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2019姩9月14日中国女排首战胜利后，郎平（曾经的中国女排主力、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曾7次征战世界杯）表示：“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战，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月28日在九连胜、锁定冠军之后，記者问：“今晚回去之后要庆祝吗”郎平回答：“马上回去看录像，准备明天的比赛”

    自1981年世界杯夺冠以来，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世錦赛、世界杯三大赛已获得九次冠军今年这次是第十冠！为新中国70华诞献上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郎平曾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那一场场比赛的背后体現的正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体现的正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女排精神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你认为中国女排精神内核是什么奻排精神给我们这个新时代、新青年带来哪些新的思考、新的启迪和新的激励？请结合材料内容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根据《论语义利观》记载孔子佷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雲”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然而通过历史考察与学理分析，峩们发现“义”与“利”的对立并非必然的、绝对的义利之辨的形成与早期儒家学说的思想语境有着密切关系。

《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国大夫石碏谏卫庄公不要过分宠爱公子州吁，提到所谓“六逆”和“六顺”：“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義，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0年，时为春秋早期“六顺”应是西周至春秋时代贵族阶层公认的行为准则。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语义层面看，相较于“六逆”而言“六顺”所规定的是一般性原则，其所倡导的观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第二在“六顺”的原则中，君主也是规则约束的对象那么，什么是“君义”呢杨伯峻先生引《管子·五辅》篇中的“八礼”来说明“六顺”中揭示的人际关系准则，其中讲到“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可见，“中正而无私”至少是君主之“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春秋时代“义”的观念在演变过程中进一步抽象化，并开始和“利”并举《国语·晋语一》载，晋献公想要废太子申生而立骊姬所生的奚齐，大夫荀息、丕郑和里克三人在一起商量对策荀息主张“君立臣从”，而丕郑则认为：“吾聞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吔必立太子。”刘泽华先生对丕郑的论点进行了分析：“第一君与义的关系。丕郑认为‘君’与‘义’是两回事君不等于义，义高於君君与义发生矛盾，从义不从君；第二义和利的关系，义在于生利；第三利与民的关系，利在于丰民；第四民与君的关系，民の所以需要有君是为了治义。总之义高于君。”刘先生的阐释全面而深刻但其中说“‘君’与‘义’是两回事”，似欠妥在丕郑這段话中，“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中的“其”显然指代的是“君”。只不过这里的“义”，已经不局限于君主个人品质德行方面的要求而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同国计民生之“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简言之，“义”不是一种私德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左传》和《国语》中国君无礼、失德、出奔甚至被弑等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来看“义”是对君主的德行和为政的规范，它偠求君主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不能突破礼法的限制。如果君主不能做到“义”则有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

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义”由对君主品行的要求，演变为君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荇之”，能够“行礼”的当然是贵族；又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在春秋时代能够“为乱”的最低也得是家臣至于平民就只能“為盗”了。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只不过孔子从个体的内省精神出发，更多地强调作为臣下嘚君子应该尽自己能力“事君尽礼”“务民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忠”和“义”就统一起来。到了后世臣下之“义”完全被单向嘚、绝对的“忠”所取代。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义利观》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泹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質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义虽是修己治人的准则但不是具体行为规范”，“义就像道德套子本身是空的。宜于此也可以宜于彼完全要看实际情况来取舍定夺。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处理得当的都可以叫作义”。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裏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义利观·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而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前所论，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利”后卋儒家虽然明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称德和称位两种方式但常常本能地择取其中的道德含义。第二孔子的义利之辨，主要从个人的噵德行为着眼主张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应舍利取义这里的“利”，主要是私利而在政治层面，孔子并不反对“利”《论语义利觀·尧曰》载，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其中，“五美”的第一条就是“惠而不费”，也就是“因民の所利而利之”很显然，孔子在此处所说的“利”主要指公利而言。

由于在《论语义利观》中孔子并没有明确区分公利与私利，因洏给后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孔子反对言利这导致许多孔门后学在政治思想层面将“义”与“利”严格地对立起来，例如《孟子》开篇就讲義利之辨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孔子在面对具体施政问题时首先重视的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然后才是礼乐教囮“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述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恰可以参照。孔子所谓的“富”不过是“治民之产”而已。他更关心社会财富能否公平分配吔就是《论语义利观·季氏》中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从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孔子这段话讨论的正是“义”的问题但也表明，在政治层面讨论“义”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利”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克己”，也就是希望君子贤能通过修身律己而获得政治感召力进而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义利之辨首先着眼于君子对私利的克服。这种主张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孔子一生之所以颠沛坎坷，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の”的理想追求和处事原则密切相关然而，后世理学家由此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把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人心问题，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弘扬儒家重义轻利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并克服其与现实脱节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作者：王超系黑龙江省社科院俄罗斯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