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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管理学博士项目培养学者型领袖
商业世界瞬息万变，作为高管人员，必须掌握最新信息和管理技巧，才可应付工作上的挑战。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项目总监谢博安博士指出，出色的管理者不一定就是卓越的领袖。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管理学博士（Doctor of Management, DMgt）学位项目培养的是学者型领袖，项目结合知识，科研和实践，培养高管人员发挥管理与应用学问的能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严格的培养
香港理工大学（理大）工商管理学院于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开办工商管理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项目，二零零四年在中国内地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这个项目称为管理学博士学位项目，两校师生联合授课和指导论文，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工商界领袖。此项目为教育部唯一正式认证的中港合作管理学博士项目，学位获国家承认。
该项目培养的是学者型领袖。DMgt项目的学员参考文献，就是借鉴前人努力的成果。他们亲自进行研究，就是用科学的方法了解实际情况。学员开阔视野，吸收跨学科知识，经过系统思考，做出前瞻性决策，然后领导组织付诸实行，在过程中密切监察、灵活应变、鼓励合作而又让组织成员各展所长。
开拓国际视野
DMgt学员可到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修读享负盛名的 Orchestrating Winning Performance 项目，加强管理知识之余，也开拓国际视野。
至今DBA及DMgt已培养了超过二百名学者型领袖，他们在香港及国内都是企业的高管人才，学院定期为学员及毕业生举行交流活动，广结人脉。
理大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将于以下日期举行DMgt项目介绍会：
日期：10月20日(星期日)
时间：15:00 – 17:00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南区粤兴一道18号香港理工大学产学研大楼201教室
日期：10月26日(星期六)
时间：15:00 – 17:00
地点：上海外滩中心河南中路 88 号上海威斯汀大饭店皇冠厅
日期：10月27日(星期日)
时间：15:00 – 17:00
地点：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千秋厅
如欲报名参加介绍会，请致电(86)1或(852) 与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绮龄联络或浏览我们的网页www.polyu.edu.hk/fb/rpss/dmgt。另外，亦可致电86 10 或电邮致lipeng@rbs.org.cn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李鹏联络。
DBA及DMgt学员2013年５月参加在三亚举行之Frontier Conference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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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官的大智慧
　　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
　　做官难，在中国内地做官更难，在中国香港做官难不难?
　　唐英年、范徐丽泰、曾钰成、汤显明等17位香港高官直述人生经历，倾谈为官智慧，透视香港政坛风云。
　　香港高官的从政理念，内地官员的必读教材，堪称政府公务员的“枕边书”。
　　香港高官的智慧在哪里?在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翩翩风度里，把玩着红酒潇洒游走在政商两界;在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亲和温婉里，有着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韬光的大境界;在廉署专员汤显明的豪放无忌里，如有合理怀疑可调查特首;在警务处长邓竟成的儒雅淡定里，统帅数万警力却尊重民权为先;在教育局长孙明扬的圆润通达里，不是圆滑而是审时度势……
　　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不是凭空生成，也不仅仅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它植根于香港这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植根于香港这个文明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地方，权力受到约束，权利得到保障，舆论享受自由，法治得以彰显。
　　《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一书，不仅仅是展示一群富有智慧的香港高官，更是展示一个不同政治生态下的社会、一个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世界，为民族的复兴、民权的确立、民众的富裕提供镜鉴。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倾情作序。著名作家、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中国政府改革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反腐研究专家、《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等友情评点。
　　独一无二的“并非官话”
　　弹指一挥间，香港回归已13年。
　　忆往昔，“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终成现实;看今朝，香港历经风雨仍保持着繁荣稳定。
　　这13年非同寻常，有过向往，有过迷茫;有过坎坷，有过坦途;有过欢笑，有过泪水……这是一片神奇的港湾，历经“非典”、甲流的冲击，维港灯火依旧绚烂。经受两次金融风暴的洗礼，东方之珠浪漫依然。
　　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全球化的大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迅猛;香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
　　深港同城、粤港合作、珠三角一体化，早已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题;《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粤港合作框架协议》、CEPA，大批重量级区域规划纷纷出台，粤港合作历史性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粤港澳机场整合，条条大动脉竞相上马，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呼之欲出……
　　这13年来，我数次来到香港，香港的社会发展进步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后，我曾经读到美国《时代》杂志用了25页的篇幅来谈论香港更加有活力的新格局，就在13年前它的姐妹刊物《财富》曾经唱衰即将回归的香港，说“香港将死”，但《时代》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现在的香港”就是回归10年后的香港。这个180度的转变值得深究，因为这里边蕴藏着十分丰富的信息。当然，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可套用古罗马政治哲学家塞涅卡的一句话来说：“认错既不伤害认错者，也不伤害接受认错的人。”任何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对回归后的香港都会得出“更具活力”的结论。
　　我想，香港回归之后的13年，是“一国两制”从伟大构想变成伟大现实，在“‘一国’的共同利益下发挥‘两制’不同优势”的13年，是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沿着一条稳定的道路在健康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13年。作为一个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声同气的报业集团，作为一个立足广东、毗邻港澳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报业集团，我们不能不为香港的平稳回归，为13年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为13年来香港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由衷地感到骄傲、欣慰和巨大的鼓舞。
　　躬逢百年盛世，不负时代重任。南方报业，胸怀新闻理想，肩扛产业抱负，为国家发展奔走呼号，与民族复兴同气连声。《南方都市报》作为南方报业的杰出代表，志存高远，扎根珠三角面向全国，立足于打造中国最好的报纸，在国内同类报纸中堪称翘楚。
　　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南方都市报》就高度自觉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香港。
　　《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率先开创深港新闻版块，派出自己的记者常驻香港，以南都的视角关注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金紫荆广场的庄严时刻，我们不缺席;尖沙咀血腥的黑帮仇杀，我们在现场。南都要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香港，南都还要探索在香港的落地发行。南都的目标是：打造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日报群。
　　主流就是力量，成熟源自责任，品牌决定价值，品味成就地位。这些都是《南方都市报》孜孜追求的价值，我们要做最主流的新闻，最负责任的报道，最具权威的发布。
　　面对新时代，谁能够清醒而冷静地明晰自己置身其间的报业市场新形势，谁能够敏锐觉察并把握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泛珠三角合作的历史性大好机遇，谁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谁就可能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独领风骚。香港是信息发达的国际信息中心，香港传媒对于国际传媒市场运作规律认识较深，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的风云变化，并作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应对和调整。这种特到之处，我们要关注和学习、研究。
　　香港的这种独特位置，也可以成为泛珠与东南亚华文媒体合作的桥梁，我们希望和香港的媒体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共同搭建传播平台和沟通、共赢的友谊之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向海内外广泛报道内地尤其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之音。我们也将发挥自己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影响和毗邻港澳的优势，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报道香港的发展，为香港的长期发展，为粤港两地的沟通互信合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天的香港更加繁荣，希望和发展空间更大。这得益于香港人民的努力奋斗，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13年来，内地推出“建立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个人游、粤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京港与沪港合作、开放人民币业务、推动国企到港上市等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经济复苏，创造了两地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香港的优势和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同时，香港的实践也表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阶层、界别及利益集团存在不同意见和矛盾，是正常现象，通过“讲大局，讲团结，讲包容”，社会才能避免耽误时间，创造和谐的局面，将主要的精力用来加快香港的发展。
　　为此，从2009年2月开始，南方都市报启动了《深港高端访谈》大型系列报道，承蒙港府对南都厚爱，我们得以尽访香江数十位高官，在《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同时刊发，开创全国先河，轰动深港两地，再现了一个崭新的香港。
　　香港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或许从这些高官身上，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会找到香港社会的密码。
　　与香港高官对话，你会感觉智慧无处不在，他(她)的为官之道，他(她)的为人处事，他(她)的危机公关，他(她)的言谈举止……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香港高官的智慧在哪里?在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翩翩风度里，把玩着红酒潇洒游走在政商两界;在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亲和温婉里，有着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韬光的大境界;在廉署专员汤显明的豪放无忌里，“如有合理怀疑可调查特首”;在警务处长邓竟成的儒雅淡定里，统帅数万警力却“尊重民权为先”;在教育局长孙明扬的圆润通达里，“不是圆滑而是审时度势”……
　　其实，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不是凭空生成，也不仅仅与个人的修为有关。它植根于香港这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植根于香港这个文明开放的世界。
　　为回馈热心读者，同时也答谢港府支持，《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推出《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一书。我们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把打开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作者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香港是中国改革的荷尔蒙/邱立本
　　很多人没想到，香港是中国改革的荷尔蒙。从回归之前到回归之后，香港的实践和理念，释放出一股巨大能量，公开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基因，也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轨迹。
　　而荷尔蒙的重要成分就是商业。被视为资本主义橱窗的香港，有最活跃的金融市场，也有支撑商业的法律框架，而香港的人均GDP，在亚洲名列前茅，彰显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判断：发展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要硬起来，就在于打破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就开始改革开放，但到1990年初，仍被“姓资姓社”的争论所纠缠。内地官员到了香港，才真正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
　　在商业社会中，任何的商业活动，关键就是合同，而合同的基石就是一个法治社会。进入商业世界，也是进入了合同背后的法治社会。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格局加速形成。融化过去的疆界，破除冷战思维，追寻共同的核心价值，已成为两岸三地官员的共同愿景和追求目标。
　　在全球化格局下，资金、人才、信息等各种要素正在自由流通，大家都在追求多赢境界。在两岸三地的市场化经济日趋无缝化的背景下，内地的官员如何改变传统思维，与国际大环境接轨，来迎接未来的全球化格局呢?
　　香港官员可以是老师!
　　在媒体高度发达的香港，官员日复一日地接受磨炼，不断面对媒体的监督与拷问，因此与媒体的互动，已经成为官员日常工作很重要的部分。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和负面新闻，香港官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掌握表达与说服的艺术，以说服市民，这是香港官员必备的功夫。
　　其实，内地也有很多官员，包括周恩来、朱镕基，以及仇和、汪洋等都很重视与媒体的沟通。但是更多的内地官员，在表达与说服能力方面，仍相当程度的缺失，官员们唯上而不唯下，他们更习惯于监督媒体而不是被监督，养成了一种傲慢的习惯。
　　如何看待媒体?到底是洪水猛兽，还是传递声音、联通社群的渠道?从《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这本书中，内地官员应该可以学到很多。
　　善用媒体，表达声音，这后面的意义相当重大。因为媒体是代表市民追求知情权。中国正在走向多元化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也会有更为多样化的需求与期望，
　　在多元化社会之中，官员要面对新局面，要落实和谐社会，就要真诚沟通而不是权力傲慢地解决矛盾。在多元化社会之中，官员透过媒体表达声音，不一定哪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透过沟通可以让人接受，这是民主的一面。
　　没有人会相信，黑盒子里面会找到和谐社会。这也是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危机。每次出现内部矛盾的时候，似乎本能的反应就是制造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盒子，让信息断绝，让正常的新闻采访变得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埋下了更深远的危机。
　　与其粗暴甚至暴力的拦截，还不如使用下访。
　　香港重视程序正义和高薪养廉。20万~30万香港大学毕业生争抢几个政务官的职位，因此政府能集纳毕业生中的尖子。这些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学生，一上岗的起薪点就是2万~3万港元，这个起点比普通毕业生的收入要高1?郾5倍，属于香港中层。
　　重视法治，重视程序正义，不能未审先判。内地需要循序渐进地建立法律权威，用法律去解决问题。在现有体制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落实，这需要政治智慧。
　　因而，香港永远都将是中国改革的微妙荷尔蒙。香港可以，为什么内地不可以?这是历史停不了的拷问，也是人民停不了的疑问。香港荷尔蒙，最终会刺激中国更全面的改革，追寻一个更健康、更自由和更文明的社会。
　　(作者系《亚洲周刊》总编辑)
　　推荐序二
　　香港呼唤中国智慧/邱震海
　　《南方都市报》要出版《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一书，嘱我写个序言。
　　看了书名，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吗?然后，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在香港，要讲官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两个反应虽然直白、感性，但合在一起，大概就可以构成我想说的话。
　　文化、视野、制度与人
　　“香港高官有大智慧吗?”虽然只是一个问题，但谁都明白我对此并不那么有信心。我从大陆到欧洲，又从欧洲到香港，居港近13年，曾无数次发出过这个疑问。由于香港回归前特殊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教育氛围，香港形成了与中国内地和欧美都不同的独特文化。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一个完善的社会必须具备三个标准：富裕的经济水平、自由的政治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内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水平也在急起直追，但自由氛围仍稍显不足;而香港的经济和自由都无问题，唯文化底蕴的缺失，令这座城市略显失色。”
　　文化底蕴的缺失导致香港有雄厚财力买到世界一流的艺术，但无法在本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化;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学者薪酬，但无法贡献世界一流的思想，或至少使思想蔓延到这个商业社会的主要角落。这些都是香港面临的困惑或“深层次问题”。香港的高官系统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困惑。13年来香港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13年，在中国内地飞速发展的同时，香港由于定位和方向的迷失而明显地落伍了。与中国内地的官员相比，香港官员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在思维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但谁也无法否认，香港行政系统的规范、效率和廉洁，至今仍为一些地区所侧目。与中国内地的官员相比，香港官员虽然在思维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呈现落差，但在做事的规范方面却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内地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一个难以割除的毒瘤时，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要成型，至少还会遇到重重机制的阻力和各方的监督。
　　这大概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亦即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差别。再优秀的人，若没有机制的监督，也将出现问题。若将这一点扩展到制度层面，拥有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也许无法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另外，由于香港的监督不但来自机制的保障，而且还来自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香港的高官要完全讲官话甚至假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香港高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曾在节目中这样评论，无论在今天的香港还是未来的大陆，现在做官都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太多的制约和牵制，尤其是来自民意反弹的制约;也许有人会说，高铁这样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还会有人反对，但我要说，即便是好事也不必、不应和不可能全民赞同。
　　对全球中国人智慧的期待
　　香港回归中国主权近13年了。150年前，英国人将一个渔村从中国人手中夺去;150年后，英国人将一颗东方明珠归还到中国人手中。“强盗还是老师”，这是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处理东西方关系时的一个长久困惑。
　　21世纪初的今天，当中国重新崛起时，中国人需要从更高的高度，以更广的胸怀和更深邃的思想，面对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面对同为人类精神财富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这方面，香港作为过去150年里中西交锋和交融的经典个案，能否对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有所贡献?这既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问题或困惑。
　　中国拥有香港，乃中国之福。这句评价包含了须仔细品味才能解读到位的多重含义。香港如何珍惜自己，准确定位和把握自己?中国内地如何珍惜香港，善用香港，善待香港?这些期待显然都不仅局限于香港高官的智慧范畴，而是对崛起期全体中国人智慧的期待，同时当然也绝非官话。
　　(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
　　被滞留的官话/陈文定
　　做记者十余年，写过、看过无数次这样的字眼：“根据官方数据。”这没什么特别的——至少多年来，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这就像是我和记者们写“据了解”、“本报讯”之类的格式化词语一样普通。
　　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根据官方数据”这个短语是不是被格式化过。为何“官方”就这样提取出来，被格式化了呢?
　　格式化意味着界限。
　　《南方都市报》一直在这个界限边缘，为官方与民间传递着话语。要不是因为主编《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这本书，我可能还得过一些时候才有机缘去想这个问题。
　　做官难吗?
　　普通公务员为领导马首是瞻，马屁拍得震天响，就为了有朝一日成为领导，继续听着别人把马屁拍得震天响?
　　官话，听起来好像是能够传宗接代似的。难道一代又一代，都在重复着这种官话吗?
　　内地官员的智慧像是在下象棋。
　　楚河汉界，清楚的分割。内地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成为其中一方的棋子，在一场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竞争中，站队成了关键的一环。楚兵汉卒，吃掉一个是一个，直到吃到精光，或者敲掉了对方的主帅之后，才算是赢了。棋局放眼望去，像是金戈铁马后，在大草原上留下的孤家寡人。
　　香港官员像是在下围棋。
　　只要占个上风、和平相处就可以了，围棋的棋盘总是满的。这是另一种圆融的智慧。这就是赢。
　　香港官员为官的智慧在于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一个网点上，而内地官员则更多地看见自己在某条线上。
　　自古官场有门第，后来发展成为帮派，文明时期是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话语。就像是私语一样，按照某种特定的、相互认可的方式去吸纳人员，从而成为利益的共同体。私语就如密语一般，私相授受，这对外界绝对是避忌的。私语的界限，也就成就了另一种智慧：成王成寇的智慧。
　　香港官方也有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他们习惯喊出来，习惯用媒体来表达这个圈子的想法。就算是有人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那也是在表达集体的公话。且不论这公话，有多少为公的成分，毕竟它是直接对公众开启的话语。这样，公众就有了回应的权利。在这种对话语境中，要吃掉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消彼长，才是最终的结果。
　　内地传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元”视角，看见的是一支独秀的风华绝代。一统江山，就为了坐在最高处。马首是瞻，就为了看到最前端的马头。再加上多年来等级制度的影响，内地的官话依然在一种密封状态下。
　　虽然对外开放后，许多因素在旁敲侧击这些官话，但主线依然清晰。官员对外传播话语，慎之又慎，甚至是尽量保持沉默。文明被文化拖累，滞留在官话中。
　　官员对外公开说话，得有水滴石穿的本领，才会带动其他话语的支持，选票才会节节攀升。
　　内地官员要获得支持，要用减法，竞争对手越少越好。而香港官员则需要学会用加法，支持的人越多越好，甚至需要尽量获得竞争对手的选票和支持。
　　在哪里做官容易?
　　内地说做官难，难在处心积虑。香港说做官难，难在深思熟虑。
　　加法与减法，哪个更高明?
　　就看文明和文化，哪个更代表未来。
　　《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一书的蓝本，是2009年2月《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启动的《深港高端访谈》大型系列报道。十余名资深记者尽访香江高官，一时轰动深港两地，也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些香港高官们鲜活生动的面孔，有卓识，有洞见，有责任，有担当，有敬畏，有操守，有个性，有魅力，有智慧。
　　在采访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给香港高官们的智慧“点睛”，约请了国内数位著名专家、学者、作家对香港高官的行政方式、为官之道进行友情点评。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展示一群富有智慧的香港高官，更展示了一个不同政治生态下的社会、一个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世界，为民族的复兴、民权的确立、民众的富裕提供镜鉴。
　　2010年，《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先后出品了《记者不写新闻》、《深圳这些年：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等图书。我们做的，不只是图书，我们想借此展现南都深圳新闻团队新闻之外的功夫。在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是钻头，是梁柱，是打开局面的旗手，是不可或缺的人。有了他们，深圳新闻这面旗帜，得以永远高高飘扬。
　　感谢《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常务副总编任天阳、编委苟骅等，深圳新闻团队在你们的领导和全力支持下，在“创新是最好的担当”的指引下，得以战无不胜。
　　感谢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著名作家、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反腐研究专家、《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反腐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法学教授、著名律师李云龙等。你们的诚意推荐和精彩点评，令本书生辉。
　　感谢所有该感谢的人。
　　是为后记。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主任)
　　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001
　　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
　　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厅，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017
　　我赞成党内先民主起来
　　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031
　　不了解内地，等于闭门造车
　　现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的选民非常关心内地的公共政策。我们的议员办事处近年收到很多香港居民求助的议题，都是跟内地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从宏观的香港发展，还是从我们自己的选民最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都要增加跟内地的交流。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045
　　市民通情达理，做官就不难
　　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057
　　做旅发局主席，不领一分钱工资
　　香港是有很多人希望为香港和国家做实事。虽然我和理事们全都没工资，但是每人都做得很高兴，觉得是为局为行业尽力。
　　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腾华〓〓〓〓071
　　损害部分人的利益，是必需的
　　有时候，大社群和小社群会出现意见分歧。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多点讨论，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虽然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是必需的。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085
　　发展是硬道理已不合时宜
　　每一件事不能都是发展为先，要找最佳平衡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要沟通、拿出来谈。
　　香港审计署署长邓国斌〓〓〓〓099
　　审计不会政治化
　　我不受命于任何人，我直接跟行政长官报告，不向任何司长、局长负责，也不向立法会负责，虽然我们要将报告给予他们审核。同时，我们也不会政治化，不可能说某个党叫我们去审，我们就去，这是我们的机制。
　　香港卫生署署长林秉恩〓〓〓〓115
　　消除疫情的恐慌，关键在于告诉市民
　　消除疫情的恐慌，关键在于告诉市民，让信息传播具有透明度。这是基于一个常识，也是基于一个官员的良知。
　　香港劳工处处长谢凌洁贞〓〓〓〓127
　　游行示威，对执法没有影响
　　你让他发泄，他的情绪就会排解，这是容许的。但是从维权、执法的角度来看，游行示威对劳工处执法是没有影响的，不会因为有工人游行示威，他所得到的对待和没游行示威的工人不一样。
　　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139
　　与其瞒报，不如向公众作出交代
　　如果你不主动报，某报纸知道了，肯定会找线人了解情况，但那只是一方说法。所以还不如医管局及时地、统一向公众作出交代。内地基本上没有公平、公开的投诉机制，所以出现了“医闹”。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竟成〓〓〓〓151
　　市民信任，是警察的骄傲
　　执法人员获得市民信任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单靠警队力量，难以解决所有治安问题。侦破罪案等行动，警员都需要市民帮助。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167
　　死刑对贪官的阻吓力量真那么大
　　把死刑作为惩罚贪官的灵丹妙药，这是走不通的。你看全世界其他司法体系，没有说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率就低。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张炳良〓〓〓〓183
　　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用正常方法就行
　　内地如果要参考香港的经验，一方面政治决心要很强;另一方面要让百姓知道，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就可以了，一定要杜绝一些部门由于垄断某些资讯或者资源分配，而存有贪污的空间。
　　香港食物环境署署长卓永兴〓〓〓〓195
　　街头小贩是一道人文风景
　　内地的小贩管理困难重重，香港的小贩管理则从容很多。我觉得这是两个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香港，我们很多时候把小贩看做一种人文风景，对有技术的街头工匠进行保育。但反观内地，这么多的无牌小贩，随机贩卖食物，不要说保育，就是管理也是困难重重。
　　香港政府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石丹理〓〓〓〓209
　　禁毒关键仍是家庭
　　香港除了推行校园验毒计划外，针对家长和学校推出的资源套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一般家长面对子女吸毒，除了惊愕和愤怒，大部分人都不懂得如何处理。
　　香港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223
　　政府和专家，都不是神仙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都不是神仙，拿出的重建方案未必就是最好的，只有综合各方意见和反对声音，最终出来的方案才会是完善的。
　　后记〓被滞留的官话〓〓〓〓237
　　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
　　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厅，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
　　高官简介
　　唐英年，现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日出生于工业世家。1991年，唐英年成为立法会议员，开始踏上政坛。1997年香港回归后，获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邀请进入香港行政会议。2002年开始“弃商从政”。2002年7月至2003年8月任香港工商科技局局长，是CEPA洽谈和签订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执行者。2003年8月任香港财政司司长。2007年6月任香港政务司司长。
　　高官印象
　　在专访唐英年之前，心里有些紧张，同行鼓励说：“不用怕，你看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很好人。”果然，日下午，从踏入香港中环下亚厘毕道中区政府合署西座12楼的会议室，到结束访问的一个多小时内，唐英年始终保持着他招牌式的“唐式笑容”，坐在那幅四川小朋友给他画的“苹果树”旁，一副亲切的邻家大叔样子，整个访谈过程轻松而自在。
　　招牌式的“唐式笑容”，令唐英年亲民的风格深入人心。但这并不能使人忘记他显赫的出身。唐家是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建立的纺织世家，与董建华之父“世界船王”董浩云的董氏家族、一代裤王田元灏白手起家创建的田氏家族及荣氏家族并称为香港“四大家族”。而唐英年的妻子郭妤浅亦出自名门，他的岳父郭正达堪称香港“一代线王”。作为家里的长子，唐英年1976年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便回港协助家族生意。两年后，“第一项投资放在了深圳，在黄贝岭凤凰路。”唐英年说。1997年香港回归后，获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邀请进入香港行政会议。2002年开始索性“弃商从政”，任香港工商科技局局长，主要负责与内地落实CEPA(即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简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关系的安排》)的内容。
　　2003年，SARS爆发，唐英年“临危受命”，就任财政司司长，他说当时最难过的是“开车到中环上班，居然畅通无阻，一点也不塞车”。后来终于在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香港财政消灭赤字，走出经济低迷，他笑称，“看到有内地游客买几万元的手机的新闻就开心。开心不是因为人家买高价货，而是消费气氛的转变，这对带动信心的回复有正面作用”。
　　2007年，唐英年转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香港商界及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唐英年这位“贵族公子”，依然风度翩翩，握手的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聆听时会专注地注视着你的眼睛，明白问题之后先认真地点头，然后再来个爽朗的笑容，才开始回答;豪放而不忘谨慎，说到得意之处，他会眯起眼大笑，但遇上意料之外的问题，便会微扬着头，思索一会儿方做回答，言语用词明显经过琢磨。
　　唐英年不失幽默，在率团访粤被汪洋盛赞“最牛代表团”时，他诙谐地回答：“‘牛’这个字很久没听见了，最近老听‘熊’字。”引来满堂笑声。谁能想到，从政之初，唐英年“谈吐都不甚流利”。如何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唐英年豪放大笑：“都是让你们媒体锻炼出来的。”
　　这就是港府的“二把手”，整个访谈中，在提到“香港”时，他都用了“我们”来代替，于他而言，从政后所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使命。他最后说，任期内要令粤港合作再上一个台阶、把西九文化区打造成为国际级文化枢纽，同时不忘完成政改工作，可谓字字真切。
　　高官访谈
　　特首委任我“管树”恰当
　　(旁白)香港大学女生庄颂贤2008年8月在香港赤柱被倒塌的大树压死，特首曾荫权委任唐英年统筹树木管理工作。谈起这件事，唐英年少有地收起了笑容，很严肃、很庄重地作答。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一般人的眼中，你作为香港的“二把手”，管的应该是大事，但现在连树木这样的小事也要管，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唐英年(以下简称唐)：首先，砸死人不是小事。那次意外，大树砸死一个女学生，我们感到非常伤心。
　　刚刚有提到，现在香港希望多做点绿化，所以一直很重视树木保育，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意识到树木保育必须以安全为首。在安全及树木保育方面，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而要取得这个平衡，牵涉很多个部门，因此特首委任我做这个检讨委员会的统筹，我觉得是适当的。
　　记：但现在有声音说，现在港府各部门习惯“各扫门前雪”，只做自己范围内的事，这使管树这件事各个部门都无办法解决，需要你亲自出马，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唐：我觉得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当然必须要做好本分工作，如果可以多点关注其他部门的工作，这当然更好。
　　就这件事而言，目前的政策是树木在哪个地方就属哪个地方管辖，在公路上属于路政部管，在公园就属于康文署管，在郊野公园就属于渔农署管。我的工作就是去检视一下，现在的制度怎样可以进一步改善，令我们对于保育和树木安全之间的平衡有一个更加统一的认识。
　　内地外资超四成经手香港
　　记：很多政策，比如之前的CEPA、“挺港14条”，都被认为是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相反，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促动较少被提到，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框架下，香港将会对珠三角作出什么贡献?
　　唐：这个问题，其实温家宝总理很早就回答了。在2003年6月末，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6月28日，温总理来见证CEPA签署，之后开了一个小座谈会，当时我是工商科技局局长，主持了座谈会。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温总理提到：CEPA并非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因为香港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引进来”，即引进外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这里的“外资”除了融资、集资之外，也有技术、管理、开拓市场等方面的引进。
　　直至2008年，香港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仍是举足轻重的。在2009年，通过香港引进内地的外资有410亿美元，占了内地整体引资的44?郾4%。
　　将来我相信香港不仅仅是“引进来”的重要平台，还可以在“走出去”过程中扮演同样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的服务业、法治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规范管理条例等方面都很优良。
　　香港帮助人民币“走出去”
　　记：刚刚提到，香港要在“走出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现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一步，香港同样是试点城市之一。香港可以在帮助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唐：在我担任财政司司长时，香港是第一个可以经营境外人民币业务的地方，而这个也是我担任财政司司长时的一个里程碑。
　　有了这一步开拓，其后才可以逐步拓宽，所以现在才可以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的工作。
　　记：人民币贸易试点对香港的利好有哪些?
　　唐：可以减低汇率的风险，可以降低成本。
　　记：那拓宽内地人自由行游香港，对香港又有哪些利好?港府一直很重视努力争取拓宽内地游客赴港的空间，为什么开放内地自由行对香港来说那么重要?
　　唐：先从历史说起，在2002年洽谈CEPA的时候，香港跟中央政府沟通，提出“团进团出”的旅游模式。但随着国家的发展，随着国家的开放，随着国家的不断优化和提升，这不可能是一个长远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开放，必然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因此首先要看看，在开放出游后是不是有一些潜在风险未估计到，所以要对这些风险先作预测，然后国家的政策才可以不断地去调整。
　　这时我提出，不如先向香港开放，香港去先行先试，然后反馈给中央：出游的旅客来到香港是怎样的，他们出游的目的是购物、探亲、吃喝玩乐还是其他方面，即旅客出游的模式是怎样的。
　　记：中央的担心主要在哪些方面?
　　唐：我知道开放自由行的初期，中央政府非常担心，怕内地来港的游客会对香港的犯罪率构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搜集了很多数字，来港内地游客的犯罪率比香港平均犯罪率要低，因此不是一个问题。
　　我上面提到的历史说明，香港为什么一直建议进一步放宽自由行。
　　与内地城市竞争，香港相信可分杯
　　记：城市之间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香港处理这些冲突的原则，或者说底线是什么?
　　唐：我们的原则一定是“国家好，香港就会好”。以对台政策为例，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开放、推动的时候，对香港必然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正如所见，香港对国家对台湾的政策是非常进取的，也是大力地推动。我的观点是，原则一定要抓得紧，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大业，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一定全力支持。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我们依然会全力支持。我相信香港一定能承担得住这些冲击。
　　所以，香港可能与上海、广州和深圳有一些竞争，但是只要我们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改革开放好，我相信香港仍然是可以分到一杯“羹”的。这一杯“羹”就是在国际接轨的服务业、金融业及其他高增值的服务等方面，香港是有独特的优势。
　　记：香港现在面临那么多竞争，而温家宝总理前段时间也提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进则退”，有人说这个是中央对香港的警告，香港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
　　唐：香港有一个优势是，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相当重的。我们常常谈到新加坡与香港的竞争、深圳与香港的竞争、台湾与香港的竞争、上海与香港的竞争……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有的，也有一个健康的危机感。而香港也是很欢迎竞争的，因为公平的竞争、良性的竞争只会令双方更加精益求精，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另一方面，我也很希望见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多个服务中心。比较一下美国和欧盟，美国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达拉斯，欧盟有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多个服务中心。
　　我深信，以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积、容量以及发展速度，将来也会有多个服务中心。多个中心相互之间既有互补的优势，也有良性竞争的好处。这样，大家的长处、优势，都可以更加容易发挥出来。
　　唐英年投资第一枪在深圳
　　记：从2003年的CEPA到2009年的《纲要》，你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你怎么评价你个人在粤港合作中的作用?
　　唐：我觉得我的经历比较特殊，我是在三个，其实应该是四个不同的岗位上经历过粤港合作。先是工商界。在1978年，我的第一项投资放在深圳，在深圳黄贝岭凤凰路(笑)——那个地方现在是市区了。在31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我相信我们是最早去投资的一批人。这是我的第一个岗位，一直到2002年我进入特区政府之前，已经投资了相当多的项目，所以我是看着改革开放成长的。
　　我接着任工商科技局局长，处理CEPA，与内地很多省(市)进行经贸洽谈，(我)当时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后做财政司司长，也继续管理这个范畴，现在是政务司司长，粤港合作是我的(职责)范畴。
　　《纲要》的出台，使珠三角发展能够提升到国家层面，而我刚好在这个岗位上负责粤港合作，我是非常受鼓舞的。所以我会在未来三个月(即月)里，走访珠三角九市，也会带着一批工商界的人士，去增加双方面的认识，看看还有哪些小门可以开，哪些拆墙啊、“松绑”啊的工作，可以进一步去做。
　　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内，可以看到粤港合作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香港与广州、深圳的合作，能够互补优势，将“双赢”提升到新的一页。
　　记：香港和深圳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但在《纲要》中，港珠澳大桥绕过了深圳，这对深港关系会不会有影响?
　　唐：港珠澳大桥应该采取单Y还是双Y，很早以前曾有过热烈的讨论，现在中央已经拍了板，我们应该往前看，港珠澳大桥是好事多磨，现在终于磨出成果来了。
　　记：有很多深圳人担心港珠澳大桥会削弱深圳的地位。
　　唐：我觉得这是不会的。同时，我知道目前深圳正在考虑兴建另外一座桥——由深圳到中山，现在有关方面正积极推动这个项目。
　　记：为什么有这个判断?
　　唐：综观整个珠三角地区，可以发现珠江东西岸的发展并不平衡，现在东岸发展得快，西岸发展得较慢，而这种现象的形成没有特别原因，主要是基建的问题。
　　我相信将来，除了现在的虎门桥、将建的港珠澳大桥，再起一座连接中山和深圳的大桥，这样可以令整个珠三角两岸都能够贯通，从而使两岸发展更加平衡，这对整个珠三角的发展都会是好事。《纲要》中也提到，珠三角九市需要强化交通和基建，相互贯通后，拥有5000多万市民的珠三角九市，只会发展得更快。
　　记：在《纲要》指导下珠三角要进一步融合，香港要怎样进一步参与?
　　唐：最关键要在几个方面打通，即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资讯流，当然最主要的是推进基建建设。
　　失业率到底如何——“天晓得”
　　记：经历过6年前的SARS低迷、12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你对这次金融海啸怎么看?
　　唐：这次金融海啸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比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大，其罪魁祸首就是美国过度消费、地产泡沫过度膨胀以及金融工具过度创新。而香港是一个小型经济体，我们只有1000平方公里，700万人，同时香港又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难免不受到外围经济的冲击。但是，香港在应对危机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回归12年中，我们已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SARS的冲击以及科技网络泡沫破灭。另一方面，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
　　记：有哪些防范措施?
　　唐：第一，在银行监管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香港要求得相当严格;第二，我们拒绝放宽一些措施，例如按揭比率不可以超过七成，我当财政司司长的时候，很多声音要求放宽，但我们拒绝，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第三，我们拒绝放宽的还有：不可以无货沽空，即一定要有货，或借到货才准许沽空，一定要在价升的时候才可以沽空。这一系列的措施现在是见效的，使香港的银行体制依然健全，从而也使香港金融市场所承受的市场冲击相对美国等地较小。而且，我们依然不要忘记，香港有国家这个后盾。
　　记：这是金融方面的措施。对于企业呢?现在很多港企都面临困难。
　　唐：在支援企业方面，香港推出了相当多的措施，虽然我知道还有很多企业在喊“救命”。
　　记：“救命”会不会继续喊下去?特首前段时间也表示，金融海啸还没见底，你如何看?
　　唐：我相信企业的“救命”会继续喊，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金融海啸是否见底，我当然希望通过全世界的努力，金融市场可以稳定下来，重拾升轨，但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这次海啸带来的冲击非常大，此前冲击暂时局限在金融市场，但现在通过失业率、消费市场的萧条，可以看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开始。
　　记：今年(2009年)失业率会超过SARS最高时吗?
　　唐：无人知，天晓得。现在我们只能尽一切努力，用“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政策，鼓励企业不要打烂员工的饭碗。虽然面对困难时，企业要开源节流，但希望企业考虑到员工过去对公司的贡献，珍惜一个好的团队，大家共同努力去克服困难。
　　记：经济不好，社会矛盾就会尤其突出，各种调查显示，港府的形象分正在下降，港府应该怎样挽回?
　　唐：我相信经济不好的时候，市民的怨气一定会多，这个可以理解。在这种形势下，事无大小，政府都要以民为本，要考虑到市民关心的事情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现在政府要做好三个最重要的工作：稳定金融市场、撑企业和保住就业机会。
　　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
　　记：现在港府官员经常在立法会遭到批评，甚至有议员在批评的时候爆粗口，但依然有议员认为这是文化多元，你怎么评价?
　　唐：在立法议堂上用粗言秽语，甚至有肢体上的碰撞，我完全不认同这种方式是多元文化。首先，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厅，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
　　其次，这种现象给我们下一代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在某位议员第一次向政府官员扔东西之后(指有议员向特首曾荫权扔香蕉)，两天后我就在电台说，这不利于我们教育下一代。你想，在课堂上如果一个学生扔一只香蕉到黑板上，老师当然会指责他“没礼貌没规矩，怎么可以这样呢”，但一旦那个学生反驳说“议会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时候老师怎么办?肯定没办法回答，难道他要反驳说“大人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可以”?这个不是道理。
　　记：司长此前也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现在又做了政府官员，这两个身份的转变，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唐：现在立法会议事厅里有两个人的位置是对调了的，一个是我，先做议员，再做官员;另外一个就是叶太(叶刘淑仪)，她是先做官员，再做议员。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的(笑)。
　　有这样的转变，可以令我更加明白议会的文化和运作，也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到，议员坐上立法会那个位置时，是必须尽职尽责做好必须做的工作。同样，我希望他们也应该理解，我坐在政府官员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也必须完成这个位置的工作。
　　跑车没空玩，红酒有收获
　　记：在我的印象中，香港官员忙且压力大，而司长家境比较优越，也比较注重个人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选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去担任公职?
　　唐：主要是想服务市民，正是因为我比较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将服务市民当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加入政府之前，我都做过多项公职。我觉得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些人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去服务市民，我相信我们国家也会有很多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记：现在这么忙，还有没有喝红酒、玩跑车?
　　唐：跑车我已经很久没玩了，呵呵!
　　记：那以前玩的时候会不会在香港飙车?
　　唐：不会(大笑)，我是安全驾驶人士。跑车我真的很久没玩了，因为工作忙。红酒呢，很多人都知道我很欣赏红酒，其实红酒是一门艺术，而且是经济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取消红酒税之后，跟红酒有关的产业，包括物流、拍卖、储存、销售等方面的经济活动都多了很多，也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本身对红酒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出台了这个政策，现在得到成果，我有一定的满足感。
　　媒体帮我训练了好口才
　　记：司长现在口才相当不错，但我知道你刚刚从政的时候，面对媒体并没有今天这么潇洒，你是不是受过了什么特训?
　　唐：特训的专人就是你们媒体啦，哈哈!
　　记：那普通话呢，香港媒体训练不了你的普通话吧?
　　唐：2003年CEPA签署的时候，我是当时的主持，那时我还充当了翻译。因为很多香港人的普通话很“普通”的，所以很多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还过得去，所以就充当了翻译，但是现在我的普通话还是很“普通”。
　　记：曾荫权先生之前也是财政司司长，然后做了政务司司长，现在是特首。唐司长的经历与曾荫权非常相似。
　　唐：不像，呵呵!他是公务员出身。其实到目前为止，做了全部三个职位的，只有曾特首一个人，做过其中两个职位的，只有他跟我两个人。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没有其他人了。(思索)哦，还有一个人，夏鼎基做过这两个职位(夏鼎基：港英时港府高官)。
　　记：你下一个任期有何规划?
　　唐：我现在的目标是，做好现在这个岗位的工作。我希望在我这个任期内能够见到粤港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与广东各城市，包括与深圳的合作，能够发挥互补优势，将“双赢”提升到新的层次。
　　另外，我也希望将西九文化区打造成一个国际级的文化枢纽，取得香港、内地、台湾乃至亚洲的全面认同。我希望任期内做这几样事。
　　(旁白)采访结束时，唐英年身子向前倾，伸出一个手指说：“我能不能补充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虽然我没提到，但是我也希望在任期内可以完成，就是政改工作。”
　　智慧点睛
　　唐英年一向以亲民形象示人，潇洒、儒雅、风趣、平易都是他的标签。在金融海啸肆虐时，他走上街头吃云吞面(香港小吃)，鼓励市民消费，更不吝啬于表现自己与太太郭妤浅之间的恩爱，为太太购置润手霜、相机等物品，力求塑造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他的招牌是“莲子笑”，即使面对刁难、诘问，他仍是“笑”。2003年初，任财政司长面对记者，仍开小玩笑“你们给点时间我背熟财政预算案”。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时遭到学生反对，他也淡定地全程微笑，以不变应万变，温吞、斯文已经成为其标志。
　　保持绅士般的风度，就不能容忍不好的东西，当议员在立法会屡爆粗口时，他连去四封信抗议，“怕的是给孩子留下坏榜样”。
　　专家点评
　　港府发展的战略性眼光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专家)
　　唐英年率香港最牛代表团访粤，目的是拆除区域间壁垒，这在专家看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是值得内地学习的。
　　“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是目前的大环境决定的。香港、深圳、珠海、澳门这个大珠三角的发展，必须从战略性全局层面考虑，注重互补性，要有‘合作共赢’的战略思维，才能找到准确定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汪玉凯认为，香港官员对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具有战略眼光，因为香港相对内地发展得早，具有国际大都会的气象。他既能看到自身优势，也能看到内地优势，而如果互相排挤，双方谁都发展不了。
　　“香港人的忧患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香港以前是个小渔村，现在国际上有了地位，将来也得借助内地进一步发展。目前，香港面临着各种压力，比如内地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强，对香港造成一定的压力，香港目前还在考虑产业的换代，考虑如何借助内地已有的成就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汪玉凯强调，内地也应该看重香港和内地的互补性，内地是香港的大后方，香港是离不开内地的支持的。而内地可以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快珠三角的发展，以帮助珠三角在国际形成大气候。
　　唐英年自称自己的潇洒口才是被媒体练出来的，这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很有感触，他对香港媒体的自由度表示赞赏，认为媒体具有独立性，其地位得到了法律保护。
　　谈到香港因大树倒下压死人、唐英年出任“管树官”时，王贵秀也是深有感触，他认为服务性政府就应该这样——对关系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事做到事无巨细。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
　　我赞成党内先民主起来
　　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高官简介
　　范徐丽泰，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49年随父举家迁到香港。1973年取得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74年加入香港理工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出任学生辅导处主任，1979年升任处长。1983年，范徐丽泰获港督尤德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89年，又获任行政局议员。1992年，因与末代港督彭定康政见不合，辞去所有公职。1993年，获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自年，先后担任香港临时立法会议员及立法会主席。日，范徐丽泰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曾获颁金紫荆星章、大紫荆勋章，太平绅士。
　　高官印象
　　穿着朴素的红色外套，范徐丽泰(也尊称为范太)悄然走进办公室。这位叱咤香港政坛数十年的女人，两鬓已经斑白。她习惯性地翘起嘴角微笑着，用含笑的眼睛看着你，那神情就如一位慈祥的老师。而当她用流畅的普通话讲述数十年的人生，或者针砭时弊，或者评论人物，说到某个有趣话题时开怀大笑，或者突然将两道弯眉挑上去，那神态可爱至极，你无法不被她感染。
　　范太说她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她位于中环的办事处同样安静而低调。日，我们穿过几条小街，找到了这栋陈旧的大厦。大厦门外的台阶上，还有各式的涂鸦。楼道里的保安一听范太的名字，微笑着让我们进入，不用登记，更无需安检。她也没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从政的路，并当了立法会主席十年有余。
　　38岁前的范徐丽泰，过着平凡而低调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无意中的一顿饭，范太可能还在学校里过着她喜欢的教书生活。1983年，将近不惑之年的范太突然收到时任港督尤德的邀请，希望她出任港英立法局的议员。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我只是跟他吃过一顿饭，而且不是单独的。”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委任，范太和丈夫商量后接受了。丈夫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她也希望多做一点公共服务，为社会服务。“当时我们都以为，两年后我就不会再连任了。”但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她竟在这个位上做了近十年。
　　从1997年到2008年，她为香港立法会孜孜不倦服务了十年有余。舆论普遍认为，在立法会主席任上，她坚守中立。但在港英政府当议员时，她给人的感觉却是锋芒毕露的。
　　范太说，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议员的责任，就是为民请命;主席的责任，就是主持好会议。“既然是不同的角色，我就必须做好自己的责任。”她笑着说，“其实自己不是高调的人，所以当主席不发表见解，也没问题。”
　　在任立法会主席期间，范太的民望很高，在议员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有人说她采用一种“妈妈教仔”的方式，来对待个别不守规矩的议员。不过范太不喜欢这个名目，她说：“其实对任何一位议员，如果他违反了议事规则，我也是一样的处理。”
　　对于当前立法会出现的一些议员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范太说，“香港市民并不喜欢暴力，行动上的暴力我相信一定会对他的选情有损害”。范太相信，某些国家、地区立法会打架的事情，在香港立法会发生的几率不高。
　　“我只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这可以算是范太的内心独白。除政治之外，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去市场买菜，她也喜欢旅游，常自驾车去内地观光。
　　高官访谈
　　“我喜欢买菜，但下厨没人吃”
　　记者(以下简称记)：范太，你现在虽然不当立法会主席了，但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
　　范徐丽泰(以下简称范)：人大常委不算全职的工作，跟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立法会每周三开会的时候，我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可能成为传媒关注的内容，所以我自己很小心。而人大常委的工作是闭门会议。有时候话说得过头一点，大家一笑谅解了就没事。压力不同，可是工作差不多。
　　记：现在有退休的感觉吗?
　　范：有一半退休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已经60多岁了。以我这样的年纪，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冲得那么厉害，我也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所以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旅游。
　　记：都到过内地哪些地方?
　　范：其实内地(值得)旅游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发觉千万不要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去。这时，酒店找不到，吃东西也挤得要命。像我这种半退休人士，时间比较灵活，所以就找大家不去度假的时候去。
　　我刚从韩国的首尔回来。我们是过了年才去的，那时大家都回香港了，我们才去。我们年纪大了，也不能天天在街上逛。就是走走，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记：听说你去内地的时候，很喜欢自己开车去。据说你小时候的理想是开货柜车?
　　范：是啊。我小时候说过喜欢开货柜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开货柜车，你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你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向目标奔驰，有一种挺自由、又完全能够控制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记：你是不是经常到深圳?你对深圳的印象如何?
　　范：哦，深圳的发展很快。我常去深圳。去的时候，我不去市中心，因为那个地方人太多，而且很杂。我一般到华侨城这些地方，到了那里，停了车，去吃个饭很方便。有的时候也会开车从广深高速到广州去。
　　记：听说你现在也会到菜市场买菜，不知现在是不是有时间下厨?
　　范：买菜常有，我很喜欢去市场。但下厨呢，我煮了没人愿意吃(笑)。
　　“我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
　　记：说起你的个人生活，相信不少人都会关心你之前为女儿捐肾的事情。不知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范：就是如果有一个她需要的肾，她就可以过一般人的生活。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这是最低的要求。我如果能够帮她完成这个目标，那我是义不容辞的。
　　记：范太，你的家人，包括你，都曾经遭受疾病的困扰。但在每个场合，你给人的印象都是开朗、乐观的。不知你是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这些挫折的?
　　范：其实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总会有挫折。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时我们就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就怨天、怨人，整天骂家里的人，这也不会让病好。我如果能静下心来，听医生的话静养，享受在病中不需要工作的那种悠闲，也是一种福气嘛。所以生病不一定不好。它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松一松，看看自己走的路对不对。
　　有的时候，很想很想做成一件事，结果却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不开心。但之后要清醒地想一想，到底是哪些地方有缺失。这样就有机会改进。这不是一个进步吗?所以，失败不一定对我不好，而是给我一个机会自我增值，改进缺点。下次有机会来的时候，就能成功。
　　记：你曾经说过，前副总理吴仪是你的偶像。你说她的谈吐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以及中国人的稳重和坚守，你觉得自己是属于温柔的还是刚强的?
　　范：其实我也不特别希望自己很刚强。我只是在这个位子，我就尽量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分。我只是一个守本分的普通人。
　　记：我们知道，你曾经被评为香港第一好老婆。你与家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在不少场合都曾听你讲过你的婆婆和小姑。不知你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又能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
　　范：我觉得处理得好的是他们，不是我(笑)。我是因为他们处理得好，才成了受益人。
　　“打架在立法会不大可能”
　　记：从1997年到2008年，你一直都是立法会的主席。舆论普遍认为在任立法会主席期间，你坚守中立。但你在港英政府当议员时，给人的感觉是锋芒毕露的。你有没有遗憾过，当上立法会主席之后，有很多政治见解不能表达?
　　范：其实我一向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我做议员的时候，好像很敢言，那是因为情况需要我这样做。立法会主席是另外一个角色。做主席不能讲自己的见解，而是要让立法会会议顺利、畅顺地进行。议员的责任，就是为民请命。主席的责任，就是主持好会议，让所有的议员，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在会议厅里发表出来。我本人其实不是很希望高调，所以不讲没问题(笑)。
　　记：当了十多年的立法会主席，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范：我觉得立法会主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点，就是不能够让个人的情绪影响我的裁决和我说的话。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是很直的，而且有时候讲得兴起的时候，声音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要控制自己，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后来我也慢慢适应了。
　　记：据说立法会主席台上那张坐椅用了好多年，你不想换成太舒服的，是怕会打瞌睡?
　　范：(哈哈笑)是有这个情况。那个椅子是直背的高凳子，坐在那儿，坦率来说是不舒服的。立法会的会议很长，一般来说，最少都要6个小时，有时要10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很容易打瞌睡。
　　我们有很多议员，坐在他们很舒服的位子上，打瞌睡的镜头都给记者们拍摄到了(笑)。会议厅应该是庄严的，主席也要很严谨地来坐，所以我就不换椅子。
　　记：在担任立法会主席期间，你的民望一直很高。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你主动参加直选，并得到了很高的票数，有哪些因素使你成为一个成功的立法会主席?
　　范：我想如果是短期的，一年、两年，可能我就不会得到市民这样的评价，可是我做了很长的时间。那么2004年，我就自己选择出来直选，让他们来决定，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干下去。很多人决定我应该干下去，所以就选上了。
　　我也遇到了很多以前没发生过的事情。我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是完全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来做。可能这个做法，香港市民觉得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比较好。
　　记：这么多年来，你和议员的关系不错。有人说你采用一种“妈妈教仔”的方式，来对待个别不守规矩的议员。
　　范：不是不是。一般人说我妈妈教孩子，这个孩子是指梁国雄议员。他就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这个名目。我告诉他，我也不喜欢，我只是不会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地呼呼喝喝。一开始我就让他有机会讲，他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要停止了，再不停止我就要请你离开会议厅了。
　　其实我这个做法，不单单是对梁国雄。对任何一位议员，如果他违反了议事规则，我也是一样处理，他也不会觉得我是特别针对他。这么一来，大家的关系就比较融洽了。
　　记：世界上有些国家、地区的议会比较乱，像台湾地区的议会还出现打架的情况。你如何评价?
　　范：我对台湾议会的情况没有深入了解。别人告诉我，他们如果不打架，就没办法曝光，不能够上电视。还有，他们即使打了架，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不会减少，甚至有的地方反而会觉得他不错，多投一些票，这间接地鼓励他们这些偏激的做法。
　　在香港，这么多年来，市民都是不喜欢暴力的。行动上的暴力，大家是不能接受的。语言上的暴力，大家就觉得好像看一场电影，有娱乐性。所以你看到我们香港的议会，语言上偏激的有，甚至有些年轻人还以为他(指议员)很有勇气。这种语言上的暴力，对他的选情没有损害。可行动上的暴力，我相信一定会有损害。所以我觉得打架这种事情，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厅，大概发生的几率不会太高。
　　做人大代表，多了解内地民众心声
　　记：往年“两会”，你曾和其他港澳人大代表一道，公开批评某些内地干部“官风”不正。
　　范：是的。贪污、腐败这当然有很多原因，而干部的素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要将这些不正当的行为消除，必须要提升干部的素质，提升他们教育的程度，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薪酬。因为薪酬太少，会让行贿的人有机可乘。
　　记：你也曾批评内地官员的“形象工程”。
　　范：为了谋求升职，内地个别官员就用纳税人的钱，去做一些形象工程，比如将办公楼建造得美轮美奂。我不反对将办公楼造得漂亮。问题是，这么漂亮的办公楼，老百姓享受得到吗?你对他们的服务有没有加强?如果你的服务加强了，我相信老百姓也很愿意在一个有冷气的，干净、漂亮的大楼里办他们的事;可是如果服务没有加强，只是有了一个很漂亮的硬件，这就没有达到以民为本的目标。
　　记：内地和香港在法律、体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异。不知你是如何适应内地的工作的?
　　范：香港的人大代表，到内地参与法律的审议以及讨论一些关乎社会民生的问题，的确觉得比较吃力。因为你住在这里，就很容易感受到民众最关心什么事情，民众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我们生活在香港的，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做了人大常委之后，就尽量多一点去看一些内地的网页、资料、新闻等，甚至看看网民有什么看法，这样使自己多一点理解内地民众的心声是什么。
　　“我比较赞成党里先民主”
　　记：此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人大代表的直选等。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你怎样看?
　　范：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没有不喜欢民主的。其实我们在乡、镇里面，已经开始一人一票的直选。但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就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总结经验，稳步向前。我们要提高选民的教育程度，令他们了解到，要选一个能为他们服务的人，而不是选一个在他们身上剥取利益的人。
　　记：香港在制度方面能为内地提供什么启示?
　　范：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会做得到。可是一定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一步一步稳步地向前走。如果贸然将外国那一套放在农村，不但不能够生根，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混乱。我们应该以苏联发生的事情为戒。
　　民主不是一天能够得到的，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几句话就能得到的。只有全民对“人民可以当家做主”这个理念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们才能稳步走上民主之路。其实现在已经起步了，只是不能够受别人压、不能够与别人比，要一步一步来。
　　记：内地民主的发展，要考虑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
　　范：必须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现在内地东西都有很大不同，贫富悬殊。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拉近这些距离，然后给民主多一点机会。
　　我比较赞成在党内先民主起来。因为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记：说到民主，我们不能忽视网络的力量。现在网络在内地也逐渐发展为一个表达民意的平台，甚至是监督政府的一个手段。你怎么看网络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
　　范：我觉得网络推动了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了人大网，每一个新的法律，都会咨询大家的意见。这就是知情权。
　　另外，还有很多民间网。有些人看到不平的事会发布在网上，其他网民就会讨论甚至批评一些官员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怕这些，而应该开诚布公地去接纳。有些是乱说，没问题，(政府)就不需要采取行动。有的是真有其事，那就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将它改正过来。这就多了一个监测的机构。
　　记：我们知道你还设立了一个网上办公室，来倾听民意。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范：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觉得住在香港的人，对内地的情况不大了解。通过这个网站，我可以将人大的工作介绍给香港人，让他们多一个渠道去了解。所以那个网站是用繁体中文，而不是简体。第二，就是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网站反映给我。其中我觉得应该反映的，就会如实反映。
　　记：你是怎样看网络暴力的?
　　范：其实我们不单在网上，就是平常做人，也要尊重别人，尊重自己。法律不一定有办法来惩治网络上罔顾他人私隐，甚至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这时良心就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操守，而这就从教育来。
　　智慧点睛
　　在香港做官没能耐不行，从副局长到局长，再到司长、特首，大小官员经常要到立法会“面试”，接受议员的“拷问”，如果没本事很容易露洋相。而主持这些大大小小“考试”的，就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当了三届主席，历时十年有余。
　　香港政坛风云变幻，各种声音自由表达，立法会时常唇枪舌剑、火药味弥漫。范徐丽泰则从容自若，举重若轻，她的原则是不偏不倚，也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她并非没有立场，在港英立法局当议员的时候，她就能言善辩、锋芒毕露。
　　当立法会主席的十多年，可谓范徐丽泰“隐忍”的十余年，她用招牌式的微笑面对各种质疑和压力，最终赢得了官员、议员和香港市民的心。如果一个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放弃立场，随波逐流，即使左右逢源也不足道，但从政者若是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韬光，那才是大境界。范徐丽泰崇拜周恩来和吴仪，她的涵养和政治智慧，庶几近之。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
　　市民通情达理，做官就不难
　　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
　　高官简介
　　孙明扬，1944年出生于重庆，1966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1997年成为香港民政局局长，一个月后任政制事务局局长。2002年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2003年兼任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2005年5月至6月，兼任署理政务司司长，接替辞官参选香港特首的曾荫权。2007年任教育局局长至今。
　　高官印象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是香港现任高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现年65岁的他从22岁就加入港府工作。日下午，在香港中环中区政府合署西座八楼会客室，我们见到了这位港府“老臣子”，须发斑白的他进门便声如洪钟地问好：“你们好，久等了!”
　　这位港府“老臣子”于1966年进入港府工作，彼时，很多香港现任高官尚是几岁幼童。直至今日，他的简历可以填满一张A4纸，从港英政府时期的布政司署(即现在的政务司)司级政务官，到回归后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以及随后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再到现职教育局局长。他在香港政界摸爬滚打40余年，被政界尊称为“孙公”。
　　为官多年，孙明扬经历过许多争议与风波，较为内地人所熟悉的“天星码头事件”，他那时正担任处于风口浪尖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面对反对清拆天星码头的声浪，孙明扬作风强硬，如今回忆起来，他仍然坚持，为了香港经济的发展，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孙明扬也深得历届特首的信任，多次任署理政务司司长。也有人评价，他为人处世圆滑，深谙为官之道。对此，孙明扬微笑着回答说：“这不是圆滑，而是处理事情时应有的审时度势。”
　　采访结束后，孙明扬躬身站起，主动与记者握手告别，说道：“我们要保持联系，共同关注深港教育的问题。”
　　正文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 7:29:16 本章字数:809
　　高官访谈
　　“最担心幼龄跨境学童”
　　记者(以下简称记)：局长最近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
　　孙明扬(以下简称孙)：我最近一次去深圳，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新研究所的动土礼。虽然我去深圳的次数不是太多，但经常从电视中看到深圳的近貌，觉得深圳发展一日千里。
　　记：跨境学童每天都要往返奔波在深港边境，你对这帮小朋友了解吗?
　　孙：我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深圳住的香港永久居民数目并不少，如果他们觉得香港学校合适，他们就有权利让孩子回到香港上学。他们的学校在香港，家在深圳，每天来往于港深两地，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大些的学生，我们相对没有那么担心。我们最关注的是年纪比较小的跨境学童，例如幼稚园和小学儿童，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往返于深港，我们希望可以在一两个口岸有序地安排他们往返。
　　记：目前的安排是怎样的?
　　孙：在深圳方面，我们会让校巴集中把学童送到罗湖口岸，我们每日都安排保姆到罗湖，带他们过关，到香港后搭上保姆车送去学校。目前罗湖口岸的地方有限，容量已差不多饱和了。所以在其他口岸，我们陆续会有类似安排，比如在落马洲口岸(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等。
　　不过也面临一个问题，例如深圳湾大桥连接的是深圳南山区，并不是深圳市中心，有些学童要坐很远的车到口岸，这对孩子来说就很不方便。来到香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从西部通道到香港元朗比较方便，但要从那里到大埔的话，距离就很远了。
　　记：有建议说，在将建的莲塘口岸起一个跨境校巴集散中心，是否可行?
　　孙：这个当然可行。现在深港双方都在共同规划莲塘口岸，这是一个新的项目，要落实还需要几年。展望将来，如果有跨境校巴集散中心这样的设施，会方便很多。
　　“港府可以应付跨境学童潮”
　　记：跨境儿童交通费用不菲，而很多跨境家庭并不富裕，港府有没有措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孙：跨境学童在香港境内的交通费是可以申请减免的。
　　记：申请减免需要什么条件?
　　孙：要看跨境儿童所在家庭的入息(即家庭收入)以及所需要支付的交通费等，如有困难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
　　记：因为交通不便，跨境学童多少会面临学习和生活问题，港府有没有措施去帮助他们?
　　孙：交通的确会给他们带来不便，但他们要有心理准备，政府没办法用政策将路程缩短的嘛(笑)。如果他们认为每天这样舟车劳顿影响太大，可以考虑在深圳入学。
　　记：那可否从心理上帮助他们呢?
　　孙：这个是有的，因为每个学校都有社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记：有没有可能在香港设立寄宿学校，以帮助他们减少在路上的时间?
　　孙：这个要很小心处理。年龄比较小的学童在香港5天，如果没有家人照顾，家长是否放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实际，香港地少人多，现在很多学校都不具备条件建立宿舍，因为学校没有地。退一步来说，即使有地可以建宿舍，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还要配备保姆去照顾幼童的饮食起居等。我们没有把寄宿学校的安排列入计划。
　　记：现在赴港产子的孕妇越来越多，跨境学童的数目以后会逐年增长，港府有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孙：一直都在准备。现在我们可以掌握到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数目，但有很多宝宝出生后是会回内地生活的，究竟他们什么时候会回香港读书，这个数据我们还没能完全掌握。因为他们是否回香港读书，决定权在父母。我们对来港生子的父母做过一些问卷调查，有些父母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记：大量跨境儿童到香港读书是否会导致香港教育资源紧张?
　　孙：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因为香港面对的问题是适龄学童数目下降，而且下降得比较急剧。我们反而比较担心的是，如果适龄学童的数目不增加，香港会有更多学校收不到足够的学生。我们有能力去应付跨境学童来港读书。
　　外来学生到港读书或昂贵
　　记：香港学位闲置的问题比较严重，相比之下深圳学位是比较紧缺的。有没有可能将一部分深圳的适龄学童接纳进香港读书?
　　孙：这个问题比较长远一点，我们也是在积极考虑中。因为香港现在计划建成一个地区性的教育枢纽，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考虑，因此希望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
　　对于开放小学教育，我们是有很大的保留的。因为学童的年龄比较小，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但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不过我们要看看国家的政策是否允许。
　　记：如果开放，这部分非香港永久居民来港读书是免费的还是自费的?
　　孙：教育费用问题将是今后讨论的焦点之一。我个人的看法是，香港人的基础教育，部分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非香港永久居民免费来港读书，他们会有很强烈的看法。因此要做一个平衡，不能让本港居民觉得政府对他们照顾不周，非港居民占用了他们的教育资源。在一个教育枢纽里，外来学生的学费是很贵的。根据外国的经验，非本土的学生都要自给自足，读书需要多少钱都是自己出，而不是政府给予，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但具体要看届时实施的情况如何。
　　记：你刚刚提到考虑开放中学，但在内地读完小学转到香港读中学，会不会跟不上香港学校的学习进度?
　　孙：是的，所以学习过程和课程设置的衔接非常重要。
　　记：在深圳设立的港人子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就为学生以后在香港升中学做好准备了，(孙：是的)，但这些学校在深圳的数目并不是很多。
　　孙：是否增加港人子弟学校，要配合深圳方面的教育政策，我们会时不时地跟深圳方面交流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障碍，第一是开办费(即建立学校的费用)。建学校是需要资金的，要找地方，然后要营运，这些还是比较表面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还要考虑师资的问题，如果以后要衔接香港的升学，在学校设置香港的课程，那么对老师也会有要求。这些问题都要比较慎重地处理。
　　记：教育要衔接，深港之间中小学和教师的交流需要更频繁和更深层次，这方面目前做得怎样?
　　孙：现在有相当数目的香港学校，与深圳的学校结成姐妹学校，在课程的衔接等方面互相有交流。
　　记：现在香港与内地大学之间有交换生的项目，这种模式能不能进一步推行到中小学里面?
　　孙：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了，小学生来香港上课没问题，但他在香港生活就是一个问题了，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
　　记：那中学生呢?
　　孙：中学交换生理论上可以安排，但面临的问题还是刚刚所说的，香港的学校没有什么地方建宿舍，因此要达到一定的实际设施条件，才能实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中学生交换项目。
　　记：香港的大学宿舍好像也不大够。
　　孙：大学还是有相当数目的宿舍，但香港只有一两个中学是有宿舍的。
　　“政府不可以要求高校做什么”
　　记：我知道香港有两所大学有意向在河套地区办学，他们是独立办学还是合作办学?
　　孙：这就要看你所提到的两个高等教育机构，他们自己心目中对这个办学有什么概念。我个人觉得那里可以成为香港某所大学的其中一个校园，这是一个方式，但我不知道他们将用什么方式运营。港府要看到他们的建议，然后才可以评估是否可以在那里做。
　　记：据我们所知，这两所大学已向港府表达了意向。
　　孙：是表达了意向，但没有具体的(建议)。我们需要的是确实的具体的计划，除了营运的计划，还要看他们收生的计划。
　　记：那港府会不会给在河套地区办学的高校一些指导性建议?
　　孙：这还是要看高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政府难以主导。因为在香港，高等教育有很大的自主权，我们一定要尊重高校的学术自由，政府不可以要求他们去做什么。
　　记：《纲要》里面也提到，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三角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香港高校对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意愿是否强烈?
　　孙：香港有很多高校，是会有相关的计划的。
　　记：深圳方面对吸引香港高校来深圳办学的意愿比较强烈。
　　孙：这方面深港双方的意愿都很强烈，主要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问题解决了，其他就比较容易做了)，肯定是的。
　　记：现在来港读书的内地大学生不少，之前曾发生过港校内地生自杀、精神失常等不幸的事情，港府会不会做一些指导措施?
　　孙：在港读书的内地大学生发生问题的有，但不要夸张地说有很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会有一些辅导，但很大程度上要学生自己愿意拿问题出来与别人交流，否则外人不会知道他们的情况。
　　记：就是还是要靠自己?
　　孙：(政府)的服务肯定会有，但如果有问题你就能够放开怀抱，让别人来帮助你，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自身。
　　记：对这部分外来学生，既然香港花了力气去培养，肯定也希望他们留下来为香港作点贡献。
　　孙：我们已经有相关政策。(记：优才计划?)不只优才计划，现在在港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以前要找到工作才能留在香港，但现在有一年的期限，让他们可以留在香港找工作。
　　港府1/4经费投入在教育上
　　记：金融海啸下，香港对教育的经费有没有减少?
　　孙：香港对教育非常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以学识为本，我们一定从长远考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从未减少而是一直增加的，现在教育经费也不会因有困难而减少。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就可以看见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经费投放在教育方面，这个可以见证港府对于教育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的重视。
　　记：与内地学生相比，香港学生的英文水平很高，但有评论说，母语教学降低了香港学生的英文水平，是否母语教学得不偿失?
　　孙：母语教学推行了11年，有其成功之处。平心而论，用母语来解释，学生容易接受，学习提高就快，这是不争的事实，成效大家有目共睹。你刚刚提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在母语教育之余，怎样保持优良的英文教育。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与多方面讨论过很长时间的方案。
　　记：方案内容是怎样的?
　　孙：就是在学校要加强英语教学的语境。在母语教学之余，根据学生的英文程度，适度增加英文教学的机会。如果学生的英文程度高，可以多用英文教;如果学生的英文程度不高，就不要硬用英文教，那是吃力不讨好。我们不是要盲目地用英文来教，但在学校要让他们多接触英文，多听、多讲、多读、多写。
　　记：现在香港社会有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就是港府为香港大学生提供实习补贴。有学生认为这样的薪酬与他们十几年念书付出的辛苦不相符，你怎么看?
　　孙：我想他们尚未了解情况，政府提供的不是就业，而是提供机会让他们接触各类企业，去了解不同企业的工作情况。时间不是很长，就是几个月，在实习期间有政府的津贴及生活费。实习完之后，如果他对这个企业有兴趣，而企业也有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双方达成一致后才会有薪水。现在政府的津贴并不是薪酬。
　　记：大学生实习计划这个安排是长远的还是临时的?
　　孙：现在没有人知道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会持续多久，所以我们做出了这个临时安排，先安置大学生，虽然没有可以直接让他们就业，但可以不让他们失业。先熬过这段时间，待经济情况开始好转，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
　　做官不难，市民通情达理
　　记：你在港府做事已超过40年了，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孙：哈哈，我有很多甜酸苦辣都非常深刻，最高兴的当然是参加了沙田开发。1974年，我是沙田第一个理民官(类似项目负责人)，那时沙田只有2万多人，填海工程还没有展开。可以说我在那里是开山辟地，经过差不多30年，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70多万人的市镇，心里的感情很浓烈。
　　记：在2006年清拆天星码头事件中，你当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是众矢之的。
　　孙：不止那一件事，我在很多场合都是众矢之的，哈哈。
　　记：那现在想起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
　　孙：有些人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天星码头，也有些人认同我们的做法。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同。
　　清拆天星码头后的填海，差不多是香港100多年填海历史的尽头。当时，我们就这个事情打了很多官司，最后经过法庭的判决，我们还是把天星码头拆了，然后用一个保育方案，在其他地方按照旧天星码头钟楼的规格，进行重建。
　　记：面对那么多争议，你压力大不大?
　　孙：呵呵，任何事情都有压力，这个是当然的。
　　记：很多人说你为官那么多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处世很圆滑。
　　孙：你看看，在处理天星码头事件里面，我就不圆滑了。因为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