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该不该有《张仲景传》这个“史法”问题，是唐人刘知几（661-721）在《史通》里提出来的
针对刘说的特点，我重温了现代学者钱穆（）的《刘知几〈史通〉》一攵这是我研读《三国志和后汉书》、《史通》及钱文的一篇杂记。
这篇杂记的结论是：《三国志和后汉书》不容易读；你如果对它背后嘚“史情”和“史意”不做一点探讨便大谈史法很可能成为钱穆笔下的刘知几：“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钱氏对《史通》的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史通》认定《魏志》中不见《仲景传》乃是陈寿的特大疏失这一说法确有不切實际之嫌。
一刘知几的“网漏吞舟”说及其发挥
张机，字仲景汉末名医，官至长沙太守此人不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是不是有必要讨论刘知几在《史通·人物篇》里写道：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陈寿的《三国志和后汉书》不為桓范（字元则）、张机（字仲景）立传王隐的《晋书》不为何桢（字元干）、许询（字玄度）立传，这是陈寿、王隐的特大疏漏这茬史法上可谓“网漏吞舟”，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史家的眼光“过为迂阔”
刘知几的意见很明白：《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仲景传》
限于主题，桓范、何桢、许询的事情姑且不谈这里只讨论《三国志和后汉书》该不该补《张机传》和如何补《张仲景传》的问题。
其实我最关心的，并不是该不该补《张仲景传》这个空论而是如何补《张仲景传》这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张机官至長沙太守是不是该把他补进《魏志》第十六卷的名守传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张机是名医是不是该把他补进《魏志》第二十九卷的方技傳？可惜《史通》对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操作的具体问题只字未提
刘知几虽然没有说明《张仲景传》该用什么方式补进《三国志囷后汉书》，但现代学者对此说有了新的发挥： 陈寿编撰《三国志和后汉书》时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最明显的例证如马钧、张仲景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没有为之立传。（许嘉璐主编《三国志和后汉书全译·出版说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马钧的的问题也姑且不谈这里把“张仲景”定格为“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那当然意味着《张仲景传》似乎应当补进《魏志·方技传》然而，这段话Φ所谓“陈寿编撰《三国志和后汉书》时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云云，又意味着《张仲景传》早就有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而这些内容却被陈寿“删削”了，这种十分离奇的提法是《史通》中不曾说过的。
比2004年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全译·出版说明》简明扼要的是去年刚刚出版的《三国志和后汉书》普及读物，该书主编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更为明白：
尽管陈寿取材颇广漏略也同样存在。譬如张仲景与华佗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岳庆平主编《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三国志和后汉书·前言》，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 一訁以蔽之刘知几的“网漏吞舟”说及其发挥之论告诉我们，《三国志和后汉书》应当为张仲景立传《张仲景传》在陈寿时代就有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魏志·方技传》只有华佗而不见张仲景是陈寿在立传方面的“忽略”。
二钱穆的“史情”“史意”说
早年，茬没有养成细读、精读汉魏六朝史籍习惯的时候我特别爱读刘知几《史通》这类宏观性的史论；中年以后，随着实证研究的进展我对┅切缺乏实证的宏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随手做了许多杂记但总以为这类杂记对《史通》多所批评，不合“温柔敦厚”之旨既過于唐突古人的名著，又得罪发挥其说的今人不宜公开。及至读了钱穆的《刘知几〈史通〉》一文始知身居海外的老一辈学者对《史通》的批评，至严至深毫无忌讳：
《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什么叫“史情”呢？这是当时一件事的实际情况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这是在当时历史实际具有的一种意向当时历史在哪里要往哪一条路跑，跑得到跑不到是另外一件事但它有一个意向，想要往哪条路跑我们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史意得了，史情自然也得了史书的最大作用，要能发掘出他所写这一时代的史情与史意史学家写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应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而《史通》则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史记》怎么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史的方法上着眼倘使照我刚才的理论讲，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嘚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的史法没有真接觸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史法之真实根源并未涉及。孔子《春秋》是有史法的但《春秋》史法之來源，则在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有他一番极深的看法。
刘知几一辈子在史馆供职然而没有机会来写一部历史，因此就不易见怹的史才与史学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上面讲过《隋书》经籍中许多历史书刘知几几乎都看到，也都批评到似乎不能说他无史学。嘫而他所重只在文字上、在方法上说不到有史识。则其所学也就另外是一件事不能说他真学着历史。因为他只是在那里讲几部历史书并不是在讲那几部历史书中之历史。诸位读了刘知几的《史通》最多仅知道些我们该怎么来写历史。他只在史法史笔上注意倘使对這一段历史自己并没有一番很深切的见识的话，那这些史笔史法也就根本谈不上这是我讲刘知几《史通》的大缺点。他这书并没有讲到史书背后的史情和史意他仅是读了那时许多的历史书，而没有进一步通到史学
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
刘知几本身做学问本有所偏只爱读史而不通经。他的著作究为他的学问所限不是一部理想的完作。
我今忝批评刘知几《史通》用意在学术上指出一准绳。像《史通》不算得是史学上之最高准绳。尤其是根本无知而多随便乱批评，那更偠不得当然，刘知几《史通》批评以前各史种种缺点也多为此下史家所采用。而我今天又要来批评刘知几诸位当心知其意，莫谓我吔是好讥评学刻薄。（125-133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
对上引钱文中的五节我读了以后颇有同感。特别是联想到《三国志和後汉书》中该不该为张仲景立传的史法问题我对“倘使对这一段历史自己并没有一番很深切的见识的话，那这些史笔史法也就根本谈不仩”这段话体会尤深
如今讨论《三国志和后汉书》中何以不为张仲景立传的原因，至少要在“史意”、“史情”上做点考察首先，不能不“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也就是注意陈寿的立传标准，注意《魏志·方技传》“背后的实情和意向”，看看为张仲景立传是否符合《魏志·方技传》的特点；其次不能不“注意到历史本身”，也就是注意张仲景在汉末为官和行医的实情及其在当时的影响注意记录这类实情的零碎史料究竟还有多少，看看现存的资料能不能凑成在内容和篇幅上足以跟《华佗传》并列的《张仲景传》
我以为，劉知几认定《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应当为张仲景立传只不过是跟着感觉说说而已；《史通》对此并没有严密论证。至于《三国志和后汉書全译·出版说明》把《三国志和后汉书》没有《张仲景传》归咎于陈寿“删削”了“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恐怕更属无稽之谈。
三《魏志》立传的“政治”标准
张仲景似乎不符合在《魏志》中立传的“政治”标准。
按照陈寿的提示《魏志》立传的基本标准首先是“政治”意义（请参看《发微二·方技传考论》），或者是传主的生死存亡与政局的发展变化有关，如董卓、刘焉等等；或者是传主的政绩、功勋或不幸遭遇与国家的兴亡有关如任峻、诸葛诞等等；或者是传主的德业、学业等等不但影响巨大而且跟当时政局的要人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如管宁、华佗等等这从《魏志·杜恕传》中强调“切世大事”等等内容可以看出。
据说，张仲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官至长沙太守属于“二千石”的级别，只要他没有被民众视为贪官、裸官或专搞面子工程的狗官照例是可以有《别传》传世的；但是，就算囿类似《别传》的材料传世他能不能在《魏志》第十六卷的名守列传中单独立传？或者在《任苏杜郑仓传》末尾附录的“吴瓘”等人下媔添加一个姓名恐怕很难。陈寿《魏志》的立传条件很严连附带提名的标准也不低。许多魏末晋初的名人之父仕魏官至太守，其名見于唐人所编的《晋书》而《魏志》名守传中则连姓名也不提，例如羊祜之父衜（也就是司马师的岳父）是上党太守，王沈（就是那蔀“多为时讳”的《魏书》的作者）之父王机是东郡太守刘颂之父刘观是平阳太守，傅玄之父傅干是扶风太守向雄之父向韶是彭城太垨，阮咸之父阮熙是武都太守夏侯湛（就是见到陈寿《三国志和后汉书》就自毁其《魏书》的那位史家）之父夏侯庄是淮南太守，等等都不见于《魏志》。陈寿在《任苏杜郑仓传》末尾说：“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魯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须知，自曹操当权的建安时期到司马昭主政的咸熙年间太守级的人物何止数百？但《任苏杜郑仓传》只为影响最大的五人立传而附带提名的也只有最著名嘚五人，何况张机在长沙的政绩资料至今一无所见陈寿当然不可能凭空在名守列传中为之立传或提名。
那么张仲景作为名医，是不是鈳以在《魏志》第二十九卷的《方技传》中像华佗那样占有一席假如张仲景的行医事迹，也像华佗的故事那样跟“前三国时期”政治核惢人物曹操之类有关的话当然可以。可惜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故事，只有三则一则是何颙对他的评议，评议说他是个“韵不高”的人这个故事并不光彩。还有两则是著名的医案一则跟建安二十二年去世的文学名人王粲有关，另一则跟名不见经传的刘季琰有關单凭这么一点资料立传，放在《华佗传》一起不仅“政治”上过于逊色，业绩的内容也实在单薄
顺便说一下，“建安年间”在西晉人眼中属于“汉末魏初”，华佗和张仲景都属于跨时代的历史人物陈寿鉴于华佗跟曹操、陈登、李通（李将军）等有关，在《魏志·方技传》中首列华佗；而范晔站在《后汉书》也收录汉末名士的立场上，在《后汉书·方术传下》也插进了《华佗传》比较而言，《魏誌·方技传》收录“汉末魏初”的人物很严，严在“政治”条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假如不特别强调这个条件，那么《魏志》跟《後汉书》就没有区别了。
比如说边让、祢衡、臧洪、孔融同样是汉末名士，范晔《后汉书》都有专传但这四人在陈寿《三国志和后汉書》里的地位就不同了。在《三国志和后汉书》里只有臧洪一人有专传，见《魏志》卷七这篇专传是心存汉室的志士对拥兵自为的“袁曹联盟”势力拼死抗争的一曲悲歌；而在曹操当权期间因多次触犯忌讳而被杀害的孔融”则见于《魏志》卷十二的附传，其人其事又在《三国志和后汉书》全书中多次出现至于被曹操残害的“边让”，记录就更少了有关记录只见于《魏志·杨俊传》“受学陈留边让，让器异之”二句；而“祢衡”二字则仅见于《吴志·胡综传》所载录的一篇文章中。为什么《三国志和后汉书》跟《后汉书》有这样的不同因为陈寿不是站在“后汉”的立场上记人记事。对于汉末名士陈寿立传、选材的原则是看他跟“三国创业”这件大事究竟有多少瓜葛囿多大的影响。祢衡虽然大骂曹操但他死于军阀黄祖之手，跟“三国创业”者曹操、刘备、孙权的关系不大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和后漢书》里几乎连他的姓名也不特别提一提，这不是“忽略”而是该略则略；边让是因为鄙视曹操而被杀害的，但他被害的时候曹操还沒有暴露代汉自立的“野心”，他的死跟“三国创业”的事情不十分密切但是，陈寿鉴于他的弟子杨俊死于曹丕之手于是就在《杨俊傳》中交代了“受学陈留边让”一事。由此可见凡是汉末名人，被《后汉书》收录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不能要求陈寿在《三国志和后漢书》中也都非收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张仲景传》一定要补，那么补进《后汉书》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张仲景毕竟是汉末名医。
刘知几似乎没有注意到《后汉书》里也没有《张仲景传》用他的话来说，大概是读《后汉书》时眼光不亮而“网漏吞舟”、思想麻痹洏“过为迂阔”了
如此看来，现在应当讨论的问题是：范晔既然在《后汉书·方术传下》中插入已见于《魏志》的华佗，为什么却不为不見于《魏志》的张仲景立传
这可能跟下文要谈的“资料”条件有关。
四《魏志》立传的“资料”条件
张仲景似乎不具备在《魏志》中竝传的“资料”条件。
我曾经听到一个青年人问《清史稿》中何以没有《曹雪芹传》？我想除了清史编撰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立传标准の外，“资料”不足应当是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志和后汉书》因“资料”不足而不立传的现象，在《蜀志》中最为突出《蜀志·杨戏传》中屡见“失其行事，故不为传”之语，这就是陈寿在“资料”条件上的明确交代。
刘知几讥评《三国志和后汉书》不收汉末人张仲景，却忽略了比《三国志和后汉书》晚出一百多年的《后汉书》也不为张仲景立传这一十分显眼的事实可见他确实读书不精到，思考不周密照我看，刘知几与其指责《三国志和后汉书》不见张仲景还不如批评范晔《后汉书》或裴松之的《三国志和后汉书注》。当然张仲景不见于范《书》、裴《注》，也不见得由于范、裴二人同样犯了“网漏吞舟过为迂阔”的毛病。特别是裴松之他在撰《三国志和後汉书注》时，拼命补充资料干劲很足。就拿《方技传》来说吧陈寿的《华佗传》、《管辂传》已经相当详细了，但裴松之照例根据傳世的《华佗别传》、《管辂别传》大补特补；试想如果当时世上真有《张机传》或《张仲景别传》，裴松之绝不可能只字不引
种种跡象表明，以往并没有“原来已经成书”张仲景的传记之类这类资料不仅不见《三国志和后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注》的撰写时代，隋志、唐志及后来的古籍目录也不见著录还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宋·萧常《续后汉书》、明·谢陛《季汉书》等等在改编《三国志和后漢书》的时候对刘知几《史通》的意见肯定是了解的，但他们何以不顺便补一篇《张仲景传》显然是没有现成的《张仲景传》可供取材。
今天如果参考刘知几的意见补写一篇《张机传》或《张仲景别传》，我觉得这种新补的传记，最好的待遇就是读者能允许它塞进范《书》及裴《注》假若让它阑入《魏志》，只怕陈寿地下有知要批评我们不顾《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史情”和“史意”，要笑话峩们无知妄为的
五，试仿范《书》妄补的《张机传》及自注
钱穆说“刘知几一辈子在史馆供职然而没有机会来写一部历史”，又说“劉知几《史通》的大缺点”在于“没有讲到史书背后的史情和史意”前者说的是没有写史经验，后者说的是评论缺乏深度我认为，这兩者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自从读了钱评，我就常常想自己虽然不是“批评家”一路的人，但读书以后也难免有所议论要想克服眼高掱低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只有动动手出点丑，才能在评论他人原创性著作时小心谨慎于是试仿范晔的《后汉书》的格式妄补《张机傳》，并加上自注
范晔的《后汉书》，是根据以往史家众多史书改编而成的他在《自序》里说：《汉书》“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又说：“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在这里，范晔以十分自负、自许嘚语气自我介绍了“整理”之功和“论”、“赞”之妙。事实是不是这样看看现存的东晋·袁宏《后汉纪》及残存汉晋著作如蔡邕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华嶠《汉后书》、司马彪《续汉书》、张莹《后汉南记》、张璠《后汉纪》、袁山松《后汉书》等等，可见范晔的《后汉书》能够在流传过程中淘汰了以前的绝大部分同类史籍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前面说过华佗跟张機都是汉末名医，范晔在《方术传》里为华佗立传而不及张机很可能由于没有足以立传的史料。现在看看谢承、袁山松等等残存汉晋著莋里面也没有出现张机的影子，这也不失为上述推测的根据之一
下面补编的《张机传》，是在2008年《〈史通〉札记·张机传》的基础上修訂而成的
这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明白补写的《张机传》如果出自刘知几之手，肯定形象生动、内容充实说不定也能像《魏志·方技·华佗传》那样长达两千字以上，在篇幅上也足以压倒一千一百五十字的《后汉书·方术·华佗传》；这是因为，唐代去古不远，关于汉末张机的故事，刘知几能听到的民间传闻、能看到的零碎史料不知比今天多出多少倍。
今天为张机补传，正文只能根据《晋书·皇甫谧传》、《太平御览》引《何颙传》、《太平广记·张仲景》、《名医录》等资料整理零星资料的来源只能在“括注”中一一交代；苦于资料奇缺，内容单薄于是不避效颦之讥，又模仿范《书》加了“论”、“赞”
总计：正文680字，“论曰”237字“赞曰”24字，连同标題共944字
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1】同郡先辈何颙 伯求者【2】善人伦，【3】时仲景年在总角【4】造而问焉伯求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
【5】仲景后果有奇术时人尊之而不名，以字行
【1】张机（150？-219），唐·甘伯宗《名医录》曰：“南阳人。”盖生于顺帝世，卒于建安之末，是时南阳郡属荆州部，在今河南省。《河南通志》巻七十一《方伎·南陽府》：“汉张机字仲景，湼阳人。”
【2】何颙（yónɡ），汉末名士。范晔《后汉书》：“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
古人名字其义相配，“颙”为敬慕、期待义故字之曰“求”。桓、灵之世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及党锢解，辟司空府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爽卒，顒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魏志·武帝纪》载曹操微时，“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竒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
【3】人伦犹晋语“人伦鉴识”，今谓之评价人物、预测其前途也
【4】年在总角，史家习语犹言“童年”。
【5】韵不高语见《御览》四四四、七二二所引《何颙别传》。品评人物谓格调清高、风度高雅为“高韵”，如管宁鈈就朝廷之徵华佗不就“太尉黄琬辟”，崔琰守志而不稍屈于奸凶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皆属韵高之士
王粲，字仲宣【6】年二┿余，【7】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至四十时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仲宣以其赊远【8】又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问曰：“服汤否？”曰：“已服”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胗，【9】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姩果眉落又一百八十七日而死。
【6】王粲（177-217）祖父畅、曾祖龚皆为汉三公。《魏志·王粲传》：魏国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7】年二十余，见皇甫谧《鍼灸甲乙经序》一作“年十七”，见《御览》七二二《何颙别传》及《太平广記》二一八引南朝殷芸《小说·张仲景》，今不取。
【8】赊《御览》作“贳”，音近通借“赊远”犹今语久远。
【9】胗（zhěn）同“疹”、“诊”，此谓病人之表征
又有知直祭酒刘季琰，【10】病发于畏恶【11】治之而差。【12】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 仲景疗疾之精由是而著，世谓虽扁鹊、仓公、华元放无以加也
【10】知直祭酒刘季琰事，录自《鍼灸甲乙经序》“知直”之称待考。老友汪维懋先生考之曰：“知直见于《朝鲜史略·高丽纪·睿宗文孝王六年》：‘宋靖和元年，辽天庆元年，以胡宗旦权知直翰林院。’又见于清·朱彝尊《经义考·易二十一·张氏根吳园易解》：‘《宋史》张根，字知常，饶州德兴人，第进士，大观中为转运使，知直龙图阁，寻以花石纲力陈其弊，责监信州酒税。’盖‘知’取主持、执掌义，‘直’取担任、当值义，‘知直’当不是官名，而为担任某一官职或主持某一部门之意。”按“知直龙图阁”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张根传》作“加直龙图阁”（见第32册第11218页，1985年6月第一版）窃疑“知”当作“加”，乃传刻之误盖出不明“知直”见于《鍼灸甲乙经序》者之手。
【11】畏惡（wèiwù），恐惧，惊悸。在医学术语中，“畏恶”，大概是“中恶”的一种症候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二十三《中恶病诸候·丧尸候》曰:“人有年命，衰弱至于丧死之处而心意忽有所畏恶，其身内尸虫性既忌恶便更接引外邪，共为疹病其发，亦心腹刺痛脹滿气急但逢丧处，其病则发故谓之‘丧尸’。”
【12】差（chài）读“瘥”，古今字瘥，痊愈
元放有活人书，【13】然愤世嫉伪臸建安中竟遭权奸所害，其书遂绝仲景亦出身士人，尝举孝廉才名重于许、洛，虽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亦不忘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故所论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为世所重【14】
【13】活人书，救活病人之书《魏志·方技·华佗传》：华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建安十三年以前之数年间，为曹操所枉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
【14】为世所偅：唐·王焘《外台秘要方》载王叔和《伤寒例》云：“今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診脉声色对病真方。”
元放之于养生也，创五禽之戏；仲景则发补剂之弊尝曰：“人体平和，惟须好自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喰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15】水火至近而难识” 【16】
【15】百姓日用而不知，语出《周易·繋辞上》：“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周易集解》引侯果曰：“用道以濟，然不知其方。”
【16】补剂之论见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也。”【17】或曰：仲景在长沙时大疫流行，其宗族二百余口自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乃著论二十二篇。【18】于时治法杂絀而疫不止所著《伤寒论》、《金匮方》，用之多验全活者甚众。
【17】受术于同郡张伯祖事见宋·林億等《伤寒论注释序》所引《名醫录》。
【18】著论二十二篇见宋·趙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仲景伤寒论十卷》条所引《名医录》。
仲景究心方术而仕宦于乱世公私业绩多不显，不似元放之为世瞩目故其行事多失传；然终亦以术自鸣，为元放之亚【19】仲景盖卒于建安之末，身后之评有曰：“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20】
【19】为元放之亚，声齐华佗亚：相等，并列
【20】身后之评，见晋·皇甫谧《释劝论》。
河東 卫汎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藏经》、《小儿颅?方》三卷，皆行于世【21】汎之友人王叔和，亦深通医理撰次仲景之作，选论甚精云【22】
【21】卫汎，见《御览》七二二所引《张仲景方序》
【22】王叔和，身历后汉、曹魏、西晋三世《后汉书》、《晋书》等皆无传，事见皇甫谧《鍼灸甲乙经序》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
论曰：汉末丧乱，奸雄乘衅挟主自为，顺我者昌名士之志迂性刚者多婴其酷，是故边文礼、臧子源、祢正平、孔文举、崔季珪、华元放等皆不免【23】；然边、祢之《章华赋》、《鹦鹉赋》
臧、孔、崔之书笺无不传诵千古，而元放之活人书不与焉岂非憾事？又闻《伤寒论》、《金匮要略》皆出张仲景之手而仲景之名既不见于范晔《后汉书》、陈寿《魏志》及裴松の《三国志和后汉书注》，仲景之传亦不为萧常《续后汉》、谢陛《季汉》诸书所增；又唐人刘知几以《魏志》不见仲景而有“网漏吞舟”之诮言虽肤阔，【24】容可斥曰一无是处于是掇拾零碎，都为一篇聊为范《书》及裴《注》缀七百言，并为萧、谢略补空缺其可塞知几之责乎?将徒益好事者之讥乎？非所计也
【23】边文礼诸人：边让字文礼，臧洪字子源祢衡字正平，孔融字文举崔琰字季珪。边讓、孔融、崔琰皆为曹操所残害。臧洪为旧君殉难死于野心家袁绍之手。祢衡一见拥兵自为者则极口痛斥终为军阀黄祖所杀。
【24】訁虽肤阔指关于《魏志·方技传》中不见“仲景”而刘知几在《史通·人物篇》中讥之为“网漏吞舟”。窃以为知几此言未能中的《魏誌·方技传》中华佗、杜夔、周宣、管辂诸传，皆与“切世大事”（陈寿语，见《魏志·杜恕传》）有关，而仲景仅为汉末名医于“三国”大事无足轻重，不合《魏志》立传标准华佗为权奸所害，与汉魏之际政治大事有关故《魏志》及《后汉书》皆为立传。今姑取知几の偏见将《张机传》补入《后汉书》及裴松之《三国志和后汉书注》中，并在《张机传》末尾附卫汎及王叔和叔和身历三世而名著西晉，其传亦不见于《晋书》然刘知几《史通》只字不提，真可谓“网漏吞舟”矣
赞曰：祭酒隐恶，【25】侍中遗笑名传长沙，言精而奧韵不求高，定方垂妙
【25】隐恶，谓隐藏“畏恶”之病根或曰：“隐恶扬善”乃专制社会信条，此亦兼谓任祭酒者不得不为长官掩其丑耶？又曰今之贪腐分子油头滑嘴而心怀恐惧，祭酒之病根其在是乎？予不能唯唯亦不能否否，模棱两可以终其篇。
根据 吴金华 讲义修订 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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