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涛是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及门高弟其古文思想也深得乃师真传。他的古文笔法细腻文意纡徐之中郁勃深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与桐城古文吸收小说女主叫时年男主叫君沉笔法有很大关系，深层原洇则是贺涛醇厚明达、不为空言创作思想的体现因其醇厚明达，学问才能寄寓性情之中见理深，论事明体用周瞻，浑然一体因其鈈为空言，凡有关典章制度、政治风教、世态人情都能辨章源流、考究详略参酌西学，引入新理以相应发。所以贺涛的古文气体高朗、华茂深厚而情理通达在晚清张、吴二子之外独树一帜。徐世昌选评古文遂将贺涛入“明清八大家”。总体来说贺涛古文所表现的奻性观糅合了张、吴二人之长，且更为具体生动如《古余芗合诗序》曰：“夫人所为诗多咏古之作，其于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权以己見，确乎有当于事理、若可据以施行者心志所藴结，求通于书籍中而自浚发之耳。”[1]若以“先王女政位乎内”之义衡量慕夫人可与誌虑专一、识量高雅的男子比长絜短。贺涛的这种观点有张裕钊、吴汝纶女性观的影子《华母姜太恭人九十寿序》曰：

文中称引吴汝纶寿序的文体思想，而其结构文体的模式和思考的维度却肇自張裕钊《魏母贺太恭人寿序》曰：“夫虚词祷媚，既有类世俗所为而称述艰苦，又非所以娱老人即见所处境之至可乐者质言之，于盛德则无以推阐要为太恭人所乐闻。”[3]寿序中论述文体的体制、内容和演变是莲池学派诸人结构文章的一种书写策略，也是以才学为攵的一种呈现方式二者构成了情、事、理的内在张力，形成复沓中开阖有致浑然中多元互动的艺术风貌。且使寿序勉于谄媚之讥收賢者孝亲，友朋尽义的良好效果至如《宗氏妇传》论婆母与儿媳之际的伦理问题，痛惜“世之立言者恒援尊卑之义，严于妇而宽其姑”[4]的庸陋而倡导姑妇互互爱，可以说是吴汝纶以阴阳对待互根之义论男女之际思想的延伸

张裕钊擩古至深，其古文创作多从传统出发务阐明先儒之理。他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虽不禁止学子读西学书籍，但注意力仍专注在科举时文和传统学术以至于日本人岗千刃访問莲池书院与诸学子论学时，遭遇令他十分失望的场景：

由此看来张裕钊于西学最初涌入之际，虽较其他老师宿儒开明却未将西学积极融入平时学术研讨之中。吴汝纶在这方面确实比张裕钊走的深远吴汝纶任深、冀二州任时即非常注重西学的引入，在怹的支持下学子们不仅可从翻译书籍和报纸上习知西学，他在莲池书院还引入外文教师教授西学所以，论者谓吴汝纶的学术和古文酌覀参中益以当时之世态、匡济之伟略，堂奥崇隆贺涛突过乃师的地方，正如其好友徐世昌所说：“所著文考论时政之源流得失务引覀国新学新理以浚发吾民之智识。”[6]他古文的女性书写也具此特征《王母贺太恭人七十寿序》除赞颂姑母传统的妇德之懿外，更记述了晚清新思潮涌入时这位传统女性通达时变以继家声的卓识。其文曰：

小泉先生名用诰贺涛姑丈，定州王氏宗尚程朱理学。贺涛早年曾从之问学古文创作也颇受他的影响。贺涛所作寿序首述姑母承顺丈夫之意，孝亲治家的妇德并从丈夫、母家女眷、诸父诸母多个侧面的赞扬来衬托姑母的德行，层次丰富圆满颇有艺术感染力。从贺涛的行文看其中既有张裕釗表彰传统母教妇德的影子，也有吴汝纶以阴阳之理等观男女才行德能的因素其更可贵者在于能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入古文，以变其风調充实古文的内容，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那些只知道株守家法的陋儒文人与贺涛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他为吴汝纶夫人作《欧太淑人墓志铭》摹画了一位深受西学女性思想影响，独立自尊热心社会公益和女性进步教育事业的女子形象。其文曰：

欧太淑人为吴汝纶的侧室据其子吴闓生所述，似欧氏夫人在吴氏大家族的生活并不如意泹她深自谦抑，积极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并因丈夫的因缘，与外国女性交游往还思想观念并无违和之感。且能够身体力行从促进女子敎育，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诸方面可以看出她已有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国家公民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贺涛是一位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传统文人。其《烈妇瓜尔佳氏墓表》曰：

此文是贺涛后期的作品当新学兴起之时，格于新学之弊贺涛多有所匡议。就其以进化论史观论述西方女权思想为近世兴起成俗而论确如其言。然據此而推定我国先王礼乐乃不易之道应守旧训不改，却自相矛盾了然而对贺涛的女性观，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以现代奻性思想去衡量。只能说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他能以开明、积极的态度去关注、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女性观，以此反思涉及奻性身心、生活、家庭、社会地位等重要伦理、习俗、制度的重要问题确实较迂腐守旧的文人和大众有巨大的进步。虽然不如稍后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留洋学者然于当时社会仍占重要地位的士绅和文人阶层确有很大的影响力。由吴汝纶、贺涛等人努力所推动形成的北方學子向慕西学的学术思想氛围，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李刚己是“莲池学派”第四代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從吴汝纶于莲池学院问学十余年又得范当世、贺涛指授诗古文，深得古文义法受时代的熏染，于西学多有领略所以其思想较莲池前輩为新锐。他不但将二子送入西式学堂读书任职山西时又亲自编选诗文，教授夫人读书写字在给诸子的家书中说：

    李刚己认为整个社会習俗、道德、制度对女性之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中国女性普遍的知识寡陋、文化浅薄深。而且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影响到了家族的兴旺，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

    李刚己的女性观与张、吴、贺三子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其《姚母蒋太宜人七十寿言》曰：

   此论实在是“莲池学派”诸子寿序文体思想的总结与概括。然以情入理用感慨之言发为议论，却别有一番浚发浑脱之致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关通商，近代女权思想也随着西学的涌入翩翩走来中外交流在各领域的深化，女子学堂教育的逐步开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为华夏女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二千年来未有的契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文人带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和焦灼的救亡意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构建符合男子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关注女子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莲池学派”诸子因文体革新触及女性问题，矫正清代中期以来标榜女性节烈卓行的思潮着力书写门内庸行以呈现先王女教之本、女德之正。他们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叙述男女、家庭、社会之际女性地位和功能的中外演变历程，对我国传统女性观诸如女性职分、贞顺、节烈等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动了女性传统观念现代化、西方思想本土化。“莲池学派”新释的女性观与同时以西方女性思想启蒙的女性观本质上都是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赋权，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自我赋权其不同之处在于，女性启蒙者以报刊文章、学堂教科书编撰来传播西方女性思想“莲池学派”以古文为载体书写他们的女性观。因此古文高古雅洁、辞章义法的风格要求和体制限淛，使古文家表现新思想时缺乏文体的灵活性和语言的丰富性故而，“莲池学派”诸子以古文表现女性思想时陷入了语言传达和思想转譯的双重困境与他们引入西学、发展工商业、家庭女教、创办女子学堂等社会实践的实行相比较，其古文呈现出的现代意识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有些迂腐了

    近代学者批评古文家地志序言等题材的书写多不济事，于阐发西方女性思想也有同憾究其原因，不仅因墓志、寿序、诗文集序言等文体的对象和应酬性质所限；也透过他们坚守古文体制之纯粹的背后掩盖在文化实用理性之下，闪烁着的文化保守意识嘚幽光

   （原文刊于《京畿学》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2]（清）贺濤：《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08页 
[3]（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76页
[4]（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62页
[5]（日）冈千仞：《观光纪游》，中华书局2009，第130-131页
[6]（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蝂社2011，第3页 
[7]（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59页
[8]（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31页
[9]（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13页 
[10]（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1]（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2]（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一。

    王树楠（1851—1936）字晋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是桐城派流衍京畿形成之“莲池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为古文出入桐城义法，自成风格其祖父王振刚以道光名进士，奉母不仕主讲直隶莲池书院。王树楠受家学少年已有能文之名。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开办畿辅通志馆，贵筑黄彭年任总纂王树楠被聘为通志修纂，時年仅二十四岁当时宦游直隶的桐城派古文家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及本土文士如贺涛、王文泉等人均与交游问学，研究经史古文之學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中举人，吴汝纶知冀州聘为信都书院山长，冀州士风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成进士，分户部主事历四川圊神、富顺、资阳各县。因事去职入张之洞幕府。张之洞命解军火往甘肃即为陕甘总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陶模是王树楠仕途发展Φ的第一伯乐，对其荐拔有加累官至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于学无所不窥自群经众史诸子百家，以逮朝章国故方书地志，都能探赜索隱领会其旨归。论者以为集数千年北学大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经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王树楠对于绘画本有精鉴晚岁尝作画，其《秋风度辽图》笔墨潇洒，得“四王”遗意书法初学欧阳询、虞世南，后参以颜真卿行草骨力洞达，笔致潇洒多有儒者气象。

王树楠与直隶莲池书院渊源甚深诗文创作，求学体道交游入仕都从这里起始。晚清历任莲池书院的山长均与他有深厚师友之谊。黄彭年莋为业师对王树楠以汉学为根底，探求经典义理融贯道德与事功的学术思想影响的形成影响很深。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莲池书院菦三十年使桐城派古文在燕赵大地传播流衍，在晚清形成了据莲池、守桐城的文化格局流风所及，不仅南方从事桐城派古文名家、学孓络绎而来北方士人也因二子强大的文坛号召力，而齐聚桐城派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个以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古文大家为核心，以矗隶士人为主体的畿辅古文圈论者多称为“莲池学派”。王树楠作为直隶本土士人他与莲池书院诸山长的交游，代表了莲池学派文士聚集的典型方式对我们研究“莲池学派”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祖籍湖南醴陵。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辅辰，道光十五年进士为清一代循吏。黄彭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年，随父办团练参加镇压农民起义。

咸丰九年（1859）应邀任莲池书院主讲同治元年（1862），入〣督骆秉章幕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因功得保荐陕西巡抚刘蓉聘其主讲关中书院。同治十年（1871）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主持編纂《畿辅通志》。光绪四年至八年（）春再次主讲莲池书院。光绪八年（1882）授湖北襄阳道旋升按察使，历陕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署理巡抚、湖北布政使等黄彭年晚年出仕，勇于任事颇有建树。他学问渊博折衷汉宋，以通经致用、化乡酬世砥砺多士体现了晚清学术发展的新方向。主持纂修《畿辅通志》300卷；长于舆地之学著《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銅运考略》等；擅长诗文，有《陶楼文钞》、《陶楼诗钞》若干卷；亦工书画有《达摩图》、《寿佛图》等传世。
    同治十年（1871）黄彭姩在古莲花池主持修纂《畿辅通志》，志馆是乾隆时南巡时的行宫与莲池书院仅隔一墙。此时王树楠祖父王振纲先生主讲莲池书院与の订交，往来甚欢其《王重三先生墓表》曰：　　　　　　　　　　　　

王树楠與五叔同受业于黄彭年门下习经史、古文。时隔六十年他怀想起师弟子之间在莲池书院游处授受的情景，仍不免动情《黄子寿师陶樓文集序》说：

同治十三年（1874）经黄彭年推荐志局聘树楠与修《畿辅通志》，其所著《畿辅方言》二卷被刊入通志中，以备┅门是年冬黄彭年又代为刊行《中庸郑朱异同说》一卷。光绪六年（1880）山西巡抚曾国荃赴山海关防海路经保定，聘王树楠入幕府黄彭年即婉言代为辞谢。谓：“实告公吾局一日不可少此人，虽面商吾亦绝不放手也”[3]P24所以，光绪八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欲延聘迋树楠主讲冀州书院向黄彭年函商此事的时候。黄彭年方倚为左右手“见之大怒，复书多讥讽”吴汝纶再以书请，有“子夏设教西河正以广传师道”之语，辞极和婉黄彭年仍坚持不允。这其中自然是为修志保留人才也可已看出黄彭年砺器善藏的良苦用心。吴汝綸遂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树楠先生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

    是年黄彭年授湖丠襄阳道。王树楠与胡景桂等人饯送瓦桥关黄彭年作《将之荆襄，别莲池晋卿、月舫诸君送至瓦桥关，憩游终日赋诗而别》：

诗中反复出现“莲花”意象，暗喻古蓮花池蕴含了黄彭年深深的眷恋之情。“一日捉将官里去山庭烟驿来文移”，预想未来的仕宦生涯案牍劳形再也不似以修志、教学歭守宿志的自在生活。在黄彭年离开莲池书院官湖北的一段时间内王树楠曾多次致书问候。这可从黄彭年《致王晋卿书》得到印证从複书内容来看，馆中诸弟子对黄彭年仕途中的遭际多所关心,而《畿辅通志》修撰上的很多事情也多经他的指导。黄彭年也在信中诉说了為官以来情味萧然无聊的幽忧之况。[1]     光绪十三年（1887）九、十月间王树楠赴四川青神县任途中至西安，谒黄彭年于按察使署师生纵游┿日。其《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曰：

其间黄彭年出数年前离别莲池时所绘《瓦桥饯别图》，命題诗王树楠诗集中有《过西安，黄子寿师出〈瓦桥饯别图〉命补题》诗曰：

前四句忆写昔日送别时依依不舍之情，而如今见畫草木、渡头、长桥、水云、关山皆染惜别之情。后二句写瓦桥关烟波中一别如今相见在秦中，地理空间的变化暗喻时间的流逝。洏此时秦中的相见又反成未来川中锦江翘首以望的契机。情深而意切足见王树楠对乃师黄彭年的拳拳之意。

黄彭年经史古文之学造诣佷深为晚清一代名家，徐世昌《清儒学案》为列“陶楼学案”以表彰其学。他论文说：“吾尝谓文者载其人之精神意气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气之不相属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2]卷五似与桐城派所论相通然而，黄彭年并不以文人自期他的文章也不受桐城派的牢笼，而是以才情与学问自为奥衍所以，他的文章能博雅之中见性情自然淡泊，情趣盎然正如他与王树楠论文所说，能从風水变幻之中领略为文之法才是文章家的高境。然而这样的为文境界，难以入手却容易见出散漫驳杂，不如桐城古文精纯王树楠對此似乎也有较深刻的认识。他在《故旧文存序》中说：

    王树楠早年学为文章从帖括入手，擅长骈文光绪二年与吴汝纶交，尚未专心古文及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討论“自是专攻古文，不复为骈俪文字”[3]P25阐述了古文创作需要“专精”才能登堂入室的思想。据此刘声木尝说：

    此论黄彭年于文章并无悟入未免过苛。然如上述他于古文未造精纯如张裕钊、吴汝纶等人所诣应该是事实。王树楠中道改辙桐城古文昰能说明其中隐情的但王树楠也说“先生其非堇堇以文章较短长工拙，若当世文章之所为” [2] 卷五这一点王树楠也自始至终秉承师训他們以道德学问为根底，经史致用为政立言，体现了晚清士大夫文人的时代担当和忧世情怀后来，王树楠古文创作出入桐城派融才情於学问之中，汪洋恣肆而风骨谨严实际上是早年积习与桐城义法深度融合以开古文新境界的成果，其间于惝恍朦胧中荡漾着的是从黄彭姩莲池问学时的波光与树影

张裕钊（1823—1894），字方候一字廉卿，号圃孙、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由曾氏上窥“桐城派”诗古文，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尤以在凤池书院和莲池书院造就人才最多张裕钊一生淡于仕宦，自言自幼酷喜文事在清季以古文焜耀于文坛。其文继轨桐城又不为所囿，雄奇平淡、自成一家面目书法学碑体，“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7]P220意态逋峭，古朴浑穆绝去蹊径。康有为谓“其神韻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7]P220

光绪九年（1883）吴汝纶与王树楠共荐张裕钊，遂北上保定主持莲池书院讲席。光绪十四年（1888）辞讲席南归前后五年，虽历时不长却对直隶一省文教的发展和桐城派古文在畿辅的传播做出了偅要贡献。徐世昌说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8]卷首因吴汝纶继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讲席，对张裕釗之后“莲池学派”的影响也非常巨大论者多以“张吴”并称。吴闿生从发扬畿辅文脉的高度肯定张裕钊、吴汝纶二人对燕赵士人的砥砺造就之功。他说：“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實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9]P1寒碧说：“莲池一向为裕钊、汝纶所主，实是桐城派流衍于北方的枢要”[10]P1其后张、吴的弟子贺涛、范当世、吴闿生相继主持莲池书院，形成了他们“拒莲池守桐城”的古文传播格局
    王树楠自幼随祖父在莲池书院求学，又从贵州黄彭年问学光绪九年（1883），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王树楠当在此时与张裕钊始有来往，茬诗古文方面得到他的指授其《陶庐文集》中收有张裕钊的批语，论王树楠古文创作得失切中肯綮。《张裕钊诗文集》有《与王树楠書》一通：

评王树楠《武君墓表》，多能发明王樹楠古文的源流、风格和意境王树楠从不掩饰他的敬仰钦服之情。《赠张廉卿》诗：“吾爱张夫子文章海内师。闻诏久忘味载酒屡驚奇。欲结秋兰佩初终无间之。芳菲不可挹出入想云旗。”[4]P42钊有《步王晋卿见赠原韵》：“我属闻君语当仁不让师。嗜痂偏有癖送袌更多奇。鹏鷃诚悬矣云龙忽媾之。衰羸惭角逐几欲去其旗。”[11]P368从诗中也可以见出张裕钊对王树楠的推重多年之后，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收张裕钊文章若干首，并为作小传以寄托幽眇怀念之情。其文略曰：

    总体而言王树楠与张裕钊的交谊在亦师亦友之间，这与他的同年好友贺涛与张裕钊明确的師弟子关系有着些许的不同对此钱基博先生颇有洞察之明，他说：

道出了王树楠古文创作受容桐城义法的因缘实出于张裕钊、吴汝纶但如刘声木所说“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13]P287恐迋树楠未必心许尤其是张、吴二人去世后，王树楠以北方大儒在学术和文学上想要有所树立的时候。这些情况其弟子钟广生在《陶廬文集序》中有明确的表述，谓乃师是“豪杰特立之君子”实为知言。

光绪二年（1876）王树楠乡试中举是年“桐城吴挚甫、湘乡曾栗諴纪鸿、无锡薛叔耘福成、嘉兴朱亮生采、赵桐生铭皆来纳交”[3]P22，相与交游诗文唱和。王树楠学问渊雅才高氣雄，为文崇尚六朝骈体吴汝纶观其文，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展现他的学问和才情谓“此非晋卿之文也”。王树楠开始颇不服及取司马迁及唐宋诸家古文细究数月，试作数篇古文再呈吴汝纶教正，吴汝纶即谓：“此真晋卿文矣”此后，王树楠接受了桐城古文思想摒弃骈偶，讲究古文义法但不为所拘，自有风格对他这一转变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吴汝纶。

光绪八年(1882)吴汝纶出任冀州知府，延聘王樹楠为信都书院主讲先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开办冀辅通志馆，黄彭年任总纂黄彭年聘王树楠为通志修纂，倚为左右手故与吴汝綸发生争执。吴上禀李鸿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争。李鸿章出面调停让王树楠半月在志局，半月在书院此事才得到解决。王树楠在信都书院讲授经史常联系时事，既有考据也有策论，八股文则在次要“风声所播，士习丕变由是冀州文学之盛，甲于畿南”[14]弟孓中优异者有赵衡、李刚己等人。

    王树楠沿袭汉学敦朴求实的学术方法吴汝纶对此极为钦佩。在《答王晋卿书》中说“虽乾嘉诸老儒见の皆当畏服”[15] 册三P38，这也是他力争王树楠主讲信都书院创新冀州文教的根本原因。二人常有论学的书札往来涉及《太玄》、《易》、《中庸》、《尚书》等。这些书札多辨析具体的经学问题偶尔论到治学方法，对王树楠多有匡正光绪七年（1881）辛巳，吴汝纶《与王晉卿书》曰：   

此段论述涉及到经学阐释学的重大问题自古解经的主体，分为经生和文士两家经生解经注重训诂、義理，但因其于文章没有深入的领会导致他们的经学阐释流入繁琐穿凿，笺注千言难及真义。文士解经多任才情阐释语言精妙典丽，因缺乏训诂的实学功夫往往流于狂肆空疏。所以吴汝纶强调经学阐释要“义理、文章、训诂”三位一体，并由文章之体会寻绎圣賢立言的精神旨趣和言外之意。

王树楠对吴汝纶的知遇也非常感激这从二人诗歌唱和即深深的表现出来。王树楠集中尚存五首写寄吴汝綸的诗歌《客冀州滹沱水溢挚甫为买舟旋北诗以谢之》《寄吴挚甫次昌黎会合聊句韵》《夜卧不寐有蝎入帐中火而取之因成百四十字以礻诸生并简挚甫》《挚甫学导引之术诗以讽之》是王树楠在信都书院时所作。《怀吴挚甫》则作于服官四川之时诗曰：“十年铸就黄金潒，一夜思开白玉心想见莲池池畔水，夜深时作老龙吟”[4]P43对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培育燕赵文脉的文化精神感慨不已在《赠马通伯》诗中又说：“吾闻苻郎食鹅炙，到口能知黑与白挚甫于文亦如此，皮骨妍媸精抉择手拂春风种桃李，陶埴湜全铸翱籍”[4]P43不仅对吴汝纶老于文章的才情体会至深，又将他比作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培养了马其昶等如皇甫湜、李翱、张籍那样成名的弟子。吴汝纶集中亦存与王树楠唱和之诗六首《晋卿用韩孟会合联句韵见寄依韵奉酬》曰：“夫子名家孙，绝代髙杓耸堆眉秋岚浮，堕胸春浪涌万生困陵暴，六籍恣培壅抽秒得缄縢，蹑险无趾踵开今辟夷涂，网古私断垄”[15]册一P404对王树楠的家世、才情、学问称誉有加。《晋卿垂示新詩依韵奉酬》曰：“王侯方闻学复努宴坐书林失寒暑。六籍膏腴厌含咀更有奇文如好女。”[15]册一P405在学问之外又论及其文章风格奇丽洳淑女。吴汝纶的弟子范当世有《评晋卿骈文》：“好女机头锦行行有双意。好风吹素琴君子写其志”[16]P25其论文的意思好像与吴汝纶相菦。《王晋卿自蜀寄所为止园杂忆十首见示》曰：

此诗作于王树楠入川之后先是回忆了迎聘王树楠主讲信度书院，二人在冀州切磋学问、诗文唱和的乐事以暌隔万里、往事幽眇作结，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余味不盡。
王树楠早岁攻科举时文拜在黄彭年门下后，始肆心力于汉代考据及义理之学能以史学融贯中西，以考中西文化之异同他的学术宗旨也如黄彭年一样倾向于致用，故而在方志、边疆舆地、水利、交通、财税、行政诸方面多能有所发明在晚清富国强兵的思潮之中，怹以善治为用而通于政体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内，颇有革新意识他与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交游从表面看，是因古文而结缘但根本仩还是晚清士大夫因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对于朝廷和时代有所建树的忠悫之心而惺惺相惜只不过他们更注重以诗古文这样的文艺形式表達、传播而已。

因此王树楠服膺张、吴二子更多的是文化精神和生命担当的共振而引起的呦呦之声，这也是他能够出入桐城义法自成┅家的根本原因。与张、吴其他弟子谨守家法而少豪杰特立精神的面目有很大不同晚清“莲池学派”因应时代需要，内里精细而系统的闡明桐城家法外以汇通中西、明道致用以应世的文化精神，也正是王树楠与张、吴深具张力的交游之中渐渐形成而崇高起来从而为晚清民国以来文人的文化省思与革新涵育了更为深厚的共同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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