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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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蓝 著名表演艺术家，曾主演《翠岗红旗》《革命家庭》《龙须沟》《烈火中永生》等多部优秀影片。2009年获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不久前，大型交响组曲《江姐》、音乐剧《江姐》、越剧《江姐》、吕剧《江姐》、庐剧《江姐》等，纷纷在全国各地上演，以庆祝国庆67周年，纪念江姐遇害67周年。
在众多“江姐”中，最为经典并广为人知的，是1965年电影演员于蓝在《烈火中永生》中塑造的江姐。
日前，记者赴京专访了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
拉着记者的手，于蓝说：“我沾了江姐太多的光，难为情；我希望大家忘了我这个演员，而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的精神。”
结束汇报的时候，夏衍忽然问：“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
在北京一处极普通的新村住宅里，96岁的于蓝，扶着轮椅扶手，亲自为记者开门。
这一位满头银发、身材瘦小的老奶奶，让记者很难一下将她与“新中国22大明星”、“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这样荣耀的头衔联系起来。
但很快，老太太眼中的那份沉静、声音中的那份温和，让记者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坚韧与透亮。
是的，就是她，半个多世纪前在银幕上一字一顿地说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就是她，半个多世纪来让人们念念不忘的“江姐”。
解放周末：于蓝奶奶，听说您“认识”江姐是在病房里？
于蓝：是的。1961年的冬天，我住院检查身体，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小说《红岩》部分章节的连载。故事太吸引我了，我忍不住读给同室的病友听，他们也都爱听。一出院，我就托人从报社编辑部拿到了完整稿，一口气读完。
那时我一直想着要学做导演。正巧欧阳红缨（演员，曾参演《静静的嘉陵江》）打电话给我，也说读到一本好小说，想和我合作拍成电影，她一说书名，正是《红岩》。
解放周末：后来怎么变成了水华（《白毛女》《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一系列优秀电影的导演）导演、您主演？
于蓝：水华也很喜欢这部小说，主动打电话要求加入。没过多久，厂里（北京电影制片厂）派欧阳红缨去和崔嵬联合导演《小兵张嘎》，我和水华就留下来继续改编《红岩》。后来定了我演江姐，就不再担任副导演了。
解放周末：为了这部电影，听说您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去重庆、成都、贵州等地调查、采访。
于蓝：我是在1962年和水华、宋曰勋等同志一起去的。回来后，整理出来的资料有20万字。我视这份材料为珍宝，一直藏在家中，因为这些都是用文字记录的鲜血和生命。
《红岩》的三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就是从“渣滓洞”和“白公馆”生还的共产党人。其中刘德彬和江姐同在川东被捕，又一同被押往渣滓洞。我至今记得刘德彬给我讲的一个细节。敌人逃跑前，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渣滓洞，当时大家都扑到牢门上，争着用自己的身体挡子弹，把活下去的机会让给战友。刘德彬也堵在门口，不幸中弹倒下了，等他醒来时，感觉手很温暖，举起来一看，全是战友们的血，还热着。这时，四周没有枪声了，敌人逃走了，幸存的同志们正在狱中墙角处用手刨土挖洞，他就挣扎着站起来，和他们一起挖。
解放周末：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真实史诗，感动了许多人。您曾说，一部作品，首先要感动演员自己，才能感动观众。
于蓝：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剧本的创作却很不顺利，直到1963年的夏天，剧本出到第三稿了，还是没法拍。现在想想，正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被革命先烈的事迹所感动，哪个人的故事都不愿意丢开，结果就乱了头绪。
我们只得去北京求助夏衍同志。我们汇报了整整三天，结束汇报的时候，夏衍忽然问：“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我们一下没反应过来——剧本中有江姐两场戏，不能说没写江姐啊。看我们没明白，夏衍接着说：“江姐的经历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
汇报结束后不到一周时间，夏衍就把文学本拿出来了。电影这才正式开拍。
我仅仅因为扮演了江姐，就到处享受着人民对她的爱戴，而江姐呢？
1963年深冬，重庆，人流拥挤的朝天门码头，电影《烈火中永生》开拍了。
第一组镜头交代了时代背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一艘艘装运武器、壮丁的军舰川行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
这样浩大的场面，必须用升降机俯瞰。那时没有飞机航拍，只能把升降机架在停泊在江中的木船上，摄影师带着摄影机，随升降机离开江面六米高，进行拍摄。
于蓝既是主演，也是剧组安全小组的组长。每天开拍前，她认真布置，仔细检查安全事项；每天拍完，她松了一口气，和工作人员一起，扛起极粗极沉的灯具、电线等离开码头。
然而，对她而言，这些工作并不是最难最累的。最困难的，是对于江姐这一人物的把握。
解放周末：有评论说，您演的江姐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您既演出了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精神，又演出了她作为妻子、母亲的痛苦、隐忍和牺牲。
于蓝：拿着文学本离开北京时，夏衍特意叮嘱我：“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我一直琢磨着这句话。
夏老当然不是在贬低这些银幕上成功树立起来的女英雄形象，而是在提醒我，江姐就是江姐。
我知道，从小说作者到我们这些电影剧本的改编者，把许多女共产党人所共同具有的革命精神集中到了江姐身上，但江姐的个性是什么呢？要演活江姐，就得找出她的独特之处。
解放周末：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我们眼中的江姐，有着一份特别的冷静。
于蓝：对，这就是我从大量素材中找出的江姐的个性，当别人激动、哭闹的时候，她都显得格外冷静。比如，当她最敬爱的、也是引导她走上革命事业的老师丁尧夫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后，全班同学惊慌、痛苦、愤怒，但江姐没有，她看起来依然很沉静。据她日后所说，她当时想的是：如果丁老师是共产党员，那我就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
类似的例子很多。在许多变乱时，江姐都能有条不紊地去面对和处理，让我感到江姐绝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这既和她儿时艰苦的成长环境有关，更和她善于思考的习惯有关。因为这样的性格，所以后来她在狱中，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
解放周末：有几场感情戏，您演得特别细腻，在克制中完成得很充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重感情的女性形象。
于蓝：江姐对丈夫的爱，埋得很深。得知丈夫牺牲了，她在年轻人面前没有哭，怕引起恐慌。而夜里，她裹在被子里压着嗓子哭。
她对儿子的爱，更深。丈夫牺牲后，尽管组织上不让她回去继续战斗，但江姐考虑到这条秘密战线上的关系只有她和丈夫知道，别人难以替代，所以坚决要求回去。临行前，她去寄养家庭看儿子云儿，在抱住儿子的瞬间，她再也忍不住了。这场大哭，导致了好友何理立的误会，但江姐没作解释。直到半夜里，何理立察觉自己脸上有水滴，才发现江姐在哭，才知道了老彭（剧中江姐的丈夫）牺牲的消息，才了解到在江姐内心，是把这次看儿子当作诀别的。
冷静沉着，随时准备牺牲，但并非毫无牵挂，并非铁石心肠——这就是真实的江姐。
解放周末：您之前在《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影片中都有过出色的表演。江姐这个角色对您是很大的挑战吗？
于蓝：是挑战，也不是挑战。说心里话，一旦研究透了、进入了，我觉得演江姐不难，因为我理解她，我和她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理想。
我是1939年入党的，江姐可能是1940年，我们都打心眼里恨日本侵略者，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我也被敌人抓过、坐过敌人的大牢。体验角色的时候，我闭起眼睛想，如果那时候没有同志们的营救，我一定也会像江姐一样毅然赴死，绝不做叛徒。
但是，我比江姐幸运多了啊。她是地下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我在革命根据地，有八路军保卫着我们。我看到了胜利，享受到了新生活；可是，1991年春天，当我去四川自贡市江姐家乡时，看到的是一段残垣。江姐的堂兄江泽洲告诉我，那就是江姐住过的房子，现在只剩这些了。
我是一个幸存者，仅仅因为扮演了江姐，就到处享受着人民对她的爱戴，而江姐呢？我当时控制不住哭了，心里还有一丝埋怨：为什么我们不把残垣修复？但是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起那日里看到的，残垣不远处的层层梯田，那片鲜黄和嫩绿，我就释然了。这片美丽土地上的祥和，不正是江姐为之奋斗的理想吗？舍了小家，她要的就是这样的大家。
你们别叫我艺术家，更不要叫我大明星，我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在于蓝家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里，显眼处挂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周恩来总理握着于蓝的手，回头对大家说着什么。
于蓝介绍，这是1961年周总理和电影工作者同游香山时的留影。当时，周总理说的是：“她演了一个好妈妈！”
周总理所说的“好妈妈”，是于蓝在银幕上成功塑造的另一个革命女性形象——《革命家庭》　中的母亲周莲。
与江姐一样，电影《革命家庭》的创生，源于于蓝读到的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回忆录作者陶承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刺绣女工，在丈夫牺牲后，她没有苟且偷安，而是带着儿女们走上同样的革命道路。
也与江姐一样，根据《我的一家》改编的《革命家庭》，讲述的已不仅仅是陶承一人的故事，在“周莲”身上，有着众多革命母亲的影子。
解放周末：“江姐”的影响力过于巨大，有时甚至掩盖了您扮演的其他角色的光芒。
比如《革命家庭》中的周莲，您曾因此片获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1961年）最佳女演员奖。该片中最感人至深的一幕是：特务们安排周莲母子狱中见面，周莲装作不认识儿子，牺牲自己的骨肉，保住党的机密。当镜头拍到母亲在长廊上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强迫自己平静地走回牢房时，观众几乎没有不落泪的。
于蓝：这个情节其实来自邓中夏烈士的妻子夏明所写的回忆录《最后的一次见面》。敌人把她带进审讯室，叫邓中夏来认她。邓中夏调过身子看了她一眼，递过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眼神，然后转过身子，漠然地说“不认识”。敌人甚至把他俩单独留在走廊里，他们也相视却不相认。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最后，无计可施的敌人要把邓中夏带走了，夏明在文章中写到，这时的她多么想扑上去抱住丈夫，但邓中夏用眼神制止了她，挺着胸脯走远了。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把它交给导演水华，水华又把它交到了夏衍手中，夏衍把这个情节加进了剧本里。
解放周末：正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真实故事，丰满了银幕上的形象。而在创作这些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包括您在内的文艺界前辈们，付出的辛勤努力，也值得现在的电影人学习。
于蓝：我们那时候对名利确实没什么想法。《烈火中永生》在挑选许云峰的扮演者时，我向水华推荐了汤化达、田方，他都认为不合适。确实，许云峰是一个在白区进行地下斗争的革命者形象，田方他们到延安多年，已经“延安化”了，气质对不上。
后来我又推荐了赵丹，水华一下就觉得对了，但他不无担心：“许云峰在剧中不是绝对的主角，赵丹肯吗？”赵丹当时是影坛红星，每部影片里都是绝对的领衔主演。但是，当我写信邀请他时，他很快回信说：“我来，我一定来，你们等着我。”
解放周末：您的丈夫田方，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表演艺术家。于蓝：1935年我读初二时，看了田方演的《壮志凌云》，那时的田方已经是大城市里的电影明星了。1938年我来到延安后，惊讶地发现，田方也在延安。他吃苦耐劳，又热情助人，打窑洞手磨出了泡也不说一句疼，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那时我心里就很敬佩他。
他本来一直要求当兵上战场，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指导科当科长。当他明白了文艺工作也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后，他就把后半生都交给了这个特殊战场。
解放周末：甚至最后忍痛离开自己深爱的表演事业，转到了北影厂厂长、电影局副局长等行政岗位上。
于蓝：最初得到文化部通知，让他去电影局当局长时，他愁得不行，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彻底告别表演事业了，但最后他还是想通了。
有两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时我和田方领到工资，都是把自己需要的钱留出来后，其余连同工资单一起交给婆婆。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田方的工资单，发现他的工资竟然比我少，而他的文艺级别明明比我高。原来，他放弃文艺级别的待遇，而坚持到了行政岗位就按行政级别拿工资。
还有一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党为了照顾知识分子，发给一定级别的干部一个购物证，可以买到少量的肉、蛋、糖。我有一个购物证，可是全家有五六口人，仍然不够用，大儿子田新新还因为营养不良在学校晕倒。我一直以为田方没有购物证，直到困难时期过去后，田方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崭新的购物证交还党组织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有的。他就是不愿意向党多拿一丁点儿。
解放周末：我们今天的银幕上，既缺少江姐、周莲这样深入人心、富于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文艺界像您和您那一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不多。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您有什么建议吗？
于蓝：这个我不好说。说老实话，我现在电影看得很少，因为腿不好，耳朵也不好。就在家看看有字幕的电视剧，我还是喜欢看抗战、红军题材的。谈情说爱的，到我这么个岁数，就不爱看了。前阵子一个讲彭德怀的电视剧，拍得挺真实的。为什么以前的英雄形象可以引起几代人的共鸣？就是因为演得真实。
你们也别叫我艺术家，更不要叫我大明星，我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对今天的明星，我不了解，提不出什么建议，但我总觉得，每个人总要有自己的特点才好，都穿得露胳膊露大腿的，也不见得好看。
该如何记住
塑造了一个个光辉形象的于蓝，有着传奇人生。
1921年，于蓝出生于辽宁岫岩，一个盛产岫玉的地方，她的性格也如岫玉般坚韧。
两岁后，于蓝移居哈尔滨，在凛冽朔风里生活的8年，更磨砺了她的性格。
丧母后，于蓝随全家搬到了沈阳祖父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留给于蓝的记忆是深夜隆隆的炮声，和第二天清晨人们的惊恐奔走。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城。于蓝随继母逃往关内，投奔父亲。火车上人挤人、人压人，第一次经历颠簸的于蓝，体会到了何谓家国命运相连。
1934年，考入天津河北女师学院初中部的于蓝，在课堂上听到了老师以介绍文学作品形式推荐的邹韬奋讲述赴苏体验的《萍踪寄语》，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日夜至第二天清晨，炮声再一次震醒于蓝。这一次，日军又侵占了北平。
于蓝知道，不把侵略者赶出去，自己将逃无可逃。
终于，在历经了数度波折、甚至是被捕又获救的惊险之后，于蓝来到了延安。
从抗大到鲁艺，在延安，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演员成长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一系列银幕形象，于蓝更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姐”、“革命母亲周莲”……
于蓝的人生，前半段充满颠沛和流离，后半段也并非一帆风顺。“文革”中，哥哥被打死，丈夫在压抑中患癌去世，自己则在下放劳动中，从屋顶摔下，不仅磕掉门牙，更戳坏脸部神经，永远地告别了电影。
但于蓝，如江姐的那一句经典台词——“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没有屈服、颓败。她于1981年，以花甲之年，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一直干到80岁退休。
这样的于蓝，不喜欢受人关注。“《烈火中永生》上映时，我不到40岁，走出去，人家把我当江姐，我都赶紧躲开了。”年事渐高，于蓝更不喜欢抛头露面，只在家中写字画画。然而这一次，她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因为，她想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忘了这个演员，而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精神。”
整个采访过程中，她并没有谈为何要“记住江姐”又该如何“记住江姐”。或许，她已经什么都说了。　（记者 顾学文）
文章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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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是个怎样的人 最后江姐受刑过程曝光惨烈
　江姐是个怎样的人 最后江姐受刑过程曝光惨烈　江姐到底受的什么酷刑　　一、缘起　　关于江姐是否受过竹签子的酷刑的问题，我过去一直都认为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正反双方其实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江竹筠在被捕之后的确受过酷刑，而且在酷刑之下坚不吐实。这样的事实，足以证明江竹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关于江姐是否受过竹签子刑罚的问题时时被人提起，在有些人看来，否定竹签子，就是否定了江姐的坚贞不屈，就是否定了几代人心中的偶像。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既然竹签子是假的，那么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甚至连罗广斌的《狱中报告》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我现在的看法有了一些转变，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宣传英雄人物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才是尊重烈士。把烈士偶像化和神话化，跟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烈士”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意义之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文献和所谓“口述历史”。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尽信“史”也不如无史。互联网上的争论，最终往往会沦落为口水战，因为一些喜欢辩论的人，或者是把文学作品以及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材料一再地加以引用，或者是对个别亲历者的回忆或者所谓官方人士权威人士的话深信不疑，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主张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人一遇到持异见者就进行人身攻击。这就迫使我非要专门写个东西来对1950年以来关于江姐受刑问题的种种材料略加梳理剖析。我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谁否定谁，而是想把目前能够找到的证据罗列出来，与对“红岩”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进行讨论。　　二、何蜀的文章　　在我的印象中，专门写文章对江姐的受刑问题进行分析的是第一人是曾在《红岩春秋》做编辑工作的何蜀，他在《江姐受过的是什么酷刑》一文中对“竹签子”之说的来源进行了追溯，以下是他文中的内容：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连载之一，编者按称选自即将完稿的《锢禁的世界》)，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　　‘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　　“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　　‘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　　‘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　　“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　　可以说，何文已经对竹签子的起源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显然，在“红岩故事”的宣传史上，最早是没有“竹签子”之说的。“竹签子”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小说《禁锢的世界》(笔者按：长篇小说《红岩》最早取名“禁锢的世界”)，也就是说，“竹签子”从一出世就带上了“文学”的胎记。如何蜀所说，“竹签子”的描写实在是太有刺激性了，因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读者的反馈使得罗广斌等人在以后的宣传或者艺术创作中就一再地沿用了竹签子的说法。何蜀最终得出结论说，江竹筠所受的刑罚是夹竹筷子而不是钉竹签子。当然，何蜀也指出，夹竹筷子的事实对于江姐的英雄形象不会有所贬损，只是，历史不应虚构，无论是以什么主义的名义。　　何文在互联网上发布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表示惊讶——原来先烈的受刑问题也会掺杂水分，也有读者表示质疑——何文所列举的文献还不够全面，对不能支持自己的证据采取了忽略的态度。那么，到底是哪些文献不支持何说呢?是否还有何蜀没有提到的不支持竹签子的材料存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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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江姐叫江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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