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 Visitor System改革开放的奇迹——刘道惠往事&&献给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党的十八大&&
尊敬的刘道惠同志：
您好！您2012 年9月24日03时07分发来的《改革开放的奇迹——刘道惠往事 献给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 党的十八大
改革开放三十四周年》一文已收到，感谢您对我社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经编委会审核，您撰写的《改革开放的奇迹——刘道惠往事 献给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 党的十八大
改革开放三十四周年》一文，全文入编大型党建文献《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向党的十八大献礼》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特此通知。&祝：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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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管理观察》杂志社
&&&&&&&&&&&&&&&&&&&&&&&&&&&&&&&&&&&&&&&&&&&&&&&&&&&&&&&&&日08时整
改革开放的奇迹（1）
——刘 道 惠 往 事
（231608）安徽肥东桥头集镇复兴中学 刘道惠
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四周年！
&献给邓小平逝世十五周年！
献给党的十八大！
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未来接替他的站岗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而书却留存下去。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的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
&——赫尔岑
“‘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
睁眼看看，扪心问问：
谁能抹掉这历史的脚印？
谁能抚平这历史的伤痕？
谁能否定这历史的存在！
谁能与错误和过失决裂！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更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决策者岂可不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是每一个执政者以及其执政集团的永恒的课题！因为任何时候，任何朝代，任何地区，任何领导，都要改正以往的错误，革除过去的弊端，开辟崭新的领域和崭新的道路，放开手脚和前进的步伐——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人生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能向社会索取些什么，能索取多少；而是在于能为社会，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些什么，留下多少——而是在于能为社会，为历史，为后人作奉献、做贡献——为后人的奋斗留一个榜样，为社会的发展留一座路标，为历史的进步留一块垫脚石！为别人留一架人梯，为自己留下一路足印！——不“白活这一回”！
真理是任何淫威、任何权力也挡不住，压不垮，抹杀不了的！
以理服人：千年；以力服人：一时。
让历史照亮人们的眼睛！
忘记历史就是等于背叛！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没有犯法、犯罪、更没有腹诽的，却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中无辜无故蒙冤受害者!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教训。但愿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不会白白付出——不会被所谓的“不良信息”，“敏感词语”所抹杀，所封杀!
谨以此文献给离任的，现任的，还未上任的干部们！
献给不想干蠢事，不想穷折腾，不想再饿饭，不想残害同胞，不想以别人的尸体垫高自己——不想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的子孙后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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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刘道惠生活札记》
2012年作家出版社《中华刘氏通谱》“刘道惠”词条下的编者按：“刘道惠先生是安徽肥东县复兴中学一级教师，中共党员。一生经历坎坷，久经磨难而功德圆满。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就的《刘道惠往事——献给建党九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三周年》自传体一文，不仅是对自己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敢于在逆境中奋起的最好注释，更是其文章选题立意、论证叙述都有很强的理论性，科学性和专业指导性，具有很高的学术思想，学术价值及学术见解。今将其录入，‘当代人物篇’里，值得族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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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中华刘氏通谱》，《刘道惠》
前&&&&&&&&
言&&&&&&&&&&&&&&&&&&&&&&&&&&&&&
《刘道惠往事》，不是小说，是历史，是作者所亲身经历的有根有襻、有凭有据的真人真事，是作者对其真实性敢于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一部《回忆录》。这里所选的是其中的部分。它既写出了改革开放给人们精神上，思想上，观念上带来的解放与变化，人们思想素质的提高，道德品质的升华，以及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和谐，稳定与繁荣；也写出了旧的观念不甘失败，不会一下子便消失得干干净净，它们仍然会竭力阻挡社会前进；改革开放仍然会遇到阻力、障碍，仍然任重而道远，改革开放仍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以前，作者在文中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不是避讳、隐恶，或怕什么“报复”，而是因为它在当时，是整个社会氛围，不是个别现象，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作者当时没有及时披露这些事件真相，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社会稳定；现在披露这些事件的真相，是为了清算文革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后人借鉴，杜绝“极左”再现，避免再走弯路！转眼间，三十六年过去，有不少当事人已经早早的去世了，现在写出了当事人的姓名，不是为了清算死人，而是因为那是档案原件，他不能掩盖和篡改历史，为了忠于历史，保留文章的真实性，他只好原文照抄。现在披露这些档案，是为了让人们奇文共欣赏，让我们的后辈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残害群众，不要再让那段可悲、可笑、可诅咒的历史重演。这些原件，承蒙原长乐公社党委把它完好地保存到一九八八年秋，他从一九八八年秋接手后，继续珍贵地慎重地完好无损地地保存到现在。他也敢对此负法律责任。将来，他会把它捐献给“文革档案馆”。让今人和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往事——这段可悲的灾难性的历史。这些往事，作为历史的见证，是那个时期无可争议的史料，无可抹杀的史实；是他（包括像他这一类的一大批人）饱含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人生的轨迹，心路的历程，它也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我们的党，在前进中，披荆斩棘与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走向今天和未来所留下的足印。它是无数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它是今天和今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难得的教材！它是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财富！它提示人们，提示我们的党，提示我们的政府：提高干部的素质、修养、水平、档次、品位、品德、质量、操守、觉悟、法制观点、职业道德……对建设和谐、稳定，清平、清明，科学发展的社会，对我们的党的组织，对我们的国家政权，对我们的人民群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它，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有人还不大相信，甚至有人认为是笑话，是小品。但，它在过去，在那样的年代，却确确实实普遍地存在过；“‘文革’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语）现在，有的地方仍然还有它的痕迹，有人还在还在为它唱挽歌。我们不能为了忌讳，避讳，隐恶，或掩盖什么，而以什么“不良信息”，“敏感词语”把它一笔抹杀！笔者当时也确实不理解：那些领导者，他们把自己说是党和政府的化身，代表“党和政府”，是绝对的权威。他们利用党和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肆意践踏党纪国法，随心所欲，违法乱纪，祸党殃民，却不负任何责任，不准任何人说个“不”字！他们不把人当人！他们把一个个普普通通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也没有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无辜群众，合法公民，从“群众”中切割出来，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更无需任何法律程序，随意的、随便的，搜身、抄家、批斗、游街、关押、私刑，逼供，斗成“阶级敌人”，对其大肆污蔑，任意践踏，还说“群众”是整体，那些被整的人只是个人，不能代表“群众”。——殊不知，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群众”也就不存在了。他们把“为人民服务”，说成仅仅是为“人民”这个“概念”服务。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个人服务，不是为“你们”几个人服务；也不是为“他”个人服务，为“他们”几个人服务。……殊不知，如果在“人民”中除去“你”，“你们”，“他”，“他们”，那就只剩下“我”，“我们”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为人民服务”也就只是为“我”服务，为“我们”服务了。当时，他更不理解：那些领导者，居然连一点点法律常识都不懂，居然没有一点点是非观，没有一点点责任意识（现在实行的“终身责任制”，是多么好啊！现在，如果你干了坏事，就要终身对它负责，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调到哪里，你都逃不掉责任的追究！不像以前，如果你干了坏事，只要一调走，就万事大吉！），他们居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他们居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在瞎搞，是在违法、乱纪，是在犯法、犯罪，他们自己是在作孽、作恶！他们居然敢于把人逼疯、逼死；他们居然敢于把人打伤、打残、打死？（这些，都是党纪国法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居然把自己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搞阴谋诡计，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违法乱纪，祸国殃民，当作自己有胆有识有权威，“忠心耿耿”地在“为人民服务”，在“为党和政府工作”，在“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群众大会上把自己的“无知”和“违法”，“野蛮”和“愚昧”拿出来炫耀。当时，那些话，那些事，那些领导者，竟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大言不惭，冠冕堂皇地说得出来，做得出来。真是“鬼”迷心窍，——这个“鬼”，便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流毒，它不光是人们头脑里的私心，人们的质量、品德问题；也往往是人们脑海里的陈旧，腐朽的观念在作怪！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民，也能够祸害人民。权力一旦膨胀，一旦被滥用，就会变成掌权者肆无忌惮地残害他人的穷凶极恶的利器，就会变成祸国殃民的灾难。执法者一旦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当权者一旦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一旦有人打着党组织旗号，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一旦有人挂着政府名义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便更胜于黑社会之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更凶于地主恶霸之无视党纪国法、无法无天、违法乱纪、残害百姓；更恶于人身之毒瘤，更残于毒蛇猛兽，更猛于猛虎！执政者岂可忽视？岂可不作为？岂可坐视不管、放任自流？岂可养虎为患？“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明】《赵秉忠殿试状元卷》)现在，重提这些令人恶心的往事，可能使有些人不愉快，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它既可以让人们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和实践：“实事求是”，也可以让人们当作镜子，照照自己的嘴脸，还可以使人感觉到生活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和谐”、“清明”的社会环境里的幸福，更能使人进一步认识到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开放，什么叫社会进步，什么叫人的素质的提高，什么叫改变观念；为什么要强调“以人为本”？为什么要创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学习实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了。我们决不能掩盖过去极左路线的错误，决不能忘记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那是千百万人用生命换来的思想财富，更不能让历史重演！愿所有的领导者努力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与品位，提高自己的水平与档次，真正的“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便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改革开放、社会前进的阻力，障碍，绊脚石！愿他们不要把体现党和政府温暖和恩惠的惠民政策、措施，当作“机密”进行封锁、不作为，“踢皮球”，打折扣，使其“过时”，“作废”。其实，这些党和政府解民于倒悬的惠民政策和措施之所以会“过时”，“作废”，正是因为那些执行者，他们自己的失职和罪过，——绝不能反过来责怪那些曾经受害的民众“来迟了”！――那些执行者，他们通过“封锁”，“不作为”，“踢皮球”，“打折扣”，恶意刁难……把那些必须解决的群众切身的问题硬是压着，拖着，不办，不解决，不但剥夺了那些真正应该享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恩惠的群众的权利，而且给党和政府遗留下“后遗症”和“麻烦”，给下一任班子遗留下越来越重的包袱——他们把“好处”留给自己那些根本没有资格享受的亲属和亲信——他们不惜违法乱纪，人为地制造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还自以为荣，自以为自己“有本事
”——其实，他们这种行为，既是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更是遭受群众鄙视，吐弃，和诅咒的！那不是荣，而是耻！愿所有的领导者，分清荣耻，不要截留党和政府给于人民群众的温暖与恩惠——拿来作为自己的“业绩”、“功劳”和“人情”，更不要恶意刁难、折腾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年过花甲的老人！那样做的用心是恶毒的——制造矛盾，激化矛盾，酿成大错，——破坏党群关系，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应当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成果！都享受到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上访，上诉所应有的权利。政治清明，政通，群众才会上访。群众的上访，是对上级的信任和憧憬——他们企盼着上级是包青天。如果他们对上级也失去了信任，没有了憧憬，他们便不会再去上访——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对群众的上访，不应麻木不仁，不应无动于衷，不应把他们当成坏人，当做所谓的“不安定因素”，当做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当做所谓的“危险人物”，真正的“不安定因素”，真正的“麻烦”，真正的“危险”，不是上访的群众，而是那些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不应把他们当成敌人——真正的坏人，敌人，是不会上访的。对群众的上访，应持欢迎，热忱的态度。他们不仅是弱者，而且他们几乎已经到了求助无门的地步，——不要再让他们雪上加霜。上访的群众，即使因觉悟和水平有限而有些过当或过激的行为，也应当理解，也应当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他们心中的怨气，满足他们正当的合理的要求。不能激化矛盾，逼他们走上绝路，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对群众的上访，不应抱着敷衍的态度，不要认为把群众打发走了便算完事——群众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是来办事的，是指望来解决问题的。更不要以为一纸文书转发下去，便能解决问题，便能大功告成了。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群众便不需要上访了。那些拦截，迫害上访群众的人，是心中有鬼，怕问题暴露，怕曝光，他们千方百计把问题盖着，捂着，遮着，掩着。利用手中的权势，干损人的坏事，总是不光彩的，总是怕人知道，总是遮遮掩掩的。但，既然是利用权势干损人的坏事，便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够办得到的，它需要一群人的合谋，合力。胁从的人，虽然在权势和利益的诱迫下，一时不能开口说话，但是，他们是心知肚明的。时间老人最后总会让他们开口说话，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群众上访是正常现象，是好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较高的水平，较高的觉悟，较高的认识，较高明的工作方法。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干部，总难免这里或那里，这个干部或那个干部，在工作中出差错。群众上访，把我们工作中的差错提出来，让我们改正，会使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顺民心，更顺民意。那，不是更好吗？维护群众的权益，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满足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解决群众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是我们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就是我们的工作。周永康同志说：群众的问题，有政策必须抓紧解决，没有政策必须制定政策给于解决。这话讲得多么好啊！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维稳”首先要“维权”，要维护群众的合法的基本权利。群众最基本的合法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得不到保证。社会就不会稳定！决不要、也绝不能以“维稳”为借口，或者打着“维稳”的旗号，再去侵犯群众合法的基本权利。
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变路障为人梯，变阻力为助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团结，更加进步，更加繁荣。愿他们为加快社会发展速度，加速祖国前进步伐，献出自己的力量，使我们的祖国快速地真正地完全强大起来，永远不再遭受外敌的欺凌。
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要感谢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在那个不讲理，不讲法的时代，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开国元帅彭德怀同志，开国元帅贺龙同志……一大批一大批开国元勋，都被无辜地折腾得含冤死去；在当时，在那个不讲理，不讲法的时代，光凭他一个平头小百姓，单枪匹马，在底层孤军奋战，不论他有多大的本事，不论他有多大的神通，不论他怎么挣扎，奋斗，都是徒然，都是无济于事的！是邓小平他老人家拨开浓云密雾，拨乱反正，给了他们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他要感谢老天：它安排他从一九五七年秋到一九六二年夏，在学校教书，吃供应粮，使他避开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躲开了六零年那一关（在当时，农民，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每天的口粮标准是一两八钱。有时候，食堂不开火，连这可怜的一两八钱都没有。这种全村全队全县全省……的饿饭情况，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三个星期，五个星期，而是成年累月，长期的!大面积的！人们讨饭都没有地方去讨。所以，当时中国，饿死了三千多万农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更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决策者岂可不慎之又慎？）。留下了他的小命，让他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他要感谢老天：它给他一副强健的好身板，让他战胜各种苦难、磨难，永不倒下，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体力，精力和财力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很多年龄稍微比他大一点的人，年龄和他相同的人，年龄比他小得多的人，都早就去世了，而他却仍然拥有长寿、健康，激情，思想，经验，学问，温饱、自由；他要感谢老天：它给他一个思维敏捷，思想深邃，能鲜明记忆幼年时期以来的事情，并能洞彻事物，深刻分析事物的头脑；他要感谢老天，它给他一个广阔的胸怀，让他能容下天下任何难容的人，让他能容下天下任何难容的事——让他能容下天下任何难容的打击，迫害，折磨和苦难；他要感谢老天：它让他养成了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笔记，勤于积累的好习惯；他要感谢老天：它给他那么多的知识和技能，让他有真知灼见，下笔成文；他要感谢老天：它给他那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阅历，让他有话可说，有事可写；他要感谢老天、感谢党：它们又给他遇上了一个改革开放、和谐协调，安定清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让他有劲可伸，有力可使，有武可用，有揭示真相，展示自己的机会。他要感谢老天：它过去降临给他的那么多苦难、磨难，现在都成了它奖赏给他的财富。回首往事，他自己没有糟蹋自己，他自己没有浪费自己——他没有自暴自弃，碌碌无为，虚度年华。他可以欣慰地说：我没辜负自己！他是人生的奇迹！他也是改革开放的奇迹！——他，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社员，一个实实在在的泥糊腿子乡巴佬、犁田手，经过改革开放，被邀请，走进神圣，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教育热点问题高层研讨会”，并获得殊荣，成为“2005年全国杰出教育研究者”；他，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实实在在的泥糊腿子乡巴佬，经过改革开放，被邀请，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崇高，肃穆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参加“2010年中国作家金秋笔会高端论坛”，并获得殊荣。成为“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一，峥嵘岁月&& 灿烂人生（2）
他姓刘名道惠、字青山、号苏世，笔名引公，男，1939年1月（农历11月下旬）生。汉族，安徽肥东人，中共党员，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安徽肥东复兴中学一级教师，1957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退休。肥东县复兴乡优秀共产党员，肥东县优秀教师，合肥市教育学院继教优秀学员，2005年“全国杰出教育研究者”，2007年“共和国百业杰出人物”，2010年“共和国杰出贡献人物”，“神州杰出人物”，“祖国的荣耀”，2011年“创先争优先进个人”，“时代影响力人物&教育艺术家”，“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他一出生，便苦难缠身。他的大半生，同苦难为伴，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和民族兴衰荣辱与共。他出生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国家到了生死存亡之秋的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乱年代；他出生在一个食不果腹，衣不暖体，住不能避风雨（墙倒、屋塌、房漏），经常挨饿受冻的穷苦农家——虽说是农家，但他家里没有一分田。他父亲是漆匠，当时因日寇侵华，国家战乱，漆匠无事干，只能失业在家，参加新四军活动（顶头上级名叫胡彬甫，在皖南事变中又与其失散，后来一直没有联系上）。当时，他家的生活特别艰难。他出生时，他的母亲竟没有火柴点火，烧水给他洗礼，只好深更半夜，敲开邻居的门，从邻居那里借了两根火柴，点着了火，烧了点热水。家里更不要说有什么吃的了，幸亏好心的邻居给了一碗剩粥，让他母亲度过了一关；他出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农历十一月下旬）冬天里的一个寒冷的午夜。当时，祖国大半个河山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到安徽的腹地——合肥。襁褓中的他，有家不能住，有窝不能呆，便在外婆和母亲的怀抱中“跑日本鬼子反”，
躲避日本鬼子的屠杀，饱受无家可归，到处躲藏，颠沛流离的苦难。“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现在，不知还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体会古人的这种经验之谈！抗战时期，他们就曾经亲身经历过那种人不如狗的遭遇，更不要说今天的宠物狗了！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祖国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那种人不如狗的痛苦的岁月！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珍惜今天的温饱小康、安定和谐，和平稳定的日子。才会发愤图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他，童年浑名“反骨”，少年绰号“道卯”，“文革”时人称“孔老二”。1947年进私塾，1951年念高小，1953年读初中，1956年上高中，1957年考大学，成绩优秀，（因社会关系）政审落榜，经高级社安排，创办“旭光一”民办中学，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带职进修肥东师范高速语文科，（户口、粮油由农业转为非农业）。肥东师范毕业后，由肥东县文教局出具介绍信（当时由陆科员经办），分派到长临公社，创办长临红专中学，后来合并到湖滨农中（任教导主任，兼民兵连连长）；1959年春，加入共青团，同年夏，经组织抽调创办长临农业中学，1959年秋，填写入党志愿书，（1999年入党）。1979年归队后，创办长乐农业中学。曾在旭光一、红专、湖滨、长临、文体（兼团支部书记）、长乐、三友、公安、王兴、长堰、四和等学校任教，1962年下放（县档案局有档案），（户口、粮油也由非农业转为农业）。下放后，涉猎过各种求存行当，从事过多种谋生职业：当过代课教师，耕读教师，托儿所老师，民校教师，作过小贩，摆过小摊，拉过板车，挑过土方，做过纤夫，挖过黄鳝，干过漆匠，学过木匠，搞过瓦匠，帮过工（榨油作坊榨油），也放过牛，养过猪，拾过粪，犁过田……。在生产队，他虽是普通社员，却是多面手：犁田打耙，抛粮撒种，栽割薅锄，筛簸碾舂，肩挑臂扛，车水打场，扬稻堆草，灌溉排涝，样样精通；抗洪抗旱，抢险救难，脏事，苦事，累事，重事，难事，险事，事事在前，是一个全天候的农民和水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也不管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严寒酷暑，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泥泞路滑，荒岗坟地，陆地水下……他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困难……敢于挑战，勇于挑战，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困难哪里上，绝对服从领导，随叫随到，指到黄河做到边。他懂得什么叫真正的“饿”（饿得头发晕、眼发花，身发软，浑身冒冷汗，昏死过去——休克！）；什么叫真正的“累”（累得浑身酸痛，骨头像散了架，四肢都不受大脑支配，想动一下都动不了、连大脑都迷迷糊糊的！）；什么叫真正的“困”（困得饿了也不想吃，冻了也不想衣，疼了也不感到痛，环境再脏、再臭也不管，手中事情一停下来，倒头便睡！）；什么叫真正的“冷”（冻得浑身发抖，牙齿发颤，嘴唇发乌，皮肤发紫，结鸡皮疙瘩，骨髓，骨节似针戳！）什么叫真正的“热”（热得饿了不想吃，渴了不想喝，困了不想睡，难受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恨不得一下钻进冰窟窿里去！）——能受别人不能受的苦，能吃别人不能吃的亏，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能明别人未曾明的理，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压力，能达到别人不能达到的高度，能经受别人难以经受的几十年长期非法的审查和迫害，是他含笑面对人生折磨、苦难和各种困难、挑战，唯一的，能值得聊以自慰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因成熟稳重，做事认真负责，经常被派一个人加班加点。曾在生产队一年劳动七千二十百多工分——出勤率，劳动量，等于一个强劳力一天不歇地整整劳动两年；等于三个正常的强劳动力，三人一年劳动量的总和。（当时的工分值是：每个劳动日十分工，一毛三分钱，折合一包“大铁桥”香烟，还买不到半包“东海”牌香烟。这是因为当时搞大集体，干活大呼隆，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群众出工不出力，破坏了生产力。）他，矮胖敦实，体魄强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打击迫害，也不怕死。虽年逾古稀，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这保证了他老当益壮，长期出满勤，超负荷工作——他正常每周授课十八、九节，曾在同一学期，除担任差生班班主任外，同时跨年级授三个班语文课，每周授课22节（有原始课程表为证）。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勤于读书，勤于观察，勤于思考，勤于笔记，勤于积累，做事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计报酬，不辱使命，为人襟怀坦荡，诚实守信，严于律己，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正直正派，敢作敢当，性格刚强顽强，执着倔强，嫉恶如仇，不信邪，不信谣，不迷信，不阿附，敢于讲真话，实话，公话，直话，敢于坚持真理、正义，为坚持真理正义也敢于得罪人。他已经习惯了挫折，困难，折磨，苦难。他为人热忱，乐于助人，不亏人，不负人，不怠人面子，不占人便利，也不知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善较锱铢。一九六二年下放时，县档案局档案中评语：“工作积极苦干。”诗人严阵说他：“（诗）是很有可取之处的，觉得你是有希望的。”公社干事说：“他既敢翻案，就不会逃走。”县专案组人说：“我们只要找你谈话，就会被你抓住话柄，搞得我们都不敢找你谈话了。”公社书记说他：“能文能武，劳动本色。”“文章有骨有肉。”与会同仁说他：“待人真心，和他相处时间越长，对他印象就越深。”朋友说他：“为人忠厚实在，事业有进取心。”青年说他：“经得起审查，经得起‘玩’（摔打）。”同事说他：“能独当一面。”教师说他：“刘老师教学论文获得那么多国家级大奖，我们连一张桥头集镇的三等奖都没有弄到。”&校长说：“他认“理”不认人——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理”字，抬出领导招牌，对他不管用！那样的话，不但你说是辅导长讲的，他不听，即使你说是毛主席讲的，他也不会相信，不会听！”晚辈说他：“有强烈成就感。”教授说他：“是一位特殊的人！”邻居说他：“是个好人，一生未害过人。”乡邻说他：“久经磨难，必有后福。”异乡人（外调材料）说他：“在生产队放牛（前后三年）表现很老实，成天到晚就看书，从来就没有做过其它坏事。”学生（校长之子）说他：“只有耕耘和辛苦而没有相应的回报。生活对你太不公平了，我对你除了尊敬、佩服之外，还有一些同情。”（这是该生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了，写给他的信。）内部人士说：“如果没有人对你蓄意追踪打击，压制，迫害而给你正常申报，你的中教高级职称就批下来了。”知情人士说：“你的学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教龄（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九九年），业绩，成果，水平，超过我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级教师。”他的特点：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勤于思考，勇于攀登，敢于创新；舍得付出，不吝牺牲。他，做哪分田，向哪分天，干哪行，爱哪行，像哪行：在农村，能吃苦耐劳，是“行家里手”，全天候的，地地道道的标本式的农民；在学校，是拓荒者，县级优秀教师；搞教学研究，有真知灼见，多篇教学论文获全国一等奖、特等奖，是专家学者，“全国杰出教育研究者”；搞写作，多篇作品获全国一等奖，特等奖，是一级作家……。他久经磨难，易于满足，重于感恩，甘于清贫：对生活没有奢求——随遇而安，温饱便德：蓬牖茅椽不妨襟怀，绳床瓦灶足以励志，葵案土凳亦可属文，布衣蔬食自在安稳。他不齿恶居，恶食，恶衣；不图华厦，美食，鲜衣；猪圈、厕所打扫干净就能铺床睡觉；成年累月，萝卜干、咸腌菜、辣椒酱便是下饭的主菜；别人的破旧衣服，他浆洗浆洗，缝补缝补，更改更改也能穿着出门——他时时处处节食缩衣。但是，他为了他的作品，却不惜工本，舍得花大钱——买计算机，购网卡，进耗材，订购书籍，出版作品……——黄瓜打锣一去一大截。他的生活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已至。”他的生活信条：无求为大，有善自香。他的生活信念：决不让困难和障碍挡住！——决不辜负自己，决不白活这一回。他的生活规律：读书，教书，写书。他，与人为善，洁身慎独，严于律己，遵纪守法，遵章守制，循规蹈矩，遵守公德：见不得阳光的事不做；摆不上桌面的话不说；对不起人的言行不为。他为人透明，襟怀坦荡:“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他认为：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集千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丑。他能够控制自己，他能够战胜自己，他能够独善其身，使自己不惧难，不畏险，不犯规，不逾矩。这是他人生的最大的进步，也是他人生的最大成功。它能使他拒绝任何诱惑，战胜任何魔障，抵御任何腐蚀，抗击任何来犯之“敌”，而不被腐化。它能保证，保护，保险他无惊无险，一生平安。读书，是他唯一嗜好，也是他的习惯。他，政治、经济、军事、寓言、童话、故事，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杂谈随笔，文史哲……无不涉猎。读书，是他生活中比吃饭，睡觉还重要，还不可缺少的，可以和“空气，水，阳光”等同的第一需要。他可以两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看书。书籍，是他人生道路上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曾经陪伴他走过荆棘丛生，坎坷泥泞，崎岖险峻的峥嵘岁月，铸就他的灿烂人生。读书，不仅让他增长知识，提高认识，净化思想，开阔见识，还帮助他解忧，解惑，解困，解烦恼，解伤痛，解愤懑……化解他的一切不愉快，想不通，看不开，使他坦然面对深重苦难，有效适应恶劣环境，常常把他从牛角尖中解脱出来，是他化解一切心病、心结的灵丹妙药。读书，使他生活丰富多彩，使他远离孤独，寂寞，空虚，忧郁，苦闷，使他永远感到充实，永远充满乐观、自信与奋发上进的豪情。他头上没有辫子，身上没有伤疤，股后没有尾巴，不怕任何内查外调，不怕任何明枪暗箭。他始终坚信：党是英明的，历史最为公正，是非自有公论。他认为：不干坏事，不讲坏话，不媚不谄，不欠不差，无灾无病，比哪都大。因而，他一直无愧无恧无怍，不忧不惑不惧，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他十分珍惜今天安定团结，清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更是十分珍惜改革开放带给他的机遇：他曾因父亲被不明不白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株连，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请求查清他父亲的问题。一九七六年夏，因被诬为“四类分子儿子”，他依据宪法写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等几篇驳斥的署名文章，被冠以“打着维护宪法旗号，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挂牌，游街，批斗，关押民兵指挥部二百二十二天（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至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他父亲——与他分居十几年的，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卧床不起的古稀老人——没有文化，十二岁就外出学徒的漆匠，也被无辜地以“指使其子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
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由“文攻武卫”用担架抬着挂牌，游村，批斗，含冤仰药死去。因父亲问题牵连，他的弟弟被迫离婚，妹妹被迫退婚，弄得“家破人亡”。他的教学笔记，班主任摘记，文扎，诗稿，被抄没罄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父亲得到平反纠正，恢复名誉，恢复公民权利，他也得以“归队”。他的生活逐渐安定，才又重新积累文字。并于一九九二年组成家庭。他的“案件卷宗”（一九七六年夏，县南线指挥部和公社整理他的“翻案，破环当前运动”的材料），一九七九年二月，县委领导就批示“直复”本人，却被公社极少数坚持错误，掩盖错误，不敢面对错误的人转移、藏匿，扣压了十多年，到一九八八年秋才退还给本人。当时，一位老朋友（处级干部）说：“我早就知道你没有问题！”现在，他是肥东县复兴乡优秀共产党员。肥东县优秀教师。合肥市教育学院继教优秀学员。“2005年全国杰出教育研究者”。2007年“共和国百业杰出人物”。2010年“共和国杰出贡献人物”、“神州杰出人物”、“祖国的荣耀”。社会兼职：《红烛辉煌丛书》副主编，中国教育学会全国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语文教学多维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会员，中国未来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激情·燃烧的岁月》特约编委。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入编《当代中华教育科研人才传略》（四川辞书出版社）、《师魂之光》（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专家人才库》（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华刘氏人物大典》（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中华刘氏通谱》（作家出版社）、《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出版社）、《求是先锋——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实践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的骄傲·见证中国主流人物》（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盛世中国——共和国杰出贡献人物风采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祖国的荣耀》（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神州杰出人物风采录》（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他多次出席全国性大型会议。他的多篇教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在全国获得大奖，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肯定和赞许，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现在，他生活充裕，充实，精彩，安定，正满怀感恩，使命与责任，分秒必争，整理和出版他用心血、汗水、以及感动的、激动的、心酸的眼泪所凝聚、积累的文字——论文，诗词，联语，随笔，札记，书信，回忆录……，努力攀登他那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生的巅峰。
二，书记的“通知”——叫俩个老头去做“义务工”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公社和大队把他的大伯和五伯都搞到“学习班”里去交代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并对他们两家进行了大查抄。他的大伯是木匠，是贫农，普通社员。在挖土三尺的大查抄中，除了查出农具、木匠工具外，别无所获。把他在“学习班”关了两个月，除了审查出他木匠，贫农和普通社员的身份之外，也一无所获，便只好把他放回家了。他的五伯是漆匠，也是贫农，普通社员。在他家既未查抄出什么，对他也未审查出什么，便只好也把他放回家了。
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
一天下午，大队王书记来传达口头“通知”：叫俩个老头到公社去做“义务工”。他对王书记的“通知”不大相信，便对两个老头说：你们暂时不要去。第二天中午，他犁田回来，一身的泥水还未清洗，只见大队张书记从西边——公社方向走来，并喊住他。他连忙站住，迎了上去，问可有什么事情？张书记说：“我刚从公社来，公社叫通知俩个老头去做‘义务工’。”他心想：只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受管制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才去做“义务工”！俩个老头从学习班放回来，什么事也没有，什么话也没说，怎么就变成了“四类分子”了？他知道：决定一个人是“四类分子”，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剥夺政治权利。他立即警觉起来！不动声色地对张书记说：“你把‘通知’给我瞧瞧，看看他们需要带哪些工具和生活用品？”张书记不给。他说：“不看通知，怎么知道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张书记被迫，无奈，只好从荷包里掏出一张“通知”。他接过来一看，上面虽然写着“通知”两个字，但，那是半个月前，公社叫民兵排长去开会的“通知”，他便对张书记说：“这是半个月前叫民兵排长去开会的通知。”张书记说;“在反面。”他翻过来一看，是空白，便说：“翻过来没有字！”张书记显得有点尴尬和不愉快，忙说;“啊，我拿错了，丢在家里，我回去讨。”（张书记在当面撒谎——公社在西边，他家在东边，他“刚从公社来”，又没有去家，怎么把通知丢在家里？）他说：“那，等看了通知再说。”张书记至今也没有拿出通知来。两个老头至今也未去做“义务工”。如果按照王书记和张书记的“通知”，叫俩个老头去做“义务工”，几回“义务工”一做，俩个老头就会象“二老头”（他的父亲）一样，便成了“四类分子”了！俩个老头一旦成了“四类分子”，他们两家的几十口人，就要被编入“另册”，就永远没有入党、参军、提干、招工、考大学，谈恋爱的指望——而且还会株连他们的子孙们也永远无法在人们面前抬起头来！本来，他对张书记不但信任，而且敬重。因为他认为张书记既是党的老干部，大队书记，又是一位长者。现在，他无法想象，连张书记这样的老好人，居然也搞起了阴谋诡计，无缘无故地坑害起了人来，而且是一大片，并且，还会株连子子孙孙！自此，他不但对张书记等人不敢再信任，而且还对张书记等人产生了戒备。这件事，使他联想到自己父亲的问题。他一向相信党，相信国家的司法机关：自己的父亲如果真的是“四类分子”，那是活该！也就认命了。后来，经过多方查询，他终于搞清楚了：他父亲戴的“四类分子”帽子是不明不白的（那几年他在望江县帮人家放牛）——生产队，大队，包括公社干部，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父亲的“四类分子”的帽子，是因什么事情？经什么机关批准？在什么时候？于什么地方？由什么人宣布戴的？戴的什么帽子？不但小队没有档案，大队没有档案，连公社也没有档案！现在，他对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不是“四类分子”开始怀疑起来。于是，他努力学习国家的有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特别是宪法，并着手搜集他父亲历年（届）的选民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和法律，他知道：“四类分子”是敌人，是被管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他们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也就是——他们是没有选民资格——没有选民证的。而他的父亲，历届选举，一直到最近一届（一九七五年那届），选民证一张不缺——一直是选民——一直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与“四类分子”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时时煎熬着他，于是他有理有据有序的向有关部门写了申诉：如果他的父亲是“四类分子”，就请剥夺他的选民资格，没收他的选民证；如果他的父亲不是“四类分子”，而是选民，就请还他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当时的情势是:把一个好人弄成“坏人”——“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便是成绩，便是功劳，便是“爱国爱党”，便是“英雄”；而希望落实党的政策，把一个不是“四类分子”的“四类分子”变成一个普通群众，便是“翻案”，便是大忌，便是大逆不道，便人人得而诛之。对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他没有犯法犯罪的行为和和具有选民证）为依据，有理有据有序，真理在手，而且又是通过组织系统，逐步逐级地进行，没有错。事情的结果无非两种：①，他失去的是枷锁，而获得的是自由。起码，能使他知道事情的真相；②，最坏的结果是——他父亲的帽子仍然存在，这与他也丝毫无损（他老人家本来就是“四类分子”嘛）。并且自己平时又严于律己，遵纪守法，不犯罪，不犯法，也不犯错，品德、品质上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顾忌。——别人没有任何别的“借口”整他，（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给他扣了一顶任何法律、法规上都没有的“破坏运动”的罪名）。为了真理，他也不怕挨整，因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质疑。对这个问题，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人明明知道它是错误的，但却人人“谈虎色变”，缄口不言，避而远之，除了他，无人敢碰。因而，他的信访，申诉，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其实，这没有回音就是回音，如果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便早已不知被整成什么样子了！
三，呈长乐公社党委会、革委会的报告（3
关于“要求公社党委会、革委会，认真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查清刘世善是“选民”还是“坏分子”。以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的报告：
长乐公社党委会、革委会：
长乐公社焦葛大队曹刘选区横郢生产队选民刘世善，又名刘庆权，男，现年六十五岁，家庭富裕中农成分，本人油漆工人出身，原住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如意里三十一号，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因奸污邻妇辛桂珍，被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依法逮捕，三月下旬，经南京市玄武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江苏省第一监狱劳动改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刑满释放，到南京市浦口区长江砖瓦厂工程队就业，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普选时，南京市浦口区选举委员会发给选民证，为该区选民。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由南京市浦口区长江砖瓦厂下放回乡。刘世善下放回乡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普选时，肥东县长乐公社选举委员会都发给了他选民证，为长乐公社焦葛大队曹刘选区选民，一九六五年普选以来（包括“一打三反”运动），没有被依照法律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亦未受到任何新的法律制裁，但被公社、大队作为坏分子对待，使他一人同时身负“选民”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四年）第八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五年）第六十七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毛主席教导我们：“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四卷第1412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主席的教导，被专政的“坏分子”，是没有选举资格，不给选举权的。因此，“选民”不该同时又是“坏分子”。
一九六一年以来，如果刘世善是被专政的“坏分子”，就不应该有选举权。南京市浦口区选举委员会和长乐公社选举委员会也就不应该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普选时，使他仍然有选民资格，发给他选民证，让他有选举权。是“坏分子”，就不应该同时又是“选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四年）第六十一条规定：“……不设区的市，……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五年）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份人民去压迫另一部份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去别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1972年版，第121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主席的教导：“选民”是有公民权利的。“选民”不能同时又是专政的对象。专政的对象——“坏分子”，怎么能有权监督和撤换人民代表？因此，专政的对象——“坏分子”，不能同时又是“选民”。
刘世善自一九六一年参加南京市浦口区普选后，以及下放回乡参加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的长乐公社的普选到现在，没有被依照法律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直有选民证，是“选民”，不应该同时又是“坏分子”。
刘世善一人同时身负“选民”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这是矛盾的，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主席的教导的。不管是把“坏分子”同时又当做“选民”，或是把“选民”同时又当作“坏分子”，都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都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背道而驰的，都是错误和违法的。因此，再次要求公社党委会、革委会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勇敢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查清刘世善是“选民”还是“坏分子”，以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长乐公社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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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长乐公社焦葛大队横郢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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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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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元月二十三日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身为公社人保干事的张家圣同志，不是严重失职，就是严重违法。
说明：一九六八年秋，在长乐粮站，我拿着刘世善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的选民证，向原公社书记殷葆华，武装部长秦耀华作了反映。说明“选民”和“坏分子”是矛盾的。秦耀华说：“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殷书记说：“这事要到运动后期。”一九七零年秋，我拿着刘世善的“选民证”向大队治保主任和大队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反映。一天，在公社小楼上，我又向公社治保主任张家圣同志作了反映。张家圣同志说：“马上就要搞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子，我今后到县里去帮你查一下。”当时我还顺便谈了本大队有好几个类似情况。张家圣同志说：“这么多怎好搞？看瞧，能不能把帽子摘掉。”我说：“有帽子跟没有帽子不一样！有帽子的，即使把帽子摘掉，搞得不好还能戴上！”张家圣同志说：“那，我今后到县里去帮你查一下。”我们那里没有搞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子。后来我问张家圣同志：“可到县里查了？”他说：“没有时间到县里去查。”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在去粮站的公路上，我把一份“要求落实政策，依照法律，通过手续，取消坏分子刘世善的选民资格并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报告”交给了张家圣同志，请他看过之后转给施济民同志，他说：“我不转给他！”（当时他们在闹矛盾）。
现在再次要求公社党委、革委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党的政策，查清刘世善是“选民”还是“坏分子”，以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一九七六年八月，县委驻长乐公社宣传队队员——肥东党校教员——胡家康对刘道惠说：“你学《宪法》比我们学得好——土改时，有的地主学《土改法》比我们的土改队员学的还要好。”）
四，在大门口写“四类分子”牌子——没有依据
一九七六年夏，肥东县长乐公社的群众和全县、全省、全国的群众一样，被搞“运动”的人“运动”起来了。在那个时候，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影响，搞运动就像玩闹剧一样。宗派、帮派横行，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整来整去，斗来斗去，反反复复，一番水一番鱼。整人的人，乘机借着运动，搞宗派，搞派性，挟嫌报复，雪私愤，成了时尚。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砸烂那个，违法乱纪：没有任何凭据，没有任何司法程序，没有任何批准手续，随便、随意对无辜群众，合法公民搜身，抄家，关押，批斗，游街，肉体伤害，……对其肆意糟蹋，无情践踏，使人叫不应黄天！他们事后却不负任何责任，因为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没有任何人追究他们。有些人就靠在运动中整人过日子，他们“整人”整红了眼，整到了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没有证据，他们就篡改档案，凭空捏造，制造假证据。他们无中生有，无限扩大，无限上纲，乱给人扣帽子。他们认为：整出的“阶级敌人”越多，他们的成绩就越大；把人整得越惨，毁得越狠，伤得越重，他们的阶级立场就越坚定，功劳就越高，“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他们没有想一想：既然“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为何又要把成千上万的没有犯法，犯罪，没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无辜群众，合法公民，打成阶级敌人，打入地狱，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而使无产阶级成为孤家寡人？这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种把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合法公民，斗成“阶级敌人”的行为，是一种疑神疑鬼，缺乏自信，自我糟蹋，自我恐怖的表现。运动时，他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把法律，证据，责任统统甩到阴沟里，把别人的人格，尊严，名誉，统统践踏在脚下。运动后，挨整的人，被打倒的人，被搞得很臭的人，没有问题，恢复工作；而那些整人的人虽然违法乱纪，却逍遥法外，不负任何责任。那些别有用心，浑水摸鱼，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人，在运动中胡作非为，就更不用说了。“四人帮”自诩为法家，标榜自己是法家，他们哪有一点点法家的味道，他们哪一个遵法，守法，执法？当时，肥东县南线指挥部驻长乐公社宣传队，掀起了揭开长乐公社阶级斗争盖子的高潮。原公社书记被他们整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大肆挞伐，无情斗争，关进牛棚。凡是平时和这位书记有点接近的人，都受到了株连，被“大批判小分队”，“漫画”，“幻灯片”大肆污蔑和丑化。他因和公社书记曾经有过接触，公社书记曾经说他“能文能武，劳动本色！”“写的文章有骨有肉。”并且请他吃过便饭，而受株连，被诬为“四类分子儿子”，“走资派”的“黑高参”。他被一再撩拨，忍无可忍，于五月十日署名写了一篇“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的人民来信，呈送给“县南线指挥部”、“肥东县委”、“巢湖地委”。在信中他指出：驻社宣传队关于李善金同志材料“的内容，在有些问题上，是不真实、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办事态度，因它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完全的立足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如果因为情况不明而产生这些问题，尚有可宥。然而，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也应该和必须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认真的进行审查核实；如果掌握了情况，而故意要这样做。那么，这就是别有用心了，其目的也是十分卑鄙的。”并提出其父亲是“四类分子”，还是“选民”的质疑。
五月二十二日，他贴出“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大字报。提出“关于李善金同志的材料，有些是不真实的。”声明：“我父亲刘世善是‘选民’，从来未被司法机关戴帽子。”指出：“随便把我说为‘四类分子儿子’是违反宪法和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及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六月二十四日，他贴出“和谢书记商榷”的大字报。针对所谓“李善金犯罪事实的调查报告”（李善金即公社书记，后来查清没有问题，官复原职）。问：“我父亲的‘四类分子’帽子，是因什么事情？经什么机关批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宣布戴的？戴的什么帽子？请拿出证据来！”并说明“调查报告”中牵涉到的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在土改时，有的还是十一、二岁未成年的孩子，当时由爷爷当家，由父亲当家；有的还是十二、三岁的被虐待的童养媳，当时由公公当家，由婆婆当家。现在，他们的爷爷死了，父亲死了，公公死了，婆婆死了，由他们这些土改时还未成年的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孩子继承，戴“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不合理也不合法。六月二十五日，公社派民兵到他父亲门口写“坏分子”牌子（他和父亲已分居十几年）。他说：“没有公检法批示，不给写！”未写成。七月二日，他贴出：“和谢书记商榷（二）”揭露“在上报刘世善材料和在他门口写‘坏分子’牌子的过程中，谢书记的做法鬼祟，不够正大光明。”坚信：“纸包不住火，手遮不住天，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终究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七月三日，他被关进长乐民兵指挥部，监督劳动。七月五日，公社人保干事刘传文谎称“有批示。”到他父亲门口写上“坏分子”牌子，被他八妹用锄头剐掉。七月六日清早，他五弟到公社向刘传文回报：“不见批示，不能信服，写在墙上的牌子被剐掉。”刘传文把他五弟也关起来了。七月十日在焦葛大队邵东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以他的父亲（一个没有文化，十二岁就外出学徒的漆匠，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卧床不起的古稀老人）“……指使其子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分子帽子。”并由“文攻武卫”用担架抬着，游村批斗，致使其含冤仰药死去。那天，同时以“破坏运动”，“翻案”，批斗他兄弟俩。在群众高喊：“坚决拥护肥东县公安局……”的呐喊声静下来后，他也高呼：“坚决拥护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啊！”主持会议的公社副书记余章荣气急败坏：“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中他的毒，——他仍然在放毒，他还在为他父亲翻案。他的意思是说：他父亲七月十日前没有帽子！”七月十三日，公社开大会，由秦家舒主持会议，把他兄弟俩分别挂“破坏运动”和“翻案”牌子，押到台上，宣布：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以“指使其子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给刘世善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听了发笑，高声重复一遍：“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被余章荣书记叫民兵拤跪，踢两脚，说：“啊！给你父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还笑！……”他怎么不笑呢？多么可怜、可笑而又可悲的人啊！那么多有身份，有地位，手中掌握着决定别人生死大权的愚昧而又愚蠢的人！居然没有一点点时间观念！居然没有一点点因果观念，居然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居然没有一点点法律观念，居然用脚底板思考问题！居然不想一想自己是在做怎样的蠢事！居然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面前，兴高采烈，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野蛮、愚蠢和无知——只要他们稍微想一想：他们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三日，七月五日，七月六日清早的所作所为（没有肥东公安局批示，随便的写“四类分子”牌子，关押人），与肥东公安局的七月十日才做的批示，是怎样的不协调，是怎样的矛盾，是怎样的自我暴露。只要他们稍微想一想事情的因果关系——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他们是怎样颠倒因果的？——别人没有帽子，不是“四类分子”，身上没有“案”，他们硬说人家有帽子，是“四类分子”，身上有“案”。别人因此而申诉，他们便说别人是无理申诉，是翻“案”，并且无凭无据到人家门口写“四类分子”牌子，别人要见公检法批示——没有公检法批示，不给写“四类分子”牌子，他们便把人家关进民兵指挥部，并以“无理申诉、翻案”，说人家“破坏运动”，给人家戴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不知道，这顶帽子给人家一戴，便正好证明，人家以前头上真的确确实实没有帽子，这顶帽子，是人家因为“无理申诉，翻案”而被戴上的。这正如一首歌词里所唱的那样：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你说不“是”，就以“你敢说不是”，给你带上一个（帽子），把你弄成“是”，不管你怎样申诉，反正你都得“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权，能把你弄成“是”！他们如果明白道理，就会知道自己的愚昧和愚蠢，他们就会汗颜、就会惭愧！如果说“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的批示”是真的！那么，它便证明他父亲以前确实没有帽子，它便证明他的行为是正义的，是合法的；他们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非法的的！——“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的批示”也就失去了依据，失去了立足点。不管那样的“批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证明他们是在骗人！他们几次的无凭无据的荒诞行为，使他和他的家人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它的权威性也就随之成了“纸老虎”，丧失殆尽。没有人再去相信他们，没有人再去听从他们了！
&&五，《刘道惠卷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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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道惠
案件：&& 破坏路线教育运动
座谈纪要一份
&&&&&&&&&&&&处理报告二份
&&&&&&&&&&&&调查报告一份
&&&&&&&&&&&&大字报底稿五份
&&&&&&&&&&&&本人交代54页
&&&&&&&&&&&&旁证材料83页
上报单位：
&&&&&&&&&&&&&&中共长乐公社委员会
&&&&&&&&&&&&&&县驻长乐宣传队党委会
&&六，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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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县南线指挥部，肥东县委，巢湖地委
县南线指挥部：
据&&&对我说：大批判小分队的演出，漫画的展出，以及幻灯片的放映，和大字报的性质不一样，它们是要通过有关方面审查的，因此，它们是带有相当的严肃性，真实性和责任性的。可是，就我所知，关于李善金同志的漫画，幻灯片，及大批判小分队演出的内容，在有些问题上，是不真实，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办事态度，因它不是完全的立足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如果因为情况不明而产生这些问题，尚有可宥。然而，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也应该和必须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认真的进行审查核实；如果掌握了情况而故意要这样做，那么，这就是别有用心了，其目的也是十分卑鄙的。
现在，仅就关于李善金“指使”四类分子子女刘道惠写黒材料，陷害革命干部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关于“四类分子子女”的称呼问题。我认为“四类分子子女”这种称呼，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的。这种称呼的本身，就是反动的“血统论”。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也有过明确的指示（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某些人却硬是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而去欣赏、留恋那些反动的“血统论”。这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其次，关于刘道惠的父亲刘世善是“四类分子”，还是“选民的问题”。
刘道惠的父亲刘世善的“四类分子”问题，从来没有任何上级机关的正式批准手续。据张家圣同志说，不仅公社没有档案，就连县里也没有档案。（这是张家圣同志四月十五日来焦葛大队动员刘道惠不要介入这次运动时说的）。然而，刘道惠的父亲刘世善的选民身份，却是有凭有据的。刘世善（又名刘庆权），油漆工人出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日在南京因奸污妇女，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刑期五年，于江苏省第一监狱建筑工程队劳动改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刑满释放，到南京市浦口区长江砖瓦厂（属江苏省公安厅）就业。在该厂就业期间，于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普选时，恢复选民资格，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收到南京市浦口区选举委员会发的选民证，为该区选民，参加该区选举。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下放回乡。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普选时，仍具有选民资格，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收到“肥东县长乐人民公社选举委员会”发的选民证，为长乐公社焦葛大队曹刘选区选民，参加该区普选。一九六五年以来（包括“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刘世善未被任何机关依照法律，通过手续，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直至今天，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刘世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民。离开事物本身这个前提，无有依据（县里也没有档案——我相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公社的人保干事张家圣同志，在大众场合下，是不会信口开河的。）把我说成“四类分子的子女”（据了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四类分子，应有通过县公检法批准的手续，而绝不像有些蠢人那样，凭个人简单，草率地在登记表上大笔一挥，就决定一个人是或不是四类分子）。这不仅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也是不严肃和不负责任的。
现在，再来谈谈问题本身的实质，即所谓黑材料的问题。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始底稿已交给县南线指挥部。那篇文章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着重说明长乐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指当时长乐严重的宗派、帮派斗争），用历史事实说明长乐是个马蜂窝，是一只资产阶级的黑染缸，并不是整那个人的黑材料，更不是照漫画上说的，陷害什么坚持原则的革命干部的控告信。文章所用的论据，基本上是客观的，唯物的。文章的主要观点，不仅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写成的当时是正确的，就是拿到今天来看，通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它的正确性，也越来越被现实所证明。现在所遗憾的是：李善金同志看过这篇文章后，没有引起深思，把自己摆进去，听取我的忠告，引起警惕，吸取那篇文章所总结的历史教训，他也和前几任书记一样，不幸地落水了，做了长乐资产阶级黑染缸的又一个俘虏。难道说长乐地区的阶级斗争不复杂？长乐不是一只产阶级的黑染缸？……难道说，李善金同志被腐蚀，被染掉的生生的事实，不就是进一步证明着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你不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长乐，就会被长乐的资产阶级所改造吗？……
因此，离开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而空谈它是什么黑材料，以讹传讹，这更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关于李善金同志的漫画，幻灯片及大批判小分队演出的内容，有些是不真实，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希领导上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的伟大教导，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的审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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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长乐公社焦葛大队& 刘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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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
附注：这封信的原始件，原来在《刘道惠案件卷宗》里，现在，仍然保存在我处，它的上方，有当时县委副书记的批示：“请谢维礼同志查明情况，向指挥部汇报。&&
吴云& 5,24”
七，几点不同意见（4）
县南线指挥部：
公社这次，已不像&&&同志那样，对具有原则区别的重大问题，长期稀里胡涂，马马虎虎，含糊敷衍，麻木不仁，而是公开地充分地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不过，我感觉就像对待李善金同志的问题一样，还有点粗枝大叶，显得不够深入细致。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不同意见：
一，关于“翻案”：
刘世善既然至今未戴帽子，就是说，至今尚未定案。既然未定案，何来翻案之谈？退一万步说，即使刘世善原来有帽子，难道“四类分子”与“选民”之间的原则区别，没有查清的必要？“四类分子”与“选民”，一人只能二者居一。难道要求落实政策，查清“四类分子”与“选民”之间的原则区别，就叫“翻案”？
二，关于“雇工剥削”：
刘世善七四年得病（半身不遂）之前，以务农为主，在大队，生产队的许可下，及时按生产队的制度缴纳管理费，偶亦做点油漆手艺。七四年十月中旬，复兴公社杨邵村杜&&（四五十岁），找到刘世善，说他许家嘴亲戚处有几样家具需要油漆，油漆材料已买好，请刘世善去做，每天工资一元五角。刘世善从十月二十一日开始做，到二十五日夜得半身不遂病，被抬送回家，前后四天（二十三日回家有事），总共得工资七元整（包括两个晚上加班）。仅就四天中，杜&&因也会油漆，在他亲戚处帮忙（或收工资），这是他的权利，与刘世善无关。何来带杜&&做徒弟，雇工剥削之谈？刘世善确实带他的孙子刘长宝在身边前后学了二十多天漆匠。现在刘世善在病中，他们还要负担他的生活。这恐怕也谈不上雇工剥削！
三，关于“签字”：
据说，了解情况的人，叫几个人去询问后，写了一大张东西，便叫人家签字。有的人不了解上面所写的情况，当场拒绝签字，有的人签过字，还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东西。希望最好请公检法同志下来调查，并希望深入一点，细致一点，因为即使不需要对刘世善负责，也要对党的事业负责。
四，关于“迷信活动”：
刘世善在长期的病魔中，是有点久病乱投医，但并未请神弄鬼，大搞迷信活动。虽也做了一两件不科学的蠢事，但具体情况，具体责任恐怕也应搞清楚。
五，关于“变天账”：
这个所谓的“变天账”，是刘世善解放后与亲戚朋友之间经济往来的账册子。第一，它记的是解放后的账目；第二，它记的是解放后的他欠别人的钱的数目，以及别人所欠他的钱的数目。这些流水账的册子，怎么也扯不上变天账。可是，一些无知的人，不懂什么叫“变天账”，把亲戚朋友之间解放后的经济往来的账册子，也叫“变天账”。真是可笑！
无知无识，不懂装懂，似是而非，粗枝大叶，实在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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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张湾学习班
七月二日，接到去张湾学习班的通知，我思想上有两种估计：一种是叫我去核实有关问题。因为听说大队干部中有些人的问题牵涉到我。我想这也是藉以澄清我的问题的好机会。一种是因我写了大字报，所谓的为父亲翻案。我一直认为我写的大字报的大方向是对的。因此，我连忙把两份“和谢书记商榷”抄好，托人送呈吴书记后，便高兴前去。
到了张湾，见到会场的布置，我就感到莫名其妙：一进门，靠北墙放着一张条桌，条桌和墙之间放着两条长凳，条桌上放着几个水瓶和十几个茶杯。房间的右边，靠西墙的中间放着一张单人床。房间的左（东）边和条桌对面的南墙边，靠墙摆着几条长凳。在条桌，单人床和长凳包围圈的中间，放着一个小矮板凳。看样子，好像是斗地主的架势。公社副书记余章荣和会议记录的人，坐在条桌里面，其它十几个人，手里拿着稿子，据四周长凳而坐。他们指派我坐包围圈中间的那个小矮板凳。我笑笑说：“今天的会，是学习班，还是批斗会？如果是学习班，我们是平等的！我坐这中间算什么？如果是批斗会，是谁批准的，请拿出批示的文件来！否则，我绝不会坐包围圈中间的那个小矮板凳，随便的让你们批斗！”我没有顺从他们的指派，自主地坐在那张床的床沿上。他们叫来一个青年人，那个人说：床是他的，不准我坐。我冷笑着，坐到墙边的长凳上，和其它十几个人坐在一起。
王文江叫我交待运动前后的问题。我冷笑，没有理睬他。于是我的态度由随便转为抵触。葛庆炎说我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无中生有地捏造、诬陷。因此，我对会议产生了反感，说他：“贼磨（造谣、撒谎）！”曹祥贵说我趁发洪水张鱼，私人捞油水，破坏水利。我笑着说：“不会因为张鱼而把我毛拔掉一根！”
至此，我对学习班产生对立情绪。当时，我没有粮票，怕中午弄不到饭吃。早上吃了三大碗油炒饭。因此开会期间，时时感到口渴，便几次跑到条桌那里倒开水喝。我身边的一位干部说：“你跑来跑去的，影响开会。那里有几瓶开水，别人又不喝，你拎一瓶过来，免得跑来跑去的，影响开会。”我听了他的话，拎来了一瓶开水。谁知，余章荣书记藉此大发雷霆：“你这人怎么这样自私！大家如果都像你，一人拎一瓶开水，别人就不要喝了！拎回来！！”我乖乖地把水瓶拎送回去了，笑着对他说：“不会因为喝了一点开水，就能把我毛拔掉一根！”致使会议不得终场，不欢而散。
九，关于刘道会（惠）破坏焦葛大队学习班的表现
现将刘道会（惠）7月2日破坏焦葛大队学习班的表现报告于后：
刘道会（惠）在我社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开展以来，上蹿下跳，公开用大字报为其劳改五年释放回家的父亲翻案。污蔑南县指挥部领导运动背离大方向，明目张胆地贴出“与谢书记商榷”的挑衅性文章。运动的自始至终，他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竭尽造谣诬蔑，混淆是非之能事。
鉴于上述，公社党委和驻社宣传队临时党委决定刘道会（惠）进焦葛大队学习班进行学习。
7月2日下午，刘道会（惠）进学习班，会上学习班领导同志要他先谈谈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他先态度傲慢，闭口不谈，进而气急败坏大放厥词，污蔑学习班要他来，是“压制革命”，“主持会议的同志是受人指使来审讯他。”攻击“长乐街头群众大字报不符实际。”“上级领导对这种错误倾向没有纠正。”“谢书记站在运动的对立面，压制群众。”“今天的会议是‘翻案派，算账派’的大暴露。”等等。
当大队干部批评他的错误时，他时而冷笑，时而牢骚，时而骂大队干部葛庆炎同志是“贼磨”（造谣、撒谎），骂曹祥贵同志“不会把他毛拔掉一根”。
当公社副书记余章荣同志叫他不要把一瓶水拎到自己跟前，水让大家都喝，他走到余书记面前说：“凭这点，你们不会把我毛拔掉一根。”闹得会议无法进行。气焰嚣张至极，影响极坏。
根据刘道会（惠）在运动中进行种种对抗，在学习班中无理取闹，蓄意破坏，我们意见给予刘道会隔离审查，交群众批斗。
妥否？请示。
《附：学习班人员的检举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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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乐公社委员会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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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长乐公社宣传队临时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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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
&十，肥东县公安局1976年（61）
长乐公社：
你社报来刘世善的材料，经查证认为：
刘世善又名刘庆权，男，现年69岁，初中文化程度（哪里来的初中文化程度？），家庭上中农成分，本人油漆工人出身，住肥东县长乐公社焦葛大队横郢生产队。刘在解放前即为匪抢劫，绑票，奸污妇女（有前科）。
解放后替匪特出面洽购步枪子弹供匪作恶，五六年经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一年释放后仍不服管制，搞投机倒把，求神烧香送鬼迷信活动，长期保存变天帐，梦想变天，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抄送撮镇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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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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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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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是指刘道惠认为：“选民”不能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被管制的“四类分子”混同，要求落实政策，查清刘世善以前究竟有没有戴帽子，到底是“选民”还是“四类分子”。此文件对此避而不谈，却以“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你，刘道惠不是说你父亲以前是“选民”，未戴“四类分子”的帽子么？我们“现（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你父亲现在不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么？他现在因为“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我们“报经县委批准”，使他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么，他以前无疑一定是“反革命分子。”那你刘道惠一定是“无理申诉翻案”了！好一个卑鄙的逻辑，——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其实，他们这样做，只能证明：刘世善以前，确实没有戴帽子而被当做戴有帽子的四类分子管制，一直被监督劳动！他的亲属也一直受株连。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才被肥东县公安局以“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由群众监督劳动。”它，对于刘世善及其子女来说，是一张废纸！因为他们以前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本来早就是这样。而刘世善现在早就半身不遂，中风瘫痪，卧床不起，被病魔监督“休息”了。这对他们来说，并未增加什么！只是把“假帽子”变成了所谓的“真帽子”而已。可是，这对于当时申报和批准的人来说，却是历史上永远洗磨不掉的悲哀和耻辱！——偌大一个肥东县县委，偌大一个肥东县公检法，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看出、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这么做，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合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野蛮、愚昧，愚蠢，不讲道理！——那些申报和批准的人，作为党的干部，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半夜醒来，扪心自问，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毫无内疚，问心无愧么？——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手，狠狠地响亮地重重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如果刘世善本来就有帽子，真的是“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那么，还需要以“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由群众监督劳动。”吗？如果刘世善原来没有戴帽子，那么，“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就失去了前提，就站不住脚。说明刘道惠的所谓的“翻案”是有道理的，是完全对的！肥东县公安局也就没有丝毫的理由以“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顺利开展。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由群众监督劳动。”了！“指使其子无理申诉翻案”——肥东长乐公社和肥东县公安局的少数人真会想当然，真的好意思说得出口：一个遗腹子，十二岁就外出学徒的漆匠，既没有文化，又半身不遂，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卧床不起的古稀老人，指使一个年近不惑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导主任，又被誉为“公社书记的‘黑高参’”的人？怎样指使？有何证据？……另外，他搞“求神烧香送鬼迷信活动”？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人，怎么搞？什么叫“变天账”？难道竟然连堂堂的公安局也不懂什么叫“变天账”！人们平时记录亲戚朋友之间的经济往来的账目，而且是解放后的经济往来，也叫“变天账”？真是无知到了叫人哭笑不得的地步！那些人无法利用淫威压服刘道惠，却只能转而欺负一个十二岁就外出学徒的漆匠，一个既没有文化，又半身不遂，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卧床不起的古稀老人。他们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欺上瞒下，瞒天过海，以“莫须有”的罪名“
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还能干些什么？他们除了权力之外，就只剩下虚弱，脆弱了！）
十一，邵院批斗——《一句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肥东县南线指挥部驻长乐公社宣传队和公社，以他“利用宪法到处申诉，为其父亲翻案，破坏当前运动”，将他关进了长乐民兵指挥部。（“破坏运动”！真是一个随手捡来的“莫名其妙”的罪名。——“四人帮”之流欲加人之罪，何患没有帽子！别人写了成百上千污蔑，陷害他人，制造冤、假、错案，推动那个制造冤、假、错案的害人的运动的文章，不但无罪，还成了英雄，功臣，得到鼓励和嘉奖；他仅仅写了五篇实事求是，揭示真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辩白、阻止制造冤、假、错案，妨碍制造冤、假、错案的害人的运动的文章，不但无功，还成了“破坏运动”的罪魁祸首，受到迫害和关押！另外，他们也太抬举他了，他一个小小的平头百姓，几篇申辩的文章，便破坏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也太“弱不禁风”了，也太“不堪一戳（击）”了。他们也太蔑视了他们自己！可见那种“运动”是多么不得人心！）因为他曾经提出：“我父亲是在什么时候，因什么事？经过什么机关批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什么人宣布戴帽子的？戴的是什么帽子？请拿出确凿的证据来！”的质疑；同时，也为了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给他和他的家人一点颜色看看，杀杀他们“翻案”的气焰。宣传队和公社决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在他的本大队的邵东生产队，召开批斗他的大会。由于怕他仍然象以前几次批斗他时，他在会上讲话，搅黄了批斗大会。——前几次批斗他，只要他在大会上一讲话，一揭露他们的丑态，马上，大会的气氛就会为之一变，大会便会立即由严肃紧张的批斗大会，变为哄场大笑的娱乐大会。在这次批斗大会开会之前，主持人叫一位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大队副主任温光龙，把他请到一个社员家里对他说：“请给我一点面子，开会时不要讲话，让今天的大会顺利开下去。”他答应了。谁知这还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不让他听到“县公安局批示”的内容。在那位副主任找他谈话之际，会场上正在宣布给他父亲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们回到会场时，主持人正好读到“……尤其严重的是指使其子刘道惠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现报经县委批准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肥东县公安局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马上，会场上一片呐喊声，以及那“坚决拥护肥东县公安局……”的口号声。见此情景，在群众呼喊声静下来后，他已经想好了对策：既不违背诺言——不干扰会场，又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只有“坚决拥护……”他便也举手高呼：“坚决拥护肥东县公安局给‘四类分子’刘世善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啊！！”群众出乎意料，有的愕然：这个硬汉子，今天怎么成了软骨头！这是打手们梦寐以求的，他们例外地让他把话说完，并且一阵惊喜：“他到底乖了！”；会议例外地成功，会场上一片寂静。可是，主持会议的公社副书记余章荣书记却气急败坏：“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中他的毒，——他仍然在放毒，他还在为他父亲翻案。他的意思是说：他父亲七月十日前没有帽子！”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以前有帽子，肥东县公安局七月十日为什么还要批准给他带什么帽子？醍醐灌顶，一语破的。群众恍然大悟，欢呼，雀跃——以“指使其子无理申诉、翻案，破坏当前运动，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正是证明了他父亲以前没有帽子。这，反而证明了他的做法是对的！他要感谢余章荣书记，虽然他们的立场各自不同，观点互相迥异，说话的目的各有不同，但，余章荣书记毕竟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揭示了事件的实质，为他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机会清楚说出的话。大队治安主任一声吆喝：“把他头按下去……”他强项，像一尊铁塔，昂首，赤足，挺胸，就是不低头。他的整个身体被“文攻武卫”向前推搡移动，他脚下的稻场，被他的双脚，犁成了两条深深的犁沟。大队治安主任大声吆喝：“拿小麻绳把他捆起来！”他侧过头去鄙夷地瞟了公社副书记一眼——如果今天出了事，我不找群众——你是负责人，我唯你是问。他们对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荒谬而矛盾地给人戴帽子的荒唐行为很满意——得胜回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完成了一件“功德”：终于宣布给他父亲带上了帽子（姑且不论这是真是假，是否合情，合法，合理，是否合乎逻辑，是否自相矛盾，破绽横生，漏洞百出）。而他呢？如释重负——这是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结论：他父亲一直不是四类分子，根本未戴帽子！他的行动是对的，他的举动是正义的；他们很愚蠢，他们这样做，正好暴露了他们以前的行为非法，他们的行为是在自欺欺人，他们仍然在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以新的违法行为来掩盖他们以前的违法过失。他的那句“拥护肥东县公安局”的话，确实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好一个“指使其子”？一个没有文化，十二岁就外出学徒的漆匠，中风瘫痪多年，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卧床不起的古稀老人，指使一个年近不惑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中学教导主任，一个公社书记的“黑高参”？怎样指使？有什么证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父亲平反纠正，恢复名誉，恢复公民权利时查明，那不是公安局的文件。——真正的公安局的正式文件，是一式多份的，是必须也给本人一份的——他们自己在搞阴谋诡计，并以此自欺欺人，还忙得津津有味，神气十足。一九七九年二月，县委领导就批示将他的“案件卷宗”（一九七六年夏，县南线指挥部和长乐公社整理他的“翻案，破坏当前运动”的材料）“直复”本人。却被公社极少数坚持错误，掩盖错误，不敢面对错误的人转移，藏匿，扣压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八八年秋，才退还给本人。
十二，肥东县长乐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会议记录）（5）
&166（页）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早
&&&&&&&&&&&&&&公社会议室
参加人员：
&&&&&&&&&&&&谢（维礼）书记，周宝林，余章荣，秦耀华，罗守南，李从军，胡光贵。
会议内容：
&&&&&&&&&&&&&&研究对如下人员分别给予批判及批斗：
&破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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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
&外出黑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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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反标：&&&&&&&&
&一贯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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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查于我馆长乐公社1971年至1976年永久卷30号第166页，此材料系1976年长乐公社党委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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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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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材料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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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出人意料：七月十日前早就已经把刘道惠批斗了，到七月十一日才开会研究对刘道惠给予批判及批斗。
&&十三，(焦葛大队贫下中农)座谈会座谈纪要
（长乐）农中
参加人员：
陈干事（陈永瑜），潘主任
大队支部：
王书记（化应），葛书记（余水），温主任（光龙），曹委员（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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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华主任，焦其连会计。
李道银，王宗圣，曹瑞礼，刘世聪，刘和全，时思祥，刘世林。
王书记关于刘道会(惠)的一些情况介绍，和陈干事（陈永瑜）对于刘道会(惠)一贯前后的各种错误事实作介绍。
&&&&&&&&&&&刘和全：
对于刘道会（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在本队做事偷（投）机取巧，极不老实，事事都要经过他同意，否则他就捣乱。
&&&&&&&&&&&葛庆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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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会（惠）于1962年去望江一事未有查清。
&&&&&&&&&&&&&&&王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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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会（惠）在本队一贯破坏。原队产量很高，后来逐渐下降。他的弟弟在外面大肆宣传，说他二哥搞的对，长乐地区的运动还要重搞（反复）等等。据我看法，一定要把他搞（整）好，否则（放）回来，还是问题。
&&&&&&&&&&&曹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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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道会（惠），从他的态度极不老实：他只是讲别人不对，自己搞的正确。这次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一定要把他搞（整）好，不教育（整）好，不能（放）回来。
&&&&&&&&&&&刘世林：
对于刘道会（惠）的一系列错误，在（民兵）指挥部不老实，放他回来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再不好，给坏分子帽子给他戴。
&&&&&&&&&&&李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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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道会（惠）的错误事实，，要在全公社批斗一次。
&&&&&&&&&&&刘世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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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刘道惠)带（放）回生产队？我们管不了他，他家人口多，势力重（众）。
&&&&&&&&&&&&刘和全：
&&&&&&&&&&&&&&&刘道会（惠），这次要求两党委（长乐公社党委和县驻长乐宣传队党委）把他一定要教育（整）好，他的堂兄、堂弟都还说：解放（以）来，搞（斗争）到现在，（我们）不还是这样吗？
&&&&&&&&&&时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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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道会（惠）这次在（民兵）指挥部，要求两党委一定要把他的原来的态度改过来，否则（放他）回来无人（能）管住（他）。
&&&&&&&&&&曹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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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会（惠）这人，出身一贯不纯，父亲，叔父（其实他没有叔父）历史都有问题，因而他也同样如此。在生产队与干群闹不团结，干部说东他要西。他的三弟刘道南（在南京），五弟刘道菊，六弟刘道金，七弟，八妹……等，都支持他上北京（告状）……。
&&&&&&&&&&王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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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谈我的看法：今天陈干事和潘主任来对于刘道会（惠）原在生产队是唯我独尊，说了算，我们支部他也伸了手，他的大字报再次和领导商榷，是非常错误的。从他家庭看，是应当接受教育，重新做人，而他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