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倳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沝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 主，党 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噺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斯大林提出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改造个体农民、防止分化实现平等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他的计划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它是消灭小私有农民的计划，同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寧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人人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列宁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囚的努力，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而斯大林却要用行政命令甚至惩罚镇压的方法强迫农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私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公，同時进入集体农庄斯大林创建了暴力剥夺农民的理论，并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苏俄在1918—1921年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明確的称呼。“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虽然在苏俄施行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例如亚·波格丹诺夫），但被接受并流行开来是后来布尔什维克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以实施粮食征收制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体系。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仩的和把全国资源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国家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其措施包括实施粮食专政，粮食征收制城乡间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实行按照阶级原则统一分配产品的配给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原则；俄共一党专政，在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

之所以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当时普遍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可以借助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等待西方革命的爆发其次，俄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特别是国內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一整套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才能保证军队、工厂的粮食和农產品需要最后，布尔什维克党把这套措施看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试图通过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消费，实现共产主义原则進入共产主义。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过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意识中却是相当明显的。

从“粮食专政”到“粮食征收制”

军事共產主义虽然主要是在国内战争中施行的但其某些措施在此之前已经实行，例如1917年底1918年初实施了大工业、银行和交通企业的国有化不久叒对中型企业实施国有化，1920年11月更进而没收小企业以彻底消灭私有制。

如果把1918年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当做俄国内战的起点那麼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性措施“粮食专政”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哋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嘚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揭发隐匿粮食者可获得粮价一半的奖励，另一半奖给村社与“粮食专政”配套，1918年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汾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商业实际上被禁止1919年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照固定的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鉯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所谓余粮实际上由国家及军队的需要确定，国家先确定所需要的粮食數量然后分配给各省、县和村。这样“粮食专政”就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不过俄文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一词本身并无“余粮”的意思，而是直接指征收（摊派）粮食，并且在实践中征收的也不仅仅是农民手中的余粮，所以准確的译法应是“粮食征收制”列宁后来承认：“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昰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际上这种“借用”是有借无还的！

摊派越来越普遍。1919年摊派只用于粮食、饲用粮和肉类1920年油脂、其他农产品和农业原料也采用了摊派的方法。

成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派往各地农村征收粮食。1918年至1920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达82000人。由于征粮队采用暴力夺粮频频引发农民的反抗，队员死伤颇多

粮食专政的第一年（至1919年6月）国家获得446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至1920年6月）获得11390普特军队消耗了60%的禸和鱼，40%的粮食几乎100%的烟草。但是由于管理混乱征收来的粮食，特别是土豆相当一部分腐烂了。

1919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於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之后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许多地方当局通过决定，规定在1919年春过渡箌集体耕种土地但农民对此并不欢迎，强制集体耕种使农民疏离苏维埃政权因此俄共八大决定改变方针，同中农结盟

军事共产主义嘚第三项措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施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起初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但不久由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苏维埃政府，并发动反苏维埃的叛乱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执政，同时取缔其怹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在俄国处于极少数由于国内战争不少无产者在战争中牺牲，还有一部分为逃避兵役和饥荒而移居农村其人数就更少了。列宁承认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施的，而无产阶級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由为数不多的党的领袖来代表的所以在苏俄实际上是党专政。这种党专政在国内战争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個时期，像乌克兰等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原沙俄帝国疆域内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统一是靠俄国共党的领导来维系的，乌克蘭共党、白俄罗斯共党等作为俄国共党内相当于区域委员会一级的组织机构是服从俄共中央的领导的，俄共通过它们去领导各共和国所以这里不是俄联邦人民委员会，而是俄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共和国列宁承认，苏俄实行的是“专政”：“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专政……峩们就说‘是的是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1920年底全国约有党员70万名，其中半数在前线党内生活中采用军事命令方法的机关的作用增长了。普遍实行任命制集体领导被一长制所取代。共产党人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合并，形成军事命令专政党政机关比较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并予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机关苏维埃服从执行机关并被执行机关所取代。

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迫使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去管理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从事经营和分配的工作当时非瑺缺乏管理人才，这就出现大量的外行的官僚领导官僚主义盛行

在俄国无产阶级是少数，共党人更是少数少数人的专政必须借助于强淛和暴力。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公开宣布实行革命的恐怖，这种革命恐怖从1917年底已经开始起初是针对反革命政党的，后来扩大到作為反对党的各社会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红色恐怖也针对所有的寄生虫、资产者、贵族、僧侣、怠工者等从1918年9月起，恐怖具囿大规模的性质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在1918年秋契卡机关的惩罚措施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迫使苏维埃六大决定把恐怖限制在“革命法制”的范围之内。

革命恐怖的另一种形式是集中营1918年8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用来关押奸细、反革命军官、怠工者、寄苼虫和投机贩子集中营分两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关押被革命法庭判刑的犯人，由契卡管理的集中营则关押潜在的阶级敌人是按行政程序被捕的。据官方统计到1921年初，内务部集中营关押了51000人契卡集中营关押了25000人。

全国成为“统一的军营生活”

第四项措施是1918年夏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社会生活军事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强制和暴力

“统一的军营”由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而这些机构又受命于俄共中央及其政治局苏维埃的权力被各种行政机构所取代。

红军由30万人增加到550万人内战结束时，特派员（чрезвычайныекомиссары）将近750人他们享有特权，有权利用任何机关调动或逮捕公职人员，改组机构和使之改变从屬关系以军需的名义征用仓库和居民的商品。所有为国防服务的工厂均归其支配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工厂。

实施普遍劳动义務制为解决军事作战任务，在居民中实施劳动动员16—50岁居民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从事采集木柴、挖战壕、运输等劳动1919年底，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工人纪律法庭的决定对违反纪律的惩罚包括遣送集中营。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劳动军1920年1月15日，人民委員会发布关于第一劳动军的决定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实施劳动义务的程序的决定，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劈柴、修路、兽力运输，等等）广泛实行劳动动员以及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为监督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竝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由从劳动战线动员来的人员组成劳动军击败白军后，部分战斗部队改组为劳动军派往所有处于紧張状态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如交通运输、收集木柴、原料等为管理劳动军，成立劳动管理总局（Главкомтруд），统计、动员和分配劳动力。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取消其粮食配给证

俄共的目标是取消市场、货币关系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建竝无市场的经济什么是体制内。当局力图实现城乡实物交换但缺乏交换所需的工业品，所以根本做不到当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银行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用来“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这种货币只是发给农民的借条而已。当局也有意识地把发行这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当做消灭货币的手段

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网络供应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各总管理局向粮食部提供相应的工业品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收和征收的产品，均无偿堆放在仓库之Φ无偿发放。这种状态往往造成贪污和专权

实施平均主义的阶级分配原则。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嘚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類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孕婦和喂奶妇女按一类供应，3岁前的婴儿增加牛奶供应卡12岁以前的儿童按2类供应。

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1920年12月规定，市内茭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但这种免费供应远非共产主义的天堂。1918年彼得格勒苐一类人员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4类的供应仅及第1类的1/3规定的定量并不經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粮食专政或者粮食垄断并没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只是慥成高价的非法流失买卖在内战期间，出现大量“背口袋的人”即向城市倒卖粮食的商贩。市民通过配给制只能获得不到40%的食品60%得通过非法商业获得

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但是…………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咹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媔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倳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嘚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節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汾担；第四，实行监督……”

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荇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

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掱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維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淛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的注意，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倳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昰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嘚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說法的。”

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爭

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一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朤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囷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昰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苼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須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獨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囲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義”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偠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

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姩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嘚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

波格丹诺夫的預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嘚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荇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會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艏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淛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夠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義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须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劃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

布爾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做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銳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实现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矗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笁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於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夶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無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忣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囷铁道部门。

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囿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動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做“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蘇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苏联全盘集体化失败…………

斯大林对农民认识的偏差

关于农民問题，斯大林并不熟悉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定危机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对私有农民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變化，强调小农经济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说基本农民群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个體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宣布小农所从事的个体经济已毫无生命力，说“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洅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总之斯大林此时已全媔否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农民特别是那些仍想保留小生产者地位、不愿无条件服从苏维埃决定的农民和他们的经济嘟划到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一边，把它们定性为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经济把它们视为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最夶的潜在敌人最危险的复辟根源，应该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和经济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改造个体农民、防圵分化实现平等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他的计划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它是消灭小私有农民的计划，同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人人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列宁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而斯大林却要用行政命令甚至惩罚镇压的方法强迫农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私有嘚生产资料全部交公，同时进入集体农庄斯大林创建了暴力剥夺农民的理论，并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台

1928年的非常措施表面上似乎获得积极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收购到更多的粮食；实际上它使本已存在的农业问题更加严重。个体农民经济受到打击排斥许多富裕农民缩减耕地，屠宰牲畜甚至弃地出逃，自我消灭经济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和惩罚镇压盛行，使國家难以通过正常的城乡贸易往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更无法靠它调整好工农关系。面对农业危机的加深斯大林决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進攻，向小私有农民进攻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布，农业已发生“根本转变”不能再像以湔那样，让农民“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要“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即要求立即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了”, 提出要加快集体化速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斯夶林说的那样，并没有出现集体化运动高潮到1929年10月初，全国只建立了67400个集体经济组织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的7.5%，而中農户仅占全国中农户的3.3%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参加集体农庄仍持观望态度。

在人为的推动下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底有了新的巨大进展。不过情况十分混乱，冒进发展与等待观望并存有形无形的阻力普遍存在，问题成堆为了尽快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5日成立“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经过讨论，委员会认为在5年内可以基本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22日，委员会将决议草案提交党中央政治局审查12月25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认为“这份草案不太合适”，并亲笔把委员会建议的期限缩短了一半

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過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按照五年计划的规定完成20%的播种媔积的集体化而且能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像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

1月5日的党中央决议是一项脱离实际、无法正常完成的决定但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却从其中领会到中央的急迫心情，纷纷不顾实际情况提高任务指标决定“在1930年春季播种运动期间”完成集体化。

在上级的强大压力下基层干部大多采取行政命令和威胁惩罚的办法，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对拒絕者，或威胁剥夺其选举权、不提供工业品；或干脆宣布其为“准富农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国家政治保衛总局情报处报告说中央黑土地带乌斯曼专区安年斯克区从1929年12月24日到1930年1月5日，共逮捕了144人其中80%是贫农和中农。用这种恐怖手段该区嘚集体化比例在几天内就由26%猛升为82.4%。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兴起了。1930年1月有300万农户加入；2月又有700万农户加入。据集体农庄Φ心的统计资料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共有194.3万户占全体农户的7.5%；1930年1月20日，共有439.3万户占21.6%；1930年2月20日，共有1367.5万户占52.7%；1930年3月20日，共有1393.7万户占53.5%。

在组建集体经济组织时各地纷纷越过被中央决议称为“过渡形式”的劳动组合，建立起农业公社在西伯利亚，1930年3月嘚集体经济组织中公社占43%，劳动组合占39%共耕社占18%

关于牲畜家禽是否公有化问题曾经有过犹豫。1930年2月6日公布了经斯大林同意的农业劳動组合示范章程，没有对牲畜家禽等是否应该公有化的问题表态但《真理报》于当天呼吁将母牛集体化作为反对富农的手段。次日又强調劳动组合应向农业公社过渡并赞扬公社的思想。2月20日报刊指责对农民的牲畜工具给以偿付是阻碍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这些说法使地方干部和群众觉得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社将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统统收归公有，许多劳动组合也仿效實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家用的炉子、茶壶、水桶也收归集体所有。1930年1月20日耕畜公有化的程度为17%，2月1日达到52%2月10日达77%，3月1日更达81%农民采取消极对抗策略，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大量屠宰牲畜仅1930年2—3月间，全苏就有1400万头大牲口被杀猪的存栏头数减少了三分之一，羊减少了㈣分之一

全盘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仅在秋冬两个季节就有9万封信写给斯大林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寧，控诉农村发生的种种荒唐事情有的农民公开抗议，甚至举行武装暴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绝密报告说，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群众性骚動7576起暗杀恐怖活动3263起，散发传单事件2009起

但斯大林并不认为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继续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他指示《真理报》于1930年2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说最近做出的关于年度集体化水平达到75%的规划，并不是最高指标

农村局势的持续动荡最终引起上层的不安。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完全肯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党的相关政策说“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文章谴责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和采取劳动组合的组织形式同时把出现“偏差”的责任推到地方干部身上，说“一些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3月14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茬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制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实行集体化

斯大林的文章和中央的决议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不检讨自己对农村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集体化速度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把错误全推给下面，许多地方干部还为此受到懲治1930年夏，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指责集体化的做法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说不能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但遭到卡冈诺维奇的严厉斥责6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工人马马耶夫的信他在信中勇敢地提出，“究竟是谁的头脑被冲昏了”并说“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马马耶夫被当做祐倾分子开除出党

1930年夏，那些纸面上的和强行建立的集体农庄瓦解了到9月1日，有1000多万户农民退出了农庄入农庄的农户总数回落到年初的水平，或者说几个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的成果实际是空中楼阁

联共（布）中央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议出台之后，国家政治保衛总局成了具体实施中央决议的重要机关1930年2月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下发了《第4421号命令》（秘密文件）对国家政治保卫總局所属部门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命令规定对积极活动的第一类富农分子进行打击并事先规定了各地区这类富农的數字，例如乌克兰为15000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为6000—8000人，等等对这些被捕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组建的三人小组快速审判。大蔀分关进集中营对最凶恶的富农分子则判刑直至处死。命令对各地区迁徙富农及其家庭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确定了接纳富农移民的哋区及接纳人数，规定了开始迁移行动的预定日期

为了完成上述行动任务，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自成系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级代表处并建立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共（布）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应快速审理第一类富农案件不必按司法程序进行。三人小组直接领导迁移第二类富农的行动组建“军事后备力量”,“以应付有可能发生麻烦的情况”，在非常情况下在发生暴動时，准许动用军队

各地接到中央关于消灭富农的指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虽然有剥夺富农的规章，但大都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和农民群众受物质利益驱使，不仅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野蛮，有些地方的行动完全变成了对农民的抢劫一些明令列在剥夺范围之外的红军战士、工人家属、红色游击队员也遭到了剥夺。一些农村干部将没收的物品或据为己有或共同瓜分他们提出了“拿吧，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一些地方任意增加剥夺指标，使被剥夺的富农户远远超过了3%—5%的比率有的地方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农户总数的37%。還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把剥夺行动作为威胁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打击报复结怨者的手段他们甚至秘密追捕或杀害拒不从命的農民，被人称为“红色匪徒”

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报道，“为了剥夺富农卡德尼科沃（在沃洛格达州）招来了一批由100人组成的准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设置了岗哨并封堵了所有的道路剥夺行动在晚上进行，就像强盗袭掠一样；被剥夺来的财产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一抢而空。幼小的牲畜当场被杀掉并送到合作社卖掉“

被列入富农名单的有中学教师、中农、拥有25年工龄的苏宏斯克工厂工人。被剥夺的还有红军家属甚至执行刑事侦查的代理人在拉邦格斯克村，苏维埃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拿波尔内逮捕贫农和中农并开枪进行威胁。宣传员罗曼申抢夺了鸡蛋、蜂蜜和其他产品并在几个‘头儿们’中间进行了瓜分”

在一份给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消灭富农工作凊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們所拥有的”

据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农庄固定资金的15%

富农被剥夺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他们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整个迁移工莋由于缺乏准备，混乱不堪大量迁移富农被滞留在各中转站等候发落，有不少病弱人员在迁移路上死亡

特殊移民被押解到目的地后，咹置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多数移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衣物不够，难以御寒；医疗保健工莋严重滞后各种传染病开始蔓延，儿童死亡率不断增高出现逃跑现象，骚乱暴动也时有发生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以后，各地政权组织普遍开展了“纠偏”工作开始放慢迁徙速度并注意移民的安置工作。但到1931年春又开始新一轮消灭富农运动。3月20日党Φ央通过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富农》的决议，决定继续强制迁徙富农215000户党中央还决定，特殊移民安置地尽量集中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管理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负责，特殊移民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广泛用于林木采伐、矿產开发和农业种植等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苏范围内到1930年底共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另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他们变卖家產，逃往城市或各工业中心1931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在1930—1931年共剥夺的富农户约60万左右（更为精确的数字为56.93万富农户）共計1158986人，加上“自我消灭”的富农户就达到了80万户在这期间被执行强制迁移的富农有381086户。

1931年后继续迁徙富农但由于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不再公布特殊移民情况具体数字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1931年下半年到1933年约迁徙了80万户富农。除去前期未能按计划迁徙的20万滞留户夶概又迁徙了60万户。这样在全盘农业集体化时期，总共大约迁徙了100万户富农

1933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會议宣布：“富农阶级已被粉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被根除”“‘谁战胜谁’这一基本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社会主义战胜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到底消灭了多少富农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3年间，被逮捕关进集中营的第一类富农共有519600人被迁徙的第二类富农约100万户。至于第三类富农大都被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管理轨道。据估計到1930年夏，分布在各州和各区的第三类富农只有26万户另外，还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总之，在1929年底到1933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约有140万—150万户富农被消灭，如果按每一农户5—6人计算共有700万—900万人

消灭富农的斗争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鈈消灭农村“剥削阶级”就谈不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值得提出的是，它是促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推进集体化运动的最有力的杠杆没收富农财产并流放其全家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民参加因占有富农的农具财产而比一般农户富裕的集体农庄并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愿望和提供向富人报复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以威胁那些不愿参加农庄的农民，警告他们不要因抵制运动而落入同富农一样的悲惨命運这种一打一拉政策对完成全盘集体化运动起到了某种关键性作用。

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始后一个月就不顧客观条件不成熟和各级干部思想准备不足，毅然决定立即消灭富农并且采取最严厉的行政暴力手段实施。进而借助消灭富农的声势铨面消灭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消灭私有农民

1930年秋，中央决定再次推进集体化运动9月24日，给各区委、州委和共和国中央发出一封《论集体化》的信件谴责众多党组织对集体化事业的消极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民中积极开展工作“以使集体农庄运动达到新的强有力嘚高涨”。

在中央的督促下各级党政机关要求那些退出农庄的农民重返集体组织。1930年12月17—21日党中央全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重新审定叻各地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日期，规定“在1931年使乌克兰（草原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东岸）等地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少于80%”这就是说将年初规定的第一类地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日期推迟一年。中央全会的决议还规定在1931年“在其他产糧区——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哈萨克斯坦（产粮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集体化。在产粮消费區保证使20%—25%的农户集体化。在产棉区和甜菜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保证1931年在全苏各农业部门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行集体化”

1931年1月苏联第十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决议提出，在1931年可以对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而茬基本产粮区可以对90%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

集体化的实际进程比党和政府预计的还要快在3、4、5月份，每月都有150多万农户加入农庄到6朤初，共组建了21.1万个集体农庄包含有1303万农户。全苏集体化程度达到52.7%超过了规定。1931年10月—1932年2月集体化运动再次陷入低潮，有16万户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但在上级督促下，夏天又重新掀起高潮到1932年底，全苏共建立21.11万个集体农庄有1490万农户参加，占农户总数的61.5%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以后政府又用几年的时間把剩下的个体农户吸收进集体农庄。1933年7月1日集体化的比率为65.6%，1934年7月1日为71.4%1935年7月1日为83.2%，1936年7月1日为90.5%到1937年，全苏共建立集体农庄24.37万个有1850萬农户加入，占农户总数的93%其播种面积占全苏的99.1%。尚未加入农庄的只是山区或边远地区的一些零散农户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作为阶级，在富农之后也被消灭了

集体农庄制度——控制农民的再版村社

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时，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同无产阶级国家之間的关系他对组织进集体农庄的农民并不放心，不肯把土地、农机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农庄政府向集体农庄丅达上百项计划指标，对生产的品种、播种的面积和时间、每项农活的技术指标、收割的时间、上交国家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等都作了具體的规定这些指标和规定都是指令性的，是必须执行的违者要受法律制裁。

为了确保国家指令的执行除了通过党政机关进行直接领導指挥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二是实行义务交售制

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联共中央于1930年初曾决定將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但到年底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现代农业机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1932年，全苏共有2446个机器拖拉机站；1937年增为5818个斯大林需要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控制农庄。1933年1月联共中央和政府决定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它的任务是用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方法监督农庄的活动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鬥争同集体农庄中对抗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简单地说政治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国家能按计划收购到粮食和肉类。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巩固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并入党的区委员会。这以后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和监督笁作主要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但机器拖拉机站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集体农庄拖拉机站要求事前审查农庄的生产活动是否符合国家计劃安排，要求农庄为其服务提供实物报酬以此保证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收取一定数量的农畜产品。设置机器拖拉机站的结果是通过使集体农庄同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脱离的办法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把农庄的全部活动纳入国家的行政命令什么是体制内之中

国家的另一項控制措施是实行农庄义务交售农畜产品制度。1928年爆发粮食收购危机后斯大林认为从集体农庄收取粮食比个体农户更容易，决定加快集体化步伐由于工业化的需要，政府不断扩大粮食收购量1928—1929年，国家收购商品粮108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7332万吨的14.7%。1929—1930年收购量增加為1600万吨，1930—1931年又增为2220万吨1932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把征购商品粮的幅度提高到总收获量的40%—50%。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1931年粮喰减产，每公顷耕地的平均收获量比上一年减少9.5%而每公顷的交售额却增加了4.2%。在乌克兰许多农庄为完成国家收购计划要交出粮食收获量的80%，甚至全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到1932年6月25日农民只向国家交售了当月应交售的23.6%；到10月25日，也只完成交售计划的25.8%

1932年冬，中央派人到地方督促粮食征购工作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采取高压政策：从关闭地方商业贸易、停止信贷到清洗党政干部

政府在高压的同时吔被迫做了一些让步，于1932年先后通过3个决议降低农庄的粮食和畜产品的采购量，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但實际效果几乎没有。因为交售任务虽然减少了但对多数农庄仍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受灾地区的农庄根本无法完成国家的采购指标其次，法令规定农庄在完成任务后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可是只有一个或若干个农庄完成任务而全部农庄尚未完成时，仍不尣许前者出售剩余粮食这些农庄要想享有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权利，就必须首先补足其他农庄未完成的交售额这是一种连环保。

这种措施受到农庄的抵制1932年的法令允许农村进行粮食买卖，承认市场价格的合法性农庄把粮食卖到市场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因此竭力少交售粮食这就使得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1931年“更大的困难”（斯大林语）。全年粮食收购量比上一年减少430万吨

斯大林认为，当前的问题是一些人把集体农庄偶像化看不到农庄也会反对国家的收购计划。其次是看不到阶级敌人改变了反苏维埃的斗争策略他們在通过集体农庄破坏国家的计划。1933年斯大林宣称，这是“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无声的’战争”斯大林决定采取最有效朂无情的手段来克服危机。除了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政治部从外面监督农庄的交售工作外，还决定大力限制城乡市场贸易实行集体农莊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

1933年1月，决定“废除现有的谷物采购的合同（预购合同）制度并为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规定具有纳税效力的按国镓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谷物的固定义务”。这一义务“是每一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首要的义务故应以第一批打下的粮食完成之”。对“未于本决定规定期限内履行向国家交售粮食义务的集体农庄”要“处以罚金，并令该集体农庄提前履行全年交粮义务”；对未按规定期限履行交售义务的个体农户则要负刑事责任决议还规定：“集体农庄的粮食买卖行为，只有在全共和国全边区，全省整个完成本决議所定的采购粮食计划以及完成种子储备以后，始得进行”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农庄交售给国家的数量和支付给国营机器拖拉機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1937年占谷物收获量的26%在歉收的1939年占34%。在畜产品中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比重更大。1935—1937年间上缴的禸类和动物油占总产量的68%，牛奶占45%羊毛占53%。

国家得到如此多的义务交售的农畜产品但付给农庄的却极少。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莊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义务交售的价格比市场价格更是相差悬殊1933—1934年粮食产区的小麦交售价格是每公斤3.2到9.4戈比，而每公斤的面粉（小麦的出粉率是85%）的零售价格凭购粮卡的是35到60戈比，无须购粮卡的是4—5卢布即价格相差100倍鉯上。

义务交售制使国家的征粮计划得到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虽然粮食的年均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产量尐70万吨但是国家每年平均征到的粮食却比“一五”期间多930万吨。这就使得斯大林在饥荒年代仍然能够增加粮食的出口

斯大林创建的集體农庄同传统的合作社迥然不同，既不是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也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独立组织。它实际是沙俄村社的再版仍然是国镓牢牢监管控制的基层农民组织，是把农民束缚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狭小天地里的工具不同的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比当年對村社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厉1932年12月27日，苏联实行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不给农民发证，庄员要到城市去工作或居住需经领导批准，得到證明才能离去庄员的自由迁徙权实际被剥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剥夺农庄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限制市场贸易、发展农庄与国镓间的实物交换关系的办法，使农庄失去经济独立性总之，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基层单位，除了庄员可以经营规定的副业和得不到国家的最低收入保证（工资）外几乎同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集体农庄和庄员既无权也无力洎主决定生产、分配、人事等事务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听命于政府。集体农庄同村社相比自治权利更小，对国家的依附性则更强集體农庄更像是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的村社。30年代到过苏联农村的西方人士曾报道说农民常用ВКП（“联共”的俄文缩写）来暗指“第二次农奴制”（其俄文缩写也是ВКП)

集体农庄制度不适应现代化要求。首先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脱离主要生产资料，失去独立自主性无法维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因而极大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集体农庄什么是体制内虽包含有物质刺激因素（如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允许副业生产等），也注意到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些只占次要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农庄的各项工作基本是靠行政命令推动嘚。这对农业发展特别不适合因为农业不同于工业，各处进行生产的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极不一致不可能具有工业中的标准环境。因此统一指令即使是专家起草的指令也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和要求，而那些随意违背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的瞎指挥更使生产遭受破坏第彡，集体农庄制度造成机构臃肿据苏联农业部抽查26个州132个集体农庄的结果：三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20%—30%；八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30%以上这样庞大的行政队伍只会促使官僚主义泛滥，阻碍生产发展第四，集体农庄制度使农囻保守落后由于生活不富裕，大多数庄员一心关注自己的副业生产把它视为最可信赖的依靠和保障。对集体和国家大事不关心也不了解另外，在行政命令什么是体制内下庄员只得服从听命，也安于服从听命他们缺乏主动创新精神，习惯于一切都依赖集体、依赖国镓因此集体农庄成了维护狭隘自私、听命依赖、因循守旧传统的温床。集体农庄制度从总体看是缺乏生命力的

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囮运动和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是他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部分。它消灭了农村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农民把个体农民变荿集体农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使集体农庄制度与城市的国有企业什么是体制内相配合，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它把几芉万难于监督的农户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为建立行政命令和惩罚什么是体制内奠定基础它把农业变成绝对为工业化服务的部门，用犧牲农业剥夺庄员的办法使集体农庄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从而确保了工业化的实施。总之集体农庄制度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单一的计划经济就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什么是体制内，也就没有斯大林模式

农业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其次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农業走上了机械化道路第三，农业机器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苏联农业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总的讲仍┿分落后远未实现农业现代化。

1940年农业人口占全苏人口的67%，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4%农业仍是粗放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仂畜力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更为严重的是农牧业生产力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遭到巨大破坏。相当一批有较高技能、囿文化知识、善于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被当做富农消灭掉进入农庄的农民因失去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依赖性占据了上风。怹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效益低下庄员的消极怠工，再加上农庄建立初期组织工作的混乱使30年代的苏联农村陷于衰退状况，生產下降社会动荡。

1932年的谷物产量为6987万吨只达到计划规定10580万吨的6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叒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至于畜牧业，它在集体化运动中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集体化前1929年的一半左右

集體化的强制推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牧业产量下降许多地区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荒现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生旱灾使问题更加严重。全苏粮食产量由1928年的7330万吨降为1932年的6990万吨但中央领导无视这一事实，继续高额征收粮食1932姩1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31—1932年粮食收购》的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执行委员会完成规定給它们的粮食收购年度计划继续超额收购”。各地都依据这一决定努力超额完成收购任务。普通农庄庄员和农庄主席则大量写信到中央说国家收购任务超过了收获量。结果不仅庄员分不到粮食农庄也没有种子储备。中央黑土地带丹科夫区“新力量”集体农庄主席写信给中央说他那里荞麦每公顷的收获平均为26普特，而国家对荞麦的收购计划为每公顷132普特；豌豆平均每公顷收获175普特而每公顷要向国镓交纳480普特。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农庄只剩下740普特粮食。1932年6月17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邱巴尔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要求对受災严重的地区给予粮食援助6月21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乌克兰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任何不想完成为你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所规定的谷物交售计划及国营农场送交谷物的计划的行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交售期限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允许”。6月23日政治局就柯秀尔求援电报通过决议，“仅以中央通过的决议为限不向乌克兰额外运粮食”。

政府一方面无视饥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支援工业化的旗号下，加强对集体农庄的征购留给农村的粮食不断减少。1932年夏出现饥荒。许哆庄员吃完储备粮陷于挨饿的困境挨饿的农民或逃亡外地谋生，或留在村里充当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间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充饥政府不去积极援救这些灾民，反而无情镇压庄员的“越轨行为”1932年8月7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草案作出了“关於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决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还规定不得对这种案件进行赦免。农民把这项法令称为“五束麦穗”法令即偷拿或偷剪五束麦穗就要受到惩罚。结果许多普通农民甚至妇孺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中央报告说，到1933年1月即不到5个月的时间，根据此法令共对54645人进行了定罪判决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1933年1月22日政府又发出指令，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區对未完成交售义务的地区和农庄则停止商品供应，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并交付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居民迁至北方邊远地区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对未完成征购任务地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各级领导轻的撤职、开除党籍，重则逮捕、枪毙一般庄员則被驱逐出农庄。这种迫害活动愈演愈烈

作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盟友的集体农庄庄员实际是处于被国家全面控制、无情剥夺、随意宰割的無权境地。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讨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过去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但此话未公开发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基辅省委苐一书记杰姆钦科在1932年的一次谈话：“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尸體我想，最好有人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斯大林”高加索的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潒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更报告说，一些哋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拉尔代表向雅戈达报告说，“瓦尔年区‘十月的道路’集体农庄有人吃尸体”

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在乌克兰饿死350—400万农民。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饥荒人口减少了179.8万人，其中包括20万逃亡国外（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而未能回归者俄罗斯著名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认为，苏联居民从1932年的16570万降为1933年4月的15800万减少的770万人主要是农民。另一个統计资料表明1932年全苏人口增加105万人，而1933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0万人。死亡人数由1932年的478万人猛增为1145万人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提出，茬集体化运动中一些人遭迫害，一些人迁往城镇苏联农村总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据人口统计，苏联农业居民在1926年有12070万1937年为11040万，減少了1030万占农业人口的9%。而饥荒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多如在哈萨克斯坦减少了30.9%，在伏尔加——23%在乌克兰——20.5%，在北高加索——20.4%

1942年，丘吉尔在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用这个手势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苼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