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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日期： 16:43:00　　于国福有话说真诚的告诉大家，依法维权存在的问题和维权成功的方法：1、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腐败官员，做了腐败勾当，怕投诉人维权，就以打击报复方式，制造冤案;2、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无良记者及其他人士借投诉人有价值的证据，以采访、调查等为名收受对方“封口费”后，就装聋作哑;3、由于这些人的介入腐败分子就会掌握投诉人的证据，给投诉人的维权设置了障碍。出于上述问题。笔者为投诉人策划成功维权方案：笔者在维权过程中，只要确认投诉人事实证据，就可以配合投诉人以曝光、举报、追踪。笔者在北京有合作律师事务所。为此，对特大案件、要案有直接受理走法律程序、舆论监督互动的条件，真正的让投诉人明明白白维权。笔者拒绝一切官方非法律保障性邀请，全心全意配合投诉人维权。联系笔者可以网上搜索“于国福有话说”　　向社区举报违规内容　　15#回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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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起诉状　　?　　原告：、、、、、、、、、、、，委托代理人、、、、、、、、、、、，住同上，邮寄联系地址：、、、、、、、 　　被告：周茂良，男，住罗山县龙山乡十里塘村马寨组，身份证号码：200533，电话号码：.　　?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1、支付2012年拖欠的租金3000元；2013年的拖欠的半年租金9000元；并与之配套2013年物业费710元、水电费200元；　　2、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违约金3000元和房屋的维修费用2000元；　　3、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含代理费用5000元），以及原告一方为之从千里之外的南京赶过来开庭等相关费用（火车票等）。?　　以上合计：?22910?元。?　　?　　事实与理由：??日原告、、、与被告周茂良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书】，自日合同到期，被告按时履行合同。日到日，原被告双方按照口头合同约定按时履行合同。按照双方口头合同约定，原告位于鸿禧嘉园西区院内2栋楼3号车库30多平米也于2011年9月同时租赁给被告做仓库使用，与房屋租金合计为每年为18000元，但日至今，被告一直以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为由拖欠房租（我与原告、、、系母子关系。被告打电话叫我姐长姐短，嘘寒问暖），原告方面碍于面子就同意延迟。?　　?　　日原告方面代理人千里迢迢从江苏南京赶回罗山收租金，双方在【荣旺门店】内协商重新签书面合同，并且支付已经拖欠了半年的租金。被告方信誓旦旦说下午出去收账，下午四点之前一定付清房租，然后再签订合同也不迟。可是，等到下午四点，被告方一直没有任何反馈消息。原告方来到【荣旺陶瓷】门店一看，转闸门关着，怎么回事呀？旁边的人都说，小周的东西都搬走了。原告方立即给被告方打电话，被告方说，我没有钱，我没有家，也没有房子。如果你报案要关就关我吧！无奈，原告方立即到新城派出所报案做了笔录。截止现在，原告方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的给被告打电话，不接，发信息要求双方见面谈谈，协商。被告方都是恶意拒绝协商。　　?　　根据原双方【房屋租赁协议书】（六）、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租赁期内解约，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否则违约方应支付违约金3000元大写：三千元整。（七）、租赁期满，甲方对协议书第四条和第五条进行验收，如无损坏，乙方也无其他违约行为，甲方应退还押金，否则甲方有权酌情扣除押金，并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的条款规定，被告方已经严重违约，并且破坏了房屋的门、墙壁，地板，需要维修。因为双方对房屋没有交接验收，被告方属于突然违约，逃之夭夭。所以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房屋维修费用。　　?　　因为原告方、、、一直在外求学没有时间处理，所有与之相关事宜都委托原告母亲、、处理。鉴于以上事实，在报警110求助和到罗山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求助无果的情况下，警察建议只能向罗山县人民法院起诉，依法维权。故向贵院提起诉讼求助，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藐视、侵犯，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此致?　　罗山县人民法院??　　?　　附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4、房产证复印件一份；　　5、车库复印件一份；　　6、原始房屋租赁书合同一份；　　7、双方手机信息照片一套26张；　　8、车库照片一套两张；　　9、房屋室内墙壁和门被破坏照片一套5张；　　10、原告方从南京赶回罗山收租金的火车票复印件一份；　　11、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　　?　　具状人： ??委托代理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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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沟里的致富带头人——记黑山沟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王爱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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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沟里的致富带头人——记黑山沟村党支部书记、村
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安平台城) 记用生命播下火种的共产党人吴立人
大革命时期的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诞生。1924年8月，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也在这里相继建立。1925年河北阜平建党，1926年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下属安平、饶阳、蠡县等十几个县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曾经建立过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一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比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还要早。1932年7月“保定二师学潮”震惊华北大地，1930年五里岗暴动、1932年8月中共保属特委领导的“高蠡暴动”、1932年11月的冀中五县42村发动的农民暴动以及“抗捐”、“扫盐”、“抢秋”等革命斗争在华北地区从未间断。虽然大多被敌人镇压，却播下了革命火种，党的主张深入民心。当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选定河北阜平山区为八路军总部，冀中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河北阜平和冀中有着非常好的党的群众和政治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低谷，由于当时土地革命的中心在南方，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和主要根据地也在南方，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倾其全力“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即成必然，因河北远离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心，国民党新军阀在这里你争我夺，这便给河北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这期间吴立人先后根据北平市委、保属特委、河北省委、直南特委的指示，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在安平、饶阳、武強、武邑等地开展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秘密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农村，使广大农村党的组织和党员从点到片、从无到有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鉴于这期间中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和安平县的党组织、冀中地区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同志，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河北省委派了联络员是李常青同志指导北平和保属特委的工作。
1932年8月高蠡暴动后至抗日战争初期，吴立人曾先后受北平市委、保属特委、河北省委、直南特委派遣，多次深入安平等地，进行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国大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的重要工作是寻找失联的各地党组织和中共党、团员，对被敌人破坏了的农村党支部进行艰苦卓绝的重建和恢复工作。这批农村和县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使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北方播下的火种得以重新点燃，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幅员辽阔的华北平原，这些农民革命的星火竞逐燎原、势不可擋，中共在华北地区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建工作形成的这个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故而知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今天，重温中共建党初期这段极其珍贵的党建工作历史，追忆和缅怀革命先驱们的革命事迹及思想，特别是重温在中共建党的初期，我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党建思想和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客观反映地方党组织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作用和历史贡献，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对坚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吴立人是中共“把支部建在农村”党建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吴立人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重视农民力量的思想理论，为吴立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落实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党建思想打下了基础。1978年冬，吴立人看望他在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后，回忆中共早期党建历史时谈到：“李大钊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领导人。他对农民的重视源于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理解”。李大钊曾经说过：“如果农民能够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建立农民武装，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李大钊文集》下册834页）；吴立人回忆说：“李大钊是最早提出支部建在农村、支部建在军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中共党建思想和理论的，并最早把这些‘重农思想’运用到中共党的建设的实践中。”1923年李大钊在河北安平成立的中共第一个支部就是“支部建在农村”这一党建思想的具体实践。
李大钊这些早期建党理论同时被毛泽东所汲取和创新，1926年，毛泽东把李大钊发表的《青年与农村》、《土地与农民》等教育、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和宣传资料，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了卓越创新。
毛泽东是“支部建在农村”和“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共党建理论的最早的伟大实践者，为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第3页《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在第98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农民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作了完整的表述：“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1923年李大钊在河北安平成立了中共第一个支部之后，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建立了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同年，河北阜平党支部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此点燃的革命星火起之于中国农村，燃之于大江南北，兴之于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星星点点的农村党支部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为基础的红色政权、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1927年8月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9月领导了秋收起义、10月领导了广州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在“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治军宗旨，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使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村党支部遭到了严重破坏，五次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始撤离各根据地。这期间，河北保定保属特委曾先后五次遭到破坏，所领导的高蠡暴动、五县暴动等农民革命运动也先后失败，中共北方局派出保属特委李菁玉、罗玉川、陆治国、刘秀峰、候玉田、张君、吴立人等开展对农村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吴立人是当时恢复农村党组织的践行者之一。
二、从吴立人重建和恢复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看华北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方党建情况。1934年10月五次围剿失败后，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撤出苏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到1935年7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被迫停止办公，国统区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地区的党建工作仍在艰难中发展。1935年5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高文华任书记，其下属省级组织有河北省委、山西省工委、山东省工委。时河北省委所属组织尚有北平、天津、唐山3个市委，京东、冀热辽、保属、直中、直西、直南、直鲁边、津南、绥远、陕北10个特委和13个中心县委、33个县委；山西省工委下属3个县委、2个区工委；山东省工委仍领导鲁西、胶东、苏鲁边3个特委和4个直属县委。1936年春，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一项中心任务。到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地区中共地方组织的分布是：在冀、热、察、绥、蒙及豫北、鲁西北地区仍设有中共河北省委，其所属组织有北平、天津、唐山3个市委，京东、冀热边、保属、直中、直南、津南、直鲁豫边7个特委，12个中心县委，28个县委，党员数量有较快增加，如天津由数十人发展到4000名，赞皇县由二三十人发展到100多名，平山县由500多名发展到700多名。在山西省，1936年10月建立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省工委下属太原市委及中心县委、县委、特支、支部共36个，有党员368名。在山东省，1936年5月，山东省工委改建为中共山东省委。到1937年7月，下属鲁西北、鲁西特委。胶东工委以及7个直属县委或工委，有党员2000多名。1936年6月在河南省组建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委，1937年4月改称河南省工委，下设豫晋边临时工委、豫东特委、豫西临时工委、苏鲁豫皖临时特委及3个直属县委。在绥远省，1936年7月建立绥远省工委，同年秋又建立垦区工委。此外，自1936年下半年起，北方局还直接领导鄂豫边省委和烟台市委、宛属工委等。1937年5月，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将原中共河北省委分建为河北、平汉线两省委。河北省委下属京东特委、冀热边特委、直鲁边工委、唐山市工委，平汉线省委领导保属、保南、保东、保西、直中、直南特委。七七事变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之下有河北、平汉线、山东、鄂豫边4个省委，山西、河南、绥远3个省工委及山西公开工委，以及20多个特委、市委或工委。日《中共中央致北方局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在组织上，河北省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也指出七七事变前“华北党组织在政治、组织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的《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强调指出，这时“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
“七七事变”前，冀中地区已经重建和恢复的农村党支部达到400多个，县党支部20多个，共有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党员800余名，其中安平县1937年有42个党支部，288名党员。有的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已经转移，“七七事变”前后纷纷被党组织找回，接上组织关系，投入抗日武装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学生分赴冀中各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许多在外读书的知识青年回到家乡，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的大潮。
总之，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在华北特别是冀中地区，己经有了组织分布广泛并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党的地方组织，它是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在总结、回顾中共创建晋察冀和冀中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中，许多亲历者都认为，由于河北地方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才使抗战初期，在国军撤退、八路军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共创建这块毛泽东称之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才有了可能和成为现实。
三、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恢复与发展，在我党建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的意义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全景同志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意味深长的写道：“拨去岁月的重重迷雾，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台城这个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孕育和诞生，她代表并承载了当时工农大众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争自由求解放的主张是广大农村中农民的共同意志和期盼，毕竟中国革命的重头戏是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事实。没有农民的觉醒和参与，中国革命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从井冈山到西柏坡，再到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推车挑担的支前民工！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决策者和后来的继任者，能够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普遍适用的真理”。
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我党建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历经九十五周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建在村里”和“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里程碑。在党建史上，“支部建在村里”和“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如两颗耀眼的明灯，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进程中，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多变的形势，跨艰难险阻、涉疾风骤雨，使一个饱受列強欺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令人睹目的今日強国之列。“支部建在农村”和“支部建在连上”，是中共党建宝库中的两大法宝，没有这两大法宝，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八千万党员应时刻铭记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河北省安平县的中共台城特别党支部，始建于1923年，是李大钊委派弓仲韬【1】回故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后建立的，回忆中共农村党的建设这段党史遗珍，正像张全景同志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共产党做主心骨，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前赴后继地开展了雇工罢工、教师增薪、惩治村霸、策动学潮、禁赌禁毒、妇女放足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一大批党团员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到1927年上半年，安平县已建立党支部七个、共青团支部五个，共有党团员百余人。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局、河北省委、保属特委贯彻党的八七会议，要求实现工作方式的转变，把各级党支部建成“巩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河北省委建立后，除了重建和恢复了安平等地的党组织外，还恢复了许多失联党团员的组织生活，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更为重要的是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的详尽而具体的规定。至“七七事变”前，安平县已经建起共产党、共青团支部四十多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二百多人。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北方地区各县，实属罕见。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毛泽东派参加过井岗山反围剿和长征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到河北创建抗日根据地，据孟庆山回忆，当年毛泽东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紧紧依靠河北地方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孟庆山担任保属特委军事部长后，依靠地方党组织在短短的五、六个月时间就组织了6万人的河北游击军。日，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53军130师691团的一千多位将士，在河北藁城县梅花镇“梅花岭战役”歼击来犯日军后，在晋州小樵村完成了改编，成立了人民自卫军，由于冀中地区党建工作基础好，进步青年踊跃参军，兵源充足，成为冀中抗日的劲旅和中坚力量，这期间保属特委并入冀中区党委。1938年4月，黄敬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后，首先抓了抗日武装统一整编的问题。他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化解了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的矛盾，又收编或清除了其他的武装，将冀中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合并，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扩大，在一年的时间里，根据地辖区就由7个县扩大到35个县；并初步改造了县级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民众团体，这样就迅速打开了冀中地区的局面，仅1939年到1940年，就支援晋察冀军区粮食980万公斤，破路挖沟七万公里，在敌占区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给与了肯定和表扬（见《彭真年谱》上卷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如此迅速和成功，与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和冀中区党委，特别是黄敬同志来到冀中后创造性的工作和卓越的领导分不开的。回顾这段历史，吴立人常说，抗日战争初期，许多从井岗山、瑞金苏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都说：“冀中地区兵源充足，民众觉悟和素质高，只要是打鬼子就踊跃报名；到了冀中就像回到了当年的苏区”。刘伯承、邓小平在冀南、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129师的兵源都在河北地区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贺龙日率八路军第120师支援和巩固冀中根据地，该师在冀中八个月时间，大小战斗116次，歼敌5900余人。来到冀中时兵力6300人，回晋绥时将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独立第5支队、独立第6支队、津南自卫军四只整建制部队编入120师，大批冀中健儿踊跃参加120师部队，很快120师部队扩大到21000人。贺龙同志对这批冀中子弟兵给予极高评价：“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打仗不怕死敢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了得呀！”；“硬骨头六连” 在冀中组建之初，除19名红军战士，余下一百余人全部是冀中子弟兵。林彪、聂荣臻的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在河北地区一次性的补充兵源就达2000人。“七七事变”后的冀中抗战初期，由于以黄敬、程子华、吕正操、孟庆山等为首的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冀中抗日根据地范围：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位处华北平原腹地（北）平、（天）津、保（定）地区。束鹿县、深县、武强县、交河县、饶阳县、献县。蠡县、高阳县、安新县、容城县、徐水县、清苑县。藁城县、无极县、晋县、深泽县、安国县、定县（定南）、博野县。河间县、大城县、任丘县、文安县、新镇县、雄县、新城县。霸县、固安县、永清县、安次县、廊坊县。安平县、肃宁县。望都县、新乐县、青县、静海县、景县、武邑县、阜城县、正定县、枣强县、东光县、定兴县、赵县。共辖44个县。人口达1000万，正规部队恢复发展到26个主力团，加上40多个县大队、300余个区小队，共7万余官兵，基干民兵20余万人，各民众抗日团体会员110余万人。冀中这种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和河北地方党长期坚持把支部建在村里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分不开的，毛泽东称“晋察冀是模范根据地”，称冀中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摘自《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2页），朱德称“冀中是八路军的粮仓、饭碗”，无疑这也是河北地方党组织、农村党支部在冀中地区开展艰苦卓绝的党建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吕正操司令员在总结冀中抗战胜利时说“人民群众是靠山”。回顾这段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大量的事实证明，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坚持武装斗争不断取得新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支部建在村里，是党通过农村支部对农民的革命发动和正确领导，是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点燃的革命火种，点燃了遍地星火，成长出了众多的农村党支部，是这些党支部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得到重生和恢复，是像弓仲涛、罗玉川、李子逊、候玉田、张君、刘秀峰、陆治国、吴立人等这批优秀共产党员不惜流血牺牲重建和恢复农村党支部的无所畏惧的坚持。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高扬全民抗战大旗振臂一呼时，这里的人民随即响应，奋不顾身投入血与火的战斗，他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八路军将士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续写了这一片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骄傲。
四、七七事变前重建和恢复、发展农村党支部、组建抗日武装成为吴立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吴立人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1930年7月，15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后积极加入左联、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1931年7月由保定二师共产党员刘光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吴立人积极参与或领导了学运、农运、革命暴动；恢复、重建、发展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等工作。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成长为用生命播下火种的共产党人。1931年8月，吴立人受刘光宗的派遣，回行唐县秘密策划组织学运，罢免贪污腐败的县教育局长张考槐，释放被抓捕的进步学生。1932年7月，吴立人随中共保属特委李之道领导的保定地区十多所大中学校，发动了反对国民党不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声援保定二师“七o六”学潮斗争。之后被校方开除。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别是在北方党的中心腹地保定地区，党员都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转入地下。吴立人曾用过吴毅民、吴一民、吴国芳、吴立仁、王爽秋、王韶秋、王绍秋、王韵秋等若干个名字做掩护，有的名字至今仍不知晓。当时中共在王明“左”倾冒进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革命暴动，当鲜血染红大地时，带之而来的是共产党人的觉悟和民众的奋起。吴立人也参加或组织或领导了其中的暴动，接受革命暴风雨的洗礼。
1932年8月，吴立人作为时任共青团保属特委书记白坚的助手，在武装暴动的日子里与保定20名党团骨干，参加了中共保属特委湘农、黎亚克、白坚领导的高、蠡暴动，他负责宣传工作，夜晚贴标语，白天做群众工作。由于敌众我寡，暴动持续5天后失败。敌人疯狂反扑，对参加暴动者残酷镇压，实行恐怖政策，高蠡两县的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保属特委也遭到破坏。在这次暴动中，吴立人结识了李子逊（安平县人）、王凤斋等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吴立人任九地委书记兼晋察冀第九军分区政委时，与时任司令员的王凤斋同志共同领导九分区党政军民，又一次成为亲密战友，在九分区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永载史册。
1933年2月，吴立人受上级委派，秘密返回家乡行唐县，住在水泉村堡垒户王唤、张洛荣家，找到水泉村支部书记张金福，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水泉周围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3月，与行唐县委书记孙来恒等领导了水泉暴动。起义队伍与敌人激战数日后，因众寡悬殊，武器、粮食殆尽而失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这一带党员群众进行了疯狂报复，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行唐县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河北团省委书记吴正廷在石门被捕后即叛变。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自首变节，中共保属特委和中共直中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正定、藁城、元氏、井陉、赵县、新乐、束鹿、正丰煤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连续被抓捕、被通缉。吴立人受国民党通缉，遂与敌人周旋、遂辗转于保定西部地区农村，継续开展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保定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保定行营对保属各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拉网式的反复搜捕，吴立人亲历了中共保属特委五次遭到破坏。这期间由于各县基层党组织遭到惨重损失，使刚刚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残酷镇压，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保属特委处于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半年国民党保定行营南撤。
1933年初，河北省委代行保属特委职权，随后恢复与定县中心县委和保定东乡、容城、完县，满城，涿县、博野，蠡县、高阳、饶阳，安平，深泽及肃河特区等县、区党组织的联系。4月，吴立人任保属特委巡视员，分管领导保定西南地区工作。后保属特委屡遭敌人破坏，特别是1933年底到1934年春，安平县委直属领导保属特委的巡视员范克敏叛变投敌，保属特委下属党组织的名单落入敌人手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特委书记贝中选回原籍邢台钜鹿不归，其他特委成员多数被迫出走，基层党组织几乎全部瘫痪，停止了活动。吴立人找到陆治国【2】、侯玉田【3】，以陆治国家为秘密联络站，在安平县一带坚持宣传、组织、发动、领导民众继续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初，吴立人与陆治国、侯玉田商议，决定分别到北平、天津寻找党的组织。吴立人于同年秋考入蔡元培创办的私立华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积极寻找党组织。
1935年初，吴立人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黄河水灾赈济会，北平学联等学运组织，任自卫会西安门地区负责人。与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冷楚、彭涛等取得了联系。和黄敬、彭涛、姚依林、周小舟等学运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一二o九”、“一二o一六”等学生爱国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用提前放寒假的办法破坏和瓦解学生运动的措施，党组织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行学生同农民相结合。南下宣传团内成立了党团（即党组），书记是彭涛，吴立人作为彭涛同志联络员，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二团宣传队长，一方面负责宣传“一二o九”的抗日主张；一方面负责寻找、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党团员并积极发展新党员。
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1935年9月，恢复了中共保属特委，将安新县委组织委员张君家作为保属特委三个秘密固定开会地点之一，张君积极协助支持保属特委工作（后张君于1937年8月任保东特委书记、保属省委书记；1938年8月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1936年1月，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保定后，吴立人与中共保属特委取得了联系，李菁玉恢复了吴立人保属特委委员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负责恢复深（县）、武（武强、武邑）、饶（阳）、安（平）等数县地方党组织。保属特委组建了保东、保南、保西三个中心县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保东特委，张君任保东特委书记，李菁玉派吴立人多次参加在高阳县张君家召开的秘密会议。协助张君做恢复安新、雄县、蠡县、博野、新城、肃宁、河间、任丘、高阳等县党组织的工作。吴立人不畏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党组织的联络、恢复与发展党员、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从此，抗日的烽火在直南地区燃烧起来。1936年6月，直南特委进行了改组，李必根【4】调回省委，张霖之继任特委书记，马国瑞任组织部长，王韵秋（吴立人）任宣传部长。尽管当时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环境仍很恶劣，他们毅然积极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寻找暂时失掉关系的党员，继续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为以后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冀南革命斗争史 》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第92页）。
（1）七七事变前吴立人多次去安平，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下不解情缘
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写了序言。该书介绍了吴立人1936年1月在安平县恢复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情况。《中共衡水党史资料》第14页载：“弓仲韬于35年底受地下党吴立人领导，与女儿弓乃如【5】恢复了安平、饶阳党的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吴立人与弓家建立的深厚革命友谊，被孙犁写成小小说《种谷的人》，发表在1948年的《晋察冀日报》。文中主人公“树人”的原型即为吴立人同志。根据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弓乃如回忆，吴立人1936年1月至8月曾多次到达安平，秘密开展恢复重建安平县党支部的工作；根据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严镜波【6】（1935年4月仼饶阳县委组织委员）在回忆录《我的一百年》第86页写到：“吴立人恢复饶阳县党组织是在1935年4月底”。根据党史资料和一些老同志回忆，“七七事变”前，吴立人在恢复饶阳县党委后，又多次秘密潜入安平，代表河北地下党组织寻找失联的弓仲韬、弓乃如等中共党员，恢复了安平台城村党支部和县党组织的工作。这些往事如烟的回忆逐渐了解了吴立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那段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创始人是弓仲韬。1886年弓仲韬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毕业后，他结识了李大钊。1922年安平县李锡九【7】经李大钊介绍入党成为衡水地区第一名党员，回原籍安平县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党的工作。1923年4月，李大钊又介绍弓仲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派遣他回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1923年弓仲韬奉中共北京区委指示，秘密回到了原籍安平县开展革命工作。弓仲韬回到台城村后，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平民千字文”，卖掉了自家的二十几亩地，办起了“平民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弓仲韬还建起农民的群众组织——农会，并吸收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弓凤洲（弓仲韬发展的第一名党员，也是第一个农民党员）、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批准，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弓仲韬、弓凤洲、弓成山三人在台城村“平民夜校”，由弓仲韬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组建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因中共顺直（河北当时名称）省委和安平县委尚未成立，台城村党支部直接受中共北平区委领导，简称“台城特支”，弓仲韬任党支部书记、弓凤洲为组织委员、弓成山为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台城特支”成立后在中共北平市委指示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队伍，扩大党组织影响。随后弓仲韬又建立起敬思村、北关高小两个党支部。
日，为加强统一领导，弓仲韬召集3个党支部推选出的9名党员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安平县委，弓仲韬任县委书记。中国农村党建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1924年的时候，全国只有党员994人，安平县就有20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
从1923年8月台城特支成立到1927年，弓仲韬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革命烈火越烧越旺。1923年，他首任台城特支书记；1924年8月，安平县委成立，他首任安平县县委书记；1925年，安平县委和饶阳党组织合并，他任安饶联合县委书记；1926年，安(平)、饶(阳)、深(泽)三县中心县委成立，他任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弓仲韬变卖田地解决办学和办公经费，又变卖家产开办工厂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到1934年时，他的家产所剩无几。在他的影响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弓仲韬的三个妹妹弓诚、弓蕰武和弓彤轩，两个女儿弓浦、弓乃如，都是早期中共党员，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反动当局称弓仲韬是赤色分子，其家庭是赤色家庭，于1927年、1930年、1934年多次命县警察局逮捕弓仲韬，弓仲韬被迫四处转移。这段白色恐怖时期，弓仲韬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两名亲人的生命。弓仲韬的大女儿弓浦在北京参加游行时被敌人残忍杀害，弓仲韬的儿子则因特务在煎饼里下毒而死。“七七事变”之后，弓仲韬同妻子和次女弓乃如到西安找党，女儿去了延安，妻子病死在途中，他只身一人流落到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打工，在工厂里因为宣传革命，资本家使毒计害瞎了他的双眼。弓仲韬的次女弓乃如1925年入团，不久转党。1926年在家建立了台城女团支部，弓乃如任团支部书记。后任女师党支部书记。她是安平县女高小和女师的学生领袖。1928年领导女高小学生进行了驱逐县国民党部安插在学校的钉子段振刚的斗争，1933年又领导女师毕业生进行了要求就业的斗争，是令反动当局仇恨和恐惧的人物。
1933年冬，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敏被捕叛变，随国民党警特人员到安平、饶阳、深县等地指捕中共党员，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县委领导成员和部分党员相继离开安平，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创始人弓仲韬过着四处躲避的日子。这时，弓乃如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不得不结束了在野营村当教员的工作。这期间保属特委所属的安平县、饶阳县等基层党组织几乎瘫痪。1935年11月，时任安平县委书记的刘国生因叛徒的出卖，躲避到了石家庄。当时的安平县党组织失去了领导，停止了活动。组织中断。
1936年1月，也就是一二o九运动后不久，吴立人持李子逊【8】的介绍信来到安平县，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先后与弓仲韬、弓乃如、李子寿【9】、弓濯之、张孟旭【10】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了解安平县党组织情况，组织恢复党的工作，积极推动革命活动。为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工作，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吴立人到安平后，选定弓乃如家为秘密联络点。当时党的建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找到与组织失联的党员并对其身份进行认定，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吴立人很快与一部分党员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地发展了新的农村党的组织。吴立人当时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首先依靠老党员提供线索，按区村范围进行分工，把失去联系的党员寻找出来；其次，由当事人将自己失去联系后的表现向党组织说清，并经其他党员或可靠人员作证，再经组织研究决定是否恢复党员身份。这种方法，既积极又慎重。
据弓乃如回忆，当时吴立人交给弓乃如的任务是：找到失联的老党员接头，在找到村、县失联党员后立即恢复党组织，组织抗日救国会。这期间，安平台城村党支部又得以恢复工作，李国安任书记。支部恢复后釆取秘密单线联系方式，弓乃如的活动始终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对上只与吴立人单线联系。
安平县老党史办主任商海在《中共安平县党组织创始人弓仲韬》一文中写到：1934年，由于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明（范克敏）叛变，安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暂时停止活动。1936年1月，弓仲韬接受吴立人的委派和女儿弓乃如一起积极恢复安平、饶阳等县的党组织。
两个月后，吴立人奉调又去了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弓乃如收到了吴立人的来信。随即告别了父母，匆匆赶往北平，住在前门外的万福客店里，很快与吴立人接上了头。按照吴立人的安排，弓乃如的主要工作是为他收转上级党组织和各地的来信，公开身份是一家教会学校北方小学的国文老师，不久，弓乃如搬到了北方小学居住。每次与吴立人接头，都按照严格的规定提前约好，地点选择在公园里或商店、舞厅里，交付信件后就匆匆离去。一天，弓乃如按照约定与吴立人接头，等了好久也不见吴立人的人影。弓乃如悄悄地赶往吴立人的住处打听消息，才知吴立人被捕了。弓乃如随即根据组织规定，辞去了北方小学的工作，回万福客店避风，等待吴立人的消息。
大约三四天后，吴立人由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住什么把柄，又经过内部的地下党员营救，很快得以脱身。吴立人与弓乃如重新联络后，根据上级指示，派弓乃如返回安平，继续加强安平党的组织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吴立人离开北平，再次到安平县，仍以弓家为联络站。使恢复了的安平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很快将已失去联系的大批党团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又恢复或建立了一批党组织，并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党员队伍的扩大，为安平县的抗战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扩大了宣传组织抗日救国等活动，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民心。中共安平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点燃了中国农村革命的烈火，并很快燃烧至整个华北各县，为中共在这一地区展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6月，河北省委调任吴立人任直南（新）特委任宣传部长。吴立人先后与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特委委员陆治国、侯玉田、吴建民等接上头，以陆治国家为保属特委的秘密联络点。联络点成立以后由于来往的党员干部较多，为便于掩护，陆治国又筹措资金在自家建立了肥皂厂，侯玉田、吴立人等党员干部作为厂子的工人和客商，以肥皂厂作掩护，共同领导安平等县党组织的恢复， 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由于肥皂厂经常有人来往，引起了反动警察的注意，一天晚上，吴立人和陆治国正在研究工作，国民党警察包围了肥皂厂，在外边放哨的陆治国的母亲杨月及时告诉他们躲藏。当时陆治国家的肥皂厂还没有地道等遮掩的地方，只好挖开了后墙，逃进了房后芦苇里，险些被捕。
在这期间，吴立人指示任庄村人李子寿，组织县内一些热血青年，发起成立了安平县“反帝大同盟”，参加者有边志良、陆锡藩、邱其顺等青年知识分子。油子村共产党员王根深，在县城内开“恒文书局”，以此作掩护刻印宣传品，利用卖书卖报之机进行宣传，后来迁移到北街，易名为“利友书报社”，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组织村民罢免“恶霸村长”。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
吴立人还指示李子寿、张玉田秘密串联共产党员李宏文、陈国章、李子侦、李多福等人打入自卫团内部。李子寿、张玉田等人精心策划，通知各村的自卫团团长们，叮嘱大家决不随反动县政府南逃，一定要就地坚持家乡抗战。分化瓦解了安平县的国民党县长王凤翔打算带保安队、自卫团南逃计划。眼见得大势已去，王凤翔无奈中只好携带家眷和心腹亲信二十余人，当然还有县政府的印章、钱财等物，匆匆逃离了安平县城。至此，国民党政权结束了在安平县十年统治的历史，并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未能再重建机构。
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吴立人还与张孟旭、弓濯之等一起，开办了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农民夜校。如村支部书记训练班、农会干部训练班、妇女党员干部训练班、小学教员培训班等，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抗战基本常识、以及农会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知识等。这些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觉悟和能力，激发了党员干部投身抗日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县的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
安平县委和基层党支部恢复后，由于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安平县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带之而来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党支部由1935年的24个发展到43个，党员由193名发展到288名，团员由124名发展到240名。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七七事变”前国民党统治的北方地区实属罕见。正像冀中老干部罗玉川、王念基同志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冀中区党委选择深、武、饶、安一带作为领导机关的活动基地，突出的因素也是这里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基础雄厚。安平县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发展为今后的抗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扩大了党的影响，使我党成为当地人民抗战的领导核心；建立了人民的抗日武装、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民主政权，改善了民生。为抗战期间冀中军区根据地的建设和打击日寇建立了坚强的堡垒。这些党支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被誉为“对敌斗争的模范党支部”。安平县也成为冀中根据地长期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军事中心。自1938年冀中区党委在安平召开党代会以后，深、武、饶、安就一直是冀中区党委驻扎和活动的重要县份”（见《抗日斗争史资料选编 上》王念基，张辉主编 1987，第1页；《关于冀中区党委、行署在饶阳县活动情况的回忆》——罗玉川【11】）。当中国共产党高扬全民抗战大旗振臂一呼时，安平的人民随即响应，奋不顾身投入血与火的战斗，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续写了这一片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骄傲。由于党的基础好，群众觉悟高，日，在安平由黄敬主持了召开了冀中区党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等均在安平县创建，安平这方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诞生地，这块红色的沃土又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诞生地。
（2）恢复饶阳党组织
在恢复安平县党组织的同时，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饶阳县党组织也进行了恢复和发展。
1933年冬，由于保属特委巡视员范克敏被捕叛变，造成1934年1月饶阳县委书记温之蕴被捕，县委组织中断。
1935年麦收前，范克敏又一次来到饶阳，假借开会名义，把全县小学教员骗到县城，逮捕了其中的共产党员。又调来安平、献县的保安队，按名单逮捕各村的党员。这次被捕党员共计四十多人。这是饶阳党组织第二次遭到的破坏，使饶阳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
1935年6月，吴立人对外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实则是中共保属特委特派员，到饶阳县恢复被破坏的饶阳县委，受中共保属特委领导。当时吴立人是和弓仲韬一起来到饶阳，在饶阳县找到了1933年入党的北师钦村堡垒户李文光家。通过李文光与焦守健【12】及饶阳县第一名党员韩子木【13】取得了联系，并住进了韩子木家。几天后，吴立人主持召开了县委会，饶阳县委正式恢复。吴立人在征求饶阳县部分党员意见的基础上指定焦守健担任县委书记，严镜波担任组织委员兼妇女工作，路铁岭担任宣传委员。1936年6月，吴立人以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的名义再次来到饶阳，这段时期的工作，被记录在《饶阳县志》饶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第420页），“1936年6月，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到饶阳，与焦守健取得联系，于夏末建立了中共饶阳县工作委员会，指定焦守健为书记，机关设在饶阳县城内，受中共直南（新）特委领导，饶阳县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37年7月，全县党员发展到160名。”
吴立人的到来，很快就使饶阳县党的工作陆续开展起来。由于党员的积极活动，到1937年底，全县已有43个村建起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592名。在此基础上，相继建起了4个区的党委组织。为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吴立人的带领下，饶阳县委发动学生中的党员帮助做宣传动员工作。深入到学生们中间，把上级党组织积极抗战的精神传达给学生中的党员。学生党员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痛斥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激起的民族义愤，在血气方刚的青年中迅速扩散，爱国青年们掀起的报国热情，又影响了县城里积极抗日的进步青年。党员积极带头，青年村民组成担架队，女生组织起战地救护队，接受救护训练，准备随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妇救会还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抗日话报剧到街头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参加抗战。县城里的商户和路过的行人慷慨解囊。一天的工夫，妇救会就收到300块大洋的捐款。军队、担架队、救护队从县城走过，喊着嘹亮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吸引了县城里的人们。
饶阳还建立起抗敌后援会，焦守健亲自任主任，路铁岭负责宣传。县委创办了油印的《民声报》，开设了青塔书店饶阳分店，全县还建起了52个业余剧团和各种宣传队，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纲领。饶阳县城里日军兵临城下所造成的慌乱局面，被团结一心、积极抗战的热潮所覆盖。
（3）成立“武武、衡武工委”，恢复发展武强、武邑党组织；领导学运，担任冀六师党的领导
1935年到1936年期间，中共河北省委派吴立人以保属特派员和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多次到武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为武强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抗日救亡工作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河北省武强县党组织建立较晚，1932年才有了第一名共产党员史大呼【14】，党的组织比较薄弱，1933年又遭到叛徒范克敏的出卖和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任务既迫切又艰巨。
武邑县芦家口村爱国进步青年高持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南方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
1935年春，为抵制地主、奸商的高利贷盘剥，解救贫苦群众的灾难，史大呼与武邑县的高持真【15】在武邑圈头镇办起“消费合作社”，组织开明士绅和农民入股，经营日用杂货，不久，史大呼又秘密联络进步青年在武强建立了“救穷合作杜”。以此为掩护，宣传党的主张，在青年中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和引导青年进步。一方面抵制官商的高利盘剥，为贫苦群众节省些钱财；另一方面以合作社为阵地联系进步青年宣传抗日救亡。
1936年1月，吴立人告别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后，多次往来武强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发展党的组织,通过多种渠道找到史大呼（又名史秀歧、史宇震），开展组织发展壮大武强县党组织的工作,指示党员史大呼以教员的身份活动于武强县城北、城南的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中，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物色培养人才。由于党组织在这一地区的工作，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逐渐在苦难中觉醒，特别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较快，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他们利用印刷宣传品、办进步刊物等方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
1936年2月，时任保属特委特派员的吴立人，根据省委决定，负责开辟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武邑、衡水、束鹿一带的工作局面，建立省委交通站，恢复京汉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经深县唐奉镇老党员刘子祥（1938年6月任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介绍，来到武邑县圈头镇工农经济消费合作社，结识了高持真。经过接触，吴立人确认高持真是一个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便介绍他参加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介绍在圈头消费合作社工作的进步青年高东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7月间，吴立人又介绍高持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立人发展了武邑县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高东宾、高持真，组建了武邑县最早的党组织，从此点燃了河北省武邑县的革命星火。先后在合作社工作过的党员有：史大呼、高东宾、高持真、史文波、李治平、张景占、蔡元昌等。后来这个经商组织便成为掩护地下党干部、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吴立人在白色恐怖下，秘密活动、披星戴月、忍饥挨饿、呕心沥血，常年奔渡在乡间小路上，有时一天奔波两个县，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继续工作。同时，为了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村和县及中心县党支部，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6年春，吴立人委派中共党员冀行（又名尹继昌），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武强南部串连和组织小学教员刘景平、石晓兰，刘春耀等人成立了“晨光读书会”。读书会是团结、教育青年小学教员，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启发抗日救国热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阵地，是武强大地播下抗日的革命火种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有会员4人，后发展到7人。读书会订阅各种进步书刊，在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中传阅，组织青年和小学教员阅读进步刊物，文章，宣传抗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的影响，并通过大唱进步歌曲、读书读报、座谈会、写文章、写读书笔记、谈时事等形式，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通过“读书会”成员向广大农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时任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吴立人（即王韵秋同志）还通过读书会向革命青年教唱《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我们的敌人凶似狼》、《打回老家去》、《慰劳伤兵》等著名的抗战歌曲。通过大唱革命进步歌曲，拨动了大家抗日救国的心弦，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这个“读书会”从1936年春季成立，到日“芦沟桥事变”即日寇全面侵华时停止活动，共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晨光读书会”时间虽短，却在沧石路畔、滏阳河两岸播下了“星星之火。”（摘自《回忆“七o七”事变前的“晨光读书会”》刘景平 《武强县文史资料 第2辑》 P70-75）（刘景平曾为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1936年冬任李齐居中心支部书记。1938年任武强县游击大队政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所有读书会的成员很快成为当地开展抗日工作的中坚力量。
1936年5月底，吴立人又一次来到武邑县，与高东宾、高持真联系，便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的领导下，决定以圈头乡消费合作社作掩护，成为直南特委在武邑的秘密联络点，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联系上层人士，发展统一战线，组织武邑县圈头、龙店一带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斗争。
1936年6月，吴立人由保属特委特派员转任中共直南（新）特委宣传部长前后，与直南（新）特委书记张霖之【16】及组织部长马国瑞【17】在芦口村召开有武强、武邑两县的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的会议，号召大家准备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并要求与会人员做好青年、农民、学生、妇女的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9月，为加强党建工作，吴立人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一方面抓衡水地区各县党的建设；一方面抓冀县六师党对学运工作的领导。（中红网史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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