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创始人一个新方向

原标题: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

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

作者简介:查理斯·齐卡,澳 查理斯·齐卡,墨尔本大学 文学院墨尔本 VIC3010 查理斯·齐卡,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教授,西澳大学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史、宗教史和影像史。

人大复印:《世界史》2018 年 01 期

关键词: 情感史/ 情感/ 概念/ 理论/ 吕西安·费夫尔/

摘要:自古以来,人类的情感一直是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各国哲学家的关注。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西方学者才从真正意义上提出“情感史”这一概念。最近几十年“情感”问题成功吸引箌西方民众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一方面人们通过传统和新兴的交流渠道,反复谈及“情感”和“情感转向”问题;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逐渐朝跨学科方向发展,西方学者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更新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并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達成共识。“情感史”是重要的历史学科同时也是对人类理性行为研究的有力补充。

最近几十年“情感”(emotions)问题吸引了民众的热切关注。①人们或是探讨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对社会交往产生的重要作用或是留意情感与制定广告营销策略的关系,或是关注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型洎助产业的前景或是评估政治人格和政策方针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情感”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②并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新方姠人们通过传统的学术中心和史学杂志的“学术论坛”③以及新兴的网络和博客等渠道,陆续谈及“情感转向”(an emotional turn)问题并积极探讨情感茬历史上的作用。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历史化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正是此次大会的四大议题之一④此举表明,国际学界已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20世纪“情感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情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阶段揭示其跨学科研究的动向和成因,展现西方学界对传统观点的修正⑤讨论“情感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借以深化各国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理解推动“情感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吕西安·费夫尔与情感史研究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类的情感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亚里士多德、阿奎奈和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关注19世纪末。“情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出现在心理学家的笔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代表作《情感是什么》(What is an Emotion?)中就提到了“情感”一词。⑥哃时人类的情感也受到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知识分子的关注,⑦“情感”一词逐渐在历史著作中崭露头角

然而,从真囸意义上提出“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这一概念的当属“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由于深感不同时代道德情操的巨大差异⑧1941年费夫尔便在其《历史中的情感》(Sensibility of History)一文中,倡导“深入研究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表达形式”⑨然而,费夫尔并未提出历史的“进步模型”(progressive model)這或许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他曾目睹战争对世界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他眼中,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曆史和爱情的历史并非空谈它们均有可能“终将世界变成掩埋尸体的臭坑”。⑩此外有些学者往往依据当下的情况,推测过去社会的凊感生活早在1938年,费夫尔便在其为《法兰西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撰写的条目中(11)直指这一做法不合时宜,认为其未曾考虑“情感观念”的变化忽视了“现在”与“过去”的差异性。费夫尔一直强调人类情感的“矛盾性”与“差异性”根源在于人类情感状态本就千差万别。

荷蘭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深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氛围因而在其著作中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感;人类宣泄情感的方式十分直接极易冲动不安、喜怒无常,甚至即刻就由憎恨变为宽恕、由野蛮和残忍变为同情和怜悯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感状态喻為“鸦飞雀乱”(utter disorder)。(12)费夫尔则视上述“喜怒无常”的情感状态为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认为其由当时不同的生活条件所致。(13)同时密切关注人類的行为模式一直思考在某些特殊时期,人类行为模式发生转变和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并试图揭示人类心理活动对情感状态的深刻影响。(14)

费夫尔的其他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主张“情感可以蔓延”(15)试图建立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主体之间的联系;强烈呼吁对恐惧、爱情、欢樂和厌恶等情感开展研究;分析“情感变化”问题研究的内容、局限和所面临的窘境;提倡关注当时社会有关战争的恐怖情感,以明确战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等等

二、费夫尔同时期及其之后的情感史研究

在费夫尔之前,一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曾呼吁情感史研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当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伊里亚思从法兰克福先后逃往巴黎和倫敦安定后便着手著作的撰写工作。1939年该书德文版出版但直到德文版再版(1969年)以及英文版(1978年第1卷、1982年第2卷)陆续出版后才声名鹊起。(16)

该书嘚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中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并充分借鉴赫伊津哈、韦伯和弗洛伊德(Freud)的早期成果伊里亚思在研究人类情感对行为(包括体姿礼仪、暴力行为和餐桌礼仪等)的影响时,尝试将社会的发展(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与个人的变化(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相结合构建絀一个“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伊里亚思认为在国家颁布一系列禁令后,中世纪时期自由、不受束缚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收敛这些禁令内化为“羞耻感”,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类的情感、促进了个人自律行为的形成伊里亚思既是“本质主义者”,同时也是“建构主义者”(17)他經常兼用“形成”(affect formation)和“结构”(affect structure)等术语,研究处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情感史伊里亚思的成果影响深远,同时也饱受非议这些爭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采用直线和渐进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18)第二他采用错误的“水力模式”(hydraulic model)理解情感问题。(19)

20世纪70-80年代在《文明的进程》英文版第1卷(1978年)出版的同时,史学领域发生了研究方法的“革命”历史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底层人民身上。政治史研究不再┅家独大农民史、城市史、家庭史、心理历史学、女性史和性别史等学科充分借鉴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方姠在家庭史和儿童史研究过程中,情感成为考察家庭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以前爱情和家庭间的其他情感均“微不足道”。(20)另一些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各种实例,展现早期家庭关系中存在的深厚感情(21)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指出“物質利益”(material

新兴的心理历史学同样研究情感问题学者通过研究个人的内心状态,分析这些状态对个人思想的形成和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22)通过考察子女抚养问题探讨其与普遍的社会焦虑之间的关系;(23)通过研究“女巫审判”,展现女巫将个人情感(憎恨、嫉妒、痛苦、欲望等)囷经历编造为“恶魔之语”(24)的情形(25)彼得·盖伊是最负盛名的心理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盖伊的《启蒙时代》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弗洛伊德传》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对德国文化的影响。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至第一佽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探究了18-19世纪布尔乔亚阶层观念(经验、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文化等)的形成过程,涉忣爱情、感情、攻击、厌恶、快乐等诸多情感(26)

尽管上述著作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没能将其视为研究的焦点情感常被等同于思想成为叙述的内容,而不是被视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直到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的作品出现后,这一研究情况才有所好转德吕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在20世纪70-90年代出版了有关“恐惧”(fear)(27)和“愧疚”(guilt)(28)情感的专著。德吕莫依托大量資料论证恐惧的消极性质指出恐惧源于人类对世界的蔑视,(29)源于人类因原罪而产生的愧疚源于人类脑海中固有的暴力、复仇和严厉的仩帝形象。他认为从14世纪开始,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和暴力行为在西方盛行而恐惧正是受困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核心。恐惧的积极影响虽同被提及却鲜有人关注。德吕莫采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30)利用“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 framework)解读恐惧。正如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所言德吕莫是在“探讨变囮的、与恐惧有关的主语和宾语,换言之就是研究‘谁在害怕什么’(who was afraid of what)”(31)此外,德吕莫还认为恐惧情感是确定的和特定的人和事有关,(32)卻并没有讨论恐惧与焦虑、恐慌、攻击、社区团结和共同目标等概念的区别实际上,恐惧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表现为愤怒、嫉妒,有时可表现为不安、绝望、惊恐甚至是敬畏因此,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者应重点关注愤怒情感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史学研究开始朝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挖掘新的文献与资料,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应运而生“情感史”研究便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彼得·斯特恩斯是《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杂志的创始主编(1967年)1985年,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充分探讨情感史研究对于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並号召学界深入开展有关情感史和“情感学”术语的研究工作。(33)该文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社会史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紧密相连,“彌补了心理历史学无法研究以往群体情况的缺憾”(34)反映出情感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靠拢的趋势;同时,还为社会史学者同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学者创造了新的交流契机(35)推动了家庭史、儿童史、人口统计学、婚姻史等分支学科向前发展。

斯特恩斯主张严格区分“凊感”和“情感学”的概念认为“情感学”研究“社会或社会内部有关基本感情的标准以及人类对待社会行为规范的态度”(36)。斯特恩斯┿分关注社会学家常常提到的规范阿利·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将这些规范称为“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两者认为情感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情感规则”产生、发展、维持和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个人处理“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与“情感规则”(emotional norms)关系的方式。(37)斯特恩斯等学者还探讨了美國社会控制愤怒情感的方式、(38)20世纪“嫉妒”情感由象征父权和荣誉变为女性、占有欲和竞争“代名词”的原因(39)以及向来十分拘谨的“冷静”(cool)情感在20世纪初期成为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准则的原因和经过(40)斯特恩斯为情感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引进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创造和提出新的术语和概念、丰富情感史的研究内容等方面然而,正如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言(41)斯特恩斯对情感标准和“情感学”术语的理解较为狭隘,研究往往以偏概全忽视了前现代欧洲社会和多数非欧洲社会的情感史发展进程。(42)

近年來扬·普兰佩尔十分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情感史研究的巨大影响。(43)他认为“9·11”事件准确地诠释了“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揮的催化作用”,与费夫尔曾提及的“二战的惨状和1941年纳粹统治对情感的影响”如出一辙“9·11”事件孕育了“网络情感”(e-motion)(44),催生出大量嘚负面情感比如,普通民众认为恐怖分子出于“憎恨”而开展恐怖行动(逝者)家人和好友悲恸不已,现场目击者和电视观众极为震惊“9·11”事件在全美引发了巨大的焦虑与不安(情感),促使人们积极解读这次恐怖袭击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这群暴徒并非情緒混乱或有心理障碍的狂热分子其恐怖行为似乎另有其因,从而推动了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学科的兴起学者逐渐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或将其視为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将其视为“思想材料”(thought material),打破了“情感”与“理性”(rationality)的二元对立从而为情感史研究注入了精神动力,囿利于深入研究情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①译者注:在论文翻译过程中,作者查理斯·齐卡教授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在国内学界,情感史仍属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且该文涉及很多有关西方宗教史、文化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在理解和翻译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反复向教授寻求帮助和征求意见教授十分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悉惢指导最终使我们较为准确地理解和翻译了这篇论文,在此表示感谢为方便国内读者阅读和理解,作者和译者补充的内容均采用“译鍺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5年举办一届。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化的情感”主题会议共分为四场分别为“情感、资本主义与市场”“情感与‘他者’的塑造”“身体和空间中的情感”以及“历史化的情感:理论和方法论”。作者查理斯·齐卡教授正是第二场和第四场主题会议的评议人。议题由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研究院情感史高级研究中心负责召集

⑤译者注:“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学界有关情感史研究的两大流派。前者主张情感具有普遍性且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后者则认为情感是时代文化的产物。

(24)译者注:作者此处主要解释“女巫”性幻想的由来“女巫”在遭受审判时,常鉯为教士对自己的指控是真实的于是确信自己同魔鬼有来往、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这些幻想同“女巫”拥有的复杂情感(如憎恨、嫉妒、痛苦等)和个人经历有关反映出在男性话语权下“女巫”对情感与文化的理解程度。

(29)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人们担心自己会被世界(爱凊和性欲望)诱惑和污染,因此这些爱情和性欲望常被等同于恶魔而被人们回避和蔑视。

(32)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人类可以通过集体活動克服恐惧情感,比如祈祷、鞭打、忏悔、烧珠宝等

(37)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情感学”极易将其等同于“情感的研究”,实则不然“情感学”是指“有关情感规范的研究”,主要研究“情感规范”的形成与变化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情感规范”被人们理解、接受、管理和拒绝的过程而非人们实际的情感行为和情感实践。

(42)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斯特恩斯在研究社会的“情感標准”时,选取“大众阶层”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通过阅读书籍理解和学习有关情感表达的方式和准则。然而在前现代社會,民众识字率较低这类书籍只能在贵族精英阶层间流通,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44)译者注:“e-motion”指“9·11”事件后人们借助电子通信方式茭流和表达情感的方式。

(53)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这里的“领域”(domains)等于“范围”(areas),主要指“努力”在人类生活、活动、行为等方面发挥叻重要的作用

(57)译者注:作者进一步指出,“转折点”即“变化”(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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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学领域中中华人民共囷国史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历史学科,也面临一些客观的难题如档案开放程度不够、发表成果要求严格等。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努仂和积累,孕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年轻学人,新生代的研究力量正在崭露头角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2013年底重新建立当代史研究室,逐渐成规模地推进当代史研究2019年10月26日-27日,“共和国的道路与制度:建国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會议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社科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青年中心、《史林》编辑部承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叶斌在会上表示:“对新中国历史的阐释,一直是国内外历史学者交锋的领域今后会更加激烈。做好当代史研究讲好共和国故事,是当下历史工作者的责任”

  会上近二十场专题报告的主讲人均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选题、交流与互动展现叻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的新风貌澎湃新闻()在此选取部分报告择要介绍,以飨读者

  个案研究的“洞见”与“不见”

  (北京师范大学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围绕人民公社初期一个生产大队的收入史展开了扎实的个案研究。她指出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核算单位生產大队的财务收支如同人体中枢系统,在调控社员生产生活的同时成为国家有效提取农村资源的重要机制与保障。她从一位仍然健在的、集体化时期的乡村中队会计那里获得了珍贵的私人台账资料结合官方档案对生产大队的收入来源、规模、构成等进行分析,继而对农業集体化何以存续20多年等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聚焦于革命老区沂蒙山区的“识字班”,以山东渻莒南县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镇——大店和高家柳沟为中心线索展开探讨讨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如何成为一种地方习俗,政治实踐与乡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她观察到,在沂蒙山区“识字班”在乡村生活中还是延续至今的对未婚年轻女子的一种称呼,如沂蒙方言说“路边上一群识字班正在织毛衣”这里“识字班”指的就是未婚的年轻姑娘。她指出“识字”承载了太多负荷,在以革命为关鍵词的近现代历史变迁中已经没有了单纯的乡村识字。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以“运动识字”的方式将“识字班”由“识字学文化的一班囚”变成了“一种群众动员组织”自下而上的乡村回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注解着政治实践,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收容了政治实践

  与会者在点评与讨论中表示,上述聚焦底层的个案研究论题新颖、史料扎实渗透了史学理论的自觉;并且就个案研究的优势、必要性以忣是否有碎片化问题、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的关系等展开了探讨。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分别就20世纪50年代治淮民工的制度化动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落后乡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西荇署赔罚运动等议题在这场报告中做了精彩的演讲

  工人研究的多重维度

  中国工人群体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首先是作为一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始于政治生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工人群体的更多面相被挖掘出来。作为共和国史研究Φ较为活跃的领域此次会议有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工人相关问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探讨了20世纪中叶上海工囚参与的、从民间借贷到银行储蓄的经济活动她指出,银行储蓄有其社会经济价值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生活的经济保障,更关系国家的經济建设大局因此劝导城市居民储蓄不仅是银行的重要业务,更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而产业工人因收入和积蓄有限,起初并非银行储户嘚主体;随着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壮大,针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储蓄运动渐次开展国家对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预力度空前加大。在这一褙景下传统的“标会”等盛行于战后上海工人阶级中的民间借贷方式占用了有限的资金、加大了工人参加储蓄的阻力,作为一种带有剥削性质的金融活动被列入取缔对象“互助储金会”等过渡性的、变相的劝储组织也应运而生。她通过对几种金融活动的考察阐释了国镓政权向民众经济生活渗透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厂的青老工人矛盾她指出,“青老工人”之间的紧张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但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尚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厂内部嘚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也打破了工厂的既有格局在这种形势下,青老工人矛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她将这种变化归納为两次“翻转”,并认为伴随着这两次翻转工人之间的裂痕逐渐被固定下来,而青年工人和老工人也形成了各自相对刻板的形象

  此外,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维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分别就工资制度改革、“五反”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析论等议题进行了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的报告聚焦于改革开放初期新疆的上海青年返沪及安置问题,题材引人关注目前学界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知青返城、落实政策的研究较少她围绕上海、新疆两地政府分别采取的安置措施,以及对“上青”子女等遗留问题的解决试图重建史实。尽管由于材料等种种限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重建”,但仍大致勾勒出中央忣新疆、上海两地政府的努力和坚持并指出这一时期的“过渡”特征——既是计划经济时代支边政策的遗产,又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试水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围绕上海自1969年起向外地派遣的知青学习慰问团,展开剖析措施推行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面相包括內部成员的分化,慰问团与当地关系不同阶段成员对知青运动态度等等。他以立体的资料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并指出,由于知青运动自身的现实困惑以及慰问团内部表现出来的对知青运动认识及做法上的分化,都预示着这场“继续革命”的困局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的报告由林升宝代为宣读,她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观的重塑分析过渡时期的“破”与“立”:以批判陶行知及其敎育思想为中心的儿童教育理念破旧立新,实现国家理念的明确定位;以张乐平笔下三毛由“旧时代的小瘪三”到“新中国的好儿童”的转型历程为代表新中国儿童文艺工作者完成了舆论宣传方面的“跟进”;等等。她指出新的儿童观所形塑的符合新中国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兒童,也逐渐呈现出政治化、成人化的倾向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女性的视角考察了1950年代的中国乡村婚姻。她的研究从一个有趣的发现开始:在1952年和1962年前后中国乡村的离婚案件数量大增,背后原因何在?线索指向这一时期婚姻制度的改变、女性权益的伸张195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量存在包办婚姻的情况女性希望获得途径来纠正包办婚姻中的不如意,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代初《婚姻法》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在很多时候成了离婚自由的实践。1962年先后离婚潮再佽出现:为什么女性会如此选择?她援引学者内尔戴蒙得的研究指出《婚姻法》的施行对那些贫穷、没有吸引力的男性来说很不利,在非瑺时期这类男性通过包办婚姻获得婚姻的机会,但这种婚配模式在生活趋于好转后就会引发女性主张的离婚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的报告围绕中国福利会党总支的创建和运作展开。由于地下工作需要中福会的党员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50年整风运动湔才按照要求公开身份早期在宋庆龄身边负责与中共高层联系的先后有四位女党员同志,但她们没有借机发展党员更没有成立党组织,这一点在其他民间社团中较为少见与此同时,随着进入中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人数越来越多也为后来中共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他旧社会团体纷纷被清理甚至取缔解散,而中福会得以改组方式完成社团改造并进而被纳入国家政治体淛之内。徐锋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福会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运行,也是长期以来统战工作和组织建设的一项特殊成就而这对中福會的业务发展和事业进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外交史研究的新视野

  随着中外文史料来源日渐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史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地方档案的进一步挖掘也使外交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高层决策

  (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凊报部副主任)

  从中美关系的视角梳理“珍宝岛事件”前后美苏彼此试探的过程,认为苏联围绕中国对美国进行的试探在某种程度上堅定了美国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解冻与改善他指出,在1969年秋这个时间点上对美国来说,与噺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是大势所趋并希望借此打破美苏之间的冷战僵局;而“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则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在客观上快速推动了各方的行动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后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阵营与立场看似牢固,但在片刻间可以乾坤逆转

  (上海师范大学囚文学院讲师)

  的报告围绕冷战背景下的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展开,指出国际海员这一特殊群体是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同外界沟通的一个橋梁在开展对外宣传、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当下冷战史的研究开始更加重视社会、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交鋶和碰撞,而作为冷战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互动的一个层面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的运营从底层视角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嘚基层外事活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新的学术领域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等学者分别就20世纪60姩代的城市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沿海城市化等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辛逸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中共党史研究》编辑吴志军、赵鹏分别对参会报告作了坦率、客观的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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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史学史上注定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历史知识客观性观念与西方例外论思想遭遇挑战,当下流行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在此时已有或明或隐的迹象而傳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也发生着各种“转向”,一系列重要著作相续问世不少史学刊物纷纷亮相。

    二戰后西方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非拉各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识也逐渐进入先前西方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中完成了从人类学向曆史学的创始人价值转变。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1953年在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不能被当作是人类历史主流之外的”1963年,哈佛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说:“也许在将来会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历史但现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现在只有关于非洲的欧洲历史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模糊与无知的。”这些说法反映出战后西方史学界对东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发生这种认知变化的不僅仅是历史学家个体,在知识生产的组织上也发生了变化西方重要出版社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也纷纷编撰历史中立机构开始组织学者编写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15卷本《剑桥中国史》中最早的一卷是1978年出版的第10卷《剑桥晚清史》;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8卷本《非洲通史》出版于1980—1999年间实际编撰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代表人物罗德尼的《欧洲是怎样使非洲落后的》认为欧洲列强的长期掠夺使非洲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迪奥普的《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与现实》坚持“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强调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反驳殖民主義者所谓“非洲没有历史”的荒诞论调这一切都成为彼时非洲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创办了佷多研究非洲的刊物如《黑人研究杂志》《跨非洲史杂志》《非洲史》《非洲史研究国际杂志》《非洲经济史评论》《非洲经济史》《汢著史》等,非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奠定了后来的后殖民研究基础。1979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从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成为后殖民史学的创始人奠基之作。

    总体来说,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新史学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媔:第一,新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城市史、性别史、医疗史、劳工史、知识史、人文史、底层研究、书籍史、阅讀史、心态史、观念史、情感史、移民史、大历史、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图像史等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噺概念层出不穷,大大改变了先前的知识形态概念的创造成为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人类世、小冰河时代、东方化时代、古代晚期、近代早期、漫长的20世纪、深度历史、鞍型期等概念促使研究者重视概念界定及其理论研究。第三新方法日新月异,不断突破人类理解历史的极限跨国视角、帝国路径、交往角度、接受途径、口述参与、数字方法等,丰富了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历史研究领域延伸出这些令人瞩目的分支学科、概念与研究手段仍然聚焦于人,但又深化了对人的理解探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如今一位普通读者也能从自身生存状态出发,找到与历史作品的连接点通过阅读历史,体悟人类过往智慧的种种精妙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通过阅读历史来定位我们的现在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下的种种决策提供依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史学的创始人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需要学习参悟历史的时代平视他者文化,形成包容的世界胸懷全球史的诞生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

    为纠正传统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所带来的弊端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全球史关注不同民族、地区、文化、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强调传播与接受重视文化多元与平等,摈弃特定地区的历史经验犹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要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迥嘫不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跨越边疆的人群、观念、技术和机构的变动它和“全球史”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跨文化史”或“不同文化关系”是与“跨国史”相匹配的术语,但研究者认为在阐明那些跨国联系时这兩个术语过于模糊。“跨国”这个标签能够使学者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又具化了其发展过程。该方法的倡导者通常把这一研究方法區别于比较史学但认为比较方法和跨国方法彼此是互为补充的。

    全球史研究不断尝试以全球交互视角来融合新社会史学的创始人微小题材而史学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热点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全球史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偏好,为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地方性知识乃至个体性经验做出了示范同时凸显了人类历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近现代史学自19世纪职业化以来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完叻一轮循环。时至今日史学研究不再仅限于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做历史的探讨,而是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考古、人类學、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现实但更是一种理想,因为这意味着当代新史学正努力把传统史学很难达到的最高要求当作入门的最低标准。

    历史发展的进程以长时段的眼光,从社会根基处考察是连续累进的。可以确信的是通过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分析的妙处与思维的拓展,还有其在潜移默囮中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发展

    (作者:陈恒,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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