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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资本最为雄厚、所属工商金融机构最多、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与衰弱，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具代表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曲折与困境。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诸多商帮中，不仅有“晋商”，也有“徽商”，他们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而后起之秀的“宁波帮”则摒弃了前两者结托官府缺陷，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早在1403年，就是明成祖的时代宁波人就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邮局，叫做民信局。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运送货物都要找当时的镖局运送的。当时的民信局书信、报刊、银票都可以邮递，同时兼送货物。人家凭什么把书信．契约交给你？因为宁波商人的信用是绝佳的，非常注重信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诺千金似的信用……鸦片战争后，宁波崇商敬贾的社会风气愈益浓烈……宁波以商起家者衡宇相望，甚至出现了“满路皆商贾，穷愁独缙绅”的世情。&
——郎咸平《天下宁波帮：诚信、团结、现代商业意识》
（1）根据材料一分析近代“宁波帮”兴盛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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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二 江浙财团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宁波帮”源于宁波而成于上海。鸦片战争后，宁波人开始向上海进军，最初主要从事商业、沙船运输业和钱庄业，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经济的进一步入侵，“宁波帮”又向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银行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帮”还扩展该帮成员，其联络对象由宁波籍扩大到浙江、江苏籍，甚至包括安徽籍，因此“宁波帮”演变扩大为“大宁波帮”——“江浙财团”。1904年，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因国库空虚，邀请民间资本入股，原受邀的山西票号一致拒绝入股，结果使户部银行由江浙绸缎商筹办。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资本扩充至一千万两，大部分由江浙商人掌握。至中华民国初期，江浙籍人士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江浙财团至此正式崛起并达到鼎盛时期。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浙财团”在近代崛起并达到鼎盛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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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三 “江浙财团”投资人和主办人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们中某些人支持过广东革命政，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特别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他们感到恐惧。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许多人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3）请你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简评“江浙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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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四 江浙财团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虽然蒋介石与其有共同点，但蒋介石主政期间致力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江浙财团所掌握的银行业这样的命脉行业，是必定要将其纳入国家的控制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临近，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程度日渐加深，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控制，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开始瓦解。
（4）联系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归纳江浙财团在近代发展受阻并最后瓦解的主要因素。从中可得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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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材料题难度：偏难来源：0111
（1）兴盛原因：引进西方工商理念，具有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宁波商人讲信用；宁波地方崇商敬贾的社会风气和商业传统。（2）崛起原因：①19世纪末帝国主义竞相在中国开设银行工厂，大量输出资本，刺激了江浙商人投资近代工业和金融业 ②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③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④辛亥革命为民族工业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⑤辛亥革命后颁布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政策，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的热情；⑥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3）评价：江浙财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成员主要是民族资本家，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具有革命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有限又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因而斗争又具有妥协性。这注定了他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4）受阻及瓦解原因：①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及经济统制政策;②官僚资本的挤压；③帝国主义的压迫（日本侵略的加剧）。& 启示：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资本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民族独立是实业救国的前提。（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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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民国时期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主要考查你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短暂的春天，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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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短暂的春天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由此，社会上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涌现出张誉、荣宗敬、荣德生等一批实业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引发了振兴实业的热潮。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据统计，年，全国新建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549家。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为15%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原因：①根本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②直接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③“实业救国”爱国思潮的推动。2、时间：甲午战争以后（19世纪末）3、表现：①商办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②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4、企业：江苏南通：张謇大生纱厂；&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保兴面粉（“面粉大王”及“纺织大王”）；&河北唐山：周学熙新洋灰公司；&山西：刘懋赏、冯济川保晋矿务公司；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内地很少，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如缫丝、纺纱以及其他日用品工业，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则很少。5、影响：初步发展的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因社会朱曾有过的新的生产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新气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短暂的春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法令，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海外华侨也竟相投资国内工商业。政府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民国政府倡导使用国货。此后，农工商部又多次发出训令，要求所有公共机关的口用消费品一律专购国货。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经久不衰的抵制口货运动，作用很大。
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
(1)从经济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2)从政治上看，它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3)从思想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地冲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4)从发展趋势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地区分布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短暂春天：
1、时间：民国初期（一战期间）&（1912——1919）&2、原因：①辛亥革命扫除了一些障碍②“实业救国”的影响&③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④一战期间列强放松了经济侵略（根本原因）&3、表现：①轻工业发展较快；②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纺织业是当时最大的新式工业；③纺织业的中心由长江下游的上海等地向北向西发展，天津、青岛、武汉成为新的纺织业中心；&④面料是第二大工业；&⑤重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增长。&4、影响：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奠定了阶级基础。
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短暂”的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获得较大发展，但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发展程度有限。近代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其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大大超过民族资本，外国资本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煤量的75%，拥有全国纱锭总数的46.7%、布机的59%。日本控制了中国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94%。民族工业与封建经济相比，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又加紧了对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②进入19世纪20年代，大批民族工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或因产品竞争力弱而亏损闭歇。整个中国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民族工业短暂春天：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影响：（1）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逐步壮大，这就为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2）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逐步壮大，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代表——维新派站在救亡图存的前列，登上历史舞台。（3）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种要求首先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要打破封建束缚，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 （1）年民族工业较快发展。①获得较快发展的原因：第一，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第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实现全国的基本统一。虽不同性质的战争接连不断，相对而言仍属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对民族工业的破坏不很严重。②概况：1936年民族资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超过了官僚资本，而且超过了外国资本。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列强的经济侵略，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2）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经济日益萎缩。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遭受空前残酷的打击。抗战爆发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毁灭，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他们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厂矿，或被日军所毁，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管理”、“租赁”等形式吞并。仅1937年8月～1938年3月，在上海被日军摧毁的工厂就超过两千家，损失超过八亿元。 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出于抗战需要，实行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加强工业垄断和商业专卖，造成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族资本的萎缩。重庆仅1943年停产的工厂就近三分之一，炼铁厂停产超过四分之三。民族工业萎缩的原因：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破坏和野蛮的经济掠夺。②官僚资本的压榨。 （3）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陷入绝境。①原因：第一，美国经济侵略的加剧。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的在华政治、经济特权，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排挤国货。有人称这一条约是“新二十一条”。第二，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第三，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②表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族工业纷纷倒闭。民族工业曲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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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江浙财团的最终命运
民国时期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资本最为雄厚、所属工商金融机构最多、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与衰弱，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具代表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曲折与困境。　　　　 江浙财团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鸦片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到1850年时，上海的外贸总额首次超过广州，跃居首位，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沙船运输业的兴旺。当时一艘沙船约需投资七千至八千两白银，价格高昂，并非是一般投资者可以承受。为筹措这笔资金，投资者往往求助于借贷，见其有利可图，部分比较成功的商人开始投资于钱庄业。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在这股开设钱庄的风潮中居于前列。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清末，钱庄向近现代银行的转化开始了，在这过程中，除了钱庄业与外资银行有了业务往来而渐受影响以及新式工商业对钱庄只能产生新要求外，有两大事件对这个转化影响巨大。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的资本加上存款和发行钞票，可以运用的资金达到一千万两，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家钱庄，这给了钱庄业以巨大的震撼和危机感。但与此同时，宁波籍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投资于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总董，标志着钱庄业人士开始向近现代银行进军。1904年，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因国库空虚，邀请民间资本入股，原受邀的山西票号一致拒绝入股，结果使户部银行该由江浙绸缎商筹办。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资本扩充至一千万两，大部由江浙商人掌握。同时，宁波籍商人又独立投资创建四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华东陆、中华劝工、中国垦业、中国企业等一大批银行，借助原先在钱庄业积累的大量资本，使得上述银行资本雄厚，竞争力较强。在银行业务扩大的过程中，非宁波籍的商人和资本家与之发生了密切的交往，筹资的范围也逐渐由单一的宁波籍扩大至浙江、安徽、江苏籍。至中华民国初期，江浙籍人士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江浙财团至此正式形成。　　&　　 江浙财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治环境。民国前期动荡的政局显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他们选择了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蒋介石来上台执政，结束动荡。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江浙财团给与了积极支持，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1927年3月26日，蒋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等商界闻人接洽，表示希望得到经济支持。2月27日，虞洽卿在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报告了会谈的情况。19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就给与资助。4月初，江浙财团给蒋介石支付了一笔为数三百万的短期借款。不久，蒋介石就如其所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最为报答，蒋介石平息工人运动、将工人纳入可控的轨道，满足了江浙财团的基本需求。蒋介石是由江浙财团扶植上台的，主要被看中了他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具有的强大政治军事资源，共同的反共意愿以及两者间叫良好的私人关系。　　 江浙财团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镇压工人运动，虽然蒋介石与其有共同点，但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断的作风、拒绝其他一切势力，包括江浙财团对他行使最高权力进行干涉。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由于在政权中缺少代理人，江浙财团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予以保证，而受到一个缺乏信誉的专制者的摆布。而蒋介石主政期间致力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越到后期，统制色彩就越浓，很大程度上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对后者在经济上的过度索取。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进行的摊派主要有如下几次：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资产阶级中摊派认购，1927年10月和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巩固下来。总计，在1927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总额达10.8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充作军费，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上述公债大都摊派给了上海资本家，成为了他们沉重的负担，逐渐地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再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在敛财时未能充分考虑江浙财团的意愿，和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使得两者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但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和军队，江浙财团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整体上看，缺乏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实力。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拥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使命感与决心，但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并非是一致的。国民政府一开始实施的是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对于江浙财团所掌握的银行业这样的命脉行业，是必定要将其纳入国家的控制下。再加上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临近，国民政府对经济的统制程度日渐加深。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一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瓦解。
　江浙财团研究八十年&转载▼分类：&【漫漫中国财团路】&&&&陶水木&2008年江浙财团问题研究起始于日本学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些日本学者及日本在华经济调研机构如满铁调查课等，对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资产阶级产生浓厚的兴趣。据张嘉未刊稿《随笔》，1928年6月，日本报纸首次提出江浙财阀概念，并指出“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的支持”，“所谓江浙财阀也者，盖指隶籍江苏宝山的张嘉，江苏镇江的陈辉德，浙江绍兴之李铭，浙江吴兴之钱永铭等诸人。”②次年出版的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志村悦郎执笔的《浙江财阀》，是1920年代关于浙江财阀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专门从经济的角度对浙江财阀进行分析研究”，该书的“特色是尽量避免抽象的议论，而从具体的阐述入手，试图对其信用和实力进行分析”。所以在资料方面，论者不用以前的参考资料，而全部使用调查资料③，这使论著的价值凸显。作者认为，要给浙江财阀下定义应该包括3个方面：第一，浙江出身，但主要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这是从字面狭义的解释；第二，主要是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江浙两省出身的金融业者及其实业家的概称，或叫做上海财阀或江浙资产阶级；第三，不论籍贯，凡是以上海作为活动中心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以及在财界、政界有实力的人物悉数概称浙江财阀，而其中的中心势力，是浙江出身的财界与政界的实力人物，这种情况下，与其叫浙江财阀毋宁叫“新中国资本团”更恰当些。论著考察了浙江财阀的起源及发达小史，特别是浙江财阀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主要企业和实力；概述了浙江财阀的领导人物，包括首脑人物6人(即张静江、虞洽卿、李馥荪、张公权、钱新之、秦润卿)，主要人物26人，重要人物44人。该著还考察了浙江财阀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及浙江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关系，认为总商会是浙江财阀的根据地，浙江财阀是与国民政府结成密切利害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主体。　　该著对浙江财阀的界定及代表人物的确定，为今后该问题研究定了基调，对此后江浙财团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国内外关于江浙财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特出，其代表性成果有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④，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⑤等。山上金男对“浙江财阀”的解释，沿用了满铁上海事务所志村悦郎的说法。不过他进一步概括说：浙江财阀“是在上海以浙江出身者为中心的新兴资产阶级基于地方主义的团结意识而结成的地缘集团”⑥，是“以宁波帮为中心的江浙乡帮的地缘性集团”，这是公认的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财阀”，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⑦。他考察了浙江财阀在上海市商会及各主要同业公会中的地位，特别是详尽论述了浙江财阀银行资本的发展及投资样态，说明浙江财阀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浙江财阀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上海财阀之鸟瞰》一文指出：中国的财阀以浙江财阀居首位，狭义的浙江财阀是指以上海为“本据”的浙江籍金融资本家之结合势力，广义的浙江财阀包括受浙江财阀支配的江苏省之财阀。”浙江财阀一方面为金融资本家中心之财阀，同时也为产业资本家中心之财阀。文章概略考察了浙江财阀的形成，以浙江财阀为主的各财系在上海金融、工商、航运等各个行业中的地位，特别是浙江财阀在金融业的地位。文章对上海各行业主要企业与各系财阀的关系的考察达到了一个国外学者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文中不少企业主的籍贯归属有误，因此而影响一些观点。如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完全由浙江系人物占据”，事实上属于财阀等。　　国内学者关于江浙财团问题的研究成果，这时也开始出现，有专题论文，但更多的是相关论著涉及江浙财团问题。　　王宗培在《中国金融业之阵容》⑧一文中指出：“凡于我国金融稍加关切者，莫不知‘江浙财阀’在商业金融上之地位，实则所谓‘江浙财团’亦不过角逐于上海市场之一份子”。他认为中国的银行按其性质和动态可分为华北财团、华东财团、华南财团和华西财团，“华东集团为苏浙皖三省之土著银行，历史悠久，复得地利与人和之两宜，素称雄于上海一隅，及至国民政府成立，其势力日益滋长，而为之中坚者，则为名振中外之‘江浙财团’焉”。1935年政府对中国、交通两行增资改组，又对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四明银行实行统制，使江浙财团深受打击。显然，王宗培所说的“江浙财阀”概念，内涵比日本学者所说的“浙江财阀”要小得多。　　王承志在《中国金融资本论》中所说的“江浙财阀”概念与王宗培几乎一致⑨。1941年《中国内幕》发表的《重庆灵魂的浙江财阀》一文，概述了浙江财阀的特征及与政府的关系。文章界定的浙江财阀“是总括的对于浙江(所谓浙江，并不专限于浙江，可以说是浙江、江苏，或者说，不论地域，凡在上海的都包括在内。)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体的称谓。”所谓浙江财阀，只是在上海金融市场角逐的一部分；认为浙江财阀的特征是：“他从买办资本发家，以民族银行资本为骨干，就是银行资本家的集团”；浙江财阀的兴盛在于政府公债投资，银行资本与政府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935年政府加强了对银行界的支配力，“浙江财阀退了王位”，但两者关系在本质上毫无变化，目下重庆政府的灵魂依旧是浙江财阀⑩。钟树元《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11)，概述了宁波帮的兴起、主要经营行业及其在浙江财阀中的核心地位。　　但这时国内也有学者否认江浙财团的存在。魏友荣认为：浙江财阀的概念“无论在学理上，在事实上都是错误的”；财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独占资本形态，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中国没有符合这样定义的财阀。(12)　　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都冠以“浙江财阀”或“上海财阀”，而国内学者有称“浙江财阀”的，但更多的称“江浙财阀”。只是到了四十年代，国内学者才首次提出“江浙财团”的概念。　　二、中断与复兴：1949年后的江浙财团研究八十年*&--------------------------------------------------------------------------------&&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有长达20年“左”的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成了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成口诛笔伐对象，国内学术界对江浙财团等相关问题已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有的只是烙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带有明显政治性的公式化的结论。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双百”方针的重新确立，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私经济的发展，江浙财团问题研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工作得以复兴。据初略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30年，直接关于江浙财团的论文有20余篇，著作2部，间接论及江浙财团的论著难以计数，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　　如前所述，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在1949年前有“浙江财阀”、“江浙财阀”、“上海财阀”、“江浙财团”几种不同的称呼，名称既异，内涵也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关于江浙财团概念和内涵的观点更为丰富。在称呼上称“江浙财团”居多，但也有不少学者认同“江浙财阀”概念(13)。关于其内涵，一般认为：“江浙财团”是指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体(14)。海外著名民国史研究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80年代初出版的《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认为江浙财团是“一个建立在个人与省籍为纽带基础上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是通过涉足多个行业的领导人“利用个人的纽带和商界领袖的地位，打破了金融和工商业的界限，把买办、钱庄业主、工业家、商人、船主以及银行家联结起来的资本集团”(15)。彭绍钧等认为：江浙财团是我国财团经济发展的最早见证，它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网络着江浙籍为主的买办、工商业资本家、钱庄和银行资本家，掌握着上海及江浙地区的国民经济(16)。　　但也有论著认为应将江浙财团内的工商资本与金融资本划清界限。其中有的认为“江浙财团”仅指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资本集团，1988年出版的《文史哲百科辞典》“江浙财阀”条说：江浙财阀是江苏、浙江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也称“江浙财团”，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为代表，以上海为中心，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17)。姚会元提出了“江浙金融财团”的概念，他认为广义的江浙财团是指“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集团，还包括工商资本集团”；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活动于上海的江浙籍为主的金融资本集团即“江浙金融财团”，它是“江浙财团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和灵魂，是它决定着江浙财团的总体性质”。人们往往将江浙金融财团与江浙财团混同起来，其实两者是有重要区别的不同概念(18)。钟晓光使用的“江浙财阀”概念与姚会元的“江浙金融财团”基本一致，他认为江浙财阀即指以张嘉、陈辉德、李铭、钱永铭为代表的江浙银行及金融界(19)。　　另有学者对近代上海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江浙财团”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恂诚认为：财团或财阀是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指大型的现代企业集团，有内部统一的组织和管理，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财团’的阶段”(20)。黄逸平也认为“从科学的含义看，他们实际上还够不上财团或财阀的地位。”(21)　　除了上述所用“浙江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财阀”、“江浙金融财团”等等提法外，国内史学界还使用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等概念，其内涵与一般广义所说的江浙财团基本一致(22)。冯筱才则认为无论“江浙财阀”、“江浙财团”，还是“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名称都带有较浓厚的主观成分，如果被泛化，容易产生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分，不应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他倾向于使用“江浙商人”这一中性概念(23)。　　(二)关于江浙财团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如果说关于江浙财团概念学界颇有歧意的话，那么关于江浙财团形成于何时的看法大体一致，即大都认为它形成于民初。黄逸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银行也得到大力扩展，在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以上海为基地的若干工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发生一定程度的结合，逐渐形成了江浙财团(24)。姚会元也指出：江浙金融财团逐渐形成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确切地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中国工商业、金融业迅速增长的产物(25)。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考察了浙江财阀的形成历史后，认为它形成于20世纪初，其核心是宁波商人(26)。　　美国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指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是一个以个人与省籍纽带为基础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起初是浙江宁波市周围7县在上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即“宁波帮”，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以及交往的深入，宁波帮逐步把一些非本籍人结合在他们的私人关系网内，形成了一个以(老)宁波帮为核心的“浙江财团”。在这个基础上，再与其他地方集团紧密结合，如江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商帮，从而完全掌握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27)。这种由宁波帮逐渐演变扩大为“江浙财团”的观点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从地域范围看，“江浙财团”的企业不仅集中于上海，也分布于邻近上海的其它江苏、浙江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企业以及经济都直接或间接受财团成员控制。小科布尔指出，上海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控制着江苏无锡的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活跃于宁波的航运业和商业。黄逸平也指出，大生资本企业虽然设置在江苏南通、海门一带，却也是“江浙财团”的一部分(28)。　　关于“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一般都认为包括一大批在江浙沪地区有影响的工商金融界资本家，如张嘉、陈光甫、李铭、钱新之、虞洽卿、宋汉章、叶揆初、王晓籁、荣宗敬、刘鸿生、穆藕初、秦润卿，等等。但关于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或首脑人物还是有不同看法，小科布尔认为虞洽卿、王一亭、张静江等人是上海浙江帮最著名的头面人物。史全生、王奭君认为虞洽卿、王一亭、张静江、陈其美是江浙财团的中心人物(29)。而钟晓光则认为张嘉、陈光甫、李铭、钱永铭等金融巨子才是财团代表人物，郭廷以称之是江浙财阀的中心人物(30)，张嘉本人身前也认可张、陈、李、钱为江浙财阀的说法(31)。　　(三)关于江浙财团的性质及政治倾向　　江浙财团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是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依然存在分歧。传统的看法是：江浙财团同帝国主义、国内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有密切联系，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并依靠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来获取暴利。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逐步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降为四大家族的附庸(32)。　　近年来的研究中，就江浙财团的阶级属性又形成3种看法。姜铎认为：江浙财团是“带有浓厚的官僚买办倾向”的阶级，并称之为“初步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33)。有的学者认为江浙财团从经济成分上讲，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兼而有之，但以官僚买办为主，控制江浙财团的领导人物自然也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34)。也有学者认为江浙财团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黄逸平认为支持四一二政变的江浙资产阶级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姚会元也认为江浙金融财团“不是买办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江浙金融财团“是江浙财团的核心、灵魂，是它决定着江浙财团的总体性质”(35)。还的有学者认为江浙财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在四一二政变后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此后两者又相互扶植，说明民族产阶级从此就与革命分道扬镳了(36)。日本学者西里喜行也认为：浙江财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37)。　　近年来关于江浙财团政治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问题上，例如江浙财团如何与蒋介石集团建立密切联系？如何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及国民政府建立后两者的关系等。　　1926年北伐开始后，蒋介石集团很快与江浙财团取得了联系并在政治上达成默契。小科布尔认为：蒋介石是凭借自己的浙江籍身份及与陈其美、张静江早年的私交关系和江浙财团搭上钩的，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江浙财团领袖人物虞洽卿。史全生、王奭君等人与小科布尔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但钟晓光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江浙财团只包括张嘉、陈辉德、李铭、钱永铭等金融界巨子，说蒋介石与浙江财阀取得联系主要靠张静江、虞洽卿等人的力量，张、虞即代表江浙财团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在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集团北伐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虽不能抹煞张静江、虞洽卿等人的作用，但张嘉起了最关键的牵线搭桥的作用。(38)　　关于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集团上台的原因及南京政权建立后的关系，包括小科布尔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出于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江浙财团投靠了蒋介石集团，从金钱和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但他们却未料到旋即遭到了南京政权的压榨与排挤，不仅在政治上损失其活动能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39)。但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法国学者白吉尔指出：把资产阶级向蒋介石的归顺看成是简单地对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的恐惧是错误的，这“并不只是由于环境所迫，为应付革命形势所带来的危险而作出的一种抉择”，而是江浙资产阶级倾向于一个国家的强治政权，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发展、繁荣。白氏由此认为资产阶级投靠蒋介石是主动地、充满希望的一种选择，而当时高涨的工人运动只是起到了加强这种愿望的作用(40)。史全生、邱松庆、张晓辉等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江浙财团不仅未遭排斥，相反还在南京政权内占有一定地位，经济上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还利用他们控制的政治、经济权力捞到了不少好处(41)。史全生还认为：江浙财阀不仅只扮演了蒋介石的财政支柱的角色，而且还“表现了主谋、帮凶和策士的角色”(42)。冯筱才通过对江浙商人的考察提出他们在1927年和蒋介石集团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自救举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本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更不能被加上“背叛”、“勾结”“反动”等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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