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美貌如花
是的,陈伟霆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娶了赵丽颖之后,就会对她负责,去保护她,疼爱她,去陪她做一切她想做的事情。
他们俩个人吃完饭后,陈伟霆对她说:“去你那收拾东西住我家。”
“住你家干嘛?”赵丽颖一脸懵的样子看着陈伟霆。
陈伟霆轻轻的敲了敲她的脑袋:“难道刚结婚你就要跟我分居吗?”
“呃……”赵丽颖想想也对哦,结婚了,她现在是已婚妇女了,天呐,已婚。
“那个……”赵丽颖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好好的想想才行:“陈伟霆……你……”
“你可以叫我老公,或者,霆。”陈伟霆挑着双眉,一脸不满。
“陈伟霆……”赵丽颖倔强的叫着:“虽然我们俩个人结婚了,但是,你没有权利管我,你不能限制我的人生自由,言语自由……我喜欢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
“好,那你也不能管我。”陈伟霆深邃的双眸满是邪恶的坏笑。
“我管你干什么,你爱干嘛干嘛去,当然……既然 你娶了我,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就要做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那些出去勾三搭四啊,比如,出轨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赵丽颖说到出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轻轻的疼痛了一下,毕竟自己是被背叛过的。
“不会。”陈伟霆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神变得认真,黑眸看着赵丽颖的时候仿佛是在发誓般的保证,一定不会。
“嗯。那就好。”其实赵丽颖觉得陈伟霆这个男人虽然霸道 一点,但也不讨厌,虽然赵丽颖不认识陈伟霆,但是,厉辰煜在帝城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自然是有耳闻的。
长得帅,平时高冷,嗜血,残忍,但是,总算是一个有颜,有钱的男人。
论长相,论家世,论能力,陈伟霆远远的超过了陈辰泽,赵丽颖觉得嫁给陈伟霆自己也不吃亏,起码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而赵丽颖经历了与陈辰泽这段感情之后,她对感情也不再报有什么希望,只希望以后能嫁个好男人,安安份份的过日子就可以了,所以,陈伟霆是她最好的人选。
陈伟霆去赵丽颖的住处将她的东西全部搬到自己的住处,进门时,给她一串家门的钥匙:“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赵丽颖大大方方的接过钥匙之后,陈伟霆递 来一张卡:“这卡给你,密码是六个八。”
“给我卡干什么?”赵丽颖有些迷茫了。
“养着你,以后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美貌如花。”陈伟霆霸道的将卡强行塞到赵丽颖的手里:“你是我老婆,老公养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拿着花,不许拒绝。”
赵丽颖看着陈伟霆霸道 的将卡塞到她的手里那一刻,感觉他很帅,嗯,特别的迷人。
“好。”赵丽颖再一次大大方方的收起陈伟霆给她的卡。

“现在，祁太秧歌的演出非常少，喜欢的人也不像之前那么多了。”提到传承，祁太秧歌传承人、“80后”的权盼勇，对这项非遗剧种的未来发展颇感忧虑。

与许多地方剧种、古老技艺情形雷同，祁太秧歌的传承问题的确值得关注。究其发展历程，这一有着5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起源于明代正统，到崇祯年间渐成小曲，到清代中叶遂与民间歌舞相结合，发展成为演唱生活小戏的秧歌班，并逐渐兴旺；新中国成立初期，祁县共有秧歌剧团71个、艺人2000余人。那时的祁太秧歌，发展兴盛之态，可谓如火如荼。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文化渐趋多元化，祁太秧歌渐呈颓势，并未赢得年轻人的欢迎，传承便也逐渐演变为一大难题。据相关资料记载，历史上留存的300多个祁太秧歌剧目，现在能演出的只有40个左右；秧歌曲调整理收集尚不完善；老艺术家相继去世，年轻人学习者数量稀少，以致祁太秧歌的表演者青黄不接，演出技艺渐已失传。

此外，演艺人员中也出现断层，90％的秧歌艺人都已进入中老年，30岁以下的优秀艺人屈指可数；不少剧本失传，演出场次大幅缩减，曾经蓬勃发展的剧团也纷纷凋零。

如何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传统剧种，是摆在现代人面前刻不容缓的问题。

12月1日，山西省第二届祁太秧歌大赛启动。祁县副县长田桂梅表示，为继续弘扬、传承祁太秧歌这一地方名片，他们希望通过举办祁太秧歌大赛，在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的同时，为500年文化遗产储备后继人才。

作为晋商故里之一，祁县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第二届祁太秧歌大赛组委会设立了清唱组和彩唱组梨花金银铜奖若干名，同时还设立了新剧本创作奖、新音乐创作奖、最佳造型奖、最佳表演奖、最佳唱腔奖等众多奖项。

“用秧歌的素材创作一些能适合时代发展的，跟得上时代脚步的，年轻人能够喜闻乐见的，能喜欢唱的秧歌剧和歌曲，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祁县文化馆馆长李劲松表示，通过这个大赛他们想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它，同时从奖项设置上可以看到，有创新奖、创新剧本奖、创新音乐奖以及传承奖，就是要从这方面来激发更多人的创作，比如专业院校、艺校、大专院校，让专业人士去关注它。

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荣刚也表示，举办大赛是非遗传承方法之一，这样，不但可为祁太秧歌培养储备人才，还能重新挖掘、整理经典剧目，可以推出代言人，从而推动祁太秧歌走出山西，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老百姓非常看重来自政府的荣誉和物质奖励，会将其视为传承生涯的重要事件。秧歌大赛的有关消息在全县形成了口口相传的效应，放大了保护的‘地方化’效果，从乡村民众的日常闲话中，可以感受到民众对这些非遗项目态度上的积极变化。”祁县文化局局长崔骏表示，保护非遗，就是要让地方民众人人有传承、创造、分享文化的机会，营造地方民众欣赏、喜欢甚至消费非遗的社会氛围，为非遗传承创造出更大的文化空间。

祁太秧歌，顾名思义，因其形成于祁县、太谷而得名，流行于我省祁县、太谷、榆次、清徐、平遥、介休、平定等十几个县市，以反映当地民间生活为主要内容，是一个既能登台表演又适于在生活中随时哼唱的剧种。

祁太秧歌由在农村逢年过节、春前秋后传唱的小曲儿发展而来，初称地秧歌。其曲调简单，只有上下两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地秧歌吸收和融合了安徽凤阳花鼓的许多东西，衍化成踩街秧歌。表演时，由俊扮、丑扮两个公子手持执扇领头，俊扮领着身背花鼓的女演员，丑扮领着拍小镲、敲小锣的男演员，分两行走街串巷，至踩遍全村各街为止。

祁太秧歌大都以第三人称说见闻、数典故、叙景致，歌舞时，无弦乐伴奏，只是轻敲边鼓、轻击锣镲掌握节奏；舞蹈动作简单，歌中带舞，舞中有歌。

清代，太谷商业兴起，“商贾辐射，甲于晋阳”，祁县、太谷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和商品集散地，省外商人频繁往来。在外来艺术的影响下，艺人编出了反映商人生活的小戏。光绪初年，太谷农村普遍成立了秧歌 “窝儿班”，并以“交社社”的形式在周边县市活动，同时，秧歌也被走南闯北的太谷商人带往全国各地。

祁太秧歌，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剧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搬一对碌碡、搭一块门板皆可成舞台，放一张桌椅、立一个幔帐即可成道具，抹一点胭脂、穿一身古装即可谓化妆，一套武场乐器、一把胡胡即组成乐队。祁太秧歌虽属地方性剧种，但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本地域。

祁太秧歌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爱情、生活，也有少数移植来的历史故事，是一种集音乐、舞蹈、唱、念、做（表演）、打（武秧歌）于一体、并以唱为主的综合艺术。据统计，现收集的祁太秧歌剧目约有300多个，唱腔曲调近300首。

唱是祁太秧歌的主要内容。一个曲子在一个节目中要重复唱许多遍，如《偷南瓜》的曲子，从始至终要唱20多遍。唱词、道白均用方言乡语。

在句尾押祁太方言土韵，也是祁太秧歌的一大特色。或一剧一曲，或一剧多曲，曲调优美动听，语言生动活泼，唱词多为排比句式。祁太秧歌的音乐有两部分：唱腔曲谱、唱腔锣鼓，另有少数几个从中路梆子移植过来的曲牌，还有少数几个锣鼓经。

祁太秧歌的曲调纷繁，声音优美。现古调已流失，所流传至今者，经辗转传唱，不断修改加工，虽失去几分粗犷，却增加了几分委婉。

秧歌是民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和曲调等特征。民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语言之一。我们的祖先，在创造了语言之后，就逐步创造了歌谣。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民间歌谣所涉及的生活面也越来越广，而它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民间的生活中，民歌成了调节劳动、举行仪式、表达爱情、开展娱乐的好形式.。

我们山西是一个民歌大省，它之所以能成为民歌大省，是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的。自古以来，山西交通不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阻隔，因此，山西的民歌也就自成一脉，风格独具。千百年来，流传与山西的民歌浩如烟海，在中国的民歌海洋中一枝独秀，极富盛誉。

在山西的晋北有河曲民歌，晋中的太谷秧歌，左权民歌，晋南的降州民歌，襄汾民歌等。不过最具有特色的民歌还数晋北的河曲民歌，晋中的左权民歌，太谷秧歌。河曲民歌和左权民歌风格接近，都是粗狂高昂，而太谷秧歌则是轻松活泼。不管各地的民歌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是反映了民间的生活情趣。我这里重点要说的是我们晋中的太谷秧歌，它在民歌海洋中真是一枝独秀，另人赞不绝口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太谷秧歌，追溯其渊源，可到宋元时期，到明代后，这种活动更为盛行。清代时，随着山西商业的发展，商贸的频繁往来，更加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太谷秧歌在吸收借鉴和融合外地民歌的基础上，开始向戏曲化发展，渐渐地发展成民间艺术舞台上的一支地方小戏。

太谷秧歌，曲调优美，通俗益懂，短小精干、唱起来朗朗上口，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太谷秧歌的剧目繁多，现保存的剧目就达380余种，绝大部分题材于当地的民间生活。就地取材，既兴编词，信手拈来，幽默诙谐，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生活，反映出社会现实，反映出风土民情。

太谷秧歌最突出的特征是一戏一曲。剧名即曲名，三百多个剧目，便有三百多个曲调。它吸收了众多民间艺术风格，有的以曲调优美、节奏明快、长于抒情。如《绣花灯》《采棉花》等。有的节奏紧凑，音调简洁，善于叙事，如《换碗》《洗衣计》等。有的活泼轻快，清新开朗，适于载歌载舞，如《看秧歌》《大挑菜》等。有的曲调低回委婉，适于表现悲剧的内容，如《苏三起解》《郭巨埋儿》等。尤为特殊的是，太谷秧歌的调式非常丰富，变化形态也比较复杂，调式的交替转换与综合的方式手法多种多样，如《看铁棍》，这在其它剧目中非常罕见。

因此我们说，太谷秧歌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它的演变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轨迹，是了解山西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太谷秧歌大多数取材于民间生活，因此对当时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太谷秧歌的发展与晋商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被人们称为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太谷秧歌又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紧联系着的。当地的人民逢年过节，赶集祝寿，结婚满月，都要唱秧歌，或助兴，或娱乐，几乎人人会唱，村村能演，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太谷秧歌作为地方民歌体的小戏，在山西乃至中国戏剧舞台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剧目繁多的曲调，吸引来全国许多的专业文艺团体和院校来太谷采风。用太谷秧歌改编创作了另人脍炙人口的名歌、名剧、名曲更是数不胜数。如，《白毛女》《李双双》《小二黑结婚》《妇女自由歌》等。太谷秧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山西地区。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王昆、卢秀梅、关贵敏、阎维文等先后用太谷秧歌填词演唱，2000年，北京交响乐团去德国演出，演奏的《看秧歌》一曲，就受到了德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太谷秧歌的老艺人王效端老先生。前些年我去采访他时，他已经79高龄了。老人的身体很好，还给我们唱了几曲太谷秧歌，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的清脆洪亮，那么的美。他老人家唱了一辈子秧歌，对秧歌是那么的钟情和热爱，只要你一提秧歌，他就会对你侃侃而谈个不休。他和我们谈了秧歌的历史和发展，谈了秧歌的今天和未来。在他谈到秧歌的未来时，情绪有点激动了。他说太谷秧歌需要抢救，如果再不抢救，太谷秧歌就会销声匿迹。那是因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兴盛，和传承人员的老化，后继乏人。说到这里，他不仅有点伤感。因此，我们对他说，现在太谷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太谷秧歌的抢救工作，专门成立了太谷秧歌研究会，而且制定出保护太谷秧歌的五年计划，2006年，举办太谷秧歌电视大赛。2007年，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太谷秧歌，并整理成册。2008年，组建太谷秧歌艺术学校和太谷秧歌艺术团，培养秧歌艺术人才。2009年，建立太谷秧歌资料库，声、像、文同步存档。2010年，筹拍太谷秧歌经典剧目，编演太谷秧歌优秀作品，使太谷秧歌真正成为太谷县的文化品牌。老人听了我们的述说，高兴地笑了。他表示，一定要配合政府，把他所知道的太谷秧歌都整理出来，让后人传承下去，那将是他最大的心愿！

经过白美云她细心辅导，过去很少接触太谷秧歌的范村小学的孩子们，排出《看秧歌》和《卖元宵》两个传统节目。

白美云、孙贵明、杨承迁三位传承人，在近年太谷县整体重视秧歌保护与记录的大背景下，全力以赴传承本土秧歌。53岁的白美云早在2009年就成为太谷秧歌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级传承人，她领衔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剧团，每年在晋中周边上演130多场。作为台柱子和负责人，别的演员可以因事情或报酬等请假或罢演，但白美云不会。她力争多个台口，只要有台口，她一定在舞台上。将她拿手的传统剧目《回家》、《算账》、《游铁道》、《奶娃娃》、《收草帽》、《小放牛》、《缝小衫》等，唱了这村唱那村。

65岁的孙贵明是比白美云资历还深的秧歌艺人。2010年，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为他题写了“孙贵明太谷秧歌传习所”，孙贵明就致力于秧歌的传播与继承。因为学生少，还不要学费，所以孙贵明的收入不好。有几年冬天，孙贵明不得不兼职做小区的锅炉工贴补家用。但就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只要有人找他学，他就热情洋溢地手把手地教。2015年2月，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宋飞的弟子宋菲飞想了解晋中民间音乐来到太谷，孙贵明全程陪伴，而且自己花钱请来乐队为北京学子表演秧歌、晋剧，让宋菲飞大为感动。

50岁的杨承迁从13岁开始就在秧歌圈里摸爬滚打，数百个秧歌调烂熟于心，而今成了太谷秧歌音乐第一人。2015年被评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2年7月，太谷县在国家专项资金支持下编辑《太谷秧歌》CD\DVD，杨承迁和孙贵明成了当仁不让的主力。这套迄今为止规模巨大的《太谷秧歌》音像制品，包括29张光盘。除了两张已故老艺人香蛮旦和蛤蟆丑的专辑外，其余各张都是杨承迁一手经营音乐，其中辛苦外人无法知道。《太谷秧歌》由山西春秋音像出版社出版后，受到省内外专家好评。杨承迁、孙贵明接着做35张一套的《太谷秧歌戏》，将现在这代秧歌艺人身上传承的56个剧目，全部录制成DVD。《太谷秧歌戏》出版后，依然好评如潮。

束发之年入梨园，为民为君为神仙。坎坷不夺男儿志，却也粉黛舞蹁跹。

——访闫老有感，胡诌几句，是为题记

闫续祥，北谷丰村人，祁太秧歌省级传承人，今年82岁高龄，16岁登台，78岁离开舞台，用60余年时光演绎他热爱的祁太秧歌艺术，直到2012年还在乔家大院表演祁太秧歌高难度经典唱段《顶灯》。

闫老78岁表演《顶灯》剧照

因自小生活的晋剧、祁太秧歌发源地祁县曲艺盛行，且在耳濡目染之下酷爱宛转优美的祁太秧歌唱腔，闫老16岁那年拜当时名艺人张云礼为师，学小生、须生，还顺带学了小旦。学成出师后在祁县、太谷、平遥等邻近县赶庙会、唱红白喜事。因功底扎实、扮相潇洒、架子漂亮赢得群众追捧，从此被誉为祁太秧歌名角。

闫老在走村串乡的表演中，不断吸收同行身段、唱腔等优点，无论在本县还是在外地，每次一亮相，台下的叫好声就不断。闫老说：“叫好声，都是受苦练出来的，没几年磨炼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学习、表演、再磨炼，辗转反复。从懵懂少年爱唱小生、小旦，到不惑之年转唱须生、三花脸，再到古稀之年信手拈来，闫老的走过的这条路，说实话，是唱出来的一辈子。

定格的手、眼、身、法、步

集编、导、演和多曲种于一身

闫老不仅是祁太秧歌的名角、晋剧的行家，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唱过二人台。

那是1958年，闫老曾被招工到太原的一家文工团，团里安排当时已是祁太秧歌名角的他唱二人台。不长时间，让同事们惊讶了——虽说，晋剧、祁太秧歌、二人台有相通的地方，但明显的地域风格是怎么短时间就能演的活灵活现？！

文革时期，祁太秧歌等小曲小调因为产生于民间、根植于生活不免有点跟不上形势，闫老为了能继续唱戏，他参与了从唱腔、发音、形体、表演等诸多方面的全流程重新设计，把盛行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移植为祁太秧歌，而且还成功的扮演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等形象，可以说是祁县那段时间表演英雄人物的专业户。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该含饴弄孙的闫老还在继续改编、排演他心爱的祁太秧歌，这一时期经他手搜集整理、革新、新编的有据可查的剧目达一百余部。

“唱的人少了，听的人也少了，人们现在喜欢的是电视、电脑，说实话，现在的娃娃们再做这行也确实挣不了多少钱，可是，这是师傅教的，要往下传了。“说起祁太秧歌的传承，闫老颇有些无奈的说。

闫老在上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传承的问题，为弘扬他挚爱的祁太秧歌，放弃了很多搭班赚钱的唱戏机会，奔走于太谷、清徐、交城、文水等周边县市传艺授徒。甚至，为了能让学生们全心的传承、演唱祁太秧歌，他从1994年起陆续购置了12支戏箱，置办了80余套服装，百余件道具，配齐了文武场、音响设备。

唱戏、授徒、挖掘整理剧本，“我就待见做这个”，满头白发的闫老日复一日的说着、做着。

“前几天，我在南谷丰票儿上，正敲打着，有几个的清徐人唤师傅了。二十多年了，当年二十多的后生，现在都是五十几了，还记得八九十年代我在清徐马庄、孔村教过他们戏。现在又寻师傅来了，学戏来了。”闫老显然很是激动。

说话间，闫老的大儿子下班回到家，老人指着儿子儿媳，说了一句“今天有客人，你们俩唱上一段。”在老人儿子咿咿呀呀的调琴声中，儿媳已然不再是刚才还在一起聊天的家庭妇女，瞬间就进入了表演状态。随着，儿子儿媳的演奏、唱段，老人的手慢慢的打着板眼，饱经沧桑的脸上挂上了很是欣慰的微笑。

祁太秧歌这种“区域文化”有它天然的地域限制，传播规模不大、受众不广；在创新上，因为剧作者逐渐老去，很难在信息时代跟进年轻人的思维；在表演形式上，也似乎正在远离现在的生活；在生活节奏变快、信息瞬时抵达、思维日新月异的现在，原来的受众也逐渐的参与了多种娱乐方式，年轻人更是畅游网络，原本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祁太秧歌正经受着群众选择多样化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在祁县县委县政府引导和热爱文化、关心公益的靖烨公司支持下，祁太秧歌大赛从2014年的“祁县”大赛升级为15、16年“山西”大赛，真正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靖烨杯”山西省祁太秧歌大赛的推出，一方面能切实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也极大的促进了祁太秧歌的保护、传承、发展。

祁太秧歌是祁县人对本土文化最难以割舍的情节，保护意味着它在衰落，传承意味着它仍有生命力，发展意味着必须要创新。所以，只有发展的传承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祁县籍太原师范学院七旬退休教授阎定文编著的《祁太秧歌研究》,系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祁太秧歌研究》是阎定文老师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迄今所见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专论，书中有许多首次披露的民间口碑史料，有益于读者更趋客观全面地了解祁太秧歌的历史，了解祁太秧歌发展历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一段段真实的故事。本书得到文化艺术出版社方家同人的厚爱得以出版，对读者是幸事，对祁太秧歌是幸事，对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事业是幸事，当鼓呼庆贺。

“祁太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于祁县、太谷等地，故名“祁太秧歌”，秧歌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演唱的一种歌舞。数百年来，“祁太秧歌”就是靠演唱者口头传播、师徒传承，缺乏系统研究，《祁太秧歌研究》的出版，将祁太秧歌的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阎定文，1940年1月生，祁县张名人。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曾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三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和第三届顾问、山西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等。曾就学于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师从三弦艺人张宝义老师和张棣华教授，琵琶教授杨少彝和张棣华。1965年任教于山西大学艺术系。1989年调入今太原师范学院工作至今。在高校一直从事二三弦、琵琶、民族音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很多演奏人才并在全国全省比赛中获奖。曾发表《祁太秧歌调式初探》、《两皮腔之源质疑》（被评为全国论文二等奖）、《祁太秧歌角调式研究》（被评为省级社科二等奖）、《论祁太秧歌的小三度句尾色彩性呼应调式》（被评为全国论文二等奖、国际优秀论文奖）、《秧歌史话》、《上党梆子音乐研究》、《论三弦源流的多元性》、《板以拍韵板以句乐——中国“板眼”研究》等论文。略传辑入《中国音乐家辞典》、《世界名人录》、《世界成就名人录》等。

本书主要就秧歌的音乐特色、重点剧目、历史人物等做了详细的研究，同时，还搜集整理了部分祁太秧歌艺人的故事和233首祁太秧歌目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乔家大院顾问胡育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太原师范学院艺术学研究所长景蔚岗为本书作序；吴文胜，山西省歌舞剧原副院长、原《山西艺术教育》副主编张占明为该书作跋，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为该书题写书名。

祁县吴文胜为该书作跋——

阎定文教授是我们祁县张名村人氏,是在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民族音乐学家。他能够坚持几十年,孜孜不倦地对家乡的民间小戏祁太秧歌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记谱、研究,最后撰写成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专著《祁太秧歌研究》,这部专著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书中从秧歌的历史、音乐形态、唱腔击乐、剧种流传、流派传承、代表性剧目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将很多濒于失传的秧歌曲调记录下来,对本剧种的传承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真是功德无量,可歌可贺!

祁太秧歌是形成于祁县、太谷,流行于晋中地区的地方剧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地方特色。老百姓常说:祁县编剧的秀才多,太谷的唱手多。两地优势互补是一百多年来的真实写照,也是本剧种兴旺发达的标志。对此在阎先生的专著中也有反映,在祁县这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文化的品位体现在众多方面,在剧目编创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很多文化人都投入到编剧中,其中有艺人编、秀才编、翰林编、文人编、教师编。

双龙师傅,大名吴正恩(1873—1953),祁县东六支村人。他是从过街秧歌登上舞台后的早期艺人,他能演、能教、能导、能编,还做过秧歌班社的组织与领班。一生编过《拣麦根》、《扯丝绸》、《摘黄瓜》、《摘茄子》、《东六支赶会》、《补凉袜》、《换饰花》、《照(看)葡萄》、《两世姻》等近百个剧目。

刘焕玉(1895—1961),艺名“连连丑”, 祁县李家堡村人。 他也是能演、能教、能编、能导,还做过秧歌班社的组织与领班,在本剧种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一生培养秧歌徒弟达500多人。他曾编写《卖柴计》、《杀江州》、《苦烈报》、《三报仇》、《挨磨计》、《寺中缘》等历史剧,《断料子》、《大跃进》、《积肥》、《两亲家》等现代戏,还改编历史剧《舍饭》等。

乔广益,祁县南社村人,清末秀才。他一生编过《大挑菜》、《小赶会》、《吵街》、《周公训女》、《送丑女》、《劝丈夫》、《偷点心》、《女摸牌》、《看画儿棚》、《小观灯》、《瞎子捉奸》等一百多个剧目。

贾二柱,祁县城南村人,清末秀才。他一生编过《偷南瓜》、《看画儿》、《看铁棍》(太谷事)、《游社社》、《游城墙》、《劝妻》、《洗衣计》等。

许维藩(1895—1958),又名许苏,祁县郜北村人,他是晋剧著名“票友”, 又是文化人,有的艺人说他是最后一个“秀才”。 他编的秧歌有《采棉花》、《金玉缘》、《报仇雪恨》、《仗义救奸》、《民主建设》、《美人计》(一贯道害人的内容)等。

高锡华(1857—1929)字子春,清末翰林,祁县谷恋村人。我们知道翰林是不离皇上左右的助手和智囊人物,晚年居然与民间艺人、民间戏曲为伍,运用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创作了很多秧歌剧目,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与祁县谷恋村金蛮财主的家庭秧歌班“易俗社” 的高锡禹(狗蛮师傅)、毓林先生等人将祁太秧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剧种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创编的剧目有《绣花灯》、《锄田》、《西河沿》、《扇坟》、《十把扇》、《双写十字》、《游绵山》、《游晋祠》、《务本歌》、《违法报》、《回头岸》、《游市场》(北京东安市场)、《下河南》、《绣花瓶》、《出北京》、《不见面》等。他创作的剧目文化品位高,艺术感染力強,很多剧目一直流传至今。

祁太秧歌剧目的编创在祁县已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学校的很多教师也投入此项活动。如1938年下半年日寇侵略期间,祁县东观小学校长许生金先生根据旧社会虐待妇女的普遍现象,创作了《苦伶仃》秧歌剧,意义非常深远,它是本剧种的优秀剧目,一直流传至今。

剧本是一剧之本。优秀的剧目可以哺育造就一大批艺人。如太谷县“大要命” 的拿手戏是祁县人编的《奶娃娃》,太谷县“二要命” 的拿手戏是祁县双龙师傅编的《拣麦根》。本剧种的代表性剧目由祁县谷恋“易俗社” 改编的《算账》,从最初的“跌韛旦”、“ 抓心旦”, 到后来的“松树树”、“ 德昌”、“ 猴牛”、 文水的“马宁儿”、“ 一刀纸”、 汾阳的“二圪牛”、“ 马四儿”, 交城的“手把电”, 太谷县的“海海旦”、 张尚武等都是通过演此剧成名的。另一代表性剧目《偷南瓜》,由祁县谷恋“易俗社” 的“跌韛旦”、“ 贵儿旦” 首演后也造就了很多艺人,如太谷县的“七儿旦” 就是通过演此剧成名的,庞贵小的拿手戏也是《偷南瓜》,后来又由榆次秧歌剧团的“圪瘩丑”、“ 盖平遥” 把此剧推上顶峰。

寄望有更多像阎先生一样有志于祁太秧歌研究的人士,关注这一扎根民间的地方戏种,认真总结前人在祁太秧歌创作和表演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代代相继发扬光大,祁太秧歌一定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艺术光辉。

桑梓乡亲共祝耄耋之年的阎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出小戏，近四十年没人再演出，竟然是因为有一个圈内名角的水平太高！

此人叫“松树树”，从“文革”开始后就退出舞台了。今年已87岁，靠拾荒度日。

这是发生在祁太秧歌行内的一件真实事。祁太秧歌现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我们谈论的这出小戏《锄田》，又是这个地方戏中艺术价值极高的一个代表剧目，当地人称“骨头戏”。

经过半年时间紧张抢救，2008年3月份左右，作为祁太秧歌中一个艺术高峰的《锄田》终于整理出来了。

老翁来献艺　今人愧不如

打柴、生火、拉风箱、吹糠、撇浮沫、到田间送饭,这些生活场景,说起来并不久远;但即使在农村,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全套”的旧日景象了。

不过它们异常生动地存活在一出小小秧歌戏里。当87岁高龄的老艺人“松树树”将其展示出来时,记者的感觉,不啻见到另一种《拾玉镯》。

老人在演到跪地拉风箱时,下跪动作有些困难,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赶紧过来扶了一把。不过一旦跪稳,老人演得既自然逼真,让人似乎连小风叶子开合的节奏都能感觉到,又优雅有致,像是配合音乐的一段舞蹈。一开始,柴火好像燃烧得不充分,有烟倒呛出来,田家娘子抬手煽、偏开头躲烟。一段唱后,火已很旺了。随着单皮鼓一声“哔巴”脆响,显然是一个柴火星子打到了女人的眼……在场的人啧啧连声。

这是松树树在舞台息影约40年后,应一些痴迷抢救祁太秧歌经典剧目的人之请,来现场示范、表演《锄田》。87岁的老人,演一个田事繁忙时焦急替丈夫烧火做饭,然后再送饭到地头的农家娘子。

紧贴现实生活,是地方小戏的特点,它生动、有趣,但往往不够优雅、规范。已经程式化了的戏曲规范、精致,却很少再去穷尽像描摹一段农家琐事。《锄田》正处在从田歌演变到戏曲的过程中间,恰好两者兼备。把农村人自己的生活演绎得如此生动优美,这是《锄田》自1927年由一位戏曲音乐“祖师爷”改编为二小戏后80年间一直被人们记着、喜爱着的原因。

很有趣的是,这出小戏不幸被长期弃演,竟然也和松树树有关:他演《锄田》的水平太高了!

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一出戏如果有人演到极致,其他人无论什么时候再去演,也会被观众拿去和“高手”作比较,褒贬一番。这对一个名角来说,是一种“丢人砸牌子”的傻事,绝不会去干。松树树演《锄田》就立了这样一个标杆。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一个戏红遍祁、太、平、榆、文、交、清七个县,让《锄田》在突然间达到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而之后,这个区域内唱戏的,只要“祁县松树树还活着”,便没人敢再唱《锄田》。

据整理《锄田》事宜的“主要跑腿人”王铁生介绍,他从去年秋天开始跑,访遍了太谷、榆次、平遥等6个秧歌剧团。所有剧团的剧目单上都有《锄田》这个戏,但没有一个剧团能够演出。“先是一些名角因为有松树树在,不愿演。时间长了,失去传承,就真的不会演了。”王铁生说。

松树树耄耋之年再出来教《锄田》,让这个戏有了希望。不过听了老艺人的唱腔,看了其表演后,被王铁生动员来学戏的杨守玲、孙丽琴等都感觉自己差距太大,“对照老师的水平,我们学三两个月根本就不敢登台。”孙丽琴说。

而竭力推进这一工作的祁县文化馆老馆长胡育先告诉记者,松树树现在毕竟年纪很大了,而且三四十年不演出,现在展示的已经远不是他的最高水平。

开轿车帮老人卖破烂精诚换得金石开

祁太秧歌现在正处在由省级“非遗”升格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过程中。2月28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公示期到期,祁太秧歌顺利过关。现在只待6月中旬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作为祁太秧歌中一个重要代表性剧目,《锄田》的抢救意义深远。特别是昔日名演松树树已87岁高龄。

但具体的抢救过程还是一波三折。

松树树真名苗根深,祁县苗堡人。小时候并不唱秧歌,直到30岁,家里生活贫困而无聊,有人鼓动他,“学秧歌去吧”,他才开始学唱秧歌。松树树在和记者谈到成名经历时认为,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我就是肯琢磨。一句唱词,一个动作,白天黑夜反来复去去想,怎么演更逼真,怎么唱更好听。就这样,有个几年,就磨出来了。然后到处有人请,我背着铺盖卷儿到处唱。一直唱到‘文革’开始后。但我也没挣下什么钱,就是糊口。唱完了,人家给几斗米。”

秧歌是一种原生态的艺术,不像戏曲科班那样去训练。苗根深凭借自己深切的农村生活体验和“怎么唱更好听”的本能追求,终于把一个小戏演到了万人空巷的境地。过去祁太一带有一句话,“能叫赶会跌杀,也不能误了松树树哭擦”,就是描述松树树的演出盛况的。

一辈子名满梨园,却没有挣下什么“出场费”。退出舞台后的松树树境况凄凉。儿子自己生活艰难,老艺人就在祁县老城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不时出去捡拾些破烂儿,换钱谋生。如是多年。

王铁生也是一个农民,跑运输挣了些钱后,却对家乡的秧歌越来越着迷。自己寻找老艺人、录制唱段、组织票友会,逐渐入行后,去年8、9月份起,他又在祁太秧歌专家阎定文的指导下,和县文化馆老专家胡育先、程旭才等人一道,自己贴钱、贴车做起了全力抢救《锄田》一剧的工作。

王铁生以自己的极度虔诚打动了松树树。王铁生不止一次到老人的家,但松树树不为所动,“跟人家谈秧歌都会遭遇冷脸,再要老人们开口唱几句更不可能”,王铁生告诉记者,“曾经名动一时,但老来无人过问。对自己的‘玩意儿’很自信,有一股傲气,而现实又让他们心灰意冷。这样的人心态很复杂,比一般人更难以接近。”王铁生说。但他没有气馁,他继续往老艺人的小平房里跑。有时给老人带几包烟,有时买盒糕点,以求逐渐温暖老人的心田。有一次,老人终于开口了,却是请他帮忙去卖一下破烂。王铁生回忆:老人看我开着小车,想让我帮他拉上家里的废铜旧铁去卖,又告诉我,别在城里卖,到城郊的一个村里收购点卖,价格能更高些。为此,王铁生喜滋滋地用QQ车拉上破烂儿,多跑了二十里路去卖废品。“说实话,汽油钱都比多卖出的那几毛钱高啊!可是我很高兴。只要老人肯接纳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王铁生说。

这样的不断走动,终于让老艺人相信了王铁生他们的诚意。到去年冬天,松树树欣然同意亲自到场,示范演出《锄田》。他以87岁高龄,出场饰演一个二十来岁的农家小娘子,而居然身段、神态逼肖,这显示出他在四五十年代艺冠当时并非虚言。

此后,松树树对唱腔做了录音,并答应帮助指导一批年轻人学习、排演。《锄田》复出终现曙光。

三方互证精品《锄田》重现

30年一代人,弃演40年后再挖掘整理《锄田》,是一个充满艰辛、意外和“惊险”的工作。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抢救。

《锄田》是一个二小戏。松树树是唱旦的,和松树树配戏的著名小生叫猴牛,已于30多年前去世。旦角的唱腔不成问题,生角如何配,就成为一个问题。

去年12月,王铁生等人满心欢喜地察访到一个人:《锄田》创编发源地,祁县谷峦村还有一位叫拉兰的,唱过《锄田》生角。而且拉兰答应再出一次场,和松树树配演一回。于是,王铁生连夜打电话告知了同事们这个好消息,并在第二天早上早早地开车来到谷峦村接拉兰老汉。没承想,车到大门口,就发现门上多了方白纸。老汉的儿子迎出来,告诉王铁生:76岁的父亲刚刚在昨天夜里下世。

但王铁生在谷峦村的寻访却有了另一个重要收获:这个村里的鼓师郝学中,现在虽然半身不遂,却头脑清晰,能够把《锄田》的整个场面叙述下来。哪场接下来是哪场,谁先出谁后出,谁站什么台位,哪句唱词配哪个动作,他都知道。——因为他就是晋剧音乐老祖师爷狗蛮师傅(高锡禹)的再传弟子,而狗蛮则是《锄田》这出戏的创编人。

王铁生等人在四处搜求有关《锄田》的线索的同时,这出戏的初创、改编、传承、唱红、弃演整个过程也清晰起来。这些线索互相补充、印证,才促成了《锄田》的整理成功。

原来,祁太秧歌里早有《锄田》这个剧目,但最早的形式是简单的7字上下句田歌。辛亥革命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西安李桐轩等知识分子成立“易俗社”,用演剧形式“补充教育,开启民智”,搞得十分红火。当此时,在陕西经商的祁县谷峦村的大财主高硕猷(金蛮财主)深受其影响,遂毅然卖掉自己在三原县的几百亩好地,携款回到老家也成立“易俗社”,创编秧歌剧,反映现实,教化乡民。

金蛮财主的易俗社聚集了一大批戏曲创作人才,音乐、导演方面有本村的狗蛮师傅,而编词的同村人高锡华,则是一个清末翰林。

狗蛮师傅全面改编了《锄田》旧曲,增加字句,从7字句改为10字句,使其节奏舒缓。美化旋律,加入垛字句。丰富音乐,将山西梆子中的一些曲牌,填上词,融入其中。重新设计动作,使一些反映劳动和生活的动作舞蹈化。从而使一首来回唱的单调的田歌,成为一出小戏。这时是1927年。这即是松树树所唱的《锄田》由来。但松树树却不是谷峦易俗社《锄田》的直接传人——他的唱腔是其师傅(吕达)“偷”来的。

谷峦村新创秧歌剧成果辉煌,但当时的一条戒律限制了它的发展,那就是“谷峦秧歌不外传”。外村人可以来听,可以来看,但谷峦的角儿们不会向外村人传授唱腔和各种舞台技艺。就在这种情况下,南社村有个叫吕达的秧歌迷决心要把《锄田》“偷”出来。他不断地看,不断地在心中默记。终于“偷戏”成功。这时,苗堡村请吕达到村里传戏,吕达便把谷峦村的“专利产品”《锄田》传给了苗根深。而这个“教外别传”的人却通过刻苦用功让《锄田》在短短十数年间红遍三府七县。

据阎定文教授研究,“松树树”苗根深尽管唱腔和舞台动作都优美精湛,无人能及,但从整体看来,他也只学到《锄田》原本的十之七八。因为他师傅吕达“偷”出来的就只有这么多。

能够补充松树树之不足的,正好有阎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给“谷峦易俗社”秧歌正传者抓心旦做的《锄田》录音。抓心旦唱腔中有狗蛮从晋剧中拿来的《火中莲》,松树树则不会唱“火中莲”,那正是吕达当年没有“偷”到的地方。阎定文现存的采风资料中,还保存了松树树的老搭档猴牛、圪丑(都已在上个世纪去世)的《锄田》唱段,这些十分珍贵的录音,使得现代人整理、复活《锄田》成为可能。

王铁生告诉记者,从去年秋至今年3月,对《锄田》的剧本、唱腔、音乐和舞台场面安排都已整理完成。只是现在还不能全本推出。因为演员们的唱、做水平还不到火候。记者来祁县采访时,正由县文化馆原馆长,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程旭才和老艺人松树树在指导年轻人演唱《锄田》。

王铁生说:“我们不着急。秧歌界的老名角因为松树树在不敢演《锄田》,我们现在在松树树的指导下,不达到相当的水平同样也不敢演。一旦出来,就得像个玩意儿。”

（李旭东写于2008年）

苗根生（1921—2012），艺名“松树树”，山西祁县苗堡人。祁太秧歌老艺术家，中国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红边山西中部，流传着“能叫赶会跌杀,也不能误了松树树哭擦”。“文革”开始后就退出舞台了，晚年靠拾荒度日。其代表曲目《锄田》达到旁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只要“祁县松树树还活着”,便没人敢再唱《锄田》。

“秧歌”顾名思义，就是既扭又唱的晋中民歌。“秧歌”之所以又称祁太秧歌，是因为据传说，在明朝年间，太谷鼓楼街有两位落第举人，在家间日无事，便根据祁县、太谷、平遥乃至晋中一带的风土人情、爱情故事、敬老爱幼、日常生活……编成许多小戏，这大概就是秧歌的起源吧！秧歌调确确实实是一株惹人喜爱的文艺奇葩。每逢庙会或搞大型庆典，以及祝寿、过满月、完十三、婚丧大事，都会请来秧歌票友或秧歌剧团大唱几天。人们扶老携幼，提着马架架，带着靠椅、拿着小凳子，拥挤着坐在戏台下，抽着烟，嗑着瓜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精彩秧歌。不少老年人，看得眉飞色舞。开怀大笑，笑得好似一朵花，连脸上的皱纹也好像铺平了似的，真好像喝蜂蜜水一样痛快。有不少人是骑自行车、摩托车……从几十里以外的十里八乡来看秧歌的，白天看了黑夜接着看。还有的观众，用手打着节拍随同戏台上的演员共同哼唱，真乃激动得不亦乐乎！

祁太秧歌，反映了晋中这片热土，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生生不息，追求幸福、追求和平、追求光明、梦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其秧歌内容，反映的都是老百姓身边自己的事。秧歌唱词通俗易懂，唱腔喜闻乐见，耐人寻味。

翻开名目繁多的剧目，如：“洗衣计”、“上气头”、“回家”、“算账”、“卖高底”、“偷南瓜”、“换碗”、“清风亭”、“大挑菜”……哪个节目没有乡土气息呢？怪不得晋中农民祖祖辈辈在地里一面劳作，一面吼几句秧歌呢！

我也是个秧歌迷。可以说平遥古城东西南北四大城过唱、唱秧歌，观众席上总少不了我。我写的小小说“秧歌情”、散文“北门头秧歌”都刊登在古城报上，目的是为了唤醒年轻人，让他们也热爱晋中这支原生态小花。

平遥古城北门头人称“秧歌窝子”，如过去的林日，他教过不少徒弟，他带着一班弟子走村串户唱秧歌，小有名气。

有人说：秧歌是高粱地里唱的，因为唱词里道白里有不少荤语。其实不然，翻开原剧本唱词道白根本没那些东西，只不过在很早以前，有些财主请秧歌剧团到他院子里去唱，因财主家小姐常年累月住在绣楼，大门不出二门不进，没见过世面，为了给这些少爷小姐开脑筋，演员演唱时，有意加了一些脏话笑料，这样天长日久，年复一年，便流传下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凡事应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伪君子，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他明明白白看了秧歌很过瘾，却硬是不说心里话，这些都是对秧歌的偏见认识。

我认为晋中秧歌可以和东北的二人转相媲美。她是晋中人民喜闻乐见的小戏。老年人看了哈哈大笑，心情愉快，受到陶冶，抛弃了心中的烦恼，可以延年益寿。年轻人看了，受到教育，更加孝敬老人，更加热爱工作和生活。为此我们要爱护这株小花，且不说过去的“盖汾阳”、“一刀纸”、“二格扭”、“盖平遥”、“手把电”……这些老艺人在晋中出名，就现在的“痛鼻香”、“彩虹”、“水上漂”、“玻璃脆”、“遥控”……在晋中目前也是小有名气。

平遥古城像“孙宝昌”、“二飞天”这样会编、会导、会演的民间秧歌老艺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平遥秧歌界的宝贵财富。有关部门应积极扶持他们，使他们焕发青春，为秧歌这株小花，再倾注心血，使其根深叶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云见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引下，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文艺事业。秧歌也得党和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新的秧歌剧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舞台灯光、舞美设计、高科技布景，又加上电脑对秧歌唱词的演示，更使广大晋中老百姓对秧歌更加喜爱，相信晋中秧歌这株原生态小花绝不会枯萎，更不会失传。

平遥秧歌，剧种属称“祁太秧歌”。实际上它和祁县、太谷、太原、交城、榆次、寿阳、文水、汾阳等地的秧歌一样，都应同属“晋中秧歌”的组成部分。平遥秧歌源自旱田“踩地歌”，它和水田“插秧歌”相同，都是劳动人民的艺术产物。起初，只是一些田间地头的清唱小段，后来，经民间艺人整理加工，又融入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才发展为踩街秧歌。

平遥地秧歌，盛行于清道光年间，它介于踩街秧歌和舞台秧歌之间，有歌、有舞、有领唱、有合唱。鼓乐敲打有：小家俱小吹腔和大锣大钗大吹腔（俗称将军令三倒腔）。演唱曲调有：四六句、混秧歌、刻板调（也称静秧歌）等。刚开始是为新媳妇和缺子的家庭“送孩孩”而用，到后来发展为走街串户安慰祝福的民间娱乐活动。到光绪年间，开始上台演唱。戏剧家王易凤在写有关戏剧音乐大师狗蛮（大号高锡禹，曾长期被平遥祝丰园戏班和城内仓巷街赵家大少、二少聘请为教师。他不仅教文武场，而且还教唱腔）的文章中说：“他对祁太秧歌相当热爱，和当地秧歌艺人经常在一块研究改革，进行艺术实践，不少节目在他的帮助加工下，由地秧歌逐步搬上舞台”。可见平遥地秧歌是平遥舞台秧歌的原形，平遥秧歌是平遥地秧歌戏剧化后的产物。

民国时期，平遥县内先后组建过许多秧歌班社。班社成员亦农亦艺，农闲季节巡回演出于县城内外（包括晋中平川、吕梁地区及太原城郊）。演出的剧目除传统的《登楼》、《挑帘》、《卖画》、《游湖》、《起解》、《清风亭》外，根据三狼村秧歌老艺人梁连瑞（艺名平遥旦）说他还上演过家住平遥桥头村的《冀壁赶会》、家住汾川平遥城的《上学堂》、家住平遥道虎壁的《扭草拍》、家住平遥南政村的《浇园园》、家住平遥南门头的《调铜元》等。随着晋商票号业的向外发展，平遥秧歌还从外地吸收了像晋南的《钉缸》、晋北的《打樱桃》、淮南的《打花鼓》、河北的《小放牛》等多个曲目。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平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舞台艺术上难以谈论国事，秧歌曲目便以爱情生活题材为多，不健康的内容随之出现。但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则有新编的《捉伪军》、《两条心》、《新苦伶丁》等激励人们斗志的剧目上演。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平遥弦子书盲艺人裴广礼创编的平遥秧歌《坐协议室》，虽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但曲调仍传唱不衰，深入人心。

一九四八年，平遥县香乐村籍歌唱家郭兰英，带着由晋中秧歌“苦伶丁、交城山、卖烧土、大挑菜”曲调组成，由词作家阮章兢编写填词的《妇女自由歌》，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获得三等奖，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首次赢得荣誉。平遥秧歌也由她传唱至全国各地。

解放初期，平遥县沿村堡村晋中秧歌表演艺术家邱金兰，十五岁拜秧歌艺人文跃高为师，成为晋中秧歌舞台上的第一个女性演员，因她和张效富演出的传统剧目《偷南瓜》轰动了晋中和太原，故得艺名“盖平遥”。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九年，她在全省戏曲调演时两次都荣获一级优秀演员奖。

解放以来，平遥县文化馆曾多次组建文工团（队）。推出的秧歌艺人有：任庄的扣珠子（艺名“没骨头”）；东良庄的王学俭（艺名“交待清”）；道备村的王林瑞（艺名“千里香”）；北营村的侯二货（艺名“一杆旗”）；还有城里的林儿和梅花儿等。他们演出的剧目除传统戏外，还着重排演了现代戏《两块六》、《三月三》、《王二小接闺女》、《长工与小姐》、《李二嫂改嫁》、《李双双》等。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平遥秧歌是由尚华创编，由郭兰英、翟卫红、郭喜萍演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播的多个《夸土产》版本。

“文革”后，晋中秧歌禁演。所有专业团体解散，专业演员被迫改行。一九七五年，我和西游驾村秧歌艺人孙宝昌，大胆对晋中秧歌进行艺术改革，首创用秧歌的形式演唱的样板戏《红灯记》，得到国家、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并应邀赴榆次前进剧院调演，受到各级专家的好评。之后，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放了实况录音。其中铁梅扮演者孙晓红（后得艺名“红牡丹”）演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广为流传。此后，也只有这一个样板戏有曲谱，被列入晋中秧歌的剧目。

改革开放后，晋中秧歌禁演解冻。平遥秧歌艺人孙宝昌、王林瑞、侯二货同时成立了平遥县新星秧歌剧团、平遥县古陶秧歌剧团、平遥县青年秧歌剧团。率先恢复了舞台演出兼培养平遥秧歌的新人。教师出身的秧歌艺人孙宝昌把毕生精力，都投放到平遥秧歌艺术上。他先后整理传统秧歌剧本六十二个，创编历史秧歌剧本二十四个，创办秧歌培训班三期，培养秧歌新人一百二十多人。

二○○○年，平遥秧歌新秀孙彩虹（孙宝昌的女儿）接替了榆次市秧歌剧团团长的职务，她带领全团演职人员唱红了晋中各地城乡。同年，平遥秧歌新秀郭变红（艺名“彩灯”）担任了太谷县秧歌剧团团长，他代表山西省民间艺术团赴宝岛台湾演出传统秧歌《送樱桃》，后受到台湾各界人士的赞扬和报道。平遥秧歌新秀杨月琴，每次演唱《苦伶丁》时都能催人泪下，所以戏迷观众誉她为“小盖平遥”。

二OO四年，我在平遥秧歌艺人王梦德、王林瑞和秧歌爱好者陈守让、张和平等人的协助下，对失传已久的平遥秧歌剧本《冀壁赶会》进行了整理和改编。又根据南政流传的两首民谣和发生过的两个真实故事创编了平遥秧歌剧本《哭补成》、《游平遥》。二OO六年，为纪念晋中秧歌表演艺术家邱金兰（艺名“盖平遥”）诞生七十周年，我又创编了九场平遥秧歌音乐剧《邱金兰》（包括音乐曲谱）。

在二OO八年平遥首届广场文化周文艺演出中，有一个表演唱《刘姥姥游平遥》很受观众喜欢。其中主要原因是曲作者武献智在音乐取材上引用了平遥秧歌《夸土产》、《卖元宵》等曲调，并加注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使平遥秧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样板。十一月一日，平遥大戏堂著名秧歌演员武玲花和郭忠义（艺名“平遥丑”）带着平遥秧歌《卖高底》和《夸平遥古城》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他们以独有的魅力和独特的演技，经过一关又一关的拼搏，最后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为平遥秧歌和平遥秧歌人赢得了新的喝彩！

干调秧歌据传是先民们在田间劳作时随意编唱的词调发展衍变而来的，是介休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因演唱时无伴奏，只凭演员自身嗓音演唱，故称为干调秧歌，是戏剧中绝无仅有的剧种，其风格豪放粗犷，做戏十分细腻。干调秧歌有街头演出和舞台演出两种。街头演出也叫“踩街秧歌”，经典剧目有《绵山十景》、《绣荷包》、《拜年》等。舞台演出除“折子戏”外，还有《庆顶珠》、《九件衣》、《翠屏山》等大型节目。张壁旧称“秧歌窝子”，百姓喜欢听秧歌、唱秧歌，至今仍有不少能登台演出者。可罕庙戏台就是专为表演干调秧歌而修建的。

不踩街了，就在这里敲打起来，召集观众

榆社土滩秧歌是当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乐,且流传较广的一种民间小戏，同榆社霸王鞭并称浊漳河畔绽开的一对民间艺术奇葩。最早出现于清乾隆四、五十年间，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过去，人们为求岁月平安，风调雨顺，经常聚集在一起，选出头人,自编自唱，把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深情地灌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之后渐渐形成一种随时随地可以表演，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小戏。由于她多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土滩上表演，故名为“土滩秧歌”。

土滩秧歌艺术主题集中，气氛活跃热烈，剧情简单紧凑，语言生动形象，韵律和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词多用七字句或十字句，韵律统一，唱之上口，听之易懂，学之易记，艺术形式独特，表演形式简单，即排即导，易演易唱，既通俗，又红火，适于在农村、田间、街头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到清代中后期，境内广为流传，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均有此演出。土滩秧歌最初只配锣、鼓、钗、钹等简单武场乐器，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梆子戏影响，服饰、扮相、道具、乐器等，都有了较大发展，并且分行当念唱道白，构成了简单的故事情节。表演也从简单的扭、唱、转圈，到随剧情发展固定行当、分生、旦、净、丑等角色，分场结构，扮做唱白齐全，成为一剧一曲的单曲体声腔剧种。

土滩秧歌的剧目起初仅有《春生招亲》、《会仙厅》等为数不多，到清末民初，剧目日增，主要有《王小二赶脚》、《摘花》、《偷南瓜》、 《拐豆腐》、《九龙杯》等50多个剧目。特别是根据清末民初流传在本县农村的一段换亲故事改编而成的《圪麻凹儿打换亲》在本地流传甚广。但后来受现代影视戏曲影响，土滩秧歌几近失传。榆社县文化部门贯彻落实党的文化强县战略，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走访群众，积极抢救和挖掘、整理民间艺术瑰宝，又使《圪麻凹儿打换亲》等小戏重见天日。

《圪麻凹儿打换亲》讲的是68岁高龄的马老汉花10块银元，从河南买回一个17岁黄花姑娘山杏为妻，恰遇17岁的小伙冯林保经媒介绍花钱娶妻，盖头红下却娶回一个53岁的老太婆李俊英。正当同住圪麻凹小店的山杏走投无路悬梁上吊的时候，被好心的李俊英救下并设计换亲，成就了两桩姻缘，被人们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