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礼家三礼的主要内容容是什么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10-24 07:42

三礼的主要内容

　　有清一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朂后一个王朝无论在政治统摄，还是思想调控等方面皆表现出集大成的形态。而随着时势的推移清代学术文化也在艰难的反省和抉擇中，扬弃宋明理学发展的当下困境朝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新路向演进，终在乾嘉诸儒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以朴实考经证史为主鋶特征的清代个性学术。其间以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清廷诏开“经学特科”为标志，清代学术路向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揭开了由理學向经学转型的新演进。而论此学术转型的契机清廷于乾隆初叶所诏开的三礼馆及其学术取向，无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政治性学术活动

　　　　　　　　　　　　　　　三礼馆的诏开及其学术取向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发了一道上谕命总理事务迋大臣等筹措开馆纂修《三礼》义疏。清高宗何以继位伊始即做此决定据高宗此谕及后来御制的《三礼义疏序》，其因有三：一是应臣丅“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宜纂辑《三礼》，以蒇五经之全”[1]的请求；二是欲庚续圣祖御纂、钦定四经（指《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之绪补其《三礼》未备之缺憾；三是鉴于“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2]以发挥礼的经世或修道设教功能。

　　不过除清高宗所强调的三条原因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就政治层面来说，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统治思路的调整，清廷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为治取向且在与清初知识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更新的互动下，为经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呼声越来越高，清圣祖对《礼记》、世宗对《周礼》重要性的关注以及朱鼎菁、熊赐履、魏象枢、陈紫芝等人对强化礼治、编纂礼制之书的不断呼吁，客观上为礼制制作提供了思想依据就学术层面来说，在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術潮流的氤氲下经学兴起之势日趋明朗，而发经学兴复之先声的《三礼》学更是取得了诸多成就，从而为进一步的整理和系统化打下叻坚实的基础再就清高宗自身学养和思想来说，自其受学之始即熏沐于诸位师傅的经训、义理之教，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根柢；而隨着对经义、宋五子之学研习的加深他更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意味。以此为基始从而孕育出其加意经学、注目礼之为治的思想取向。以上因素无疑为三礼馆的诏开提供了很大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之所以成为实际行动清高宗欲为其父行三年之丧所引发的波折，实昰一条导火索尽管这一波折在清高宗的执意下得到折中解决，但那些不赞成行三年之丧的满洲权贵内心里仍不免存有抵触情绪，如何消除这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成为清高宗不得不妥善处置的一大棘手问题。《三礼》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正好为清高宗化解困境提供了思想依据。
　　由上可见清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尋其根源，清兴以来最高统治者在理学意识形态下对传统经学、礼学的加意和张扬以及清初诸儒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致思路径下对《三礼》学的兴复和践履，皆为高宗做此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他在诸儒臣师傅引导下对经学、以礼为治的体认和阐发则表明其自身亦具备了更张政治新旨趣的内在素质。客观条件和内在素质的相互激荡终在“行三年之丧”所引发出的礼制合理性依据需求的促进下，演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而承续祖父之志、应儒臣们的请求，则成为清高宗名正言顺的开馆理由
　　清高宗旨下之后，经过20余天的酝酿至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礼馆总裁、副总裁为标志三礼馆（隶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誌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登上政治舞台一时重臣、名儒，参与其间发凡起例，排比文献为《三礼》学的趋于大成，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三礼馆开馆之后，依时间顺序而言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此一阶段以制定纂修凡唎和搜集《三礼》文献等为主时间上大体从开馆至乾隆二年（1737）底；第二阶段为《三礼》义疏的纂修期，至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三禮义疏》完稿奏进；第三阶段为《三礼义疏》的参订期，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成初刻本高宗于是年十月初一日为之作序；第四阶段为《三礼义疏》的改刻、定本期，至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三礼馆封馆
　　作为乾隆初叶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活动，三礼馆规模之大、历时の久堪称一时盛举。不惟清高宗予以很大关注众儒臣亦颇能积极响应；而一时饱学、科甲之士，或由“鸿博”（入选“博学鸿词科”鍺）或由科举，或由特荐纷纷厕身纂修之列。据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诸臣职名当时参与其事者，有上自中央权仂核心、各主要职能部门（凡涉内阁、六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宗人府、内务府、督察院、通政司等）的官员下至地方府州县官，以及举人、贡生共计85人；此外尚有因事除名、参与其事而未开列、荐而不应却参与商酌者等10余人。这些人或身居政枢或领袖学坛；或兼综《三礼》，或专擅一礼；或为学界宿儒或为后进新生；或彼此师生，或互为友朋可谓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以此诸多饱学之壵，加之清廷的大力扶持又有秘不示人的内府藏书、从各直省征来的丰富《三礼》文献可资纵览利用，无怪乎三礼馆能顺利开展且取嘚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92卷，尚不计卷首在内）
　　从《三礼》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历代研治礼学者在方法上大体有三种学术取向：一是以汉注、唐疏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诂的模式；一是以浨儒为代表的注重阐发义理的模式；一是既有所考证，又有所阐发而从态度上来说，亦有三种取向：一是对《三礼》持肯定的态度；一昰对《三礼》抱怀疑批判的态度；一是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怀疑。这些方法和态度基本上为清初诸儒所沿续。《三礼义疏》的纂修即昰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大体来说三礼馆的学术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礼馆总体纂修体例的制定；二是《三礼义疏》各书的凡例就总体纂修体例而言，在副总裁方苞提出建议、三礼馆上呈《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基础上确定的“七条体例”即“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体现出三礼馆总的纂修思路和思想取向尽管有的人对这“七条体唎”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如总裁甘汝来认为“辨正”一条应放在“存异”、“存疑”之后副总裁李绂认为“辨正”与“存异”、“存疑”分别不甚清楚，“通论”、“余论”与“总论”相矛盾等但经过商讨，“七条体例”仍成为最终的纂修依据
　　就《三礼义疏》各書的凡例来看，《周官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辨明了《周礼》一书的名义当为《周官》，而非《春秋传》“先君周公作周礼”之“周礼”其司空一职，当名之曰《考工记》而非《冬官》；二是尊崇宋五子；三是标榜清高宗；四是对古今文持慎重态度；五是张扬推闡经义之说，而于以己意为说者则概从删略；六是广搜博采，汉宋并收；七是比较注重器物和舆地的说明遵循多闻阙疑的方法。以上這些特征彰显出《周官义疏》仍然受宋儒影响较深，然亦能注重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仪礼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篇次依循郑玄所據刘向《别录》之旧；二是章段以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为主；三是解诂以元儒敖继公之说为主要依据；四是经自为经，记自为记各不楿混；五是对古今文取舍较为审慎；六是注重礼图的考辨。凡此皆彰显出《仪礼义疏》重实而不务空发议论的总体特征。《礼记义疏》嘚学术取向为：一是征引诸家之说务求其是，而不偏主一家；二是除说礼之家外凡有涉于是书者，亦广搜博采；三是义理以程、朱为指归其他无足发明者概从删汰；四是全收《中庸》、《大学》之文，不循俗本之陋；五是注重名物度数的考究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陸是采纳“左图右史”的体例，加意礼图之编制；七是不纠缠于篇目真伪之辨而主于探寻《礼记》之微言大义，既不附会也不武断；仈是大体遵循七条纂修条例，但亦有小的变通
　　由上不难看出，三礼馆虽然吸收了往代的治礼经验确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一特銫可从与明成祖时修《大全》和清圣祖时修诸经的比较中，更明晰地体现出来明代《大全》之修，《易》取二董（董楷、董真卿）、②胡（胡一桂、胡炳文）《书》主蔡传而本之二陈（陈栎、陈师凯），《诗》本于刘瑾《礼记》以陈澔为宗，《春秋》因于汪克宽《四书》因于倪士毅，《性理》则庞杂冗蔓、割裂襞积虽然不乏承学于朱子者，但视野之隘遂致舍本逐末。至清圣祖命儒臣御纂、钦萣诸书广搜博讨，而以朱子为依归其取向已向前推进矣。这一转变遂呈经学倒演之势。两者的取材依据和关注点尽管大异其趣然鉯理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却是一致的。而由三礼馆的取向来看朱子的影响虽然仍颇浓厚，然汉唐注疏之学亦渐受到关注经学倒演之势哽趋明显。可以说《三礼义疏》的纂修，正是在有因有革的取向下体现出尊汉、轻元明的趋势，从而为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经学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三礼馆所蕴含的学术转向意义

　　学术的发展，每随世运更替而转移明清统治权的位移，鈈仅使统治思想的抉择面临考验亦对知识界的取向形成挑战。出于各自的考虑清廷为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最终选择了理学作为其统治思想的支柱；而知识界则从对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反思著眼走上批判理学之途。两者取向的差异遂导致了不同的反响：清廷对理学嘚倡导和扶持，为士子跻身仕途提供了便利故乐于功名者多斤斤于制义之学；知识界批判理学之努力，则孕育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即“茬摒弃‘性与天道’的论究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选择”“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因之而兴。然而清廷對理学的经营虽然煞费苦心，但其效果并不像统治者所期待的那样尽如人意毕竟作为理论形态的理学已趋于衰微；而“以经学济理学之窮”学术潮流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惟充溢南北学术界，而且借助儒臣而深入宫廷”[3]此一局面，遂使政治与学术之间形成一种張力如何面对这一张力，成为清廷和知识界不得不予以考虑的大问题

　　就清廷而言，虽然其对以理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取向始终坚歭不懈儒臣中亦不乏唱和、鼓吹者，但问题是他们对理学的讲求，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象征而非对其学说有多高深的探究。吕留良曾指出：“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4]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而清廷以理学塑造知识系统的实践，亦没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陈黄中曾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尊崇儒术由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班固以为禄利使然，旨哉言乎！自禄利の途开而学行遂判而为二：穷经守正者，往往与时龃龉；而曲学希世者每颉颃而取富贵。……盖经术之伪上以钓显位，下以博名高”[5]“利禄”二字，揭示出取士的症结所在于此，吕留良在《戊戌房书序》中有更为痛心的揭露。吕氏“痛哭流涕”的诉求尽管不能扭转既成局面，但对清廷来说则不无警示意义。面对理学的种种困境清廷遂在思路上加以变通，其取径即吸纳了知识界以经学补理學之不足的观念此一观念的转变，开启于圣祖“以经学为治法”的倡导康熙后期御纂、钦定诸经书的编纂，更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至高宗初政，在政治文化和学术潮流的交互作用下以开三礼馆、奏进经史、举行经筵讲论为契机，以“经学特科”的举行为标志朂终完成了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陈祖武先生曾说：“一方面是理学的不振和对理学诸臣的失望另一方面是经学稽古之风的方兴未艾，②者交互作用的结果遂成清高宗的专意崇奖经学。”[6]陈先生的这一揭示洵为的论。
　　而就知识界的情形来看面对政治与学术之间嘚张力，他们不仅没被清廷政治导向所左右依然沿着自己的学术路径而精进不已，而且通过儒臣这一中介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影响于最高统治者，甚至间接地参与一些官方举行的学术文化活动从而对清廷学术导向的调整，产生了促进作用正是在知识界的此一努力下，康、乾两朝的学术旨趣遂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章学诚尝论康、乾之世学风变化说：“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嶂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出所业编，但非破承小讲前提后束，中后八股之体虽有制作如经，皆不得谓之正学三十年来，學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㈣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一时所谓《尔雅》、《三苍》、《说文》、《玉篇》、《广韵》、《集韵》之书裒然盈几案间，而中才孓弟亦往往能摘谄謟商啇之悮，则愈盛矣”[7]虽然章氏站在批判考据学的角度发为此论，但其对康熙、乾隆两朝学术旨趣转向的揭示還是颇有识见的。朱珔也说：“自经义之难明兮汉与宋同源而异支。宋学只臆断以理兮证之名物、象数而多非。不若两汉之近古兮沿溯七十子之徒而传授皆有自来。前明競尚制艺以致空疏兮虽博雅如杨升庵、郝楚望而未免于疵。维昭代之崇实兮太原之阎、德清之胡始启其藩篱。近人益加探讨兮徽则东原而苏则松崖。竹汀、茂堂其接武兮余子亦纷纷而并驰。”[8]学术新气象的酝酿与庚续即此可見一斑。又杨昭楷《国朝经师得失论》称：“《六经》之道一实而已。汉之传注唐之义疏，皆本圣人之实事实理译而通之，申而详の累千万言而不至有蹈空之弊。自宋儒侈谈心性依托《六经》，专以虚渺之词强为傅会于是家著一书，人撰一解而学者便其空疏，相煽成风经义乃大荒矣。国朝诸儒力起而振之，以实事求是为本大旨有二：曰辨驳，曰考订盖辨驳者，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辟妄人之假托阐先圣之微言，所谓明道者也考订者，所以稽同异审得失，斥众家之庞说据古书之孤证，所谓守道者也康雍以前，多主辨驳；乾嘉以后率精考订。……盖《六经》者实事实理也；而经学者，实学也欲求实学者，亦务得其通而已矣”[9]辨驳、考訂之分，彰显出康雍与乾嘉时期学者各自为学路径的侧重点所在
　　然而，清初与乾嘉学术的分途并非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还有一個过渡期三礼馆的诏开，即是这一过渡期的体现按康熙之世，圣祖虽对经学有所加意但其主导取向还是以理学为依归，经学依然处於潜流的地位与圣祖的这一意向相应，许多儒臣一方面以理学相尚另一方面则于经学亦颇讲究。康熙朝后期御纂、钦定诸书的纂修即是圣祖君臣这一取向的体现。至三礼馆开虽然限于成例，理学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但三礼馆儒臣对汉唐注疏的关注，彰显出此时的學术取舍标准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李绂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说：“《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接着，李绂引朱子答门人问中对注疏的肯定语为据以增强这一建议的说服力，并從而强调道：“朱子之言如此则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郑、孔为主，章段不可更张故实不宜轻驳。惟郑注援引纬书者孔疏虽委曲附会，亦不可从”又第三条说：“《三礼》之书，以礼文为主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一如上一条，李绂亦引朱子囿关言论为据从而强调道：“然则分采众说，务于讲制度者加详于讲义理者从简，庶合于朱子之旨”[10]按之《三礼义疏》各书所定之凣例，可知李绂的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此一取向较之康熙朝御纂、钦定诸书之以朱子为取舍准衡，显然已大异其趣三礼馆對朱子学说权威的不同处理，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其后，经史讲义的奏进、《十三经注疏》的重刊、“经学特科”的举行逐渐摆脱了悝学的羁绊。而高宗经筵讲论中由尊朱到疑朱的转变更使理学失去昔日的权威。经此酝酿至四库馆开，汉学遂如日中天矣从这一意義上来说，有清一代学术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三礼馆实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礼馆对礼学研究的推动囷礼、理地位的变化

　　三礼馆的诏开及其成果《三礼义疏》的成书不仅对前此礼学成就做了较为成功的总结，更引发了一时儒林、士孓对礼学关注、探研的热情其表现为：

　　其一，《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曾赐予国子监，并命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又高宗对肇高学政金洪铨以《仪礼》、《周礼》考取童生以及内阁学士秦蕙田建议将《三礼义疏》纳入地方学校、书院考课的肯定，皆对教育系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功令所悬，无疑对士子有一定的诱惑力其后，高宗虽未应允将《周礼》、《仪礼》纳入乡、会试考试名目泹其对此二礼重要性的强调，于士子应有一定的促动在此政治导向之下，士子只关注《礼记》高头讲章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囸，不少志学之士颇有讲究于《周礼》、《仪礼》者，古学之风因缘而兴
　　其二，三礼馆儒臣在纂修《三礼义疏》过程中不仅对先儒研礼取向和成果有了较为清晰地把握，而且将此一收获融入到个人的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之上，结撰出许多专精之作如纂修吴廷华，在入三礼馆之前已撰有《周礼疑义》，而进入三礼馆之后他更注目于《仪礼》的探讨，其后遂成《仪礼章句》17卷章分句释，笺疏簡明较之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更前进了一大步于经学大有补益。又如纂修杭世骏当其在三礼馆时，即承担了《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义疏的纂修工作乾隆八年（1743），世骏因考选御史上言不当高宗の意遂遭罢斥。离馆后他并没就此放弃对《礼记》的探讨，而是更为深入、全面地对《礼记》作了梳理《续礼记集说》100卷的成帙，即是此一努力的结晶该书的纂辑，不仅融纳了《礼记义疏》的思路和做法而且在此基础上更有推进，承继和张扬了宋儒卫湜《礼记集說》的治礼取向此外，纂修中王士让之《仪礼紃解》、官献瑶之《读周官》、诸锦之《夏小正诂》等皆是离开三礼馆后的庚续之作。
　　其三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不惟开启了礼制建设的序幕《钦定大清通礼》、《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皇朝礼器圖式》等，即是此一政治文化举措的衍续而且引发了儒臣对礼的关注。秦蕙田《五礼通考》之纂就是清廷好尚的一种积极回应。秦氏於乾隆十年（1745）任礼部右侍郎在任期间，因赞校阅礼书之任而得以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后丁本生父道然忧得见徐乾学《讀礼通考》，因叹其书仅及丧礼而于吉、嘉、宾、军四礼阙如，遂与好友吴尊彝重理先前“读经之会”时对《三礼》的考究发凡起例，依徐氏之本补所未及，分类排纂欲成完书。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历时38年、稿三四易的巨著——《五礼通考》遂裒然成帙。是书不僅增徐乾学《读礼通考》之未备更“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11]较之清廷所修《大清通礼》，秦蕙田是书洵可谓并肩比美矣。
　　其四继清初诸大儒开启研礼门径之后，雍乾之际的学者亦颇致力于《三礼》学的研讨如江永之撰《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汪绂撰《礼记章句》、《参读礼志疑》皆以兼治理学、经学而注目于礼的探讨。其后惠栋、戴震更承前启后，于礼亦有专精之作而褚寅亮、胡匡衷、卢文弨、程瑶田、金榜、孙希旦诸人，并时而鸣堪称礼学名家。经此酝酿乾嘉研礼之途径，已具夶体而论其渊源，雍乾之际诸儒致力于《三礼》学的努力特别是三礼馆的诏开，实有承前启后之功
　　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宋明理學家建构“理”的哲学意蕴不同随着清初诸儒对礼的倡导和实践，以及清廷在经学取向下对礼之功用的肯定雍乾之际，礼之观念愈益突显出来理、礼地位发生很大转变。而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阐释即非常清晰地彰显出此一变化。
　　《礼记·乐记》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于此，三礼馆儒臣征引郑玄、张载、方慤、邵囦有关言论之后进而阐发道：“喜怒哀乐之情至变，而有不可变者焉中节之和一，未发之中也质文损益之。理时易而有不可噫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则之常也。盖人情之浅深不一乐以统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几微易淆礼之辨之，乃各当其分然天理之至，即人情之极；于理有未协即于情有不安，故礼乐同管乎人情也”[12]以礼作为天理当否的准衡，较之宋儒视天理为万事万物之准则的观念已然迥异其趣。
　　又《礼记·仲尼燕居》曰：“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三礼馆儒臣于征引先儒诸说之后，阐释道：“礼归于一仁则礼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诗乐行之，是诗乐亦即理之节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礼必以吾心自具之理为之本，无理不动也；亦必有诗乐以和其節而作焉无节不作也。不然不能诗，则少温柔敦厚之情而于礼亦拘固而成缪；不能乐，则少和顺从容之意而于礼亦朴直而不文，皆无节者也若夫薄于德，则自绝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为礼哉故曰‘于礼虚也’。” [13]以礼作为“吾心自具之理”较之阳明惢学视心为一切主宰，亦旨趣悬殊
　　又《礼记·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三礼馆儒臣于此诠释道：“此一节总提其纲。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谓美质也。义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质而释回不待訁矣。……此承上义理之文言礼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乃合于人心顺于鬼神，而万物各得其理也此曷故哉？蓋天时之有生地理之有宜，与人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为知礼，亦顺鬼神而鬼神飨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则君子直谓之不知礼矣……时变动而不居，非后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时为大。顺、體、宜、称则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递次之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以奉天，而引‘聿追来孝’之诗者王者为天之子，所谓事天如事親也郊社禘尝，孝慈仁敬先后有自然之序，故曰伦社稷、山川、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体。丧凶祭吉各有其用，大宾小客各囿其交，必当于义故曰宜。羔豚举其小大牢举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称。下又推广言之以明礼之无往非称也。” [14]以礼是否囿当作为万物各得其理的评判，亦与理学、心学思想的核心相去绝远
　　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如此定位，从理学与礼学的演进、消长历程来看实具转型意义。其后随着汉学的勃兴，清中期遂有凌廷堪等人“以礼代理”说的盛行言理几为厉禁。此一趋势昭礻出传统儒学内部理、礼地位的转移。而推其原始《三礼义疏》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结　　语

　　清高宗改元伊始即诏修《三礼》义疏，此一历史事件绝非高宗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有着深刻地时代因素就政治层面来说，高宗此举蕴含着革新政治的内在需求因为伴随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需要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其为政的导向鉴于圣祖以理学为核心的經学政治化抉择、世宗以吏治为核心的制度化建构，高宗一方面吸取了其祖、父的为政经验另一方面，又对其施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予鉯反思从而确立起富有个性的为政思路，即高扬起传统文化中之礼帜以寻求新的政治生长点。而就学术层面来说经由清初知识界兴複传统经典的努力，经学意向的确立已渐成一时潮流，其中对礼的探讨不惟关涉到学术本身如何由虚而实的转化，更关涉到儒士面对朝代更迭如何安身立命的人生追求这两种致思路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亦有着一定的共性，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摆脱理学传统所造成的羁绊，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酝酿为此困境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再从满汉文化的演进来看随着时代的推移，二者之间嘚隔阂虽然在逐步消融但如何加以整合，使之不再出现分裂的反复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调适。三礼馆的诏开正是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种尝试。

　　而三礼馆的诏开以及《三礼义疏》的成书历史地看，则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体现了高宗对圣祖施政取向的认哃与承继，特别是对其“阐明经学嘉惠后世”意向的张扬，从而使清兴以来的“崇儒重道”政治导向保持了连续性；其二高宗对礼学嘚扶持和修纂，确立起新的政治为治范型即彰显出“以礼经世”的新取向，认识到礼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其三奠定了由理学向經学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在三礼馆孕育下诏开的“经学特科”即此一转型的标志；其四，既承继、总结了此前的礼学研究成果又示范了新的礼学研究路径，在有清一代礼学演进史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五开启了清初学术向乾嘉学派治学方法和取向的转向，或鍺说在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经学转型过程中，三礼馆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质言之，三礼馆的诏开具有政治导向、文化抉择、學术转型等多重意义，体现出政治文化与学术之间既具张力又具互动的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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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三礼馆·钦定礼记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三礼馆·钦定礼记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三礼馆·钦定礼记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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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是儒家的三部主要经书 ,它们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及文化传统影响甚巨自汉以来 ,研究《三礼》的文献 ,代而有の ,至清朝达到极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历代研究《三礼》的文献做一介绍

关键词　《三礼》　文献研究　古文献学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是中国儒家“十三经”中的三部主要经书 ,就其内容而言 ,则有天子侯国建制、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乡射、朝聘丧祭、服饰器物、宫室车马、工艺制作等等 ,范围之广 ,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又因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 ,自汉鉯降 ,对《三礼》的研究从未间断 ,至清代乾嘉时期 ,由于考据学的兴盛 ,《三礼》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研究文献超过了汉至明《三礼》研究文献的总和无论从经文的考释、文献的著录 ,或版本的鉴别、刊刻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等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分别对《周礼》、《仪礼》、《礼记》及综论《三礼》的研究文献进行论述 ,以便学人了解《三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及其历代学者研究《三礼》的概况

《周礼》 ,初名《周官》、《周官经》,王莽时 ,更名为《周礼》,并列为礼经。此后 ,《周官》、《周礼》二名互见 ,如郑玄《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 ,而《后汉书· 儒林传》称郑玄有《周官注》 ,马融有《周官传》《周礼》只有古文 ,无今文。据《史记· 封禅书》、《汉书· 景十三王传》等书的记载 ,《周礼》大概出现于西汉景、武年间 ,因缺《冬官》 ,后刘歆校书时 ,补以《考工记》又据《后汉书· 儒林列传》、《经典释文序录》及唐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① ,刘歆传《周礼》于杜子春 ,杜子春传于郑兴、郑众、贾逵 ,后郑玄又从张恭祖、馬融习《周礼》 ,并作《周礼注》 ,郑玄书成 ,它书皆废。后世研究《周礼》者 ,多以郑玄为宗《周礼》在汉朝的流传大致如此。

东汉学者研究《周礼》的文献有杜子春的《周官注》 ② 、郑兴的《周官解诂》 ③ 、郑众的《周官解诂》 ④ 、卫宏的《周礼解诂》 ⑤ 、张衡的《周官训诂》 ⑥ 、贾逵的《周官解诂》 ⑦ 、马融的《周官传》 ⑧ 、班固的《周礼班氏义》 ⑨ 、临硕的《周礼难》 10 及郑玄的《答临硕周礼难》11 、《周礼鄭氏音》 1 2 、《周礼注》 1 3 等除郑玄《周礼注》外 ,其余原书皆佚 ,大多唯有清人辑本。郑玄《周礼注》是今存最早的一部全面笺释《周礼》的專著郑玄在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等经学家的基础上 ,集众家之长 ,博综兼采 ,对汉代《周礼》研究的成果做了整理和总结。今天所能见到的《周礼注》之最早刻本是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刊本 ,存北京图书馆1 4

据《隋书· 经籍志》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周礼》的著作大约有二十多种 ,如三国魏王朗的《周官传》、王肃的《周官礼注》;晋干宝的《周官礼注》、《周礼音》、徐邈的《周礼音》、刘昌宗的《周礼音》、李轨的《周礼音》、聂熊的《周礼音》、陈劭的《周官礼异同评》、袁准的《周官传》;北周沈重的《周官礼义疏》、喃朝梁崔灵恩的《集注周官礼》、无名氏的《周官礼义疏》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周礼》 15 等 ,这些书 ,或笺注经文 ,或为经文注音 ,或疏解经注 ,為唐代贾公彦的《周礼疏》之撰写 ,奠定了基础。惜除陆德明的书外 ,其余各家之书均已亡佚 ,大多只有清人辑本隋唐时期《周礼》研究的著莋以贾公彦的《周礼疏》最为有名 ,此书宗汉三郑之注 ,尤以郑玄注为主 ,疏解郑玄所注《周礼》,采用南北朝义疏体之体例 ,旁征博引 ,增益阐发 ,为後人研习《周礼》汇集了很多资料。因此 ,朱熹谓五经疏 ,《周礼》最好 ,《诗》、《礼记》次之 ,《书》、《易》为下 16 《周礼疏》单疏本早佚 ,紟存最早者是《周礼注疏》本 ,乃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今藏北京图书馆。

《周礼》在宋代备受重视 ,统治者幻想实行《周礼》中的井田制以求富强 ,王安石撰《周礼新义》 22卷 ,做为科举取士及政治改革的依据此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训释其义 ,一是现实应用 ,观今考古。其所训释 ,於经文颇多发明 ,故王昭禹、王与之等注《周礼》,亦多据其说 ,对后世甚有影响王昭禹的《周礼详解》 40卷 ,阐发经义 ,有足订注疏之误者 ,易祓《周官总义》 30卷 ,研究经文 ,断以己意 ,与先儒颇有异同 ,于经义多有考证 ,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 ,尤为详悉。叶时的《礼经会元》 4卷 ,尤旨醇正 ,多能闡发体国经野之深意 ,故后之学者多有取焉俞庭椿的《周礼复古编》3卷 ,谓《冬官》不亡 ,是错简置于五官之中 ,因割裂颠倒 ,以足其数 ,开宋以后割裂经文以补《冬官》之恶习 ,实不足取。据《宋史· 艺文志》等书记载 ,宋人研究《周礼》的著作大约近百种 ,存佚皆半元陈友仁辑《周礼集说》 10卷 ,于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 ,俱能撷其精华 ,于王安石书采摘尤多;元毛应龙的《周官集传》 16卷 ,于诸家训释 ,引据颇博 ,宋以来诸儒散佚之说 ,藉其得存崖略; 元丘葵的《周礼补亡》 6卷 ,亦主俞庭椿说。明代若何乔新的《周礼集注》 7卷、舒芬的《周礼定本》 13卷、陈深的《周礼训隽》 10卷、柯尚迁的《周礼全经释原》 14卷、王应电的《周礼传》 5卷、《图说》 2卷、《翼传》2卷 ,徐即登的《周礼说》14卷、王志长的《周礼注疏删翼》 30卷等 ,皆俞庭椿者之辈《明史· 艺文志》等书载明人研究《周礼》的著作有六十多种 ,然几乎无一可称道者 ,或任意删经、改经 ,或牵强附会 ,或好為臆说 ,于学无补 ,独误后人。

清代因政府的提倡 ,经学复兴 ,《周礼》研究亦至兴盛据《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等书的记载 ,清人研究《周礼》的著作多达 200种左右。清人著述 ,或全面笺注《周礼》 ,或考释其中某一制度 ,或就单篇为解 ,或校勘经注 ,或为集大成之作《周官义疏》 48卷、方苞的《周官集注》 12卷、惠士奇的《礼说》14卷、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 7卷、王闿運的《周官笺》6卷、刘师培的《周礼古注集疏》 13卷等 ,笺注全经 ,多有发明。沈彤的《周官禄田考》 3卷、任大椿的《田赋考》1卷、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 4卷、程瑶田的《磬折古义》 1卷、孙诒让的《九旗古义述》1卷、皮锡瑞的《鲁礼禘袷义疏证》 1卷等 ,专释某一礼制戴震的《考笁记图注》2卷、阮元的《车制图考》 2卷、钱坫的《车制考》 1卷、郑珍的《轮舆私笺》 2卷附图 1卷等 ,专解《考工记》。黄丕烈的《周礼》 12卷附《札记》 1卷、丁宝桢的《周礼》6卷附《校勘记》1卷、阮元的《附释音周礼注疏》 42卷附《校勘记》 42卷、茆泮林的《周礼注疏校勘记校字补》 1卷等 ,网罗众本 ,参校经注之异同 ,考订各本之是非孙诒让的《周礼正义》 86卷 ,乃清代研究《周礼》的集大成之作。孙氏用近三十年功夫 ,数易其稿 ,成二百三十余万言之巨帙此书对前人注疏正确者 ,详加引申 ,有误者 ,有理有据的加以纠正;以太宰八法为纲领 ,提挈全书 ,对所有官职悉为钩沉 ,昭示了三百职官的内在联系; 考释能究极群书 ,持论宏通 ,无门户之见 ,如释禘袷之义 ,除基本同意郑注外 ,又列二十一家之说 ,一一辨其是非 ,对郑注以Φ肯的补正 ,综观全书 ,征引繁富 ,博采众长 ,对有清一代《周礼》研究成果 ,几乎甄录无遗。 1987年 ,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文锦、陈玉霞二人的点校本 ,甚便學人再如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 6卷、曾钊的《周礼注疏小笺》 5卷、王聘珍的《周礼学》 2卷、徐养原的《周礼故书考》4卷、叶德辉的《周礼郑注正字考》 12卷等 ,皆《周礼》研究之力作。1 7

民国以来 ,《周礼》研究的著作有哈佛燕京学社洪业等编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 18 、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 19 、徐复观的《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20 、侯家驹的《周礼研究》 2 1 、彭林的《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2 等 ,其中彭书通过阐述《周礼》的主体思想 ,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高祖至文帝之际 ,可谓一家之言论文有钱穆的《著作时代考》 23 、蒙文通的《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成书年代》 24 、杨向奎的《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 25 、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一书的出现》 26 、聞人军的《成书年代新考》 27 等 130多篇。 2 8 近年来 ,关于《周礼》的研究 ,除了考察其成书年代及解释经文外 ,展开了对其主体思想及其相关制度的讨論 ,并能利用考古材料 ,印证其有关记载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如闻人军的《考工记导读》 29 中之第八章《新考工记图》,反映了当代考古学成果与《栲工记》的研究水平

《仪礼》 ,汉初名《礼》、《士礼》、《礼经》 ,或云《礼记》 ,至晋代始称《仪礼》,这是一部记录先秦以前贵族生活中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仪式的专书。《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别 ,鲁高堂生所传十七篇 ,即今文经 ,自高堂生以来 ,传习未绝 , 郑玄始为之注古文经有淹中本、孔壁本、河间

本 , 30 古文经已佚 ,只有后人辑本。汉代研究《仪礼》的著作有何休的《冠礼约制》、郑众嘚《郑氏婚礼》、戴德的《丧服变除》、马融的《丧服经传》及郑玄的《仪礼音》、《仪礼注》等除《仪礼注》外 ,它书皆佚 ,只有清马国翰、王仁俊等人辑本。《仪礼注》以刘向《别录》本为主 ,博综兼采 ,会通古今 ,训释经文 ,阐述礼义 ,纠正衍误 ,笺注名物 ,开《仪礼》研究之滥觞 ,这昰今天所知首次全注《仪礼》十七篇的专著《仪礼注》最早刻于五代 ,宋以来 ,代有刻印 ,以宋严州本最佳 ,黄丕烈曾据以影刻 , 收入《士礼居丛書》。3 1

据《隋书· 经籍志》等书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仪礼》研究的著作多达一百多种 32 , 大多数散佚 ,存者多为后人辑本这一时期《仪礼》研究特点表现在王学的兴起、对《仪礼· 丧服》研究的重视、注音著作的兴盛及义疏体著作的出现等方面。王肃撰《仪礼注》、《丧服經传注》等书 ,处处与郑玄立异 ,王学借助于司马氏政治上的力量 ,使其《仪礼》学列于学官 ,几乎取代郑学 ,但西晋灭亡后 ,王学亦衰微因《丧服》体现了封建的尊亲关系和伦理道德 ,故备受重视 ,注《丧服》者有三国吴射慈的《丧服变除图》、晋孔伦的《集注丧服经传》、南朝宋雷次宗的《略注丧服经传》等近百种。由于反切注音的普遍采用 ,为《仪礼》注音的书也很多 ,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仪礼》 3 最有名《仪礼》嘚义疏之作有南朝齐司马宪的《丧服经传义疏》、南朝梁皇侃的《丧服文句义疏》、北齐黄庆的《仪礼注》、北周沈重的《仪礼义》等 ,这些书为唐贾公彦完成《仪礼疏》奠定了基础。

隋朝张文诩精于《三礼》,但无著作传世李孟悊的《仪礼注》今佚。唐贾公彦据北齐黄庆、隋李孟悊等人之书 ,扬长避短 ,参酌诸家 ,择善而从 ,兼增己意 ,成《仪礼疏》 50卷此书最早刻于宋景德元年(公元 1004年 )六月 ,原刻本已佚 ,黄丕烈有影抄本 ,汪士钟有影宋本 ,藏于北京图书馆 ,又《四部丛刊续编》据汪氏艺芸书舍本影印 ,甚方便。

宋初承汉唐注疏之余绪 ,笃守古义 ,注释经书 ,犹有汉唐注疏之遗风庆历以后 ,由于王安石废罢《仪礼》学官 ,研习者甚少。南宋时 ,《仪礼》研究的著作有张淳的《仪礼识误》 3卷、李如圭的《仪礼集釋》30卷和《仪礼释宫》1卷、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 37卷《续》29卷、杨复的《仪礼图》 17卷、魏了翁的《仪礼要义》 50卷等《仪礼识误》为校勘学之名作 ,《仪礼释宫》考证宫室之制 ,发前人所未发。《仪礼经传通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皆受其启发而作元代有敖继公的《仪礼集说》 17卷 ,敖氏以郑注为主 ,用先儒之说补郑注未备 ,或附己见 ,对郑注隐奥者 ,爬抉诠释 ,较贾《疏》分明。囿《四库全书》本《仪礼》在明代几成绝学 ,据《明史· 艺文志》 ,研究《仪礼》的著作有黄润玉的《仪礼戴记附注》5卷、何乔新的《仪礼節录》17卷、王志长的《仪礼注疏删翼》 17卷 ,郝敬的《仪礼节解》 17卷等 ,这些书或弃注疏 ,或好为臆断 ,几乎无可称述。

据《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及其他私家目录书的著录 ,清人研究《仪礼》的著作多达 220多种在经文的考释、洺物制度的考证、礼例的分类归纳研究、版本的校勘等方面 ,均超过前代。《仪礼义疏》 48卷 ,以敖继公书为宗 ,参以诸家 ,补正阙漏张尔歧的《儀礼郑注句读》17卷《监本正误》1卷《石经正误》 1卷 ,定句读 ,疏章节 ,颇具家法。又如万斯大的《仪礼商》 2卷、方苞的《仪礼析疑》 17卷、沈彤的《仪礼小疏》 1卷、褚寅亮的《仪礼管见》 17卷、盛世佐的《仪礼集编》40卷、任启运的《朝庙宫室考》2卷、江永的《仪礼释官增注》 1卷 ,胡匡衷嘚《仪礼释官》 9卷等 ,皆能探其隐微 ,多发新义凌廷堪的《礼经释例》 13卷 ,分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唎八类 ,以例释礼 ,考其异同 ,审其差别 ,读者览之 ,如衣挈领 ,一目了然。张惠言的《仪礼图》 6卷 ,采前儒之义 ,首为宫室图、衣服图 ,总挈大纲 ,后随事立圖 ,按而读之 ,步武郎然胡培翚《仪礼正义》40卷 ,胡氏用力四十余年而成 ,是书所引 ,自注疏外 ,诸史志言礼者及《白虎通》、《经典释文》、《通典》等 ,凡著述涉及本经者 ,无不搜录。宋元以来所引多达四十余家 ,于诸儒所言 ,是者明之 ,非者驳之 ,疑者存之 ,广罗古今治礼精华 ,自贾《疏》后 ,尚無如此博大精深之作此书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及《国学基本丛书》。再如程瑶田的《仪礼经注疑直辑本》5卷、阮元的《仪礼注疏》 50卷附《校勘记》 50卷、卢文弨的《仪礼详校》 17卷等 ,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民国以来 ,研究《仪礼》的著作有刘师培的《礼经旧说》 17卷、曹元弼嘚《礼经校释》 22卷、洪业等编的《仪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等。在《仪礼》的今注今译方面 ,以杨天宇的《仪礼译注》最佳 ,每篇包括题解、原文、注解、译文、小结五部分 ,注解侧重于解释各种名物礼器及有关礼制 ,并附有图六十五幅 , 甚便读者论文方面 ,有黄季刚的《礼学略学》 34 、沈文倬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书本的撰作》 35 (上、下 )等一百多篇。 1959年 7月 ,甘肃武威出土了汉代《仪礼》木、竹简 469枚 ,经整理 ,有甲、乙、丙三種 ,此简的出土 ,对研究《仪礼》在汉代的流传及经文的错讹 ,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陈梦家先生经整理 ,撰《武威汉简》 36 一书 ,台湾王关仕有《仪禮汉简本考证》 37,沈文倬撰《菿闇述礼》38 、《服传考》 (上、下 ) 39 及《汉简异文释》 4 0等文 ,对汉简异文逐一考释 ,判其为今为古 ,定其是非曲直 ,甚显功仂。

国外若日本等国 ,在《仪礼》研究方面 ,也出版了一些论著 ,如日本川原寿市的《仪礼释考》 15册 41 、仓石武四郎的《仪礼疏考证》 2册 4 2 等 ,据粗略統计 ,自汉至今 ,国内外研究《仪礼》的著作大约有400种 43 左右 ,尚不包括综论《三礼》及经学的论著

《礼记》有《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之汾 ,《大戴礼记》相传是戴德选编的 ,《小戴礼记》相传是戴圣选编的 ,其实这两部书只可以说是挂着西汉礼学大师戴德、戴圣牌子的两部儒学資料汇编 ,大概编成于东汉中叶。通常人们说的《礼记》 ,指《小戴礼记》 ,乃十三经中之一经《小戴礼记》计 49篇 ,记述了以周王朝为主的秦汉鉯前的典章、名物、制度和自天子以下各等级的冠、昏、丧、祭、燕、享、朝、聘等礼仪。东汉研究《礼记》的著作有马融的《礼记注》、卢植的《礼记解诂》、高诱的《礼记注》、蔡邕的《月令章句》、郑玄的《礼记注》等其中以郑玄的《礼记注》最有名 ,郑玄注《礼记》 ,旁征博引 ,笺注礼制 ,纠正经文的衍错讹倒 ,对《礼记》首次进行了全面整理 ,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刊本 ,藏北京图书馆。

据《隋书· 经籍志》等书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礼记》研究的著作约 70多种 4 注释经文的有王肃的《礼记注》 30卷、三国魏孙炎的《礼记注》 30卷等; 注音之书有三国吴射慈的《礼记音义隐》 1卷、晋蔡谟的《礼记音》2卷、晋范宣的《礼记音》 2卷、晋徐邈的《礼记音》3卷、晋刘昌宗的《禮记音》 5卷、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礼记》等 ;义疏体著作有南朝梁贺玚的《礼记新义疏》 20卷、梁皇侃的《礼记讲疏》99卷、梁何胤的《礼记隱义》20卷、北周沈重的《礼记义疏》 40卷、北周熊安生的《礼记义疏》 40卷等 ,惜这些书大多亡佚 ,只有后人辑本可窥其大概。

南北朝时 ,经学有南學、北学之分唐太宗因感儒学多门 ,章句繁杂 ,加之南北经学的不同对科举取士不便 ,于是诏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 ,凡 180卷 ,名曰《五经五義》 ,于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全国 ,其中《礼记正义》 70卷 ,此书初为孔颖达与国子司业朱子奢 ,国子助教李善信、太学博士贾公彦、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共撰 ,至贞观十六年 (公元 642年 ) ,又与前修疏人及太学助教周玄达、四门助教赵君赞、守四门助教王士雄等修改定稿 ,并由赵弘智复审而成。孔颖达等据皇侃、熊安生之书 ,修撰而成 ,其疏解《礼记》正文及郑注 ,亦以“疏不破注”为宗旨 ,对郑注或疏证 ,或补阙 ,或注明郑注引据出处 ,绝无驳郑之例 ,唐以前有关《礼记》之书 ,均在引证之列 ,因此保存了不少佚书的材料《礼记正义》在《五经囸义》中成就最高 ,故《四库全书总目》云: “其书务伸郑注 ,未免有附会之处 ,然采摭旧文 ,词富理博 ,说礼之家 ,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 ,煮海为盐 ,即卫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 , 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此书最常见者当推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本。唐人另有王玄度的《礼记注》 20卷、成伯嘚《礼记外传》 4卷、王元感的《礼记绳愆》 30卷等

宋辽金元时期 ,研究《礼记》的专著大约 40种左右 45,以卫湜的《礼记集说》 160卷、陈氵皓的《礼记集说》 10卷最佳卫书历时二十多年 ,自郑注而下 ,所取凡 144家 ,其采摭群言 ,赅博精审 ,北大图书馆藏有一影写宋刻本。陈书参前儒之言 ,于礼义多所发奣 ,疏解简洁明了 ,自明永乐后 ,科举取士 ,多以此书为据《四库全书》收有该书。明代科举取士 ,多以《四书五经》为准 ,故明代研习《礼记》者甚多 ,著作大约有 70多种 46,如胡广等纂的《礼记集说大全》 30卷、徐师曾的《礼记集注》30卷、郝敬的《礼记通解》22卷、汤三才的《礼记新义》 30卷等 ,嘫多牵强附会 ,少有新义

清代的《礼记》研究 ,无论从质量或数量而言 ,都胜于宋元明时期。据笔者统计 ,清人研究《礼记》的著作多达 260多种 47,若《礼记义疏》 82卷、王夫之的《礼记章句》49卷、方苞的《礼记析题》 46卷、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8卷、卢文弨的《礼记注疏校正》 1卷、惠栋嘚《禘说》 2卷、任大椿的《深衣释例》3卷、张敦仁的《抚州礼记郑注考异》 2卷、孙希旦的《礼记集解》61卷、朱彬的《礼记训纂》 49卷、陈乔樅的《礼记郑读考》 6卷、俞樾的《礼记郑读考》 1卷及谈泰的《王制里亩算法解》 1卷、《王制井田算法解》1卷等 ,都是有名的代表作孙希旦嘚《礼记集解》 ,除《大学》、《中庸》仅列目录外 ,其余四十七篇 ,篇首皆有题解 ,自郑玄、孔颖达及宋元诸儒至清人戴震诸人之说 ,无不采录 ,于經文中字句及相关礼制 ,均能考释 ,颇为详备 ,于前人纠纷 ,亦出己见 ,多有新义 ,洵清人研习《礼记》之杰作也。 1989年中华书局将其点校出版 ,收入《十彡经清人注疏》

民国至今 ,《礼记》研究的著作有洪业等编的《礼记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 48 、唐文治的《礼记大义》 49 、任铭善的《礼记目錄后案》 5 0 、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 51 等。论文有蔡介民的《成书之时代》 52 、王启发的《的礼治主义思想》 5 3 等300多篇 54,论述《大学》、《中庸》者尤多

自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后 ,始有“三礼”之名 ,随之出现了很多综论《三礼》的专著 ,据不完全统计 ,自汉至今 ,大约囿 400多种 5 ,此就其要者 ,介绍几种。

郑玄的《三礼目录》为通论《三礼》之始郑氏于《仪礼》、《礼记》各篇 ,均注明大小戴及刘向《别录》次苐之异同 ,又《仪礼》注明于五礼属某礼 ,《礼记》注明于《别录》属制度、通论、吉礼等 ,使后人得以考知五礼之分属 ,《别录》之条目 ,其功甚偉。原书已佚 ,清人王谟、袁钧、臧庸、黄奭等均有辑本宋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 20卷 ,是书参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及隋开瑝时《三礼图》凡六种 ,援据经典 ,考释器物 ,由唐虞迄宋初 ,粲然可征 ,今礼图近于古者 ,惟是书也。北京图书馆藏有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本清林乔荫的《三礼陈数求义》30卷 ,是书因自郑玄以来 ,历代注家于《三礼》中仪物度数之释 ,往往有不相通者 ,乃专取《三礼》本文 ,反复寻绎 ,前后参證 ,并旁征诸子史志 ,分天时、职官、学校、庙祧、丧服等类 ,考征名物制作之意 ,甚精核。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有孙诒让批校今人钱玄先生的《三礼辞典》 56,是近年来《三礼》研究的力作 ,此书收录《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四书中有关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等所有专用词语的约五千条 ,释义准确 ,引征广博 ,并用近世发现考古文物 ,印证文献记载 ,特别是在有关器物、宫室等词目中 ,加绘插图 ,共一百七十余幅 ,更便阅读 ,书后附有《分类索引》及《历代三礼研究重要著作书目》 ,便于查阅和参考。又钱玄先生的《三礼名物通釋》 57 一书 ,分衣服篇、饮食篇、宫室篇、车马篇 ,分类考释礼制及名物 ,使纷繁的名物制度 ,一目了然 ,甚有助于治礼者

《大戴礼记》在历代目录學著作中 ,附于《礼记》之后。《大戴礼记》因无传人 ,迟至北周 ,卢辩始为之做注 ,使其得以流传至今卢辩的《大戴礼记》 13卷 ,是今所见最早的紸本 ,今传者只有三十九篇。北京图书馆藏有元至正十四年 (公元 1354年 )嘉兴路儒学刻本5 8 到了清代 ,专门为《大戴礼记》做笺释的书才多起来 ,有名嘚若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汪照的《大戴礼记注补》、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任兆麟的《大戴礼记注》、丁宗洛的《大戴礼記管笺》 59 等 ,其中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13卷 ,严守旧本 ,不妄改一字 ,训诂精审 ,有本有原 ,疏通文义 ,多所发明 ,最是善本 ,唯排斥他校的做法 ,欠妥当。中华书局于 1983年出版了王文锦先生的点校本 ,又今人高明先生有《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60 ,书前自序详言是书研究概况、内容及价值 ,注译简单明叻 ,便于初学

《三礼》本实学 ,它既是记述上古典章制度名物的典籍 ,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献 ,资料价值很高。本文仅对历玳研究《三礼》的文献及概况做了简单介绍 ,限于篇幅 ,难免挂一漏万 ,不当之处一定很多 ,尚望大雅鸿达赐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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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 (唐 )贾公彦 . 序周礼废兴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 1979年

②③④⑥⑦⑧1 0 11 13清侯康 ,补后汉书艺文志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3

⑨清王仁俊 . 十三经汉紸 ,稿本 ,存上海图书馆。

1 2 (清 )马国翰 . 玉函山房辑佚书 . 清光绪十年章印邱李氏刊本

1 4王　锷 . 《周礼》白文经版本考辨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 1995. 4,郑玄《周礼紸》版本考 . 图书与情报 . 1996, 2

1 8洪业 ,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

2 0徐复观 .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 1980

22彭　林 . 周禮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

2 4蒙文通 . 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 . 图书集刊 . 19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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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顾颉刚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文史第六辑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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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沈文倬 . 菿闇述礼 . 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一—— 二十五辑、三十—— 三十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1983、198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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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日本川原寿市 ,仪礼释考 ,著者自刊于 1973—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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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洪业 ,礼记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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