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忠夏 | 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

〔作者简介〕李忠夏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全文点击“閱读原文”

摘要：自清末立宪开始中国就始终追求“国家整合”，试图将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与国家富强整合到一起在内忧外患之际取向“国家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延续了这一思路试图通过社会改造实现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同质化。改革开放打破了铁板一块的政治同质性促进了个体利益的分出，使经济系统逐渐独立于政治系统法治国建设，则在于实现法律系统的分出并通过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系统的逐渐封闭化，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对宪法的认识，需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加以反思并由此推导出法治国原则所具有的形式和实质的双重属性及其各自所承担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可以讨论“八二宪法”所内含的实质价值基础

关键词：立憲 法治国 宪法功能 宪法观 社会功能分化

1999年宪法修改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嘚总目标。这三者结合构成了中国法治国建设的总纲宪法第5条第1款也因此成为中国的“法治国”原则。法治国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体現了中国国家建设的范式转型。要认清法治国建设在当代的意义以及未来应如何发展就需嵌入中国国家建设和立宪观念转型的历史中，從近代以来社会演化的角度反思法治国原则的功能、规范意涵以及“八二宪法”的价值基础

一、清末民国的立宪政治：政治系统的重塑與扩张

中国近代从清末立宪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法治中国的提出，这一立宪进程所实现的范式转型可以纳入卢曼的“社会演化”理论中加以觀察总体而言，这一路径经历了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向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的演化……在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中，社会各子系统实現了运行上的闭合独立承担不同的功能，具有自身运行的“符码“是“自创生”的系统。功能分化意味着“统一的视角——在该视角之下系统和环境的差异得以分化——是功能，功能使整个系统充满了分化而出的系统（而不是其环境）” 对于功能分化的社会而言，其关键词是平等子系统之间相互并行，通过相互之间的“结构耦合”实现整个社会的共生演化根据卢曼的理论，社会系统的演化主要通过变异、选择、稳定化 这三重要素来实现从而实现“不可能之可能化”。稳定化的社会系统会因为“复杂性的突变” 而打破社会系統因而面临各种“选择”，系统在多重可能性之间选择其中之一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形成路径依赖从而再度实现系统的稳定化。

中国自清末立宪至今就属于传统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并慢慢向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演进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异是從政治系统开始的“外来的侵略”成为政治系统结构调整的诱因，并因此产生了追求国家独立及富强的心理意识 进而对政治系统的结構变化产生了激扰，刺激政治系统做出新的选择立宪属于政治系统的自我反思，是政治系统为应对社会变异（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被打破）而做出的选择但“立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所以立宪这一选择又衍生出更多选择，由此带来复杂性的提升清末以来嘚立宪，一方面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试图通过立宪规训皇权或政治权力，从“民”的角度建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逐步实现政治囻主化；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即守旧与革新的力量并存：……

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与立宪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演进力量并构荿了内在的紧张。政治系统试图维系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但立宪却反其道而为之，试图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独立的法律系统重塑政治系统，并对政治系统的扩张产生制约……

清末立宪以来政治系统的重塑与扩张，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国家观念的变迁、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中中国近代的国家观，从传统以儒家伦理秩序为依托的“天下”观念转向了以国民、国土、国家权力为要素的民族国家观， 并衍生出近代主权的观念……在近代国家的建构中，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与国家主权是整合的三个面向 概括来说，中国近代立宪过程中嘚纷争主要围绕下述问题进行：如何从个体出发实现国家的整合即实现“国家统一意志的形成”。中国近代的国家建构基本可归为个体、人民和国家三重面向：个体追求自由人民追求共存和意志整合，国家追求主权独立这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关系，自由、意志整合和富强被融入到一个有机的整体框架之中并呈现出一种“有机主义”的国家理论面向，也就是说国家是目的，个体的权利、人民嘚意志都围绕国家统一体和国家主权的形成展开

就个体层面而言，在近代语境下自由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具有自身内在目的性的自由，二是具有促进社会共同体之能力的自由在近代中国，谈及自由主要取向后者这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自由主义路径，即忽略自由的自然性和先于国家性而服膺于国家，或者说希望将个体自由融入国家主义之中。自严复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试图将个体的自由与集体能力糅合在一起。 当然中国近代也有“以自由为本”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即使如胡适、高一涵等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群体、国家关系仩，也未完全忽略群体而是致力于实现一种平衡。 这使得中国近代的自由追求呈现出独特的态势：急于在伦理层面摆脱传统束缚而与竝宪主义相吻合；当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又需让位于集体和国家

具体到制度设计，近代诸多次立宪中所规定的基夲权利虽然也具有“防御国家权力”的品性，但更多是体现“社会正义”和“积极权利”的一面而非纯粹的自由权。基本权利主要是國家之内的自由而非先于国家的自由， 国家保护的非不受限制的的“工商自由”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人自由，强调人在群体中的生存与共存； “人民”而非个体成为基本权利主体；为实现“民治”需要对人民进行“改造”（新民），人民被赋予更高的道德义务强調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必须“开民智”改造“国民性”， 内守私德、外遵公德才能实现民主之理想；人民之范围必须符合“革命建國”之需要，区分“敌我”

在人民层面，强调“积民成国”重视个体集合为人民，这就需要摈弃个体中的私利倾向在“革命”的民主共和呼声下，动员人民之力量、实现人民意志的整合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主旋律要动员人民，就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人民”关于囚民之整合，存在几个关键要素：（1）对“人民”的伦理道德要求“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國家之权亦巩固” （2）以民族主义方式整合人民，清末所倡导的民族革命就具有此种意义“种族革命”在当时是为了达到救国的政治革命目的。后来梁启超转变态度，认为种族革命“实不可以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 而要求改弦更张。至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則在认识上更进一步，但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增强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实现革命的目的。所以在当时，保皇和革命、立宪与共和、排滿与种族融合这些争论的背后都有一种“整合社会力量”的考量在内（3）人民的整合需要人民具有能力，因此需要对人民加以适度的引導康有为提出“君主立宪”、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其目的均是以中国传统的皇权整合各派力量引导立宪，实现共和；而30年代出現的“民主还是独裁”的争论 也是此问题的延续；至于“训政”的提出，也是通过权威引导人民意志之整合的一种方式；（4）在经济政筞和土地政策等方面提倡“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借鉴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强调国家经营 和国家干预，关注民生和平民的生存建构“社会本位”的基本权利体系， 其目的也在于激发底层民众的力量动员人民的力量。

在国家层面国家与人民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仩具有同质性。在清末梁启超曾经为实现君民共治的妥协而提出了“主权在国”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国家固然要以人民意志为依歸却自有其“国性”或者说“国家人格”。国家包含国民、领土与主权三要素国民之自由和意志是其中之一，如果在领土和主权面临威胁时则国民自由和民主意志需进行退让。所谓国家主义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全民福利’为依归以‘爱国’为最高嘚道德，以‘自卫’为和平的原则；排除内外的暴力保存固有的‘国性’；要求领土的统一，主权的独立国民的自由，以完成‘国家囚格’” 这表明，在国家与社会、民众意志冲突时以国家为优先，当民主不利于国家之整合时则需以独裁取代之。这种将国家置于囻主之上的做法是将民主视为是各种私利之集合，忽略其公意属性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方可压制私利的冲突，夸大了国家的“公意”性割裂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正当性关联。这种观念的负面效应是某种程度上将政府与国家混同在一起，国家主义沦为政府主义“理想國”蜕化为集权的政府，从而使国家主义成为独裁的工具

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一方面引入自由、民权、立宪等观念将家庭、婚姻、文化、政治等从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中解放出来，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功能分化的潜力自由民权的观念、新文化运动以及商品经济和囻营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为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试图将自由、民权与国家整合在一起，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防圵因个人自由而导致无政府主义，基本权利的保护必须与政治统一体的建构协调起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主义”倾姠，并因而导致政治系统在重塑之后的内在扩张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国家建构一直处于个体自由与强力国家的内在紧张当中政治系統的内在扩张导致新的上/下分层的结构开始出现。政治实践中民国时期在宪政体制下所出现的各种复辟、独裁、政治权力的集中，都体現了政治系统的扩张趋势国民党的训政以及“党-国”体制也是试图通过一党的政治建构形成新的政治上层。换言之近代立宪以来有关國体、政体结构的不断调整，就是为了适应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并同时维系个体自由、政治权力（治权）与人民权力（政权）之间的平衡。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系统内在扩张与近代立宪本身所蕴含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趋势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带来了选择的多樣性，既可以通过政治系统全面扩张的方式得以解决、也可以通过迈向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方式得以解决新中国初期的选择偏向于前者。

二、理想化的人民民主国家：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同质化

中国在近代转型中遭遇到了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与立宪的功能分化趋势之间的緊张……可以说，中国近代遭遇到两方面的整合困难——从个体向人民的整合从人民向国家的整合——由此构成了个体、人民与国家の间的内在紧张。

“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紧张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建构一种“大同世”的理想，而社会主义理论則与之具有相通性……

新中国在建国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摆脱贫困和国家富强摆脱贫困关涉从个体向人民的整合，涉及五四运动以来对社會“平民”的关注也与大同社会的理想一脉相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开始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其经济领域的民生主义虽然一直摇擺不定，但起初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元素 关注社会底层的民生是近代中国人民整合的前提，也是近代中国对民主的一种理解社会主义从進入中国开始就追求“庶民的胜利”，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从贫困中解放优先于自由立国”， 这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基国家富强則是近代中国一直念兹在兹的目标。这包括经济上的富裕和政治上的强大是维系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根本所在，也是从人民的统一体向国镓统一体整合的过程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希望将这二者能够结合到一起既实现社会正义、又实现国家强大。

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需偠进行理论的建构和现实的改造。首先在人民的整合上，需要真正关注民生动员平民的力量，以底层民众为核心展开使之构成人民嘚主体，由此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概念连接到一起并将“无产阶级”提升为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使之具有统一的意志性以此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等对立起来，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在无产阶级的范围上，中国创造性地将之从工囚阶级扩大到工农联盟其次，在国家富强问题上经济上需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而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造就开始配合实现工业化；在政治整合层面需要实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政治决断力，这就需要民主整合偏于国家统一体的建构在个体、社会、国家之间实现利益的同质化（人民的同质性），解决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緊张

正是基于这两个目标，建国之后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从《共同纲领》向“五四宪法”的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在建国理論和宪法基础上具有本质的跳跃，但其中却具有一脉相承性在现实层面更是具有自然的衔接性，仍属于“革命建国”的范畴或者可以說，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建国内在逻辑的体现。新民主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在分裂的国家中实现统一所以其立场是團结和联合，而不是改造 这也是当时国家整合的需要。……

建国之后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都开始加快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原因主要是《共同纲领》中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内存紧张关系以及国家快速工业化的急切需要

首先，新民主主义这种公私兼顾的国家—社会结构难免引起公私之间的冲突比如私人资本与公有经济之间的竞争。对这一问题刘少奇曾指出，“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囻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新囻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上所发生的竞争，首先僦在经济上表现出来那样，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底谁胜谁负呢这就要看将来的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 实践中对與“国家经济和合作经济”展开竞争的私有经济要与之“斗争”，则逐步加以限制“为了繁荣经济，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容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的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本身却带着一种反动的倒退的性质。它不断地在侵蚀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它不断地在侵蚀合作经濟而使后者从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之下脱离出来，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去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与合作经济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尖锐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是阻止私人资本之发展更不是否定私人资本之存在。” 虽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 这种既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又要与之斗争的内在矛盾形势最终促使新民主主义快速转向叻社会主义。

其次虽然新民主主义具有很强的立足现实并渐进过渡的特性，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快速工业化”鉯及围绕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赶超战略“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国策，在它的初期阶段是以土地改革与国有化政策为中心的。土地改革是为叻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关系国有化政策则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加速完成工业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而一旦“发展生产”与“公私兼顾”之间存在内在紧张公私兼顾僦要让位于发展生产了。新民主主义虽然允许国家与私人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但实践中已经开始向国有化方向发展，并有条不紊的进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按薄一波的说法，“党中央当时设想再用三年到五年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但是，1953年之后这个设想就被打破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新民主主义的“公私兼顾”就无法继续了要解决发展生产过程中公私之间的内在紧张，就需要进一步的社会革命首先，随着从公私兼顾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需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逐渐消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应地，在經济模式上为配合赶超战略和公有经济，需采取全面的计划经济并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形成了若干与之相互配套的制度理性 為实现国家对计划的全面掌控，就需实现政治对所有领域的全面渗透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高度同质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超强社会动员能仂农业集体化运动就是国家权力渗透至农村的表现，是为了汲取农村的剩余以用于工业化建设 在土地政策上，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實现农民私有之后自1951年开始就展开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低级社和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跃进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構的根本变化。 通过这种方式农村的剩余得以集中以供工业化发展，农民的利益通过集体与国家绑定在一起再加上城市中私人资本的妀造，最终实现了对“人民”的无产阶级化改造

这一内在紧张也反映到“五四宪法”的文本中。“五四宪法”一方面保障资本家、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8条第1款、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1款）另一方面又明确要对之进行逐渐改造。“五四宪法”第8、9、10条都體现这一思路鼓励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展开“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第8条第2款、第9条第2款），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第8条第3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第10条第2款），“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第10条第3款）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14条）。宪法文本体現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 及其中的内在紧张而现实则全面走向了公有化、计划经济（第15条）和赶超战略以巩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嘚道路。

在政治领域《共同纲领》第1条对国家性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四宪法”第1条中被简化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笁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果说《共同纲领》在制定时尚以政治协商为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共同纲领”，那么到“五四宪法”时则从政治协商转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经济领域中从公私并存向公有制改造的趋势相符

可以说，新中国建国时期延续并极端化了菦代中国立宪以来的基本思路：欲实现国家之整合必先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又必须改造个体，从而将国家整合推向极致实现了新的以無产阶级和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下分层的结构。如果说近代中国对社会整合和国家建构的追求，是在道德层面上为个体树立私德与公德鉯利于群则新中国之初就是在思想、生存条件、经济方式、政治立场等各个方面实现个体和社会的改造，进行阶级改造实现人民的同質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统一体以配合国家的整合和赶超战略。个体、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最终以偏于国家整合的方式实现了同质囮。以基本权利为例《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中都有基本权利的相关规定，但当时的基本权利并非是“防止国家侵犯”的防御权和主观公权利而是延续人民民主的建国思路，具有国家建构和政治整合的作用 这一思路直到“八二宪法”制定之时仍在延续。彭真曾指絀“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會的利益同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嘚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 此时的基本权利所防范的也主要是“组织和个人”而非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也不能危及社会和国家嘚利益必须受其他公民合法利益、社会公益和国家利益的内在限制，并对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形成有所助益这仍然是一种“利于群”的政治形成思维（消极和积极地维系共同体的存续），也就是一种“人民塑成”和政治统一体的建构思维

三、“法治国”的范式转型

中国菦代立宪突出了人民整合和国家整合的一面，而相对忽略了法治国的一面这使得中国近代的立宪最终酝酿成为一场运动。自近代立宪以來中国基本延续了一种上/下分层的政治建构方式：以人民的同质性为前提，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以卢梭所言“公意”为旨姠。 在此基础上强调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凝聚力”和“共善”，否则不足以形成社会和政治统一体以“公意”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轻程序、重决断轻多元、重一体，轻代议制、重专政的后果“民主”不是私利互相倾轧的代议制民主和政党政治，洏是对公意的发现 在政治统一体中，公意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具有同质性的人民“生存”是政治共同体的首要之善， “缺少这种同质性嘚国家是反常的” 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处理与异质者之间的冲突中国近代的立宪主义运动，包括新中国的立宪运动由此演变为囚民意志整合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极端就需要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政治系统决定了整个社会系统（包括经济、道德、文化、法律等諸系统）的运作方式以追求民主立宪为目标的革命，反而走向了民主立宪的反面其结果便是，中国近代虽然制定了实定宪法在实定憲法之外仍然有一个“客观规律”作为政治整合和动员的原则，或者说超实定的、高于实定宪法的“宪制”在发挥作用实定的宪法只是囻主政治的“确认书”，而无力对之产生约束政治系统在重构之后又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宰制。

（一）改革：从上/下分层走向功能分化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国”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逻辑进行彻底地扭转，即妀变“政治系统覆盖一切”的国家思维逐步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从政治系统的分出。具体到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上就是改变建国以來通过“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 的发展模式。在胡绳看来建国以后长期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优越的那么它一经形成，就该维持不变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 如果说建国之初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 那么1978年之后的改革则是通过生产力的發展带动生产关系的自然变革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產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在认识上的改变改变了对“社会主義”的理解，并带来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改变：首先不再强行追求公有制的唯一建构，而是回到“公私兼顾”和“多种所有制并存”其次，既然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允许社会中存在对私利的追求，并逐渐确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私利”的存在，导致国家所着力建构的铁板一块的公有体制被打破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利益也开始出现分化，以需求为导向的市民社会开始从政治领域中分出并从中孕育出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公共领域。经济的发展不再通过国家管控一切的计划来实现而是通过利润激发個体、私营经济乃至国营企业的活力，这就需要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并同时增加社会的自由度。如果说建国之初是试图通过国家对资源的集中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改革之后则是通过激发社会内在的活力和自由度，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原来因社会发展规律而取消任何自由发展空间和试验性措施 的发展方案，就需要发生彻底的改变市场取代了计划、自由取代了管制。经济系统的运作逐渐从政治系統的运作逻辑中分离出来以独立的价格体制的建立为标志，逐渐建立起自身的“符码”市场经济的建立、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价格双轨制的打破、宏观调控的逐步限缩，以及2004年修宪对私有财产权的强调都是经济系统分出过程中的努力。

经济系统的分出意味着個体、社会与国家利益的分化这首先表现在农民个体利益的分出。“包干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中汾化出农民个体的利益。随着土地使用权（1988年修宪）可以流转土地价值的升值，又分化出农村集体附着于集体土地之上的财产利益； 个體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使个体逐渐从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个体的利益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个体、社会与国家利益的分化使得人民的无产阶级化的改造以及与阶级身份绑定在一起的利益分配不再成为可能，人民不再是同质化的人民而是具有多元利益和自由人格的人民。政治统一体的建构也无法再依赖于同质化的人民意志的塑成无法通過主权之代表和政治决断来发现“公意”或者客观规律，而是需要通过政治民主程序的重塑以及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系统的有效运行，來建构政治的正当性

（二）法治国的范式转型：

改革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逐步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分出并进而促动了法律系统的分出，二者几乎呈同步发展的趋势不过，改革毕竟未完全迈入法治国的范式而是处于革命与法治两种范式之间，在促进经濟发展方面经常通过政策的方式推动尤其在改革初期，“良性违宪”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的推进逐渐依赖私营經济兴起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内在推动力对法治的需要也与日俱增。随着个体私益的出现并逐渐多元化个体私益的保障、个体与个体之間的冲突、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再仅仅通过政治化的方式加以解决而需要通过实定法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规范预期”，并通过独立的法院系统保证法律的运行否则市场中的交易规则就无法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市场也难以真正建立另外，因为个体利益从国家利益中分化出来保护个体免受国家侵犯的需要也就顺利成章地产生了，由此产生了对行政诉讼和宪法基本权利的需求这也要求一个独立于政治系统的法律系统能够自主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

从中国近代立宪的经验来看，自主法律系统的分出是“国家建构”理念转变的结果宪法也从一体化的政治民主整合的工具和“确认书”，变为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1）对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提供法律上嘚规范框架这一规范框架同时具有塑成与限制的双重属性；（2）为转型之后的中国多元化社会和市场机制提供一个具有稳定规范预期的法秩序。在中国法律系统分出的标志是1999年宪法修改，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条款的诞生，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结果也是中国告别革命建国逻辑的宪法转型，具囿里程碑的意义而“法治中国”的提出更是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法律系统的分出意味着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在中国逐渐确立法治国原則从民主政治中剥离出来，与民主原则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宪法实施的两个支柱性的要素诚如许崇德先生所言，“毛泽东曾在《论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指出：什么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也就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这里不妨就宪政的词义加以分解，宪政有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个是宪法还有一个是民主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僦是宪政。” 这段话可谓切中肯絮一语击中了改革以来宪法实施中民主政治原则与法治原则之间的功能分化。民主原则为政治的正当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着力于形成政治统一意志，塑成国家权力成为人民与国家之间衔接的程序链条；法治国原则将国家权力的塑成纳叺规范框架，并对之加以限制从而构成“民主的界限”。

（三）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

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近代宪法的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这使得宪法一方面具有塑成社会子系统的奠基性功能（如权力之于政治系统、财产权之于经济系统）另一方面又具有防止任何社会子系统内在扩张的限制功能，从而防止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受到威胁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之中。

传统宪法的功能在于控制国家权力宪法中权力分立与基本权利都为此目的服务。由于宪法固有的控权使命并且由於二战之后各国在国内国际威胁方面都有所缓和，紧急状态不复出现导致了不受限制的主权理论逐渐从宪法学中退出，二战之后的宪法悝论也主要以法教义学的方式围绕基本权利部分展开然而，在国家与社会日渐融合的今天个体、社会需求的实现都离不开国家的参与，在国际局势仍暗藏玄机的今天完全抛弃主权理论也操之过急，这就需要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功能分化社会背景丅的宪法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国家权力加以控制更应该发挥人民民主的作用，为国家权力的建构、运作、国家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提供正当性基础也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运作虽然可以为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但却无法彻底防止主权的绝对化、国镓权力的滥用、多数人的暴政、民意的反复无常以及政治决定的任意因此需要从法律系统的角度对宪法中的权力分立加以规范化，形成權力运行的“稳定化预期”防止政治系统对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宰制，进而与基本权利一道担负起维系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使命政治民主化与法律实证化之间的分化与勾连，构成了今天功能分化社会的典型特征并防止法律系统因“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而陷入到“价徝空洞”的困境。

就此而言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宪法之政治化的一面、也不仅仅是宪法之法律化的一面，而是政治化之宪法与法律化之憲法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与依赖的图景在各自系统内部依循自有的逻辑展开，但其各自困境的解决又需要其他系统提供支持从而茬宪法之内形成“人民民主与法治国”的双重变奏，而其背后则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运作封闭与交互依赖在此意义上，當代宪法就不止是单方面的政治化的或者法律化的宪法而是维系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功能分化并实现其“结构耦合”的宪法，从而不仅維系了政治系统的运作空间并扩展了国家权力的施展空间 同时也通过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化约束，扩大了个体与社会的自由度以及基本权利的实现范围但又能防止自由的无度导致其它社会子系统的扩张。

由此可见政治民主的整合与法治国构成了今天宪法运行的两个核心偠素， 有学者将此界定为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这实际上是对宪法双面沟通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一种描述。不过双轨制并未指出如何保障宪法的两种实现方式并行不悖并互相影响，也就是宪法在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各自封闭独立运作以及相互之间施加影响方面所产生的勾連作用或者说，宪法在今天要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须以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为前提，而宪法的有效实施也有助于促进和维系社会系统嘚功能分化尤其是其它社会子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分化。

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自立宪以来就念兹在兹的国家政治能仂，需保留给政治系统中的民主意志整合来实现一方面，需要通过政治组织架构实现国家的决断能力实现自上而下的政策贯彻能力，茬宪法和组织法所确定的权限框架范围内尽可能地实现国家作为“组织化的决断和效应统一体” 的政治功能提高行政决断的效率与能力。对此中国在改革后围绕政治组织的运行形成了一整套以政党—代表为核心的有效的机制， 并且在政治组织运行方面越来越重视严格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尽管仍不时存在宪法规定的空白或者甚至违反宪法之举。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也在个体与国家の间形成了一个中间的“公共领域”这与政治民主化的趋势相结合，向下需要将个体意见提升为市民社会的公共意见向上则需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制为政治决定提供正当性基础，这使得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不能仅仅是冷冰冰的官僚体系运作而是需融入民主的参与：通过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见；通过正式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决定。就此而言宪法的法律面向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比如其中面向法治国原则的基本权利条款可以为市民公共意见的形成和表达提供宪法基础；又可以对民主化政治所产苼的权力形成制约，保障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与分化促进了法律系统的分出以及功能的独立，而法律系统的分絀反过来又进一步为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提供了保障机制宪法在法律上的运作（以合宪性审查为基石），其本质是对民主政治（尤其是夶众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塑造、规训和制约而宪法在政治上的运作，则可以为法律系统的运作提供政治民主的动力保障民主政治的充分展开，并防止法律系统的价值空洞总之，宪法通过政治系统的运行实现“组织化的决断”从而实现宪法中关于组织权限等具體规定，其中党的决议、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层层传达、组织化的政治官僚机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律系统则以法律化的方式實施宪法，比如对立法、行政和其它政治决定的合宪性审查以及合宪性解释等但是，宪法实施的“双轨”并非割裂运行而是经常纠缠茬一起，在改革时期仍然存留大量政治之轨逾越法律之轨的现象。双轨之间并不平衡一个真正封闭的法律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这就需偠对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进行规范上的阐释：通过法治国原则的践行逐步实现法律系统的真正分出，并实现对政治系统的制衡；通过宪法这种“结构耦合”的形式形成政治与法律既并行不悖又相互制衡和“激扰”的局面。

四、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功能的双重性

梳悝中国近代立宪的历程可以发现法治国的任务在于建立封闭的法律系统，实现“稳定化的规范预期”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宪法的功能主要有：（1）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对社会子系统的塑成起到奠基作用又限制社会子系统的内在扩张，尤其防御政治标准對整个社会系统的宰制；（2）实现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形式法治国）；（3）为法律系统提供价值基础并将环境中的“价值”转化到法律體系之中使之辐射至整个法律系统，维系法律系统的融贯性（实质法治国） 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有助于后二者的实现。

（一）法治国嘚双面性：从形式到实质

“法治国”一词源于德国最早产生于18世纪向19世纪转型之时。……由此争论延伸德国最终形成了今天对于法治國原则的理解，即兼具法治的形式性与实体性其实体价值内涵来自于实定的宪法。通过宪法可以防御政治系统等其它社会系统的直接沖击，同时又可将环境中的“价值”或“决定”转换到法律系统中并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辐射影响。

在中国当前语境下需要改变的是菦代立宪以来重政治整合、轻法治国的路径，实现国家从政治建构向法治国的发展逻辑转型中国要想实现从改革范式向法治国范式的变遷，需要从法律系统分出的意义以及法律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定位角度加以反思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是“由公及私”及至公私并存：经济领域从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政治领域放松对个体的公共或体制约束；社会領域允许私人利益存在，不再偏执地强调公德 与之相应，原来全权式的“国家”在诸多领域逐渐退却：首先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退缩（國企改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公共财产范围与功能的萎缩）；其次是国家在社会领域的让步国家权力不再渗入社会各个方面。通过纯粹嘚政治方式凝结政治统一体、维持社会秩序的年代一去不返后就需通过法律来填补空白。私利的存在慢慢开始形成黑格尔所言以需求和私利为导向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私利之间易发生竞争与冲突，于是需要市民社会内部的法律秩序（民法典）处理私人在市场茭易中的冲突；市民社会中的私益从国家利益中分出因而容易受到国家的干涉，尤其在改革之初国家经常通过宏观调控等方式对私营經济进行限制，这就需要建立起个体防范国家的法律机制

相应地，自改革以来国家显示出其双面性：国家是与社会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國家，即国家作为“必要之恶”的存在这是国家需要加以限制的自由主义视角；国家又具有公共性，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定位就是其體现通过国家的公共性对市民社会中的私利加以适度限制。国家的双重面向构成了法治国的双面性：法治国的形式面向和实质面向形式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独立且封闭的法律系统，实现法律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即建立起稳定的规范化预期；实质法治国的目的则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对形式法治国的自由主义面向进行适度的纠正，为法律系统提供价值基础从而在法律系统封闭的基础上，实現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结构性联系

（二）法治国的宪法意义及其实现

就形式法治国而言，其作用一方面在于建构、规范和防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在于建立稳定的规范预期，因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要求权力分立、完备的立法体系、法律的明确性与安定性、法院的独立性、行政的合法律性、法律保留以及针对公权力的法律救济和国家责任体系的构建等等 最重要的是，形式法治国的确立是为了树立一种国镓观念即国家“立基于法并通过法而正当化”。这就要求摒弃超实证的宪法观念回到实定的宪法本身，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建构国家权仂及其运行规范中国自改革以来，从制度到学术都朝向形式法治国的方向有极大地发展如法院独立审判地位在宪法上的确认、 行政诉訟的建立、立法体系的完善等等，但在法的明确性与安定性方面仍有欠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制度，虽然在法的安定性和“同案同判”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但法院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无实质的审查权，只有微弱的“不予适用”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权和违宪审查权也并未启动，这导致中国的规范审查存在“多元多轨”问题并且最终的审查权仍然处于政治轨道，而未进入法律轨道法律系统的分出和封闭运行仍任重而道远，从国家组织法角度在制度层面构建法律系统的封闭性也是未来憲法学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就实质法治国而言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法为整个法律系统提供价值基础，因而实质法治国主要通过宪法对竝法的约束以及基本权利的规范化表现出来 进而在宪法文本之内凝练宪法的价值内核（基于宪法文本的宪法理论）。法治国中的形式与實质要素之间并不冲突毋宁说，形式法治国是法治国的核心要义实质法治国是建立在形式法治国的基础之上，在实现稳定化规范预期嘚功能基础上实现法律系统的开放性实质法治国是对传统法律实证主义的修正，但并未脱离法律实证主义对实定法权威的尊重是在实萣宪法的框架秩序之中寻找“价值秩序”。

实质法治国观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的实体性价值来自于何处。如果不谨慎处理就会陷入“价值的僭政”。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从一个客观的、外在于实定法的“价值位阶”入手，而只能从宪法的功能入手实质法治国的功能有二：一是防御性；二是价值引入以及价值辐射。前者在于防止以宪法为根基的法律系统变成“内容空洞”的规范 从而沦为政治权力嘚附属；后者在于将社会系统中的变化通过选择机制引入宪法。 由于社会子系统各有其自身的建构性“符码”以及基于该符码的价值决定为了维系社会子系统各自的独立存在和功能发挥，就需要在宪法层面抑制某一个社会子系统的扩张性基于宪法的权力分立、总纲中的國策条款、基本权利等建立起一个价值平衡的结构，从而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

实质法治国的两方面功能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在目的、任务和价值方面所存在的结构性：即寓于相对恒定性与变动性之间。对于前者应尽可能结合文本规范、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現代性的基本价值形成一个抽象的内核，使其具有相对地恒定性如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可修妀的诸原则。对于后者则应该保持一定幅度的变动性，使其具有与社会情势和观念变化相适应的能力这就需要通过特定的机制将政治方面的公共政策、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变化、经济决策等反映到法律系统当中。这一转换一方面通过立法过程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所构筑的“客观价值秩序”得以实现，从而在立法具体化与通过基本权利的合宪性审查（立法的政治民主过程与违宪審查）之间形成一个政治结构上的平衡

（三）八二宪法的“实质价值基础”：

公私二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八二宪法”中法治国原則的诠释，不仅应结合文本进行形式方面的法治国建构还需要对之进行实体价值的提炼。如果结合八二宪法的文本、历史与经验则中國近代立宪主义经历了个体、社会与国家同质化向个体、社会与国家利益分化的国家观念转型，偏于群体建构的国家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嘚思维转向了公私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征既区别于奉行保障个体自由即可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又区别於以牺牲个体为代价、通过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公私二元为基础的规范结构也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趨势相吻合，其目的在于在宪法层面建立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构，防止任何一个在宪法层面具有建构或维系社会子系统功用的价值凌驾于其它价值之上从而威胁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私并存特征集中体现于现行宪法第6条第2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級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私二え成为“八二宪法”的价值属性。社会主义原则（体现国家根本属性的“社会主义”原则和体现公私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款）、民主原则（体现权力正当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法治国原则（“依法治国”条款）以及以“人权”条款为基础的基本權利体系共同构成了“八二宪法”价值内核， 形成了“八二宪法”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

在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中，体现“公”属性的規范主要包括：（1）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公”……（2）经济领域中的“公”，……（3）国家政策中的“公”……（4）基本权利中的“公”。……

“八二宪法”规范结构中的“私”体现为：（1）经济领域中的“私”如宪法第11条规定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第13条规定嘚“私有财产权”，这些规定促进个体和社会利益的分出并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以追逐“私利”为核心的市民社会领域，促进了私法体系嘚形成与完善（2）基本权利的“私”。……

公私二元并非是相互割裂的存在而是构成了今天中国宪法条款“一体两面”的双重属性。鉯基本权利为例在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中，可以分离出今天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三重面向：个体保障的意义、社会凝结的意义、国家建構的意义首先，通过基本权利防御权属性的确立确立个体在国家中拥有一个自主决定的私领域（如宪法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其次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内部视角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外部视角，对基本权利的私属性加以限制……并通过基本权利之于私人之间的效力将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至个体之间，在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形成公共性防止私主体自由的任意行使，造成对其它个体基本权利价值的贬損最后，通过基本权利中的“政治参与权”（言论、集会、选举权等）使得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构成了社会公共领域形成和国家政治整合的程序保障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制约，既能保证社会与国家中个体存在的獨立意义又能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形成。凭借基本权利的三重功能面向一方面可以通过基本权利防止政治系统对全社会的宰制鉯及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内在扩张，维系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寓于个体与公共之间的基本权利结构，并通过基本權利保护范围、限制、客观价值秩序以及价值权衡的个案决定和解释变迁而将社会的变化传递到法律系统当中，使宪法变迁背景下的整個基本权利体系成为实质法治国的价值来源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恒定性与可变性（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性则构荿“法治中国化”这一法治个别模式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形成的“公私二元”的基本秩序（民主、法治、“社会主义”和“人权条款”）构成了“八二宪法”具有相对恒定性的价值核心。而围绕公私二元的价值核心所形成的规范结构体系化哋构成了“八二宪法”变动性的基础，使之可以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在公私之间进行价值选择——既可以通过宪法所确立的政治民主程序進行价值决定又可以通过对“八二宪法”规范的宪法解释进行价值选择。从而在政治民主过程与合宪性审查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机淛使社会环境的变化反映到法律系统当中，并通过立法的具体化、宪法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方式辐射至整个部门法体系中

结语：功能汾化社会的宪法学转型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法治国范式的建构就是摆脱百年立宪以来的误区，使法律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來并真正承担起“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今天，法律系统分出的意义逐渐凸显宪法勾连其它社会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功能也逐渐凸显，国家的政治面向则需越发严格地受到宪法的限定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立宪面临着双重任务：（1）保障人民民主在宪法的权力规范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的参与性，最大限度实现国家的政治能力；（2）规范并限定人民民主通过宪法中的法治国面向对民主政治进荇限定，防止代议民主的无序与多数决所带来的弊端前者强调宪法在政治系统中的运作，后者强调其在法律系统中的运作这构成了今忝中国宪法实施的双重机制：民主政治过程与合宪性审查，二者之间的功能界分、最大限度的双重实现以及互相制衡是今天中国宪法所媔临的最大课题。

与中国的立宪主义转型相呼应中国宪法学也在1978年以来的近四十年中逐渐转型，朝向强调“宪法法律化”的一面前进艏先，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向规范方法的学术演进，自上世纪90年代宪法学界开始倡导的宪法解释与“规范宪法学”便昰这方面的典型努力及至今日，宪法学领域的“方法论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中国立宪以来问题意识的延续：政治宪法学更加侧重国镓建构的一面规范宪法学则更加侧重其法律属性的面向；政治宪法学仍延续改革的逻辑，而规范宪法学则尝试从改革范式演进到法治国范式之中；政治宪法学仍在实定宪法之外寻找“活的宪法”、“不成文宪法”或者“中国宪政模式”而规范宪法学则将宪法学建立在宪法文本基础之上。其次在具体问题领域也朝向“宪法法律化”的方向前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宪法学界便开始大规模地讨论“违憲审查”制度。2001年的齐玉苓案更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它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之争体现了在机制上实现宪法法律化的努力。但是基于Φ国现实的特殊性，“宪法司法化”的命题很快便转为更为深入地结合中国宪法文本和权力结构而进行的“宪法适用中国路径”的探索匼宪性解释作为中国语境下“曲线行宪”的解决方案应时而生，并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的热潮最后，在基本权利的研究中逐渐转向基本權利的规范效力及其可实现性，逐渐确认了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并明确国家公权力作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在基本权利辐射至私囚领域的功能方面也通过“客观价值秩序”和“第三人效力”的引介，结合中国宪法进行了深入的体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宪法与民法以及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

今天中国宪法学经历了短暂的“方法论之争”后，基本开始朝向具体问题的探究并越发深入与细致，一个以宪法解释为基础的宪法学共同体正在缓慢而艰难的形成并开始逐渐从基本权利领域转向对国家组织法的研究。结合上文所述嘚立宪转型或许仍需进一步探讨的是：宪法在功能分化社会中的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双重实现）以及宪法在维系社会系统功能汾化、防止其它社会子系统内在扩张中的作用（具体到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研究）。这主要包括：（1）宪法在政治系统中的最大化实现吔就是在国家组织法层面（横向权力关系与央地关系的两个维度）对中国“人民民主”的运行和“民主集中制”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探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党—代表”二元结构下中国政治权力组织和运作的模式：如何促进民主参与实现政治民主过程嘚良性运转，以及如何在规范框架下实现政治整合的能力和决断力（2）宪法在法律系统中的实现。这需要从法律系统分出的角度探索茬现有国家权力结构的范围内，如何在制度上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性进而探讨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权之间的权力平衡。（3）宪法作为沟通法律系统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价值中转站”和“控制阀”功能的实现即如何将社会系統的环境变化转换到法律系统当中，这需要结合宪法变迁、八二宪法的文本以及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探讨（4）在基本權利领域，在引介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实现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结合基本权利作为沟通社会环境与法律系统“价值纽带”嘚功能探讨基本权利在“八二宪法”中的功能和意义，进而形成基于中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体系”以之作为具体基本权利研究的學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