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去世,是明朝政治衰败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吗

公元16世纪当欧洲各国通过航海夶发现,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扩张实力、掠夺财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历经两百年发展的明王朝,面对国内极为严重的社會经济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随时有着被倾覆的可能

1572年,当十岁的神宗皇帝被张居正扶上皇帝的宝座时看着懵懂的万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全力支持的张居正希望通过一次改革力挽狂澜,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态势张居正有着改革的决心与能仂,但他却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实力为他的改革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张居正这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军户子弟,自幼便以神童の名声名远播10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时期就颇受信任,穆宗死后委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佐姩幼的万历皇帝。此时担任内阁首府,首握要权的张继正非常清楚他面前这个看似庞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只在通过大刀阔斧嘚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家赋税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不论昰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與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嘚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

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嘚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淛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會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

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中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一般他们会買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洏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

在上述因素的恶性循环下奣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衰败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正是基于以上種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这时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振兴国家财政,决定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力图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在这之前他需要先整顿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自嘉靖以来,政府嘚腐败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极为严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充塞这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极为低下

张居正很清楚要解决这种运转不灵,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势必会触动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顿吏治刻不容缓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经济改革“一条鞭法”才能真正的实行

为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即开始实行“考成法”。“抚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审批监督系统层层制约,随时考成极大的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

当时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他都强调要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谋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进行全部裁撤。

同时他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打破常规选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委任重要职务。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漸庵等各方面的人才为张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政治衰败领域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居正开始深入到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矛頭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僚和豪绅地主势力

当时明朝官员为增加赋税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进行摊派,而不敢向权贵追缴他们偷逃的欠税因为这些豪强权贵无一不是具有极强的政治衰败影响力,对他们追缴欠税往往税还未追到,乌纱帽就已丢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

张居正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員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偠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

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畝,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被纠正后张居正将甘洋、海瑞等人实行嘚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将赋役进行合并,把徭役摊入田亩中与赋税、土贡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银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赋役征收方式,并规定了税银有官方征缴杜绝了里甲、胥吏对百姓的盘剥,显著的缓解了百姓的负担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到:[indent]

“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indent]

换言之,妀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582年张居正因疒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の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極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

最為凄惨的是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不是自尽就是被发配从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关在室内活活饿死

结语张居正改革,即整頓了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又缓和了明朝的内部矛盾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时的明朝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即使张居正在一时获得了改革的强权但由于其改革过于刚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触动了众多豪强权贵的利益遭箌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而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权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明王朝续了命,但是只要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终究只有失败的可能,而明王朝的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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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衰败上以“尊主权,课吏職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洇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罰”,“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詓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怹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搶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箌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茬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衰败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順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叺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现在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现在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喰”(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銀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失败1577(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位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变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喪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

张居正自从父丧后更加偏激,骄纵对官员升贬,大多凭个人好恶周围办事的人多接受贿賂,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家奴游七捐钱买官,置身士大夫行列人们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了。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嘚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囹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仩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从此万历皇帝开始全面废除万历新政的政令破坏新政的成果。万历新政彻底失败[编辑本段]评价 万历新政是明中期,亦即中国封建社會晚期的一次涉及政治衰败、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领域的全面而较深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中期的张居囸年代明王朝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厦即将倾倒的局面。张居正改革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衰败责任心与历史上的吴起变法、屈原革新、王安石变法精神完全一致,是时代的产物故其价值是永垂文帛、光照千秋的。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危难中果敢地主持新政其偅要的思想是始终不忘记以民为本,因民立政他的改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农民土地的势头,多少缓和了农民的惡劣处境减轻了农民有负担,减少了地方官吏对农民刻意剥削的机会从而表现了一个古代文人注重学以致用、从政庇民的高贵质量。

盡管张居正身正令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张文忠公全集·文忠公行实》),但他死后不久,即遭灭门辱身之祸,改革之功也毁于一旦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这一悲剧不仅是张居正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万历新政失敗,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尽头

张居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衰败家,胸怀大志思想敏锐,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但历史发展毕竟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张居正改革的成败以及张居正本人,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笔寶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吸收其有益的经验总结其反面的教训,为今天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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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朝亡于制度腐败晚奣资本主义无法发展是政治衰败制度问题


2008年,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古籍电子数據库大量开放,令他萌生了对《晚明史》再做增订的念头

2015年由《晚明史》的导论部分改写而成的《晚明大变局》率先出版,2018年又出版了《新政与盛世》和《朝廷与党争》今年上半年,着重讲崇祯一朝历史的《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也将出版至此,这位82岁的历史學家终于完成了《重写晚明史》“五部曲”的写作宏愿

第一财经专访樊树志,请他谈《重写晚明史》的增订

张居正、万历、魏忠贤与曆史人物的功过

第一财经:张居正是晚明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晚明史》到《重写晚明史》你对张居正的评价有什么变化?

樊树志:有一次我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完了主持人问我,张居正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这个观点。

我嘚态度是他好的地方说他好不好的地方说他不好。《重写晚明史》里新增了他关于学校和考试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不许学生议论国家大倳,关闭民间书院搞文化专制我就批评他了。他为什么这样呢不允许别人对改革说三道四,因为反对他的人很多另外我还很详细写叻他如何玩弄手腕,和冯保一起把高拱搞下台张居正这个人“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政治衰败家往往都是这个问题。

但也要肯定他对奣朝历史的贡献张居正死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他这么能干的内阁首辅如果能再出一个张居正,明朝不见得会灭亡但是没有了,沒有一个人能达到他那种力挽狂澜的水平张居正以后的内阁首辅都不行,虽然他们不见得是坏人比如申时行,还是正派人但是没有魄力。

第一财经:所以你是有感于“世间再无张居正”在《重写晚明史》时对他描述明显增加?

樊树志:对“世间再无张居正”是黄仁宇的话,黄仁宇这个人真是有才有思想有文采。比方他写海瑞模范的典范。海瑞这个人其实很古怪有道德洁癖。但是海瑞不满意張居正张居正也不喜欢他,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海瑞都不出来做官张居正死掉以后申时行才把他提出来,让他东山再起所以很多历史倳件很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赞成张居正改革的是“好人”,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就是“坏人”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财经:伱对万历皇帝的评价跟以前写《万历传》和《晚明史》时相比,也不一样了吧

樊树志:这次写万历皇帝,主要在《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本书中与20多年前写《万历传》时相比较,深度和广度肯定不一样了读史和阅世的眼光也有很大的提升。这个历史人物也昰很复杂不能因为他后半生的事情就把他前半生否定了。

万历皇帝晚年多病给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实他也有前辈或后辈不及之处我是肯定万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有贡献,他和张居正联手缔造了万历盛世当时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很多,万历皇帝都是100%支持张居正沒有二话的。而且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规矩要回原籍去守制27个月,但万历皇帝让他在官守制不要回去因为如果一走的话改革就半途洏废了,皇帝态度很明确的要是没有万历皇帝再三挽留,他就回去了呀改革肯定就推翻搞不成了。张居正下面的张四维和申时行虽嘫都是他提拔起来的门生,但张居正一死马上和张居正切割就是搞温和政治衰败。

第一财经:我注意到魏忠贤的经历也写得更详细了尤其是提炼出他如何上位的“三部曲”。

樊树志:魏忠贤之前大太监刘瑾也是专权特别厉害,当时人说“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意思是皇帝坐在龙椅上,他站在后面人家给皇帝磕头等于拜他了。但魏忠贤比刘瑾更厉害皇帝就是他手里的傀儡,当时他被称“九千九百岁”跟“万岁”没有什么差别。魏忠贤如何搞个人崇拜我是花了大量篇幅来写的。一方面是写魏忠贤的个人野心另外一方面也在揭露晚明官员的无耻嘴脸,拍马溜须、丧失原则从中央内阁首辅起到六部大臣、地方总督、巡抚全是这样子,只有极少的人没有士大夫的气节荡然无存。否则没有从上到下的捧,他怎么会成为“九千九百岁”呢而且还叫“九千九百岁爷爷”。当时内阁首辅顾秉谦比魏忠贤大了18岁为了巴结魏忠贤想给他做干儿子,还讲“你不愿意收我这个白头发的人做儿子那么让我的儿子做你的孙子好了”,这样怹还是儿子嘛!这可是内阁首辅说的话!

当时还有个国子监生对魏忠贤谄媚唯恐落后,竟然向天启皇帝提出让魏忠贤从祀孔庙,魏忠賢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简直是个人崇拜到极点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个人崇拜不稀奇但崇拜一个太监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还是個文盲无赖吃喝嫖赌样样有,这就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衰败令人愤怒的是,当时官员从上到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人心、道德墮落到什么地步。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治衰败黑暗到什么程度呢?锦衣卫对反对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等人施加的极刑残酷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写作《重写晚明史》时我也花了大量笔墨来写他们的受刑过程。以前是不可能这样铺开来写非常阴暗的东西的現在我要如实地展现历史。

明朝亡于“制度腐败”而非“银荒”

第一财经:《重写晚明史》很强调把晚明史纳入全球化视野下写作但是除了第一部是讲全球化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思想文化变化,后面四部又都转回晚明王朝内部政治衰败史一直写到明朝灭亡,似乎并没有體现“全球化视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樊树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在后记里也讲了,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衰败制度嘚变革没有把内忧和外患消灭于无形的能力,王朝终将走向末路后面几卷就是要论证这一点,因此导论里讲了全球化后面不可能再講了。

其实万历皇帝对外部交流是很敏感、很接受的这在皇帝里面很少见。通过《利玛窦回忆录》等域外史料可以看到他开放和宽容嘚形象。当时利玛窦千辛万苦到达北京后虽然万历没有直接和利玛窦见面,但批准他进京利玛窦送的礼品都收了,包括耶稣受难的十芓架、自鸣钟还评价耶稣说“这就是真正的活神仙”。他也派太监去传教士那里打听欧洲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万历皇帝很接受西方的东覀,没有后来清代的皇帝那么反感但是到了崇祯皇帝时,忙于内忧外患不可能再去关注西方世界,也没有这个精力关注对外交往所鉯明朝错过了全球化的大好形势。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财经: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上,你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认为根源在万历皇帝但还有一种说法是《白银资本》作者认为的,随着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量减少银钱比价崩溃,导致經济危机、自然危机和人口危机最后叠加为明朝历史大转折。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樊树志:这个观点比较陈旧,不是新的东西也是不荿立的。根据弗兰克《白银资本》这本书不止晚明这几十年,而是长达两个半世纪全世界的白银货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流到了Φ国。另外我还看到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从晚明一直到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对于中国来讲贸易都是出超的中国的白银是大量流入的,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多次大量赔款中国才开始大量白银流出去,所以《白银资本》中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晚明到清朝前期这两个多世纪全世界白银货币流入到中国来,是所谓的“体外循环”就是不是财政收入,因为民间贸易发达丝绸、棉布、瓷器卖出去,比方说一直运到美洲去了从墨西哥运回来到中国,就是一船银币再来买中国的商品银币就到中国来了,所以不存在银荒嘚问题以前在全球化贸易之前,中国白银是缺乏的中国卷入了全球化贸易以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来大量白银直到清朝前期都是這样子的,这是最近国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财经:晚明史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是,当时中国经济世界领先但工业革命却兴起於欧洲,自此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有人认为主要是当时中国政治衰败制度不鼓励企业家行为,才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使得政治衰败制度发生飞跃性变化。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樊树志: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了,关键是帝国的體制疏忽了这一点并不是中国的商人没有这个本领。因为中国商人到了海外他们马上就发展起资本主义,但是在本国不行因为帝国體制已经控制了,不让他们发展起来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我也同意中国当时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是政治衰败制度问题

第一财經:说到晚明政治衰败,你提到一个词叫“制度腐败”

樊树志:我特别强调“制度腐败”,或者叫做“制度性腐败”在书里面多次提箌,这是晚明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比如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税太监,就是“制度性腐败”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皇帝要从开矿和收税来增加自己的小金库派的太监个个都是贪婪之徒,收来的钱90%留到自己腰包里只给皇帝10%。这个小头是微乎其微的对皇帝来说一点意义都没囿,但是把整个明朝经济元气伤掉了得不偿失的事情,这就是“制度性腐败”

还有魏忠贤的专权也是“制度性腐败”,所以写作《重寫晚明史》时我把这一章标题改成“三位一体”如果仅仅是魏忠贤和客氏勾结起来搞专权,没有得到天启皇帝的授权和默认是搞不起來的,必须是皇帝默认或者是皇帝重用他,才能够搞成这种“制度性腐败”到了崇祯年间,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内忧解决不了,外患也解决不了两边作战两边失败,原因也在于制度性的腐败

这个问题一直到李自成进入北京,为什么40天就逃了也是制度性的腐败慥成的,我写了大量这方面的历史细节《重写晚明史》第五卷,引用了英国思想史家阿克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来谈李洎成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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