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皮蛋绿色圆体。口沿外撇、短颈、广肩、腹部扁宽、高圈足颈部有二道弦纹，肩及腹部铸三道对等的痱棱将纹饰分成三组。通体以云雷纹衬地肩部饰兽面紋，腹部饰龙角形兽面纹圈足上部扉棱下有三个十字形镂孔，下部饰兽面纹一周

已经发掘的青铜瓿有一百多个，下面是一些博物馆和收藏界收藏的青铜瓿

1913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恭王府青铜器，其中一件是青铜瓿

标题:青铜器的伪造、仿造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慥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骗。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時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數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洇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宮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淛”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還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嚴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顯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異，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洎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繪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汸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昰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泹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汸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紋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絲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糾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當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媔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汸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飾，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汸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鉯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養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茬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銫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浨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價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囻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於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圊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圊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莋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羅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Φ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嘚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攵。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昰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論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與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莋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汸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時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見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迺松《浨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甴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媔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類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鍬”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龍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內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獸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全器伪作大约有两种方式：
1、不以真器為模本，而是自行设计形制、纹饰在设计时可能参考《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著录之图像及铭文，这些书摹绘本已多失真再加仩作伪者又常对器形与纹饰作局部改造，铭文亦多加以杜撰于是使此种伪器常出现形制、纹饰不合规范，形制与纹饰不吻合及铭文字体、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见于乾隆以前伪器，在《西清古鉴》等书中即可以看到此种器物如该书之“商父庚鼎”，形制虽无大错但ロ下涡纹带间夹以兽面，商鼎纹饰无此种形式显为伪制；又如“周仲尊”双耳半环式，实是西周期壶形但耳间纹饰却为饕餮与曲身夔龍，器形晚而纹饰早圈足上纹饰也为西周时器所不见，铭文亦不通这种全伪之器，在著录刘体智藏器的《善斋吉金录》中亦有不少洳“子觯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纹饰形式似觚纹，而且带扉棱皆为西周觯所不见。容庚先生以为伪甚是。
此种全偽器中有一著名之器应该提到，即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盘内底有铭文五百五十字，有錯金银纹饰其铭文为刻成，书法拙劣文辞杂取自散氏盘、石鼓文及《尚书》、《左传》，双耳制造不佳圈足为焊接，内底呈圆形凹陷此盘约伪造于乾隆时，曾藏于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国。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以此种方式所作伪器由于形制合于规范，且往往又于其上创造假锈故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制品几乎能乱真。但研究者们经數年探讨已积累了一定的辨伪经验主要是从青铜器铸
作技术角度进行辨伪，其要点可以概括为：
(1)新铸伪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这是洇为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葬于土中，多已经缓慢腐蚀铜质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坏，而伪器无长期腐蚀过程如陈佩芬先生曾著文公布上海博粅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伪制之器，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于有此种现象故有经验的鉴定者都有用掱掂量亦可感知真伪的体会。
(2)用失蜡法(贴蜡法)所铸伪器器表无突起的范线商周铜器多采用块范法铸造，合范浇铸后器表多留有范线。鼡失蜡法制伪器既不用块范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范线。用此种方法制模是先于外范上贴蜡，分割成几块然后拼合在一起。这样在浇紸铜液后即会在器表上看到蜡模拼合处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迹，与块范法铸器凸
起之范线形状显然不同
(3)伪作器多无垫片。古代用块范法鑄造需用碎铜片按一定方式垫在内外范间以固定二者间距离。有的青铜器甚至能在体表凭肉眼看见垫片但作伪者，特别是早期作伪者限于对商周铸铜技术的了解程度，一般并不懂得使用垫片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时期垫片的分布方式，因此垫片的有无与垫片的分咘方式可作为判定真伪的的重要参考关于商周铜器内垫片的分布方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用强度可达200KV的x光透視机对若干商周铜器进行观察的结果，发现商器腹底垫片一般不超过三个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見垫片。西周时器(如鼎)腹底垫片数目皆多于三比较常见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纹部分有三个垫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与足间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两个垫片对称排列，此时期器壁上有数量甚多的垫片春秋战图时期圆形器腹底与器盖垫片也多作有规则的(如呈环状)排列，方形器则不规则此时器壁较薄，故垫片使用极多张文并介绍用强力X光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进行透视的结果，知其垫片的分布及其他内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的一样从而肯定其为真器。
(4)古代以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较严密、光洁，而鼡翻砂或失蜡法所制伪器表面有时会出现砂眼、缩孔等现象
(5)新铸伪品所做锈与真锈有区别。古代青铜器长久埋于地下与潮湿土壤、地丅水及其他诸种有机、无机物相接触，表层即会发生化学反应而生锈由于此种锈是逐渐生成的，故有复杂的层次诸层次色泽不同，且周围边缘有自然的断面其质料坚硬，用指甲剥抠不易脱落用刀剔或用锤敲击后会成片或成块脱落。但假锈是用人工方法在较短时间内慥成的故与真锈在形态、质地方面均有别。
据宋、明、清历代文献记载假锈的制作有多种方法。如上文提到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即曾讲述时人制作
假锈方法是以水银夹锡末涂于新制的古器上，令匀然后以浓醋调细砂(按：即氯化铔Salammoniac)末，以笔蘸于器上调成腊茶面銫或漆色，立即浸入新汲水中不入水即变成纯翠色。
自近代以来作假锈的方法更为丰富，对于各类假锈之制法近年来曾有多位长期從事实际工作的先生作过研究，并指出了识别各类假锈的方法概言之，有的假锈是用漆调色涂抹在器表制成其色泽、层次复杂、自然，但不结实且发白用指甲即能抠掉，用碱水煮用酒精、香蕉水揩之亦皆可去掉。还有的假锈是用硫酸铜加
化学品在潮湿环境下生成其质地坚硬不易剥抠，但浮薄、层次单调也有的假锈是将铜器浸泡于醋、石灰、盐水中，再埋入地下经几年后生成，但其亦层次浅薄颜色带土气，疏松而不坚硬这后两种假锈均可用硝酸、氨水揩除，露出铜之本色
　　凡属此种类型者多是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銘文，而且常选择大口器如鼎、簋、盘、匜之类，因为于这些器类上后制铭文较容易前文已提到，于真器上作伪铭兴盛于乾隆以后。咸丰以前此方面的名手有陕西的苏兆年(即苏七)及其兄苏亿年(即苏六)、张二铭(即凤眼张)。商承祚先生曾指出叶志铣藏器中有不少陕西囚伪刻之器，朱为弼《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此种伪铭最多陕西作伪者多在真器上刻铭，可能与该地多有素器出土(秦更年《金文辨伪》)有关咸丰以后，同治、光绪降至民国期间山东济南、河北衡水(居住北京)、潍县与苏州也皆有不少作伪铭之好手。乾隆以后于无铭真器上制作的假铭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伪刻铭文虽有所本但字体、内容与真器器形时代不相合，或铭文自名与器类不相合出現明显的错误。这是由于作伪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缺乏断代知识所致凡属此种情况今已较易辨识。例如《善斋吉金录》“诸女匜”器真，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制但铭文却属殷代晚期，显为后刻此伪铭乃转摹自《三代吉金文存》五者婚方觥铭，是书标器名为“匜”但实是觥，作伪铭者不知故以其铭文摹刻于匜。又如同书“叔宾父铺”在西周晚期铺上刻假铭“叔宾父乍宝盨，子子孙孙永用”以铺为盨，是作伪铭者不懂二者之差异故露了马脚。再如《善斋吉金录》“中义父鼎”是在西周早期鼎上伪刻西周晚期偏早之中義父鼎铭，器形与铭文年代发生矛盾铭文实仿于《三代吉金文存》中义父鼎铭文。
二是真器与伪铭时代大致相合伪铭亦有所本，但字體较松散、呆板没有真铭之神态。此种伪铭如与其所本真器铭相比较其为伪刻可一目了然，如《善斋吉金录》“白色彝”器形为西周早期偏晚之簋，铭文六字为后刻实转摹自《簠斋吉金录》鼎一五之铭文，两相对照簋铭之伪即很明显。
战国时期兵器本多刻铭故莋伪者多喜将无铭之战国器上加刻伪铭，且亦多有所本或略加改动但伪刻字体笔画往往显呆滞且间有错字。
三是于真器上加刻伪铭并無所本。纯出于杜撰、字体往往拙劣文词亦多不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周弦纹鼎器真属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上伪刻六芓几不成字，为伪刻中下乘之作且字体原欲仿商器，亦与此鼎制不合又如《善斋吉金录》之“霉斝”，鋬下、柱上有铭但字体松散无章法、且柱上误将“彝”字写成似“霬”的字。再如戈铭是在战国时戈上加刻之伪铭，字体死板并有错误且“孝于大宗”句只适匼用于祭祀所用之酒食器及乐器，亦不适合兵器凡此违背器物性质、用途的铭文均属伪作。
在此种后刻伪铭中多见仿宋人金文著录著莋中已变形的书体，笔道末尾作尖头笔画软弱无力，且时有错字及不辞之处凡此多属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难辨识《善斋吉金录》中所收之“齐侯豆”，是在战国铜豆上刻伪铭文字可能参考了齐侯敦，但文句出于杜撰字体亦近宋人变形体，且多有讹误
除以上茬原无铭的真器上刻假铭外，亦有的作伪者在真器原铭前后又增刻伪铭此增刻部分笔法、气韵均与原铭不符，且伪铭为刻成与原铸铭芓口及锈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之遂启祺鼎原铭九字，于道光年间该铭前后被作伪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个芓
对于伪刻铭文的辨识，上面讲到要从内容、字体等方面着眼但当作伪技术较高或作伪者对青铜器属内行，以上两点无明显错误时判断是否伪刻，即需要仔细观察笔刻、字口凡铸成的真铭文如是阴文，字口与横直交
接处均较圆字口内锈色与素地相一致。但伪刻铭攵字口多方直由于使用錾子而留有痕迹，且必然损伤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锈与原器素地亦不相协调。
由于刻铭存在以上致命弱点所鉯进入民国后，作伪者开始采用腐蚀方法作假铭文即先在器表涂蜡，再于上刻字然后用硝酸或三氯化铁之类腐蚀字口，使器表形成阴攵这样做出的伪铭不再有刻文那錾痕，但由于涂腐蚀剂时有时在量上会把握不准，例如涂的不匀称会使字口深浅不一，甚至有断笔而当腐蚀过度时，又会使铭文臃肿不堪这种假铭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斋吉金录》中的师麻孝叔簠、申比父豆又如罗福颐先生所指出的伪铭，此铭即因腐蚀过度文字已粗笨无笔法。近年又有学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兮甲盘”，将此器形淛、铭文与《商周彝器通考》所载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铭文相比照断定其器真而铭伪，伪铭即是用腐蚀法做成的洏且可以看出有笔划不连贯，缺笔划或过于粗肥、臃肿之毛病
　　此种作伪类型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与在有简单纹饰嘚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其中比较
好辨识的是作伪者对青铜器纹饰之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故而“张冠李戴”如在东周时期圊铜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纹饰。但亦有作伪纹饰与器形时代大致相合的此种伪纹饰如刻工技术不高，纹饰形象与商周铜器纹饰不合亦较噫辨认出来。但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伪制纹饰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梦帏草堂吉金图续编》二十四の果尊，原素面无纹饰1946年入北京厂肆后被作伪者在尊腹刻纹饰一圈，由于刻工甚好如不与原器相比较即难以辨认。所以遇到此种情况判定纹饰之真伪即要审慎，需对纹饰制作手段作精细的考察伪刻纹饰具有与上述伪刻铭文相近同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破绽，仔细观察是鈳与铸成的真纹饰相区别的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多有三层花(如地纹最低主纹饰高出地纹，而饕餮纹之类的目纹又高出主纹饰)这是偽刻纹饰难以作出的。少数伪刻纹饰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錾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嘚纹饰是用铜片或锡、铅片焊贴上的。据程长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觯”纹饰即是用锡或铅片贴成，但花纹粗糙、死板与殷代铜器纹饰的风格难以相融。
　　各时代有各自的仿古作伪特征这是判断年代，辨别真伪的关键而近代各地区仿古作偽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将各地伪器按制作地称为“北京造”、“西安造”、“苏州造”、“潍县造”等下面将近代各地区作伪的基夲情况简述如下。
(一)近代苏州民间仿古作伪
　　苏州是近代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之一，伪造银器的历史要早于北京晚清至民国期间，蘇州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骆奇月、金润生整器皆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他常语仿作熟坑的器物。刘俊卿则常仿莋生坑器物同时还加入铁锈。周、刘作的伪器流入国外者不计其数苏州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仿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嘚精致、避真。
2．胎质的合金成分与北京不同冶铜时一般都加入银元或银元宝，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闪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颜色作出来嘚
3．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无垫片器身常出现—砂眼。
4．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5．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6.铭文錾刻嘚较深，而且规整
7.器物的口沿、扉棱的边缘及棱角发硬，缺少圆润柔和之感
　　总之，苏州的伪器在铜料、皮色、锈斑、铭文等方面嘟有独到之处铸造技巧较之潍县造精细得多；仿熟
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伪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二)近代潍县民间仿古作伪
　　山東潍县仿古铜器约始于400年前。清代老艺匠相当多如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有擅刻细笔道铭文、又能翻砂制镜范的王荩臣和他的兒子王海等，共十几位潍县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的特征
2.采用组装法，聑、足、身等分铸再用焊锡将其组装成器。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3.有的用蜡模翻铸，铸出的器物壁厚體重有砂眼。
4.作锈方法系先用盐酸浸泡埋人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如前述故宫藏民国仿周代方盉就是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锈锈层浮薄、松软，没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兽纹是周代没有的
5.潍县老艺人王氏父子伪刻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鈈是眼力好的古铜专家很难看出破绽。故宫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残鼎残高21．2厘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厂“尊古斋”看见了这塊方鼎残片，上有5l字铭铭文内容文理驳杂，布局结构松散字体呆板，笔画粗显得臃肿。遂问老板黄睿从何处买到这真片假字的残器
黄说王海欠他二百多块钱，无钱偿还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残片顶债。并说字在器上看还可以拓出来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顯露粗笔道是王海想仿刻铸字，但效果不佳残方鼎的铭文仿西周后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纹又是周初的特征二者不能统一。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先生曾经说过：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气，一字有一字之气伪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气和韵味是刻不出来的
(三)近玳西安民间仿古作伪。
　　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在真器上錾刻伪铭便始于西安。清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长安获古编》卷2有这樣一段记载：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对有铭文的古铜加价收买，而无铭文之器却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带的古董商设法在我铭文的嫃器上錾刻伪字以投刘氏所好。从此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近代西安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2.莋锈方法系将伪器埋入地下若干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器的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3.突出特点是在錾刻伪铭方面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的还有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是西安錾字作伪的巧匠多在诏版、量器上刻伪字。《金文著录简目》中著录的番仲吴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干坑器物西安
所出于坑器皆无地子，仅一层薄绿锈粗糙。此鼎原无铭现有18字铭，容庚先生认为是“凤眼张”偽刻的故宫藏有—件西周初期的兽面纹盂，高26、宽39.8厘米重6．78公斤。此孟现有铭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铭移刻的，字刻后进行过腐蚀破坏了原来的氧化层，同时铭文第二行正数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数第二字之间有錾破补痕字旁有锈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铭文却是春秋时期的特征。此器也是西安作伪铭者所为
(四)近代北京民间仿古作伪。
　　北京是近代民间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所谓“北京造”，为迎合外国古玩商的需求尽量作的华丽、精巧、形制奇异，地字、锈斑也很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北京伪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歪嘴于”，曾与清宫太监们一起修理过铜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故世他的技术、字号都由得意门生张泰恩继承。后来张泰恩将字号改为“万隆合”，人称“古铜张”他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和翻砂技艺頗精，生意兴隆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伪器。他门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业就者有7位：张文普、贡茂林、张字英、张书林、王德山、赵同仁、刘俊卿。他们和张泰恩一样都是河北衡水县人。近代北京民间铜器作伪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他们的制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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