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亦称“宗长”是封建社会中家族的首领。通常由家族内辈分最高、年龄最大且有权势的人担任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总管全族事务，是族人共同行为规范、宗规族约的主持人和监督人
历史上，姓氏家族聚居比较普遍表现为同姓居住同一地区，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多见 一个宗族即为┅个自然村落，多由姓氏得村名
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亦称“宗子”族民们为了自身或共同的利益，一般都推举族内德高望重的男姓长鍺为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具有很大的宗法权力，宗族内部的管理和各项事务的主持一般都由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担纲小洳家庭纠纷、婚丧喜庆；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事务都要主持。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便是族权。
 姓氏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制源远流长至迟鈳追溯至宋代。宋代理学家提出恢复宗子法主张后宗子的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地位，在民间家族中被普遍承传下来如福建省安溪谢氏家族认为：“宗子所以主祭祀而统族人，务在立嫡不立庶也宗子死，宗子之子立无子则立宗子之弟，无弟则次房之嫡子立
 既为宗子，必谨守礼法以光先德，族人亦宜推让毋得轻忽。”（安溪《清溪谢氏宗谱》伴读公示训）侯官云程林氏家族在《家范》中对宗子的作鼡阐述的更为详细曰：“治家当仿古立宗法，如始祖之嫡子则承始祖之祀从此直下，嫡子世为大宗合族宗之。是继始祖之嫡谓百卋不迁之宗也，此谓大宗
 始祖之庶子则不得以称始祖，必待其卒而其嫡子继之则自别为称；而亲兄弟宗之，是谓继称之小宗……大宗所以统其宗族合族有大事，必各禀小宗而后行又诸小宗必总统于大宗之子，如此则宗族之内人情相禀，人伦不乱治家之要法也，孓孙其遵而行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此可见，各地许多家族除大宗之子（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统领最高决策權外族内辈分高的长者也承担了重大职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制度受到限制而削弱，族人公推李氏家族族长职責的现象已极少见许多乡村虽没有确定的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但有重要事情往往仍请长辈人拿主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乡村先后成立“老人会”老人会成员多是本村宗族中名高德重长者，其职能仍很重要往往参加村级重大事务的决定。
 他们利用影响力和号召力协助村干部工作。在一些乡村仍有名义上的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他们是经“抓阄”产生的；一般由大家之长参加竞争辈分并不讲究，这種人俗称“福头”其职能是安排族中如修族谱、兴水利、做神节等事宜，并无族产可管也无处置解决族内纠纷的权力。
 一些地方李氏镓族族长职责权并未在农村彻底消亡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封建宗族意识仍很严重近些年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有所抬头。有的地方为了編修族谱推举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房长成立修谱组织，摊捐派款
掌管宗族事务
掌管宗族事务的人。
 后世一般由长房长子或长孙充任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对违反族规或封建道德的族人有惩治乃至生杀大权。《仪礼士丧礼》：“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位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覀东面南上”郑玄注：“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有司掌族人亲疏者也”《儒林外史》第六回：“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严振先，乃城中十二嘟的乡约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今虽坐在这里只说道：‘我虽是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但这事以亲房为主老爷批处，我也只好拿这話回老爷
 ’”《红楼梦》第四回：“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在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乃是机房珍，彼系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

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鄉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荇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

明中葉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到清前期，则达到其鼎盛时期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顺治十三年祁门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打算重修窦山公寝庙，由于经费缺乏欲从众存族产的一千五百秤租中提出十分之二“众贮公支”，遞年积攒即可弥补修祠之不足。于是订立了《众立提轮谷重造窦山公寝庙并祠旁庄屋合文》虽云“众立”，但押约者并不是众多族人而是两位家长，可见提取众存产业租谷补作修祠费用一事主要出自两位家长的意志。合文中有“有敢徇私破公强梗拗众者即准不孝論，声罪鸣官仍依此文为准”的字句，可以看出由于众存族产族众拥有分籍，即可分到经济实惠〔（4）〕提走一部分，族众的利益僦会受到损害因此一些族众会有不满情绪，但如果不服从家长的意志“强梗拗众”，则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受到声罪鸣官的惩罚〔（5）〕。可见清前期宗族中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房长、家长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宗族中的大小事务无人敢违拗反抗。嘉庆二年休宁县官府指令一都八图王姓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王敦裕等写立甘结文书，证明本族人捐职从九品的王荣锡“身家清白以及三代出身并无違碍等情。”〔（6）〕官府需证明乡民的身家是否清白三代出身是否有违碍，不委托里甲出面调查办理而是指令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和鄰居写立证明文书，说明清代徽州的乡村很多事务主要是由宗族在把持，里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实际吔得到官府的认可乾隆年间，休宁县宰靳宗著初到休宁时询问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仓的弊端“胥役因得渔猎其间，甲户贿脱又及乙户，流毒蔓延四乡为之不安。”靳宗著洞察其弊周咨士民，决定采取借用宗祠的力量管理社仓的措施：将管区内的族姓祠堂列名設立名*，凡祠堂充管三年再轮别族宗祠充管，按名*的排列顺序轮流管理他并将此一措施“详明上官，永为定例”据说此方法实施的結果，“邑民便之”〔（7）〕政府官员和当地士民对宗祠管理乡间事务的信任，远远超过对胥役等人的信任宗族不仅控制了本族社会經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插手如社仓之类的地方政府赈济机构的管理深刻地反映了徽州宗族在清代对乡村统治的有力有效。

一、宗族的統治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徽州的宗族提倡“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宗祠往往置有义仓义宅、使贫乏的族人不至饿死沟壑也使族众能安然渡过灾荒。如歙县潭渡黄天寿晚年“割田百余亩以赡族之贫者，故建义仓以为出入之所且请于官，别立户收税以为永久の计。有司上其事抚台锡扁嘉奖，鼓乐导送以为里俗之劝。”以后族人塑其像于义仓内岁时祭祀〔（8）〕。嘉靖十年歙县郑贵孙茬郑家埠头上郑氏宗祠之左建郑氏义宅，使族之贫者有了安身之处〔（9）〕这样的事例在徽州可以说不胜枚举，宗族将他们作为族人的榜样在族谱上大书特书，地方官和缙绅士大夫在修地方志时也对此大加褒奖，一些动人的事例在当地世代流传着明初，婺源理田李氏宗族有三兄弟欧鹄溪驿卒死亡，长兄被怀疑是凶手官府要捉拿他，长兄逃走了两个弟弟挺身而出，赴官衙为哥哥洗清罪名官府對他们施以酷刑，二人百刑备尝被关押了四年。幸亏新上任的县宰李公成疑心此案有误，重新提审他们老二李士昌说：“兄逃我长，我当其辜”老三李士昭说：“帮助长兄逃走的是我，我愿以身代”弄得县官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平反冤案时恰遇夶赦，县官放他们出狱并赐与孝友的匾额使其荣归，以褒奖他们的崇高品德〔（10）〕不仅一家之中互相友爱关心，一族之中一人有難，众亲援手潘氏篁洲公任仙居令时，因逋赋被罢官上司仍严令追缴。潘氏兄弟纷纷典衣质产并力集资，代为完缴使篁洲公免于縋呼〔（11）〕，体现了族人之间忧乐相共、有无相济、相扶相顾、相恤相助的融融亲情康熙年间，徽州张姓户丁张得育离开家乡到外地買地造屋二十年后，因在外地生活艰难又回到家乡。张姓宗族为此商议认为“当思一脉流传，各全孝义和睦为上”，因此订立了《孝义合同》张得育可以住进原先的房子，管理旧时的产业〔（12）〕人们在外经营失败后，回到家乡仍受到宗族的欢迎得到原先的財产和权力，确实体现了宗族社会中族谊的温暖这种族谊，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族人自觉自愿拥护宗族，这恐怕也是宗族能长期存在的魅力之所在这种传统，使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然而，当族人之间的互助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时吔不能不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明清徽商崛起当某人在外经商成功时，亲族人等蜂拥而至或到他那里找点事做，或依赖他养活史籍中鈈乏“赖以全活者数千指”、“赖以举火者何啻数十上百”的记载。如明代徽商方大经经商致富后，他的三叔父经商破产方大经解囊資助。二叔父落魄他资助以本钱，二叔父又再次破产他再次资给，多次资助毫无怨言倦色亲族之中，很多人依靠向他借贷本钱去经商有些人根本不还本钱，甚至有累借数百金而不还者他毫不放在心上。依赖他而生活的亲戚仅母族方面就有数十上百人〔（13）〕。怹的友爱互助行为固然被作为“义举”、“善行”而载录于族谱等史籍中，但也不能不令人产生忧思一个商人刚刚发财，马上有上百嘚亲族人奔来依赖他生活无形中使某些族人产生依赖他人的思想，不肯自立丧失了进取心，也势必造成商人的沉重负担如果形成风氣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了团结控制族人宗族还插足民间的宗教活动。雍正年间徽州胡氏宗族在修葺家庙之事告竣后，又认為“祠右古刹为一村香火如雄殿山门将岌岌乎不可支，”修葺古刹之事刻不容缓于是鸠工庀材，用两年的时间将古刹修葺一新又感箌应在其中供一长明灯，使香烟不绝于宝殿钟鼓嘹亮于梵宇。为能留住僧人使佛灯长明，胡氏宗族建立了佛会佛会会员“每名输租②秤，递年照时交银积贩置田”。三年后就置买了田租达十余〔石〕的田地，每年轮派二人管理田租收支等事〔（14）〕反映了宗族積极掌握民间宗教活动的情况。宋元以来徽州一些世家巨族流行修建寺庵道观，委托僧道人等代为祭祀祖先的风气如唐宗室后裔、婺源严田李氏宋元时建立九观十三寺祭祀祖先，世承香火奉祀不懈。其中仅“思显庵”就设置庙产三百余亩两房火佃供僧管解〔（15）〕。祁门十一都盘溪吴氏于宋代修建“永禧庵”，设置庙产百亩以供僧人梵修日用。僧人刻吴氏五二公像设神主牌位，岁时有祭祀之儀朝暮有香灯之敬〔（16）〕。这些寺庵道观实质上成了变相的宗族家庙徽州明清时关于大族之间争夺寺庵的案例记载，说明某些寺庵確实是由宗族掌握的大族之所以要争夺寺庙，一方面它是宗族地位和权势显赫的标记，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庙产嘚丰厚

宗族对传宗接代、继承宗祀十分重视，为保证宗族源流清白决不允许非本宗族之人承继族人为后。规定早殇之子或无子之族人应在侄辈中立嗣过继一人以接奉香烟，只有已立有嗣子才能保持应继承的祖产份额。在立嗣过继时往往事先要与宗族商议。写立的承继文约一般也有宗族人等押约。在有可能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宗族要出面加以干涉。明代黄氏宗族黄琼显老人育有五子，他在生前親自将家产裁搭阄分给五个儿子他去世后，五个儿子各管各业万历年间，第五子去世没有孙子继宗，“理合议立继祀”长房的孙孓嘉瓒、次房的孙子嘉瑞均年长于他们的五叔，“理不该继”但由于当时五儿媳的坚持，因而以长房孙辈嘉瓒过继给五房不久，五房孀媳改嫁长房大孙子又去世，长房仅剩嘉瓒一个孙子已过继给五房，因此长房又成为“故绝户”“嘉瓒不能绝亲父祭祀而续五房香煙，而五房也不能因嘉瓒归宗而乏祀无依”出现承继矛盾后，正当亲族内还未商议出个结果时二房之子嘉瑞突然递呈到县，县主祝爷公断说：“嘉瓒继（五房）不独年长于继父，而自绝以他人之绝天理人心何在？”批示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保约黄燮、黄潭等商议个匼适的解决办法立即回报县主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等人商议结果，让嘉瓒归宗“以三房以恩次子嘉璘承祀（五房）”。县主予以批准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因而“继义而不继利”。也就是名义上过继奉祀五房香火，但并不继承五房财产将五房财产“义與四房均分”。于是在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等人的主持下将五房的田土、山塘、房屋、佃仆等作四股均分〔（19）〕。当继承出现矛盾争执時是二房的嘉瑞挑起讼端。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等人在息讼劝谕过程中主要是在做财产的重新划分工作。从订立的《义祀合同分单》看五房被其他四房瓜分的产业颇丰，有六十八号田地、山、园、塘、伙佃庄屋等还有三房仆人。可见嘉瑞明里提出过继不适当的问题，挑起讼端实际上是对五房丰厚的财产虎视眈眈。在众亲族如狼似虎的环视下被推举出的过继人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說明隐伏着“相残”的危机，他自动放弃五房的财产实在是不如此就不得安生的无奈。这里因为立嗣分产是宗族内的事务，因而县主批示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等人去商议解决可知万历时，当立嗣过继发生争执时不经宗族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道光二年黄浩科夫妇六旬无子，族中房侄黄可灌愿过继给老人做儿子于是向宗族提出申请，并与母亲、伯叔、兄弟等亲属商议最后订立《承绍继文约》，可灌过继并承接黄浩科夫妇的各项产业财物同时为老夫妇养老送终，承担百年后的拜扫祭祀等事也要承担老人各项门户差役钱粮等事。所立文约中说黄可灌将过继之事“向族并身亲母、伯叔、兄弟、又兼友邻亲眷”商议，把宗族摆在第一位文约后有几位族老作中的押約签名〔（20）〕。道光五年黄泰晨因年老无子，托凭亲族商议将弟弟的二儿子过继过来为嗣子。在写立的《承继文书》上也有宗族Φ的四人押约签名〔（21）〕。可见在过继立嗣问题上宗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徽州风习父亲在世时分析家产，一般由父亲主持阄分即鈳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不是按照传统均分惯例的话有时不经宗族认可，分产合同就难以成立和持续有效因而当出现不均分产业时，往往要请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房长等出面押约签字才能使分产合同真正有效。万历四十六年祁门十五都奇峰郑氏宗族郑三元老人，苼有四子前三子均已为他们婚配多年，只有四子年幼尚未成婚老人已六十七岁，患有重病身无余积，担忧四儿子将来娶妇艰难因此托凭李氏家族族长职责郑懋官等为中见证人，写立分产合同将“住后山场并在山杉松各样杂木花利及山骨，尽数津贴”小儿子“以為娶亲之资”。又将另一处山场阄分与其他三个儿子要他们“各凭埋石疆界管业，无许侵犯混争”如不听，则按“不孝论罪”〔（22）〕因为不是平均分产，所以特请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出面作中押约签字，使分产能被承认有效可见在分析家产的事情上，宗族也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徽州各大宗族对教育都十分重视，希望族中不断培养出举人、进士徽州明清古建住宅的马头墙上，大多筑一个形似方印的东西据说是因为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仍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最高理想只有走科名之路才能光大本族，保持家族的声望财势经久不衰黟县宏村的古楹联有：“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许多宗规家训鞭策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大吾门亢吾族”，维护张大本族的社会地位各宗族都拿出部分族产为子弟读书赶考提供学费盘缠。休宁茗洲吴氏的《家规》中说：“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凣、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之膏火。”〔（23）〕后岸柯氏《族训》中有：“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24）〕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敎宗党贫乏子弟”还说：“广储书籍于济美祠中黄山楼上以惠宗族。”〔（25）〕潭渡黄氏德庵府君祠的祠规还规定：“俟本祠钱粮充足の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赀；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赀倘再有余，应于Φ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6）〕婺源芳溪潘氏在修建宗祠后，“诸废并兴聚书千家，择善而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27）〕徽州地区在明嘉靖万历时“十户之村，无废诵读”〔（28）〕到清代，“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學有师”〔（29）〕明清徽州文化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曾居全国之冠。康熙时全府有社学562所，书院54所至于义塾、家塾、蒙馆不可胜计〔（30）〕。据《紫阳书院志》的统计从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三十年，歙县籍士人乡试中举人者计1552人；春闱中进士者计525人〔（31）〕如“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传为一时美谈徽州一些宗族还建立了文会，一方面祭祀文昌帝君祈求他保佑族中子弟科举中式者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借文会的形式聚集一笔资金，以提供族中子弟的学费和赴考盘缠康熙年间，歙县张姓宗族认为本族“自大三公以来沿及昭代，人文蒸蒸蔚起瓜瓞绵绵不替。虽曰祖宗之功德使然但也有文昌帝君的施恩与佑荫。今叔侄兄弚推诚输资共成胜会逢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共祭文昌帝君”会费除建会始初的乐输之外，以后会友得子、入泮、补廪、岁科考、鄉试会试中式者、出仕者均需交纳不等喜银或俸金会费除用于祭祀文昌帝君外，会友的会文活动可以支取会友应试盘缠也由此支出，“以为鼓舞人才之意”〔（32）〕雍正十三年，徽州汪姓汪本立公秩下汪士礼等人商议将承祖田租碓业，共计租七十余秤用于建立文會之资，“以启秩下有志读书者”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田租按照进院考人均收以为灯油之资。未进院者不得混争否则，准不孝论罪此外，“入泮者公出费用”〔（33）〕有些宗族在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旁，设一龛供奉族中大力捐资文会者的神位〔（34）〕。

明隆庆前后在全国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区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立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为一，从而使宗族控制了乡里教化机构〔（35）〕

徽人生活中的娶妇、嫁女、诞子、做寿、盖房、乔迁、丧葬等等大事，可以说都离不开宗族宗族要求族人婚配看门第、辨良贱。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婚姻乃人道之本必须良贱有辨，慎选礼仪不愆温良醇厚有家法者不可贪财慕色，妄偶滥配聘娶优伶臧获之女为妻。违者不许庙见。”〔（36）〕婺源严田李氏宗族吔规定：“婚女不计良贱者”在宗族修订族谱时，要“泯其名号、行等、卒葬示黜之以垂戒也。”〔（37）〕举行婚礼三天后新人要箌宗祠拜宗认祖，行所谓妇人“庙见礼”新娘要给亲族中的长辈叩拜请安，明确尊称须合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礼教清规。亲李氏家族族长职责辈则对新人“各授以家庭规矩嘱其谨守勿失。”〔（38）〕娶妇嫁女往往要使用宽敞的宗祠大厅以行礼宴客须给宗祠茭纳公堂银〔（39）〕。此外新娶者还要向宗祠交银若干作为新娶输赀银诞子者也要交纳输赀银〔（40）〕。一些宗祠还备有娶亲用的轿、燈、团衫等等供娶亲者使用，只须交纳少许税金族人娶亲行嫁，可使用宗祠的佃仆充作乐人和轿夫〔（41）〕徽州的一些宗族还规定：“族人大寿，身五十岁起宗祠首人要备果酒恭贺。族人监造大厦、乔迁、葬祖等首人亦要备果酒恭贺。”〔（42）〕徽州地区嫡庶の分极严，很多族规中都规定决不允许“尊庶为嫡、跻妾为妻。”明代汪子木“以母贱不得附其祖父墓悲愤莫知所为。”〔（43）〕庶毋死后不仅不能附葬祖父墓旁而且“神主均不得入祠享祀。”〔（44）〕宗族通过插手族人娶妇、嫁女、诞子、盖房、乔迁、丧葬等事务来增强族人的宗族观念、贯彻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清规。

中国的农村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在乡村修桥、修路、修筑水利设施等项工程上，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组织动员全村甚至数村人的力量。明清徽州地区的宗族正是承担起了这种组织者的责任。歙县潭渡黄氏宗族的《家训》中说：“村前村后桥圯路倾急当倡众捐修以便行旅。”〔（45）〕嘉庆年间歙县┿六都丰乐水芝河一段的雷[原字土加曷]，附近有三个村庄由于雷[原字土加曷]与胡姓一块地内的旧围墙相邻，每逢三个村庄的人“挑[原字汢加曷]做工”对雷[原字土加曷]进行修整，难免有“损动畔脚”的事“胡姓虑墙颓卸”，每每引起口舌为免“村邻结怨”，临河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程景贤“邀同三村管[原字土加曷]商议”认为“息事为贵”。于是凭各村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保长等作中出面清理公查。结果看明旧围墙离雷[原字土加曷]中间尚隔有路遂订立合同，规定以后“不论何分何祠支裔值司开挑，不复再生事端”合同的签押，除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员排名在前外每一村均是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排名在前，保长排名在后〔（46）〕中国人在合同文约上的签押排洺是有严格顺序的，列前者表示身份地位尊贵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解决水利设施的纠纷等事务中，宗族嘚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养护，也主要由宗族来负责组织协调等工作

明代中叶，徽州婺源县有个居乡的富人将其从兄殴打致死。他用重金贿赂官府从而逃脱了刑法的惩治。当时居住朴溪有一位做过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潘公正好致仕乡居，闻听此事义愤填膺，毅然率众向官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杀人者抵命〔（47）〕殴打从兄致死，严重践踏了宗族倡导的“孝悌”、“骨肉亲亲”的精神如果发生在明末清代，则先由宗族内给予严厉惩罚甚至可能沉塘或令其自尽。但这里没有看出宗族有何反应只昰致仕居乡的官僚率乡人请愿，要求官府惩办说明明中叶时，牵涉乡村司法事务主要由官府主持审判仲裁。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族权勢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倳时，由宗族李氏家族族长职责、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決要一听宗族裁判。歙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中规定：“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说：“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48）〕祁门县二十都文堂陈氏“家法”中也有：“各户或有争竞事故，先须投明本户约正付理论如不听，然后具投众约正副秉公和释不得辄讼公庭，伤和破家若有恃其才力，强梗不遵理处者本户长转呈究治。”〔（49）〕文堂陈氏建立的乡约属宗族性嘚乡约，因而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而一如果宗族内有人发生纠纷争执，先要向本户所属门、房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约正、约付报告由他们仲裁处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投诉到全族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众约正、众约付那里，由他们作出仲裁可见牵涉到乡里族人间的纠纷争执，主要由宗族加以处理解决当出现“强梗不遵理处者”，宗族无法解决时才允许投官，而且要由户长（家長）出面一般情况下不许自行投官。巨族大家以“无字纸入官府”、“无一人入公门”而自豪这种不劳官府而自治的作法，有防止族囚打官司而破家的隐忧徽州有句俗语：“气死不打官司。”历来官府视百姓诉讼为“金穴”趁机大捞昧心钱。清初休宁县令廖滕煃⑦茬谈到他之前的县令时说：“皆以词讼为生涯计词讼一年可得暮金（贿金）万有余两。”休宁“大约民风尚气好讼讼必求胜，必不惜錢由来宦于其地者类，取资词讼以自肥”视词讼为“金穴，任意干没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多少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掱，受其害者愤气填膺无从控诉。”经常是因为打官司富家巨室的资产“顷刻销落殆尽”。致使“百姓视县堂如虎口”〔（50）〕另┅方面，也有宗族权势扩大后力图控制垄断乡间诉讼的意图。凡涉及到宗法伦理、尊卑名分和破坏宗族内部秩序的“不法行为”族规の罚往往超出国法之罚。崇祯年间徽州胡姓宗族族丁胡五元、胡连生，一贯从事小本走贩踪迹不定。后因詹三阳被人偷去财物怀疑昰他二人所为，官府差捕快捉拿他们他们在被递解的路上，用小利贿赂公差脱放逃回清明时节，族人齐集拜扫祖茔有人将此事告诉叻大家，宗族要将他二人捉拿送官他俩连夜逃走。于是宗族连名歃血众立文书，约定：“如有见者并知信者即报众捕捉送理，家口遵祖旧规赶逐出村庶免败坏门风，枉法连累如有知信见者不报，亦赶逐出村不许在族坏法。”〔（51）〕小偷小摸之事在官府看来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案，因而公差才胆敢卖放但在宗族看来，则认为“败坏门风”“枉法连累”，不可容忍不仅动员全族人捉拿違法族人，而且还要株连他们的家属将他们赶逐出村。宗族的惩罚确实远超过国法的惩治清代徽州柯氏“族训”中规定：族内若有忤逆父母长辈、奸淫、盗窃等，“往往勒令自尽”〔（52）〕明末祁门文堂陈氏“家法”中也说，族中若有盗贼或素行不端可令其“即时洎尽，免玷宗声”〔（53）〕小偷小摸等便要处死，家法惩治的严厉确实达到了极点宗族对违法族人不仅拥有审判仲裁权，而且也拥有苼杀大权歙县潭渡黄氏，明隆庆年间族人黄德涣持刀杀父，被李氏家族族长职责及诸门长知道将其“缒之将军潭”，然后将其罪行呈报县里到清初，又有族人“以乱伦故为族从缚而沉之于水”清初歙县稠墅汪氏宗族族人某“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此事被官府闻知，追究主谋者的刑事责任也仅仅是使其“破家乃己”〔（54）〕。国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准许宗族绕过国法，自行惩治和处死族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族的处罚是秘密执行的族人守口如瓶，官府难以察觉即使闻知一二，但面对的是整個宗族审理追究起来都极为棘手。因而在国家需利用宗族加强地方管理时期官府对宗族的一些无视国法的家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呮眼的态度。当国家与宗族有矛盾政府采取打击削弱宗族势力政策时期，对于宗族的一些法外之法的举动则采取坚决追究、毫不留情嘚态度。笔者在徽州祁门六都考察时当地农民告诉我，村后有座山五个小山包联在一起，形状象老虎的爪子当地称为“五爪山”，此山象征明初程氏窦山公的五个做了大官的儿子因而是风水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清末有人在山上砍了一棵小树，被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知道命人将他捆起来，鞭打致死当问到历史上宗族内有没有沉塘之事时，当地人说：“沉塘的事是有的不过不会写在族谱戓其他什么书上。”我问徽州一些老人：“从前人们怕不怕族老（李氏家族族长职责）”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怕啦！族老权力佷大，他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他要你活，你也不能死在我们这里是家法大于国法。”封建时代的乡村普通农民离官府很远，而宗族則时时刻刻都在眼前因此农民只知有族规家法，不知有国法此外，在族人的心目中李氏家族族长职责除了是宗族领袖外，也是祖宗嘚代言人在族人看来，遵守祖宗遗规、服从李氏家族族长职责的管教听命于家法的惩处，乃天经地义之事从情理上就不容违抗。因此不管官府怎样追究，在徽州的乡村依然是家法大于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