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临江仙 夜归临皋》心解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01期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正值“士庶自早互相庆贺”、“百官皆冠冕朝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の时，苏轼却出汴京而远赴黄州此去黄州，至元丰七年四月方量移汝州正如苏轼《答李端叔书》所云：“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彡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新我也”黄州四年，是苏轼生命史中最具蜕变性质的岁月这种从“故我”向“新我”的生命蜕变，我们可以从苏轼《前赤壁赋》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中窥得一二。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哽。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从苏軾夜饮起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初看此节苏轼夜饮东坡，扶醉而归似显潇洒纵逸。其实不然先从“东坡”看起，苏轼逸事大凡与“东坡”关联往往有一种畅快洒脱之气，如“东坡肉”、“东坡肘”、“东坡帽”之类然这些符号仅是对苏轼黄州の后精神气度的概括，其与地理概念的“东坡”有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别苏轼贬官至黄州，其官衔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水部員外郎向来是闲官冷曹，故苏轼《初到黄州》云：“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而苏轼虽为黄州团练副使但身份却是“本州咹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不过是圈养于黄州之罪人，其薪俸之低可以想见苏轼作于元丰三年的《答秦太虚书》云：“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琐屑间有一种难言之酸楚为解营生之困，故有东坡之耕苏轼《东坡八首并序》记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又《与章子厚二首》：“仆居東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可见此时的东坡见证的不是苏轼的旷达潇洒，而是落拓困苦想苏轼本“奋厉有當世志”（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甫过四十的苏轼身处壮岁本应驰骋庙堂，指点江山然今蜗居荒城，困于僻地苏轼此时曾作《方山子传》一文，中云：“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 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 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两个胸怀壮志的英雄文人不相逢于朝堂都市，而邂逅于贬地其“俯而不答”是为遭际而悲，其“仰而笑”是为遭际而倔强愤激痛楚之气流溢其间。想苏轼东坡耕作之余夜饮之间，念及功业幻灭人生落寞，自生无以排遣之闷气酒也就成为此刻苏轼唯一可作消解的救赎之物，因此“醒复醉”三字里隐藏的不是一个放纵的苏轼而是一个苦闷的苏轼。

夜饮渐久酒瓮已空，“归来仿佛三更”此句语义平直，然意蕴深沉“仿佛三更”，即苏轼对于此刻的时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这种模糊是来自酒意的迷茫，更是来自刻意的忽略时间，向来是中国文人关注的重点而众多优秀文人的时间意识中无不隐藏着文人对功名的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