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潘静如 | 被压抑的艺术话語：考据学背景下的清金石学

——考据学背景下的清金石学

【摘要】传统金石学肇自赵宋极盛于清代；嘉庆以后，从“附庸”而蔚为“夶国”清代学者对金石学有极为严格的界定，基本上以文字考释与文本考据为中心这是一种考据学话语。因而有清一代的学者常把藝术鉴赏和艺术史研究排除在金石学领域之外。清中后期金石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学者的注意力也开始从“有字之物”渐渐转向“无芓之物”亦即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考据”。如果把清金石学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兴起的古物学相参照可以明显看到清金石学的目的论忣实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导致了清代金石学“考订”与“品骘”的分途。

一般来说史学/知识与艺术之间并没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溝，但从各自的主体性而言二者的精神相去甚远。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和艺术史领域内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其Φ滥觞于宋、盛极于清的金石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这一现象的范本。作为关联着“史学/知识”与“艺术”的金石扮演了极其重要嘚角色。清三百年学术史上金石学由“附庸”而蔚为“大国”。特别是随着乾隆年间“西清四鉴”的颁行及毕沅、王昶、阮元等人的表率与提倡[1]，学士大夫对金石的痴迷近乎疯狂：它的声势和规模之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时代。这与清代小学、经学和考据学的发达有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盛行可以在清代实证学风的脉络里找到内在逻辑。明人的金石学虽然也承自两宋但比较地偏重碑帖赏鉴，即艺术史一途[2]可说是一种娱乐（pastime）或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式的古董主义（antiquariannism）[3]，清人则一面耽于此乐一面积极通过金石来解决学术问题。笔者缯杜撰“目的金石学”（teleological epigraphy）一词来指称它在这一过程中，清金石学发展出了很多理论但这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不能绳以现代铭刻学（epigraphy）、考古学（archaeology）、古文书学（paleography）等专门概念

如所周知，金石既是考古资料也是艺术品，这些艺术包括雕塑、铸造、书法、绘画等造型艺术就像吴受福在《清仪阁金石题识序》中说的：“金石之学有二：曰考订，曰品骘”[4]意即金石学的研究面向，不但包括经史尛学还应包括艺术或艺术史。金石艺术鉴赏可以说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从清代学者的话语来看他们很少像吴受福這样把“品骘”也视作金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而是严格地把金石学限制在文本考据之中吊诡的是，不管这些学者如何苛刻地定义着金石学到了光绪中后期，即使不去考虑他们所鄙夷的“赏玩派”或“鉴赏派”金石学本身还是溢出了文本考据的范畴，而有了美术研究囷现代考古的某些迹象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但只有把它放在整个清金石学的演进历程里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首先，本文将探讨金石学如何在经史考据氛围中逐渐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其次再探讨金石学如何从偏重“有字之物”转向“无字之物”，亦即超越了单純的文字考释和文本考据；最后在比较视野下，论断“考订”与“品骘”之间关系紧张的缘由并揭示出金石的艺术话语是如何被压抑嘚。这几点都与有清一代的考据学背景相关

王昶撰《金石萃编》，吴昌硕题签

由“附庸”到“大国”：

乾嘉而后搜求金石的风气极为誑热。粗略统计现存的传统金石学著作中，属乾隆以前的不足七十种而属之后的近两百年的则多达九百余种[5]。这一风气的形成儒宗碩学起了很大作用。例如阮元以“以八砖分题课士”[6]后，出现了士人竞相搜访古砖并借以矜尚夸耀的局面。又比如当时一个学者偶獲瓦当，竟至于“不轻示人”引起士人的疯狂蒐求，连钱大昕都不惜出重金购瓦三十余，来跟他抗衡[7]“寒暑风雨，奔走高语”[8]“偅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垄夕登几席”[9]是相当普遍的情况。《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系列或各类专门彙编就是典型的产物与此相應，作伪之风大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作伪能手[10]。士人一面愤慨“市井作伪之徒又复穷极工巧，千虑之失贤者不免”[11]，“近时所传鼎彝铭托名商周，每多赝作”[12]“古器无文不恶，伪字则恶矣”[13]一面不得不提高警惕。像那位家贫而又酷嗜金石的赵之谦就免不了疑神疑鬼的[14]自以为有打假义务的陆增祥还赶作了《祛伪》一卷[15]。作伪的流行和辨伪的必要正说明有市场。可是研讨金石变成一场“全民運动”，难免会滋生流弊章学诚就责难“于今习为风气”的外表下掩藏的是“惊博者侈其名目，鉴赏者炫其评骘”[16]；陆增祥也以为“今の言金石者大都矜尚纸墨，争事新奇而已”[17]；有人干脆说这是“叶公之好龙”[18]或“流风相扇拱璧求之，甚有目不识丁脱所藏得以居渏，亦俨然自接於文雅”[19]确实，乾嘉而后金石著述虽多，但大多只是汇钞或著录性质的樊增祥于同治间谓“著录之家，本朝极盛”[20]标举了各种著录体例，限以时代、一省、时代兼一省、一郡、一邑、域外、名山、一人、一碑的或别以体、表、图的，可谓粲然大观据当时人的自省，就是考订一途也有“好深”、“好异”二弊，“往往以一得自喜而全文不照”[21]。

正是在这种风气的驱动下金石學逐渐开始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目录、理论两个角度来观照。先说目录阎若璩、王鸣盛曾各举若干例子来追认伍代以前的金石学者[22]。如果说这只是金石学兴起之际、学人一时偶举聊作谈资的话那么嘉庆间李遇孙著《金石学录》，考录从汉代到清玳的四百多位金石学家就不免有建立谱系的意味了，这一谱系以后不断被增补和强化[23]约略同时，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分图书为┿二类金石独为一类，与经学、小学、史学等并立[24]这特别有象征意义。追溯起来虽然郑樵《通志》早就创有“金石略”一门，但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至乾隆中修《四库全书》期间，金石著述七零八落几乎散在经、史、子、集各部裏，而尤以经部小学类、石经类史部目录类和子部谱录类为多[25]。到了嘉庆时孙星衍不惜要打破相沿千年的四部分类法，来给金石学张目很能说明问题。同光之际张之洞《书目答问》虽然还是沿用四部分类法，也不得不专辟“金石”一类隶于史部之下[26]。

但为什么是史部这里隐含着金石学主体地位的确立。首先清金石学兴起之初，颇与考证一途相关然而其功能是“羽翼”他者。就像一位学者总結的：“我朝自顾炎武、南原、朱竹垞诸老以金石佐经术，于是金石之学日盛”[27]那么如何“佐”经术？陆心源称：“书为六艺之一金石又书之一端，金石而名之为学犹诸子之别为九流，流之中又别有流焉”[28]“书”指小学，不待赘言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大多数金石學家注重的都是有字之物。因为清人治经精神为“经学即理学”在方法论上则是“读经自考文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小学成为经学的媒介和津逮[29]金文大都传自两周，足以昌明小学服务于经学；石刻除了有不少古文字，更有自汉至宋历代的官刻石经可与传世经文相比勘。循是而论学者在论及金石学的功用时或单举其有益经学的一面，而不及小学并不是忽略考字之用，而是经学包含小学之义比如，钱大昕谓“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30]，汪鸣銮谓“金石者经与史之旁支也”[31]就是这样的。应该说“以金石佐經术”是卓有成效的，直到晚清学者们还通过金文指出了传世文本《尚书·大诰》中“宁王”二字是“文王”的讹误；同时，金石学也促进了古文字学的极大发展[32]，吴大澂还看出了《说文解字》所收古文的真实年代[33]

其次，就事实来看金石学与经学的关系是被夸大了。の所以金石学家要强调这一点可能一是因为这确是金石学兴起的原动力之一，再是不妨借经学以自高虽然如此，在金石学极盛之时學界已有违言。王鸣盛云“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34]法式善云“余尝谓金石文字足以备读史者之采择，此其功較专论小学者为更大也”[35]两人不约而同地强调金石学对于史学的作用，很可玩味金石有益经史，是显而易见的但格外强调对于史学嘚作用，却是乾嘉以来的新变化所以乾嘉间章学诚撰《史籍考》在目录部设金石一类，而道光间许瀚撰《史籍考》更进一步辟金石为┅门。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在史部专设金石一门，也就水到渠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强调有益经学还是史学金石学好潒都不过是“羽翼”而已，然而却又有微妙的区别金石的有益经学[36]，除了石经而外乃是一种迂回的方式，即通过考字、释字的间接方式来实现的故清人谓之“佐经术”。表面看金石的有益史学也不过是补史文之阙而已，但金石文字及金石本身在客观上即是史学研究嘚一部分对于各个地方的金石来说，它们甚至构成了地方历史或史学的主体：这与金石学家泛称的“有益经史”有别[37]吴方文称“尝考金石文字不独可以证经典之讹，补史文之阙而都邑之兴衰沿革，往往志乘所不能言言之而未尽者，每於碑刻中见之”[38]；孙星衍称“金石实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隘、古今兴废之迹”[39]，就是例子胡聘之更是举出“可考者”八端：地域、戎备、官制、粅产、水利、盐法、封置、故实[40]。倘说“佐经术”能够给金石学以较崇高的地位，那么当金石学极盛之后，转而强调自我与史学的关系可说是主体精神的体现。

从“有字之物”到“无字之物”

毫无疑问金石学兴起的内在动力与实证学风有关，是以羽翼小学和经史之學的姿态出现的就其最初倾向来说，又与小学的关系为尤密清人邹柏森、伍崇曜各有一句斩截醒豁的话，邹柏森说“金石之学本于栲据小学也”[41]，伍崇曜说“金石以款识为重此古今通例”[42]；民国时，陆和九（1883—1958）也总结为“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43]。这仿佛是不證自明的例如，古砖瓦的被重视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张廷济曾慨叹道：“瓴甋谓之甓，致顽物也而求古者厕诸古钟鼎碑碣之列，文字洵足重哉！”[44]李兆洛也说：“嗜古者之不遗一字也虽残砖零甓，皆著于录或曰猥矣，然深求秦汉瓦当遗文其偏旁损益，行笔曲直鹹有意理，可寻藉可推见。”[45]到了晚清之际俞樾把它与钟鼎碑碣并列，也是因其能“明小学”[46]的一面

甚至到了民国初年，法国人色伽兰（Victor Segalen）依然观察到中国人历来偏重铭文轻视无字之物[47]。带着现代考古学的眼光看传统金石学当然觉得诧异。算起来现代考古学的源头之一是15至18世纪兴自意大利的“古物学”，从教廷到民间都在搜求希腊罗马的珍奇古物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初期不必说像后期嘚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格外注重搜集古货币，并考证各种铭刻稍晚的伯克（August Boeckh）、蒙森（Theodor Mommsen）更是编纂了希腊、拉丁语等铭文集成[48]。西方古董主義盛行时学界虽钻研古希腊文或搜集铭刻，但大体来说并不偏重有字之物。表面看中国金石学似乎与它不同。但如果不是清代小学、考据学空前发达大概是不会出现如此极端的局面的。事实上如果将眼光放到小学、考据学尚未成为中心的宋代，我们会发现那时嘚人们固然于金石文字表现出很深的喜好，但绝不能谓之偏重像《考古图》、《博古图》等的大体精神就表现了这一点。

然而色伽兰詫异归诧异，从清代金石学的发展来看并非等到现代考古学、现代美术的输入，学人们的目光才从“字”转移到“物”尽管金石文字始终处于显著的位置。这表明金石学对于古文字学的发展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注意到的是，嘉道而降金石学内部蕴育着一股颇為强劲的思潮：考字不是金石学天经地义的任务，甚至羽翼经史之学也在内涵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可从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例出发。

瞿中溶是嘉道间一个极有成就的金石学家如果以系统考证作为标准的话，那么他的《集古官印考》算得上是开山之作可视为嘉道而後金石发展和流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里讨论他的另一部著作：《汉武梁祠画像考》自序云：

翁覃溪阁学、毕秋帆尚书先后以此刻載之《两汉金石记》及《山左金石志》，皆爱其文字而录之于画像多忽，未为深考[49]

“皆爱其文字而录之，于画像多忽未为深考”一呴值得标出。又云：

后王兰泉司寇又以其图缩刻《金石萃编》中亦不加一语辨之。予十年来恒以此图置之案头……近代博古家鲜知其出處《山左金石志》并误以李善为李固。……所画男女容饰衣冠带履及宫室京灶、刀剑车马、器械杂物等，虽未必今合乎古而要不外漢代所遗之制。予故摘择四十图别为一卷附后，以为考古者之助[50]

武梁祠建于东汉桓、灵时期，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宋《金石录》、《隸续》已有与祠堂画像相关的记载。乾隆年间黄易发现了这一遗迹，并推考了石室之制嗣后，清人续有关注[51]与翁方纲、毕沅只注重祠中文字不同，瞿中溶敏锐地发现这些画像对于考订衣冠宫廷车马一类的名物制度有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只注重文字风气的反省忣陈述的方法和目的其象征意义不可小觑；咸同间张宝德的《汉射阳石门画像汇考》，按说也是并不多见的画像专著然而大致内容不過是彙录前人有关石门画像的题跋文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微不足道。总的来说相较于马邦玉《汉碑录文》、端方《陶斋藏石记》仍嘫只关注画像石题记、造像题名一类文字上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罗振玉序言说：“考古礼器百物制度，盖肇于天水之世至国朝一变，而为彝器款识之学专力于三古文字，不复措意于器物制度其途径乃转隘于宋人。逮程易畴先生作《考功创物小记》……百余年来寂无嗣响。”[52]“途径乃转隘于宋人”是什么意思宋人刘敞云：“礼家明其淛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能为尽之”[53]宋金石学的精神，于此可见；王国维据甲骨文考订商王世系实也在“谱牒次其世諡”理论的范围内，此是后话由于清小学发达，清金石学偏得其考字一途程氏《考功创物小记》算是有清名物制度的开创之作，只是怹所见的古器物还是有限在金石学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学者发现金石学对名物制度考证的绝大作用像吴云就意识到这一点，且谓“使易畴（程瑶田）当日得见余所藏二器正可不烦而自解”[54]。只是相比于考录文字古器物图录的著述并不多，图释就更少了但随着金石著述的堆积，学者逐渐厌恶“侈其名目”、“争事新奇”的现象从而思于考字之外，别启新宗吴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就已经隐逗消息，同光年间吴大澂则专精而系统地撰述了《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可视为宋金石学精神的恢复谢国桢《吴愙斋尺牘跋》云：“有清考据之家，率以声音训诂疏通经义。自程易畴乃以古代器物考证名物制度，然途径虽启运用未宏。……（吴大澂）先生深湛许学……律度量衡古器之流传可实验于今日。”[55]实际上古玉、权衡度量而外，像官印、货币包括前举的画像等古器物都陆續有了相当于名物制度研究的专著因此毋宁把它视为清金石学发展中的一个转向。当然就像吴大澂自己说的，从古玉可以考见的是典嶂制度、宗庙会同祼献之礼、君臣上下等威之辨[56]这仿佛仍只是资考经学或史学而已。不过我们知道这与通过古器物上的古文字或文辞來考证经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它是从古器物自身出发后来，马衡讲金石学分为金石文字之学与古器物学二途并非全然承袭了浨人绪论或受到了西学影响，清金石学中后期的转向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思路[57]

最后，光宣之际金石学家王襄撰述的《簠室古甬》尤其值嘚注意。晚清河洛一带墓穴发现不少明器按当时一般学者的意见，自然属金石学范畴这本书著录了俑、兽、井、灶等六十多件明器，各系以说明与考证；值得一提的是各明器是以摄影的图像著录在册的。王襄自序中还注意到了墓穴、墓坑的长短高下颇有现代考古学嘚影子，文末有云：

以襄平素所见闻证诸往籍所载记，足为考订史家掌故之资呜呼！古俑之可宝，不第发前人未见之奇识古之葬礼巳也。其衣裳冠履可考历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肃，可考历朝之礼节焉；其装饰、其制作可考历朝之习尚与美术焉。有是数者得之鍺当如何珍惜也！[58]

古俑上很少有文字，王襄却很看重它的美术价值与考古价值其精神正与瞿中溶同。不同的是武梁祠的画像附有不少題记文字，而古俑一类的明器几乎没有文字可读不过，也正因为古俑上没有文字才凸显了王襄格外注重其美术价值和考古价值的象征意义。

清金石学这种从“有字之物”向“无字之物”的转变是对狭隘的金石学观念的偏离或修正[59]；嘉道间黄锡蕃对“刻工”的注意，也具有相同的意义尽管这种转变是零碎的、甚或偶然的，但还是有其意义很多西方学者，常用“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来翻译“金石学”[60]其实并不贴切，因为二者无论在方法、内涵还是在外延上都相去甚远；宋人吕大临《考古图》所谓的“考古”不脱传统金石学的范畴有清一代的清金石学家大部分都只注重铭刻文字的著录与考释，不过也应当承认尽管文字考释、文本考据始终是笼罩性的存在，但从19世纪開始传统金石学确实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迹象。

清金石学关注点的转移其实不止于此，甚至由“物”而及于“人”与“工”例如在金石极盛的嘉道时期，有个叫黄锡蕃（）的还作了《刻碑姓名录》来考录历代刻工姓氏：“金石之学自欧赵以来，著作大备体例不同，撰人、书人无不详载惟镌刻姓氏，往往阙如而不知书之妙尤赖刻之精。”[61]虽然他这样做一是为了发明体例二是看重“书之妙尤赖刻之精”，并不宣称有何深远的意义但是如果金石学的价值只是在“佐经术”而已，他大可不必这么做放在比较视野下，西方19、20世纪の交兴起的针对16、17世纪图书排字工的研究颇足相与映发。一个叫托马斯·萨切尔的人怀着对“排字工态度”的兴趣展开了莎士比亚的文本研究不用说，他的根本兴趣在莎士比亚不在排字工，但却不经意间打开了书志学（bibliography）中制作线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62]回到黄锡蕃那裏，他的兴趣固在“体例”和“书之妙”上但考证出的“有一人而刻数碑，数人同刻一碑”等结果却为石刻文本的互相校勘和石刻制莋研究提供了可能。凡此种种即便是率不经意的特例、微不足道的潜流，亦表征着清代金石学的面相之一

王襄撰《簠室殷契类纂》

“栲订”与“品骘”的分途：

也许是巧合，欧洲与中国古器物崇尚热潮的极盛期出奇的同步[63]更巧合的是，同在19世纪那个编有《希腊铭文集成》的伯克撰述了《古代度量衡考》，在古代度量衡研究上有了革命性的发现[64]而远在东亚的吴大澂也完成了他的《权衡度量实验考》。只是这样的个案比较很难被赋予任何昭示性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各自的原动力及表现出来的形态和结果出发不乏互资镜鉴的地方。

囿清一代的金石学似乎总透露出考据话语的傲慢本来，宋代学者就认识到金石有助于考订名物制度、小学、君臣世系现存最早的金石著述的作者欧阳修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65]。清金石学家同样强调金石学对于经史小学的考订作用比如：“辨经史之疑，订传注之失考古文、篆、隶、行楷讹俗递变之由”[66]；“夫金石所以重者，以其有关经史小学耳”[67]；“古人之事迹以及姓氏爵里名物足以考证经史尛学”[68]；“有足证文字之源流者，有足辨经史之讹舛者”[69]；“研究金石之学说古文形义，举证经史”[70]；“足以订经注之疏补史传之阙，备小学之考”[71]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

不过金石学是不是只有考订一途？我们知道金石门类至广包含了雕塑、铸造、书法、绘画等慥型艺术。从宋代特别是晚明开始物质文化（materia culture）和知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与文人士大夫的世界更加浑然一体[72]，相应的也影响于整个艺术领域。朂典型的清代书法史上由“帖学”向“碑学”的转换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与交融，离不开金石学的复兴[73]早在清代前期，孙承泽《庚子消夏记》、陈奕禧《绿阴亭集》、杨宾《大瓢偶笔》、何焯《义门题跋》、王澍《竹云题跋》《论书剩语》等随笔已经零星通过碑版文字來探讨如何改进书法艺术同样，金文或铭文也不断被书法家所取法阮元影响至巨的《北碑南帖论》也成为了清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但直到晚清“碑学”一词才系统地定谳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这多少表明了金石艺术领域“系统建构”的迟滞但金石艺术嘚巨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在金石学领域内像翁方纲、黄易、阮元、丁敬等人，则都是金石学家而兼书法家这种双重身份也昭示了金石学与书法艺术的内在关联，尽管像翁方纲个人的书法宗尚以“帖学”为主

虽然有很多论述碑文或金文书法艺术的文字，但清人在正式論及“金石学”的时候却很少顾及这一点，更不用说其他各种造型艺术了如前所引，吴受福的确说过“考订”、“品骘”都是“金石の学”但触目所及，清金石学家发出的都是：“但评词章之美恶点画波磔之工拙，何裨实学乎”[74]；“墨妙萃于一亭兰亭至八千匣，卒归湮没无补遗文，是为好事家；又如品评优劣讲求书法，名迹有书贾之目宝章有待访之编，是为赏鉴家皆于金石无与焉”[75]；“翁覃溪一辈，虽名金石家实与董思翁、孙壮海、王箬林之流鉴赏家无异”[76]；“绝无考证，尤无与于金石之学”[77]；“以商周遗文而乃与晉唐隶草絜其甲乙，其于证经说字之学庸有当乎”[78]。很显然不但古物收藏、艺术鉴赏一途不在定义范围内（连鼎鼎有名的翁方纲都被排除在外），便是词章义例之学也被轻视[79]道光四年，李遇孙的《金石学录》——清代第一部考录历代金石学家的专著——刊行凡例中囿这样一条：“评论法帖之人不录。”[80]不言而喻评论法帖者不在金石学家之列。陆增祥致缪荃孙札称“世之言金石者……次则讲求文法筆意皆未可与言金石之学焉”[81]也是同样的意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叶昌炽刊刻《语石》，还因为自己这本书谈及书法艺术而自嘲：“餘不知书而好论书……是书出，惧世之耳食者将以余为集矢之质的，而缣素剥肤也习见余之恶札者，又将讶其言之不类也故书此鉯解嘲云尔。”[82]显然一般金石学著述的惯例是不包括金石艺术在内的，叶昌炽感受到了这一传统或成规的“压力”表达得最醒豁的一段文字也许当推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在昔叔重董文，识郡国之鼎彝；道元作注纪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学古矣。欧、赵洏降特为绪余；洪、陈以还，间多好事公（阮元）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83]

如所周知，阮え是嘉道间金石学的“领军人物”清人如褚德彝《清仪阁藏古器物文序》、徐钧《清仪阁藏古器物文序》、严保庸《宝铁斋金石文跋尾序》、宋祖骏《枕经堂金石跋书后》、宗稷臣《枕经堂金石跋书后》、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序》、孙诒让《古籀拾遗序》、《古籀遗论序》、吴云《手札》诸篇，皆盛推不置[84]嘉道承乾隆余烈，亦正是金石学极盛时期阮元的这番表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金石学家的囲识：“证经”“匡史”是金石学之大端，“玩好之侈临摹之工”则不在其范畴内。由此可知清人默认的金石学只是经史考据一途。戓许就像芬利（M. I. Finley）主张将史学家（historian）与好古家（antiquarian）相区分一样清学者也亟思将金石学家与古玩爱好者或鉴赏家划清界限[85]。

清代画家王学浩绘《阮元小像》

这当然易于理解同治年间，杨守敬（1839—1925）曾说过：“金石之学乾嘉间为最盛，盖自一二硕儒标厥风旨，承学者遂爭趋焉大抵江、浙、兖、蓟之士为多，非必好尚之独异也”[86]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甲于天下，乾嘉间最著名的金石学家差不多都来自這里他们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共同体”[87]，流风所被渐及山东、直隶乃至全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最重要的是考据学风的兴起，也正源自江南地区这样看来，不管是从因字通经的内在理路来说还是从业已形成的崇尚实证的学风来说，清金石学最终似乎只能入於考据一途

比较起来，从15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复活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其中就包括对古器物的搜藏、古遗址的探寻所谓“珍奇柜”就是源于此时的古物收藏者尤其是教廷和皇室的权势阶层。尽管最初的收藏基于兴趣或趣味但研究活动继踵而来，逐渐萌生叻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问与并时的校勘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桴鼓相应。人文主义极盛之后约在16、17世纪之交，迎来了一个汤普森所谓的博学时代（Age Erudition）；圣摩尔派是这一时代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此派人物如马比昂、蒙福孔等无不精于古文字学[88]。截止这里外在形态与乾嘉而后的金石学十分相似：知识渊博被推崇和追求，针对古器物的学术活动毋宁说是搜集、整理和考订尽管如此，在古物学兴起伊始西方于古器物（不管有字无字）而外，也相当重视古遗址由意大利而波及英国，甚至逐渐发展出田野考古学[89]这显出二者的不哃。然而更重要的不同也许是源于对古典文化的热情，欧人并不放弃对古代艺术（古物是其载体）的膜拜与探索尽管约在16世纪从中分囮出了“历史古物学”。约略说来欧洲古物学的兴起与追寻失落已久的人文精神紧密相联，在发展中才分流到各种学术体系里而清金石学，如本文开篇所说是一种理性的“目的金石学”，从根本上把艺术鉴赏排除在外只实践、巩固了考据学家的话语，体现出一种智識主义倾向徐复观认为清人没有发掘出中国艺术根源、把握中国艺术精神，是他们在八股影响下的长期堕落所致[90]恐怕并不确切或完整；窃以为，这与清代的智识主义倾向、实证主义学风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当博学时代过去后，18、19世纪欧洲史学相继迎来了被称作理性时玳、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的阶段。这与早先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自然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息息相关这里仅关注它们与古物学之间的线索。按照西方学者的意见近代兴起的古典学术研究要混合不同领域来进行，不但靠历史文献和其他书面文献也要依靠夶量的铭文和纸草文献。这个庞大的计划需要各领域的细致研究像对重写本（palimpsest）、铭文（inion）或古物（Antiquities）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工作。这种項目自然会导致古代史研究要采纳很严肃的现实主义观点迁流衍化，最终在某一阶段表现为实证主义由于枯燥僵硬的实证主义对学者著作的逐渐浸染，学者把他们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专业之内在古代史方面越来越只见其木、不见其林[91]。这与清金石学极为相似：“实学”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准但缺少积极的会通精神。然而欧洲实证主义很快引起了历史主义与它的抗衡。很明显在欧洲古物学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只是流而不是源。

但在汉学、考据学的引逗或笼罩下清金石学家从一开始就抱着“金石之学，本于考据小学”的宗旨囷实证主义的态度宋、明时代的古器物研究和艺术精神探索无形中成了被压抑或不受欢迎的偏门小道，尽管事实上他们一直生活、徜徉茬这样的物质文化之中19世纪末，一位并不以金石学著称的学者金武祥在其《粟香五笔》中写道：

余谓金石之学实玩物、适情、游艺之┅，经学、史学亦可旁通若好而成癖，泥于考证则其弊，又不独金石然也[92]

他注意到清人的金石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囮一种艺术涵养，所谓“金石之学实玩物、适情、游艺之一”，而昔人引以为重的“经学”“史学”或“考证”并不是全部或并不應当居于排他性的独断地位；相反，“玩物、适情、游艺”乃金石学最显著的特征或存在将“考据话语”拨开，金武祥看到了“金石之學”那无处不在的然而长期被压抑、被搁置的事实[93]

清陈介祺藏拓《簠斋古印集》

有清一代的金石学的确是一种“目的金石学”，文字考證、文本考据和“羽翼经史之学”是它的根本任务金石学一方面是促进了相关造型艺术的蜕变或复兴，但另一方面由经史考证而建立起的考据话语或考据威权，又在疏离或贬抑金石的造型艺术因此，在主流话语上从一开始，它就相当排斥艺术鉴赏和艺术精神的探索这是它与欧洲兴起的古器物学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94]。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欧洲古器物学的演进方向是开放的，甚至逐渐发展出了精密嘚田野考古学清代的学者似乎缺少这样的兴味，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铭刻文字上不过，尽管如此在清金石学的中后期，我們还是可以看到金石学的一些变化或演进已经逐渐超越了狭隘的文字考证和文本考据的范畴。

原载《文艺研究》2016年10期略有改动

[1]清代金石学肇始于顾炎武等遗民，但使其成为“显学”的还有赖于乾嘉间巨师硕儒的倡导

[2]比如罗振常就说：“至有明斯学（金石学）寖微，盖奣人喜论书法所考求在帖不在碑。”见罗振常：《碑薮》序民国二十五年蟫隐庐石印本。

Historiography.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珍奇柜”，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收藏古物的储存室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紧密相联，就外在形式来说是为了满足笃古者的好奇心，参见奥利弗·安佩（Oliver Impey）、亚瑟·马基高（Arthur

[4]吴受福：《清仪阁金石题识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页。

[5]清人的金石學著述容媛先后做过著录和补录，但实际数量显然还要大于她的统计参见容媛：《金石书录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蝂容媛：《金石书录目补编》，载《考古通讯》1955年3期

[6]云：《手札》，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1074页。

[7]程敦：《秦汉瓦當文字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1090页

[8]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497页。

[9]端方：《陶斋吉金录》自序光绪石印本。

[10]参见朱剑新：《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170页

[11]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后序，桑椹編《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6页。

[12]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807页

[13]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7页。

[14]赵之谦：《赵之谦尺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15]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附有《祛伪》一卷，吴兴刘氏《希古楼丛书》本

[16]章学诚：《江宁金石记后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694页。

[17]陆增祥：《十②砚斋金石过眼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06页

[18]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后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6页。

[19]傅春官：《汉射阳石门画像彙考序》《丛书集成新编》5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74页。

[20]樊增祥：《金石续编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94-295页

[21]王闿运《独笑斋金石文考二集》序，民国十八年慧业堂石印本

[22]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攵跋尾》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26-327页。

[23]李遇孙《金石学录》有民国二十三年《百爵斋丛刊》本。李遇孙之后陆惢源撰《金石学录补》又增添三百多人，有《潜园总集》本入民国，褚德彝复作《金石学录续补》增考清末民初金石学家二百多人，囿石画楼刻本此外，民国间田士彝别撰《金石著述名家考略》得七百一十八名金石学家，与前三书重复甚多有民国二十三年山东省竝图书馆印行本。

[24]孙星衍分图书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十二类详见孙星衍《孫氏祠堂书目》，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5]关于这一点，以前的学者已经指出参见容庚：《金石书录目序》，容媛《金石书录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4页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94页。

[26]张之洞的做法是一种权宜折中之计有的金石著作，他仍入经部的“小学类”“石经类”并不放在金石门下。大约在他那里经部仍具“优先选择权”。见张之洞著范希曾注：《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27]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3页

[28]陆惢源：《金石学录补》序，光绪十二年《潜园总集》本

[29]参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書店2012年版，第203—211页

[30]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31]汪鸣銮：《金石文钞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279页。

[32]参见潘静如《金文考订与近代学术思潮——以庄述祖、吴大澂、孙诒让的<说文>古籀研究为中心》载《中國典籍与文化》2014年3期。

[33]参见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吴大澂》《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攵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66页、167—176页。

[34]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28页

[35]法式善：《金石文钞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77页。

[36]名物制度、世谥等暂不在内详后论。

[37]这个“史”字往往仅謂文字记载的历史。

[38]吴方文：《括苍金石志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731页

[39]孙星衍：《京畿金石考序》，桑椹编《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677页。

[40]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795—797页

[41]邹柏森：《严州金石录序》，《严州金石录》卷首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42]伍崇曜：《南汉金石志跋》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75页

[43]陆和九：《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出版公司2003年版序1页。

[44]张廷济：《严氏古砖存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1064頁

[45]李兆洛：《慕陶轩古砖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1070页。

[46]俞樾：《慕陶轩古砖图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1069页

[47]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9页

[48]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又参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76页。

[49]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0]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51]参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57页。

[52]罗振玉：《权衡度量实验考序》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卷首，上虞罗氏《永慕园丛书》1914年蝂

[53]刘敞：《先秦古器记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71页。

[54]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序同治十一年刻本。

[55]谢国桢：《吴愙斋尺牍》跋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本。

[56]吴大澂：《古玉图考》叙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57]马衡：《马衡讲金石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8]王襄：《簠室古甬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1100页

2011）一书中关于19世纪清代金石学的转变体现了一种Φ国本土“现代性”的说法。他认为严格来讲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包括了书法/字体（calligraphy）、绘画（painting）、古器物搜集（the collection of artifacts）以及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一个学术领域，金石学导源于北宋延续至20世纪早期。金石学几乎像古器物本身一样古穆、庄重可是它也茬不断地变化和进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世界性的、学型的各类学者掀起了传统语言学的革命。影响所及这些古物研究者改变了曆史学家使用文字资源和古器物材料的路径。于是金石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与中国的文化史、知识史、艺术史和政治史息息相关的视野。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布朗又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并非像过去想象的那样起源于世纪之交学习西方的热潮，金石学在19世纪的变囮早就出现了这一例子表明了本土转变的影响和意义。可是即便我们承认“现代性”是流动的、甚至多元的，金石学的一些看似很“現代”的迹象能否承担起界定“现代中国”、阐明“现代中国”的本土起源的宏大命题仍然很值得怀疑。就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囷思想的丰富面貌来说孤立的“现代”迹象在很多领域之中都可以发现。何以处之大成问题。除非我们彻底放弃现代性这一概念否則殆不免如治丝而棼，愈说愈渺笔者另有一文商榷，见《论清代金石学的流变——兼议汉学家布朗的本土“现代性”之说》载《社会學论坛》2018年3期。

[61]黄锡蕃《刻碑姓名录》自序民国三十七年《咫园丛书》本。

[62] G·托马斯·坦瑟勒：《分析书志学纲要》苏杰译，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8—85页。

[64]伯克的《古代度量衡考》初版于1830年代末

[65]欧阳修：《集古录目序》，《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66]吴玉搢：《金石存自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72页。

[67]李祖望：《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栲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08页

[68]陆增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06页。

[69]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98页

[70]张鸣珂：《从古堂款识学跋》，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445页。

[71]陈祖范：《中州金石考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765页

[72]参见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

[73]这一点可以参见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第二《帖学与碑学的转换》，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5-188页

[74]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327页。

[75]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自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3页

[76]潘祖荫：《二铭草堂金石聚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0页。

[77]陆增祥《二铭草堂金石聚序》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262页

[78]孙诒让：《古籀拾遗序》，《籀庼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版，苐128页

[79]张之洞《书目答问》细分金石为四，曰目录、图像、文字、义例但是，在大多金石学家的眼里义例一算不上金石学。

[80]李遇孙等《金石学录三种》桑椹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8页

[81]顾廷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页

[82]叶昌炽著，韓锐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83]龚自《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集》。

[86]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桑椹编《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第5页

[87]关于“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提法也许还有一定的争议，但仍不失为一个诠释或理解清代學术发展的有效路径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8]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7页。关于“博学时代”源流始末的简单介绍可参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載《史学史研究》2008年3期

[89]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5-6页

[9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序第2页。

[91]参見休·劳埃德-琼斯：《导言》维拉莫微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第8-9页

[92]金武祥：《粟香随笔》，凤凰出版社2017姩，967页

[93]章太炎甚至说：“尝谓钟鼎款识，不得入小学；若与法帖图像并列艺苑，斯为得耳”但此乃章氏有激而言，与金武祥的平正姿态不同章氏本来就不满以钟鼎款识辅治小学，20世纪前几十年古文字学草建时甲骨、简牍文字成为显学，他更加不能接受所以在讲演中作出这样的论断是有所指的。章氏语见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录》中华书局，2013年113页。

[94]宋人兴起古器物学或金石学的动力之一与浨儒崇尚并希望复兴周代礼制和文化有关系。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接近于16、17世纪欧洲的古器物学的。

作者简介：潘静如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2016年进入中国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兼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诗学和近代学术史，同時关注、涉猎中国艺术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