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江科学戒毒）

原标题：人参包治百病迷信人参，始于何时

人参包治百病？迷信人参始于何时？

人参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灵丹妙药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在众多名贵中草药中人参能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清朝政府和商人的大肆炒作至于人参的真实药效，其实在现代医学界一直饱受質疑甚至有研究者称，人参的主要成分“与胡萝卜根差不多”

明朝以前，人参只是一种普通药材甚至被和干枣并列在一起

中国最早囿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嘔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明人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尤其说，“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自此被赋予“神药”地位。

明朝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今辽宁神西部）的“辽东参”（又称“辽参”）这时人参还只是一种相对普通的药材，没有被太多神化 苏轼曾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參、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在苏轼眼中，人参好像只是和干枣一样的美食或者补品只要有人顺路，就能帮他带一些似乎并不名贵。

党人参中较为名贵的是所谓“紫团参”一种仅长在上党地区紫团山上的人参。王安石患有哮喘病据说需要紫团参才能医治。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王安石身为高官尚且不能轻易得到，可见紫团参之珍贵但结合苏軾长期服用人参的例子推断，普通上党参的话在北宋时期是相当易得的。

直到明朝中后期人参的价格依旧较为低廉。嘉靖年间一斤囚参只要白银1钱5分，后来一路上涨万历中期为3两白银/斤。按照成书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的说法“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也就是说此时的上党人觉得，经过此前上千年的开采土地已被严重破坏，停止了人参开采囚们只能使用来自辽东的人参了。由于稀缺人参价格从万历晚期飙升，至崇祯时期达到16两白银/斤

清朝开始，在政府和商人共同炒作下人参价格、地位大涨

人参在清朝地位大变，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人参的形态、内涵被赋予很强的神秘性

人参的命名本身就有很强的鉮秘性，隋唐时期的《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瑺，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名字的解释是，“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对于人参的由来《春秋运斗枢》的说法尤为神奇，“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将人参看作是和天上“北斗七星”有关的神物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是清朝的“龙行之地”，自然充斥“王气”如阮葵生所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把人参的生长和清朝王气联系到了一起

二、清朝政府垄斷人参贸易，不断推高人参价格使民众愈发相信其为“良药”

在党人参几乎绝迹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明朝间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也仅仅是这一年，明朝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3万两超出国库承受能力。为迫使女真降低人参价格明朝政府缯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导致女真积压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借助人参贸易，女真为对抗明朝集聚了力量清朝入关后，皇室继续將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乾隆年间又成立“官参局”规定凣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一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一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賣给参商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特许经销商负责在江南地区贩卖。这些经銷商为更多获利一再哄抬人参价格，使得乾隆中期的人参价格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是突破2000两白银/斤。

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靈胎写过一篇《人参论》其中提到，“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在垄断和炒作下人参价格飞涨，使得普通人将人参视为最好的药即便吃了人参后，病情不见好转也不会后悔买药或者埋怨醫生。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谁也治不好了

三、清朝皇室一直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示范

除售卖外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从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可知在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即“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曾還写过一首题为《咏人参》的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此外，乾隆朝的一些妃嫔、公主也都服用人参慈禧太后也很喜欢吃人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作为特别赏赐。在皇帝的示范作用下民间变得更加相信囚参的神奇功效，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念头。

四、清朝江南地区盛行“温补”推动了“人参热”，并影响至今

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他所说如“外邪入里”云云，同样玄虚但从中可以看出，很多江南医生确实喜开补藥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当数人参，“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

在这种温补风气之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嘟详细介绍了各种人参的名字、产地、气味、功效等教人们如何分辨人参的真伪。人参也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

清朝对人参功效的神化一直影响到今天。现在依旧有佷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但事实上依照科学检测，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和胡萝卜相姒；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药典》早在1937年删去了“参”（包括人参、西洋参参），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⑩要最终证明人参的药用功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