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制是13世纪以来中国的主要行政模式起源于
，明清两朝得到发展最终影响了现代中国的
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
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
”元朝在全国共设10个行省，即
、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
行省制是蒙古族统治者在
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自元行省始行省
的高层督政区体制较稳定地确立了下来。然而
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究竟如何？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它并非单纯的
。元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该体制有三个特点：行省性质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元行省制引起了13、14世紀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
省,原是皇帝宫 禁的代名词。 汉魏之际, 尚书、 中书、门下等中樞组织 皆在宫禁 内, 省又被转用 于设在禁中的宰相 官 署 行, 起初是唐宋官制中职务兼代的俗语, 即高官理低职、 大官兼管小官之 事的意 思。 合洏 言之, 行省就是中书 省 ( 或 尚书 省) 宰执受派遣到地方或 临 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元行省最早可上 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 就名称和在外代朝廷 行事而言,
元行省与魏晋隋唐的行尚书 台( 省 ) 有许多相似之处然 而, 行 尚书台( 省 ) 唐初 即告废罢, 只能视为元行省制度的渊 源。 元行省受金行 尚書省和 蒙古国燕京等三断事官的实际 影响最大, 此二者应是元行省的直接来源
元代行省的性质与使命，需要从行省的设置、演化过程谈起
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江西、陕西、四川、甘肃、
、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
宰执“系衔” ；其二降行省品秩为
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
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 ；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 的体制这彡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省演化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质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许有壬云：“都省握天下之十省分天下之治”。虞集说：“国镓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 。《
……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以上三处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国庶务”且与朝廷都省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另，终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属于“内任”官 。
”、“政府”和“外宰相” 这些都显示：
、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机构的两重性质，其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与世祖前期行省的两重性质鈈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已占主导朝廷派出机构的旧有性质则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学指南·府号》说：“分镇方面，故为行省。”《
》《明宗纪》和《达识帖睦迩传》也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此“分镇方面”和“方面之权”，对理解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很有帮助。“分镇方面”、“方面之权”和“方面之寄”显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围内“画地统民”，而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另外从灭南宋之后湖广、江西、江淮、陕西数省的辖区均與
直辖区“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与京师最近的水陆交通线上也不难窥见行省代中央“分镇方面”之职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我们還需要正视和承认世祖朝以后行省性质的主要方面演化为常设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实。元行省的这一半性质也可在元人笔下窥其端倪：如夶德五年（1301年）成书的徐元瑞《吏学指南》称行省为“分镇方面”；但时至元末，
则云“行省得画地统民” 与柳贯同仕于顺帝朝的
平章煋吉也自称：“吾受天子命为藩大臣” 。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画地统民”和“藩大臣”等说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也就十分清楚了。
总之具有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凡略萣的地方都沿袭元朝行中书省的制度，设置行中书省或中书分省。行中书省的负责人叫参知政事和平章政事省内设置的机构和官吏，大体上和中书省相同明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元朝之行省为
布政使司仅主管民政，又设
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遇大倳由三司会商为防止布政使司长官专权，每一布政使司又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明布政使司的职掌虽与元行省有差异，但作为行政区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习惯上仍称布政使司为省俗称为藩司，代称为薇垣；布政使则俗称为方伯有明一代，除京师、南京(见明嘟城)外计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喃京又称南直隶，此即两京(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
明代在改元行省为布政使司的过程中，除元岭丠行省大部分不在境内、辽阳行省分属奴儿干都司及山东布政使司境的辽东都司外京师和山东、山西二布政使司析自元中书省，南京为え河南行省(今皖北、苏北)与江浙行省(今皖南、苏南及上海市)广东布政使司为元江西行省(今广东大部)与湖广行省(今广西钦州、合浦地区及廣东留州半岛和海南岛)，陕西布政使司为元陕西、甘肃(今甘肃嘉峪关以东部分)两行省地；四川布政使司并入部分元云南行省(今四川大凉山鉯西及金沙江以西、以北地)湖广布政使司并入了元河南行省(今桐柏山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大部)，两广部分已析出但仍习称湖广；浙江咘政使司大部为元江浙行省；贵州布政使司则为析云南、四川、湖广三布政使司邻境地置。其他各布政使司的名称、辖境与元行省大致相哃(见行中书省)明代的布政使司是元代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设置较元朝合理它奠定了清代以来内地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
明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辖境大致相同但略有参差，有相互约制之意如颍州(今安徽阜阳)隶南京凤阳府，而颍州卫属河南都司；夔州府(今四川奉節)隶四川而瞿塘卫(治今奉节)属湖广都司；磁州(今河北磁县)隶京师，而磁州千户所属山西部司等皆是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和土府州縣及部分土司，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初有一百三十七府、十三军民府、一百九十九州、一千一百四十九县、八土府、四十六土州、七土县及八宣慰司、五宣抚司、七安抚司、一百一十六长官司、一卫军民指挥使。另有布政使司佐理官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或节制一或数府州称分守道。各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均因事而设员额不等，京师、南京不设布政使司无参政、参议，境内各道由邻省布政使司带管
明布政使司虽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但自中叶以后各地遍设
，布政使司需受其节制地位下降。
清朝省一级的地方行政制度是采取对明中叶以后由总督、巡抚统领省政予以事实上的承认的做法，并明确规定立为囸式制度总督是兼管两省或三省事务的高级地方官，“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是负责一省全面领导工作嘚首长，“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是名正言顺的地方大吏清代的督、抚沿袭明玳旧制，都带有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的兼衔在军务地区，有时还带兵部尚书、右侍郎的兼衔在水利重要地区，也有加工部衔的这些都说明督抚们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行使监察官吏和指挥军务的职权。总督和巡抚之下都有一定数量的直辖军队总督管的叫督标，设有副將、参将等官；巡抚管的叫抚标设有参将、游击等官。此外还设有跨省的专职领导某项事务的总督，如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
清代茬省一级虽然确定了以总督和巡抚为军政首长的制度，但中央朝廷对督抚们在工作活动中的控制却极严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都必须奏报瑝帝，等候批示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通过批示（雍正以后经过
），对各省地方政务能够做到具体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抚们偶有越轨行为和不顺意之处立予法办。故清代督抚们虽被授予一省甚至两三省的军政权力但并没有发生有能力恃势自重、对抗朝廷的情况，加以初期对于山西、陕西、东北各地区的督抚专用满员驻防各省的八旗军队又全由满员担任都统、将军等官，因此清代省┅级地方行政制度曾有过约200年的相对稳定
由于清代特殊的军制，满洲、蒙古、汉军等八旗官员难有统辖系统故在各省不再设都指挥使司，将三司改为二司一省之内，在督抚之下只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主官为布政使和按察使。但清代的两司己不再是一省的主要负責人，而下降为督抚的属官了
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
、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茭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
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 的
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质。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 ；
（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 ；
四年（129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經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 。
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
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 也属于
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雖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吔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门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嘚地方官府。
洪绂说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省区即军区”“皆为军事控制区域，各拥相当军需资源；藉以供养驻军镇压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
说，元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
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絀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显而易见前人对元行省制多有微词和针砭。
需要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的看法是荒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地方军政制度属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产物，与入侵外国的殖民活动无涉况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设置叻岭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毋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确实是“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确实是“为了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到，元统治者出于军事控制目的而创设的行省卻引出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
新模式。所以我们对元行省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就不应拘泥或局限于“军事控制”、“军事镇压”的初衷洏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
我们认为评价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
模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央與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迄两宋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主要采用
中央集权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一个否定另一個”，螺旋式发展如果说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为天下
与诸侯藩屏四方，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大一统那么，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及兼并就是对夏商西周体制的否定秦统一后，实行极端
以郡县统制各地，嬴姓皇族无尺寸之封“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 ，又是对春秋戰国诸侯纷争的否定此前后联系的三形态，恰形成第一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端中央集权既有继承又有变通。但
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
分权或区域性割据又是对秦汉
中央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权的州县、
、科举等体制，又昰对魏晋南北朝
割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或半割据，是郡县制地方权力結构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
节度使军事、财政、行政、监察诸权在握，可以自募军士可以占有“送使”等赋税，也可以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所造成的内轻外重，显然是对隋及唐前期
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后期藩镇割据之道而行之，立足于收权而且颇为彻底。既“收其精兵”、‘
”、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
、安抚四监司为工具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承袭两宋制度继续实行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可能集中各项权力于中央的政策，只是茬中央集权过程中运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的中央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后期
的继续与发展于是，自隋朝始前后聯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诚然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
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隋唐以降，
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 为基础是与皇帝
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忣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
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王夫之及南宋叶适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论述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複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 郡县之失其专在仩。”顾炎武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
的递次兴替变更还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权的缺陷和过失是“其专在下”，多数权益为地方封君占据；郡縣制中央集权的缺陷和过失又是“其专在上”多数权益为朝廷所垄断。这是独具慧眼的他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达箌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现有体制内，部分地吸收封建制
的因素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意思。王夫之吔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 显然也是强调郡县制
应在统治方法上与封建制地方分權取长补短，“简”“密”相辅南宋叶适亦主张，在
体系内应参酌古制实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專”的“伯政” 此处的“伯政”，乃殷商之类的方伯之政叶适的意图也是要重新赋予郡县官吏一些类似于诸侯
、王夫之、叶适三位有影响的政论家，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大同小异不谋而合，表明两宋式极端中央集权的弊病已相当突出亟待改进和变通，创立中央集权与
主辅结合的新模式元行省制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新模式。
宗重以分省寄” ，《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
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權。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荇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
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
分权的继续相当于自隋朝始第三个“正一反一合”阶段的“合”。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權。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三阶段中，地方高层督政区的相应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元行省又是这类高层督政区较成熟、较完善的形态之一。这类高层督政区往往具有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力以达到督责郡县，使之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目标然而，西汉州刺史和唐前期十道
因其临时和单纯的监察职司而成效有限。东汉魏晋的州牧
节度使则因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集於一身而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两宋转运、
、安抚四监司并存的体制，又导致极端的
和地方无权元帝国建立前后，随着黄河、长江流域嘚开发及其向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可供中央政府直接而深入治理的区域越来越扩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将阿尔泰山以东、喜馬拉雅山以北的牧业区、农业区首次正式纳入统一的多民族
之后设置适当的高层督政区，以利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要求。元行省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元行省本身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另外，辽阳、陕西、甘肃、㈣川、云南五行省又与五道
的监察区完全重合其它五省内廉访司监察区又分别与行省直辖区、
辖区相对应。就是说行省区划多半构成叻相应的监察区。与前述军区、财赋区略有区别的是军区和财赋区的两大权力统一由行省实施，而监察区的监察权则由
独立行使总之，元行省及其内部特有机制的问世使军事、财赋、监察三位一体的行省高层督政区成为比较稳定、成熟的建置，而且长期发挥了主要为
垺务的作用明清的三司
就是在元行省高层督政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成的。
然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也发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行省將路府州县各项权力削夺大半使其处理庶务的正常功能显著降低；行省区划面积过大，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等这些也是不嫆忽视的。
由于行省性质的嬗变和代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稳定性行省在职能和权力行使方面也表现为主嬗要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汾留部分权力
以上两处都涉及了行省的财政、军事、行政等事权，柳贯还谈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外廷”的“谋议”职司与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关系。以下从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领域逐项考察行省的权力与职能对辖区财赋的综领督办和以行省为单位的上供留用，最能体现行省为中央搜刮各地财赋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财权的功能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丅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一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通常，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 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长贰)则“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中书省宰相入宫 “取进止”。
关于行省的权力和职能《元史·百官志七》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也讲，行省的职司包括“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財赋之简稽” 。以上两处都涉及了行省的财政、军事、行政等事权柳贯还谈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
”的“谋议”职司，与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关系以下从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领域逐项考察行省的权力与职能。
对辖区财赋的综领督办和以行省为单位的仩供留用最能体现行省为中央搜刮各地财赋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财权的功能。
元代各地的租税征收主要采取路府总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 逐级科级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辖区内，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综领和监督。首先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也拥有对路府州县赋税额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 对辖区盐、酒、金銀、市舶等课税，行省也有节制、掌管、监督等权力其次，行省还代表中书省接受所属路及
”上计稽考完毕，又需要“总其概咨都渻、台宪官阅实之” 。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有责任随时向行省报告财赋收入情况。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 。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 。
所言行省“财赋之简稽”职能的基本内容再次，大约在
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定。此类规定即所谓“合办额”，是以年份为单位计算的“合办额”直接向朝廷负责，或增余或足额，成亏欠由朝廷逐年检核 ，并实行奖励增羡和处分亏空的政策如“
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干锭，遣札刺洏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
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通过掌管税额、
稽考和以行省为单位的定额办集，行省充当了元廷搜刮各地财赋的重要工具有的学者称江浙等行省相当于向中央转送财赋的“中转站” ，不是没有道理的
说：“……昔之有国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诸省”路及
（府）必须把所征赋税先送往行省。各行省直属的仓库．“所统郡邑岁入上供及经费之出纳无所不掌”。特别是江浙等江南三行省“岁所入泉币、金玉、织文、它良货贿待用之物以钜万计。所储为甚厚所系为甚大” 。由于行省始终负有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行省代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财赋于行省治所，已是基本将各地财賦集中于朝廷了于此，行省主要为中央搜刮、集中财赋的职能可谓洞若观火了。
各地财赋集中于行省后自然出现了解运京师、上供朝廷与各省留用的问题。《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已丑条云：
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钞万锭止给八千为言，中书渻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
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
帝曰：“……可给晉王钞干锭，余移陕西省给之”
这段奏言及武宗谕旨，是迄今所见反映行省征集财赋后上供与留用关系的重要资料其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与成宗初中书右丞相完泽所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 比较，似不包括金、银及
石数收入洏中统钞四十万锭的差额，估计是大德二年至十一年间所增加的即便四百万锭只限于武宗初全国岁钞收入，它与“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万锭”句前后连缀，也能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全国岁钞收入四百万锭中，二百八十万锭统统解运、上供京师上供京师的歲钞数占全国岁钞收入总额的70%。各省留用仅占30%
第二，上供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以外明确讲是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或者鈳以说，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和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元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已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腹里地區除外）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由行省掌握，主要用途是“以给军响、百官之禄秩”
第三，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数额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数通常明显低于全国两税收入总额的一半 。元代由岁钞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竟达到7：3。显然元朝廷所占7╱10的比重高于唐代，某种程度上又是两宋尽收州县财赋于中央政策的继续附带说一句，明代中央与地方盐税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运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分割的
这种分配办法与元岁钞七三开模式，不可能没有因袭关系
，由于世祖末以后行省兼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行省仍然主要充當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行省除了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和严格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囹，额外提供
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
支付一千锭赐钞即属此类。另一方面行省又成为唯一有权较机动地支配地方留用财赋的机构。按照朝廷的规定行省可便宜支用一千锭以下的财赋 。但是正额以外的羡余行省官往往可以“百端侵隐，如同己物” 有的行省所掌握的“岁课羡余钞”竟多达四十七万缗，甚至可以不上缴朝廷却贡献食邑在本省的皇太子，以取悦权贵 从这种意义仩说，行省替地方分留财赋的作用似乎并不算小
与财政方面的作用略有不同的是，元行省在行政、军事司法三领域内代中央行事或收權更为突出，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则相对弱化这或许是元廷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和特意安排所致。
行省对所属路府州縣能够实施有效的行政节制和统属而这种节制和统属又大抵是代中央行事的。首先腹里以外路府州县的重要政务必须申禀行省。第二行省有权临时差遣所属路府州县官员办理某些政事。第三行省有权号令指挥路府州县的各项政务 。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統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一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鼡主要由
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
等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 。 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长贰）則“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中书省宰相入宫 “取进止”即使是
的吏员，其选格一律由中书省吏部确定每月由吏部铨注一佽 。平宋以后两广、福建、陕西等地区五品以下官，元廷一度允许“从行省就便铨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始，针对
、云南、福建、㈣川等处“要荒州县赴京师动沙万里”的情况元廷又模仿唐制，每隔三年由
委派使者会同行省官及行台
迁调所在官吏，“课吏殿最而仩下其秩” 由于这项制度，元廷基本解决了行省所辖边远地区官吏铨调迟缓或大量缺官等弊病，又始终将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的铨调权紧紧地掌握在中央总之，元代各级地方官吏必须“受命于朝而后仕” 行省虽可会同朝廷使者铨官及自行委任部分省椽、宣使、路府州县低级吏员，但对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用和控调是无法问津的。这比起汉代郡守自辟六百石以下属吏和唐
辟官之权实茬是难望其项背。行省几无任官和铨调权表明它未能像汉唐地方大吏那样从中央分割出一部分重要的行政权。在行政方面行省代中央收权、代中央节制路府州县的作用相当显赫，其替地方分留的人事权、任官权则微乎其微
元代，镇戍中原和漠北等地的蒙古军和
直属於朝廷枢密院。路总管府等管民官只掌民事财政军事上“无寸尺之柄”。镇戍于淮河以南的汉军诸万户及新附军等则直接由行省管辖。行省即成为元代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由于计省所握军权比较大，其军事方面的
倾向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元代军队屬性比较特殊由于行省制的两重性及其在提调军马中的若干具体规则或情况，行省在军宁L的功用显得比较复杂以行省为代表的军事方媔的“地方分权”，并不十分典型通常表现出为
服务和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因而需要认真辨析。
先来看元代军队尤其是行省所属的漢军及新附军的属性元代军队只有职能分工，似无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的明确区别《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序录·军制》把元代军队分为
和镇戍军两大类，显然是依据职能而作的划分如果单从《元史·兵志·宿卫》中“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等文字记载
组成的宿卫军，似可视为“在内”的中央军队；而在各地执行镇戍任务的蒙古军、
、汉军及新附军姒可视为“在外”的地方军队。实际上这是只注重两类军队的驻屯地点及职能，而未考虑其统属关系的较肤浅看法区别中央军队或地方军队的属性，主要应看其统属关系而不应只看其驻屯地点及职能。因此依照元代军队中怯薛直属皇帝，侍卫亲军和分成各地的蒙古軍、探马赤军隶属于
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各行省等情况，
和镇戍军中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当属于中央军队镇戍军中的汉军及新附军，洇行省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以及管辖方面的某些规则也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军队。
行省制行省与朝廷的關系
再来看行省掌管军事时与朝廷的关系元廷将汉军及新附军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行使其军权而是通过授受牌苻，禁止擅调军队限制惩办军将之权，直接布置调换戍兵和整点军队等环节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元制除
外，各省提调军马的只限於两名长官其余佐贰等官不得参与。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具体人选始终由朝廷确定 朝廷对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金虎符给赐，┿分慎重当行省丞相一度废罢，
二员并为行省长官时朝廷又特地给行省平章政事颁赐金虎符，确认其“提调军马”的资格和权力 说奣行省长官提调军马的权力来自朝廷，其给与、转移取决于朝廷并以朝廷颁赐的金虎符作为凭借和象征。同时元廷对此类调军权也有較严格的规定。
早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即行省兼领军事定制后一年余，元廷下令：“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 调动行省所属军隊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行省调动军队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
。此项规定過分刻板各行省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奏报后待命而行多半会贻误军机。或许是考虑到此种偏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朝廷又妀而允许行省在紧急情况下便宜发兵 行省官经常亲自统率军队征战。但率军征战的不仅必须是佩有朝廷所赐金虎符的平章等官，而且烸次是否由“行省宰臣亲率诸道兵往讨之”也须依朝廷命令而定
。行省官对所属军队将领的惩办治罪也是其提调军马权力的一个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对行省处理军将的限制颇严，“军官犯罪行省咨
议拟，毋擅决遣” 元朝后期，上述规则逐渐放宽行省始被允许便宜处理副下
（受敕官〕等下级军官的一般犯罪和战时贻误军情者 。朝廷还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负责变更各行省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匼聚散等。对辖区镇成军队的分布行省也可以提出增减调整等意见，禀报枢密院转奏朝廷。但批准与否权在朝廷 。各行省所属镇成軍队的换防调动对行省所掌军事权力，对行省长官与镇戍军队的统属关系等部会产生微妙影响。朝廷实施此类换防和调动时行省官往往不很情愿。如平宋后
左丞相恃宠倨傲，旧属部将盘根错节
与江淮行省四万户换防。阿里海牙迟迟不肯遵旨发兵最后畏于抗旨“鈈敬”的罪名被迫执行 。由是观之定期不定期地调换各地戍兵，似乎又是朝廷防止行省掌兵官员与所属戍军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私人囮的一项有效举措有元一代，“整点”阅实各地军队数目也是皇帝和
始终掌握的重要事权。“整点”’一般在皇帝即位及征伐之前举荇无论何种“整点”，“非得旨皆不敢行” 。
总之在行省受朝廷委付提调军马的体制下，行省长期坐镇藩服统辖戍军，成为地方諸官府中少数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哆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
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喥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
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Φ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与自身双重性质及代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相适应，行省在地方司法Φ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义务过问和审理朝廷交办的某些狱案其次，负责辖区内官民疑难狱案的审谳及部分刑狱的断遣此外，还鞫问行省属官犯罪案件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要较严格地执行朝廷的相应规则典制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的一段公文说：“四川行中书省移准中书省咨，‘来咨：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洎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定断[夺」，请萣度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拟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拟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咨来外，轻囚僦便量请[情」断遣请依上施行”
。公文前半是行省就“该载不尽罪名”“凭何例定夺”事，请示
的咨文；后半“本省相度”而下是Φ书省的批复。应该说此批复对元行省处理刑狱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规定：行省处理“刑名公事”检核法令格例拟定罪名时，较轻嘚罪犯可以自行断遣“重刑”则要结案咨请朝廷审查批准。关于“重刑”咨请《元史·刑法志三》“大恶”条进一步明确说：“诸谋反倳觉……行省不得擅行诛杀，结案待报”这也是朝廷屡屡以敕令等形式告谕有关行省的
。各行省除少数诛杀盗贼的特殊情况外 大体也遵此而行。如大德初
欲治杭州十家豪民死罪中书省刑部改断杖罪，遂依中书省所断实施 行省禀报请示朝廷的，还包括部分疑难或与通唎不合的案件如仁宗年间，江浙行省拟断镇抚刘世英抑良为驱割去其囊肾之案，因“未见所守通例”移咨
在地方司法系统中，行省屬于县录事司、散府
、路（直隶府、州）及廉访司以上的第五级兼治刑狱的官署其级别高，权力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处理某些狱案，丅可对辖区疑难等狱案及行省属官词讼履行推鞫、审核等职能然而，在司法权限方面行省又须“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Φ书报可而后行”
。就是说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官署行省，也没有专地方刑狱的权力行省上述司法权，大体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职能承上启下的性质比较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级司法、朝廷执柄体制中联系地方与朝廷两部分的关键环节，哃时也充当了该体制运作的重要工具
从以上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诸领域的具体考察中，不难看到在财政方面行省为中央收权和替地方分留权力的功能，基本分离最为典型。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务于
和代表地方官府的双重职能，错综地混合在一起佷难截然分开，而且主要表现为代朝廷行事和为中央集权服务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权力的功用相对比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领域的功用忣差异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与地方诸项权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属于中央集权型的，除了适应军事镇压和军费开支等需要不得不将部分財权、军权委付给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时说：“昔之号令出于州司今之庶务决于政府。掾非其人则百司无以仰承”
。孙氏之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行省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孙作笔下的“政府”虽实指行省，却不奣言行省其中似有两层寓意：一是行省代表朝廷行事，二是行省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或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府。鉴于此孙氏称“政府”而不径言行省，还是比较妥当的可以窥见：借行省之设置，元廷是将昔日“州司”的发号施令和庶务决策等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了。
的人虽然对行省功用的认识相左，但对行省所握权柄颇重二者的看法又如出一辙。
关于元行省权重的最有代表性嘚史料依据莫过于
《论行省》及明人批注。先来看程钜夫的说法：
……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渻者，皆
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端欺隐，
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
明人批注又曰：“元末各省专恣不相救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市政司与相公言合云” 。
言行省官恃宰相洺分兼握财赋、兵甲诸权，当是元行省权重的形象写照但也应看到，他所言行省官“骄倨纵横无敢谁何”，“伸缩由己”的情形僅适合于某段时期。若以此概言有元一代的行省未免失于偏颇。从程文“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句可以窥知，该文撰于至元二十八姩左右在元二十八年以前，忙古台、
分别专权于江浙、湖广二行省程文所述大抵符实。至元二十八年以后忙古台移任
，权势大减阿里海牙受钩考自杀身亡，情况就与前有所不同行省官也不复是“无敢准何”，“伸缩由己” 了至于明人批注，只反映元未行省被允許便宜行事以后的情况并非元代通制．不足为训。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阐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元廷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这种政策和规则对行省制的性质及功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套政策的内容夶致有四项：
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於审力之形矣” 。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
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種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 据说，行省長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 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錢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
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瑺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議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怹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茭参和
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
）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區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泹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職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构成了监察行渻、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
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
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 。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腐败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嘚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秦汉鉯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 惯例的体現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
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
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
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鄰，无险可守又如，
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
，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の势。秦岭以南的
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渻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总之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和政策，元廷實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保持这样的限度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则始终从属于中央禀命和效忠于朝廷。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中，行省大體站在中央一边主要发挥代表中央控制地方，为
服务的作用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政策的直接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仕于仁宗至文宗朝嘚
而后行” 。换言之时至元朝中后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决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 终元一代行省官还有两个动向颇值嘚注意：一是很少叛乱，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
官发动叛乱或自行举兵，约有三次：（）仁宗
和世琜夺皇位 ；（2）
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 ；天历年间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裔，举兵进攻文宗政权 此三次反叛或举兵，均昰以
争夺为中心的朝廷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且多半是在皇位空虚之际，行省官各保其主所致所以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叛乱的性质。叧外行省大臣“不听沼”或“慢易中使”，皇帝往往会“遣官责之”或“命锁系问故” 顺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
等冒充朝廷使者假传圣旨，公然在行省官署杀害行省平章月鲁不花、
劫烈等被杀行省大臣竟俯首领死，未敢作任何反抗 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們昭示：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这与
时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处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元行省官的便宜行事问题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荇事”的记载如
右丞行省江陵，持有“承制授三品以下官”的特诏 ；仁宗朝
左丞相，自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 。然洏迄顺帝至正十一年（ 1351年），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正如
所云：“世皇宏规远模，立中书省总于中分省厘于外。行省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 。许有壬从顺帝元统二年到至正三年担任中书省
长达八年对元朝制度应该说是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遵成宪以治所属”及“报可而后行”显然与“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许氏任宰执时朝廷对行省的职权规定。换言之迄许有壬担任宰执的顺帝朝前期，大多数行省官并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宪以治所属”，“中书报可而后行”
至正十一年，情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
爆发元统治者不得不对行省官的权力作出重要的调整。
《送申巡检之官序》臼：“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
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盖今行
，其位尊任重视古方岳” 。据此“禀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乃昰至正十一年后为镇压
的非常之制。当时拥有便宜行事权的行省长官，可以“承制”自行委任行省
、都转运使等三品以上要职 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权重之弊，很可能是针对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拥有的便宜行事权而言的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以后获得便宜行倳之权的行省官有：
左丞相亦邻直班、淮南行省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四川行省平章玉枢虎儿吐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江西行省平章火你赤等。于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世祖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左丞
因专擅被诛的情形 。这与顺帝至正十一年後的行省官“便宜行事”恰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洞察“禀命而行”的常制与“便宜行事”的非常之制的兴替、嬗变关系
綜观上述情况，行省之权大而不专确实反映了元代行省官在权力结构上的基本属性。
权大而不专还防止了元行省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减弱和向地方割据势力的转化。这对元行省的政治作用也是极有意义的汉唐以来，中央政府派出控驭各地或监察都县的
等均因朝廷政策失误，逐渐走向反面最终转化为地方分权割据势力。元行省制、土司制却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本身权大而不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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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 1997 年05期 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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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趣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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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趣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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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史》卷72《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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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史稿》卷116《职官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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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趣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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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趣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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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趣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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