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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党对腐败问题回应和失误——以上海地区媒体报道为中心考察.pdf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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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学硕Jj学位论文 摘 要 关于国民党腐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对国民党史的研究，也有助于 哕史为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政党的历史，要从它是否能够推动国家社
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进行评议，当一个政党开始走向腐化嗄落，同时又难以依靠其 自身力量挽回之时，那么不管其当年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多么重要的积极作用，
也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因为它已不能扮演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角色。 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监察制度松弛，又没有一定的法律制裁，某种形式的
贪污就会出现。因此确切地说，贪污腐败现象并非国民党政府所独有。只是，国 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因其种种不良作为而迅速被贴上了“腐败无能”的
标签，直至成为其外部形象的代名词，其间的重要原因便是，透过多数的媒体报
道和评论，人们实际上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国民党政府这一政治肌体在贪污全面
盛行所导致的不可抑制的腐蚀下，从中可找出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
角一一从中央政府官员一直到最基层的普通公务员莫不如此。于是，对政府的不
满和怨愤由此而生，并逐渐吞噬了国民党政府的大量政治资本。在这一过程中，
媒体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关键而又微妙的。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作为当政
者的国民党在这场其称之为“关乎党国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面对媒体的呼吁 以及批评时，国民党政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应对迟缓、处置不当、乃
至策略失误呢?这给国民党的执政前景所带来的危害究竟又有多大?本文将视
角集中在战后的上海地区，以媒体对当地腐败案件的报道为主线，并透过媒体与
政府、媒体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世人皆知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异常腐败。但对其具体如何腐败，却往往不甚了解。
本期专题，拟从党、政、军三个方面，对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做一个立体化的介绍。
党：地方各级党部无实权、没有钱、不管事
如果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力量异常薄弱、地位异常低下，其实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条件；但若把“腐败”的定义扩大到“不作为”、“反作为”的程度，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几乎毫无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的。
1939年前：党员数量很少，地方党部“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当地任何政务”
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开启“训政”，自命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其党员数量，却并未因其对政权的掌控而高速膨胀。就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数量而言，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稍后经血腥“清党”，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到1937年1月的数据统计，仍不过是52万余人。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也能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这样的数据，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党力”非常薄弱，国民党对民众严重缺乏吸引力之外，从腐败问题的角度，还说明国民政府在“党”这个层面，“腐败能力”相当有限。
党政分开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党”的层面的“腐败能力”。按照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胡汉民的理念，“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也明令“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这种党、政分工非常特别，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办理地方自治的具体事务，是政府的工作；宣传鼓动、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则是党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级党部应该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该成为“衙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方基层党部连招牌都不许悬挂，以免给民众造成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的坏印象；各级党务人员也都不算公务员。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很难合拍，胡、蒋诸人希望各级党部远离行政权力，但党务人员却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去的觉悟，而是只想着与政府抢夺地方行政权力，蒋、胡等人的理想最终沦为幻想。自国民党1927年执政以来，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蒋介石沉痛感叹：“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国民党中央这个层面，针对地方党政纠纷而谴责的对象，往往是地方党部。故而，在行政权的争夺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党部已不敌地方政府而最终败下阵来。到1934年，已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从薪俸数据上也不难看出地方党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则仅有150元，办公补贴则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待遇悬殊有增无减，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的月薪，仅170元。以至于“县党部的委员，天天相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社会上亦流传“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权力悬殊、待遇悬殊，人员编制自然也很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则一般只有数十人，多者亦不过百余人。
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地方党部依旧很穷，地位依旧低下
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但也仅仅是“貌似”。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此一时期，国民党中组部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数量指标，如1940年给后方18省的征收指标是178万新党员，但到上半年结束，18省仅征收到14万人。如此高指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种不择手段的滥竽充数。中央稍好一些，如蒋介石1939年训令全国所有公务员一年内必须集体入党，否则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到了地方，则是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如邢台以发粮食为饵引诱穷人入党导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国民党；直接拿保甲长的花名册填写上报、把学生年龄增加10岁集体入党、甚至直接闭门捏造名单上报，在当时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许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国民党，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更荒唐的是，扩张到最后，连国民党中组部也搞不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1942年中组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结果被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1946 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决定“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决议下发后，中组部却发现宗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45年所谓的264万国民党党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国民党代表公开抨击的那样：“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而各级地方党部依旧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旧非常穷――某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的区分部每月经费，则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依旧地位非常低下；依旧毫无组织能力，“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政：用人全靠裙带，官吏普遍贪腐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号称“一党训政”，但如前所述，“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较之“党”层面的“无力腐败”，政府层面的腐败，自始至终都异常凶猛。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如1929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县长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亦无奈。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1930年，《大公报》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到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说：“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基层贪腐之普遍可见一斑。
为治理贪腐，国民政府于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触发，其他人未受任何处罚。出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而告终。甚至于即便是蒋介石个人，也无法运用自己的独裁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国库局局长吕咸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名，获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批准，由国库局员工以“官价”购入5千余万元“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简称“美券”）。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同人却仍可以20元低价购得。5千余万元美券，市值125亿国币，就此被国库局少数“同人”私吞。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这起轰动全国的“美券贪腐案”，让蒋介石极度震怒。但震怒之余，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却是毫无办法。蒋在日记中给孔祥熙的评语是“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又在日记中痛骂孔祥熙拒不认账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乃至最终觉得“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蒋介石还必须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政府的全方位腐败已经完全绑架了这个政府，即便是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无力扭转这一趋势。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这种全方位的贪腐更加剧烈，尤其以变“接收”为“劫收”最为典型，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其无可奈何可以见一斑。
军：经商走私已成常态，空额索贿变本加厉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军队经商；二是军队走私。与这二者始终相随的，是军队将领当中泛滥成灾的中饱私囊，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军队经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各战区都不可免”
民国军队经商，自北洋时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允许、倡导成立“军队生产合作社”之后。“军队生产合作社”，类似于古之屯田，是当时国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简而言之，就是各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按国民政府的本意，军队办合作社，非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绝大多数军队对参加生产毫无兴趣，对采购士兵日用必需品业毫无兴趣，而纷纷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其经营货物，大多与改善士兵生活无关，而纯属为了牟利。对此，蒋介石深恶痛绝，在日痛批道：“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也往往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其扰乱当地正常商业经营相当严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但军队走私的问题，莫说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军队参与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国际走私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曾任远征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在遗稿中就说到，云南各地驻军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可见，军队的这类商败情形，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全然了解，只是无可奈何而已。有的还要从下属经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结，形成恶性循环，顽症终难除去。国民政府虽在政策上压力打击走私，但在行动上却少有作为，日，孔祥熙向中央转报马鸿逵公开包庇走私，内称：军阀马鸿逵曾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秘密指示：“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实际上，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因为如果停止，别说兰州的要人太太们没有用的，就是我的军队也没有办法。”
吃空额索贿赂：“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枪）领不到”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国民党军队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级默许各部队虚报兵额若干，通常连长可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虚报，各部队军官空缺后可按情况不同缓报一二个月，其薪饷即由主官截留。抗战后期，吃空额现象已相当严重，此一时期，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6700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虚报3300人的空额军饷大部分就落进主官腰包。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本人知之甚详，他在日说：“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索要贿赂同样横行，如李宗仁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参考资料：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最艰难时期中国教育取得惊人大发展
4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转战大江南北
上百万壮丁因此凄然死去
一对被历史遗忘了的母子
您觉得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主因是
腐败透顶丧尽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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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军的伤亡如此惨重的具体原因
时期之初国军失利主要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鬼子，拥有制空权，制海权，和地面火力极大的优势。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落后于日本。　　抗战初期，国军伤亡惨重，主要原因是，国军的装备和训练主要是针对内战，而的装备是针对国军的装备。导致国军在哪怕是轻装备上都被日军层层克制。而国军的战术也是有错误的，部队放在简陋的工事里白白挨打，而无法发挥近战战力消耗敌军。　　国军伤亡惨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没坦克等重武器，也没有打坦克的武器。　　虽然，日本人对坦克运用的指导思想还停留在一战时期，坦克配属于师团，主要用于支援作战，但国军由于没有打坦克的武器，对这些轻型坦克的进攻常常束手无策。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凡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都有坦克部队参加，并于1934年首先在成立了独立混成第1机械化旅团。　　1939年春天的，动用了坦克集群，但国军方面装备落后，没有迎战的坦克，坦克战更是无从说起。连反坦克的武器都没有，导致国军士兵伤亡惨重。　　重工业相比日本严重落后，导致整个中国军队都缺乏重武器，国军一个10万人的集团军火力还不如日本一个7000人的旅团。日本海军吨位世界第三，战斗力差不多是第二（美国参战前海军很差，很老，都是一战的家伙，不过吨位很大），而中国基本没有大型军舰。中国空军飞机只有日本九分之一，主要是还都飞不起来。　　当时是研制坦克飞机大炮的，可是这些不赚钱啊 ！所以啊 ！也就不会有民企的重大投资 ！ 所以当国家资本薄弱时，而私人资本完全控制全国各产业时产生的最终结果，私人资本为主的国家，他们不会去努力发展与国防息息相关但又利润率低的重工业 ！而只会把钱投入利润率高的轻工业，这就是和资本相互勾结把持中国财政的结果。　　其二、没有自己的化工产业，没有自己的部队，也没有防毒用具。　　在整个中，真正在战场上长期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违反国际法的化学战的国家只有日本。而从1937年起，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就广泛使用了毒气，换句话说，早在二战正式爆发前即有系统，有针对性的对中国进行了化学战。中国无疑是化学战最大的受害国。　　由于国军连防毒面具都没有，对于的这种化学战，几乎也是束手无策的！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中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1731次，另外在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的记录中记载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日军毒气战在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军）中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8.5%最高年份达到28.6%(1937)。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年9次，次，次，次，次，1942年76次，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总计1312次（1945年的数据不完全统计）。　　其三、国军中的汉奸非常多，情报流失严重。　　由于情报流失严重，原本能打胜的战役也直接导致流产。　　一场战争战役能否取胜，无非是相关的三大因素，但情报因素要占据到一半，另外两大因素就是后勤的补给和基层军官的战术问题。　　国军打不过，一方面就是内部汉奸太庞大，情报被日军掌控，二方面国军部队太多，后勤补给跟不上。三方面国军基层军官很多没有专业训练过，没有灵活的战术，一场大战役，一阵猛冲，很快死伤无数，这方面共产党部队基层军官虽然文化素质低，但过去长期打游击，胆识和灵活战术都很强大，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军队会出现一大批年轻高级将领，而这些高级将领都是凭借战争经验打上去的，并非国军中的靠政治关系。而政治方面共产的军队比国军纯洁性高得多，日军的谍报系统无法进入共产党的军队，这也是共产党军队与日军作战时，伤亡远比国军小许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许多国军部队对的部队根本不了解，这也是国军伤亡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许多抗战的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军的防御工事基本还是国共内战时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不要说对于的坦克与毒气攻击，就是在日军掷弹简与机枪的冲出下也是难以防御住的。　　的基本战术是，日军大量使用掷弹筒,它主要和日军轻机枪手配合,构成组合火网.首先由日军机枪利用丛林和山地的优势地形将国军士兵压制,掷弹筒由于可以在任何地形使用。它可以在日军隐蔽低洼处发射，利用曲线的弹道将隐蔽的将简易战壕中的国军士兵杀伤。　　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战术，使得国军士兵伤亡惨重，主要原因是对于的战术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国民政府早在1934年的就开始仿制日本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但是由于其性能一般，并没有大量装备部队，只是培养了一批相关的技术人员。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军在早期的华北争夺战和淞沪南京会战中见识到了掷弹筒的厉害，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国民政府进行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还是以牙还牙。由于国军方面有仿制大正十年的技术底子和一整套设备，所以很快在1938年仿制了出一款新式掷弹筒，它是大正十年式为基础改进品，命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装备部队，其实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内部的腐败。　　国军高官陈诚说，日本认为一个日本兵可以打六个中国兵，他们确实是按这个比例派兵到中国的。当然中共军队的素质要高于国民党军，主要是因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中共军队敢于与面对面肉搏，让日军的坦克与毒气无法发挥作用，但国军的战术往往的挖简易工事死守，完全被动，这也是国军的伤亡比例比共军高许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五、人不行。　　国军人员的素质大抵如此，因为帅是庸帅，将是降将（军阀），兵是壮丁。　　国军普遍进攻意志脆弱，互助精神薄弱，也就只能采用死守硬顶了，结果被一顿炮击，伤亡惨重，一点突破，全面溃退，因害怕包饺子，撤退演变成放鸭子。　　国军装备不行，士气不行，很多人是为吃饭来打仗的！士气太重要，说明义务服兵役的重要性！　　而军官素质更不行，主要是脑袋呆板，解放后，共军聘请前国军将领担任军事院校教官。一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将军讲到当时全面的优势的火力时讲了一个战例，进攻汇山码头的某部，在一十字街口遇上一辆坦克和一个机枪分队驻守的日军阵地，在付出一个多连的伤亡后，不得不撤退。这时从前的一山东老土 八路就问，这国军指挥官为什么不让部队从街道两边的房屋挖墙挖洞靠近了再打，却偏偏要自己的士兵迎着敌人的机枪冲！这不是勇敢！而是在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前国军将领顿时泪奔。　　看到一些当年的老照片让人嘘唏不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没有清明的政治，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落后就会挨打，腐败就会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缺牙要及时修复，揭秘种植牙如何做到几十年不掉？
毕竟受降人都算是半个汉奸了
说的好像抗战中后期不怂一样，45年还被日军吊打，要不是美爹俄爹分分钟亡国
以民国的工业，虽然还不如清朝和，但生产轻重机枪步枪改装坦克军舰大炮还是绰绰有余的，关键是人家不肯扩大军工规模，也不恢复或加强基础工业，被打成那样纯属活该。1战时飞机刚兴起，中国这边已经有爱国人士找来华人专家想造飞机了，但被政府玩没了。如果当时扶持起来，用得着怕日本空军？
主要原因是装备？又是个武器第一论者。
蒋公：都怪我咯
蒋公烂泥糊不上墙
私人军队能打赢就奇怪了
奈何日军有高达
中国当时留日学习的军官在军中高层占主导地位，学的就是日本人不要防御猪突猛进，还只学了半瓶子醋，这帮人指挥防御战跟教导中下级军官不就只能对着机枪猛冲了吗……
ui培训哪个好，0基础+双证+实战「就业无忧」
果粉会说这是国军英勇
钱都拿去发展轻工业了啊，
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山西，你就知道为毛国军装备那么差了
国民党的尿性注定了它打仗很菜
军队抗战初期有一定数量不成气候轻型坦克好不？？例子一：有关资料表明：1937年南京政府从意大利购置了一定数量的换装37mm火炮的FIAT-3000B型轻型坦克。
一支军队装备不行，训练不行，长官不行，意志不行，那还到处哭诉自己打得差？这些哪一条不是自己作死？考不上大学，说自己学的差，老师不关心，钢笔没水，考场犯困，谁会同情你？土八路装备更差，但是士气高，训练好，从上到下团结，所以战损比好看的多，不说别的，光俘虏的数量就甩国军几条街。看楼主又说什么土八路战绩也不好，人家在鬼子后方抗了八年，有根据地有百万军队有日本反战同盟还有几千俘虏，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
说得好像抗战主力军是TD一样。没有国名党的正面抗战，早就亡国了
前期的几个德械师装备的自动步枪还打不过鬼子的，呵呵
有机吧开始胡扯了，扯什么没坦克没重武器？真是胡扯蛋。日本海军吨位世界第三，战斗力差不多是第二，而中国基本没有大型军舰。中国空军飞机只有日本九分之一，主要是还都飞不起来。逗了，抗美援朝，吨位世界第一，战斗力世界第一，而新中国完全没有大型军舰，空军连美国九分之一都不到。傻逼就是傻逼，输了永远是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反正蝈冥党蒋梅毒千古完人，错不在我。就这样怪不得人见人草，最终滚去台湾。
果粉从来都是这样，一说打日本打难看，那就是各种不利，装备不行、国力不行、飞机不行、海军不行、国家分裂。一说TG怎么在朝鲜抗住美帝了，装备不行、国力不行、飞机不行、海军不行、国家分裂就不说了。就开始挑有利的说了，朝鲜山地、援助、美国没尽全力。当然了，抗日时候这些有利因素他们是从来不说的，比如华南、山西的山地，美国的援助，日本没尽全力。
装备确实差，但国军战斗力可不止军备差，战术更是有问题。
战术问题 武器装备不如脚盆 非要打阵地战 又不肯修工事 拿人头填炮弹
第五军呢？t26呢？
咋说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国军就不是去打日本人训练的，是按照打红军去训练的。
大胡子给的t26糊楼主一脸
这种装备也叫差？比起土鳖的小米加步枪简直天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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