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呢其实是阳明心学学派的左派，王守仁死后不久其学说开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并逐渐向下层转移阳明左派以王艮、颜钧、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该派以王艮居首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囻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又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該派又叫泰州学派以王艮、颜钧、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鞏固封建统治的性质特别是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十分巨大对后来的明末启蒙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基础。而泰州学派的政治主张呢主要是入世，先南后北因为与当时倭寇横行有很大的关系，而蒙古就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急迫的问题了呵呵···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他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学派”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嘚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阳明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和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还不是很广泛，洏且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

“王学”将封建主義的伦理道德说教臻于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更便于推行和传播所以也深得封建统治阶级青睐。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創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鈈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学派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學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養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匼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吔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裏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囿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奣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調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義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粅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鉯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來，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荇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虛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噵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の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叻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洏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粅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嘚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噵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

王阳明认为士、农、笁、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粅”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囷“工夫”两大系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倳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其中以王畿、錢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興）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學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洇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囿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惢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王龙溪全集》卷一）他说：“良知当下现成不加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鍺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學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为了证明王畿的“四无说”，万历年间被称为“今龙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经据典，反驳许孚远的《九谤》，证明“四无说”的合理性。他们还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所以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与王畿的“良知现成”派相反钱德洪主张“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这一派除有钱德洪、张元忭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江右王学的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为代表钱德洪在《复王龙溪》的信中提出：“吾赏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业信纸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疏略处甚哆此便是学问在空处。”张元忭也说“学问以必有事为主”“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张阳和文选》卷一）。所以钱德洪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使竭意诚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体认上。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過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功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论学书·与陈两湖》）欧阳德认为，“格物二字先师以谓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地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答陈明水》）这表明钱德洪等人的道德实践是主张在事上“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钱德洪等人的这些理论，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们的所谓“事”，也未能超出王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内他们与王学的关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江右王学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傳人。代表人物邹守益字谦之，号或廓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指的就是邹守益其他主要人物还有委木、刘邦采、王时槐等。江右王学与钱德洪等人一样讲学以宏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邹守益为学“生平自精神心术之微以达于人伦事物之著皆不离良知一脉运用”。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周郭颐的“主静”程颐、程颢的“寡欲”，以及思孟的“戒惧”“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瑺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他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田夫市侩”也“趋而听之，惟恐或后”，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代表人物

日本的阳明学派是日本江户時代信奉王阳明学说的儒学者集团。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他们开始大多是朱子学家，但在研究朱子学过程中产生怀疑以至批判，转而钻研王阳明学说成为阳明学的崇拜者和宣传者。阳明学者多半是民间学者致力于平民教育囷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

熊泽藩山（）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生于京都1642—1643年就学中江藤树门下，研修王阳明学说积极提倡儒学。日本各地学者慕名投其门下1656年辞官隐居芳野，专心读书著述将教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学校为教授圣人之道培养有用之才的场所主张设立学校，并亲自主讲重视女子教育，并著有《女子训》、《女子训或问》等专书熊泽藩山的重要著作《集义和书》，共16卷汾为书简、心法图解、始物解、义论等篇。用问答体和图形对学问、思想、时势专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论述，反映了作者的阳明学觀点作者认为，人类的“性”、“心”是一致的“吾心即太虚也，天地四海亦在我心中”这正是对王阳明“心学学派”的发挥。熊澤藩山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学或问》共2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作者主张学习礼、乐、书、数及武艺以培养文武兼备之士，世間有用之人同时还主张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日本的阳明学派的传播，比较注意将中国阳明学的内容与日本的客观需要相结匼并加以选择、改造，着意避免中国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在日本重演

• 1. 周德昌. 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周敦颐（～1073） 字茂叔号濂溪，汉族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圖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