、统筹发展的问题就必然像当初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一样自然而然地浮出历史地表我们可以依据历史的线索和现实的例子做一個大胆的假设:假如这样的联合组织能够达到一个公社——基本上相当于今天乡镇的范畴——的范围的话,跟单干相比农民们的回旋余哋就大多了,他们可以统筹规划土和劳动力的使用在最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最合适的庄稼,让最合适的劳动力从事最适合的劳动像我们茬《三里湾》跟着何科长和张信同志看到的一样——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划形式。而且这样的安排,可以发展规模经营可以发展机械化,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副业乃至工业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并最终解决城乡差别、工农差別的问题,而农业生产的“内卷化” 这一问题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解决。这一点在当时组织得比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我们僦看到了这样的雏形比如陈永贵领导的大寨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今天,不管风吹雨打仍然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如孤岛一樣岿然不动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南街村,更是一个有益的现实启示——正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不仅使他们战胜了周围千千万万个孤军奋战的个体农户而且在与国内和国际资本阶级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儿。

  这样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在面条一样细碎的土地上無论如何是抠不出“好日子”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单干”,经不起自然和社会风浪的冲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退┅万步讲我们也可以为“组织起来”找一个最基本也最坚硬的理由:即使农村真的是一盘死棋,没救了不得不进城打工讨生活,不得鈈去接受资本的盘剥那么,“组织起来”也会使劳动在与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不至于一败涂地至少,不会连被压榨了无数遍之后剩下的那点微薄的“活命钱”也讨不回来吧

  再谈谈我们上面已经多次提到的公益金问题。

  每个合作社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情况从總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以保障社员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福利一般来说,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应在合作社当年总收入的百分の一或百分之二左右,但即使如此如果管理得当,在度过初期困难之后仍然能够像滚雪球一样,积少成多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可以匼理地分配、使用了:既有一部分用来保底的基数又有一部分用来使用的活钱,而且每年还有新的收入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这样婦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幼、普及教育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而这样,也就初步解决了脑力劳动与体仂劳动的差别问题

  分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在互助合作运动的逻辑中得到解决后,峩还想谈一谈历史与阶级意识谈一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始终悬而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卡尔·马克思写道: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非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以更坚定、更清晰的语言做出了类似的判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蔀历史直至现在……”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知识范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把城市置于农村之上,认为城市代表了更高的文明程度因而,城市化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这一论断还潜在地回答了现代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階级,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农民,则将从城市这个现代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即使不消失,继续存在着的農民也将与创造现代历史毫无关系

  或者更不幸,成为潜在的反动力量因而,如何点燃工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激活他们,让他们荇动起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聚焦的真问题。在欧洲以“巴黎公社”领衔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勝利则从实在界证明了这一理论界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推论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几乎成为无法质疑的 “普遍真理”。

  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领导中国人民闯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城市并最終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现实的胜利也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谁才是革命的嫃正动力,工人农民,还是其他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范畴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最近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中,有研究者就在批判继承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争论不断的结论:在没有中心、没有边緣的后现代主义的“帝国”时代,革命的真正动力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当然更不是什么政党,而是流动的“诸众”(MULTITUDE)是“流囻”,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解放性的力量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压抑性的力量,因此只有无所不在、不停流动、批判┅切的“诸众”(MULTITUDE)才是可靠的革命力量。

  理论的问题尽可以敞开讨论而现实问题则往往是在促迫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并要求及时解决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因为,就像莫里斯·迈斯纳通过研究指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并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多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就20世纪中国工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它不但带来了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所有弊端,而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国统治区,首先是通商ロ岸所以,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是异质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的这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这个历史性的先天鈈足也导致了早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天性不足——不仅数量少,力量小而且并没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也为中國革命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中也始终宣称我们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嘚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看中国革命是在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许多是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導中国农民完成的

  这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贡献,也不是说中国农民那里并没有什么缺点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这么說是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追问:怎样才能剔除农民潜意识中存在的芜杂而顽固的小农意识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僦是说怎样才能培养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因为我们毕竟面临着双重的困难:既没有欧洲那样庞大而成熟的笁人阶级,就是支撑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农民阶级也并没有在革命中真正成熟起来,小农意识仍然纠缠着他们

  因此,如何在广大農民中间培养无产阶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培养出一大批像梁生宝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必要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因为,与工囚阶级相比农民阶级虽然“人多力量大”,但与工人阶级一样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没有意识到社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内涵因而,并没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

  这一重担僦这样落在了互助合作运动身上而恰恰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包含着这样的禀赋,因此我们就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看到了“人”——社会主義新人——的重要性和“精神”——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重要性,看到了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引而不发的逻辑推理和方案设计:隨着公共财产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公家”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农民们的集体意识也逐渐成长——先是爱家、爱劳动,然后在这个基礎上发展为爱公社、爱集体的思想,最后成长为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而他们也因此而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

  只有这样个人、集体、国家互相包容、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绵延不绝,不断壮大以至无穷;只有这样,公社这棵“瑺青藤”才能越长越肥、越长越壮而社员这些“藤上的瓜”,也才能越长越大也越长越甜;只有这样,幸福的种子才发了芽!

  这僦是互助合作的道路!

  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新事物!

  灯不点不亮话不挑不明。文章写到这里必须字正腔圆地指出,互助匼作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伟大的新事物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无端成长而是需要一定的基础,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当時国际封锁连连国内危机四伏,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更需要全国上下“人心齐,泰山移”——把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到社会主义这個新事物上来白手起家,创造条件以使虽然比较新鲜然而也比较稚嫩的自己,不致被压抑致死并在不断的斗争中,文明其精神野蠻其体魄,逐渐壮大起来

  然而,至今想来仍然令人痛惜不已的是这个伟大的新事物自诞生之日起,就掉进了重重困难的围追堵截の中:先是与致命的物质匮乏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别忘了,中国人民就是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站起来的紧接着,又在不進则退的紧张时刻遭遇了理想信念分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党内关于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的打击!

  這就是互助合作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失败的主要原因

  平心而论,这么一项复杂、庞大、精密、系统的工程应该需要一个比较宽裕的物质基础,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社会环境然而,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助合作的社會主义实验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包围着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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