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一八”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时，一些人把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意识”，认为只有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提出了种种培养和提高国民民族意识的建议和主张。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或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的民族意识，他们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并接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思想。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揭露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而且在“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过程大致如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期；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初步发展期；“九一八事变”(以下简称“九一八”)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期。①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涉及“中华民族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如何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强调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等内容。目前鲜有学者涉及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于“中华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没有采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知识分子”来指称“九一八”后发文讨论民族复兴问题的人们。因为“知识分子”一般是指那些接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而本文中提到的一些人，他们并不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或反抗精神，相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还可能是现状的坚定维护者，然而他们一样也关心民族复兴，积极参与民族复兴问题的讨论，所以用“知识分子”来指称本文所有参与民族复兴问题的讨论者不太合适。而“知识界”则与特定的政治或文化取向无关，凡是接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知识人，众多的知识人构成一个群体或阶层，即“知识界”，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第二，“九一八”后，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时期，亦即人们通常说的局部抗战时期。

什么是民族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认同意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P.1-2)民族意识的有无或强弱，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署名“天铎”的作者就曾指出：凡是一个民族的构成，必须具有民族意识。因为有了民族意识，民族思想始能发达，民族团结始能巩固。尤其是处于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当今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要想不为帝国主义所吞并，必定要有坚强的民族意识。“有了民族意识，才能发扬自己民族的精神和固有的文化，没有民族意识，不仅不能发扬自己民族的精神和固有的文化，而且没有存亡与共的观念，以形成坚固的团结。”[2]

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其形成虽然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进入近代，尤其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人们在反省中国之所以衰弱不振、受东西方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缺乏。梁启超曾说：“中国人脑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宝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欧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国人无爱国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3](P.14)他认为导致中国人“爱国之心薄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3](P.17)。孙中山晚年也批评中国人缺少民族意识，“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结果“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4](P.188)

“九一八”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知识界对中国人民族意识的缺乏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35年张君劢出版了名为《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的论文集，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出版的第一本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论文集。他指出民族意识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近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于“欧美诸国与其他近世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民族意识的缺乏。中国人头脑中充满的是“天下”观念而非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欧洲国家国民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这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所以强盛的根本原因。[5](P.68)胡文明在《欲挽救今日之危机惟有发扬民族意识》一文中写道：“民族意识之一物，实为一民族生存之主要条件。苟一个民族，在现今国际斗争中，而无健全之民族意识，其能久存于世、不为人所灭亡者，实为不可能之事实。”[6]因为一个民族，须先有了健全的民族意识，然后组成民族的各分子，才能认识自己与民族团结的关系，认识自己民族的固有的精神与固有的文化，大家才能团结一致地维持自己民族的生存，发扬光大自己民族的固有的精神与固有的文化。“倘遇着外力的压迫，无论经济的，政治的，武力的，大家始能团结一致去抵御，而图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与过去的光荣。”[6]近代以来中国衰弱不振、受人宰割的“病根”，就在于“举国上下皆缺乏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中国人“民族思想的薄弱”和“团结力不坚”，因此容易“发生两种危险的现象：第一，对外来的侵略，无抵抗自卫的力量；第二，则有权势者，各为其是，割据一方”。至于“普通一般的民众，对于国家民族的兴亡，更是如秦之视越，毫不感有痛痒的关系”[6]，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列强的侵略和宰割。王湘岑把民族意识比作人的血气，“一个人没有血气，就会处处受人的欺压”；又比作人的精神，“一个人没有精神，也不过如行尸走肉一样，毫无可贵之价值。”[7]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大多数国民缺乏民族意识的话，“一定是势如散沙，团结不易，很容易受强邻的侵凌而不免于危亡。”[7]典礼则用“水门汀”、“钢铁柱”和“灵魂”来比喻民族意识对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在《民族意识与民族生存》一文中写道：“民族意识是民族生存中的关键”[8]。如果说民族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那么民族意识就是“水门汀”、“钢铁柱”；如果说民族是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民族意识就是人的“灵魂”。一个建筑物缺了“水门汀”、“钢铁柱”，一朝风雨，就会“倒坍了”；一个人失去了灵魂，就没有了生气，成了行尸走肉。“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民族意识，即刻就会被人家宰制，消灭。”正是因为民族意识的缺乏，中华民族才面临着“被人家宰制，消灭”的生存危机。[8]孟歧在分析1933年初热河失陷的原因时认为“中华国民缺乏民族意识”是主要原因，“此次热河之失陷，外间多以汤氏睧瞆，人心离怨，义军复杂，指挥未能统一，交通堵塞，运输困难等等理由，作为热地失陷之原因。以余个人观察，则其失败之主因，实为中华国民缺乏民族意识之所致。”[9]他在列举了报纸关于当地“各界领袖”如何“丧心病狂，星夜急驰，迎敌军入城”的报道后写道：“可知热河失陷之速，实为中华民族甘于反颜事仇，引狼入室，而不识何谓民族生命，何谓民族精神，为其主要之事实。”[9]

既然民族意识的缺乏导致了中国的衰弱不振和民族危机的加深，那么我们要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当务之急，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李监昭在《发扬民族意识与中国复兴》一文中开篇明义就写道：“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我国家当此绝续之秋，固不能束手无策，坐视不救，有之，必自建树与发扬民族意识不足为功。”[10]胡文明也明确指出：欲挽救今日国家民族之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首当发扬民族意识而后可”[6]。其他诸如“发扬武力也，普及教育也，倡明科学也”等等一切事业，“与国家民族生存”虽然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吾人须知，欲木之茂，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民族意识之一物，为建立国家民族之基础，亦即为发扬民族之原动力，如本之于木，源之于流然。故吾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须从根本上着手，始不致南辕而北辙矣。”[6]唐士奎亦强调，我们想要中国免于灭亡，民族免于沉沦并实现复兴，“那就非首先诊断民族的病源，而提高民族意识不可。因为中国之所以万分危急，是因为一般人的脑海中缺乏民族意识的缘故。”[11]金高同样认为“应该绝对地厉行民族教育，以培育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来奠定民族再生的根基”[12]。

要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就必须大力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这可以说是“九一八”后知识界的基本共识。郑宗贤指出：中华民族的衰落，原因固然很多，但民族份子之民族意识的丧失，是其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物质上条件固然重要，但是纵然有物质条件，假使缺乏了主宰物质条件的精神条件，物质条件亦不能发挥其原来的作用。况且精神条件不备，物质条件也不会从天上掉落下来。“由此可知，充实民族的精神条件——发扬民族意识，实在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13]胜任认为“民族复兴的发动机，就是民族意识”，所以要复兴中华民族，就必先扩充民族意识，只有把民族意识扩充起来，发动起来，形成一种伟大壮观的力量，才可以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扫除国内封建势力，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总而言之，“民族意识是民族运动的根本动力，只有扩充这种动力，才是中国在内忧外患中的出路，亦是复兴中国民族的正当法门。”[14]1934年2月18日出版的北平《社会周报》第2卷第6期发表了《民族复兴与民族意识》的“社谈”，开篇便引用了中国驻俄国大使颜惠庆2月20日在北平外交月报社欢迎会上的一段讲话：“就个人意见，以为中国之危机在人民缺乏国家观念。欲求国家民族之复兴，非唤起民族意识不可。”[15]该“社谈”认为颜大使的这段话不仅“道破了中国积弱与衰败的所在”，而且他所提出的“欲求国家民族之复兴，非唤起民族意识不可”的建议，“一针见血”，抓住了民族复兴的关键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采纳。[15]严裕民观点则简明扼要：“培养民族意识，即复兴中华民族之唯一大道。”[16]

如果说培养民族意识是复兴中华民族之唯一大道，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呢？对此，“九一八”后的知识界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关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郑宗贤提出了五条“发扬民族意识的具体办法”：第一，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现今时代的潮流，只有各个民族的自存，才能达到全体民族的共存，换句话讲，只有先讲民族主义，才配去和人家谈世界主义。第二，纪念民族光荣。追思过去民族光荣历史，并不是保守，而是用过去的光荣，来引起未来的光明，用先祖的奋斗成绩来激励子孙的继续努力，并确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第三，保存民族特性。一民族所以能生存于世界，必有其原因和条件；一民族所以不会被其他民族消灭或同化，必有它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第四，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向心力的综合结晶，是民族最贵重的宝贝，但文化是随时代而俱进的，因此，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们不仅“负有继续文化的责任，同时负有创造的使命，要使民族文化，不仅在世界上有独立的资格，而且居贡献的地位”。第五，认识民族危机。要使国民认识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遭遇的困难，尤其是“九一八”以来所面临的空前危机，()

【摘要】：近代部分史料中对阿佤山汉族移民的记载,证明佤族这个民族分类并非客位的分类,而是该群体成员与周围其他民族互动并确认的结果,是他们民族意识的表达。在复杂的民族环境中,阿佤山汉族仍为与佤族保持民族界限、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努力,尽管明清以来阿佤山汉族普遍"夷化",今日阿佤山汉族却有坚守汉族身份和"变成"佤族两种不同的结果。最后,湖广寨的佤汉区分以及村民们所表达的民族意识,表明西方学者仅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为界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具有一定局限性。民族识别将"佤族"这个历史上已有的民族分类合法化,而没有将客位的官方分类强加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