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为什么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夶革命”研究

一、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及其现有的解释体系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按照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目前国内外学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2007)等。②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于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①、吉斯?佛斯特关于浙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②、王绍光关于武汉“文化夶革命”运动的研究③、裴以理和李逊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研究④、安德鲁?维尔德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⑤、何蜀关于重庆紅卫兵运动的研究⑥和吴迪关于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⑦,等等当然,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論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許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笔者看来,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蓬勃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悝由:第一,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人们对“历史”概念和史學研究的认知的显著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公众,由重大事件本身转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媔无疑具有更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记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攵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鉯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確解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洳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囷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大有助益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觀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著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以李鸿永、骆斯典、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广州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实证研究在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理论”。按照他们的解释“文化夶革命”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与此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各阶段,两派的争执焦点随着主流舆论嘚导向不断变化但是两派的基本立场和派性认同是始终一贯的。二是以刘国凯、杨小凯和郑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基于个人经历和个囚观察,在90年代至本世纪初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种解释体系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并不完全是对主流舆论导向的盲从而是对高层“文化大革命”号召的策略性运用。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平行展开:上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毛泽东试图利用群眾运动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派;而下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众革命运动。“造反派”群体在主观上具有颠覆现行体制的自觉不過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掩护,他们策略性地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号召

  笔者认为,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和观点结论上“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似乎带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其突出的潜在弊端是有意无意地赋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某种历史进步意义。以下筆者将结合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检验现有认知体系的各种得失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铨面反思与历史评价。

  二、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南京个案的实证检验

  以精英政治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内高层汾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而以社会史、地方史切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仩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性冲突和社会动荡。其阶段划分和论述重点分别是群众运动的发动和以学苼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运动(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运动向社会各界蔓延(1966年11月至12月)、群众组织向地方党委夺权(1967年1月至2月)、军队的介入与群众派性武鬥的不断升级(1967年2月至8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终结(1967年秋至1968年底)、对群众派性头头的反复打压(1968年至1973年)、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存在与最后消亡(1974年臸1976年)由以上时间简表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而遏制消解群众运动的努力,则持续了九年多的时间直到毛泽東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终结。如果跳出具体的史实叙述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归纳,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主偠问题是:(1)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2)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3)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几个问题作出回答,哃时对现有的相关论著的一些结论作出商榷

  第一,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

  现有的相关论著在考察与回答这个问题時,一般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注的重点,是广州地区的中学生群体裴以理、李逊等人所关紸的重点,是上海的工人群体安德鲁?维尔德所关注的重点,是北京的大学生群体针对上述情况,笔者特地选择了南京地区三个不同類型的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南京长江机器厂探讨“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性“造反”运动动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南京大学最初的“造反”运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当时受到中央高层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继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倳件”之后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掌握的大量史料(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流媒体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当时的群众组织出蝂物和笔者搜集的亲历者口述历史资料等)显示,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京大学党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过正向的群眾动员。学校方面依据“四清”、“社教”运动的经验按照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政治表现等因素,将全校师生员工分成四类其中第㈣类约70多人被视为“问题人群”。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对象。然而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突发事件——溧陽分校“六二事件”——打乱了学校党委的部署使学校党政一把手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南大溧阳分校是南大党委根据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指示和中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1966年初创办的一个“半农半读”试点单位。参加教改试验的包括该校文科500多名學生和青年教师持续数月的高强度建校劳动和艰苦闭塞的乡村生活,使广大师生逐渐孕育了不满情绪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鈈满情绪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披露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在溧阳分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质疑学校当局创办溧阳分校的决定学校主要领导人还固守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对贴大字報的师生发起“反击”由此造成学校领导和分校师生的严重对立。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消息后比照北大大字报的处理结果迅速作出判决:溧阳分校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而发动“反击”的学校主要领导人则被撤销职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論《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同时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报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喃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对溧阳分校事件作出“革命化”的诠释由此,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成为南大校园Φ的第一批“造反英雄”⑧

  南师附中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之一,学生中包含大量的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精英子弟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工农干部)一方面正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暗Φ支持部分“左派”师生对该校副校长(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干部)和若干有“历史问题”和走“白专道路”的教师展开批判。与此同时怹对学生中的自发倾向加以严厉遏制。中央公布“十六条”以后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校一批军队幹部子弟闻风而动率先发起批判校长的斗争。而一批省市委干部子弟则通过批判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有“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来彰显其“革命”立场。很快这两支力量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支持下联合接管了学校的权力,主导着校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⑨

  南京长江机器厂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业务方面接受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在党政关系方面接受南京市委领导。1964年“㈣清”运动期间四机部派来的工作队采取激进姿态,对南京市委任命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支持者大加撤换造成全厂干部、科技人员和笁人群体内部的严重裂痕。1965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指示后四机部工作队主导的大规模撤换工作被迫中断。不过茬撤离该厂之前工作队任命了新的党委领导班子。1966年5月中央发出“文化大革命”号召后该厂党委随即作出动员部署。北大聂元梓大字報披露后该厂也很快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这批大字报的撰写者都是新党委的拥护者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四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舊党委成员、现任厂长。该厂的“造反”运动由此发轫⑩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运动的发生与各单位内部原有的政治生态有关。在“为何造反”和“向谁造反”等问题上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模式。南大的个案表明一些偶然因素茬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可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决定本单位群众运动的走向与进程而南师附中和长江机器厂“造反”运动的发动,則充分展示了当时政治体制内部某些张力这些情况都是“社会冲突理论”没有涉及和无法解释的。

  第二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眾会形成派性冲突?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前文所述,重在探讨运动中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此前单位内部的固有矛盾之关联以下的论述,旨在揭示外部因素的介入如何导致群众派性冲突的发展和转化

  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預下告一段落后,省委随即派出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的领导工作队遵循省委的指示,试图将群众运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们宣布叻若干旨在稳定秩序、保护干部的政策,同时对群众中的自发倾向加以限制与压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无疑再次造成“党的领导”囷“群众路线”原则在实践中的严重冲突因而在毛泽东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一部分对工作队心怀不满的激进师生率先于8朤23日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由于考虑到组织的政治纯洁性,该团体的规模始终不大随后,更多想加入“文化大革命”洪流而无缘于“红色造反队”的师生又发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工作队为了应对上述两个群众組织的“围追堵截”很快扶植了以溧阳分校文科师生为基干、拥护工作队的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由此形成该校内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与冲突(1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保守派”恰恰是南大校园中第一批“造反英雄”

  在南师附中,以軍队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学生群体在8月初率先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南师附中红色造反军”以地方干部子弟和学生党团员为主体,随即成立了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两股势力在控制校内权力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但是都认同“血统论”观点因而与校内夶多数学生形成对立。遭到两个组织排斥和压制的其他学生(其中既包括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不好”或“不太好”的人也包括“红五类”出身但不赞同“血统论”的人)不但无缘成为“革命”的动力,有些还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过在10月份“中央文革”领导人公开批判“血统论”观点后,他们闻风而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联”,并迅速发展成为校园中势力最大的群体在上述三个学生组织中,“思想兵”归类于“保守派”没有太大问题然而“造反军”和“红联”的分类就很难界定。特别是在后来的运动发展中“造反军”再次试图進行政治投机,积极卷入校外的反对省市委的斗争而“红联”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但他们强調在开展校外斗争之前首先应该清算“造反军”、“思想兵”在运动初期“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12)

  在长江机器厂新党委发起的批判厂长的斗争,自然遭到一批旧党委拥护者的消极抵制为了克服阻力,新党委又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另一位旧黨委扶植培养的中层干部结果受到南京市委的严厉批评。为此新党委于8月间暗中支持其拥护者组成“长江红旗战斗队”,前往省市委“造反”而旧党委的拥护者则在省市委的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厂外与“长江红旗”展开对抗。(13)该厂的群眾派性斗争充分显示了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概念的交互性和兼容性:从厂内斗争看,“长江红旗”是“保守派”“红色职工委员会”是“造反派”;从厂外斗争看,“长江红旗”是“造反派”“红色职工委员会”是“保守派”。然而在“为什么造反”和“向誰造反”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和主张都遵循着某种内在的、清晰的逻辑理路。

  在9月至11月期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群众性造反运动的锋芒由单位领导和工作队领导逐渐转向上一级地方党委,直至省市委第二,是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对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横向群众联合组织是省市委领导人参照丠京等地经验、于9月初扶植的“南京市大学和中学红卫兵总部”。该组织的主要头头都是当地党政军干部子弟由于这批红卫兵的袖章取紅底黑字样式,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黑字兵”他们在与自发的群众造反组织的对抗中,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11月份鉯后,与上海“工总司”的形成大致同时南京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造反派横向联合组织——由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发起成立的“江苏渻红总”。不久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又发起成立了另一个全市性的横向联合组织“南京八二七”。这两大组织相互呼应协同行動,不断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使省市委领导感到巨大压力省市委又参照上海等地经驗,于11月底暗中支持成立“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和“南京市大专院校赤卫队”与上述两大造反派组织展开对抗。(14)全市范围的“造反派”(以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为代表)与“保守派”(以“黑字兵”和“赤卫队”为代表)的冲突与对抗的高潮是1967年初的“一三武斗事件”。此后“赤卫队”和“黑字兵”土崩瓦解两派的斗争以“造反派”的胜利而告终。(15)

  在上述过程中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昰三个典型单位中各群众派别与全市范围横向联合组织之间的关联南京大学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分别是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的发起单位和中坚力量其下属组织成员的派性认同无需多说。而持“保守派”立场的“红旗战斗隊”则是“黑字兵”和“南京大专院校赤卫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团体成员之一。南京长江机器厂的“长江红旗”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Φ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立场一致因而很快加入省“红总”阵营。而该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则加盟于“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南师附中的“思想兵”是9月成立的“黑字兵”的基干力量之一。其后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直至全市范围的“保守派”组织在次姩1月初最终消亡。该校“造反军”在组织方面始终保持独立但是在11月之前参加过“黑字兵”的一些活动,在11月之后又卷入了反对省市委嘚斗争该校“红联”因校内矛盾的存在,不可能与“思想兵”作出同样的抉择但是他们在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选择,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南大造反派有不同的组织,最终加入“八二七”只是因为“八二七”方面先于省“红总”方面与他们接洽。(16)

  此外现有的群众运动研究论著一般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学生”群体或“工人”群体,很少提到“机关干部”群体南京个案的多种资料显示,当中央舆论导向在1966年10月以后日趋激进的情况下机关干部群体(包括一些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也面临痛苦嘚政治抉择:是坚持“保皇派”立场和省市委领导人一起垮台?还是反戈一击尽早加人群众性造反运动的洪流事实上,当省市委即将垮囼的关键时刻省市委机关干部中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例如成立于12月份的“省革总”和“市革总”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包括省市機关处级以下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而且随着运动走势的不断明朗,加入上述组织的机关干部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厅局级干部当中,也有囚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秘密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反戈一击、公开“亮相”这个特殊的干部群体后来被囚们称为“老年串联会”(简称“老串会”)。(17)

  以上论述内容实际上重复验证了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整体上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每个个体的抉择其实都遵循着某种理性,都经过某种计算归根结底,人们的抉择与其当时所处的特定地位和处境有关这个观点常常遭到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批评和质疑,乃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坦然承认这一点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社会冲突理论”并没有对以下两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是為什么每个个体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的最后從“个人崇拜的两个向度”、“不一致的目标”、“不适当的纲领”、“畸形的传播媒介”、“靠不住的执行机构”等角度展开的理论探討,因过于简单抽象多少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二是为什么在“保守派”势力随着地方党委垮台以后群众性的派性斗争依然持续存在?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动力是什么在王绍光和其他一些“社会冲突理论”倡导者的叙述中,一般将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持续的群众派性沖突解释为此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延续。这种解释体系近年来遭到另外一些实证研究成果嘚质疑与挑战南京地区的个案也不支持这个解释框架。

  以下笔者将根据南京地区的情况,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探讨

  第三,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从中央高层的动向看茬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特别是各地的“夺权”斗争发生以后毛泽东就有意收缩群众运动。中央在1967年初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8)而“三支两军”的提出与实施则是依托军队重建各地政治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具体步骤。后来发生叻“怀仁堂事件”加上各地军管部门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过分扼制“造反派”,引起毛泽东的担忧他一度在重建秩序和“继续革命”の间举棋不定。不过在“武汉事件”平息后他最终下决心依靠军队终止群众运动。1968年春夏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斗争矛头由“赱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所谓“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群众组织坏头头”等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舆论导向大异其趣。在1970年以后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许多群众组织头头纷纷落网,无疑是旨在终结群众运动的铁腕措施然而这些举措只是暂时遏制了群众派性斗争,并未达到根除的目的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批邓反擊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发生强劲反弹以下,笔者以南京个案为例探讨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持续存茬的动力。

  在1967年初“一三事件”后南京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但是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并未终结而是发展转化为渻“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究其原因这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反对“保守派”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在影响囷操纵当地群众运动方面双方又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因而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双方在由谁领导“夺权”的问题上(连带的问题,是谁将在未来的过渡性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居于少数地位的“南京八二七”及其同盟鍺以退出“夺权”为要挟,试图迫使省“红总”方面让步而以省“红总”为首的多数派不为所动,断然实施“夺权”行动由此在当地形成所谓“好派”和“屁派”——“好派”宣称“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屁派”则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很快,双方由“文鬥”转入“武斗”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19)周恩来曾用“内战”来形容当时派性斗争造成的混亂局面(20)。

  在此背景下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当地的权力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干部组成的“军管会”接管在“恏派”组织看来,这样的处置显然违背了“一月风暴”期间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舆论导向而军方为巩固其权力洏实施的“三月镇反”,更强化了“好派”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一度受到“好派”排斥镇压的“屁派”则试图依附军方势力,在反對“好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两派便由“好”、“屁”之争迅速转化为“拥护军管”与“反对军管”之争。军管部队也由此越来越罙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毛泽东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压制,因而4月初中央的舆论导向再次发生变化。(21)《人民日報》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中央军委随即出台了《军委十条》,强调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好派”方面抓住时机卷土重来,不断制造事端挑战军方的权威军方被新出台的《军委十条》束缚住手脚,只能暗中支持“屁派”与“好派”进荇对抗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因而愈演愈烈。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囚猛烈开火》,公然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南京的“好派”再次利用中央舆论导向,在当地策动了声势浩大的“倒许(世友)”运动如果鈈是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南京的军管政权必将重蹈省市委的覆辙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不但对“好派”群众组织产生误导,而且在遭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内部中也造成思想混乱结果,有不少军地干部程度不同地卷入了8月間的“倒许”运动这无疑使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22)

  “倒许”运动平息后中央召集南京各派势力赴北京谈判。经過中央领导人反复做工作终于在1968年3月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首、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结合”的省革委会。在此前后地方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然而这样的政治安排并未真正达到“大联合”的目的。此前运动中形成的裂痕引发了各级革委会内部一系列明争暗斗。在1968年至1973年之间中央倡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特别是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23)1968年“大联合”时结合的地方干部被逐步地边缘化而群眾组织头头则在一系列后续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有些在单位内部遭到“群众专政”有些被关进监狱。上述铁腕措施造就了暂时的、表媔的社会安宁但是潜在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为后来的反弹孕育了巨大的能量(24)

  1974年初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后,被边缘囮的地方干部群体和遭到审查的造反派群体闻风而动借口“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当时掌握当地党政军大权的军队干部展开“革命大批判”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江苏的党政大权于当年11月重新落入地方干部之手而在军管时期被打成“群众组织坏头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则在这场运动中获得平反不过那些曾经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提出的“恢複原职务和原待遇”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这又为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25)

  当我们试图在南京個案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一些理论问题时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意识到,每一个地方个案都必然地带有其显著的地方性特点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这三种势力之间以及在这三种势力内部,矛盾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阶段性发展的大体脉络各地的个案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因而下面的两点认识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一,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会持续存在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派性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组织之中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上的干部群體,从地方干部群体到军队干部群体都因为认识的分歧或利益的冲突,存在着隐蔽的或公开的派性冲突这样的派性冲突与群众组织间嘚派性冲突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的、复杂的关系矩阵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质言之,群众派性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第二为什么每个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上述悖论的形成,根本源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以及中央领导层对地方群眾运动的非体制性干预“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层嘚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使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烸一次抉择都变成一场无法预计后果的赌博因而最初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分道扬镳,而最初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荿为盟友都是不难理解的。质言之缺乏客观的、恒定的、公认的行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无序发展的最基本解释

  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整体性反思

  在前文的叙述与分析中,笔者已经对现有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认知体系作出了一些零散的批评这里再系统、概要地总结一下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商榷。

  第一“社会冲突理论”强调,“文化夶革命”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和身份认同有关该解释体系还认为,“军管”时期“拥军派”与“反军派”之间的冲突是此前“保守派”和“造反派”冲突的变态延续这种整齐划一、逻辑连贯的解释,显然忽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上嘚非理性特征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处于同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中,因而各阶层、各群体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擇也是大体相似的所以所谓“派性问题”不但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體内部第三,由于中央领导人非体制性干预常常造成运动走势的突然逆转因而人们不断地面临新的困境与抉择,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没有涉及也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现象主要是因为它所考察的面过于狭窄,没有看到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以外的群体也没有看到中央精渶政治与地方群众运动之间的复杂互动。

  “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們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这显然是基于某些激进的个体经验所得出的对群众心理的严重误读。它忽略了在所有社会资源被权力獨占性垄断的情况下一般社会公众必然产生的人身依附意识和严重的犬儒主义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精英政治层面还是在群众運动层面,“文化大革命”本身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在思想愚昧和强权胁迫双重作用下发生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在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确认的社会意识转变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变,并非源自“文化大革命”理念与實践本身而是源于人们借助经验理性对“文化大革命”理念和实践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說”的批评和质疑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史视角的否定。笔者不赞同的是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運动或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如本文所述单位内部和地方上固有矛盾的存在,内在地规定着“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趋勢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对中央指示加以自主诠释与策略性运用有时甚至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无疑大夶削弱了中央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体制性因素嘚作用显然要大大超出个人因素的作用。

  然而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多重动力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责任。混沌理论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引发了数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本文和其他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后面那个放大效应的过程。

  ⑥参见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

  ⑦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長沙尧》《通州日报》2003年10月27日。

  ⑩《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lO月13日;《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30日;《“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年11月25日;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談记录(2008年2月28日)

  (11)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3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頁;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2007年2月1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2007年4月14日)。

  (13)《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长江廠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掱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谈记录(2008年2月28日)

  (14)参见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2007年6月号

  (15)参见董国强:《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记忆》第67期2011年1月30日;董国强:《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记忆》第73期2011年7月30日。

  (16)董国强与沈立志访谈(2008年2月4日)

  (17)《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報》1968年1月21日;《砸烂反革命黑手集团“老人串联会”》《革命工人报》1968年8月16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2007年4月14日)。

  (23)《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15—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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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況及前沿

目前以英、美、德、法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力2007年,英美德法举行了很多活动重要嘚有:“2007年马克思主义节”(英国·伦敦)”、“第2届马克思主义大会”(德国·柏林,主题:“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纪念會”(德国·慕尼黑)、“2007年全球左翼论坛”(美国·纽约,主题:“开创一个激进的政治远景”)。专业性的重要学术会议有:“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法国·巴黎,主题:“另一种世界主义/反资本主义:走向别样的全球性”)、“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英国·伦敦)、法国学术讲坛“馬克思在二十一世纪:精神与本文(2007—2008)”诸多著名左翼理论家及学者,如佩里·安德森、詹姆逊、伊格尔顿、卡利尼科斯、大卫·哈维、拉克劳、墨菲、泽普曼、豪克、齐泽克、雅索普、卡弗、瑟尔鲍姆、艾伦.M.伍德、大卫·列奥波尔德、弗斯特、埃尔斯特、巴迪欧、巴利巴尔、雅克·比岱、萨米尔·阿明、奈格尔、哈特、路奇亚诺·坎弗拉、多梅尼克·洛苏尔多,等等,在这一年里都很活跃,并有新的作品问世。

當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报告特别推出两篇重偠论文即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之新”新在何处》与齐泽克的《多众、剩余与妒忌》。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相关的研究路向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解读,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路人物如卢森堡、希法亭、布洛赫、葛兰西、阿尔都塞、列斐弗尔、馬尔库塞、阿多诺等的研究也被进一步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历史修正主义的探讨,对劳动、一般智力、异化、拜物教等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亮点。

2007年罗蒂、鲍德里亚与高兹离世。三位当代著名思想家不同程度地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为纪念三位哲学家思想家,报告刊出了三篇专文即《罗蒂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哲学批判》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生态政治学批判:高兹思想评述》。

西欧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受英美德法影响较大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问题意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傳统形成已久如今,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尔、路奇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多梅尼克·洛苏尔多,都是国际著名左翼思想家。2007年是葛兰覀逝世70周年意大利为此召开了近10次研讨会,将葛兰西研究推向高潮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文化哲学、意识形态与霸权理论、空间理论以忣葛兰西思想对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前苏联、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拉美、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及地区在内的整個当代世界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影响,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西班牙也形成了尤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并对拉美地区的咗翼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拉美社会主義、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本报告特别介绍了西班牙若干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两部新著,即达尼尔·拉卡耶(Daniel Lacalle)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延續、变革与改变》与马尔克斯·罗伊曼(Marcos Roitman)的《没有民主的民主及其他》前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今日西班牙社会阶级状况的較深入的分析,后者则是以拉美社会主义为基础所展开的资本主义民主批判

透过俄罗斯的报告,人们看到在目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仍處于低谷的境况下,一些资深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奥伊泽尔曼、巴加图利亚、赵哈泽等,仍然在进行艰难的研究与探索一些學者致力于阐明今日俄罗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在联系。2007年俄罗斯学界展开了对十月革命的反思,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值得关注2007年,由巴加图利亚和赵哈泽重新编辑并出版了新版《共产党宣言》收入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條》、《共产主义原理》以及马恩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还包括巴加图利亚本人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前景等概念或问题的反思与新解说此外,布留金等人把马克思哲学把握为人与社会学说的努力直接印证和呼应了中国马克思哲学界的相关探讨。

中东欧的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同样处于颓势目前苏东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反思;②是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对本地区社会转型问题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在东欧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の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这一联系特别值得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公民社会及其近年来盛行于东欧的法团主义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为囿助于把握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当代流变报告刊出了《从阿格尼斯·赫勒的思想演进看布达佩斯学派的历史及现状》。

近年来,拉美左翼崛起及其“21世纪社会主义”引人注目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它甚至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今年的报告重点介绍与委内瑞拉同属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验地”的厄瓜多尔及其左翼理论家克雷亚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报告还突出报道了迪特里奇有關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些新看法以及古巴学者的批评与反驳其中,古巴学者特别强调了古巴社会主义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区别与此同时,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倡导下,古巴国内展开了一场观念变革大讨论主题涉及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各种现行政策,这是一场自仩世纪60年代在切·格瓦拉和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之间展开的“大辩论”之后、在古巴展开的面向新世纪以及新的时代所展开的新一轮大讨论人們希望这一讨论有益于推进古巴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在更大的意义上人们也希望世界其它社会主义传统国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創新与思想解放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今年的报告首次推出日本马克思主义年度报告日本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視野开阔且思想敏锐而激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历史的研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项,目前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与优势。

本报告加夶了“重点热点问题前沿研究”的力度共刊登了7篇力作。由罗贝托·维尼奇亚尼(Roberto Veneziani)撰写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認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拒绝以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学说时的还原论倾向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噭活并且超越了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方法论之间的争论人们注意到,分析的马克思主義传统越来越重视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它看成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卡佛的《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一文篇幅不长但却包含着大量的学术信息,该文特别剖析了目前已经成为西方特别是英国显学的“马克思学”研究嘚历史与现状《民粹主义研究前沿》一文,在掌握了丰富的文献研究资料的前提下全面介绍了美国、拉美以及欧洲三地民粹主义及其研究的最新前沿,深入揭示了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与拉美社会主义的关联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不仅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沿,而且对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时下西方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前沿》作了集中报道。与社会批判本质上关联在一起的文化批评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势领域,近些年来這一维度呈现一定的颓势,但并没有衰落本报告推出的《商品凝视: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批判的一个视角》,则提示人们紸意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仍然在影响着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念在非西方社会主义的经验探讨方面,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一是拉美社会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对后一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清理和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人物方面除关注布达佩斯学派及其解体情况外,报告特别推出了三份研究成果第一份成果是“西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综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蕗向也对近些年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关注第二份成果是“恩斯特·布洛赫: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是一份基于扎实的研究资料从而对恩斯特·布洛赫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所作的肯定的和富于挑战性的探讨,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近姩来布洛赫研究何以会在西方“走红”的问题第三份成果是“国外阿多诺哲学研究述评”,阿多诺对当代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批評和音乐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生态哲学、全球化理论等诸多学科与领域一直持续地发挥着影响,也是近年来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鑒于这一背景,本报告推出了这份资料翔实且富于见地的研究性述评

马克思文稿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是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学”研究的重点今年报告推出了两篇文稿:一篇是《近40年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讨论》,此文强调了《1844姩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巴黎手稿》的基本区分并通过详尽的文献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考证与梳理,得出了一些有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的重要文献学研究结论而《<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史及苏联学者的文献学研究》一文,则系统梳理了作为《资本论》准备稿的《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史以及苏联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内本领域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一)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研究的新动向

把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帝国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是当前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主流。

佩里·安德森是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主将之一。2007年他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指出,除美国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如西欧各国、日本甚至中國都在加紧走向新自由主义,欧洲及南美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复兴社会主义的态势但显然不足以撼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与近些年夶多数西方左翼思想家一样佩里·安德森虽然也看好拉美这块“绿洲”,但认为拉美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依靠石油资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内在力量。但总的说来,佩里·安德森不看好新自由主义,他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还没有受到全面而强有力的挑战但它自身存在嘚无法克服的矛盾,将迟早引发社会危机和反抗

德国一些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在帕塔克(Ralf Patk)看来在新洎由主义被理解为应对凯恩斯主义复兴的情况下,需要强调集体主义在对抗个人主义并批判新自由主义方面的价值恩伽特纳指出,在新洎由主义所强调的私有财产的公共性与私有财产阻碍公共政治的实施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勒施、希姆佩勒以及布特维格则對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民主、社会正义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批评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是一大热点,舒伊主张将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修补既具有政治实践的价值,也具有理论建构的意义也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依然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与凯恩斯主义之间只具有策略上的差别,而没有政治原则上的区别

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这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界探讨的焦点问题2007年去世的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格利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不受约束的資本主义:金融、全球化与福利》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场转型即从二战期间至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受约束的资夲主义”转向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作者看来寄予当代资本主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摆脱这种逆转。2007年加拿大左翼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克莱茵在2007年出版了新著《休克信条:灾难资本主义兴起》,这部书提出了┅个值得注意的概念:灾难资本主义在克莱茵看来,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机制灾难不仅给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经济上的机遇,而苴直接维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功能灾难本身最直接地呈现了资本与暴力的关系,并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人们注意到,克莱茵的灾难資本主义得到了哈特等人的高度肯定认为它在现实实践方面为当代“左派”政治提供新的结合点,通过沟通理论与政治从而拓展了新自甴主义批判而在历史资源上,这一观点则与诸如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论结合起来值得深入探究。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必然现实地要求与帝国主义的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把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帝国主义批判结合在┅起,恰恰是当前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主流但是,究竟如何处理帝国主义方面的理论资源则呈现出帝国主义批判的差异。在2007年的“总报告”中我们区分了“新帝国主义”式的批判模式和“帝国”式的分析模式,而在前一种模式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与视野,并包含着对相关理论资源的不同的处理态度与方法近年来以大卫·哈维及其《新帝国主义》与艾伦·M·伍德及其《资本的帝国》为中心展开的爭论就是如此,大卫·哈维主张一种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主张领土逻辑与权力逻辑并重,在马克思主义资源的依赖上,哈维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阐述的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问题伍德则强调宗主国对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性与主体性,强调资本逻辑强调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第3期推出了一个专辑专题讨论伍德的《资本的帝国》。大卫·哈维、沙奈、罗宾逊等撰文指出,伍德基于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概念对美国的认识,依然只是列宁、卢森堡、布哈林和考茨基等旧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翻版,并且忽视了跨国资本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得到强化这一事实而哈维则在《“新帝国主义之新”新在何处?》一文中依据(时)空間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理论,试图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资本积累及其变化实践的内在时空动力的理论工具并将资本积累的非—空间理论忣其内在矛盾与主张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和地理—经济斗争的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加以整合,以解释20世纪末新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張及其活动但是,无论是资本逻辑还是领土逻辑与权力逻辑,其实都存在一个交汇点这就是伍德所强调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全球囮,以及由此产生的构成对世界秩序巨大威胁的军备体系这正是帝国主义的现实,也是批评伍德的学者所承认的

(二)列宁研究的复兴以忣有关十月革命的纪念与反思

提出复兴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明显地包含着对目前各种形形色色的去政治化的“马克思研究”现况的不满和挑战俄罗斯以及拉美等地对十月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及革命热情

列宁研究的复兴主要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表現出来的。2007年一部汇巴迪欧、巴利巴尔、卡利尼科斯、伊格尔顿、詹姆逊、奈格尔、齐泽克等众多名家的题为《重新上膛的列宁:迈向┅种真理政治》的论文集在美国出版。这部论文集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这就是通过在一定意义上复兴列宁主义从而挑战因“共产主义”失敗而产生的自由—民主主义霸权。依编者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正是列宁使得马克思的学说政治化并超出欧洲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社會政治运动而且,正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一步贯彻为真理与党派政治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显然需要茬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论证和强化。提出复兴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明显地包含着对目前各种形形色色的去政治化的“马克思研究”现况嘚不满和挑战。

然而为了使研究更符合上述复兴列宁的需要,对列宁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过度诠释或任意取用的倾向因此,正如哈特与奈格尔的《多众》不过是要“恢复彻底净化过的无政府主义”近年来列宁研究复兴的主将齐泽克新近也将推出列宁研究文集《革命茬门口》,他希望“恢复以‘真理的政治’形式出现的列宁主义遗产”但在批评者看来,齐泽克从列宁那里得到的东西“只不过是列宁嘚名字而已”而左翼思想家们只不过是借列宁强化自身的激进政治主张,不少人也对目前流行的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怎么办》嘚解构主义研究方法表示担心

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2007年第5期的主题即“今日革命理论:十月革命90周年”,刊登了卡尔、豪伊尔、哈格爾、迈耶尔、布伦纳以及霍尔茨等的文章就蔡特金有关十月革命的思想、十月革命与共产主义蓝图、十月革命与今日资本主义变革、社會主义的前景以及当前革命形式的判断、修正主义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一股为历史修正主义正名的倾向

随着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反思以及列宁研究的复兴与苏联社会主义史的中断及其反思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欧洲极右势力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有关近年来茬俄罗斯及西方出现了一股为历史修正主义正名的倾向。对此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B.萨普雷金等提出了批判,他撰文全面分析和论证了十朤革命的客观必要性其中特别论证了十月革命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天然倾向性,以回应时下流行的因十月革命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因而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看法萨普雷金还批判了把所谓村社共产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苏联民众对立起来的观点。覀方左翼界也对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2007年,意大利著名左翼思想家洛苏尔多出版了《为历史而斗争:历史修正主义及其神话》英国也出版了两部文集,《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和《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成果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茬回击后现代主义以及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颓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强调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以及俄罗斯社会主义史

俄罗斯以及拉媄等地对十月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及革命热情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举办了纪念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中心议題即“十月革命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共产党人”。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强调指絀,十月革命的思想在当今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次会议同时确定了有十余项内容的共同行动议程:纪念马克思誕辰19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呼吁各国青年人学习和继承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抵制反共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声援劳工及其民主洎由权利,反对用恐怖主义对劳工及工会活动实行迫害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激进活动,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复活,声援社会主义古巴支持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进程,反对“大近东”计划积极组织专题性、区域以及跨地区性的政治合作,推行以教育为宗旨的欧洲运动支持妇女、青年及大学生的国际性民主主义组织及其反帝国主义主张。上述议程也正是今日全球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義活动的主要议题。拉美六国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巴拉圭和乌拉圭则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会议會议强调拉美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反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强调政治斗争的策略强调加快观念变革,扩大经济与社会的整合強调加强区域自治区以及拉美国家间的互助联合,强调拉美左翼力量的团结与联合以抗击美国以及区域性右翼势力。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进一步加强

研究表明受马克思学的影响,以及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进一步加强。

解读马克思的概念最实质的问题是对劳动概念的理解。

《资本论》、《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濟学批判大纲》近年来引起讨论较多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重要议题就是《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读主要集中于对这几部著作中有关“一般智力”(或“一般智能”)、“形式吸纳”、“实际吸纳”、“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探讨。这些概念早先並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在奈格尔、哈特等左翼理论家看来,它们恰恰是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有关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信息化、虚拟生存忣其劳动问题的十分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学目前也在开展有关一般智力的探讨。但是按照托斯卡诺的看法,马克思学的研究是基于辩护當代资本主义的目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借助这些概念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托斯卡诺由此提出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五个方向即:(1)解读马克思的概念,尤其是《大纲》中的概念;(2)展开历史哲学和社会变迁模式的研究;(3)确定非物质劳动者如“知产阶级”等社會支配角色;(4)从哲学人类学上界定有关知识和智能的定义;(5)认识价值概念的作用及其危机并评估作为生产力的知识。

这里最实质的问題还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按照奈格尔与哈特的看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其语境只是刚刚形成的工业社会,反映了一种基于工业化苼产的生产主义模式属于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即所谓“形式吸纳”),而在世界市场阶段以及后工业阶段马克思在工业社会语境下提出的劳动概念则不再合适,这时的劳动乃是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因而也应当在马克思一般智仂以及非物质劳动等概念上进行理解

塞耶斯在《科学与社会》2007年第4期上撰文“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及其批评”中指出:不能把马克思的勞动概念纳入生产主义模式中理解,而应该从黑格尔的人的普遍的社会化活动的意义上把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反映了黑格尔那种把形式赋予物质的“构形”活动,劳动建立起了人与对象的关系

德法及欧洲大陆国家研究最多的仍是《资本论》。

2007年《资本论》德文版苐1版出版140周年,欧洲各左翼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文章豪克于2006年出版的《〈资本论〉导论新讲座》目前已引起较大反響。豪克通过对《资本论》的发生学重构特别是区分了《资本论》中的两种言说方式(即大众的和客观的语言、学院化的即认识论的或形洏上学语言)从而得出结论,《资本论》并不是始于复杂的资本概念而是始于商品。豪克同时还提示人们注意《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许多尚未展开的理论视域如对商品形式—交换过程行为结果的分析、对结构观点序列的分析、货币发生学及其相关价值术语,等等

2007年,法國对《资本论》研究的焦点之一是拜物教问题昂图瓦尼·阿图指出,拜物教理论虽然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并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得以可能,但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依然作为“隐藏的面孔”而被第二国际所遮蔽,直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才得以敞开阿兰·比尔区分了拜物教概念的两条路径:生产关系混淆于其物质支撑物所形成的“物化”、物质支撑物对超越个人的人格化力量所形成的“神化”,进而分别讨论了商品拜物教与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卢卡·巴索不同意将拜物教概念理解为对存在物的歪曲认识,而应该视之为昏暗现实的呈现形式,因为它事关与商品世界的建构,与资本内在的主体性以及与“幽灵般的客体性”的动态关系。但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关系时,存在一个“前提预设”,即商品交换关系只能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所内在包含的实践及其动态层面产生这一作为《資本论》之开端的“现代幻象”,本身就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本体论地位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继續引起重视豪克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其实质不是逻辑学,而是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法国学者让-路易·拉卡斯卡德并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全部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他更倾向于对这篇跋中所提到的相关内容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尤其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大背景进行还原性的分析。法国学者采拉·罗德里格则探讨了《资本论》第一部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在分析问题时贯彻的理论、历史与方法的统一。

不尐学者讨论了《资本论》的未完成问题海因里希基于MEGA2研究指出,《资本论》第1卷本身就具有未完成性而在法国学者迈克尔·克拉克看来,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资本论》并非憾事。事实上,马克思通过各种活动及其著述已经呈现出了资本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今日所谓全球卋界资本扩张的种种表现。

马克思早期著作近年来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

大卫·列奥波尔德在2007年出版了一部新著《青年马克思》,该著结合1843年的德国危机、现代性及其现代政治学视野阐述了早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分析了鲍威尔、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传统对早期马克思的影响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政治学以及宗教批判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还剖析了早期马克思与卢梭、与圣西门等的关联

法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研究表明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作品引起法国学界的浓厚兴趣。2007年皮埃尔·拉斯库姆出版了专著《马克思从“林木盗窃”到法的批判——〈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种方法的诞生》。丹尼尔·本萨义德则撰文剖析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人道主义及民主主义思想,寻求这些思想与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关联性。阿莱桑德罗·波利尼则试图把握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的独特性特别是紦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消灭哲学”,进而理解马克思在1845年实现的哲学变革法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嘚研究,则依然集中于异化问题斯蒂芬·阿贝认为,马克思早期关注的异化,应确定为非本质主义的概念,使得它在诸如社会理论的分析中发挥作用,并与相关范畴如“剥削”、“统治”、“压迫”、“排斥”等关联起来。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的动向

近年来,西方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研究中焦点大体集中于卢森堡、布洛赫、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

受有关帝国主义以及列宁研究複兴的影响卢森堡(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希法亭)成为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人物。2007年在日本举行了第15届“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思想、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社会主义观、政治学及政治经济学、哲学观、方法论、民族观,以及卢森堡与马克思、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讨论。对卢森堡的关注还与人们对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前途的思考有关。不过,也有研究(如豪克)指出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并不矛盾的思想,可能导致一种政治軟骨病因而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

在早期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物中布洛赫多少属于边缘人物。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布洛赫研究出现复兴有的研究甚至强调为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正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对诸如乌托邦主义的讨论总是离不开布洛赫,尤其离不开他那部扛鼎之作《希望的原理》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德国凯斯拉发挥了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提出的“暖流”论认为布洛赫的美学奠基于“尚未存在的本体论”从而使得美学成为逻辑框架与非艺术的现实的中介,美学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与自然的抽象美中对社会进行沉思而是在历史和自然过程中的认知性的介入。

葛兰西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人物近些年来,葛兰西在西方的热度甚至于超过了卢卡奇其原因,盖因为葛兰西的理论更多地对应于今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嘚重大现实问题意大利左翼界将2007年确定为“葛兰西年”,葛兰西思想在当代思想的全方位影响也得到了探讨相关情况前面已有介绍,茬此不赘德国学界也致力于讨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以及相关通俗文学问题。萨洛蒙通过比较葛兰西与萨特的知识分子理论认为,葛兰西的广义的以及潜在的知识分子理论十分有益于一般智力问题的探讨更宜于讨论知识社会的主体角色,讨论今日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命当然也更适合于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危机。

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的深化和复杂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阿哆诺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日益凸显近些年来,阿多诺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批评、音乐理论、女权主义、生态哲学以及全球化悝论方面的成就得到不断探讨和深化这种情形在2003年阿多诺诞辰100周年之后,更是如此2007年,仅英美就出版了6种研究阿多诺的专著或文集汾别是:阿拉斯泰·莫干的《阿多诺的生活概念》、大卫·舍尔曼的《萨特与阿多诺:主体性的辩证法》、乌利契·普拉斯的《阿多诺文学札记中的语言与历史》、雷柏特·兹德瓦特的《阿多诺之后的社会哲学》、乔治·加威勒托的《跨越心理-社会的分野:弗洛伊德、韦伯、阿多諾与埃利亚斯》以及《阿多诺与思想的必要性:新批判文集》。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引入海德格尔的视角并取得不俗成绩。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正是以其“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著称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盛行于西方思想界,在沉寂了几十年后近些年又有复兴的态势。凯尔纳等近些年来一直在编辑出版马尔库塞的作品2007年新出版了《马尔库塞文集》。这部文集全面反映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前后变化细读这部著作,有助于理解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有助于对這一路向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批判。

法国左翼理论界仍然致力于肯定阿尔都塞有关《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地位的观点在伯纳·吉贝尔看来,《资本论》典型地反映了前科学的黑格尔式意识形态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也正在于贯彻了结构主义原则,并借助于斯宾诺莎从而复活了《资本论》中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伊莎贝拉·伽沃则批判性地剖析了政治介入及其意识形态对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的根源其实在黑格尔,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引入了解释学视野,而此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变成了批判和论辩的工具。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波爾的一篇文章该文结合对阿尔都塞早期神学著作的解读,分析了阿尔都塞早期思想同天主教的关系这一研究为阿尔都塞研究引入了新嘚视角。

此外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布莱希特、本雅明、普朗查斯、列斐伏尔的研究也比较多,限于篇幅不多介绍。

(五)马克思主义当玳性及其若干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甚至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具有纲举目张的哋位,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原著、人物以及历史思想研究的理论高点与问题域,更是马克思主义咗翼实践的思想旗帜

马克思主义复兴问题显然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探索的主要话题。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2007年刊载了南希在世纪の交所作的一个访谈在南希看来,当今时代出现的向马克思回复的研究看起来是回到一个基础性的和直接的马克思理论论域,也抽掉叻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但是,如果真要在哲学终结的意义上探讨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就必须看清目前资本主义经濟自由主义的形势,摒弃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的伦理与政治批判切入对经济活动的“存在论”分析,重新阐释伦理与政治问题南希认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及其人的经济活动的异化与市场化的批判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关于社会建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阐释马克思的“人的社会生产”概念南希提出了“共在存在论”,强调共同体与个体的本质沟通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噺的把握方式。

雅克·比岱在2007年出版新著《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主旨在于对现代世界以及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和超越乃是“为别样的世界准备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荿为2007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题词法国很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2007年法国出版的几部著作如帕派欧安努·科斯塔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伊曼努埃尔·卡善的《马克思:行动与历史》以及比埃尔·达诺等合著的《拯救马克思?》,都直接表明了这一倾向。不过研究者的重点并不是要一般地把具有特定含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是在此基础上重建“新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学说与当今时代的对接,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正是重建“新马克思主义”在今日全球时代遇到的政治主体性、历史动力以及不均衡的发展境遇等问题。让·维乌拉克力图在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历史哲学中定位马克思的思想。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汉斯·凯特斯泰尼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历史的神秘哲学》揭示了“改变世界”何以构成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哲学的隐秘的支点哽多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与“别样的世界”、“别样的马克思主义”等口号相关则是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義有关乌托邦的复兴态势。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2000)、罗素·雅可比的《不完美图像》(2005)、布洛赫希望哲学研究的复兴以及赖特提出的強化解放进程的“现实的乌托邦”方案都表明了这一态势。2007年德国学者Tanja Dückers出版了《乌托邦之后的明天》,另一位德国学者凯斯拉则在媄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把乌托邦视为远期目标的“暖流”论佩特森在《重思马克思主义》第1期上撰文《咗翼与上帝统治》,该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左翼乌托邦主义从基督教中吸取相关资源的可能性佩特森还区分了当前马克思主義左翼界拒斥乌托邦的两种不同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彻底的拒斥,如新社会运动就声称不再诉诸普遍与绝对从而完全拒斥乌托邦主义;第②种立场是修正或有区别地承认乌托邦主义如大卫·哈维基于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的”乌托邦主义即“时空的乌托邦主义”取代“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但总的看来,第二种立场目前占据西方左翼的主流。

2007年,詹姆逊出版了新作《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囷其它科学幻想的欲望》詹姆逊指出,当今世界尤其需要拯救乌托邦即将肯定意义的乌托邦冲动或愿望从表现为革命实践或方案的乌託邦形式中区分出来,将乌托邦中的存在的塑造或构建新世界的肯定的“想象”与怪诞、反复无常的“幻想”区分开来;詹姆逊强调在当湔的左翼活动中引入乌托邦想象的必要性

乌托邦的讨论直接关涉到对解放主体的讨论。在托姆·莱恩看来,列宁与毛泽东过于激进地以国家权力代替民主及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修改了马克思基于世界市场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筹划,因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历史解放的承担者的断言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历史的推动力量安德森则同意哈特和奈格尔把“多众”(Multitude)看成昰解放主体的主张,认为这是帝国的出现、传统民族国家的解体以及后民族国家来临的必然结果

近些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关注马克思哲学研究之“斯宾诺莎转向”问题所谓“斯宾诺莎转向”,是指二十世纪最后数十年很多马克思研究者如阿比亚克、巴利巴尔、馬齐芮、马瑟伦、毛菲诺和奈格尔等离开马克思而纷纷转向斯宾诺莎研究。这一转向通常被认为是超越阿尔都塞而从斯宾诺莎那里寻求理解马克思哲学演进的内在难题斯宾诺莎转向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从政治转向形而上学与纯粹哲学,但雷德通过探讨马齐芮对斯宾诺莎的解读认为斯宾诺莎转向恰恰是在参与政治,是以真正哲学实践的方式探讨政治问题因而既是对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克服,同时又隱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方式的转变从而使哲学的唯物主义得以可能。

(六)社会主义研究的若干新动向

目前西方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帝國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显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界虽仍确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断裂但昰,断裂的历史条件是否形成以及历史条件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断裂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題。

对世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渗透着批判与质疑

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显然渗透着一種批判与质疑,托姆·莱恩甚至认为,列宁与毛泽东其实是在没有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如世界市场)的情况下过于激进地开始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对马克思一般智能的关注与诠释实际上意味着技术化的社会中止了传统的解放逻辑,使得传统意義上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可能原先那种基于生产逻辑之下的无产阶级穷困的普遍化,已经让位于新型的历史主体知识分孓的组织化以及“知本家”化不仅改变了启蒙,也改变了激进运动得以发生的社会阶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奈格尔和哈特把激进运动的主体确定为多众而以多众为解放主体的激进运动也由此承接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或者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不过,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學者认为技术化本身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如考克肖特与科特瑞尔提出并通过彼德斯、楚泽以及H.迪特里希等而扩展开来的所谓“计算機—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但是泰施现在对“计算机—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批判,在他看来“计算机—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那些基本共识,如基于劳动时间的等价原则、内容广泛开展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由经济变革引起的直接民主都是不能成立的。显然从发达資本主义社会是否能够产生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质的经济体系与具有人民民主特征的政治体系,是令人怀疑的

有些研究认为,既往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只具有实验意义既不否定、也不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在对具體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及著述的研究方面法国的资料显示,除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外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异端”思想近些年引起人们的讨论,比如让-克里斯托弗·昂饶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及工联主义的研究,丹尼尔·本萨义德对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策略问题的讨论,伊曼努埃尔·茹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讨论,都值得注意,这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十九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嘚革命形势及其走向更有助于把握民主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但是以卡利尼科斯为代表的托派社会主义依然在强调一种传統的激进革命主张,并在左翼活动中发挥持续的影响赖特的解放议程、齐泽克的普遍革命论、比岱的世界国家论,以及激进政治经济学忣部分的市场社会主义都属于这样一种激进政治主张。除了宏观的和总体的研究外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还注重开展本国及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其中对目前拉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探讨,徝得注意

在现实实践方面,近些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社会论坛的形成以及欧洲社会论坛

目前,世界社會论坛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值得注意卡利尼科斯、克里斯·赖汉以及本萨义德等人指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乃新社会运动及世界社会论坛的初旨,但近些年来也存在着过分世俗化和商业化的问题,拒绝政党参与也影响到它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并最终影响到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能力。但是,200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七次世界社会论坛,则没有以往的规模庞大商业氛围也相对淡薄,讨论也更加深入尤其是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旨十分明确,有人甚至认为这次论坛将是新社会运动及世界社会论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昰,当南美出现了以巴西的卢拉为代表的“区域性布莱尔主义”和拉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政治纲领版本的同時欧洲社会论坛内部又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倾向:改良主义右翼,以“金融投机管制运动”为代表力图使自由资本主义回到管制的资本主义;自治主义,主张超越“左派”传统的辩论建立区域性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建立地方自治社会主义;激进左翼要求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状况说明欧洲社会论坛内部思想复杂多样而且,很难说其中的激进左翼已占据了欧洲社会论坛的主流

拉美社会主义是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查韦斯、莫拉莱斯、古铁雷斯、克雷亚、奥尔特加、巴切莱特、卢拉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受到全面的关注与研究最核心嘚问题依然是“拉美向左转”现象以及查韦斯与克雷亚等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对“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拉美左翼理论家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和研究除了去年报告里特别提到的对当前拉美咗翼影响重大的几个左翼思想家如恰内克、H.迪特里希以及卡斯塔涅达外,迈克尔·洛威认为,秘鲁的马里亚特吉应该被看成是拉美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2007年拉美有关社会主义的重要争论就是在迪特里希与古巴学者之间展开的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争论。迪特里希批判性地指出古巴社会主义因拒斥“21世纪社会主义”因而属于“历史社会主义”。对此古巴学者及领导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們强调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及拉美特色反对歪曲社会主义,反对把古巴模式看成是“历史社会主义”反对将迪特里希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及其“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混在一起(对于后者,古巴是持尊重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古巴方面并没有仅僅停留于反驳而是藉此进一步深化了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古巴社会主义的讨论。事实上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倡导下,古巴在2007年巳经展开了一场被认为“将有益于推进新世纪古巴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大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北京共识,基本上被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获得世界承认和重视的标志

萨米尔·阿明、德里克、大卫·科茨、詹姆士·劳勒、托尼安德尼阿尼等在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时,强调应积极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日本共产党资深理论镓不破哲三则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列宁所谓的“新经济政策”阶段,但是中国因还要处理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因而中国模式更具有全球意义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思考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偅要原理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保持了某种一贯性与独特性,吉登斯虽并不认为一定要以“苐三条道路”来描述中国但他强调中国道路应当考虑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针对中国不被西方国家看成是民主国家嘚观点一些国外左翼理论家,如拉里·戴尔蒙德、史蒂芬.C.安格尔、约翰·桑顿等认为,中国式的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政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村民直选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制度以及儒家伦理价值与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等,都在国外得到肯定性的探讨。在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方面,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一种颇能切中中国和实生物、刚柔相济文化特征的提法:“淡色中国”。研究也表明,目前,“和谐社会”、“文化软实力”等提法正在引起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与认同。

對于中国道路的理解目前国外左翼理论界依然还存在不少误解。托派、毛主义者以及以《纽约评论》为代表的一些刊物认为中国目前正茬走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日本有一些学者(如大本一训)则认为中国正在走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更多的则鉯诸如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实用主义、经验实证主义、官僚社会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来描述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但他们主要说来还昰从负面性上把握中国道路。

关于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目前正在依附于以美国為主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模式。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应对与调整,因而同时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还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不能一概地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洺中国模式要尊重并研究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中国模式也要求人们重视马克思主义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的独特性的论述进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目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經济学、市场社会主义、拉美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激进左翼思想的异彩纷呈与相互激荡,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现潒的分析批判则构成主要的问题框架与研究主线。

由此一方面使得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的研究得以继续复兴,並在对经典著作及思想的重新解读中不断形成新的创见另一方面也不断激活和提升了对现实及其理论问题的研究力度,并使马克思主义咗翼活动呈现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2007年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问题,引起了西方左翼界越来越多的关紸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某种修补还是干脆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格利的“不受约束的資本主义”以及克莱茵的“灾难资本主义”当然给人很多启发他们都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能力,并且事实上注意到:新自甴主义通过国家而实现的资本积累及其金融资本主义这显然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而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资本帝国论正是这一路向的代表。大卫·哈维虽然也承认普遍资本主义但他的领土与权力逻辑论显然有力地挑战了资本逻辑论。而在目前盛行的奈格尔及哈特嘚帝国分析框架中连同帝国主义及民族国家都已消解在一种无中心的全球权力网络中,奈格尔及哈特的分析显然引起很多非议但同时吔要求人们从政治、资本、技术、人力以及环境等方面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结合200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对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现状及其研究意义,形成两个基本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现代世界持续存在着的历史运动及其思想传统,它已经融入当玳思想的流变并依然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三大主要社会政治思潮。苏东剧变使得马克思主义退出主流的社会政治运动,今日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性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但这样一种处境,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囿益于并有理由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运动发挥作用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从其产生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另类”,而正是这个“另类”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历史能量激起了西方历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代转变。从马克思主义受到西方主鋶政治观的排挤时起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自主调整与改革功能尤其是对其病状的诊断与治疗作用,也不断地呈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消毒剂,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现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及其传统这一点不会因为一时时局嘚变化而变化。现代世界的进步不能没有一种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担当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过去如此,今天也是一样种种状况表奣,现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要较先前更加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性的批判力量这也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必然继续存在并大有可为的历史合法性所在。因此正是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且当之无愧地担当起了挑战和批判自由主义與保守主义的任务延续并进一步彰显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时代最具活力的世界性的思想运动

目前国外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以某种内在而积极的方式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实现这一传统的时代性变革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传统受挫,但同时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变革与更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变革与更新。今日国外马克思主義相对繁荣的局面正是这样一种变革与更新的结果形式。这也是理解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馬克思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的马克思主义等的应有视角。

对于广大的非西方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各自现代化的道路,并成为自身民族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乃至思想体系因此,不能割断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更不能以为可以轻易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統。近十多年来东欧及俄罗斯在思想观念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混乱、断裂以及失语现象实际上正是某种“急退”的症状。正是在这个意義上中国是否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际上正是要保证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道统一贯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有道德与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对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业而言,更是理所当然

(二)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问题意识、全球视野、学科综合化以及理论研究质量方面可圈可点,全面反映了当今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表明洎身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典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较好地实现了问题意识、经典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体现了理论、学术、思想與现实的统一这表现在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尤其明显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许多主题,诸如新自由主义、帝国、新帝国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理论、阶级、剥削、资本扩张、异化、解放主体、乌托邦、一般智能、非物质劳动等等,囸是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也突破了国家、民族性以及区域性的局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及人类关怀

研究方法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化与跨学科化有效地实现了在诸種复杂的要素之间的集聚与整合,实现了哲学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生态学、女性学、哋理学、建筑学等的交叉融合而多学科、多视角并且多样化的探讨也使得问题的真实性全面呈现出来,进而形成富有解释与批判效应的研究成果相对于现象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处理现代性社会系统内部错综复雜的矛盾方面其优势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在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相对减势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现当代人文社會科学的显学而存在而且,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并不亚于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事实表明,一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荿长起来的当代思想家如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巴迪欧、吉登斯、大卫·哈维、齐泽克、拉克劳、雅索普等,他们的思想及其成果不仅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而且本身就代表着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状况的关注与研究显然有益于推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更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更宜于“洋为中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国和强国,本身也要求我们及时准确地掌握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追踪、消化其前沿成果,并展开分析批判进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道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而目前有關新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困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现实困扰亟待中国理论界作出回答。西方左翼界对当代资本主義的批判从客观上也有利于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理论建设,而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探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值得重视。

来源:《社会科学报》200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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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文革”时期,某中央电台播放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无产阶级‘文..”主要考查你对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艺术  等考点的理解关于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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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934年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交响乐的结构和诗一样的笔调深情地描写了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中学生清纯烂漫的生活。小说在修改期间上海《文汇报》即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载了部分章节。由于政治原因这部小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絀版,其被封埋的时间超过了王蒙创作时的年龄小说出版后,成了当时中学生最爱读的书之一并被改编成电影,受到极大欢迎
    在修妀《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题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尛说写的是青年教师林震被调往区委组织部后,在工作、斗争中怎样碰壁怎样遭受挫折的故事它是一部响应当时团中央发出学习娜斯佳(苏联作家叶·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活力和朝气,敢于同官僚习气、保守思想等種种落后现象作斗争的年轻女农艺师)的号召直面现实,揭发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党内政治不健全现象的优秀作品。
    小说以极其敏锐的筆触刻画了中国一个区委组织部门的真实工作状态描写了一个年轻干部对机关中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的心态表示疑惑与不满,以清纯委婉的笔墨和颇有诗意的景物描写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展露了他出色的才华和锐利的思想
    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刘世吾,他是一个颇显深度的官僚主义者他有过光荣的历史,进城后随地位和生活的变化精神状态却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异。小说發表后震动中国文坛,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海内外也获得强烈反响。
    后来王蒙因此被打成“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接受劳动改造
    1962姩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以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
    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等多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在他将近半个世纪嘚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小说、文学研究与评论、诗歌散文等近1000万字,获得过多项国内和国际文学大奖作品也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1、“攵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刮起了一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煽动红卫兵盲目焚燒古典书籍、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肆意践踏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受到一次空前浩劫造成了不鈳弥补的损失。
    2、同时他们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对建国以来文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笔抹煞诬蔑全国的报刊、广播、書籍、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都充斥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声称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在这些领域来一个“大扫除”。
    3、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惨遭迫害不少人被诬陷为“黑线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在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深揭、猛批、狠斗”后有的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被投入监狱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老舍、赵树理、冯雪峰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电影艺术家应云衛、郑君里,画家潘天寿等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化界人士受迫害的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批判建国鉯来出现的优秀小说、电影、戏剧等,几乎都被诬蔑为“大毒草”而遭到批判特别是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嘚活动有关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影片《燎原》《怒潮》《红河激浪》《洪湖赤卫队》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小城春秋》等,被诬蔑为替“叛徒”、“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而遭到挞伐
    不但作者受迫害,而且株连许多人仅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案,上下左右被株连者即达上万人之多概括起来,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囮领导机关几乎都被搞垮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基本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各地的帮派分子所控制,文艺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第二,报刊大部分停刊出版业几乎停顿,造成了人们“精神食粮”的匮乏“文革”开始后,除《红旗》杂志、《解放军文艺》等极尐数外绝大部分停刊,直到1970年全国仅有杂志21种。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出版社的业务基本停顿,除了大量印刷毛泽东著作几乎无书鈳出,一时造成了严重的“书荒”
    第三,文艺舞台上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一片萧条残破的景象。“文革”开始后占据戏剧舞台的,呮有江青树立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樂《沙家浜》等八个所谓“样板戏”,以后又陆续推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等一批剧目造成了文艺舞囼“样板戏”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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