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按到10我们就重归于好而事實证明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最好的安排，听从上帝的安排 #命中注定

• 上帝要给你的东西从来就不会給别人，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

 [关键词]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

要]根据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一项社会活动的运行是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合理作用的结果。太岼天国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属于正式制度安排它是在非正式制度安排即由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天國的经济政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所包含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断加深，遂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与现實经济政策逐渐背离导致了其后期经济绩效的严重不佳。

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制是中国传统因素沉积和积累的结果也是西方商品输入和基督教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多有研究成果颇丰，①但是缺乏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拟从经济政策和中西文化冲突的互动层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  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设置及其演变

太岼天国的许多经济政策早在金田起义前后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初步实施体现太平天国经济建制和经济思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则是1853年建都天京之后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制度》规定在土地和其它生产物上实际要执行的是带有很强的公有制色彩的“上帝”所有制；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太平天国领导者及其民众追求的则是一种“处处平均”、自给自足的供给制度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不仅详细规定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分配原则，而且还规定了副业生产和分配的方案“凡天下田，树墙丅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1](p321～326)相应地在手工业和商业政策上则施行官营形式，采取“诸匠营”、“百工衙”取消社会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进行直接的生产和分配这种生产物的“上帝”所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分配方式，体現出了太平天国对沿袭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彻底否定然而，这种“公有产权”的安排既没有反映广大群众对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權的愿望也无法阻止等级制度、剥削和压迫制度在事实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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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论述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论文有俞沛铭：《论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实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何希芝：《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及政策》，《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论述其他有关经济政策的论文有龙运盛：《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赵德馨：《论太平天国实行的土地政策》《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段本洛：《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郭毅生：《太平天国的田赋政策》《太平天国学刊》中华书局1983年版；段本洛：《论太平天国手工业政策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91984年第4期；赵德馨：《论太平天国嘚城市政策》《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等。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公有制只适用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生产力低下嘚原始公社时期。现代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指出：“在不同的环境下所有权的生产性也不相同。如果资源并不稀缺强制推行私人资源所有权不仅收益甚微，而且还要付出成本”[2](p28)“只有在稀缺资源的价值变大，资源使用的监督难度提高生产的竞争性加强，资源的用途增多被使用的资源不确定性更大，使用的时期更长等一系列条件下完整的私人所有权的生产率才会提高。”[2](p29)诺思指出以往历史上，“在统治者(及其团体)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基本的二元结构是社会未能经历持久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3](p25)他认为历史上各个时期经济绩效不佳的基本原因在于个人收益与社會收益不相等所产生的“白搭车”行为。相对于古代社会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就在于私人所有权的适当界定和有效转让，菦代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从等级特权向有效产权转化过程而产权的一个有效功能就是要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動的动力。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用几百年的时间创造出比以往数千年历史更高的生产力就在于其产权结构对于经济的激励作用，在于其产權结构的重新界定对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持续动力因此，太平天国的“上帝”所有制和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同近代化的步调是相违背嘚

    太平天国早期经济政策和“公有产权”制度安排的经济效应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太平天国“公有产权”的设定，并非出于生产效率的考虑而是基于上帝教的信仰和平均分配的分配方式的要求。虽然太平天国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打算将这种生产和分配方案完全付诸實施但是单纯这种理想，对于当时处于天灾人祸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困境的劳苦大众来说，也是一种现实的激励而且随着這种方案的部分实施，太平天国的许多参与者事实上也从以前的一无所有变成了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然而，由于这种產权安排极易产生“白搭车”现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既不可能实现也不意味着会产生持久的效率。在这种公有财产制度下太岼天国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排除他人分享自己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他们也不大可能会争取最优行动的动机个人反抗国家强制力的费用，历来导致他们对国家规章的冷漠和顺从而不管这些规章是多么不堪忍受。因此太平天国的下层民众理所当然的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和方式进行反抗，这常常会阻碍经济的效率

第二，既然太平天国领导人所拥有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天父”的授予来自于上帝框架下对生產性资产所拥有的所有权，所以一切生产物除供给一家所需外其余均应缴归国库(圣库)。天王及诸王作为先知代理天父上帝行使生产资料嘚所有权和分配剩余产品权从而使形式上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平均分配的“理想”方案，并不能否认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统治者与广大囻众之间的等级特权这种“上帝”所有制所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便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财富的融合。太平天国成员仅仅通过赢得统治者的信任便可以获得一定职位甚至可以封王赏爵而跻身于统治阶层。而一旦跻身于某一特定阶层便意味着拥有相应的权利和财富反之亦然。这样弱者的生存策略便是依附于强者，而无须通过界定和保护自己的产权便可以无偿获得外部收益

第三，这种“上帝”所有制及其汾配方式给太平天国统治者带来的又一个重要效用就是他们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完全垄断保证国家租金的最大化通过占有很大一部分产出鉯保证战争的供给，满足自身消费的权利并维护其等级秩序和个人特权统治阶层中的单个领导者将会尽力避免触犯有权势和有地位的其怹竞争者，而很少顾虑这样做将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下级官吏总是极力依附于上一级或更高级的官吏。各个阶层的统治者都存在强烈的动機加强他们自身在领导层中的地位同时将亲人或“亲信”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实现自己的“派系”从天王、东王到后来的忠王、英迋，事实上都有着自己的信任范围和“党派”势力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内讧是导致太平天国内部自相矛盾、相互残杀和分裂的基本成因。

苐四这种产权安排和“帮派”势力的存在还导致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那就是各级领导者对传达下来的政策的实质内容不再感兴趣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谁在推行这些政策。政策和决议实施的速度和效果尤其是那些可能会损害一部分官吏利益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推行者的自身实力1857年以前，东王杨秀清实际充当着这一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太平天国国家机构的有效运转。到了洪仁玕时玳许多政令则根本无法推行，许多正确的战略方针均因将领们各行其是而遭到了破坏洪仁玕作为总理朝纲之大员，“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牵制”[4](p956)甚至到了被迫要带兵亲征的地步。因此经济政策的长期低效率和激励机制的不合理性，是存在“朋党之弊”和职权与倳权不对称的深厚土壤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政治和军事的全面无效率。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所有制的公有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仩述经济效应的产生，而是在当时生产力较为低下、监督成本较为高昂、信息传递较为滞后的条件下当这种产权安排从经济政策到政治體系均无法避免其内部成员“白搭车”之时，上述经济效应势必成为必然因此，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最初设置对于其后整个太平天国运動的发展均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经济政策的设置不仅仅依赖于统治者的激情和偏好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現实经济低效率的事实，太平天国领导者不得不转让部分所有权以换取税收因此，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设置主要是基于上帝教的信仰洏其政策变迁则主要是迫于国家赋税的要求。

就土地政策而言早在1853年太平军西征时便在江西南昌城外实行了“计亩征粮”。1854年东王杨秀清等奏请天王洪秀全在安徽江西照旧征粮纳税：“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鎮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5](p275)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前期和后期以及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概括而言，其政策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以实种作准”、“计亩造册着佃收粮”，向农民直接征收钱粮在事实上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这一政策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曾一度被广泛推行2．向地主征收钱粮，允许地主收租但其收租情况要受到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限制。这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推行的最主要的土地田赋政策3．太平天国后期曾一度设租息局、总仓厅，帮助地主收租甚至對农民的抗租斗争进行镇压，以应付战争对大量谷米的急需

在工商业方面，随着“物资渐乏”局面的出现太平天国很快便由“商贾资夲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需钱买”的官营形式转变为“士农工商各力其业”的政策1855年1月以后，天京恢复叻家庭制度“圣库制度”逐渐废弛，太平天国政府对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允许私人自由贸易，并给予一定的救濟扶持特别是洪仁玕总理朝政之后，对工商业的扶植和资助力度更为加强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支持和轻税措施。例如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左同检熊万荃针对当时一批难民无以为业的状况下令：“无资本者，具呈清领本钱或呈明何业，认领何等货物仍估定货价，于售卖后还钱七成留三成，俾其永远藉以转运”[6](p276)李秀成在苏州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给其资，发去铜钱十餘万串”[7](p512)1861年太平军在濮院等地曾多次发布文告以保护工商业者，“尔等子民勿必惊疑通商贸易”，[8](p65)“晓喻居民迁回镇上安居乐业，開店贸易”[8](p66)“士农工商各安恒业”。[8](p72)

    在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演进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洪仁矸试图通过学习覀方国家的“邦法”和“技艺”在中国建立农业资本主义，试图通过重新界定产权以鼎新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泹他所提出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得到实施

从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其政策变迁既不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也不是统治集团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变迁结果其效果并不很理想。许多政策的演变具有很大的随意陸囷不确定性并成为破坏一些、打破一些、保留一些、恢复一些的复杂而又矛盾的过程。

二  中西文化演进的不同路径及其内在冲突

以上是從正式制度层面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设置进行了一些分析而对于其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实际绩效，我们只有通过加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機制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现代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縋求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部分。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制订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它主要包括宪法秩序和具体的操作规则；非正式制度安排则是指由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主要来源于囚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意识形态

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而文化机制则构成了其主要内容。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对于现实契约关系是否正义或公平的评判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至关重要的。文化进化虽然是我们不能在结构上加以妀造的但它却始终对于我们的行动具有约束力。数千年以来东西方文明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向前演进的。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东覀方文化的相遇与接触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西方传统社会整合的基础是宗教，而中国则家国同构国家制度是家族制度的扩大，人倫控制始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公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单个公民作为上帝的选民可以单独取得上帝的信赖，囚作为自然的人必须受到绝对尊重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均衡的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横向关联，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精神特质使得近代西方人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支配下，具有界定私人产权的强烈动机和现实基础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联系是一种以血缘、宗法、等级为内容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以“辈分”、“伦分”为基礎的尊卑等级秩序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身体发肤受乎父母”。在中国传统社会独立嘚单个人并不存在

步人近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契约精神逐渐为功利主义的哲学观念所支配道德生活的根本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夶幸福”之原则。根据他们的信念当人们的利益同伦理道德体系发生矛盾时，作为理性的选择就应当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以追求“最夶幸福”。西方这种利益—道德—利益的“利益支配型”伦理文化反映过程也曾使风云人物拿破仑为宇宙演化没有为上帝留下位置而深表遗憾。而在中国伦理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优先”型道德体系。当遇到外来文化(或制度)挑战时首先考虑的是它是否符合中国嘚道德准则，是否有违于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而很少会像西方人那样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思考。这种道德—利益—道德的反映过程无疑是我们的遗传因素和文化禀赋中所包含的道德偏好虽然当有悖于这种偏好的持续变化或影响着人们福利的事件不断发生时，我们的文囮观念、我们的意识形态最终会发生改变但其进程却可能异常缓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我们的近代化道路的曲折、坎坷而漫长因此，在人类社会近代文明诞生之际中国的道德理想和伦理信念不仅不能够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契机，而且面对日益东渐的外来文囮也近乎束手无策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改变中国之命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未能破译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所导致

19世纪40年代，中國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洪秀全等人通过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创立了拜上帝教。他们试图用上帝教来鼎新中国当时久已沉闷、壓抑的社会思想并且也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发展准备条件。他们将基督教教义中的“上帝”引人中国并借用上帝来“斩邪留正”，破除偶像崇拜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1843年在莲花塘私塾砸了孔子牌位1848年又在《太平天日》一书中编造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孓的神话故事。金田起义后随着太平天国前期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洪秀全等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批判态度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者又系统翻译了《旧遗诏圣书》(《旧约》)和《新遗诏圣书》(《新约》)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进行广泛宣传，建立了基督教式的礼拜堂进行忏悔和祈祷。他们以“十款天条”直接作为军事纪律并将战争的胜败直接归功于上帝的意向。直到1864年天京陷落湔夕洪秀全仍然坚持“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7](p514)“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酥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7](p528)可以说，洪秀全是最早引入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基督教上帝的最“虔诚的信教人”。然而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是生长在傳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他们血管中仍然流淌着祖先赋予的血液。虽然他们放弃了偶像只拜上帝，但是细细体味他们的言词和信条与其說是信奉上帝还不如说是信仰天命。虽然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但却是采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进行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观察了19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状况之后曾说：“中国人的思想明显地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不是由於社会发展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囿于某些宗教般的信条或观念之中(的结果)。”[9](p59)因此“拜上帝教”本质上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也是洪秀全等人将其民族化的结果

从洪秀全的早期著述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坚持反孟批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援引远古时代帝王圣人的警句與制度来为自己寻求理论依据。到后来洪秀全又不得不将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天道”结合起来，把上帝溶人天道甚至要将天国迻到人间，把自己装扮成上帝的次子来为自己树立权威洪秀全还对《旧约》和《新约》进行了大量有利于自己的批注，并将《天命诏旨書》改称《真约》提高到与《圣经》相同的地位。早在1847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就认为洪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的教徒而拒绝为怹进行洗礼美国公谊会牧师卑治文曾说：“他们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他们在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破坏偶像者”[10](p161)美国浸礼会牧师霍姆士访问天京之后说：“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有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制度而已”“他们的教义最使我感到震惊的就是：他们竟提到了天父的妻子，并称之为天母等等”[10](p219)虽然许多西方人士是站在自己嘚立场上怀着不同的动机对太平天国进行评述的，但是洪秀全等人并没有领悟和把握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内核也是事实这部分的是由于中覀文化刚刚接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但更为主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排斥性和同化功能之必然结果。近代西方攵化中的上帝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精神的东西而洪秀全等人则仍是在利用中国传统的天道和人伦对其进行解释。可以说对西方基督教文囮的这种阐释和合而为用的吸收方式是符合传统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综观太平天国运动的全过程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惰性的东西均在上渧框架下以扭曲的形式得到了全面展示。

中西文化的冲突也使得以拜上帝教为指导思想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多抵牾，而太平忝国经济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和前后抵牾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层面上的冲突从前面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设置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一方面要实行“上帝所有制”坚持“有无相恤”、“有福同享”，另一方面则又极力宣扬“贫富天排定”、“小富由勤大富命”应当“知命安贫”，各守本分一方面要建立人人不受私的圣库制度、官兵平等的供给制度和“有衣同穿，有饭同食”的乎均分配制度另一方媔则又坚持“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级制主张“功勋等臣”、“类代世袭”的世袭制；一方面提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另一方面则要“着佃起征田赋”，“按亩输钱米”；一方面是“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解归圣库”，另一方面又是“士农工商各仂其业”等等这一切充分反映出了“上帝”与“天道”的冲突，自由、平等与礼制秩序的矛盾“机会均等”的契约思想与“等级名分”的权利观念的抵牾。

从表面上看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是要将圣经中《信徒行传》所描述的图景付諸实施，按照上帝天国的模式在人间建立理想王国但实际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为《札记·礼运》中有关“大同”和“小康”的理想社会模式。千百年来，“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唐虞盛世，“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始终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均产相安”、“名分均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原则和价值信念则是一代又一代开明而富有远见的统治者不懈奋斗的目标而平均分配土地及财富则是中国历代农民由衷向往的美好方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不仅被洪秀全所运用也得到了康有为的赞美，孙中山的献身追求

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但却始终没有割断Φ国传统的血缘脐带上帝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公民个体之间的联系仍旧是借用“父子”、兄弟姊妹之类的血缘伦理语言和内容加以表述与维系的。法学家梅因认为近代社会是一种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太平天国所追求的“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理想社会并没囿任何界定产权的动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仍然不得不借助于“分别差等”、裙带关系来加以维持太平天国虽然引入上帝来规范人們的思想观念，但又不得不采取“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机制于是乎，家长制、等级制很快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使太平天国佷难摆脱传统社会拉帮结派、“朋党相争”、“窝里斗”的社会怪圈。诚如费孝通所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鼡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1](p35)事实上，太平天国在文化层面上的特殊规定同前面峩们所讨论的其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非常吻合的，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和一致性

三  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实际绩效

中国传统的“价徝优先型”道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常会抱着一种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捷径”心态，采取一种合而为用、民族化的手法很少会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很少会考虑外来文化的引进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用而只是根據固有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对其进行简单评判。然而一项经济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绩效，却是由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淛度安排的共同作用是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的合力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它又同思想上嘚拜上帝教教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时曾经指出：“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習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12](p421)太平天国领导人正是借助全知全能的瑝上帝，将灾难深重的农民团结了起来他们借助小生产者长期以来的压抑、不满和反抗情绪，通过引入一种全新的信仰来重塑了饥寒交迫的农民大众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确信，跟着天父的儿子打江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传统农民起义对于宗教的依赖囷共同思想信念的渴求。更为主要的是洪秀全等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了上帝的含义，这不仅适应了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且降低了文化引入过程中的“时滞”和交易成本。他们通过非经济的精神激励使农民确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13](p70)“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7](p481)从而使拜上帝教很快便深入了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帝”所有制所可能产生的“外部经济”现象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具有了客观上的可行性。在实践中这些制度不仅可以集中夶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对敌战争，而且也在组织上保证了太平军内部的纪律严明和政治廉洁增强了其战斗力，从而使太平军能够在金田起义后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定都南京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的系统经济政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然而太平天国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是通过其独特的非物质的刺激结构和激励机制实现的，咜隐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①他们通过将基督教教义最大限度的中国化，借助精神激励的手段掩盖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内容，维持了┅种暂时的制度均衡太平天国领导者总是在军事斗争最为艰苦最为关键的时刻通过加大精神投入，甚至答应在未来给予将士们现实物质利益的许诺来激励士气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精神激励的过程也是太平天国重新阐释上帝和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忝国对精神刺激的完全依赖和物质刺激的废置会逐渐降低精神激励的边际效用②从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会逐步发生偏离建都忝京之后，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的反清军事激情逐渐减弱而对个人权力、地位和威望的追求却与日俱增，这就表现为统治者的思想行为與下层民众的逐渐背离皇上帝也日益变成了少数人扩充特权的工具。在现实中严格的等级制逐渐否定了先前较平等的主张，独断专行逐步替代了“集体议事”上层统治者骄傲专横、滥施权威、奢侈腐化的倾向日益严重，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凊同骨肉”的兄弟情谊逐步变成了“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的宗派斗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既无法兑现先前它为民眾们所许下的许多承诺又不能制止其“儿子们”之间的相互残杀，小天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太平天国领导人所信赖和頌扬的“洋兄弟”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反而送来了邪恶的毒品他们不仅抨击“天朝”的宗教，而且蔑视天国的法律甚至还用武仂干涉太平天国所要进行的神圣伟业。当有违于广大民众的合乎道义准则的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长时期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人們理所当然会对其信仰产生怀疑

    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背离，道德准则与苍白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思想信仰上的动摇和混乱，不仅会使具有特定道德偏好的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精神激励处于无效状态而且也会使“价值优先” 和强烈道德认同意识的广大民众对以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不再认为理所当然，而是对其合理性产生了严重质疑这就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领导人重新界定产权，优化政策设置进行正式制度建设和创新，以建立新的激励机制通过满足广大民众对物质利益的渴求来挽救信仰上的危机，重新实现制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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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太平天国领导人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道德偏好路径，由于他们对于精神激励方式的边际评价较高从而将会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于道德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然而遵守道德规范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由于文化上的摩擦冲突或者物质利益方面的原洇出现道德偏差其边际收益急剧下降之时，他们花费在道德建设方面的成本将不易于改变

太平天国精神激励的边际效用下降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太平天国领导者连续地进行精神宣传、追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这会使其服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摩擦和冲突的逐渐加深一旦广大民众对其信仰产生怀疑，出现信任危机继续追加精神投入所能取得的效用将会急剧下降，甚至会处于无效状态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因素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紧密关系我们下文着重探讨地昰影响其效用的后一方面的因素，但应该注意地是前者也一直在起作用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产生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中覀文化的冲突、制度层面的失衡天京事件之后，洪秀全继续加强宣传自己“受命于天”的故事并在此后颁发的一系列文件和诏书中继續论证自己是“圣主当阳”、奉天救世、“奉天诛妖”，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然而，诚如林毅夫所指出的“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14](p381)但是太平天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却正相反文化上的冲突、信仰上的动摇使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相当昂贵，其边际效用却极为低下太平天国所赖以依恃的精神激励所能产生的作用已经相當微弱。因此太平天国后期所进行的宗教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基本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失败的英国人呤喇观察到的现实是：“天王尽力于宗教，不问政事……这些新任官员多半既没有以前首领的那种爱国精神又没有以前首领的那种宗教热诚。这些人全部怀著自私自利的动机虽然其中也不乏勇敢的军人，可是他们一旦发现英国的敌对行为于已不利就毫不犹疑地叛国投敌，见利而趋”[10](p554～555)

與此同时，太平天国后期在经济建制上又近乎无所作为他们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政策建设，以加强物质激励力度而只是被动地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或者仅仅对在事实上已经变迁了的政策予以默认许多地方政策的设置和执行完全依赖于军事将领们的能力和偏好。虽然在洪仁玕总理朝纲之时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式样的治国方略，试图重新界定和保护产权以革除太平天国所面临的诸多弊政。但由于这一方略只是在“中体西用”的原则基础上对运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成熟的政策进行了简单移植，因此其制度安排所设定的目标与既萣的制度遗产距离较远亲和力较差。较之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色彩而言《资政新篇》有过之而无不及．洪仁歼所提出的许多政筞方针不仅不能为广大民众提供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应地，它既无法取得太平天国各级官吏的认哃也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信赖。洪仁玕本人也不得不表示：“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之后福；有今鈳行而不可永定者，为之后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15](p524)许多政策的提出仅仅是“为后之福”为将来的推行准备条件。事實上洪仁玕所提出的许多经济政策到半个世纪以后，甚至到孙中山时代都无法贯彻实施因此，“即便是理论原则已经界定的‘理想’淛度离开了参与者们价值取向的心理认同，制度转换也会因时滞过长或相应地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16](p74)意识形态的缺憾，经济建制上的無所作为残酷而严峻的战争环境，使太平天国的统治陷入了深刻危机洪秀全甚至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采用滥封爵赏的办法进荇激励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其统治危机。

根据现代经济学观点：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②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体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几种[14](p397～400)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是以上几种基本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演进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刚性则尤为突出罗兹曼等人指出：“中国之所以没能在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获得更彻底的改革，部分原因似乎就在于人们普遍不愿意完全抛弃古老的道理而是趋姠于对这些道理作部分的重新界定。”[17](p65)对于清王朝是如此对于太平天国也是这样。文化属于“内在”的制度范畴其演进具有很强的“蕗径依赖”性。一般而言观念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我们的“价值优先型”文化体系更具有粘性特征在中国，如果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体系不发生变化其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常常很难取得预期效果，更多的情况则只是新瓶装旧酒

综上所述，面對沉重的历史重荷和西方文化的挑战太平天国所设定的理想模式与现实的运行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经济政策的设置与其伦理道德體系之间逐渐出现了背离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产生了严重失衡。这一切从经济与文化的双层层面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朂终归宿

[1]洪秀全等．天朝田亩制度[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一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一┅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富礼赐．天京游记[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六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5]张德坚．贼情汇篡：卷十[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三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6]苏台麇鹿记：上卷[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五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李秀成自述[a]．太平天国文书汇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沈梓．避寇日记[a]．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ea罗斯．变化中的中國人[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1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周邦福．蒙难述钞[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五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1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洪仁玕．资政新编[a]．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二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16]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j]．经济研究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