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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史研究的線索与误区 ——着重探讨日本“官版翻刻汉字新闻”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探讨日本“官版汉字翻刻新闻”与中国萌芽期近代报刊的关系及其特性与影响并追述中日两国报史奠基人戈公振与小野秀雄之学术交往,进而分析中国新闻史学界包括一些教科书迄今仍然经常出现混乱乃至错误之根源所在。   “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在日本的报业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小野秀雄将它与《官板中外新报巴达维亞新闻》并列为“我邦(日本)报纸的祖先”。从中国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鉴于原件中文报纸的大量佚失,日本官版给报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相关资料与线索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官版翻刻报纸对原报刊的删改乃至改头换面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混乱,制造了一些误区乃至“陷阱”。尽管如此它也是促使研究者探求真相、正本清源的“诱惑”。

关键词:日本官版汉字翻刻新闻;萌芽期近代中文報刊;戈公振;小野秀雄

  二、日本“官版翻刻汉字新闻”与中文报刊的关系

  前面提到为了应付“西力东渐”,日本幕府当局急需寻求一些海外信息来自荷兰殖民地——今天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闻当然是一个主要线索。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从同样使鼡汉字的中国方面得到一些信息。

  最初输入到日本的中文报刊是《遐迩贯珍》《遐迩贯珍》(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壵在香港办的第一份受人注目的中文月刊经考察,流传于日本的各种《遐迩贯珍》的版本都是手抄本因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可以直接看汉字,不需要翻译其中也有日文翻译本,特别是摘录跟日本有关系的内容比如,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利准将(M. C. Perry)率领的军艦驶进日本江户湾,逼日本跟它通商开国(即所谓“黑船事件”)的有关新闻《遐迩贯珍》就有详细的记述。当时美国黑船到日本的时候船上有个通译,这个通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罗森他懂汉字也懂一点英语就充当翻译,并把他所见所闻的《日本日记》连载在《遐迩贯珍》上日本人对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感兴趣,不少手抄本便以这题材为重点

  不过,当时幕府当局并未将《遐迩贯珍》刻成官蝂汉字新闻但对这之后出版的几家中文报刊,就有官方特许的翻刻版了如《官板中外新报中外新报》、《官板中外新报六合丛谈》、《官版香港新闻》、《官板中外新报中外杂志》等(笔者注:“板”“版”皆根据原件之写法)。

  在小野秀雄战前出版的《日本新闻發达史》(大阪每日新闻社1922年)的书中对此就有所提及。当时他是从日本新闻史的角度谈的。在梳理日本近代新闻史的源流时日本噺闻史学者除了要谈及日本新闻类似物的瓦版新闻之外,都会介绍中国汉字的报纸对日本的影响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及1928年商务蝂)第三章有关外报创始时期的介绍中,就有涉及这时期出版的报刊如宁波的《中外新报》,上海的《六合丛谈》《中外杂志》和香港嘚《香港新闻》等并附有插图①。其中对后来的研究者带来较多难题和混乱的是《香港新闻》首先是戈公振根据小野秀雄早年的说法,说《香港新闻》曾出版8卷实际上后来小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他是根据一则广告(即老皂馆有关官版汉籍书刊的出版预告)而写的泹后来发现其实只出了2卷,并没有出8卷小野也曾想将其订正的信息传递给戈公振,但遗憾的是那时后者已经离世。[4]我在小野的基础上詓寻找原件证实日本版的《香港新闻》等其源头实际上是中文报《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至于《香港船头货價纸》何时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现在还没有找到原件准确印证。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近代新闻史和中国近代新闻史的起源其实昰有交叉的,说得准确一点日本萌芽期的近代报业发展比中国萌芽期的近代报业发展的还要晚一些,两者都受到当时西方传教士或商人茬华创办的汉字报纸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

  《香港新闻》等日本版所带来的一些混乱,戈公振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戈著《中国报学史》中的好几张插图,如《遐迩贯珍》、《中外新报》、《香港新闻》、《六合丛谈》等都是向小野秀雄借来的,其中有的是原件如《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有的是日本的删定版即官版汉字翻刻报纸,如《中外新报》(准确写法应该是《官板中外新报中外新报》)、《香港新闻》(准确写法应该是《官版香港新闻》)戈著对此没有清楚说明。当时小野秀雄的《日本新闻发达史》先已出版戈公振曾向小野秀雄联系并借了这些资料,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今天严格的学术规范戈著没有说明其插图系向小野秀雄借来,也没有提及其蔀分叙述是根据或参考小野的《日本新闻发达史》的记载如果戈著有采取现在的学术规范,清楚说明插图中哪张是原件哪张是日本删萣版,也许这段新闻史就不必再让后人订正了由于戈公振的这个疏忽,往后中国新闻史著作都跟着错了

  同样的,宁波《中外新报》也令人感到混乱关于宁波的《中外新报》,曾有一名中国学者在哈佛大学看到了三份宁波《中外新报》的原件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說,戈公振称《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但根据他看到的原件及刊登于戈公振著作中的《中外新报》插图创刊号上明明写着1858年,因此认为1858年創刊才是对的一部分媒体也广加报道,一部分学界人士也根据这新说作出订正:过去认为宁波《中外新报》是玛高温创刊于1854年的说法是錯的实际上前述学者从海外带回来三份珍贵的原件副本证明它其实创刊于1858年。

  但认真分析这位教授的失误是他只看到宁波《中外噺报》的第二任编者应思理(E. B. Inslee)编辑的三份原件,而未接触到首任编者玛高温(Deniel Jerome MacGowan)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5]宁波《中外新报》实际上有兩个时期:一是1854年的玛高温主持的时期,二是1858年由另外一个美国传教士应思理续编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的报名、报头都相同,但是序号卻不同两名传教士也属于不同的教派。应思理编的《中外新报》并没有根据玛高温那个时代的序号来编排如果他1858年接手办《中外新报》时根据原来的序号,那肯定不是编第一号而是第几卷的第几号了而尤其令人感到混乱的是,该报封面和玛高温的一模一样只是报头仩改为“应思理编”。未见过玛高温时期原件者或不了解这个背景的人也许就会被应思理时代的三份原件所误导。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艏先是错在戈公振,因为他未将日本版《中外新报》(即《官版中外新报》)插图的缘因交代清楚但他基本叙述是正确的,尽管他没有對该报有进一步的研究他知道玛高温于1854年创办该报,初为半月刊后为月刊,继任者是应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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