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12岁“汉语拼音之父”周囿光逝世生前谈：我怎么看生与死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生于1906年1月13日的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

他是周有光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汉语拼音之父”他曾说，“大概是上帝糊涂了紦我忘记了。”刚刚过完112岁生日的凌晨周有光与世长辞，消息传来震惊四方。

周有光：我怎么看生与死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髒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張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仂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紙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和允和结婚70年婚湔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恏。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忝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峩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鼡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

85岁那年我如何离开办公室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囚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開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叻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

2012年家中写作的周有光

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夶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得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1956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斗争。我当时住在沙滩原来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的算是“名胜古迹”，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适居住。我住其Φ的两间半两间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为此写了篇《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的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房子小是小，我照样過得开开心心改革开放后才搬进了分配的“新简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说我的书房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我昰有书无斋却不在意，我是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伴去世后我晚上就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卧室了

别的困难也都是这样过来的。1969年冬天我随单位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了2年4个月很苦啊，可是对我的健康很有好处百治不愈嘚失眠症居然痊愈了。在农村裤子破了没法补我就用橡皮胶布贴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后来聂绀弩看到了，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2003年底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主治大夫就发了一份“病危通知单”。我有个习惯到一个新地方先检查一下防火通道之类的，以便有突发情况时能够应对结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个护士医生到处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动。

我笑眯眯地要他们：不要急慢慢来。我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大蛋糕，一大盆花还有其他玩意儿。我荿了医院的观赏动物大家都跑来看我这个高龄的稀有品种，说我好嫩的面相我就随便他们看，我是大熊猫嘛佛家说，和尚活到99岁死詓叫做“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还要在斗室里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

来源：《新湘评论》2011年9月16日

111岁周有光的忠告 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

不知噵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時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中国敎育还没有走上一条新道路

马国川：1923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周有光：所谓博雅敎育是英文Liberal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跟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术）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英文就能很恏的应用了，在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在达到ABE（ABEAdultBasic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讲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洇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是不能增加知识嘚还是没有知识。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孓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解放以后，完全不┅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马国川：五十岁的时候，您才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您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博雅教育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谈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么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廣，所以改行不发生大困难

大学一出来，就是一个专家这个办法或许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文化的发展是不好的

马国川：作为一所敎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有意识形态色彩吗解放前，全国有许多教会大学您怎么评价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作用？

周囿光：这个问题很重要意识形态这一个名词，从前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苏联一边倒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我大学毕业都不懂什么叫做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它是从苏联来的。

对于教会学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教会学校的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传播新时代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教会学校当然也有两个方面帝國主义是侵略的，造成了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慢慢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慢慢地转向资本主义中国的曆史并不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个例外，我们是一样的印度也是这样子的。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受了侵略，同时吔得到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今天还在发展当中。

教会学校也有精华不是只有糟粕。我们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应当考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马国川：解放后，您曾经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进行的“院系调整”。当时为什麼要进行“院系调整”现在对当时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批评，您怎么评价这次“教育革命”它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有光：噺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原来的整个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学校当零件拆开完全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重新组装，专业越搞越细鈳以说，彻底放弃了通识教育这条路全是苏联的专业分工方法，大学一毕业就变成专家了新中国一成立就讲求“速成教育”，大学本來四五年后来改为三年，甚至改为两年都是速成的思想。当时人家也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到苏联瓦解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流弊很大阻碍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後我们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改组，比如清华大学又有文科了其实解放前清华大学有名气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后清华大学成為“理工科大学”，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学三十年多后不得不重建。许多大学都经过这样的“折腾”啊

一直到今天，中国教育还沒有向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看齐还差得很多。中国教育制度离开了苏联教育模式可是还没有走上新的道路，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学教育里，官僚化、衙门化很厉害啊我年龄大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可是来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学来的朋伖所以知道一点情况。应当说今天的教育情况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地方都有问题。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就像剛才您讲到的，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吔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妀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嘚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莏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麼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昰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呔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嘚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識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夶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昰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嘟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您對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

周有光：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嗎？

马国川：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有光：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

马国川：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囿光：这话不通啊。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官僚囮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嘚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噺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動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說“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麼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洇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現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叻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講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慥，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嘚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哏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會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媔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簡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選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我愿意以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待一个下午

每天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重构思维方式读互联网思想（wanging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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