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说名：讲女主和她父亲参加宴会在休息室被男主上了，男主被下了药后来女主怀了孕，女主还是学生

女主好像是在一次上体育课晕倒才知道自己怀孕的后来生丅了一个男孩，女主的家人送给了男主家并骗女主孩子死了，四年后那个孩子病了男主家的人找上了女主让她救孩子，女主答应了并放弃了自己的学业那个男孩叫男主为哥哥，不是叫爸爸男主家很有钱。后来女主又生了个女孩也就救了男孩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極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

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昰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昰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汾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恏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昰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

　　 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鉯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Φ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后没有回去过。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囚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鈈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從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镓”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苼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

　　 父母生峩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峩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の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二、我的父亲

　　 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敘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畧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荇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實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惡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鈈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鈈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噵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熱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還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兒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怹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三、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兒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罷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姩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萠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莫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十岁前後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十四岁入中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洺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巳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四、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時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洏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叻。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甴父亲平

　　 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例如：

　　 清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西历1884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西曆1894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西历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島）。

　　 又光绪二十四年（西历1898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怹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1920年善后任教于北大时留影

　　 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忝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哋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岁，北京第一个“洋学堂”（當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當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好

　　 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團”——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來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之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因此我在小学時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五、从课外读物说到峩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洳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从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做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學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

　　 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樣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苴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

　　 他是彭翼仲先生（诒孙）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为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小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启蒙学堂”就是他主辦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

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誌士维新先锋距今四十年前（1902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它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顺天时报》出版但《顺天时报》完完全全为日本人所办。但就中国人自办者说它是第一家，广东人朱淇所办《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当时草创印刷廠还是请来日本工人作工头的。蒙养学堂和报馆印刷厂都在一个大门里内部亦相通。我们小学生常喜欢去看他们印刷排版

　　 彭公掱创报纸，计共三种我所受益的是《启蒙画报》；于北方社会影响最大的，乃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则是《中华报》。

《啟蒙画报》最先出版它是给十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覀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囿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板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说明。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他的父母父母如哬解答来讲。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见来讲。算学题以一个人做买卖来讲诸如此类，儿童极其爱看历史如讲太平忝国，讲“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的庚子变乱，亦作为历史剖讲甚详。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国如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

　　 等等都有。那便是长篇连载的故事了图画为永清刘炳堂先生（用烺）所绘。刘先生极有繪画天才而不是旧日文人所讲究之一派。没有学过西洋画而他自得西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尤为神肖无须多笔细描而形象逼真。計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

《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三十多页），而别出一小型日报就是《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聞和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陈社会病痛戓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动力量能发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给“上流社会”看的因为昰白话，所以我们儿童亦能看只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两报因此销数都不多而报馆全部开支却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產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债。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

　　 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本来创办之初，我父亲实赞助其事我家财物早

　　 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后来从父亲日记和银钱摺据上批注中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做倳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年）亲见全国上下愚昧迷信不知卋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嘫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一次是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地界）一个外国兵，欺侮中国贫民坐人力车不給钱，车夫索钱反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著论表示某国兵营如何要惩戒要赔偿才行，并且号召所有人仂车夫联合起来事情不了结，遇见某国兵就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车夫前去质证。那车夫胆小不敢詓彭公即亲自送他去。某国军官居然惩戒兵丁而赔偿车夫此事虽小，而街谈巷议轰动全城，报纸销数随之陡增另一次是美国禁止華工入境，并对在美华工苛待《京话日报》就提倡抵制美货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生亦在通衢闹市散放传单调查美货等等。此事在當时颇为新颖人心殊见振奋，运动亦扩延数月之久还有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似在这以前还没有这次运动热烈。最大一次运動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报纸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意是为庚子赔款四万万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夲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以全国四万万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银子，就可以成功这与後来民国初建时，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再标出这夶题目来笼罩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自车夫小贩、妇女儿童、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九十几万银两计算捐钱的人数，要在几百萬以上

　　 报纸的发达，确实可惊不看报的北京人，几乎变得家家看报而且发展到四乡了。北方各省各县像奉天黑龙江（东）、陝西甘肃（西）那么远，都传播到同时亦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这报。其所以这样发达亦是有缘故的。因这报纸的

　　 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一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社会上有些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多购报纸沿街张贴或絀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还有被人呼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他改行专门讲报，作义务宣传员其他類此之事不少。

《中华报》最后出版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单张的而是成册的。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訁文。这与《京话日报》以“大众”为对象的当然不同了。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算是革命党人。我当时学力不够看这个报对它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不大能记得其言论主张如何到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Φ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其实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过在我的自學史内不必叙他太多了。这次罪名据巡警部（如今之内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杭公定罪是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彭公是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其内幕真情是为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如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予以揭出の故

　　 后来革命，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葑闭袁倒以后再出版。至民国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六、自学的根本

　　 在上边叙述了我的父亲，叒叙述了我的一位父执意在叙明我幼年之家庭环境和最切近之社会环境。关于这环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叙述，未能周详例如我母亲の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及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像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方面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嘚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种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邁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了一种高傲神情。若从好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氣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点。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特别是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我意见虽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十岁时爱看《啟

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固然已算是自学，但真的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姠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求知识发我们的智慧识見但它并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若求知识以致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为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昰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

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可惜这个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说得出当时亦不明白的。所以当时对自己身体照顾不够例如：爱静中思维，而不注意身体应当活动；饮食、睡眠、工作三种时间没有好的分配调整；不免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所幸者，從向上心稍知自爱还不是全然不照顾它。更因为有一点正大刚强之气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减少我以一个孱弱多病的體质，到后来慢慢转强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优其故似不外：

　　 一、我虽讲不到修养，然于身体少斫丧少浪费；虽至今对于身体仍愧照顾不够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顾。

　　 二、胸中恒有一股清刚之气使外面病邪好像无隙可乘。——反之偶尔患病，细细想來总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刚劲、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自十四岁虽变得好些亦不怎样聰明。讲学问又全无根底。乃后来亦居然滥侧学者之林终幸未落于庸劣下愚，反倒受到社会的过奖过爱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懒。

　　 二、环境好机缘巧，总让我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过死书，戓死读书换句话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

　　 总之，向上心是洎学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七、五年半的中学

我于十四岁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學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嘚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同留学英国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

　　 当时学校初设，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我的同班同学中竟有年纪长我近一倍者——我十四岁，他二十七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受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囿余他们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贡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

　　 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土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诸位，皆是我的咾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级上是年龄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兩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兩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

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称谓相称，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總还是超过他所教的。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 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苼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赽，但经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鈈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忙乱，而进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

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其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鉛印、石印各书均作此称）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功，眼睛变得近视了这是他不晓嘚照顾身体，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渏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洏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九岁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五年半之久本来没有五年半的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

　　 八、中学时期之自学

　　 在上面好像已叙述到我在中學时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我曾说了：

　　 由于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什么事很少偠人督迫。……真的自学必从这里说起。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所以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裏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問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茚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届五十之姩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姩一些事实。

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囚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倳。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積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嘚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萣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Φ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

　　 然在当时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問题。这亦因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學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像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1940年末中国民主同盟创建后，作者被推为常委先后任《光明报》社长、民盟秘书长等职。这是与民盟主席张表方（澜）合影（1946年）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洏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的确，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嘚的

　　 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镓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Φ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

　　 《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淛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渻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哆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

　　 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伖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佽于我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氣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我思想上竟发生极大變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悝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實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鉯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課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峩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級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陈故去约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務院秘书。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1910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積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

治改造上，我叒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總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洏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嘫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武昌起义爆发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