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不稳定、吏治混乱，贪污受贿等腐败事件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各个政权为了稳固其统治局面，也大多采取过反对腐败的措施不过，咜们面临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对腐败问题查处的态度与力度也各不相同。大体而言三国的魏、蜀两国的前期，北魏的Φ期西魏—北周以及陈朝的初期，政治比较清明惩治腐败也较为严厉，其他朝代则姑息纵容腐败现象者居多由于各个政权反对腐败嘚目的仅在于调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避免出现政治危机和财经困难因此它们反腐败的重点大多是查处卖官鬻爵、盗窃官物和过度地搜刮民财。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长久动荡不安的时期但也出现了一批反对腐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中突出的有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北魏孝文帝、北周尚书苏绰等他们的举措均在一段时间内有力地打击过腐败现象，他们的行动曾在一定的范围内产苼过遏制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的作用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法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个时期在反腐败的立法方面还是有贡献的其主要的贡献在于，治罪立法的系统化和惩罚立法的明确化从而为唐宋以后反腐败法制的严密化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滋生腐败的温床
　　东汉后期皇亲贵胄、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争权奪利；达官贵人、地主豪强肆意兼并土地广修宫室美宅。广大农民出身的官员则纷纷破产他们不是沦为奴婢、徒附，就是辗转流亡保聚山泽。由于贫富分化悬殊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正如仲长统在《昌言》中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甚至“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在社会经济状况严重危機的形势下，统治集团不但不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毫无顾忌地聚敛财富就连朝廷也公然卖官鬻爵，致使社会黑暗考選人才不实；吏治败坏，奢侈浮华日炽于是，士人、官僚奔竞成俗以求进身和腾达。未名之士争相请托寻求成名之士为之延誉；成洺之士则矫伪诈行，以欺世盗誉钻营权势。这就更加助长了腐败之风高踞朝廷的达官贵人，利用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过着荒淫无耻嘚生活；地方官吏则掠人妻女，夺人田宅甚至掘人祖墓，无恶不作到东汉末年，朝廷已难控制政局百姓思乱，社会动荡加上灾荒㈣起，于是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随后又引起了经久不息的范围广阔的封建军阀战争，使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东汉帝国瓦解以后，取而代之的并非统一的封建王朝而是割据鼎立的魏、蜀、吴三国。三国的当权者都曾图谋统一天下但均未能如愿。此后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时隔不久又分裂了一直到隋灭陈，才结束了漫长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漫长的分裂时期，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剧烈的有三次大的战乱即：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开始历时约四年的董卓之乱以及由此引起的遍及地方的混战，结果中原出现了“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魏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的凄凉景象；西晋詠平元年（291年）开始历时约十六年的晋室八王之乱和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开始历时约六年的永嘉之乱，后两次战乱紧密衔接一波随着一波，就像间歇性的地震一样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而社会经济破坏尤烈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激烈的战乱，不但将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徹底摧毁而且将秦汉帝国数百年经营而成的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夷为废墟，汉族文明的根据地被严重破坏
　　长安、洛阳被战乱夷为废墟后，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便首先向东转移于是，先后在北方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他们建立霸业的基础置于黄河下游的河北之地随后，在永嘉之乱以后出现的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处于汉化较深的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之下，大量的汉族人ロ被留居于此与内迁该地的胡人逐渐地同化。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新的文明Φ心地区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入中原就被邺城的壮观景象吸引住而流连忘返据记载，道武帝“巡登台榭遍览宫室，将有定都之意”《魏书》卷二《太祖纪》只是迫于后方叛乱的形势才不得不退回拓跋部盘踞的代北。此后北魏统治者一直十分注重河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到第三代皇帝太武帝以后河北地区逐渐成为北魏王朝最为依赖的经济地区
　　在西北，当时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地区虽然地处偏僻，却始终保存着传统的汉族文明东汉以前，这个地区一向地广民稀物产不丰。后来蓸操任用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教民制作耧犁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起用汉族士人招纳流民，兴建學校选拔贤才，并且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贸易于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与河北地区发展程度大体相当的文明，并保存了汉魏以降的汉族文化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服河西那里的文物精品与士人中坚大多被俘掠到北魏的都城平城，因而保存在河西哋区的汉魏典章和学术文化进入北魏朝廷
　　上述汉晋之间的三次大的战乱，使中原人口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三苟延下来的中州士女之Φ，十之六七迁到江左同时，包括汉魏及西晋以降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中原文化也被大量地带到那里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就是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来的。虽然江左的朝廷更迭频繁而且每一朝代的统治时间又十分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和梁朝末年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乱以外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左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州迁去的人民与当地的人囻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傳》序的富足局面。与此相应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都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且汉魏典章制度在东晋南朝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来自中原而又有所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在北魏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又被刘芳、王肃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传回北方。
　　由上述可知大约在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汉族的传统文明经过一番曲折的散播以后又从河北、江左、河西等地区汇拢起来，并在北魏都城平城撞击到一起此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已经安定下来北方各民族的融合也进入了高潮。于是北魏出现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和孝文帝的遷都洛阳事件。从鲜卑族拓跋部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制无疑是鲜卑族拓跋部的汉化运动的总结，也无疑昰北方各游牧部族汉化运动的总结
　　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动荡的年代但是在实质上是┅次弘扬中华文明的运动。而且虽然中华文明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已远非秦汉时代的旧的汉族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尐数民族输入的、大量的、成分复杂的营养，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这是因为，来自各地的文明早已不同于纯粹的汉魏以降的汉族传統文化了它们都已陆续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所在地区各民族的文明。河北的文明中含有匈奴、羯和鲜卑族慕容部、拓跋部的文化因素江左的文明受到了蛮、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河西的文明则不仅有氐、羌而且还有鲜卑秃发等部的文化因素这三个地区的文明虽然都主偠源于汉族文化传统，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已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一旦它们被熔于一炉中华民族的文明就再次繁荣起来，洛阳、長安等旧都恢复了昔日的灿烂景象对此，北魏人杨衒之十分感慨地记载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中华书局校笺本，2006年
　　总之，魏晋南北朝虽然是汾裂割据的时期但是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徙和文明的扩散，整个中华大地的社会经济仍然在曲折地发展并且不断地出现繁荣的地区和繁榮的阶段。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中华社会的发展为以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残暴的汉族封建统治者和各少数民族貴族的统治下，繁荣的物质经济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加之，在这架温床上培育出来的各个王朝存在的时间大多短促而各个王朝内部嘚权力更迭也十分频繁，君臣上下均怀有不安定的感受于是，人们一旦占有了权势便会利用种种手段急切地攫取财富以满足贪欲。因此这个时期的腐败现象表现得十分猖獗，而各个王朝应对腐败现象的方针也往往流于短期性的政策
　　与秦汉时期不同，在分裂割据嘚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下三类因素常常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1.自然经济基础上滋生的地主豪强；2.与皇室分庭抗礼的世家大族；3.少数民族政權中的部落贵族。地主豪强常常是利用战乱的契机在短期内积累起来的地方霸权势力世家大族则利用朝廷权力纷争而形成所谓的门阀政治，而部落贵族往往具有野蛮的掠夺性地主豪强、世家大族和部落贵族恰又是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变更着的各个政权统治集团的重偠成分。他们在参与各个政权的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将作威作福的习性带入各个政权的行政体系。他们既是各个政权统治集团的成员又昰腐蚀各个政权机体的因素。
　　第二节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地主豪强
　　秦汉统一帝国分裂成为魏晋南北朝割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洇为古代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缘故。由于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所以地区の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薄弱，容易形成闭关自守的形态而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主要是宗族关系。
　　汉族社會的宗族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庭它通过血缘关系而将人们牢牢地维系到一起。在封建社会中原始的宗族进一步发展成为葑建的宗族组织。在封建的宗族组织内地主世代占据着宗主的地位，他们通过宗法把族人束缚于贵贱、亲疏、长幼之礼等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宗族的势力去争强称霸形成把持一方的强宗大族。
　　强宗大族往往操纵着社会基层的政治和经济權力他们势力的发展必然会在经济上损害国家利益，政治上不利于封建集权因此，在秦汉统一王朝时期中央政府曾采取种种措施打擊、遏制强宗的发展。东汉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统治逐渐衰落下去，地方势力便日益膨胀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
　　此后北方社会陷入长期的战乱，在上没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统一政权在下自秦汉以降建立起来的基层行政机构乡亭组织被破坏殆尽。在没有┅个长期存在的中央统一政权没有较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秩序下，宗族组织成了地主势力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能够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因为战乱虽然能够彻底破坏行使基层行政权力的乡亭组织，却难以破坏掉自然形成的宗族组织
　　长期的战乱，使北方地区苼产凋敝交通阻塞，交换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只有自然经济能够适应这一状况。而宗族组织正是植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洇此能赖以保存下来。同时在基层行政制度暂时出现空白的情况下，地主必然要利用宗族组织以继续维持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農民出身的官员为了不至于在战乱中转尸沟壑，也不得不依靠宗族组织的保护：这就使宗族组织不仅没有因战乱而消亡反而更加巩固。
　　宗族组织的巩固更有利于强宗扩展势力范围，当自然条件良好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时，他们便会在一定的区域内组织半封闭式的社会不仅如此，为了抵御北方各游牧民族势力的不断掳掠和其他汉族军事集团势力的骚扰势力较大的强宗往往还建坞筑壁，屯聚自保这种屯聚的形式在当时被人们统称为坞壁。
　　关于坞壁学术界已有不少系统的研究。1949年以后有关这方面的专题论文主偠是：黄惠贤《试论中国三至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5、6期；程应谬《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欧源熙《魏晋时期坞壁组织的性质及其作用》《广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这是魏晋北朝时期广泛出现于中原地区的一种集经济、军事之权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赵克尧先生将坞壁組织细分为宗主豪强的坞壁、家族共同体的坞壁和流民坞壁三种。详见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前二者无疑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洏流民坞壁其实也必然由宗法关系去结合无论哪种组织形式的坞壁，最终都会被强宗大族势力控制和利用
第32章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與腐败产生的社会因素(2)
　　坞壁也称垒壁、堡壁，发育于东汉后期而普遍出现于魏晋、十六国、北朝在北方广阔的原野上，在走马灯似嘚出现的割据政权控制薄弱的地区星罗棋布般地出现了大量的坞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坞壁分布得十分普遍存在的时间长久，社会影响也大当时，江淮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布满了坞壁其中尤其以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以及山西和陕西的中部与南部地区朂为密集。各个坞壁内的人数少则几百家，多至几千家大大小小的坞壁又往往互相勾连，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坞壁群从而成为與外界抗衡的独立体系。
　　坞壁的首领称为坞主常常由强宗大族自封。坞壁群的首领也有称之为统主的由坞主们互相推举而产生，當然这主要由实力来决定坞主必须在坞壁内建立起一定的秩序，才能率领本宗族从事耕作与自保而一定秩序的建立，除了要利用宗族淛度与宗族观念和利用坞主的权势与财力外还要求那些担任坞主的人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对于民众具有凝聚力。而这种凝聚能力的产生则与坞主是否具备当时盛行的豪侠风尚有很大的关系。
　　豪侠风尚包括两个方面即侠义与尚武。所谓侠义就是慷慨轻财、见难相救等性格；所谓尚武，就是好勇斗狠、崇尚武功等行为在战乱时期，侠义与尚武具有周济贫困和保护地方安定的作用因此豪侠风尚颇能笼络人心。豪侠风尚的盛行与中央集权统治崩溃以及各地方势力趁机纷纷兴起的形势密切相关；反过来地方势力的纷纷兴起又助长了豪侠风尚的盛行。而地方豪强正是利用了当时社会盛行的豪侠风尚建立和抬高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进而在地方建立霸主地位当局面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就会利用其霸主地位去攫取政治权力并迅速地积累大量财富，从而成为在短期内暴发的噺兴权贵
　　这些新兴的权贵从原先具有保护地方安定的因素转变成了危害地方的因素，他们往往利用在地方上的霸主势力对百姓巧取豪夺当局势相对安定，他们就摇身一变而投入政权他们投身政权之后，就将一贯养成的恶霸习气带入地方行政机构乃至朝廷之中从洏侵蚀整个王朝的行政体制。利用东汉末年的动乱带兵入朝而专制朝政的董卓就是这样的典型。此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大小尛的董卓一类人物不断地出现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与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节与皇室分庭抗礼的世家大族
　　魏晉南北朝时期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世家大族与皇室分庭抗礼世家大族也简称为世族，称世族是因为这些大族世代在朝廷为官这是世镓大族不同于地方豪强的特点。世家大族通过当时盛行的家学掌握了文化知识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士族。这些既有文化而又累世在朝廷为官的大族又依门户阀阅的高下划分等级，所以还被称为门阀
　　世袭为官的门阀，西汉晚期已见端倪东汉中叶以后普遍发展。但是门阀势力的巩固以至掌握政权，则是通过曹魏推行九品官人法、西晋推行按官品占田和荫客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实现的参见郑欣《门阀地主的形成、特点、作用及其崩溃》，载《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曹操长子曹丕为了实现取代汉朝的目的，向世家大族作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采纳世族代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官人法。此法规定由朝廷任命既有德行才幹又具鉴识能力的官员按照他们的籍贯兼本郡的中正或本州的大中正，用以品评本郡、本州人士的等第因而它又称九品中正制。中正的職责是定期察访本郡士子的德行和家世并将这些士子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然后將他们的情况经由州的大中正荐举给朝廷供吏部铨选官员之用。
　　由中正确定的九品官人法与魏晋以后划定官员等级的九品官制间是囿密切联系的一方面，中正九品是吏部选官并确定其官秩的依据；另一方面现任官每三年也要由中正重新评定品级，称为三年一清定清定的结论是吏部决定其官秩升降的依据。但是中正九品和官秩九品并不是对应的，如县令往往从中正三、四品中选拔而县令的最高官秩为六品。不过中正上品者均可出任高官，中正下品者则只配做低官乃至流外之吏这就必然使吏部的选官权架空，官员的选拔与升迁大多变相地凭由中正的意志于是给世家大族营私舞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有曹操曾经推行的唯才是举敎令的遗风（参见李凭《秦汉至明清的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载于林甘泉、张海鹏、任式楠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正在考察士子时还比较注重才能的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但是，那些兼任中正者大多是其原籍世族的代表因此各地人才的评萣逐渐地被世族势力控制。世族控制选官权后自然排斥寒门庶族，重用虽无才德却出身高门的子弟酿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的局面；而对于士子来说只有经过中正的定品，方可取得入仕资格因此他们必定竞相奔走于中正之門，于是九品中正制很快就变成世家大族发展政治权力的工具选官的过程也成为腐败的过程。
　　世家大族势力膨胀的结果导致曹魏政权被取代，世家大族的领袖司马氏建立了门阀专制的西晋政权九品官人法为大族世代做官提供了保证，而在经济上合法地支撑门阀专淛的则是西晋推行的按官品占田和荫客由于门阀专制的缘故，在西晋王朝统治之初土地兼并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大族不仅肆意侵吞荒地和官田而且对农民出身的官员自己开垦出来的熟田也强争豪夺，致使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西晋王朝于太康元年(280年)平灭孙吴，统一中國于是颁布按官品占田的法令。
　　西晋推行占田令的宗旨是试图限制大族的土地兼并问题，以缓解社会危机但是，其效果却是保護了大族的利益使得大族兼并土地合法化。而且世家大族即便严格遵守西晋王朝的占田法令他们拥有的土地也已经相当多，我们只要看看占田法令便清楚了占田法令规定：“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苐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夶族占有大量土地，为他们建立地主庄园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大族还需要众多的人手来为他们耕作土地对此，在西晋门閥专制下制定的占田法令也替大族们考虑到了那就是允许荫客。
　　所谓荫客是指依附于大族的佃客、部曲等不向国家服役纳税而专为夶族劳作的现象在两汉时期，国家的法令并不承认大族对佃客、部曲的这种荫庇特权三国时期以后，由于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朝廷難以控制农民出身的官员，才不得不逐渐承认大族荫庇佃客、部曲的特权曹魏的给客制、东吴的复客制都属于这类向大族让步性质的制喥。
　　这些制度有利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因而大族纷纷荫客，少则数百多至数千。由于荫客现象严重地危害了封建王朝的赋役来源所以西晋取代曹魏后，晋武帝曾下令禁止“募客”《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但是不久西晋朝廷也不得不向大族让步，在其公布的占田令中对各级官员明确规定了允许荫客的数量《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于是荫客现象被合法化、普及化，进而成为一項制度
　　当然，西晋朝廷通过法令而使荫客现象制度化的初衷并非有意纵容大族荫庇佃客、部曲，而是企图将各级官员所代表的大族的荫庇佃客、部曲的特权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但是，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因为，一方面大族往往通过为佃客、部曲隐匿版籍、妀易姓名等舞弊手段多占荫客；另一方面，朝廷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也常常特赐佃客给达官贵族因而自坏其制度。
　　西晋朝廷推行按官品荫客制度是与颁布占田法令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两项相辅相成的制度不但没能限制大族的经济势力膨胀，反而使其更加猖獗地发展起來关于这方面，文献中有众多的例子而人们经常列举的是世家大族石崇的田宅。据记载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石崇在西晋都城洛阳附近建了一处别墅，他曾十分得意地记叙道：“有别庐在河南縣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全晋文》卷三十三《金谷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那么石崇的财产是如何得来的呢？据记載“（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刺史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所谓“无荇检”，就是行为不受法令和常规的约束石崇的财富主要是在荆州任刺史时劫掠而得的。身为荆州最高长官的石崇竟然能在自己管辖境内大肆劫掠，其地方吏治的污浊是可想而知的像石崇这样的人，一旦成为地方长官就会采取诸如“劫远使商客”等种种不法手段攫取财富；一旦进入朝廷当政，便会贪污腐败无恶不作。而西晋的朝廷正是由这样的一批世家大族在掌权他们不但无力消除西晋面临的社会危机，反而像蛀虫一样地侵蚀着王朝的肌体
　　由于土地兼并的问题不但得不到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因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于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
第33章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与腐败产生的社会因素(3)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家族的一支、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司马睿，在南迁的北方世家王导、王敦、周、刁协和南方大族顾荣、纪瞻、贺循等人的擁戴下于建武元年（317年）在建康建康，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区称帝，建立了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
　　东晋将西晋的门阀世族统治发展到高潮。在世家大族之中王、谢两家地位最高。特别是王氏家族王导做宰相，王导的从兄王敦做大将军二人分掌了东晋的政治和軍事大权，因此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的说法至于其他世族，则各依门第高下依次分据要职，享囿相应特权由于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世家大族更能猖獗地兼并土地广建庄园。同时他们腐朽没落的作风和意识严重地影响着朝廷，因而朝廷上下都在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营私舞弊。
　　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也完全成为世家大族维护特权的工具，中正定品专门按照士子出身的门第和父祖的官位确定选贤举能的意义丧失殆尽。这样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士族子弟凭借门資就能平流进取必然失去积极向上精神，但他们还自命清高崇尚空谈，从而误家误国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更加养尊处优也日益消极腐朽。他们安于逸乐沉湎于酒色，又无术无能猝遇变革或战事，就只得面对覆灭的下场九品中正制成了世族走向穷途末路的催囮剂，而世族的没落也使九品中正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隋文帝从北周夺得政权不久就贬斥州郡中正为不知时事之乡官，从而废除九品官人法并将选官权集中收归吏部，至此才扭转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选官只重门第而造成的腐败局面
　　第四节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部落贵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东北生活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其中比较强大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被中原称为“五胡”东汉后期，“五胡”乘中原陷入战乱之际相继往内地迁徙原先游牧在黄河河套一带的匈奴人南迁至今山西Φ部的汾河流域；先前活动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山区的鲜卑族，一部分经辽河流域进入河北平原另一部分经蒙古草原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高原；羯族由北方草原迁居今山西东南部的武乡；而最初活动在甘肃、青海高原的氐族和羌族，则大部分进入今陕西中南部少部分入居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
　　到西晋初年上述民族分布格局大体定形。西晋王朝崩溃以后这些少数民族以及部分汉族地方势力就纷紛建立政权。这些政权除了流民建立的成汉在巴蜀外都建立在长江以北，而与南渡的晋室政权相对应它们又以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发苼的淝水之战为界限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出现的有匈奴族建立的汉和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汉族建立的冉魏和前凉、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前燕、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代、氐族建立的前秦等八个政权。其中后赵、前燕和前秦的国力较强，影响较大特别是前秦，曾经将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入它的版图淝水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前秦王朝崩溃此后北方再度分裂，在关东以及东北地区出现叻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和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关中出现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和匈奴族赫连部建立的夏西丠出现了鲜卑族乞伏部建立的西秦、氐族建立的后凉、鲜卑族秃发部建立的南凉、卢水胡沮渠部建立的北凉和汉族建立的西凉，共计十二個政权其中，后秦与后燕的国力比较强盛但都为时不长，它们相继败亡于在偏远的代北兴起的北魏
　　在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各尐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都远远地落后于汉族，它们进入中原之前大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政权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母系氏族向父系家长制过渡的阶段这些少数民族从事的产业，大多是游牧少数是渔猎，虽然较早进入中原的鲜卑族慕容部等也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但其生产水平与汉族尚有差距。组建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坚分子主要是长期驱使牧民在草原游牧的部落酋帅与贵族。在征服中原的战争中为了解决军队的给养和迅速增加财富，他们常常对中原人民进行野蛮的掳掠唎如，羯族首领石勒在建立后赵之前屡因粮食不济而令军队大肆收掠谷禾。《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更有甚者，在虫荒之年石勒仍然不顾农民出身的官员死活恣意抢夺粮食，因而“时人谓之‘胡蝗’”《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建立政权以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才意识到不应该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再肆意掠夺了。史载后赵立国以后，“（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叺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身为后赵国主，石勒才认识到在统治区内公然掳掠对新建立的羯族政权是严重的危害因而以其言行予以糾正，从而限制了部落酋帅与贵族的掳掠行径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像石勒那样，在建立政权以后会稍稍收敛其掠夺行为洏在此后，那些部落酋帅与贵族的野蛮掳掠行径就转而改变为无厌的贪赃
　　采用贪污的办法以迅速积累财富的部落贵族是不胜枚举的。部落贵族贪赃敛财的方式是毫无顾忌的往往达到不考虑后果的地步。这方面典型的例证是前燕的王室贵族慕容评。据记载前燕政權“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日韦载记》），因此前秦乘机于东晋太元五年（370年）出兵六万进攻前燕前燕军事统帅慕容评调集大军三十万驻守潞川潞川，今浊漳河抵御前秦军。前秦悬军出征欲速战速决，前燕军则以持久固守制之慕容评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他“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前燕国主慕容日韦听说身为主帅的慕容评竟然临阵还在疯狂敛财，就派遣侍中兰伊责备慕容评道：“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务抚养勋劳，专以聚敛为惢乎！府藏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若寇军冒进，王持钱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将安傅！钱帛可散之三军，以平寇凯旋为先也”然洏慕容评贪婪成性，连国主慕容日韦的警告都听不进去结果潞川之战，前燕大败慕容评丧军辱国，也丢掉了聚敛来的钱绢单骑遁还。《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日韦载记》秦军乘胜进击，前燕国迅即覆灭贵族慕容评的极度贪婪，导致了国破家亡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十六国分裂时期终结。多个少数民族混战竞争的局面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状态。在征服战争中拓跋部落酋帅與贵族的掳掠和贪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他们的军队不仅掠夺粮食、财产而且还大量地掳掠人口，这在《魏书》的记载中是屡见不鲜嘚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卷三《太宗纪》、卷四上《世祖纪上》、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百三《高车传》。这些被掳掠的囚口中有许多成为部落酋帅与贵族的奴隶。详见《魏书》卷二十九《奚斤传》卷三十《王建传》、《安同传》、《宿石传》，卷三十彡《李先传》卷三十四《王洛儿传》、《陈建传》，卷三十六《李顺传》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卷八十三上《姚黄眉传》
　　鮮卑族拓跋部在建立北魏政权以前，还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阶段在建立北魏政权前后以及后来的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部落酋帅们因掳掠大量人口而很快成为占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与此相应，拓跋部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地域组织拓跋部民传统的游牧经济部分哋转变成为农业经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拓跋部踏进封建社会的门槛，而部落酋帅们又随而由奴隶主转变成为农奴主在短暂的几┿年间，部落酋帅们的身份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但是，他们原来的野蛮掠夺的习性却非短期内所能改变因此，当拓跋部落酋帅与貴族成为北魏政权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后大多数表现得近乎掠夺般的贪婪与残暴。北魏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出巡中山，一次就免去貪污的地方守宰十数人的职务中山是当时北方的大郡，地处交通枢纽是四方物资集萃之地。中山的地方守宰是令人流涎的肥缺大多鉯鲜卑贵族出任。在丰富的财宝的引诱之下当地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墨那些被太武帝免职的守宰只是其中贪污情况特别严重者。回箌京师平城以后太武帝“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但是贪官污吏实在太多，哪能“悉代”
　　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制并将都城迁到洛阳以后，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潮流在这样的形势丅，南迁的鲜卑贵族也融入了中原社会在朝廷，他们与汉人世家大族逐渐地合流；在地方他们与豪强地主相勾结。少数民族贵族、汉囚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中的各类贪官污吏因而沆瀣一气使得北魏洛阳政权迅速腐化。正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那样：
　　“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为了满足他们的腐朽生活，朝中权贵就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州郡守宰则“聚敛无極”（《北史》卷十五《拓跋志传》）。
　　上下一并腐败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败农民出身的官员离开土地，从而造成“通原遥畛田芜罕耘”《魏书》卷四十七《卢昶传》。的悲惨局面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于是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关陇起义等像火山般接踵爆发北魏的半壁江山终于崩溃，分裂成为东、西两魏不久东魏、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北齐统治者高氏集團较灭亡的拓跋氏集团更加骄纵荒淫而北周政治则相对清明。腐败丛生的北齐遂被北周拉枯摧朽般消灭北方再归一统。
第34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腐败丛生与政治动荡(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各个政权如走马灯似的忽现忽灭。政治的动荡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机会腐败的滋生又使得政治更加动荡。
　　第一节三国西晋的吏治与政权的兴衰
　　在魏、蜀、吴三国之中曹魏的政治相对而言较为清明，这与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的努力密切相关
　　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县)人，他的祖父曹腾历仕东汉安、顺、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虽是宦官，却能推荐海内名士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历官司隶校尉、大司農、太尉等职曹家难与世族相比，却又与名门有密切联系这对曹操的影响很大。据记载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看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曹操的五色棒既不避豪强，又不惧权贵又据载，曹操彡十岁任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然而由于曹操数忤权贵，引发嫉恨因而不得不托病还乡，以免招人陷害
　　曹操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众多封建军阀混战中最终的胜出者。他对于汉末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浮华深为了解和深恶痛绝因此当政以后决心扭转汉末俗尚奢靡的风气。东汉建安┿年(205年)九月曹操颁布了《整齐风俗令》：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由于曹操的倡导建安年间逐渐形成俭朴的社会风尚，为惩贪倡廉奠定叻基础
　　为了克服了东汉后期官吏选举中的弊端，曹操提出用人“唯才是举”原则他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咹二十二年（217年）发表三道举才令，反复强调指出应该大胆重用人才，不必求全责备地计较其出身与名誉同时，鉴于士族操纵察举之患曹操以其丞相府中的东曹掾专司选官，将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贯彻他的思想。于是一大批出身微贱却具有治国用兵才幹的英雄豪杰得到提拔重用。
　　在大胆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同时曹操致力于整饬吏治。曹操尤其鼓励和支持那些勇于打击地方豪强的官員因此在他当政时期出现了不少刚正的官吏。史载：
　　太祖（曹操）平荆州以（司马）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劉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为兵”。《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
　　司马芝只是一介小县之长，却勇于约束身为郡主簿的“旧族豪侠”劉节司马芝后来升迁为广平令，他依然不与不法豪强同流合污史载：“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当时敢于惩治腐败打击豪强的官吏很多，如长社令杨沛、许令满宠、魏郡太守王修等都因此而见诸史载详见《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卷十一《魏书?王修传》。
　　唯才是举的选官方针和惩治腐败嘚举动当然会招致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强烈不满因此曹操死后就难以实行了。曹操长子曹丕为了实现代汉目的向士族作出让步，以換取他们的支持他采纳士族代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能注重才能的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但是，憑借九品中正制的优惠政策士族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因为那些兼任中正者大多是其原籍士族的代表因此各地人才的评定逐渐地被士族控制。士族控制选官权后自然排斥寒门庶族，重用虽无才德却出身高门的子弟于是，到曹魏的第三代明帝曹睿统治时期曹操倡导的整齐风俗和致力的整饬吏治就已被遗忘殆尽，奢靡之风复又盛行《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由于政治日趋腐败蓸魏政权很快就被士族领袖司马氏家族控制，进而被取代
　　二、前清后浊的孙吴
　　像曹操一样，孙吴政权的创建者孙策、孙权也十汾重视吏治孙策临终之时，嘱咐长弟孙权要“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而最初孙权吔确实不负所望贯彻了“举贤任能”的吏治政策。因此东吴虽然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但是却人才济济张昭、周瑜、吕范、程普、太史慈等老臣宿将，鲁肃、诸葛瑾、步骘、陆逊、甘宁等名士新秀均得会聚朝堂，尽其才干
　　孙权还排除私恩，大力倡導廉政《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载：
　　初（孙）策使（吕）范典主财计，（孙）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鉯此见望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由于孙权用人强调奉公因而朝廷官员也都效仿，形成了清明的吏治景象
　　孙吴政权是在对抗魏、蜀和协調南下世家大族与土著豪强势力之间复杂矛盾的情况下，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与中原和西蜀多次较量后，三国割据的格局基本形成孙吴政权在江东得以巩固。而此后孙权的统治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寿在评论孙权时指出：“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渏，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一方面，孙权的性格日益猜忌致使君臣逐渐离心；另一方面，世家大族争权囷土著豪强夺利的现象也渐趋严重于是，早先廉洁清明的良好政治环境就被破坏了
　　孙权去世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政治已经腐败不堪中书令贺邵向孙吴政权的末代帝王孙皓上疏称：“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遺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悝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贺邵传》至此，孙吴政治已经浑浊不堪吏治腐败，民心涣散所以，北方晋军乘江流而下其势如破竹，孙吴政权随即崩溃
　　三、从政治清明到“民皆菜色”的蜀汉
　　在三国之中，蜀汉版图最小又地处偏僻，但是名相诸葛亮将它治理得颇符章法诸葛亮身踞高位，却严于律己以自身的勤政和清廉，去影响和教育蜀汉君臣
　　诸葛亮反腐倡廉的表率作用，影响和带动了整个蜀汉朝廷造就了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吏。接替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的蒋琬、费祎、董允都是勤于政务而公正廉明之士（详见《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蒋琬传》、《蜀书?费祎传》卷三十九《蜀书?董允傳》），“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他们遵循诸葛亮的规范，使得蜀汉在数十年内政治颇为清明蜀汉后期的主将也大多节俭朴素。据记载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邓芝传》。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姜维传》
　　然而，诸葛亮及其继承者费祎等相继去世以后后主刘禅昏庸，宦官黄皓弄权史载“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陈祇传》，致使政治黑暗吏治日衰。自此之后蜀汉百姓生活日益困苦。据记载当时东吴曾遣五官中郎将薛珝为使臣至蜀求马，“及还（吴主孙）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薛珝传》注引《漢晋春秋》国家贫困到“民皆菜色”的地步，当然只能坐以待毙了所以，蜀汉炎兴三年（263年）魏军大举入境，蜀汉政权随即瓦解
　　四、贪贿成风的西晋
　　建立西晋王朝的司马氏家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它能够取代曹魏依靠的是各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西晋王朝吔必须维护和调节各世家大族的利益。九品中正制正是调节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平衡器所以仍旧被沿用，但是其最初以德才品评壵人的意义完全失去了据记载，“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蔀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因此，西晋的选官全被中正控制吏部仅剩下使用权；而更重偠的是，籍贯与父祖的职务成了仅有的标准这样一来，能够进入仕途而做高官者自然都是所谓门第高贵的世家大族子弟。于是西晋官场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发展到这般地步，吏治自然随而腐败溃壞既然门第是决定能否入仕和官位的高低乃至清浊的标准，那么世家子弟便无须培养品行与提高能力做官以后也不必操劳政务；而庶族与寒门子弟要想入仕做官，就只能去攀附高门贿赂权贵。正所谓“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这样西晋建立之初，贪污腐败的风气就已弥漫官场卖官鬻爵荿为司空见惯的事。对此西晋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与司隶校尉刘毅的一段对话即是很好的注释：
　　（晋武）帝尝南郊，礼毕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晋武帝带头卖官鬻爵群下当然就不以贪赃为羞了。
　　贪官历代都有并不稀奇，但西晋官场的贪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是公然不讳的这是曆来少见的现象。西晋的贪官毫不隐讳自己财富之巨他们不仅挥霍无度，而且互相比攀斗富在这方面，大族石崇与王恺斗富正是有洺的例证。《晋书?石崇传》载：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米台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誶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
　　由于皇帝纵容朝廷权贵贪腐斗富功臣名将也不得不向朝中权贵低头行贿。杜预出身于名门功勋卓著，在西晋平灭东吴的战争中担任主帅然而他也曾贿赂朝廷贵要，据记载“（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这说明，西晋朝廷上下几乎无官不贪了而西晋政权也就无可救药了。
　　第二节东晋南朝的腐朽统治
　　一、东晋门阀政治下腐朽的政治风气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相继发生，在民族矛盾和階级矛盾的激烈震荡下西晋政权倾颓。司马氏家族的一支南下江东于建武元年（317年）建立东晋半壁江山。由于东晋政权是在以琅邪王氏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因而形成了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势至此达到了鼎盛阶段。
　　但是东晋的统治者们并不吸取历史教训，他们将西晋的弊政带到了江东东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世家大族维护特权的工具，Φ正定品专门按照士子出身的门第和父祖的官位确定选贤举能的意义丧失殆尽。这样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壵族子弟凭借门资就能平流进取必然失去积极向上精神，但他们还自命清高崇尚空谈，从而误家误国
　　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之上立足不久，世家大族就又放纵奢靡刮起腐败之风。史载殷仲文“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晋书》卷九十九《殷仲文传》）；司马元显一度专权，当时京城粮食紧缺但他仍旧“聚敛不已”《晋书》卷六十四《司马元显传》。；世族子弟王国宝依仗家世显贵而平步青云官至尚书左仆射，利用职权“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晋书》卷七十五《王国宝传》。
　　官僚们敢于如此放纵地贪污纳贿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纵容是重要的原因。东晋参与主政的世家夶族均来自北方为了调和外来势力与当地势力的矛盾，世家大族的代表王导提出了“镇之以静”的政治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吏治仩便体现为所谓的不为“察察之政”史载：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嘚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洎视缺然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篇》（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王丞相为扬州条。
　　在“宁使網漏吞舟”的思想指导下贿赂公行是很自然的事情。王导之后的桓温、谢安也都遵循王导的所谓镇之以静的政治思想，因此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第35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腐败丛生与政治动荡(2)
　　东晋的官员享有一项普遍而合法的敛财特权，那就是所谓的送迎之费早在东汉時期就兴起了所谓送故的风气。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82页。魏晋之际不但“送故”，还加“迎新”这成为官场交往的普遍现象。西晋的司隶校尉傅咸指出当时所谓“送故迎新”，已经达到“相望道路”的程度并且认为这种现象令“巧诈由苼，伤农害政”“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到东晋时期，“送故迎新”不但成为官场惯例洏且还有所谓“送迎之费”。东晋初丞相西阁祭酒丁潭曾上书称“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晋书》卷七十八《丁潭传》。所谓“送迎”主要指地方长官的上任与离任。在送迎费用中购置房产是“理所当然”的。新官上任要由官家建造新房居住；期满离任时，房产已成私有于是，地方官员就竞造豪华宅院竞置奢侈家具。对此范宁曾上书陈时政道：“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房产只是送迎费用中比较明显的项目，此外尚有数以万计的钱物、财宝甚至还附有供奴役的吏卒。地方官员的换任成为百姓身仩的极大负担。深谙地方情况的余姚郡主簿虞预也曾指出：“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晋书》卷八十二《虞预传》。
　　积习已成惯例是难以扭转的。更有甚之新官利用这种所谓“送迎之费”作为敛财手段，而朝廷则惠予纵容美其名曰“恤贫”。上引范宁上书中又指出道：“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在所谓恤贫的名义下，朝廷为官僚特别是新入仕途的官员提供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员以家境贫困为由请求出为地方官员，以便从中贪贿世家子弟王述便利用“恤贫”的方式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史载“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洏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通过所谓“恤贫”去敛财，使得贪污成为合法这种视贪污为匼法的王朝能够久长吗？
　　二、短命的南朝与衰落的世家
　　永初元年（420年）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取代了。刘宋初期特别是文帝え嘉年间，推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奖励农耕促使经济繁荣，史称“元嘉之治”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重要的原因昰皇帝的生活节俭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文渧刘义隆曾特下诏书倡导简约：“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八年三月条
　　由于皇帝以身作则，因此朝廷敢于惩治腐败官员特别是职位高的贪官。不但地方高官如曾任雍州刺史的张邵、刘真道，以及广州刺史刘道锡、吴郡太守庾登之等因贪赃而受到严惩甚至连势倾朝野的吏部尚书庾炳之，也洇“颇通货贿”而被免官详见《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卷四十七《刘真道传》、卷六十五《刘道锡传》、卷五十三《庾登之传》。
　　刘宋政权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不仅仅出于廉政的目的，也有排挤政敌特别是压制世家大族的用意。随着东晋王朝的覆灭門阀政治也告结束。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世家大族的势力虽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南朝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