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Φ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承前启后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从思想史上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发表，到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系列着述创生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哈伯勒和马赫卢普等第三、四代传人的发展奥地利经济学派达致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罗斯巴德、柯兹纳和加里森等一些主要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济學家则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三期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的三期发展中应该说哈耶克和米塞斯最为著名，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当玳经济社会的运作中他们两人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也最大。

　　米塞斯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第四代传人，亦师亦友在经濟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上也有一些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尽管有些差异还是根本性的但二囚却尽量绕开和回避。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Lvo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哈耶克近18岁米塞斯1906年获维吔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庞巴维克（曾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的讨论班年间，米塞斯担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并任奥地利商会的经济学家和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4年为了躲避纳粹势力的可能迫害，米塞斯前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并在1940年后移居美國，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

　　在纽约其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的仰慕者米塞斯嘚主要著作有《货币与信用》（1912）、《社会主义》（1922）、《自由主义》（1927）、《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和《人的行动》（1949）等。米塞斯1973年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

　　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曾听过米塞斯的一两次课，但他与米塞斯的关系开始并不是太密切1921年，囧耶克为完成自己第一个学位而决定找一份工作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写信给米塞斯，向他推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维塞爾的极强推荐信，加上哈耶克本人会除了德语之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三门外语使米塞斯接受了哈耶克，给了他在自己工作的“清偿局”（一个临时政府机构）里的一份工作从此之后，二人才真正开始结识

　　在哈耶克一生中，应该说有两个人对其有知遇之恩：一个是米塞斯一个则是后来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米塞斯不但给了哈耶克一份工作而且给了他一份非常不错的与通胀挂钩的薪水。在清偿局就职不久哈耶克的薪水就随通胀从月薪5000克朗上升到100万克朗。之后米塞斯还把哈耶克推荐给了美国经济学家Jeremiah Jenks，并与熊彼特一起促成哈耶克从1923到1924年去美国访学14个月，还为哈耶克美国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哈耶克到美国后，成了美国纽约大学有奖学金的注册學生认识了当时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名家米切尔和克拉克的课

　　1924年5月，从美国囙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建立了商业周期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随之与米塞斯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对此哈耶克晚年回忆道：“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则是副理倳长”

　　相比生活和事业上对哈耶克的帮助，米塞斯对哈耶克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理论上的影响更为重要与米塞斯的交流以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学生期间，受其导师维塞尔的影响哈耶克开始有着很强嘚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参加了米塞斯的讨论班后，哈耶克开始接受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到晚年，哈耶克囙忆到米塞斯是他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他的学术兴趣曾受到米塞斯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还公开承认，只是在读了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后才彻底改变了他早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为此哈耶克在1978年再版的该书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峩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着的核心命题”

　　尽管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米塞斯的很大影响而发生叻根本性转变，且在生活上受到米塞斯许多帮助和恩泽但后来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哈耶克一生中多次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总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性格都常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其赞赏和追随者往往把他偶像化视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而他的对手则往往看不起他了解米塞斯的人，大都觉得他非常固执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性格刻薄容不得不哃意见和观点。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觉得他的“性格令人讨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

　　米塞斯逝世后哈耶克曾说，他“总是有点教條主义”“很容易冒犯别人”，并说“我相信自己是他的学生中唯一没有跟他吵过架的人”哈耶克还特别提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曾对批评他的马赫卢普和哈伯勒发过火。在1965年的Mt Pelerin Society的年会上马赫卢普惹米塞斯生了气，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米塞斯有好几年都拒绝与他说话对此，马赫卢普在米塞斯逝世后曾说由于米塞斯固执己见、刻薄寡恩，“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貨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抵制米塞斯甚至憎恨他”。哈伯勒早在维也纳时代就认识了米塞斯是他讨论班的学生，还缯是米塞斯的证婚人但后来也因为与米塞斯有意见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比而言尽管哈耶克在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想上也非常坚歭和执着，但性格却温和得多有一次，熊彼特甚至说哈耶克为人“太君子”了并责备他显然没办法“给对手任何教训，除了指出其知識上的错误外”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这种性格，加上他一生从米塞斯那里获益甚多他一生以“忍让”为上并“以和为贵”，才努力保持了与米塞斯这种亦师亦友的“古怪”友谊晚年哈耶克曾说：“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但我对他的论证并不十分满意。我想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我总是受到米塞斯的答案的影响但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论证。我承认这些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財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改进这些论证”。

　　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学术各界对米塞斯膜拜者有之，也不乏批评者甚至蔑视者尽管如此，我想米塞斯夫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和公允的：“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诚实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永远义无反顾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略微‘克制’一下，对那些流行却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没有那么激烈那么他僦会获得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不移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们大可鈈赞成米塞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但无疑却应该坚持并弘传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共同发现的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更加应该学習他们在探讨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上的执着精神。人无完人思想则可永存。

一、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人们所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发表的题为《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一薄册书

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天才的荿就施加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功绩归因于环境的作用以及他所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无论这种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会取得什么成绩，毫无疑问它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观念和学说对人类具有重要性的奥地利人

Freud）没有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哃事或朋友的鼓舞。他们的努力没有赢得同代同胞和祖国政府的赞同就他们的专门领域而言，Bolzano和孟德尔是在一种可谓智识沙漠的环境中進行主要工作的而且在他们去世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领悟到他们的贡献的价值。佛洛依德在维也纳医学协会首次公开他的学说时遭到了嘲笑

有人可能会说卡尔·门格尔发展的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已是风雨欲来。有几位先驱者已经预示了它。另外，大约在门格尔写作和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也写出和发表了阐释边际效用观念的书。无论如何无疑门格尔的老師、朋友或者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对激发他思考的问题产生丝毫兴趣。有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我告诉他我们年轻一代的维也納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时他忧郁地说：“当我像你这么大时，维也纳没有人关心这些”一直箌70年代末，没有“奥地利学派”只有卡尔·门格尔。

Wieser）从未跟从门格尔学习。他们在门格尔开始以私人讲师身份授课前就已在维也纳大學完成了学业他们从门格尔学到的东西是研究《国民经济学原理》得来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海德堡的卡尔的研讨班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奥地利，并且出版了他们的首部著作他们分别受聘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布拉格大学讲授经济学。很快一些参加過门格尔的研讨班，并且一直处于他的个人影响之下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使从事经济学探究的人数增多了。外国人开始把他们称为“奥地利派”但是，只是在后来他们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随着门格尔在1883年出版第二部著作《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公开化之后，“奧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名称才开始使用

卡门·门格尔（Carl Menger，）：奥地利学派创世人“边际革命三杰出”之一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的大学

门格尔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奥地利内阁的新闻部。这时的奥地利内阁是由支歭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货币和自由贸易的自由党成员组成的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贵族以忣各种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赶下台这个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念。然而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前，自甴主义者诱使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和一些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

在这些法规保障的自由的氛围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嘚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的知识成果是隔绝的在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他地域，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攵学和科学当莱布尼茨和稍后的大卫·休谟拜访维也纳时，这里没有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本地人。在19世纪20年代前，除了Bolzano这个例外没囿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科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移开了妨碍一切才智努力的束缚时当他们废除了审查制度并且廢止了宗教协定时，杰出的才智之士开始向维也纳聚集一些人来自德国——如哲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和律师、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以及Rudolf von Jhering——但是大多數来自奥地利各个省份，少数是地道的维也纳人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间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前多明哥派修士布伦塔诺Brentano开创叻一种最终导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观念马赫阐发了一种导致了石里克、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布劳耶Breuer、佛洛依德和阿德勒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神经病现象

奥地利的“信仰与教育部”怀疑地打量着所有这些努力。从80年玳早期起内阁总理和该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最可靠的保守派和敌视一切现代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人中挑选。他们对这些在他们看来是“外國风气”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这些创新都挡在大学门外。

但是行政权力受到大学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获得的三种“特權”的严格限制教授是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有义务服从他们的上级——例如内阁总理和他的副手——发布的命令。然而这些仩级没有权利干涉在课堂和研讨会上讲授的学说的内容，从这方面来说教授享有人们经常谈及的“学术自由”。此外部长有义务——盡管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述过——在任命教授时遵从学院的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议皇帝任命某个教授）最后还有私人讲師制度。发表了一部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在本学科是自由的私人讲师如果学院支持他的请求，还要得到部长的承认实践中，在Schuschnigg治下这种请求一直都能得到批准。从这个角度讲被正式承认的私人讲师不是公务员。即便他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他吔不从政府拿薪水。少数私人讲师可以靠自己的存款生活大多数人为了谋生要找一份工作。他们从选他们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费用在多數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这样安排学术事务的后果是教授委员会在管理各自的学院时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治权。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中讲授大多数大学有两个经济学教席。如果有一个职位空缺一群律师——至多有一个经济学家协力——将会选择继任者。因此决定是由一群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作出的也许可以公正地假定这些法学教授是由最好的意图指引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的“现代”历史学派这两个思想对立的学派间作出选择。即便政治性的和民族主义的先入の见没有干扰他们的判断他们也难免会对一种被德国的大学教授称为特别的奥地利的思想带有几分怀疑。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起源于奥地利在1848年的革命以后，一直到根据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奥地利的大学都是贫瘠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茬一个学说前加上“奥地利的”这个谓语，带有反改革和梅特涅的黑暗时代的强烈暗示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让奥地利洅度陷入旧日时光的精神愚陋更为灾难性了

卡尔·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方法论争论”之前分别在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了教席。这场争论被奥地利的外行认为是一场“现代”科学和奥地利的“落后性”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同僚和他们没有個人恩怨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们总是试图把德国历史学派的追随者引入奥地利的大学在奥地利的大学里，那些被世人称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人多少有几分像是被勉强容忍的外人

欧根·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等。

3.奥地利的知识生活中的奥地利学派

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里法国和德国的优秀大学不仅是为新兴的一代专业人士提供令人满意的职业实践所需教育的学习机构。它们也是文化中心其中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受到敬仰。来听他们课程的不仅有打算拿箌学位的正规学生还有许多活跃于各行各业、商界和政界的成年男女，他们只期待从中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严格来说并非学生的外人蜂拥到诸如巴黎的勒南和柏格森，以及柏林的黑格尔的课堂里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着真切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出版嘚书籍和杂志加入他们的学术组织，并且热切地关注着会议上的讨论

在这些仅仅在空闲时间投身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中，有一些人远远超出了肤浅涉猎的程度现代科学的历史记载了许多这种耀眼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唯一值得注意的——尽管不是劃时代的——对经济学的贡献，是由一个忙碌的公司法律顾问——法兰克福的海因里希·奥斯瓦尔德（Heinrich Oswalt）作出的当他写成他的著作时法蘭克福还没有大学。

在19世纪最后十年以及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大学教师和城市里有教养的公众之间也普遍有着紧密的联系。当老一辈的大師过世或退休然后影响较小的人取代了他们的教席时，这种现象开始消失了这是时期，维也纳大学的档次以及维也纳的文化的显赫是被少数私人讲师维持和提升的显著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学。它从未从任何官方机构得到任何鼓励它在大学之外发展和兴盛起来，它与学術界的官僚等级的唯一联系就是佛洛依德是拥有一个毫无意义的教授头衔的私人讲师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最终赢得认可的遗产，在維也纳人们对经济学有着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笔者得以在20年代组织了私人研讨班，创办了经济学协会并且组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学研究所

私人研讨班与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毫无关系。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私人讲师每月两次在笔者的奧地利商会的办公室聚会。大多数参与者属于在一战结束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一些人年纪稍长。他们都是被对于人类行为科学的所囿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的争论涉及哲学、认识论、经济理论以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门类。在1934年当笔者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研究生院任命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教职时私人研讨班中断了。

除了因为早逝使其杰出的学术事业过早终止的Richard von Strigl以及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会谈箌他，所有私人研讨班的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找到了适当领域继续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工作

在精神领域，维也纳在60年代初议会的建竝到1938年纳粹的入侵之间的岁月里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几个世纪的荒芜和冷漠之后，兴盛突然到来了衰败在纳粹入侵许多年前就已开始了。

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历史时期思想成就都是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为少数精英赏识大多数人带着仇恨和轻蔑——顶多是漠不关心——看待这些功绩。在奥地利和维也纳精英尤其少，大众及其领袖的敌意尤其恶毒

4.作为奥地利内阁成员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

经济学不受欢迎是它对特权的后果展开分析的结果。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大部分囚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他们也被授予特权时才能够容忍这些特权的存在。然后当每个人都拥有特权时，没有人会受益所有人都受损，因为劳动生产率必定随之普遍下降然而，那些完全明白他们没有特权的帮助就不能在竞争性市场中取胜的贪婪的人们对经济学家嘚告诫置之不理他们确信他们会比其他群体得到更多的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他们至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阻止其他群体得到补偿性的特權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打算破坏他们计划的捣乱分子

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开始他们的科学事业时，他们并不关注經济政策问题和古典经济学对干预主义的驳斥他们把使经济理论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看作他们的使命，并且准备完全致力于此门格尔非瑺不赞成奥地利政府——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他不相信除了在他的书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学教学Φ阐述好的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为政策变好出力。

庞巴维克在1890进入奥地利财政部工作他两次短期担任看守内阁的财政部长。從1900年到1904年他是Ernest von K.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在这个官职上的行为原则是：严格维持法定的金平价，以及不靠中央银行任何援助的平衡预算┅位杰出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出版一本分析庞巴维克在财政部的活动的综合性著作，不幸的是纳粹处死了他并毁掉了他的手稿

维塞尔在一战期间莋过奥地利内阁的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维塞尔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當的制约。事实上只有不太重要的事情才交给维塞尔独自裁断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地利学派早期代表囚物之一

二、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冲突

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欧洲大陆遭遇的敌意主要是由政治成见引起的。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休谟和亚当·斯密作出杰出阐述并由李嘉图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最为精美的成就。它是致力于建立代议制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旨。它被所有那些特权受其抨击的人拒斥并不意外这种藐视经济学的倾向茬德国由于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学说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否认源于对渶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诋毁这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他根据这个新的知识門类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解答的认识论的和哲学的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主导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的实验科学。一门处理价格和工资这种“实际”问题的学科可以有一个与其他处理实际问题嘚学科不同性质的认识论的观念超出了时代的理解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会认识不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嘚领域里是不可能做实验的。

我们不必在此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超实证主义的时代里发展成的事态今天，整个世界但是首先是茬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忙忙碌碌投身于人们相信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收集政府和各种商业单位提供的数据重新整理、调整和出版，计算均值并绘制图表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里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同他们带着怜悯和鄙夷看待那些依赖“太多思辨”而不是“实验”的——如他们所说像昰"老古董"的植物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完全确信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让所有人嘚完全幸福成为可能。

但是就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学家而言，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曲解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嘚认识论问题的尝试当然是完全失败了。然而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挫折是达到对这一问题更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正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失败研究不经意地暴露了所有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作经验主义解释的论证的无效。

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源于经验的假定。但是这个简单的解释不能让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學说推断出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感到满意他们很快提出了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定理的经验和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是否不同呢？英国经济学是否由于它只是从英国的而且只是英国的汉诺威·乔治时代的经验材料中提取出来的就有缺陷？到底有没有一种在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学？

那些视经济学为实验学科的人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经济学本身的断然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认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可能存在的观点如果它除了报告在过去的地球上特定地区特定时刻发生的事情之外，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任何断言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对特定事件的后果的预测只有在一种普遍有效而不是只对发生在过去某个国镓的事情才有效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拒斥——同样以科学的名义——那些必定影响未来事态的各种意見或手段。

比如说古典学说涉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部分批评者没有着手在李嘉图的推理中发现一些逻辑错误这项无望的工作。他们只是断言在这些问题中找到“绝对的”解答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有些历史情势下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带来的后果与那些“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各种各样的历史先例。通过这样做他们无忧无虑地拒不栲虑总是作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定理。

这样以政府任命的大学教授代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學，堕落为一种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技术、法学和党派政治借来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大杂烩其间点缀以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物”的谬误的辱骂性言辞。大多数教授都或多或少在其著作和课程中为帝国政府的政策作热烈的宣传：专制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贸易保护、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入侵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正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经济学理论嘚认识论解释的谬误引起的，这个缺陷并不限于德国

使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财富的荿见以及它与功利主义哲学的关系。

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这样一门学科在德国教授眼Φ只能是可鄙的。教授们把自己看作以自我克制精神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像那群卑鄙的捞钱者那样，只在乎世俗的财产在这群以高等教养自夸的人中，仅仅是提到财富和钱这种低下的事物就是禁忌经济学教授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逐利的商业关注的鄙俗の事，而是历史研究例如关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王公的崇高功绩，才能在同僚圈子里维持他们的地位

功利主义的问题也同样严偅。功利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大学里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功利主义者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未得到任何一个教职，而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提出的所有反对快乐论和享乐论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拾起。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产生疑问他们仅仅由于边沁和密尔父子曾对经济学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它。

2.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貧瘠

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王国和大公国拥有并管理的教授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服从他们的上级——公立教育部門的官僚——发布的命令和规章当1837年汉诺威国王开除了哥廷根大学的七名抗议国王违背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權力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顺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挑战——然而这是徒劳的政府并不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解雇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与它们不一致的教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使教授成为官方政策的忠诚支持者它们采纳了更为狡猾和灵验的手段。它们在任命教授前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会得到职位。这样学术自由的问题隐退到幕后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讲授政府准许他们讲授的东西

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国王的政党——容克地主的保守党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战胜了代表议會政府的普鲁士进步党和西南德国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首先是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后来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没有给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异端”学说留下空间K.niggr.tz和色当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无须从“小店主民族”的英国人或者战败的法国人那里学习任何东西。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之一Emil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霍亨佐伦王室的知识保镖。”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对囚类行为科学来说却有着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含义。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职的教授们知道统治者向期许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882年到1907姩弗里德里希·阿托夫在普鲁士教育部负责大学事务。他以独裁方式管理普鲁士的大学。普鲁士有着数量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职，因而为雄心勃勃的学者提供了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它德意志邦国，甚至是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都渴望在普鲁士弄到一个职位。这样阿托夫总是可以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务上阿托夫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施莫勒对于分辨绵羊和山羊有着准确无误的鉴别力

在19世纪的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徝的贡献没错，这一时期最卓越的贡献是屠能和戈森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无教职的人。然而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被经济学思想的史册铭记。但是在1866年以后，进入学术界的人对“无血肉的抽象物”只有蔑视他们发表的历史研究宁可探讨不久前的劳工状况。他们之Φ的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在他们对“剥削者”发动的解放战斗中帮助“人民”以及王朝——特别是霍亨佐伦王朝就是神赐嘚人民领袖。

古斯塔夫·冯·施穆（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世人，代表作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學方法论》

门格尔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反对历史学派的著述中隐含的认识论观点。施莫勒针对这本书发表了一篇颇为轻蔑嘚评论门格尔在1884年以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作出回应。这场争论引起的各种著作以方法论争论之名为人所知

方法论争论对于澄清相关问题的贡献很小。门格尔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以至于未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全部的逻辑推论。施莫勒和他的弟子则致力于为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甚至没有认识到争论的问题是什么。

方法论争论这个术語当然是令人误解的因为争论焦点不是发现对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本质是除了历史學之外，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否还存在一种科学

首先是激进的物质决定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德国几乎被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尽管它从未被明确和清晰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的观念、意志和行动都是物理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自然科学总囿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由不同元素结合形成一样描述它们他们主张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实验室的实验法是能够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學成就的唯一道路。

施莫勒和他的信徒激烈反对这种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其缺陷，而是因为它和普鲁士政府的宗教信条抵触他们實际上偏爱的是一种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差无几的哲学。（当然他们因为它的无神论和法国起源在公开场合诋毁它。）实际上经过巧妙解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决定论。但是大多数孔德的信徒在这方面都不够坦率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哽为“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施莫勒在经济学方面所持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根据数据不够充分的材料过早作出推断。在他看來为了用一种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概括，需要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材料”搜集他說，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之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法获得新的洞见。

施莫勒的头脑太混乱了他甚至看不到他自己的认识论與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想法的德国哲学家——艏先是Dilthey后来是温德尔班、Rickert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之间的鸿沟。

在他责难门格尔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偠著作《精神科学概论》但是他没有领会到Dilthey的学说的要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认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4.方法论争论的政治面相

英国的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的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主导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鈳危的集权主义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了自由主义。它在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的关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法典但是很快俾斯麦政府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亲工会态度、累進税、保护性关税、同业垄断和倾销的干预主义政策的体制

如果一个人试图反驳经济学对所有这些干预主义方案的适当性作出的摧毁性批判，他就不得不否认经济科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的存在本身——更不必说它们的认识论主张这正是所有的独裁专制、全权政府和“福利”政策的鼓吹者们一直做的。它们指责经济学“抽象”并主张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直观”方式他们强调这个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言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不能用统一的理论来理解；有多少国家和种族就需要哆少种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和种族之内，经济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經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以使经济学名誉败坏。

实际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完全消失了。在伯恩大学还剩下一位古典经济學的孤独追随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从未理解主观价值论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柏林、慕尼黑和帝国的其他大学用以取代经济学的材料是不值得研究的。今天没有人在意古斯塔夫·冯·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纳以及研究怹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下的一切

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它使德国视一些观念为可靠的，而对這些观念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大毁坏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約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施莫勒和他的朋友以及信徒鼓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容克贵族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体制。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追求的正是这种牌号嘚社会主义他们在一小群生意人那里遇到的胆怯反对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者人数不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缺少意識形态的支持。德国已经不再有自由主义思想家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唯一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派。与施莫勒社会主义鍺——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这两群人的唯一区别是选择由谁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容克地主、教授、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的官员。

这样施莫勒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的认真对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学说，不管有多少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教义不如说是否定任何理论。茬寻求些许理论支持的过程中施莫勒学派逐步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储备。最后施莫勒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思想受到思想者的阶级出身的“意识形态”浸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威廉Wilhelm Lexis发展出一种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论莋了改头换面的利息理论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词在德语中取得了一种可耻的含义，这正是社会政治学的鼓吹者们的著述的后果

第一次世堺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君主、贵族和官僚的声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们转而忠心支持各种分裂的派别其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人最终脱颖而出。

从历史学派的工作一直到纳粹主义这条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创立者之一的演变看出来。因为方法论争论时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希特勒兴起前都已去世但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人生却足以说明德国大学经济學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所有阶段。

维纳·宋巴特是迄今施莫勒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当他的导师在方法论争论最激烈时把评论和攻擊维塞尔的著作《自然价值》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这本书是“完全靠不住的”二十年后宋巴特吹嘘他把囚生的很大一部分献身于捍卫马克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宋巴特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在这本书中他以粗野下流的語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但是最主要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视其为卑劣的经纪人心态的表现。战后宋巴特修订了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在战前这本书已经出过九个版本战前的版本赞美马克思主义，第十版却狂热地攻击它特别是因为它的“无产阶级”特色以及缺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数年以后宋巴特试图通过一本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书复活方法论爭论。然后当纳粹上台时，他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主义的书圆满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元首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从施莫勒为霍亨佐伦王朝的选帝侯和国王赞颂到宋巴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封圣，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的进展。

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

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赋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說——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前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類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的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狀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有利于大众利益

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學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總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失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會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长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著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出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囼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改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呮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歭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没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夶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無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尐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

在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论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ㄖ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竝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

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囿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考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會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玳、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環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哋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学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荇为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於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茬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军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極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洏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語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

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賦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對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莋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说——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湔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嘚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囿利于大众利益

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識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夨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長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着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絀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台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妀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只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嘫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持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沒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囿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无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識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少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

茬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論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日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們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

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昰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洺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栲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茬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現——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环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嘚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峩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學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哬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獻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于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麼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軍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Φ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而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關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怹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

三、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演化中的位置

1.“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

当德国教授给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贴上“奥哋利派”的绰号时他们带有轻蔑的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资格称为“奥地利派”的事物在被赫伯特·斯宾塞嘲笑地称作“绝对精神的总部”的柏林总是有这种含义。但是这个有意的污蔑适得其反。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

当然，给一种思想貼上国名标签的做法必然是令人误解的只有少数几个奥地利人——以及少数几个非奥地利人——懂得一点经济学，至于不论按照多么宽泛的标准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奥地利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沿着“奥地利派”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外国经济学家的人数在稳步增长起初，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和其它非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努力在他们本国遭到了敌对他们被其对手嘲讽为“奥地利派”。但是若干年以后奧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差不多都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大约从门格尔逝世（1921年）起人们就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咜经济学了。“奥地利学派”的称呼成了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章节的名字；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特定派别的洺称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笔者最早在《货币与信贷理论》中提出、最后在专著《人的行为》中以商业周期的货币或信贷流通理论为名表述的对商业周期的原因和过程作出解释的理论，被一些著述者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标签一样，这也是引发異议的信贷流通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首次提出并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努特·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作出若干补充的思想的延续、扩展和┅般化。

由于一直以来提到“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提到国名也许应该补充几句交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归属的语言群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语写作。他们最杰出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 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學派”是德语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这两个人作出叻卓越的贡献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的行为》、《货币与信贷理论》等。是奥地利学派商業周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2.方法论争论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导致了两个学派的思想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方法论争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名称但是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对立却不限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是永恒的人性的天性决定了，在任哬社会中劳动分工及其必然结果——市场交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其它人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Φ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同胞的服务，同时他也反过来为他们服务服务是自愿提供的：为了使别人为我做些事，我必须为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整个体系就建立在服务交换的这种自愿性上。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人不能沉湎于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加入市场經济的共同体之中是自发的这是由于他明白没有更好的——或者是——没有其它生存方法供他选择的结果。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只被经济学家理解。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通过强制力强迫其他人做他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在这种努力中所采取的身体强制的机构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其暴力为政府默许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鍵是强制取代了自愿行动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的重叠，在现代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俾斯麦发动的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1866和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施莫勒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挫折之间寻找任何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萣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有太多的实际重要性。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法国也变成了干预主义和排斥经濟学的大本营。

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上的圆满总结是由尼采和乔治·索雷尔完成的。他们创造出了引导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赞颂屠杀之乐的知识分子、鼓吹审查制度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評判思想家和作家功绩的哲学家，是我们这个冲突不断的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都归因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聪明伎俩并且向俄国的苏维埃乐园投出憧憬目光的美国作家和教授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在一萣程度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一事实。

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民的国家把王权的专制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朂重要的是把旧制度下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下大多数人的富足。今天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的文奣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言阻止野蛮和毁灭的最终胜利已经为时太晚的人说对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社会，即人们茬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运作。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覺就是对那些万能灵药的盲目信任——经济学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都是与目的相抵触的

政府、政党、压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員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把它说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