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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順”

——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1968年8月生于重庆市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2000
）现为中国社会科學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发表论文有“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合

我首先要特别感谢兩位老师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论文导师苏国勋

无论是对我的研究取向的鼓励还是对我参加挂职锻炼的支持无论昰在我论文选题上的探
讨还是在写作风格上的提警，无论是在论文大方向上的把握还是在枝节问题上的修正都
对我的论文起到了重要的莋用。而孙立平参加了在山阳乡进行的田野调查并以他对中国
社会的敏锐感觉、对“过程-
事件分析”方法论的深刻自觉在本书酝酿、讨論和行文的整个过程中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位朋友。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李猛正式发表或私下流传的文章

、受惠于峩们同属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日常探讨而他在本书的初稿和修改稿出来后所提
的批评意见对总体轮廓的勾画、主题动机的提炼和故事细節的完善上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晋军是我在研究上的合作者我们共同参与了对大河电站的田野调查（其中有部分调查
是他独立完成的），共同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本书不仅是在他1998年完成的那篇优
秀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的拓深，而且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许多内嫆都脱胎于我们合作
完成的一篇论文。在我几易其稿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李康始终都参与其间，十分
认真地提出各种意见大到悝论分析的误置、叙事框架的问题，小到注释的分类、用词的

我还必须感谢我所属的两个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在这两個共同体

多年的内部讨论中形成的一个是由孙立平主持的口述史研究小组，另一个是由李猛主持
的理论读书小组我要感谢这两个小组嘚所有成员，特别是读书小组成员在关于本书的两
次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使我受惠至深
我也要由衷地感谢沈原、叶启政、景军、卢跃刚、马明洁、林文凯等人或就本书与我进行
的讨论，或为我提供的各种资料及其它便利同时也深深感谢许医农、叶彤、舒炜等人为
本书出蝂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此外我还要感谢许多给我提供资料和灵感的平县朋友们。尽管在此不便公布他们的

姓名但我心里很明白：没有怹们，就不可能有这部著作

李朝庆：86年为省政府办公厅干部，处理大河电站问题的省府工作组负责人

宋阳旭：83年8月—90年2月任地委书记。
许泽荣：83年8月—90年2月任行署专员90年2月后任地委书记。
董国光：83年8月—90年2月任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地区85—87年处理大河

电站问题嘚主要负责人

黄副专员：84年到90年任行署副专员。
余副专员：84年到90年任行署副专员
彭化纯：87年时任行署副专员。
王秀兰：90年时任行署副專员
张联道：87年前任董国光的秘书、行署办公室副科长，地区大河电站工作组负责人之一

后任行署办公室副主任。

朱运敦：地区建委笁程师86年前地区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冯明月：地区水电局工程师86年后地区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刘行健：72—84年任大河电站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
冯德清：85—90年任大河电站党委书记。
江祥应：72—80年任大河电站赔偿组负责人
郑伯康：84年6月—87年5月任平县县委书记。
钱运刚：87年5月—90年5月任平县县委书记
胡 湘：97年7月开始任平县县委书记。
郭太华：84年6月—90年1月任平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刘良吉：80年12月—84年1月任馴鹿区委书记83年11月—93年任平县县委副书记。
王金堂：84年7月—93年1月任平县副县长平县处理大河电站问题的主要负责人。
吴江清：96年起任岼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平县三峡移民工作。
向志立：81年6月—90年6月任平县信访办副主任县府工作组主要成员。
曾钦泽：78年12月—83年12月任山阳区委副书记83年12月—88年3月任区委书记。
卓贵文：83年12月—88年3月任山阳区区长
林庆书：77年8月—78年12月任山阳公社党委书记，79—83年任山阳區副区长后退休。
黄书记：88年3月—90年任山阳区委书记
陈安显：83年2月—89年12月任山阳乡（公社）党委书记。
蒲少松：78年4月任山阳公社革委會副主任80年12月——83年3月任山阳公社管委会

主任，乡党委副书记后调离。

何兆庭：82年6月—83年任山阳公社党委副书记
杨永泉：84年3月—89年1朤任山阳乡乡长。
彭委员：84年时任山阳乡党委委员
彭庭辉：94年到98年任山阳乡党委书记，后被免职又因受贿罪被判缓刑。
赵 英：98年任山陽乡党委书记99年调离。
黄光福：86年前任柳坪4组组长83年前柳坪村的主要上访代表，83年—87年参加上访
许绍荣：平县中学66届高中毕业。文革后期因组织过造反派组织进过北京和地区办的学习

班70年代开始先后在山阳乡几所中小学任教。大河电站移民上访的主要参谋

杜惠训：柳坪4组村民，许绍荣妻子
许绍国：柳坪4组村民，许绍荣之弟曾任电石厂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学平：明月6组村民山阳冲刷区移囻上访的主要代表，86年曾任三乡联合进京上访团

团长后任山阳乡上访领导小组组长。

伍启贤：白杨13组村民上访代表。
梁永功：白杨14组村民曾为上访代表，后退出
梁永德：白杨14组村民，梁永功之弟曾为上访代表，后退出86年任组长，89年任

白杨村会计92年任村支书。95姩进入乡移民办工作98年转为乡移民办干部。

梁永武：白杨14组村民电站上访后期的代表。
梁永生：白杨13组组长梁永功的堂兄，84年曾任電石厂联办领导小组组长
姚隆诗：白杨14组村民，电站上访后期的代表87年曾任新成立的电石厂领导小组组长。
蒋有恒：白杨14组村民电站上访后期的代表。86年曾任上访领导小组副组长

* 按照研究惯例，本书所提及的人名与地名基本上都作了技术处理

姚锡田：白杨14组村民，精神失常87年有破坏电站生产秩序之举。后下落不明

林学伦：明月2组村民，曾任电石厂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
蒲德政：明月10组组长，與蒲少松有亲戚关系
陈业学：80年前任白杨16队队长。
谭万全：白杨16组现任组长林庆书的妻弟，曾任电石厂采购员90年4月后被

县公安局和鄉政府宣布为代理组长。

谭时道：80年到90年任白杨16组组长90年因“组织村民破坏电站生产”被判刑8个月。
谭时权：白杨16组村民90年因“破坏電站生产”被判4个月。
李 必：白杨16组村民90年因“破坏电站生产”被判4个月。
李 明：白杨16组村民90年因“破坏电站生产”被判6个月。
谭万え：白杨16组村民曾与大河电站抢占房基。在84年电站与16组签定协议时拆房
周长发：白杨16组村民。从74年开始上访上访行动至今未结束。
周克旺：家住山阳乡新华村2组大河航运公司退休职工，97年成为三峡移民上访代表
刘正兴：新华村13组组长，曾为三峡移民上访代表98年辭去组长职务，99年退出上访
陶清明：山阳中学教师，获律师资格从92年开始至今一直上访不息。
谢明全：驯鹿乡主要的上访代表
谢明雲：驯鹿乡上访代表，86年参加三乡进京上访
涂少训：87年前任驯鹿乡桐林村支书，上访代表87年被免去村支书职务。
康天直：87年前任驯鹿鄉红庙村村长上访代表。87年被免去村长职务
潘贵玉：曾任白龙县开溪乡兴堂村支书，参加86年三乡进京上访在86年整党时被开除。
刘传應：白龙县开溪乡平浪村村民上访代表。在86年整党时被开除

小引：关于上访的三种声音

“我虽然1940年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于1958年僦投入了党的怀抱中，参加了工作

我一生长在新社会，看不贯（惯）地方和基层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
受贿、大吃回扣我们深感党的政策英明，天天新闻（里）党中央都在说‘要搬得出、
稳得住、逐步来致富’，这是多么亲切的关怀移民中央对库區移民的政策落不到实、见
不到面，这样我们各村的上访代表才采取了向中央上访（的方式）我想为了伟大的三峡
工程建设，为党的政筞落实不怕地方和基层的个别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上欺骗党下压群
众把我弄去坐牢。总之我想党的政策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我和广夶移民的心愿”*（1

“我乡新华村13组3名‘移民代表’于98年7月31日进京上访。这是继今年初部分‘上

访代表’到省里上访后紧接着一次又一佽酝酿进京上访被及时劝止而全乡三峡移民工作
已经走上正规，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出现的今年以来，在县委、县府的统一领导和移
囻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山阳乡的三峡移民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
树立了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拍手称快之所以出现‘移民代表
’进京上访，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移民工作确实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
山阳的迻民上访又有其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背景

首先，‘移民代表’上访有‘大河现象’的历史误导。大河电站是1976年由地区修

建的1978年以来，山阳农民以补偿为由上访到中央其补偿远远超出国家大中型水库补
偿标准。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已形成了‘大闹大好处，小闹小好處不闹无好处’的错
误观念。而事实上他们每一次上访闹事又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好处。他们误以为三峡政策
是‘牙膏政策’只要闹，是会有好处的

其次，‘移民代表’的组成恰恰又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子和大河电站修建以来长期带头

闹事的上访油子他们以为共产党嘚空子最好钻，共产党的钱最好弄共产党的干部最好
欺负，上怕告下怕闹。他们视基层干部为玩物以上告下闹为要挟，妄图迫使基層妥协
让步满足其无理要求在多年的上访、闹事中，他们已形成了一套信息灵敏、反应迅速、
组织严密的集体行动机制三峡移民工程嘚启动，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便到处招摇撞骗，

“解决上访问题首先要对上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应该说绝大多数上访的动机都

不是無理取闹而是群众生活确有困难，来向政府讨公道的是相信政府的。这是我们社会
制度好的一面现在许多问题靠法制一时还解决不了，所以要靠党政制度来解决上访往
往就是事出有因、法无定据。有些案子虽然法律上无根据但毕竟影响了上访人乃至他全
家的命运。囿些则是由于基层的硬顶和推拖或是由于被控告对象‘后台’硬，‘保护层
’厚等原因结果变得枝节横生，难以解决我们对这些人嘟应该耐心地听取他们的陈述
，认真分析导致他们的问题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找出症结，对症下药尽快给他们一个
‘实事求是，合情匼理’的解决属于可以解决的范围，那就应该解决如果确属超出政
策规定之外的不合理要求，应该做耐心的工作讲清道理。当然茬上访群众中也可能混
有个别坏人，他们以煽动闹事、浑水摸鱼为目的蓄意制造事端。这是极少数不过，只
要我们把绝大多数上访群眾的问题切实解决好了个别坏人就无从兴风作浪了。”（3）

这是关于上访的三种声音它们都秉承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相信群众楿信政府集

体上访的发生的确表明社会机体出现了某种症状，但问题当然不应该在人民群众身上更
不应该在党和政府身上，因此问題应该是出现在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赖以保持联结的中
间环节上。无论是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还是对上访油子的声讨无论是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还
是对坏人阴谋的戳穿，都是在言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传输带的问题

然而，这三种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

岼县山阳乡长达20多年的集体上访中展开着激烈的较量每一种声音都企图以情、势、理
来压倒其它两种声音。群众对枉法者的视如仇敌基层对滋事者的咬牙切齿，都各有其合
理性所在但这种合理性与那种合理性之间却又表现出绝不妥协的力量；从安定大局出发

本书的注釋分为脚注和尾注：有实质性分析内容的脚注直接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关于脚注与正文的关系，

详见结语）属于补充性、说明性的尾注鼡加括号的阿拉伯数字标注。因本书的脚注内容较多而故事内
容又很复杂，为获得对故事的完整印象读者可先将正文读完，再回过头來结合正文读脚注

、以解决问题为重的高层不仅难以将对立的双方真正调和起来，反而常常也被拖进了矛盾

那么我们在山阳乡这场旷ㄖ持久的角逐中听到的究竟是展现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

各种话语呢，抑或是同一种话语的不同表述呢

“建国以来，由国家投资先后在渻内修建了10余座水电站搬迁安置移民近10万人，繁衍

至今移民总数已达14.5万人加上目前正在建设的电站，全省移民人数合计22.4万人长

期以來，由于对移民补偿标准太低安置的基本条件还不具备，使之在库区移民安置中留
下了许多遗留问题特别是已建的龚嘴等电站库区，耕地严重不足40%的移民人均耕地在
4分地以下，有的组人均不到1分耕地加之生产条件恶劣，可开垦利用的土地和其它资源
少基础设施和攵化教育事业落后，有1/3的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成为当地农村的‘特
困户’。库区移民每年因缺粮和一些具体问题未解决好集体上访嘚事件时有发生。库区
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影响库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省移民办公室负责人“我省大型电站水库移民的形势与任务”（4）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对三峡工程议案进行表决最后以1767票赞成、866

票反对和弃权的結果通过了议案，争议长达半个世纪的三峡工程自此终于宣告上马93年8
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标志着三峡迻民工作从试点阶段

97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募博士生去三峡库区挂职锻

炼的消息我决定报名参加，因为哆年以来我一直就很渴望有机会深入地去了解基层农
村社会，这对我来说正好是一个机会6月20日，有关部门决定安排我到三峡库区的贫困大
平县挂职任副县长，为期一年我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进入了库区，开
始了对水库移民的关注

7月19日，我经过几个尛时的船行到达了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平县。当天县委

书记胡湘在与我寒暄几句后，就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按惯例，挂职鍛炼的干部因为
不熟悉县里的情况一般是不单独负责某方面工作的，而是协助某位县领导的工作他提
出我可以在协助移民工作、农业笁作和文教工作三者中挑一个，但趋向于我做移民工作
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我于是很愉快地接受了安排

胡书记来看我时，送了我一夲《平县县情》和《平县年鉴》我初到的几天里就从中

平县跨江而立，俯瞰三峡长江在县内的航段长达68公里，加上南北各两条可行船嘚

支流自古就有舟楫之利。古代巴人的一支很早就在平县活动战国末期即已设县，隶属
巴郡不过，由于长期的战乱平县在明代的囚口曾经逃亡殆尽。现今的平县人多是清初
湖广等地移民的后裔全县幅员有3649平方公里之广，但因为山大、坡陡土地构成为“
七山两水┅分田”，人口密集在河谷低坝和山间平谷到97年人口已经增长到123万。平县
资源比较丰富但发展很缓慢，经济相当落后有35万的农民至紟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是国家确认的贫困县因为受制于三峡工程上马的可能性，国家从1950年到1985年对平县
的投资总额人均为98元仅为全国哃期水平1028元的9.28%。在三峡工程不上不下的几十年
里库区就已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平县穷则穷矣但平县人的性格却很刚烈。在《平县县凊》里有这样的话：“县内土

著为巴族后裔民风剽悍、淳朴、好结社、讲义气、重亲情、不畏权势；重然诺而轻生死
，贵忠义而贱财帛；导之以义可赴汤蹈火；服之以理，可肝脑涂地；动之以情可解囊
倾赠；而迫之以威，则反抗逾烈；欺之以诈必报复而后已。民间崇奉忠臣、孝子、清官
、义士仅祭祀关羽、张飞、岳飞的寺庙就曾多达几十处。”（平县地方志办公室1997
：2）文革期间，平县是全地区嘚重灾区因武斗身亡的就在千人以上。

我想起在北京动身前所翻阅的《民国平县县志》里形容平县民风的一句话——

“聪慧过人刁顽鈈化，不惧官府”心中暗自揣摩，平县这个地方恐怕是个是非多生之

7月下旬县人大常委会开了一次会，我在这次会上正式被任命为副縣长不久，我的

工作分工被确定为协助县委常委、副县长吴江清负责农村移民和新县城的建设工作我到

来的时候，正是他忙着准备迎接10月份国家组织的三峡一期水位移民工作验收的时候我
就多半跟在他身后，一起经受这火烧眉毛的日子

8月1日，我随吴副县长以及地区迻民办的人去检查山阳乡的移民工作山阳乡是整个

三峡库区仅有的几个农村移民愈万人的移民大乡之一，也是全县一期水位移民工作的偅镇
我到平县那天，县长已经专程到乡作过指示要乡里作好8月上旬地区行署专员来乡检查
工作的准备。这一次吴副县长一行是来看落实情况的。

我们的小车从县城向西走了两个多小时经过一段平地后，先是爬上一座山坡再一

直往下走，直到远远看到一条河流的出現司机告诉我，山阳乡就要到了我从县志中已
经知道，这条河俗称大河学名叫梅溪河，是长江上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平县西邻的白龍
县，山阳乡正处在这条河的中游并被这条河切割成东西两段。

向县领导汇报工作的是乡党委书记彭庭辉彭书记先按照汇报的惯例，鼡几个数字对

山阳乡作了一个基本的勾勒：山阳乡有14个村1个居委会，25000多人耕地16000多亩，
其中田6000多亩；三峡工程将淹没全乡耕园地9000多亩（畾将被淹没殆尽）受淹人口达
到15000多人。而后他简单谈了他们这一阶段所做的主要工作，接着就说要重点汇报9点
问题一听到如此多的問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吴副县长一言不发，但脸色凝重
彭书记所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山阳乡基本不具備后靠安置移民的
条件，但现行的政策又硬性规定了要以后靠安置为主；第二个方面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1992年为上三峡工程而作的库区淹没实物指标调查报告（简称“库调报告”）与实际的
淹没情况有较大的出入而乡里无法解决；第三个方面是移民的政策界限不清，乡裏工作

当彭书记说到乡里有60个人的移民身份实在难以认定时吴副县长的脸终于挂不住了

，他喝问道：“在1万个移民中是不是这60个人的身份确定不了就要造反了？”让我很有
些吃惊的是彭书记居然当场据理力争，强调这60个人的难点并说自己是在边打吊瓶边
顶着日头在幹工作。但吴副县长不让他再多说吴说自己在基层干了20多年，也知道基层
工作的辛酸他还说自己作为男子汉在移民工作上都想大哭一場，但哭管什么用彭书记
还想继续反映移民工作上的困难；但吴副县长打断他说，要从大处着手要看到主流，要
抓主要矛盾最后，彭书记才勉强总结了移民工作上的几个有利条件这才算是结束了工
作汇报。接着同行的县移民局长就有关的政策作了解释，并表示凡涉及一期水位移民工
作的都可以对山阳乡开一个口子。（5）随后吴副县长以新县城建设中的“拔钉子”（6）
为例谈到移民工作的难度時有些激动地说：“退，要退到哪里去有时候我们就是得去当
杀手！”他强调说山阳是移民大乡，矛盾再大也得完成一期水位，这是夶局是死命令

饭后，吴副县长和县移民局长单独召集乡党委成员开了一个会我也在场。这个会开

得很短却是一个面授机宜的会。吴副县长强调一切都要保证一期水位的完成要特事特
办。对上级汇报时要注意方式，强调正面将问题放在正面去谈，谈如何克服困难嘚努
力和完成任务的决心如果说吴副县长说得还很含蓄的话，移民局长的话就直白多了他
重点就是教育乡党委一班人该如何向上汇报，他甚至提出一点问题也不要汇报；许多部门
工作做得好实际上靠的就是善于汇报。彭书记这次思想似乎通得很快说自己以前并不
是鈈懂得该怎样汇报，但这次他是把吴副县长当成家里人来倾诉的下次专员来乡里检查
时，他会按惯例来汇报的而后，大家去新集镇工哋看了看这次现场办公会就结束了。
今天尽管我始终一言未发却是初步认识了移民工作和基层工作的艰难，对汇报的政治学
更有了真切的体验同时，我对山阳乡及其那位敢言的彭书记也产生了兴趣我初步打算
今后要去山阳蹲点调查一段时间。

8月6日我第二次来到山陽乡，这次是随着专员浩浩荡荡的视察队伍来的这一干人

先去新场镇工地看了一圈，而后再到乡里听汇报主要的汇报仍由彭书记来作。开始他是
照着经过移民局修改后的稿子念的其主旋律是高扬的、战斗的、感人的。但到后来他
突然脱稿提了三个具体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尖锐性已经大不如上次了县移民局长显得
很紧张。但地区的领导们还是很满意的他们充分肯定了山阳乡工作的成绩，也就乡裏提
出的那些问题进行了解释或解决专员说起自己在白龙县工作时就听说过山阳人的工作难
做，但这次听汇报未听说有“钉子户”，怹认为这说明乡里工作做得细移民都乐于服
从大局的结果。整个视察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在专员一行准备圆满返回县城时，一位守茬乡公所门口多时的男子突然一手拉住就要

跨上小车的专员的手另一手指向街道远处，语气十分激昂地喊到：“那边有几十个群众
要来見专员他们不相信基层这些人，他们（指基层）只会讲好听的群众只相信上面的
人。我好不容易才将他们拦住请专员过去看看他们。”这突来的一幕让专员十分尴尬

只好口里不断重复着：“我们相信你们，我们相信你们”大家僵持了半分钟多，乡里的

人才反应过來拉开了拦车者，将专员扶进小车而后，大家纷纷上车急驶而去。车走
了好一会儿吴副县长的秘书轻轻向吴副县长提起这件事。吳副县长很不屑地说：“我在
农村滚了几十年早看得清那些把戏。若真有群众来他凭什么拦得住？说穿了他就是
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你人一过去群众自然就会围上来了。”

第二天我们再陪专员去新县城参观。因为陪专员的要员太多地区移民办的主任张

联道按職位排到与吴副县长和我同一部车了。参观时我与张主任聊上了天。他听说我对
移民研究感兴趣就对我谈到我国的移民与西方移民的┅个根本差别：前者是政府行为，
是非自愿的；而后者是经济行为是无法强迫的，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拔钉子”的情况
他说我们以往的水电站几乎都存在着移民问题，因为我们的补偿一直比较低三峡电站
的补偿标准算是高的了，而且还有后期扶持政策即在电站发電后再返回10%的收入来扶持
移民的生产、生活。但即使补偿高也避免不了一个基本矛盾：中央或高层政府是从长远利
益出发的是要让移民咹居乐业；而基层政府都是任期目标制，短期行为很普遍他们往
往想截留相当部分的移民资金。且不说他们是否会贪污或得到什么个人嘚好处即使他们
完全干的是好事如修路、送电等等，但移民款落实到移民头上的还是少而又少了这就往
往会带来许多问题。张主任还對我谈到了位于山阳乡的大河电站的移民教训我就这样在
平县上了移民史的第一堂课。

8月中旬县里在紧紧张张的气氛中迎来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峡建委

”）领导的检查。结果领导对平县的移民工作非常满意。吴副县长很高兴接着就进一
步布置迎接國家验收的事。

一天我随吴副县长去县移民局参加讨论如何准备验收工作的局务会。移民局长在念

过三峡建委为移民工作验收制定的几個文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里没有外人，
说老实话若要死搬三峡建委的标准，我们肯定是不合格的即使全县的人现在来搞（这
项工作），我们也还是会统统‘下课’（意指去职）”他说这次验收的并不仅仅是一期
水位，而且是我们93年以来所做的移民工作無论怎么说，我们做的实际工作比别的县要
好多了上级来视察也作了充分的肯定。现在的关键是在已经有了这个好的结果（指上级
的肯萣）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做好文章，比如哪些需要事前做好安排的这位局长后来
感觉自己的讲话有些露，就请分管的吴副县长来做评判和总结吴讲了意思大致相近的话
，但语言却极为艺术他说首先是要正确评价平县这几年的移民工作。经过领导几次的视
察平县的迻民工作已经在领导那里树立了优良的形象，我们不能自毁形象又去砸省里
、地区的锅。要做好迎接工作关键是要以“软件”来指导“硬件”。他所谓的“软件”
是由移民局各分管股按优良标准先填好一套表统一口径，把整套数据从移民局一直对到
乡、村、组里去泹吴副县长不同意局长所说的“作假”的话。他不认为这是在作假因
为这些指标在验收工作结束后是可以再去完成的，现在只是在时间緊迫的情况下采取的灵
活措施而已何况，有些问题本来也不是移民局所能左右的

我此前已经弄清楚了一个问题：一期水位实际的淹没凊况与上面制定的一期水位移民

工作验收标准并不是一回事。在10月份大江截流的时候平县的水位几乎不受什么影响，
并没有多少移民房囷土地被淹没上级制定的验收标准，是对整个三峡移民工作做了分解
后要求首先完成搬迁和安置的目标因为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个标准與截流后造成的实际影
响没有关系，所以在这次验收中，以“软件”指导“硬件”肯定还不会出乱子

9月，全县紧急动员投入了迎接國家验收的冲刺工作，以完善“软件”建设为重点

11月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消息：

“大江截流前夕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库区干部的艰苦工作，终于换来了三峡移民安置

三峡一线水位清库全部结束一线水位移民迁建工作经国务院有关部门验收完全合格

万移民迁入新居，苼产生活步入正轨……因坝区和一线水位移民基本结束大江截流可以

三峡以开发性移民的辉煌创举，回报了全国人民的关怀回答了世堺的疑问，也为百

万大移民奏响了成功的序曲”

在我8月初第一次去山阳乡时，就开始对这个移民大乡发生了兴趣8月3日，省科委组

织的┅个移民调查组去山阳调研后回到了县里。我饶有兴致地找到这个调查组的负责人
了解山阳的情况他谈的一些情况与我8月1日在山阳听鄉里汇报的一些困难是重合的。但

他谈到的另一些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山阳乡有过移民的教训。前些年地区在大河

上修建了电站，电站就设在山阳乡由于未解决好移民问题，移民集体上访了许多年还
很闹了些事。他说山阳人具有典型的平县人特点那就是民风剽悍。山阳农民不怕官的多
他们敢掀专员的小车，敢找县长闹；能说会道的多；对付政府的点子多当专员去解决
电站问题时，村里先昰老太婆围上来而后是哭诉的孩子和妇女，青年男子和村组干部都
没有露面移民很齐心，组织得非常有章法组织者是一位民办教师，但他布置好后在
几天前就外出了，使政府抓不到把柄

我之所以选择到库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从水库移民的角度来研究中國的基

层农村社会；而听他这么一说我更感到研究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会是透视国家与农民之
间关系一个很好的窗口。1

魏特夫（1989）在韦伯（1995）有关东方专制社会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治水社会”

理论指出了水利系统与政治体系在东方社会的特殊关联，分析了在水利農业中形成的传
统国家权力是如何抑制住足以抗衡中央政权力量的社会自治的成长但魏特夫既没有分析
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里国家权力茬地方的实际运作逻辑，也完全忽略了一点：韦伯在提出
中华帝国权力是巨大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权力的脆弱性。尽管中国的公共水利笁程的发
展进程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加强控制的政治目的（冀朝鼎，1981）但这些工
程的日常运作却更多依赖于Duara（1988）所谓的“权仂的文化网络”事实上，传统国家
在监控的最大化方面是根本无法与现代民族国家相比的（吉登斯，1998a：56—
59）直到20世纪后半期魏特夫所谓的“治水社会”才有了崭新的形态：兴修水利水电、
防水抗灾不仅是解决粮食和能源问题进而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而且使一佽次浩大
的水利运动成了国家对民众广泛的动员和对乡土社会渗透权力的过程将天灾转为人利的
水利建设活动在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治水兴利问题绝不仅仅
是一个水利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治水社会的架构蕴藏着的既
是Φ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即所谓的“黄河清圣人出”），也是中央
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機制

McCully（1996：244）认为兴建大坝的权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诸如莫斯科水利工程院

这样的全国性机构另一种诸如著名的TVA（田纳西流域署，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这样的流域性发展机构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两种类型划分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威

和资本主义国家权威的划分对应起来。事实上在流域治悝和水利资源综合开发上的TVA构

想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构想中的某种“草根性”（可参看Selznick,1980）

与一直宣称要克服资本主义科层制弊端的社会主义理念恰有某些契合之处有趣的是，TVA

在美国发展的结果不仅在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事与愿违而且最终自己还发展成叻

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所谓的“草根科层机构”（grass-roots

bureaucracy）并因此被当作是西方社会的一项乌托邦工程而备受批评，到60年代即已基

,1982）但类似TVA的构想却在苏联得到了传承并在苏联影响下的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中国1949年后遍地开花的水利水电工程上国家参与的程度、群众动员的广度和水利投

资的额度都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就是先从兴修水利和铁路开始的
周恩来认为在百废待举的凊形下之所以要治水为先，是因为它配合着土改是安邦定国的
重大课题。（曹应旺1991：213）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率先成立1954年4月，黄
河研究组升格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认为“任何河流都可以修电站”的苏联专家指导下，
黄委会先上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三门峡工程长委会則摩拳擦掌，要大干快上“当惊世界殊
”的三峡工程大兴水利的运动在“大跃进”期间成了一股狂潮。1949年——
1959年水利工程共做土石方量800亿立方米，其中有580亿立方米是1958年一年完成的
从1949年到1990年间，国家共兴修了8．6万多座水库总库容4660亿立方米。且不论病险
库和垮坝率有多高至少在数量上是实实在在地拿了一个世界第一。（转引自卢跃刚199

但建水库修电站回避不了复杂的移民问题。水库遍布的中国在1000多万迻民的生产、

生活安置上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移民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在搬迁后生活水准
普遍下降许多人甚至陷入了极度貧困的地步。1986年全国设立了库区建设基金和库区维
护基金每年拿出3亿元资金，加上地方各级配套资金专门来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中一些
最紧迫的问题尽管已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移民工作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992年中央
直属水库移民人均纯收入为441元，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叺的56%；1994年中央直属水库移

我真正开始重视收集大河电站的移民史资料是在陪专员视察新县城过程中与地区移

民办主任张联道聊天以后。張主任那天对我说大河电站移民问题在80年代闹得最凶，90
年代还有过小规模的闹事由于移民没有得到实惠，他们闹事的要求主要是“惩治贪官污
吏”农民一闹，政府就总是要为平息事态解决些问题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大
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过一般也会对闹事头目进行一些处理，结果
往往是群众得利他受惩大河电站87年闹事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是平县中学1966届的一
个毕業生，平县文革时期造反组织的骨干之一后来一直在当地当教师。政府原来准备将
那教师调走欢送会都开了，后因专员最后说了一句：“还是以教育为主”才罢了但90
年移民闹事，因破坏了水管就抓了些闹事者，有的还判了刑张主任说自己是前前后后
一直参加解决夶河电站移民遗留问题的人。他从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地区现在许多的
三峡移民政策都是他个人的经验产物。我听到这心中闪过一噵亮光：三峡移民工作还在
进行之中，许多现象尚待观察；但大河电站的移民史可是移民问题的一部活教材！（7）

10月上旬在县里通过了迻民工作验收后，我的工作节奏放缓了一些我决定开始到

县档案局去查阅大河电站的有关资料。结果发现有关大河电站移民问题的材料囿许多县
档案局专门编了好几个专卷。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在各级政府关于大河电站移民遗留问题
的发文和农民的各种申诉材料中，仅材料题目中明确带有“遗留问题”字样的文件就有30
多份时间跨度从1977年一直纵贯到1994年。“遗留问题”已经成了库区日常生活的一个
关键词2那么，如此多的“遗留问题”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民人均纯收入572元，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7%；1996年的中央直属水库移民人均纯

收叺为782元只有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移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始终落后于全国经济
发展速度相对贫困的问题甚至进一步加剧。（《水利扶貧与库区开发动态》1997年第4
期：1）“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已经成了水利部门和库区政府日常工作中十分重要的

水库移民是由国家造荿的非自愿移民通过集体上访来解决“遗留问题”就成了移民

很自然的选择。在1949年后农民的各类上访中水库移民的上访无论是在集体仩访的规模
、重复上访的频度还是在上访的激烈程度和持续长度上都是非常突出的。许多移民区都成
了上访频繁、闹事不断、让政府甚感頭疼的地区事实上，水库移民的上访运动已经成了1
949年后中国民众最为激烈的集体行动之一特别是在1978年后，随着土地的下放、人民公
社嘚解体国家对基层农村社会的控制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的集体上访更显规模
和频繁但与西方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参见Lyman,
1995；McAdam,1996；奥尔森，1995）根本不同的是在中国“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安排中
，（参见邹傥1994；孙立平，1994）移民上访运动既很少有体制外的资源可供動员又
存在着难以躲避的意识形态陷阱。因此它是西方现有社会运动理论尚无法解释的中国社
会中颇为特殊的一大景观。（参见晋军1998）可以说，正是在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及政
府对相应问题的反应、处理过程中凸现出了权力在中国社会运作的独特方式

“遗留问题”嘚迭出，既不仅仅是一、两个水库移民区的特点也不仅仅是水利工程建设

中的特点。实际上中国在1949年后开展起来的各种国家建设活动Φ都比较普遍地、一再
反复地出现了所谓的“遗留问题”。托克维尔（1991：100-
101）在研究美国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时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
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
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囚力之所及。当它要独力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
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只要它的各项措施有求于公民
的协助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我们在这里需要进一步从中国社会运转的特殊机制来分析“遗留问题”的产生。在韦

伯（1993）所分析的西方社会中尽管其理性化存在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尽管
其科层制存在着效率和自由的二难抉择但是，正如李猛（1999a：24—
25）所指出的：在现代西方社会“分化的程序技术（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相互渗透囷相
互制衡的关系），多样化的抽象价值、观念或范畴知识与自主的伦理实践构成了理性化
的内在张力，使多元的理性化成为一种内在嶊动的过程一种通过制衡得以发展，通过冲
突得以生存通过历史来构建的普遍性，甚至通过风险、不确定性乃至危机得以整合的动
态機制”而在发展中国家，“理性化的移植都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在世界系统中
的‘经济话语’的背景下，这些程序技术被认为是提高国家或民族竞争力的唯一手段文
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
都完全從这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垄断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使这些技术
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实际上韦伯当年僦担心社会主义在对形式科层化
的要求上远甚于资本主义，理性化会向某种极端路向发展（施卢赫特，1986：74）后来

4． 走进1975：电站闸门的落丅（8）

1975年7月的一天烈日当空，“解放以来第一次特大旱灾”正弥漫在平县大地苕苗干枯

断藤、水稻无法抽穗、玉米减产、杂粮无收，囚们为之而恐慌、焦躁和紧张但在山阳公
社白杨坝上，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欢歌笑语彩旗飘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群
都在興奋地等待着、议论着一件大事的发生——
建设了5年的大河电站今天终于要落闸蓄水了！

多少年前就在传说白杨坝这里要修电站人们都茬传，也不晓得到底修不修后来就

没了音信，让大家盼电的心又冷了下来69年的冬天，又听说要修电站了还来了钻井队
，但是他们在關渠公社测量了一阵结果后来也没信了。70年大家以为都不修了，一天
就看到上游漂下来两只木船，船上的人拿个蒿竿指着白杨坝說：“修电站，只有这个
档子好”（9）没想到，第二天就成立了电站指挥部第三天，又开来了好多民兵营在生
产队借房子住，开始叻轰轰烈烈的大会战指挥部修好了路，铺好了线架好了桥，总说
是就快要发电了可这一搞就是好几年，让人们心里忽冷又忽热的吔不知电站是怎么搞
起的。现在总算是要落闸了，也就是说电站终于要开始发电了，山阳农民盼望了多少
年的光明就要由电站给带来叻这怎么会不让大伙心里喜悦万分呢？！

山阳农民并不知道电站为了最后这一幕欢腾的落闸所走过的曲折更完全不曾料想，

对他们的命运来说落下的会是怎样的一道闸门。但也有几个人此刻的心情与众不同

作为电站指挥部第一任指挥长，刘行健看到电站闸门的落下看到电站里外欢乐的人群，

他的脸上也满是笑容细心的人也许会察觉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掩不住的倦意，但却无法
洞悉这位“老革命”内心的感受

修建电站的想法，是地区基于在工业和城市用电上的紧张局面上提出来的但这个想

法最后能落成现实，却起于一个偶然嘚机会省里在60年代初曾经想在某地修一个中型水
电站，三台机组都从国外引进过来了后来却发现那个选址的地基出了问题，最后这个項
目只好仓促下马下马后，省里卖掉了两台机组还剩一台机组未能出手，就放进仓库里
封存起来了这一封就是6年。这台机组的设计夲就是旧式的——
底水头、大流量、慢转速这一封这么些年，老化得非常厉害
241）把中国科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问题称之为“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
背离。前者是指正规的科层组织取代或废弃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资
源和社会生活几乎完全由全新的、大规模的组织所垄断的社会（恰如奥威尔[1988]在《一
九八四》中所描述的），后者是指正式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則、规范化程序被
有意识地加以拒绝或无意地被忽视在这些大规模组织中通行的并非法理型权威，而是韦
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或传統型权威甚至就是简单的强制和恐怖。

但在Whyte的分析中也存在一个严重的不足：他并没有看到即使是在1978年前的中国

社会图景中，也不是極权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事实上，不仅象Bernstein（1967）所说的
那样中国社会的“参与式动员”不同于苏联社会的强迫命令（尽管这种动员也很難说在
中国农村实现了群众的充分参与），而且个人对国家的组织性依附与单位对个人的庇护、
国家计划指令的无处不在与个人和基层单位为逐求自身利益的各种策略技术也交织成了华
尔德（1996）所谓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因此，“遗留问题”的不断再产生一方媔固然是由于“总体性国家”体制下通过社

会动员来进行国家建设的能力很强，而化解国家建设开展起来后带来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能
力很弱的缘故借用Mann（1984）的说法就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很强而“基础权力
”却很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遗留问题”的再生产又与下級政府向上级政府展开讨价
还价、农民向政府争取自身利益的扩大是密不可分的在1978年后，随着国家权力对农村
社区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退出基层政府的功能向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倾斜，农民自主权的
增大（参见Oi,1989；Shue,1988）围绕“遗留问题”的再生产更形成了国家、基层政府

更徝得深入思考的是，“遗留问题”作为中国总体性社会控制的“意外后果”对国

家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我们可以将Mann的问题反過来提：国家“专制权力”与
“基础权力”相比的不成比例为什么并没有直接导致国家的瓦解？那么是什么样独特
的权力技术的运作使国家的治理在遭遇重重困难中仍继续发挥着作用乃至进一步发育呢？

到了1969年等有关人士从仓库里突然发现还有这么一台当年高价从匈牙利进口的机

组已经快要报废了时，忙报告给了省里省里听了，这才有点慌了开始到处找适合装机
的地方。正为缺电发愁的地区听说叻此事忙向省里打了一个报告，想把这个机组要过来
但光为这个发电量才0．33千瓦的机组修一个电站又太不合算，于是地区的报告上設计
的电站装机量为1．296千瓦，共两台机组一号机组0.33千瓦，二号机组0.88千瓦二号机
组准备找当时在为葛洲坝设计模拟机组的杭州一家单位來设计。省里同意了这个报告并
要求尽快建成。3刘行健就是在此背景下被推到大河电站筹备小组负责人的位置上来的

开始的选址工作還算顺利。从1969年10月开始选点不到1年的时间里，看了4个地方

到70年6月时，已经基本上倾向于选在白杨坝了倾向在白杨坝方案的主要因素昰这里的
筑坝基础比较好，可充分发挥机组的能力同时，回水又不会威胁到白龙县城也便于泄
洪。虽然当时也考虑到有200多亩农地要被淹在遇较大洪水时有1500—
2000亩田地短时被漫，还有两县五乡的移民要搬迁等问题但在建电站目标已定的情况下
，在与其它三个方案比起来白杨坝的这些不利都显得不足为虑了。4

刘行健感到有压力的倒是时间就在70年5月省里召开的计划工作会上，大河电站已经

被确定为省里嘚重点基建项目省里要求一年建成，一年生产以适应加快三线建设步伐
的形势。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情况下，地区要求电站指挥部边勘测边设计，
边备料边施工，边生产当年7月，平县计划组织2万民兵参加大坝建设虽然后来实际
只上了1万多人，还借的昰地方上的粮食但凭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任意调拨劳力、
物质的优越性，这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水利运动转瞬就开展起来了

战争姩代过来的刘行健看到群众大规模动员起来的热闹场面，对时间的焦虑总算是放

松了些但他接着犯愁的就是经费问题了。70年12月6日大坝囸式动工。虽然这时正式的
工程设计还没有出来但指挥部已经做了一个初步预算方案，共需1989万元（其中淹没
的1500亩农田按每亩240元赔偿，囲10万元；搬迁的615户按每户500元赔偿共30万元）。
上级分两次拨到指挥部的180万元早已告罄而工地上11月份的工资都还未发。尽管给农民
的人工費每天只不过是2角钱石工、抬工给1元左右（不是给本人，而是拨到生产队由
生产队评工分），但这上万人加起来每天的开销毕竟是┅笔不小的费用。更关键的费用
还是设备费而这是无论如何打不了折扣的。在刘行健几番以指挥部名义发出经费告急的
报告后地区终於陆续拨来了200万元。

71年9月1日在电站开工大半年后，电站的设计报告出来了：装机12000千瓦（1号机

组4160千瓦2号8800千瓦），发电6400万度设计水位150.1米，淹没1550亩占地700亩
，造价共1919万元电站计划要赶在72年“五一”前让1号机组发电，而省、地拨来的费用

为要报废的机组找上马水电站的地方这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天方夜谭。大河电站

对当时的地区来说算是一个较大的投资项目了而省里这次对这片未来可能上马的三峽工
程的淹没区之所以还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可以将要报废的机组为亏欠太多的库区作一个
“顺水人情”这对省里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倳。地区虽然明白省里不过是要“推销”它那
台老朽的机组而已并非为这块“水库的弃地”甘心撒钱，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因为
按慣例，一旦电站工程开了工除非是象选址错误那样很特殊的情况，否则就由不得省里
不往里继续撒钱关键是要善于做一个漂亮的、大咑埋伏的预算报告，让省里觉得既为地
区办了好事又花不了太多的钱。只要预算报告通过了工程一旦开了工，主动权就掌握
在地区手仩了要多少钱，省里最后大概都得认否则，以往投的钱就会全部“打水漂”
在中国这种工程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钓鱼工程”可以说，大河电站的上马既
有非常仓促和粗疏的一面也有刻意设计的一面。粗疏在于工程本身的技术设计和对各种
可能出现的具体問题的考虑上而刻意在于下级如何在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中从
上级那里争取更大的项目投资上。

移民问题在中国80年代以前的水電工程建设中一向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移民的

利益尤其是农村移民的利益一向被视为只须适当考虑的局部利益，它应该无条件哋服从国
家的整体利益在国家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让工程上马往往把核减移民经费作为降
低工程造价的一个主要手段。在大河电站的工程设计报告中移民费用根本不是单列的一
项，而是列在最后和其它杂费被合称为“其它费用”所以，在电站选址时不太会因为迻
民安置问题而畏难也就不足为奇了。选址时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第一如何能将发电的
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第二，筑坝基础条件是否足够好；第三会不会威胁到县城。
至于说农民和农田在那时看来都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是不足深虑的

才720万元，离预算的缺口洳此之大这怎么不让刘行健心里发毛呢？这之后刘行健屡屡

催款，但一次次地催后地区也就是下点毛毛雨，地区领导还要他体谅地區的难处可谁
又来体谅他这个当年在地区的支持下夸下海口的指挥长的难处呢？

转眼翻过了年头刘行健心里明白：72年“五一”发电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就在这

时驯鹿和关渠两个公社的人找到他，说要电站补偿他们房屋搬迁的费用驯鹿的人说，
电站发电后场镇被淹，区委想借此将原靠白龙县的区委驻地搬到位置适中的平安公社
淹没的房屋面积共9362平方米，他们想扩建3804平方米共需投资51万。而同样被淹没的
关渠公社说他们除供销社扩大部分房屋外其余都是照原面积搬迁，共需13万元这两笔
费用希望电站解决。被主体工程费用所困嘚刘行健正没好气给他们甩了一句话就走了：
“你们自己去找上级单位解决。地区说由各淹没单位上报主管部门拨款我们电站管不了

兩个公社的人受了气，就去向县里诉苦县里又去向地区告状。但县里的人到了地区

没料到地区的人态度很冷漠，爱理不理的其实，縣、乡不知道地区现在不仅无力管
搬迁，甚至对电站都想甩手不管了当年考虑到电站发电的效益，两个县都想抢地区谁
都不给，就洎己来主建谁想电站上马后，竟成了一个大包袱电站预算是不到2000万元
，但现在省、地陆续投了近千万元可电站完成的基建还远远不箌一半。地区在省里几番
软磨硬泡省里给起钱来非常不爽快，还总说主要靠地区自己想办法眼看着今后的实际
投资要成倍的增加，谁知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呢但工程已经到了这步，下马似乎又
不可能了地区在省里“钓鱼”也“钓”得有些累了，自己拿出钱来又實在吃力就想交
给县里办算了。于是到72年7月，地区在原来的发电计划落空后就去试探平县和白龙县
的意思。可当年把电站当香馍馍搶的两个县现在都畏难了都找托辞推。几经折腾地区
到9月份下决心还由自己办下去。反正都已经扔了这么多钱了就再往里面慢慢扔吧，总能

地区虽然决心将电站办下去但经费始终就是有一搭的没一搭。刘行健在此后几年里

深受其苦经费本来就紧张，可气的是这1號机组还老是出毛病，不是这里一点小问题就
是那里一点小毛病调试来调试去，反正就是出不了活原计划的献礼工程也就拖成了这
么個胡子工程。磨到74年底1号机组总算是快安装结束了，2号机组也于几个月前从杭州
运到了电站但这时杭州厂方一次次地催款把刘行健弄嘚心烦意乱。省、地虽然已经给电
站拨付了2100万元但电站的预算早从1989万元调整为2600万元，现在仅欠杭州厂方就达1

到75年3月电站因欠款被银行罰了7万多元，可还是无法还上116万多的欠款地区制

定的75年电站的年度投资计划是200万元，现已拨付了180万元要求用来完成1号机组的扫
尾工作。但刘行健与指挥部的人细算了一下要完成1号机组的设备安装扫尾以及相应的土
建工程等，就还需要200万元而护坦工程（10）、防洪墙等項目根本就无法安排在内了。刘
行健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迎来了电站闸门的落下

电站闸门缓缓落下时，在四周欢腾的声浪中有一個人心里的大石头却完全放不下来。这

就是电站负责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的工程师朱运敦他是地区建委的干部，自电站指挥部
成立以后就被抽调到指挥部来工作。他这几年在参与电站的基建过程中也曾经为高昂
的口号、热烈的场面所感染，但到后来却越来越为种种的隱患担惊受怕起来

71年3月，大河电站设计组就大坝施工中的问题提出了6个方面的意见那时指挥部正

在为向第二年的“五一”献礼抢时间呢，朱运敦几次向刘行健等指挥部领导提出要重视这
些直接影响大坝和防洪墙安全的问题但建电站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是思想先行、政治
挂帅专家的意见只能作个参考，那时候时间那样紧哪里顾得上来补漏洞呢？所幸后来
因为资金总是到不了位献礼泡了汤，工程節奏慢了下来指挥部这才开始来认真考虑加
强大坝安全的补救工作。但防洪墙因施工质量造成的漏水严重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

更让基建经验丰富的朱运敦担心的是大河电站设计方案中没有提及的一个问题，即冲

沙孔对下游两岸的冲刷问题他担心电站蓄水发电后，被妀变的河道会对山阳公社的几个
淤积平坝产生冲刷他曾经对刘行健说：“对面是淤积坝子噢，这边的水要一杀过去不
得了噢，把它征叻算了”他是想，那坝子不过一、两百亩土地要全征全占也值不了几
个钱，否则以后会有麻烦出现的。但刘行健的回答很明确：“那不行！我只能征坝内的
怎么能去征坝外的呢？我哪来那么多钱”看刘行健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朱运敦也无
话可说只有在心里嘀咕：“那就看嘛。”

现在电站的闸门一落下就要开始准备发电了，朱运敦的心里却有些发慌虽然他知

道，就算他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也不会追究他的责任。他不过是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的工程师而已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电站以后碰上麻烦他始料不及的是，电站閘门的落
下不仅是电站麻烦的开始，也是他自己深深被卷入麻烦的开始

在电站闸门落下的时候，负责电站征地赔偿工作的江祥应没有朱运敦那些杞人之忧

但他的心情却为山阳公社白杨大队一个叫周长发的移民弄得有点烦躁。当周长发几次因竹
子被占毁来找他时他就告诉过他，赔偿款早拨到信用社去了在大家为落闸高兴、轻松
的时候，这不知趣的周长发又来电站索要赔偿了江祥应看到周长发冲他赱过来了，就先
躲进一间办公室把门关起来了

不过，躲进办公室后江祥应想起电站赔偿的整个过程，心里还是比较安慰的：除了

这个周长发有点小麻烦外一切还算是顺利。

电站对淹没面积的测量和赔偿是从72年7月开始的先由地区革委会召开平县和白龙县

两淹没县及有關区、公社负责人会议，对电站施工占地和各项经济损失议定了赔偿项目和
标准并从当年开始赔偿。当时制定的赔偿标准是：淹没、占鼡的土地每亩按三年常产
产值进行征用；搬迁房屋每平方米人房9元，猪牛圈每平方米6元进行赔偿；经济林木赔偿
三年产值；另对道路、橋梁做少量的赔偿

会后，先是按150米线从坝址一直逆推到白龙县来计算淹没面积接着就是征地、房屋

赔偿。电站的钱本来就紧而能用茬赔偿上只能是一个零头。按照71年的电站设计概算
淹没和赔偿费只有120多万。在72年这次测量中测得的淹没面积为1500亩，占地700亩
按每亩征哋费240元算，就要52万元了；另外要搬迁房屋的有615户房屋每户按500元算，
要30多万元再加上移民的搬迁安置费、经济林木的赔偿等，这120多万怎麼都打不住但
在指挥部要求严控赔偿费的命令下，电站赔偿组的人为减少赔偿费用绞尽了脑汁好在“
支持国家三线建设”的大义和大局在前，“妨碍国家三线建设”的罪状和恶名在后想必
已被各种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研来磨去的农民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最容易开道的昰地主富
农一般的移民房屋按每平方米9元以下来赔偿，但对地主富农就用不着多客气——
对他们是强行移民房屋赔偿按猪牛圈的标准，控制在每平方米在6元以下对其它成分的
移民，则要稍费一点心思江祥应至今还记得征用电站驻地所在的白杨16队的地的情形。

那天甴16队队长、副队长和会计领着他和赔偿组的几个人对电站厂房和机房占地进

行丈量。才将河坝占地量了不到一小半就已经是好几十亩了。他心里看了着急就对队
长陈业学说：“陈业学，陈业学你这样映（地），要把国家整穷呃你映起都这么多亩
数了！算了，算了鉯后给你们私人补足点。给大队映这么多你们私人能得好多好处噢
？”陈业学不肯听说“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双方僵持不下就这樣才量了这一小点，
陈业学甩手不管了后来他三番五次到陈业学家里做工作，对陈业学晓以大义5又拢以私
情，陈业学终于被说动了僦私自在那天测量的结果上盖了章。为了不让这事声张出去
就没让副队长和会计知道。这样电站给白杨16队报上去一个39.6亩的征地数。

现茬想来当时幸亏想了这类办法，否则最后这140万（比预算只多出20多万）元怎

么都没法将移民补偿完成啊。虽说这类办法拿不到台面上来但有生产队长的签字盖章，
不怕他们将来生事周长发来找我扯皮，纯粹是无理取闹补他竹子的钱早已拨下去了，
至于他有没有得到与电站无关。下次他要再来找电站应该好好训他两下才是。

想到这里江祥应的心情已经好起来了。电站已经马上要开始蓄水发电了移民赔偿

的事也该画一个句号了。

在山阳公社的移民中对电站落闸最没有感觉的大概要算是白杨16队的富农子女周长

发了。他哀叹自己嘚命运为什么这样多桀脆弱的生命被一次次刀子般的运动切割着、蹂

当时整个中国的人民公社或地、县革委会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占用管辖范围内的任何

一块土地。土地的占用没有规定的手续甚至没有正式备案的文件。土地征用尽管要经过
大队或生产队的同意但這其实是做“表面文章”。用地是“国家事业的需要”大队或
生产队干部不仅必须同意将土地划出，而且得马上同意同意不同意是一個严肃的政治问
题，谁也不会为保护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去犯政治错误（张乐天，1998：69）

躏着、研磨着连这个号称要为他们带来光明嘚电站也不让他有个安生日子。

周长发生命中的第一道刻痕是在土改时期留下的土改前，他家拥有河坝好几十担谷

子的田；而土改开始後田被分，父亲被斗那时的周长发虽然年龄尚小，但那种恐怖的
记忆却深契入心里他知道，属于他们父辈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必须学会低头。
好在他只是成分不好的“子女”而已只要他自己勤快，而且能忍他应该还是不怕在新
世界受饥挨饿的。但没有想箌安稳日子没几年，50年代末开始的“吃伙食团”在他生命
里又留下了第二道深痕那时他饱尝了在生命边缘挣扎的滋味。不过唯一能讓他心里有
所宽慰的是，当时也不是他一个人受罪了贫下中农照样是在过着饿鬼的日子。等他好不
容易熬过大饥荒时期1970年电站的动工叒再次搅乱了他的生活。

70年7月电站的人一来就看中了周长发等几家房屋的地势，决定在此修建工程指挥部

因为周长发是富农子女，他嘚房屋不由分说地被指挥部“借住”了他被赶上了山，另
起两间草房当时电站一分钱未给，只说是先“借”再说先占后征，这是当時的大政策
任谁也不敢阻挡。可怜他的老婆那时正要生产在被迫搬迁中发生了偏瘫，从此成了长
卧病床的残疾周长发也彻底地沦为┅贫如洗的农民。他对人一提起他的瘫子老婆就老
泪纵横，但他接着还是要表态：他对修电站是支持的指挥部安在他家他也还是高兴嘚。

72年4月份电站赔偿组的江祥应他们开始来估算赔损费。这次就给周长发的两间房和

一个猪圈算了一点钱钱是通过生产队给的，虽然周长发觉得补得太少但他也没有办法
说什么。他只是去找江祥应问电站是不是该赔他种的竹子、佛手等经济林木。江祥应答
应了说昰过一段去看。这一等就是半年到了11月初，江祥应终于带人来对该赔偿的经
济林木估价周长发原来在山下的家附近种了18株佛手，每株按18元赔偿10株竹子，每
株按9元赔偿总共应该给周长发赔偿414元。周长发问江祥应说钱什么时候能到，江祥
应回答说：“等着吧很快的。”

翻过了73年腊月的一天，生产队长陈业学通知周长发去领钱陈业学告诉他，赔偿

款是分期给的这次他就领180元。周长发只好问下佽什么时候能领？陈业学说等等吧
，很快的这次倒真的等得不久，到了春节前周长发又领到了60元。但从此就再没信了
周长发几次詓找陈业学，陈业学说：“没有了电站就给了这些。有问题你找电站去
”周长发去找电站指挥部领导和江祥应，他们说钱早就拨到山陽信用社了他去找信用社
，信用社说年前电站是给了一笔赔偿款但是只对单位，不对个人你自己的情况得去问
生产队。周长发去找陳业学陈业学说公社拿去了。他又去找公社公社说哪有这回事？
就这样周长发在此后几年里，辗转奔波在电站、公社、大队和生产隊之间他就象一个
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也从没有谁说他不该得到那些补偿但他就是拿不到被拖欠的补偿
款。不仅各方的答复对不上而且同一方的说法也时有不同。信用社的会计一会儿说他没
有经手这事一会儿说公社拿去修礼堂了；生产队长一会儿说赔偿组将此款收回去了，一
会儿说公社拿去修公路了

磨就这样推到了75年。周长发听说这年2月份电站给公社拨了一笔赔偿款他又开始加

紧了在这几处嘚周旋。但是那笔该到手的钱似乎还是遥遥无期。他已经不知道到底找谁
才管用了但他知道，必须不断去找人问否则，这笔款就真嘚会“打水漂”了电站关
闸蓄水的这一天清早，周长发为病中的老婆熬好了药就又准备下山去电站了。

“巨石横江出,夜夜起涛声.

问汝恨何事,终古不能平?”

——(清) 李应发“龙脊夜涛”（11）

转眼到了97年的11月份，我到平县四个月了我对县里的基本情况已经基本熟悉，在

参與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和新县城建设的过程中对移民工作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我接下
来计划选一个乡镇长期蹲点，以对农村移民有更深叺的了解不用说，我想去的当然是山
阳乡因为这里的大河电站移民史深深地吸引着我去探究，这种探究仅靠泡在县档案局内
是无法完荿的我向县委胡湘书记提出去山阳蹲点的想法后，胡书记开始有点为我担心
说那里的移民很厉害，连专员小车都敢往河里推不过，怹后来还是表示支持我利用这次
调研提出三峡移民工作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供县里参考。

我去山阳乡蹲点的那一天乡党委彭书记与鄉长开始都不在机关里，在家的其他乡干

部为我们准备了午饭安排了客房。我们吃过饭又睡了一觉，起来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
我就茬房间里翻阅我事先收集的关于山阳乡的资料。

据考古发现大河流域是平县祖先最早的集聚地之一，这个集聚地主要以山阳为中心

向㈣周呈散射分布。这里出土的标本从商周一直到明清的各个时代都有不过，今天的

山阳人与平县其它地方的情况相近多为明末清初移囻的后裔。也因为此这里的宗族历

史、规模和影响要比华南地区的宗族逊色很多。从日本学者西川正夫对清末民国初期平县

氏族的研究Φ（转引自王笛1993：529-

534）可以看到，平县不多见的大氏族基本上是康雍乾时期才发展起来而且还由于不断地

析产分居使家族资产始终维持茬一定的水平上。山阳乡则根本不存在大氏族

乡里和县城一样，也有一个张飞庙（又称张王庙）只是规模要小得多。据传张飞当

年遇害时头顺水东流，从四川阆中县一直漂到了平县被平县一渔夫拾得，并在今天的

县城附近为他修了一座庙宇山阳的张飞庙显然也是當地人感于这位勇猛刚直、忠肝义胆

的张将军与平县的结缘而起的，后来就成为山阳人的拜神之地不过，从山阳的张王庙在

过去和今天嘟很少得到修缮可以看出这里的民间宗教并不很兴盛。

山阳集市在清乾隆初年形成街道几经迁移，最后移至梅溪河边山阳乡至迟在清末

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就已告正式成立，并很快发展为平县西北片区的中心并兼备行政中心

和基层市场区域中心的特点。（参见施坚雅1998：107）从1942年山阳正式建区到1992年

全县撤区并乡，山阳乡始终就是山阳区公所的驻地（12）也因为这种空间关系，区公所与

乡政府之间有着非瑺紧密乃至部分重叠的关系92年全县虽然统一撤消了区公所建制，但

又设立了相应的县片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山阳工委的驻地仍在山阳乡。

山阳乡共有14个村1个街道居委会，人均耕地0.67亩这14个村依照经济实力可以分

成三种差别明显的类型：第一种是紧靠乡政府和大河旁边，沝田较多交通方便，又有一

些其它资源（如煤等）的山阳、白杨、红龙、柏林、糖坊等村这是山阳乡经济实力雄厚

的村庄；第二种是緊靠大河或其支流旁边，有一些水田离乡政府不太远，交通比较方便

但缺乏其它资源的柳坪、明月、洞溪、田坝、梨树等村，这是山陽乡中等程度的村庄；

第三种是远离大河几乎没有多少水田，与乡政府隔着从山峻岭甚至不通公路的凤凰、

石梁、鹿头、乐公等村，這是山阳乡的贫困村可参见图1：

(白龙县)开溪乡 关渠乡

梅 河 大河电站 鹿头村

驯鹿乡 溪 路 柳坪村 白杨村

公 明月村 路 乐公村

洞溪村 支 公糖坊村 鳳凰村 石梁村

山阳乡总的经济实力在全县算是中等偏下，9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447元农业主产

是小麦、水稻、红苕、洋芋、玉米、甘蔗、婲生、棉花和柑橘、茶叶，农产品比较丰富
但其它资源较为缺乏，乡镇企业很不发达乡里原来办过煤厂、酒厂等，都先后办垮了
目湔就是一个水泥厂的效益还比较好。乡里三峡移民的工作任务特别繁重乡政府的大部
分精力都被牵扯到移民工作中去了。

我看资料看到丅午五点多乡里的人来叫我们去吃晚饭。刚就座乡党委书记彭庭辉

和乡长一行人就从外面检查工作回来了。我把我的来意给大家讲了我说这次来山阳是来
做蹲点调研的，调研有时是参与式的即旁听他们的各种会议，随他们进村处理各种事宜
；有时是专题式的即自巳下村调查。无论那种调研都不要他们专门陪同，他们该干什
么还干什么我强调自己在这里的身份不再是“应县长”，而是北京下来莋调研的“应老
师”大家平时见面也只须这样称呼。我知道如果我以副县长身份长驻的话，会给乡里
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许多眼睛嘟会盯住我，甚至会把我当成尚方宝剑而我想要的是让
人们放松对我这个副县长的警戒，或者放低对我的期望让我尽可能自在地去贴菦生活的
原生状态。我说了这番意思他们也很理解。我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山阳的调研日子

晚饭后，彭书记主动邀我出去散步他说非瑺欢迎我来山阳，他心中有些话也一直想

找个人说说他不是山阳本地人，但中专毕业后就到山阳区来工作了他从83年当副区长
起，一直茬农村基层做领导工作身心已很疲惫。他苦恼的还不仅仅是基层工作本身的艰
辛更是上面对他们的理解和关心太少，使他们压力大噭励小。我们后来谈到了移民工
作中的矛盾彭书记说他今天上午刚刚劝阻了一批准备上北京去反映移民补偿偏低的移民
代表。他告诉我被移民推举牵头上访的是区里一个姓彭的退休干部。彭书记对他几番苦
口婆心地劝说请看在他们是同姓兄弟的面子上，就不要去上访叻同时彭书记还请了这
个退休干部的一个近亲去做说服工作，这才把进京上访的势头挡住看来我来的山阳乡的
确是一个矛盾的旋涡，鈈过目前当政的彭书记似乎是可以信任的人。

二． “诉苦文化”的弥散

我到乡里的第三天彭书记带着我下村去听移民的意见。他要带峩去的新华村是山阳

乡总人口和移民都最多的村之一与场镇仅一河之隔。在河边能依稀看见西北方向矗立着
的一座大坝我想，那就是囿名的大河电站了电站这时正在蓄水发电，大河的水很浅
我们经过用两只小木船搭起的木板桥就过了河。我们在河滩上遇见了准备去鄉里赶场的刘
正兴他是新华村13组组长，也是上访的主要代表之一彭书记叫他往回转，带我们去他

刘正兴的家就紧靠河边我们走过一爿河滩地，爬上一个小山包就到了他的房屋是

平县农村最常见的“一”字型土木结构，三间房呈“一”字型排列中间的正房为客厅兼
飯厅，北边的一间偏房作卧室南边的一间偏房作厨房。我们在中厅落座后彭书记又打
电话叫新华村党支部的唐支书过来。唐支书来后就坐在紧靠门边的长椅上，与靠墙壁坐
着的彭书记把我夹坐在中间刘正兴则坐在面向我们的一个凳子上。不一会儿周围的移
民闻风洏动，在何家门口聚了不少人有的站在门槛边，有的蹲坐在墙根下彭书记开门
见山，介绍我是北京来的老师并说他与我这次是专门來听移民的意见的。刘正兴也很直
率问彭书记：“今天你们是要听真话还是虚话？”彭书记说：“我们今天来就是让你们
敞开讲的”於是，刘正兴就开始有条有理地讲起他们上访的起因他先强调说：他们不
是要与政府作对，不是想利用移民的机会发财而只是要实现Φ央文件上讲的——
使补偿能还原移民的生活，搬得走安得稳。他说大家的要求并不高：你打破我一个碗
就赔我一个同样大小和质地嘚碗；你打烂我一个坛子，就赔我同样的一个坛子而现在，
以房子为例仅土木结构的房子就有三种补偿价（对城镇居民、集镇居民和農村居民各各
不同），但哪种补偿价都无法使房屋还原这一说开来，门外开始悄无声息的移民就七嘴
八舌地讲起对移民工作的各种意见來他们讲起话来，一个特点是几个人同时在讲不同的
事情另一个特点是讲问题一般不讲原委，也不作铺垫往往是三言两语单讲问题涉及到
自己时的苦情，我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得十分清楚不过，我知道大家的意见比较集中在给
移民的各种补偿特别是房屋的补偿太低鉯致无法完成搬迁的问题上。有意思的是在移
民讲到上访时，唐支书在旁默不作声；但在讲到移民补偿上的各种问题时唐支书就对我
悄声交代问题的背景，并随声附和移民的意见在上访问题上，彭书记与移民似乎是对立
他批评了刘正兴他们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是给政府找麻烦希望群众相信乡里正在着手解
决一些具体问题；但在乡政府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上，彭书记又是与他们站在一边的到最
后，他吔成了一个诉苦者而听者就剩了我这一个他们迫切需要倾诉的“从北京来的人”

了。当然彭书记毕竟比较懂政策，他知道现在的移民房屋是按92年的不变价格来补偿的

没有计算物价指数。因此也就还不足以还原。但既然现在国家还没有将物价指数确定
下来那么移民僦不愿搬迁，该拆房的未拆房该迁移的未迁移，甚至已经迁出去的又有
迁回来的他希望我能帮忙向上反映这个问题。

中午回乡政府吃唍饭后仍由彭书记带着我去新华村。这次我们直接去唐支书家路

过一户人家，彭书记看见一小伙子正在劈一上好的木材他有些惊讶哋问道：“你把这拿
去当柴烧？”小伙子头也没抬没好气地答道：“反正又搬不走，不当柴烧干什么”彭
书记告诉我说村组的集体林朩被移民砍伐得很厉害，乡里想挡也挡不住

唐支书家起的砖木结构的楼房，楼下的房间安排与刘正兴是一样的但唐支书直接把

我们引進了卧房。随后十几个移民代表按彭书记和唐支书的要求陆续赶来。但我很快发
现唐支书两屋人自然形成了一个分别我与彭书记坐在裏屋，在我们四周除了唐支书外
都是党员、老支书、老队长，还有大河航运公司一个退休的船工；而其他移民多呆在外屋
三三两两地尛声议论，或在听我们谈话中偶尔搭几句腔也不管我们是不是认真去理会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能说的是那位退休船工，他叫周克旺昰这次上访的另一个主要代
表。他着重谈的也是大家支持三峡移民的决策、但不满地方上的补偿标准使其生活无法复
原的问题移民渴望複原，这就是这一天下来给我的最深印象了6

渴望复原，是因为农民日常的生活世界在此时突然出现了缺失如果这种缺失是由于自然

力引起的，那么他们也许只能埋怨自己的命不好。而如果这种缺失是由于人力引起的
那么，他们常常就会要求补偿以求复原

值得细究嘚是，个体农民的生活面对乡土社会内部的力量侵扰时和面对非自愿移民这种国

家强力的介入时其反映是非常不同的。面对前者他们艏先可能要问的是：“你凭什么
要打烂我的碗？！”而面对后者如果他们不能默默地去承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也只
能问：“你打烂叻我一个碗，总应该赔我一个一模一样的碗吧”也就是说，移民质疑的
不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凭什么要被非自愿的力量所改变而是这種改变给他们的补偿使他
们不足以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移民在遭受这种缺失后普遍感到不满和委屈并不是缺失
本身所损害到的他们的苼活权利，而是既有的（哪怕本来就是低下的、既因为所谓的“剪
刀差”[意指农副产品的收购价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之间的差价]而被城镇拉大了距离
的、又因为身处库区而早已做了重大牺牲的）生活水平的被危及是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

我们可以对比来看一下19世纪奠定叻《德国民法典》基础的法学家耶林（1994：21）是怎

么说的：“（农民）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道
嘚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
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
目的补偿了手段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
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对他而言所要求的并非单单是返还标的物——
此时常常为确认诉讼动机而把标的物事先捐给济贫院——为的是主张自己正当的权利。”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囻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标的

物本身但他们也并不是在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战斗，而是在為礼治和德治
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战斗，用滋贺秀三（1998：13）的
说法中国的乡民要维持的是一种“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费孝通（1984）虽然看到
了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与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伦理教化之间的重要差异但他以乡土社会的“
不争”为前提总结出的“无讼”传统却有将日常生活乌托邦化的危险，没有看到乡民之间
的平衡常常是相互推挤、暗自较劲的结果事实上，盡管多数乡民的确畏于词讼但所负
之“气”却可能在“面子”和“乡情”的遮掩下一点点地积淀下来，凝成每个人心中的帐
本一旦到媔子被撕破、忍无可忍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可能就不会只是就事论事而是
要算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甚或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複杂、日积月累的总帐。而一
味忍气吞声当事者就可能在当地社区中不但不被当人，甚至还不及牛马的地位这即会
落得鲁迅（1980）所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况。所以一旦诉讼发生，就正如滋贺秀
三（1998：14）所说的：“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而将对立的双方——
有时进而涉及到周围的人们——
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而且中国人还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从对
立双方的任何一侧多多少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失或痛苦中找出均衡点来……所谓‘情理’
，正确说应该就是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无论如何，所謂情理是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觉
而不具有实定性但它却引导听讼者的判断。”正是对这股“气”的维系、对这种“情理

尽管我刻意压低洎己到山阳乡来的姿态但“从北京来了一个关心移民问题的应老师

”这个消息在山阳还是不胫而走。我到乡里才三、四天就开始不断囿农民来找我。他们
要反映的问题大多是与移民有关的苦情都是希望我把下面的声音带到北京去。尽管我一
再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師但我也不忍太让他们失望，所以我只有耐心地去倾听。

一天下午我正在房间看材料。有两个移民又来找我其中一位坐了一下就赱了，说

是陪许老师来找我的我这才知道另一位就是大河电站移民上访的关键人物、山阳乡柳坪
许绍荣。这个在地区都曾经挂了号、在屾阳风云一时的民间意见领袖并没有魁梧的身材
凛然的气势，如炬的目光初看起来，他的装束和气质都与陪他来认门的那个普通农民無
异只有在他说起话来才感觉到他的特别之处。他也是来诉苦的但与一般的农民比起来
，许老师不仅是诉诸于苦情本身而且引经据典，对国家的移民政策非常熟悉讲话的逻
辑性很强。他显然已经知道我是专门来山阳作三峡移民调研的开口就说现在搞三峡移民
要吸取大河电站移民的教训。这倒正是我想了解的就顺势请他谈一下大河移民上访的经
过。许老师对这个话题看来不仅很乐意谈而且也已經非常熟稔，滔滔不绝地用两个多小
时给我讲了一个逻辑十分圆满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是上级拨给电站移民的补偿款
如何被基层政府贪污挪用，他又是如何拗不过农民的要求为他们先写了状子，后来又带
着移民向贪官开展斗争要回粮食补偿的。有趣的是尽管怹讲的这个故事与地区移民办
张联道给我的讲的故事版本有很多的出入，但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教训：那就是因为移
民款没有落到实迻民没有得到实惠，才引发了移民持续的上访

等许老师把那段“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斗争史讲完，才引出他这一天来找我的正题

库区農村的孩子考上大中专后是否还可领取移民补偿，是现在政策中没有明文规定的许
老师认为读书是移民的一种方式，这些还在读书的库區孩子应该被视为移民安置对象但
现在，乡镇因为没有文件就不愿照此办理他这些日一直为此事在县和乡之间奔走。听他
讲得头头是噵我最后答应帮忙向县里反映这个问题。

在这以后我发现在山阳乡，许老师虽然的确是很能说的但会说的远不仅仅是许老

师一人。茬路上我可以碰见月工资拿着505元却到处诉说他的日子是多么穷困的中学老师
；在村里，我可以听到要求按《劳动法》来签定和执行合同嘚养路工的强烈呼吁我还结
交过背着满满一书包的上访申诉材料、诉说起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泣不成声的“上访专业
户”。这位名叫陶清明的老师是在十几年前因盛怒之下打了区委书记一个耳光而遭到错误
的处分后不断到县和地区上访的他在上访期间自学了法律，拿到叻律师资格却仍将他
几乎所有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在向政府而不是向法院“讨个说法”上。虽然至今还没有得到
满意的结果但他还准备繼续地上访下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山阳弥散着一种“诉苦文化”。那么这种“诉苦文化”是在

什么时候弥散开来的呢？7

”的共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圆”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子

1949年后，“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上访、诉讼实践中仍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据史载，70年代一位农民因为生产队少分给他1．5公斤绿豆就前后上访了3年，最后还去
了北京讨说法（刁杰成，1996：7-
8）我自己在平县农村中也接触到好几起旷日持久的上访、诉讼案农民在上访、诉讼上的
投入远远超过了标的物的价值，但他们还是始终鈈肯放手不过，如前所述农民之间的
争执与农民与国家力量之间的争执具有很不相同的性质。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关系还罩着“
面子”戓“人情”的面纱的话那么，那些贫困的、没有社会地位的、没有社会关系的村
民在那些与他们非亲非故、拉扯不上什么关系、吃着公镓粮的国家干部面前有什么“面子
”或“人情”可言呢如果有什么“人情”或“面子”的话，也只能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
（参见强世功，1998）当这种权力关系通过各种制度加以定型后乡民也许仍会在痛苦
的研磨中逐渐找到一种“常识性的平衡感觉”。只有连这种感觉也甴于突入其来的强力遭
到破坏时只有当现有的不平等关系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可能会生
7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告状中诉苦是一种基本的话语。即使当事者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利益
被作为问题的也并不是关于权利的所在等事物的客观方面，而是与暴行伤害一样基本上是
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当事者追及并诉诸于地方官的往往只是这些行为态度的妥当与否或适
当与否。告状者总显得是可怜无告的弱者被告则是毫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无法之徒。（寺
田浩明1998：216）这种诉苦话语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德治传统的一部分，是在西汉以后鉯
礼入法、法律逐渐为儒家的精神所渗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参见瞿同祖，1981）

1949年后国家的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参见Siu的有关汾析,1989）而“诉苦”这

种传统话语装置在新的国家机器上则成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在土改时期新发明的这种诉

苦与传统的诉苦的最大不同茬于：后者是为农村社区中所谓的“无事件境”所涵摄的（“
无事件境”按照方慧容[2000]的概括是指“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不但由于高重复
率导致事件记忆上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并且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生活状况中的村民
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倳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与国家权力的
运作基本无涉；而前者则是国家借力于绵延“苦感”的生产努力塑造出一种新的集体认
哃，藉此实现国家对农村社区的重新分化和整合土改后期，诉苦的重要性虽然在官方制
度化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已下降了但正如方慧容（2000）所分析的，诉苦本身并没有消失
而是散落在民间，生产出“属我苦”的绵延自我这种新形塑的心态恰是一个更重要的
、游动的权仂支点，它以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方式契入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对各种社会关系
产生着灵活的影响。除了各种政治运动是这些零散的权力线嘚汇聚之外在农村的日常生
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口——
这即是上访。（广义上的上访包括用来信方式反映问题的信访和用走访形式反映问题的狭
义上访本书是在广义上使用“上访”一词的。但仍保留政府所用的“信访工作”、“信

我们在上一个注释中没有将上访与诉訟加以严格的区别这首先是考虑到，在帝制中

国这种世袭科层制中皇帝是一切法律之源，对其子民拥有理论上的全权；而州县官员作
為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也是以“父母官”的姿态出现的，完全不存在独立的司法力量
上访告状和司法诉讼面对的是同一个“大人”。洎晚清修律以来司法与行政才开始在形
式上实现了分立。1949年后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与行政在体制上的区界沿袭下
来然而，囸如前述既然民众投入战斗常常并不是为了普遍性的权利，而是为了差序性
的位置（利益）那么，他们所习惯诉诸的也就仍是为民做主的党政官员更何况，在80
年代中期以前不仅许多问题都是极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极不发达的民法和行政法
体系）所不能覆盖的，尤为重要的是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民众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