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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糗事百科app【静心悦读】《想念南京》 二 / 铁佛H2O&静美
和声社总第190期
《想念南京 》二
主播：静美&铁佛H2O
摄影：楊洪建（平台特邀）
《想念南京》为旅美华人谢舒的长篇散文，曾刊登在《雨花》1999年第7期。请听由静美铁佛H2O深情演绎的《想念南京二》。
我在南京是住在城北的，但是对夫子庙却情有独钟。1996年夏天回去探望家人，去过一趟夫子庙。旧迹是历历在目，却是翻新过的旧迹，看看像，看看又不像。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顶编花草帽，每到夏天仍旧戴在头上，马路上经常有老的少的女人停下来，跟我说你这顶草帽真漂亮。我就告诉她们，这是在南京买的。虽然她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南京。
我喜欢南京雨花台的雨花石，到朋友家看到雨花石开口要，看到妈妈收集的雨花石也要。离开南京的时候带了几块石头到纽约，从纽约回去当然还是要再带几块石头才能离开南京。我跟妈妈说我要到雨花台去拣雨花石，拣不到就要买，带回纽约。妈妈看我心诚，且坚，决定跟我一起去。我劝她不要去，因为我去是要蹲在地上找雨花石的，天又那么热。妈妈不表示态度，径自向单位要了一辆车，约了去雨花台的时间。车子穿大街过小巷，我已经不认识了，不停地问妈妈，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十年的功夫，雨花台已经昨是今非的样子了。妈妈跟司机说，请先到烈士纪念馆。我说我是去拣雨花石的，烈士纪念馆我过去去过无数次了，里面烈士的名字我都是倒背如流的。妈妈不听我的，坚持要我去看一看。她说，烈士陵园重新修建了，跟从前不同了，你最好再去看看。
年少的时候，每年清明，学校都组织我们去雨花台。我还记得纪念馆外面那口小池塘，甚至还记得池塘里的数片荷叶。但是眼前的雨花台，却是另一个雨花台了。重新修建后的陵园，有了很宏伟的气概。那块毛泽东题词的“死难烈士万岁”的纪念碑，遥遥地跟对面的纪念馆相望，形成一桥飞架天堑的气势，终于壮烈起来。车子沿着林荫道往纪念馆盘旋而上时，童年和少年时光也跟着盘旋而回到心里。在没有去雨花台的时候，我以为雨花台只是我回忆里的旧事了，这辈子我不会专程去雨花台的。一个在纽约谋生的中国女人，跟雨花台仿佛是两世中的人和事了。
夏天的午后，纪念馆外面十分清净，三三两两的有人买票进馆。票是我去买的，票价跟十多年前比，涨了很多。妈妈并不跟我说她来买，虽然有时我们一道上街，妈妈会说，我来。现在，我身上也有了一些客人的意思。
后来回想，妈妈是刻意让我出这个钱，到雨花台这个钱，必须女儿自己出。
走进寂静的纪念馆，妈妈拄着手杖，小心谨慎地走着，她不要我搀扶，说她行的。妈妈1934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并入党，六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起落她说起来如数家珍，她对牺牲了的先烈有感情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想，如果她认为我这个不是党员的女儿，也怀着跟她一样深厚的感情，未免就太自信了。
其实我是看在母亲的份上，才到了纪念馆。
在沉默中，我把那些熟悉的面容温习了一遍，把那些没有在记忆中消失的遗物再牢靠地记记牢。心中渐生出很多感动，那是小时候参观的时候没有的感动。小时候的感动是英雄主义的感召使然，并没有多少当真的明白，而且那感动有很大的成份是激动，激动是有点一时一事的。现在的感动是明了世事根底的感动，你经历了很多人生，特别是经历了美国的人生，你对生和死便有了比较知根知底的看法。尤其对有人能够明知前面是死，而从容去死，有了沉重的感动，纯洁的敬意。
妈妈带领我走进第七馆，巍巍地朝一张照片走去。那是一张黑白两色的大幅照片，上面一个相当年轻的男人，温和地看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妈妈站定下来，指指照片，说，你看。
烈士姓陈，当年跟我父母在上海，都是地下党的党员，他是领导也是好朋友。后来他被捕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直到文革初期，有人从上海到南京来外调，妈妈受到严格询问。外调的人走了之后，妈妈跟我说起此事，心情激动，她告诉我，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早已牺牲。
这位烈士于1937年，在雨花台被国民党秘密枪决，遗骨被扔进硝镪水融化，年仅27岁。烈士的遗像旁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挂着他生前穿过的西装，非常陈旧了，毛蓝的底色上有着斑斑点点的苍白，不晓得是血迹，还是汗迹，还是沧桑岁月的留痕。60年的风雨过去，妈妈还健在，烈士早已长眠，而我这个游荡在美国的女儿，终于见到了他的遗照。从1966年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到1996年站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了30年。
妈妈说，从前因为没有翔实的材料，无法证明他的确牺牲在雨花台，所以直到前些年，他一些生前的老战友联名给组织写信，才把他正式列入革命烈士纪念馆。
午后的太阳穿过大玻璃窗，静静照进第七馆。在烈士照片和我之间，站着拄了手杖的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的前方是她停止呼吸六十年的战友，母亲的身后是我这个从纽约回去的身穿洋装的女儿。一根时光的无形的线，把两代人连在一起。那真是一个怵然的时刻，是生死叫我怵然，是岁月叫我怵然，也是亲情叫我怵然。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1993年秋天去世的父亲。虽然他活过了抗日战争，活过了解放战争，活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毕竟也已离开我们了。他，这位烈士，还有我的母亲，都是为理想舍得不要自己命的人。他们少小离家，终生革命，死不还家，最后在南京城周围长眠安息。
他们是南京城深处的记忆，不细想就淡了远了，一旦细想，他们即刻清晰站在眼前，凛冽而有力量。
因为他们，南京城对于我才有了比一般的乡情更沉重的感情冲击力。
看雨花台那么多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却个个都生的干脆，死的利落，男的女的一色七尺男儿，千秋雄鬼。我在和平时代生活下来，不知道承担牺牲是什么。到了美国，挣钱就是一切，汽车房子小家庭，于是在自己诸多的弱点中，又多出来些许贪生怕死。到雨花台那种地方去，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告诫。给你一个人生境界，就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就是何须马革裹尸还。
当我们守着雨花台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磅礴的地方。南京的城南，应当为有雨花台这样的地方，再增添一笔杜鹃血红。
妈妈带我去买雨花石。到了那个时候，我的买雨花石便多出几分含义。我的半高跟鞋敲击着石板地，妈妈的手杖也敲击着石板地。我有点伤感，也难受。可是没有告诉妈妈。妈妈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人，20岁不到就跟几个女孩子逃离家乡广东淡水，溯水北上追求革命去了。她是一个职业革命者，轻易不动感情。即使在我们与爸爸永别的前夕，她送我回纽约，我都落泪了，妈妈却只是抱了抱我，转身走回家院。虽然我知道，她当时是多么地心如刀绞。
我的感动是回到纽约之后，才写信告诉她的。妈妈回信说，你能这样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妈妈可能认为，我在纽约生活，恐怕不免会成为贪图钱财，不爱祖国的人。
在卖雨花石的摊位前，妈妈开玩笑地跟我说，你穿这种衣服，人家一定要让你出大价钱的。果然，卖雨花石的女人把各种她认为是珍品的雨花石拿出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枚蛋清底色的石头，上面有一个深青颜色的小蘑菇人，低着头在走路。要价一百二十元。司机说她这是在骗钱。卖主说：骗钱？你天底下找遍肯定找不到个蘑菇人的，120？120我还是客气呢，小姐你是从外国过来的吧？探亲啰？对到南京来探亲的人，我是讲做生意的品性的，让人家对我们南京留个好印象嘛。
因为先生做新鲜菇类产品生意，所以碰上一个蘑菇人雨花石，真使我觉得是天意。我买下了那颗雨花石。生意做到现在，从来不赔钱。我总想，是不是雨花台的蘑菇人雨花石的保佑呢？卖石头的女人是对的，走遍全中国，你肯定找不到一块石头上有个走路的小蘑菇人。南京的风水始终保佑着我们这单独飘落在外的一家人。
《想念南京》篇幅很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拉动下面的滑杆继续欣赏。
（向上滑动启阅）
在纽约十多年，感慨和感伤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想念南京。
从前，也知道从外地想念南京什么滋味，比如插队的时候。但毕竟不是那么山高水远，毕竟不算漂流在外。由于不能说买张机票就买张机票回南京，因此这从纽约对南京的想念，便逐渐沉淀为类似固体的东西，成为人体脏器的一部分，跟其他所有的脏器协同运作，而使生命延续，感情涨落，思绪更新。
我们南京人，在书面上历来口碑很好。每有文章，必提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少画坛圣手书界大师；必提此城曾是六朝古都，虎踞龙盘江山多娇。真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紫气东来。
但是我们南京人，在旁人的嘴上却不怎么样。通常，外地人说到南京，不过说南京这个地方蛮好的，马路上的林荫道最是好，可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热的时候没有上海的海风，冷的时候又不发烧煤费，长江以北才有，所以只好干熬。见多识广的人，最多加上一句，听说你们南京的板鸭和大萝卜很好吃。那口气却是没有多少敬意的，“板鸭和大萝卜”，不管字面上看，还是口头上说，都不那么文雅。而且，旁人还会说，南京人不会穿衣服，不管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比不上上海北京广州那样的大城市。所以，我们这个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听来就落到一个其实不怎样的地步了。
还有呢，南京话也不是那么好听，它没有吴侬软语中的叮呤当啷和如胶似漆，也没有北方语系中的抑扬顿挫和气吞山河，就连四川话都差点被当作国语来普及的。
南京话的缺乏气魄，缺乏表达力，大约是因为入声很多，几乎每句话收尾的时候都是入声收，气势全被吃掉。听人说过，文革的时候，在外地办联络站，各方红卫兵往来不绝，就数南京话最难听。
我在上海跟王品素老师学唱歌的时候，她就总是说我唱歌的发声位置低，是不是跟南京人说话位置低有关？“你们不用头声是吗？”她问。
其实，我说的还不是道地的南京方言，我说的是南京官话，或者说南京普通话，也叫城北南京话。不想也一样位置低。我私底下试着用普通话和南京话说一句同样的话“我说话位置低吗”，如此重复几遍，果然是不一样的。南京话说到尾子上，就被自己吞下去了。所以不少南京女孩说起话来，就十分显老，不妖，不媚。
南京人出国留洋的，这些年来，似乎也没有在国外给南京挣出什么大头脸来。我们没有《南京人在纽约》，没有《南京人在巴黎》，没有《南京人在东京》一类的影视剧和小说。南京人到了海外似乎就是谋生，挣一碗饭吃，养家糊口而已。没有北京人上海人那样有声有色。
南京人待人也不是响刮刮的，不是见面熟，不是自来熟，不会碰上就抱拳叩首，飞流直下。也不会见了一次面分手时就说：有事说一声，咱们哥们谁对谁呀！我们南京人是温吞水，见面平平地说声好，好也是慢慢地好，绝不三言两语之后就称兄道弟拔刀相助。而一旦好了又翻了，也不会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闹他个天翻地覆。南京人就是这样不死不活，不冷不热的性子，没有丰富的性格色彩。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凡是在文坛上站稳脚跟的，都没有我们南京人。我们南京人，只在曹雪芹笔下顾盼神飞过。
总之，像是庸常得很。
翻去年从南京带回来的期刊《钟山》，在1997年的第三期上，看到叶兆言的散文《城南 城北》，赫然心潮便逐节高起来。
我们南京人，是不鸣则已，一鸣便冲天，便惊人。
你要是看到好小说，妙文章，就知道我们南京这把刀刃能切什么样的骨头了。我们南京，给中国和世界赠送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作家队伍，个个名字都是掷地有声的。我们南京的作家轻轻咳嗽一声，地球的耳朵也听得见。
叶兆言的《城南 城北》给了我一个脊背，让我在这个脊背上攀上去，从遥远的纽约了望我的故乡南京。
南京的城南，以秦淮河和夫子庙为中轴而成文，而成戏。那里给人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的拥挤，她的嘈杂。要想体验沧海一粟的渺小，到一趟夫子庙就最好。
离开南京之前的那个春节，带着小儿子到夫子庙的夜市，想看灯会。儿子是抱在手上的，因为拥挤而格外沉重。那拥挤用一步动半寸来形容是一点不过份的。周围都是我们南京人，说的是南京方言，方言里是我们南京的人和事。那种挤法，当时很煞风景，煞逛灯市的景，现在回想起来，是亲切，是有热闹大家享受的意思。总之，是自己人。跟纽约是不一样的。在纽约，不管什么拥挤的地方，你都千万不要挤了别人碰了别人，别人的身体是金枝玉叶，碰不得的。不管到哪里，最要紧的是管住自己的平衡，万万不要撞了他人。弄得好被赠送一个白眼，你连忙要说“对不起”，弄不好被斥责辱骂，败坏了你一天的情绪。再拥挤你都要尽量不挤到别人，这里有种族仇恨，有等级差别，有性骚扰，有精神损害，样样都是可以告你的。
南京就不一样了，你我的城市你我一道挤，挤是你我的日子，坏不到哪里去的。
我在纽约住的这栋公寓，一共二十户人家，三家中国人。一楼的徐家从台湾来，没有交往，难得见面只说一声“嗨”。二楼曹家，竟是南京人，从前就住夫子庙。见面凭白地就感到亲切。曹先生告诉我，他从前在南京铁路局工作，到美国是因为妻子移民过来，只好随着来了，其实是不想来的。他笑笑，很憨厚。曹先生说的是城南话，但是口音不是那么重，也许跟他长年在地处城北的铁路局工作有关。曹太太个子小小的，笑起来像一尊笑菩萨。
一次下楼，正好碰到她，她也上班，我们同路。跟曹太太同路，听到了不折不扣的城南话。曹太太说，我们嘛，之前住的夫子庙，热闹呢，什么小吃都有，现在嘛，那个房子拆得了，照我们从前的面积，能分到一个中套，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也不差。她说着，脸上出现一种神往的表情。我问她分到房子怎么办，她说，恐怕要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办，让给亲戚住总之不太好，日后我们回去过晚年呢。
曹太太问我从前住哪里。我说赤壁路，她不晓得；再说西康路，还是不晓得；那么抬出江苏路，还是一个没有数。最后试试山西路，总算有了一点名堂。正像叶兆言说的，颐和路西康路林隐路牯岭路，那一带对于不熟悉的人，诚如迷宫。曹太太问我，听说你给番人做事，阿是啊？纽约这么些年，中国人凡说起美国人，不外讲“老外”“老美”。像曹太太说番人，还是头一个。我没有查过，城南的南京人说外国人，是不是就是说番人。但是曹太太就是这样问我的，于是我说，是啊，是给番人做事。曹太太感叹了，说，不是嘛，还是你们好，会说洋话，我们没得语言，只得在衣厂做事。我问她衣厂挣钱好不好。她说，计件工资，快就多两个，慢就少两个，所以嘛，经常加班，多挣一得儿。曹太太一句一句的城南话，连成一个思乡的故事。她说她也是不想到美国，但是儿子在美国日后有好得儿的奔头了，她嘛，老了以后还是要想回南京，回南京还住夫子庙。“之前我就在夫子庙的百货商场卖洋糖。”曹太太还是笑咪咪地说，脸上还是一幅神往的表情。
偶然上下楼在楼梯上或者门口或者路上碰到曹太太，我们都笑咪咪地跟对方打招呼，虽然也是简单，到底那简单不一样了，是有了不少老乡亲的情意在里面，我们就不说“嗨”，也不说“哈罗”，我们用南京话说“上班啦？”“下班啦？”
曹家住二楼，我家住五楼。晚上下班经过曹家，常闻到门缝里飘出来的烧菜气味。当然是不知道烧的什么，但是闻上去就是从前在南京常常吃的五香茶叶蛋啊，煎咸鱼啊，霉干菜红烧肉啊，真是走到那里不禁就放慢了脚步。那菜香里面有整个南京城呢。
我在南京是住在城北的，但是对夫子庙却情有独钟。1996年夏天回去探望家人，去过一趟夫子庙。旧迹是历历在目，却是翻新过的旧迹，看看像，看看又不像。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顶编花草帽，每到夏天仍旧戴在头上，马路上经常有老的少的女人停下来，跟我说你这顶草帽真漂亮。我就告诉她们，这是在南京买的。虽然她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南京。
我喜欢南京雨花台的雨花石，到朋友家看到雨花石开口要，看到妈妈收集的雨花石也要。离开南京的时候带了几块石头到纽约，从纽约回去当然还是要再带几块石头才能离开南京。我跟妈妈说我要到雨花台去拣雨花石，拣不到就要买，带回纽约。妈妈看我心诚，且坚，决定跟我一起去。我劝她不要去，因为我去是要蹲在地上找雨花石的，天又那么热。妈妈不表示态度，径自向单位要了一辆车，约了去雨花台的时间。车子穿大街过小巷，我已经不认识了，不停地问妈妈，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十年的功夫，雨花台已经昨是今非的样子了。妈妈跟司机说，请先到烈士纪念馆。我说我是去拣雨花石的，烈士纪念馆我过去去过无数次了，里面烈士的名字我都是倒背如流的。妈妈不听我的，坚持要我去看一看。她说，烈士陵园重新修建了，跟从前不同了，你最好再去看看。
年少的时候，每年清明，学校都组织我们去雨花台。我还记得纪念馆外面那口小池塘，甚至还记得池塘里的数片荷叶。但是眼前的雨花台，却是另一个雨花台了。重新修建后的陵园，有了很宏伟的气概。那块毛泽东题词的“死难烈士万岁”的纪念碑，遥遥地跟对面的纪念馆相望，形成一桥飞架天堑的气势，终于壮烈起来。车子沿着林荫道往纪念馆盘旋而上时，童年和少年时光也跟着盘旋而回到心里。在没有去雨花台的时候，我以为雨花台只是我回忆里的旧事了，这辈子我不会专程去雨花台的。一个在纽约谋生的中国女人，跟雨花台仿佛是两世中的人和事了。
夏天的午后，纪念馆外面十分清净，三三两两的有人买票进馆。票是我去买的，票价跟十多年前比，涨了很多。妈妈并不跟我说她来买，虽然有时我们一道上街，妈妈会说，我来。现在，我身上也有了一些客人的意思。
后来回想，妈妈是刻意让我出这个钱，到雨花台这个钱，必须女儿自己出。
走进寂静的纪念馆，妈妈拄着手杖，小心谨慎地走着，她不要我搀扶，说她行的。妈妈1934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并入党，六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起落她说起来如数家珍，她对牺牲了的先烈有感情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想，如果她认为我这个不是党员的女儿，也怀着跟她一样深厚的感情，未免就太自信了。
其实我是看在母亲的份上，才到了纪念馆。
在沉默中，我把那些熟悉的面容温习了一遍，把那些没有在记忆中消失的遗物再牢靠地记记牢。心中渐生出很多感动，那是小时候参观的时候没有的感动。小时候的感动是英雄主义的感召使然，并没有多少当真的明白，而且那感动有很大的成份是激动，激动是有点一时一事的。现在的感动是明了世事根底的感动，你经历了很多人生，特别是经历了美国的人生，你对生和死便有了比较知根知底的看法。尤其对有人能够明知前面是死，而从容去死，有了沉重的感动，纯洁的敬意。
妈妈带领我走进第七馆，巍巍地朝一张照片走去。那是一张黑白两色的大幅照片，上面一个相当年轻的男人，温和地看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妈妈站定下来，指指照片，说，你看。
烈士姓陈，当年跟我父母在上海，都是地下党的党员，他是领导也是好朋友。后来他来被捕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直到文革初期，有人从上海到南京来外调，妈妈受到严格询问。外调的人走了之后，妈妈跟我说起此事，心情激动，她告诉我，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位同志早已牺牲。
这位烈士于1937年，在雨花台被国民党秘密枪决，遗骨被扔进硝镪水融化，年仅27岁。烈士的遗像旁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挂着他生前穿过的西装，非常陈旧了，毛蓝的底色上有着斑斑点点的苍白，不晓得是血迹，还是汗迹，还是沧桑岁月的留痕。60年的风雨过去，妈妈还健在，烈士早已长眠，而我这个游荡在美国的女儿，终于见到了他的遗照。从1966年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到1996年站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了30年。
妈妈说，从前因为没有翔实的材料，无法证明他的确牺牲在雨花台，所以直到前些年，他一些生前的老战友联名给组织写信，才把他正式列入革命烈士纪念馆。
午后的太阳穿过大玻璃窗，静静照进第七馆。在烈士照片和我之间，站着拄了手杖的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的前方是她停止呼吸六十年的战友，母亲的身后是我这个从纽约回去的身穿洋装的女儿。一根时光的无形的线，把两代人连在一起。那真是一个怵然的时刻，是生死叫我怵然，是岁月叫我怵然，也是亲情叫我怵然。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1993年秋天去世的父亲。虽然他活过了抗日战争，活过了解放战争，活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毕竟也已离开我们了。他，这位烈士，还有我的母亲，都是为理想舍得不要自己命的人。他们少小离家，终生革命，死不还家，最后在南京城周围长眠安息。
他们是南京城深处的记忆，不细想就淡了远了，一旦细想，他们即刻清晰站在眼前，凛冽而有力量。
因为他们，南京城对于我才有了比一般的乡情更沉重的感情冲击力。
看雨花台那么多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却个个都生的干脆，死的利落，男的女的一色七尺男儿，千秋雄鬼。我在和平时代生活下来，不知道承担牺牲是什么。到了美国，挣钱就是一切，汽车房子小家庭，于是在自己诸多的弱点中，又多出来些许贪生怕死。到雨花台那种地方去，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告诫。给你一个人生境界，就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就是何须马革裹尸还。
当我们守着雨花台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磅礴的地方。南京的城南，应当为有雨花台这样的地方，再增添一笔杜鹃血红。
妈妈带我去买雨花石。到了那个时候，我的买雨花石便多出几分含义。
我的半高跟鞋敲击着石板地，妈妈的手杖也敲击着石板地。我有点伤感，也难受。可是没有告诉妈妈。妈妈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人，20岁不到就跟几个女孩子逃离家乡广东淡水，溯水北上追求革命去了。她是一个职业革命者，轻易不动感情。即使在我们与爸爸永别的前夕，她送我回纽约，我都落泪了，妈妈却只是抱了抱我，转身走回家院。虽然我知道，她当时是多么地心如刀绞。
我的感动是回到纽约之后，才写信告诉她的。妈妈回信说，你能这样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妈妈可能认为，我在纽约生活，恐怕不免会成为贪图钱财，不爱祖国的人。
在卖雨花石的摊位前，妈妈开玩笑地跟我说，你穿这种衣服，人家一定要让你出大价钱的。果然，卖雨花石的女人把各种她认为是珍品的雨花石拿出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枚蛋清底色的石头，上面有一个深青颜色的小蘑菇人，低着头在走路。要价一百二十元。司机说她这是在骗钱。卖主说：骗钱？你天底下找遍肯定找不到个蘑菇人的，120？120我还是客气呢，小姐你是从外国过来的吧？探亲啰？对到南京来探亲的人，我是讲做生意的品性的，让人家对我们南京留个好印象嘛。
因为先生做新鲜菇类产品生意，所以碰上一个蘑菇人雨花石，真使我觉得是天意。我买下了那颗雨花石。生意做到现在，从来不赔钱。我总想，是不是雨花台的蘑菇人雨花石的保佑呢？卖石头的女人是对的，走遍全中国，你肯定找不到一块石头上有个走路的小蘑菇人。南京的风水始终保佑着我们这单独飘落在外的一家人。
《城南 城北》中写到当年秦淮河一带的娼妓史，写得很客观也很有人情味道。娼妓其实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上等的不算真的娼妓，多半献艺不献身，若献，献给一个男人，一个相爱的男人，且都是些能歌善舞、懂得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相当有品味有美名。李香君就是一个。
1992年夏天，那是我离开南京六年之后第一次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朋友萧先生和他的夫人正玉请我到夫子庙的湘君故居吃晚饭。哥哥跟我们约好了在湘君故居旁边的一座小桥上碰头。那桥下就是秦淮河了，河面上飘着树枝纸片还有饮料罐头，一条在字里行间如情似梦的秦淮河如此不干净。不干净不要紧，对我来说，她是南京城南的一条生命河，是从历史上流下来的，有名有姓的河啊。
湘君故居的空调那天坏了，楼内淤积着炎热。大厅里只有一张桌子，桌子靠窗，窗外是秦淮河。听不见水声，更没有桨声灯影、笙歌燕舞。只是感到很热。从前的夫子庙，到了夏天总是这么热的，李香君们怎么跟中意的儿郎爱恋呢？
接待我们的一位小姐打开一个立式风扇，风便徐徐吹来。那小姐很漂亮，走路说话都很得体，个子细长，明眸皓齿，端茶上菜手指都放得很是地方，杯起碗落轻如鸿毛。她虽然说的不是城南话，但听得出是南京人，她的南京话中间有城北口音，因而不是那么老气。女孩聪明，一看便知道我是主客，上菜上茶我都是第一。我每说谢谢，她都轻声说，不谢。十分好听。
那是很罕见的一次，使我觉得我们南京话，也是能够把情意表达得得体而优美的。饭吃完了，女孩把桌子收拾干净，再上四杯南京花茶，清香四溢。未及端茶，她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走到桌边，说，我给你们唱一支歌，请点。都让我点，我却点不出。我是在革命年代里长大起来的人，歌是只晓得革命的歌，轻歌曼舞的东西很难接近了。于是，我听到了一首由陈琳唱红的歌，虽然知道是陈琳唱的，但是不知道名字，也不很知道歌词，只是熟悉那曲调。女孩袅袅地唱着，很多的乡思乡情从她的歌喉里走出来。很奇怪，她也像是有着很多的思乡之情，把我的眼泪都唱掉下来了。
饭钱是作东的朋友付的。我有些不安，觉得除了付应当付的钱，还应当付一点什么东西。我问他们，能不能付一些小费。这是美国的消费习惯，但是我不能贸然在南京也随手给小费，我怕女孩不高兴。萧先生说，没有关系，你给吧。我问给多少说得过去呢？50元可以了吧。那么我给了100元，因为还有后面照应我们的人呢。女孩落落大方，先说，你太客气了，然后拿下了，说，谢谢小姐。
那可是我们南京的姑娘，水灵灵的国色天香。李香君在世，大约也不过如此。
至今想来，还是很怀念那个女孩子，我觉得自己吃完了饭听完了歌，给小费，有点排场的味道。但在当时的场合下，我又没有别的办法对她表示感谢和欣赏。这篇《想念南京》算是我对她的正式的感谢吧，如果她能看到这篇文章的话。
仍旧记得我们上二楼看李香君和侯朝宗同居的房间。一间临秦淮河的大房间是主卧室，介绍人说，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产生爱情的。门口迎面放着一把放大了的桃花扇，上面画着不生动的桃花，跟小说《桃花扇》里面描写的那把溅了鲜血的桃花扇是两码事。那么热，真是难以想象在那么热的地方有情有爱，而李香君她们的衣领是封得很高很密的。要是现在， 这二楼少说也要安装四个空调才能开口聊天。
但就是在这个夏天热的不能喘气的地方，李香君开始了壮烈的爱情大悲剧，后来她因看到侯朝宗梳着满清人的大辫子去庙里看她，愤而断情，撕碎染血的桃花扇，留下千古绝唱。
我对所知道的南京夫子庙的娼妓业，多少因为有李香君李师师那样有情操的青楼女子，而不特别反感。
我家阿姨离开我们家以后，住进了水西门的木屐巷。当兵时，有时周末到那里去，一是看她们一家，二是想念阿姨烧的菜，在木屐巷进进出出的。那是一个有好几进的大杂院，在那里我看过一个真做过妓女的女人。阿姨告诉我，前面那家的女主人，解放前当过妓女。那女人穿着保姆蓝的衣服，二道毛，走进走出，在公用的穿堂屋里搛煤球续炉火，端大铁锅起油炒菜，一口南京城南腔，唰唰刮刮的。平平常常的一个家庭主妇，和卖身谋生的妓女没有关系，总之我是看不出。我家阿姨也说，她人很不错的。那时我真弄不清怎么样才能把那个女人跟以卖笑为生的女人连在一道。
在法国，现在妓女业已经成为合法行业，她们向政府注册，纳税，还组织工会，但是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定期进行卫生检查。当然这是法国，是在欧洲，西方国家。她们怎么操作妓女业，难以想象。更难以想象的是，如果南京夫子庙合法恢复娼妓业？
城南不是我长大的地方，但是在纽约，但凡说到南京，想到南京，没有夫子庙，没有秦淮河，便不成方圆。年少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常到城南，那地方说起来是穷街陋巷，俚俗寒伧，但就是比城北厚道。
城南是个众志成城的地方。因为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好争的，而能够汇成大海。城北却各自为阵。因为各人有各人的戏台，各人要唱自己的戏份，又要奔各自的前程，而不能不分清你我他的区别。
城北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不由得就会乘上汽车到城南，那里有通往安徽的铁路，有通往菊花台的公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他走他的阳关道；你渴了花一分钱买一大碗茶，没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喝水？你饿了花一毛钱可以买五块油炸豆腐干，放上汤水跟豆芽一起煮，那么好吃，也没有人呵斥你，有什么资格吃饭？总之城南是安慰人心的，特别在你的心很苦的时候。
人都是穷人、贫民、普通的南京人，你往他们中间一藏，也成为普通的南京人，普通人会互相掩护、保护、爱护。
城北虽是政府重地，却最好不要去说它，说也是说不清楚的。 不过看了叶兆言追溯了城北曾经荒凉的那一段，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到并且还记得的荒凉景象。说荒凉，其实也不是荒无人烟的那种，不过跟现在比，是跟荒凉很接近的。
上小学时，班上有个姓李的女孩子，长得很好看，成绩也好，是班长，大眼睛，直鼻梁，橄榄脸蛋。我跟她是好朋友。我住的地方离她住的地方相当近，但却是天上人间那种感觉。她住在宁夏路进去不远的地方，向左拐弯，一个小山坡，都是菜地，很少人家。她的家在山坡顶上，草房，泥墙。家里非常整洁，是很会过日子的人调理出来的样子。女孩子没有父母，是爷爷奶奶抚养着三个孙女。我们都不知道她们的父母到哪里去了，她们也不说。三个孙女都是长得有模有样的，连衣裤上的补丁也是有模有样的。女孩的爷爷种菜，奶奶管家，日子清苦得很。她们门前是一畦一畦的菜地，还种了栀子花。栀子花散发出清香，在栀子花盛开的时候，我的朋友的衣服扣子上总别着一条。
到了文革后期，才从她那里知道，她们的父母早年离开她们，到了香港，经常给老头老太寄钱，养活三个女儿。所以她们对外界说话非常谨慎。再后来，我就找不到姓李的同学了。听说她的奶奶去世后，爷爷带着三个女孩去了香港。
文革开始不久，爸爸被红卫兵赶出家门以后，独自一人住在马鞍山集体宿舍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那个住处冬天很冷，一扇玻璃窗户被小孩子用石头砸碎了，一直没有配，只是用报纸糊了一下。电线也坏了，爸爸一直是用蜡烛的。我们去看他，总是戴着大口罩，贴着墙根走，不想被人认出来。我们手里拎着篮子，里面装着给他烧的一些菜，还有他需要的一些简单的日用品。那时候，我是很讨厌山西路到江苏路那一带地方的，因为街灯太亮，因为马路太宽阔。我总是盼着早点到宁夏路。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人迹的地方，路两旁三三两两的农舍，小窗子里幽然亮着瓦数很低的电灯，而且熄灭得很早。几乎是没有路灯的，全靠着月色照明。虽然路面不整，我也还是讨厌月亮，希望探望爸爸的那个夜晚跟人生一样黑暗。如果起风了，下雨了，落雪了，真是满怀欣喜，撑开雨伞，摘下口罩，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宁夏路变成了避难所。
爸爸在马鞍山的那些日子里，如果不是两个善良的老太太，他的日子将艰辛很多很多。那两个老太太，她们的儿子分别是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儿，但是她们是不问的，她们觉得门里边那个孤独的老头很可怜，要什么没有什么。于是她们跟他说，不要紧，我们会帮助你的，缺什么跟我们说一声。她们帮他生炉子，烧开水，买菜的时候帮他顺带一把，她们烧了菜也给他盛上一点，看到他总跟他说两句话安慰他。她们的儿子，装作看不见，他们能对自己的母亲怎么样呢？很多年以后，爸爸又有日子过的时候，带了礼物回去看望那两个老太太，三人谈笑风生，回想当年。爸爸说，没有她们，我真不知会怎么样啊。
那也是我们南京人的情和意。
已经很遥远了。
现在的宁夏路，四周有了很多新盖的房子，仍旧是省级机关干部云居的地方，人气很旺。你自由地在那里走动，即便家里有什么人出了点麻烦，也不用戴口罩以避人耳目，你尽可以在红日煌煌的大白天坦着你的脸。
株连九族的厄运，渐去渐远了。
去年冬天回南京，经常到宁夏路一带去，那里有不少小店小铺子，就连地上都铺着出售的商品。家里菜不够，出门就到了宁夏路，熟菜店有好几家，卖的东西差不多，卤鸭、五香牛肉、熏鱼，还有烧鹅，还能买到新鲜的糕点，刚烤出来的烧饼、五香花生米。修表的、卖皮鞋的，美国香烟、可口可乐，小型超市，理发美容，红色的出租车在那里频繁过往，都是我走之前没有的。
有小贩在那里卖蔬菜，他们跟江苏路上的大型农贸市场不形成对峙，由于方便，他们的东西很快就能脱手。有一天傍晚我跟姐姐到那里去买熟菜，正下着大雨，碰到一个农人在卖青菜和芹菜，抓在手上冰冷的，买的人和卖的人身上都落到了雨，大家动作都是飞快的，赶紧买了走路。我也抓一把青菜，抓一把芹菜，还别着头跟姐姐开玩笑，说：你把伞朝我身上挪一挪，不要光顾着菜了！那种买菜，有一种在美国的大超市永远也得不到的情趣，就是常说的野趣。
那是我离开南京12年来第一次回南京过春节，也是12年来第一次在南京过冬天，所以心里有不少惊讶。快到春节的时候，看到路口张贴着一个告示，说省委33号（西康路33号），从前曾是美国领事馆的地方，举办新春舞会，每票2元。告示前头，有一个老头卖花和盆景。那么冷的天，天天坐在户外，也不着急的样子。卖海棠花，卖金桔，卖文竹，还卖一种叫“天草冬”的植物。我问老人是不是叫错了，该是“天冬草”吧。老人说，不，是天草冬。
美哉“天草冬”，我们南京的天草冬。
从前，在那一带走来走去，认识的人很多，从老到小，有男有女。现在多数是生人了，当然我对他们来说，也是生人。每到放学的时候，那里简直就是自行车的世界，都是中学生，沉着地在车流里逶迤穿行。这就好比在纽约的曼哈顿，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四排车道上飞驰，开车的不怕压着人，走路的不怕被压死。曾经僻静的颐和路、西康路一带，失去了僻静。但跟城南比还算不闹。
叶兆言说，城北曾有“一景”—军人子弟，似乎已被时光融化了。现在的中学生们穿的都是市面上比较有品牌的衣服，再没有人上面是便衣，下面是旧军裤了，从前那么红极一时的行头，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好像小人书上画出来的，随着时光的去而不返，褪色了。
从前，颐和路一带住着很多军人，有些级别相当高，从少将到中将甚至上将。他们的子女跟一般人家的孩子都不说话，连地方干部的孩子，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不管他们父母的级别有多高。那里面的等级观点非常微妙，也不可动摇。那些军干子弟，大多数外貌都长得相当好，男孩子都是英气勃勃的，而女孩子中有非常好看的，亭亭玉立的身材，五官端正的面容，带着高傲的表情。而且，在当时的中学，女同学在夏天多数穿长裤，就是穿裙子也是半截裙，不像军人的女儿敢于穿连衫裙，还扎着腰带，因此显出苗条的腰身。她们形成了城北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外表和内心的。虽然他们的普通话是不标准的普通话，至少他们有资格说，学校里只有他们才能说普通话。我那时候也想改口说普通话，自己认为能够说得很标准，但终因不是军人子弟，害怕同学侧目，始终说城北南京话，直到自己成为军人，才名正言顺地开始说普通话。
很多年过去之后，到了美国，碰到我们南京人，倒反而不说普通话了，还是南京话说起来方便表达自己。
1992年回去，我们中学时代的同学开了一个同学会。真是“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个感受。令我吃惊的是，前去的同学中，就是没有当年的军干子弟。
我猜测是不是有人军衔很高，身不由己。但是得到的消息是，并没有哪个军人子弟像父辈那样有彪炳显赫的业绩。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多不知道，要知道也只是传闻。他们从前跟其他成份的子弟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至今仍旧是鸡犬之声相闻。
前年回南京，一个在香港和福建都有丰厚产业的朋友专程赶回南京，跟我相聚。我们彻夜长谈，谈便不免谈到南京留给我们心上的伤痕。朋友说，有时候真是恨南京，想想心里就难过，发誓再也不来南京了，可是还是来了，就为看看你这个朋友。
那朋友已是中年，却风采依旧，商场上拼杀多年，女人气仍旧十足。恨是恨南京的，南京却也让她放不下的，我这个做朋友的就是南京的一部分。可见我们南京人一旦做成朋友，是叫人怀念的。
我们南京人交朋友，多有“淡如水”的品性，可是这“淡”里面，却有着如胶似漆的浓郁。不会说好就好，说恼就恼，我们总能按住自己的性子，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再动。这是不是也因为南京曾经是很多朝代的京城，是个大官场，于是，我们南京人多多少少也受到官场气息的影响，懂得一些做人的尺度和韬晦？
《红楼梦》中那个最懂得做人的薛宝钗就是我们南京人氏。她知疼知好，不耍小性子，顾全大局，能忍能受，有涵养，我就觉得她比林黛玉好。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有什么不好？曹雪芹描写这个金陵十二钗中的一钗时，不会无意中把她安排为南京人吧？
在纽约，有很多同乡会，好像没有南京同乡会。
三年前，一个南京来的朋友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饭局，庆祝感恩节。美国人在家吃火鸡的时候，我们这群南京人如约前往“凤阳老店”吃饭。多数人都是不认识的，但是那个组织者说，不要紧，大家见个面，认识认识，日后在纽约这个码头上，互相有个照应。
我们是在二楼的包厢里吃的饭，两张大圆桌，坐着二十来人。前去吃饭的，一色说着南京话。我们紧紧地挤坐在一起，点头微笑打招呼，品茶，喝啤酒，开玩笑。心里蛮踏实的。
我记得，他们把一个姓吕的男人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来来来，这是老吕，我们这块码头上的老大。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先拜了老大再说，请他多关照。老大很客气，说瞎讲瞎讲，混得不好。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老大的。
菜上来的时候，组织者老于站起来说，来来来，大家介绍介绍自己。一圈下来，所有的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在南京时是做什么的，没有一个人讲在纽约是做什么的。有人从前在南艺工作，举办过个人画展；有人是体育运动员，健将级别；有人是“我军军官”，差点授衔为中校；有人是英语老师，没到美国之前英语就是顶呱呱的；有人在电视台工作，要是不到美国就能当上导演了；还有人演过电影呢。演电影的那个女人很漂亮，穿的是红绸缎的袄子，风姿绰约，南京话在她嘴皮上是刷刮啦脆，大家都盯着她看。我们互相打听，她演的是什么电影。没有人能答的上来。也就算了。
席间，那个年迈的老侍应生周到地给我们上茶上酒上菜，一边上一边说，少喝一得儿，少喝一得儿，都要开车的。老于一听，一把抓住他的袖子，说先生哪里人？老先生反过来问，你们是不是南京来的？老于眼睛红红地说，这块全是南京人，全是南京人，你啊是南京人？老先生说，不瞒你说，我还就是个南京人。老于把声音提高了问，有这样的事情啊？连你都是南京人？哪块的？从前住哪块？老先生说，早了，我1949年前就不在南京了，从前住的汉中门一带，汉中门知道吧？老于说，你开什么玩笑？汉中门还有不晓得的，在座的哪个不晓得汉中门？
大家就笑，虽然去没去过很难说，不过我们都是知道汉中门，中华门，挹江门和光华门的。老于又问，你有很多年没得回南京了吧？老先生说，很久了，先前有点害怕回去，现在想回去望望，老了。老于问他家里还有没有人了，说是有也不多了，都老了，小的又不认识，但是还是要回去的。
老于抓起一瓶“青岛啤酒”，说来来来，都是南京人，干一杯！都起来，妈了个X，干得了！
我们哈哈大笑着站起来，跟老南京干了一杯。老先生说，客气了，客气了，还是你们有出息，日后不要跟我一样端盘子。大家嘻嘻哈哈地，说都没得出息，都没得出息，端不端盘子都是赚钱。啊是啊？
在场的人没有人想知道当年老侍应生是怎么离开南京的，为什么离开南京，后来从什么地方辗转来到纽约。到了纽约，只要是南京人，都是老乡。50年前的南京人，跟50年后的南京人，都是一个根底上的人。
我出生在无锡，两岁跟随父母到南京。先后住过这些地方：四条巷，傅厚岗，赤壁路，湖北路，赤壁路。因为实在小，对四条巷和傅厚岗的记忆几近消失。只有一些散碎的片段还在。
在湖北路和第二个赤壁路之间，差点有个三条巷。差一点的意思是本来说好要搬进去的，结果没有搬进去。那还是文革中间的事情了，虽然久远，却依旧记得细节。因为爸爸是南京头一个登报批判的分子，就被赶出了赤壁路，诺大的一个家在一小时之内搬出去。当时我在北京，准备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接见，没有亲历仓皇出逃。从北京回到南京，家就已经在湖北路了。爸爸被赶到现在马鞍山一带的小屋，单独一个人开始了他孤寂的生活。我们几个孩子跟母亲住在湖北路。因为母亲的级别也比较高，组织上觉得她应该住好一些宽敞一些的房子，于是安排了一个地处三条巷的地方，叫我们先去看看，要是行，就搬过去。
三条巷就在湖北路的对面，很近。房子很大，院子也很大，从前大约是什么官家住的，那个时候已经被好几家人家分掉了。我们分到二楼两间房子，还有四楼阁楼的两小间房子。于是我们欣喜万分。一楼的一个邻居看到我和我姐姐，就来打招呼，问我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姓什么。我们老老实实告诉了她。她什么话都没有讲，就走开了。下次，我们带了抹布和扫帚去打扫卫生，看到二楼的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XX，你休想把这里当成防空洞！
我们回到家里，跟妈妈说，那个地方不去了。妈妈难受得很，问我们，那么住在哪里呢？当时，我们对面的姓陆的人家搬走了，搬到原来一个大官的房子里去了，还有别的人家也住进去，填满了那栋硕大的洋房。而我们对面就空了，没有人愿意搬来与我们为邻。我们想搬到三条巷，原本是想避开遭人嫌弃的命运的，结果两头都遭人嫌弃。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陆家的小儿子跑来了，兴冲冲地跟我们讲，我们不喜欢住那个地方，没得意思，空荡荡的，我妈讲我们搬回来，还跟你们做邻居。
我们在湖北路一住就是很多年，直到爸爸妈妈从北京回到南京，重回赤壁路。而我的哥嫂还在湖北路住着，陆家的人跟他们还是邻居，一直相处得如同亲人。去年，那栋陈旧不堪的房子终于要拆迁了，嫂子来信说，我们家和他们家，所有能够前往的人都在湖北路聚了一次，说了很多关于当年的话，依依不舍。现在，湖北路一号已经夷为平地。但是陆家人在极为困厄的时候对我们的不嫌弃，却是再也不会被夷为平地的。
每想起南京，想起我走过的大街小巷，湖北路是一条我永远也不想走到头的路。
中山门在城东。
两年前回南京，在黎明的昏蒙中再过中山门，觉得不是中山门了。门外的道路整个拓开了，通往不知道哪里，去到卫岗的上坡路也变的平缓些了。只有城门还是老样子，但城门内两边的土坡没有了，过去到春天长满迎春花，翅膀似的伸展开来，凌空飞扬。
这座扼守南京东面的城门和城墙，载满了我少年和青春年代的足迹。热衷革命的人在革命的时候，我和少年朋友们没事儿就徒步从湖北路一直走到中山陵，在那片树大草深的地方爬山、爬树、翻城墙，无限的精力全靠这不知疲倦的走路和唱歌发泄，家变带来的愁绪也那样挥发掉不少。站在九层塔上极目四望，雨季雪阵都在脚下漫漫铺到远方，大家不着边际地嘻哈说笑，心中却都藏着年少的愁绪，人生茫茫然的。
在灵谷寺的无梁殿中我们大声唱歌，回音不绝。外面小道上时有松果落地，小鸟忽地飞过，自由而幸福。在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恍然觉得仍旧站在无梁殿的台上， 新鲜的空气来自四面八方,光阴在殿中无声流过。
梅花山的梅花破阵开了，革命不能把她们怎么样，花是一定要开的，像青春总有炽热的情爱。
多年来，每逢梅花山的梅花绽放，纽约办的最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都会有文章和照片，告诉生活在美国的读者，远在中国的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上的梅花盛开如大海。文章虽不多但字里行间都是美好的怀想，读着仿佛从纽约就能闻到梅香。这份台湾人办的报纸，对南京情有独钟，也念念不忘。
朋友也总在梅花盛开的季节给我写信，来报喜。从南京出国的人，有谁会忘记梅花山呢？
长途跋涉去中山陵消耗青春的阶段迅速就过去了，我们全都被送到乡下去种地，那也是茫茫然的人生。
数年后再去中山门外的时候，就是去当文艺兵了。
年轻的女兵经常在城墙外通往紫霞湖的乡间小路上散步，那是蛮美的景致。枝叶重叠的树冠密不通风，阳光穿过叶簇，在大石子路上留下光斑。路边偶然走过的农人和游人看到散步的女兵，不禁放慢步子来看。女兵特别是舞蹈队的，都相貌秀丽，身材挺拔，走路微微外八字，年轻修长的酮体在布质军装中，格外性感，凌凌然的。歌队和话剧团的男女兵们，一边走路一边吊嗓子一边背台词，咿咿呀呀的。
这段生活说起来是载歌载舞，其实最难言尽，也像丝弦，也像胡笳。
绝大多数招进文工团的的孩子都是从外地到的南京，娃娃兵。可是歌舞这碗饭多是青春饭，才二十多岁就算老了，动员复员转业成了最难做的思想工作。正在好年华的孩子兵走时都哭得很伤心，不舍得南京，不舍得卫岗。
南京是一个这样的城市，来的时候，你不一定死心塌地想来；但是到了要走的时候，可就是千难万难的事情了。
至今，在美国碰到前线的朋友，大家还会提到杨公井的“绿柳居”，提到中山路上的“大华电影院”，提到鸡鸣寺傍边一家小店的鸭油火烧，还有5路汽车起点站一家饭店的蛋炒饭。天王府、人民大会堂、南京博物院、瞻园、军事学院、夫子庙、雨花台，都是我们忘不掉的，也都是留下我们足迹的地方，特别是人民大会堂和军人俱乐部，国庆、八一、新年、春节，我们都乘着卡车去演出。记得更多的当然还是中山陵那座在扇形绿草地低处的音乐台，留下我们不知多少演出，也留下女孩子的情意和不高兴。我们在纽约见面是极不容易的，一旦见着了，就说南京，说城东城西城南城北，说整个南京，那个还没有发生巨变的城市。有个上海到南京当兵的女孩，说到南京就流泪，说到南京就流泪，真不知道一座城市怎么会给她带去那么牢不可破的忆念？
但不管南京怎样变，有些地方永是不变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是。现在每年的12月13号早上10点，全南京鸣汽笛，哀声四起如潮涌来。我在纽约虽听不到汽笛鸣响，但那一天一定是知道并且记得的，中文报纸也一定会在那一天提到这个日子，南京的致哀汽笛，远在天边也音犹在耳。
儿子有个高中同学，她父亲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这个女孩对这场悲剧，甚至比我还要清楚。
另一个在纽约的朋友，则是大屠杀纪念馆外面一段雕塑墙的设计者。这是他每说起就感到自豪的事情，而他只要跟我们见面，就好像南京到了眼前。很多人和事看似毫无关联，其实都有一根隐形的线连接在一起，见到这个想到那个，听到那个想起这个。南京就是这隐形的线，在很多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和事之间穿针引线。
草场门在城西。
那些年是很凄荒的地方，听人说曾经是乱葬岗。
因为有个同班同学的母亲在电校当领导，我常常到那里去。我们在北京西路上走过来，走过去，晃悠悠地浪费时光，说着很多无来无去的话，不懂青春很快就会结束并且成为永忆。文革中，朋友家搬到了电校的山坡上，那里是个大通间，好像原来是仓库，要不就是雨雪天上体育课的地方。她们一家子住进去显得十分孤寒清冷，几张床按照L型摆放，煤炉饭桌就在边上。冬天寒风灌进去，穿着棉袄还是冷。在那个心拎拎的年月中，她的矮小的母亲却很镇静，晓得命运随时会击碎这个家，所以我只要去了，总能吃到她烧的红烧黄鱼，那是我唯一记忆犹新的好吃的黄鱼。而且，她还能安详地听我们唱歌。在电校高坡上的破房子中，我们坐在饭桌边唱各种歌。同学的嗓子好，甜美极了的音色，娓娓唱来，天然没有革命调子，在那个时候是十分稀罕的：“我家有只小竹篮，她的故事说不完……”
忽然有一天，她的母亲给抓走了，关起来。山坡上的那个家剩下几个小孩子，坐在寒冷中，不唱歌了。下乡之前，同学被允许去看望关起来的母亲，向她告别。同学觉得那就是永别，就哭了，母亲却说，不要哭！去吧。
我也离开了那里，再也没有去过。真是人去梁空巢倾啊。
以后的草场门，不管变到怎么样，我的记忆还是被电校山坡上的那栋大空屋占据。从那里走出来不远就是省委大院，门口士兵持枪站岗，车进车出他们立正敬礼，神气又威风。后来当我偶然从北京西路上走过，已经心不在焉了。陌生的荣华，永远不及熟悉的惨伤更让人难忘。
我们南京人，特别是我这一代的，绝大多数人大概都听过这首歌——《莫愁啊莫愁》，唱的是南京著名的莫愁湖公园。据说莫愁湖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是江南有名的古典名园，又是南京四十八景之一。我对莫愁湖有这么悠久的公园历史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竟能够把一座公园保留一千五百年！
我去过很多次莫愁湖公园，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十年没有再去。可是因为这首歌，莫愁湖就总是清晰可见。
这首歌，是前线歌舞团的贺东久作词，陶思耀作曲。一出来就不同寻常，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她居然不像革命歌曲那样高亢激昂，这歌小桥流水的，很嗲很甜。歌词贴心贴肺：
“莫愁湖边走
春光满枝头
花儿含羞笑
碧水也温柔
莫愁女前留个影
江山秀美人风流
啊 莫愁 啊 莫愁
劝君莫忧愁
莫愁湖泛舟
秋夜月当头
欢歌伴短笛
笑语满湖流
自古人生多风浪
何须愁白少年头
啊 莫愁 啊莫愁
劝君莫忧愁”。
歌词多情缠绵，曲调婉转清新。贺东久是从连队调到前线的兵，后来歌词就数他写的好。陶思耀谱了曲子后，给独唱演员试唱，看得出他非常满意。
这首歌一下就唱开了，是扬州女孩方玲玲唱红的，当时还是江苏电台的每周一歌。早上起来，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着方玲玲流丽甜脆的嗓音唱着“莫愁啊莫愁，劝君莫忧愁”，眼前却看着她这个人，一边哼着曲调一边随意梳头，感觉很离奇。我俩住同一个宿舍，人说我跟她割头不换。所以这首歌，一辈子都把我跟前线、方玲玲和南京拴在一起。
后来李慧兰也唱过这首歌，每次都是压轴戏。她高个儿，肩架子好，穿着凡尼丁军装，不戴军帽，走上去就压台。
再后来，程桂兰唱过。程桂兰是苏州某部调到前线的，开始唱评弹，嗓音很“糯”。这个“糯”字，要用苏州方言来念才对头。糯，是指音质宽厚，既松又软，这种音色唱评弹特别好听。女孩子斜抱一把琵琶，未成曲调先有情，是舞台上最迷人的凤仪。《莫愁啊莫愁》不知道算不算南京的“城歌”，是不是最能表达这座城市心情的歌？不管有没有人这么提出，这歌唱了很多很多年了，直到今天还在唱，仿佛真是南京人自己的歌。
除了《莫愁啊莫愁》，还有专为南京写的歌吗？
有过的。《南京知青之歌》。我会唱。我们很多人都会唱。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
直上云霄，横跨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一座城市给人的回忆，一定系着她的青春和感情，很多往事，很多亲人朋友，很多眼泪和欣喜，很多希望的破灭和很多重新燃起的勇气，琐细又重大，断断续续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没有这些，这座城市就是空心城。
南京，就是这样一座梦里梦外、海内海外都让我流连忘返的城市。我为她流过多少眼泪，我就有多想念她。
1999年 四月 纽约
1999年曾发表于《雨花》
（部分内容修订于2014年春）
南京人，祖籍江阴。八六年到洪泽县半城公社插队。七三年考人南京军区歌舞团，转业后在南师大工作。八六年到纽约，陪读、打工、读书、工作，至今二十六年。
铁佛H2O（本名：刘丹心），就职于西安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曾参与《大清徽商》《娘》《春桃的战争》《城里城外》《无问西东》《悬崖》《白鹿原》（电视剧）等众多影视剧的创作工作。业余喜好朗诵配音。配音秀ID： 敬请关注喜马拉雅铁佛H2O
静美（和声社社员）江苏省朗诵协会会员，林杉声音杂志执行副社长。20年前曾师从南京市语言研究会会长、著名译制导演查曼若老师学习配音。其作品广泛涉猎中外影视剧、诗歌朗诵、专题片和新闻播音等。主张“用声音还原生活，用声音传递感动”。配音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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