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怎么看待员工离职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屝员持股现象 ?

如何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雇员持股现象?_百度知道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发展状况_百度知道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允许贫富差距巨大的现象?这跟所谓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_百度知道如何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如马克思所言的那样逐步衰退 反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能够自我解决 自我发展 资本主义 还处于上升时期 大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是改变了这一矛盾的存在形式,扩展了这一矛盾的运动范围。因此,需要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新形式和新特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发展  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大规模的资本跨国运动与资本国际循环的建立,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  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活动超越了某一国家的疆域,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扩张,即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国际循环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从殖民时代就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包括殖民地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但是,那个时代的殖民地经济并非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资本的循环与增殖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越出了国界,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仍然基本上在一国内完成。从根本上讲,殖民地经济仍然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世界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化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西方国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跨国运动的带动下,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西方资本的增殖运动迅速而全面地在全世界展开。  在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上,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物资流通大幅度增长。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西方国家普遍依赖第三世界的生产性资源,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  在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上,战后西方资本跨出国界,向海外大规模投资,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体系。从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海外生产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1.5倍,海外投资与生产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看,197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为400亿美元,1980年上升为1700亿美元,1989年为2320亿美元,1996年达到3490亿美元,2001年达到7350亿美元。(注:联合国《2002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在资本循环的出卖阶段上,战后国际贸易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从战后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看,1950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1970年增加到3150亿美元,1990年增加到34470亿美元。目前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2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已超过90000亿美元。从出口系数看,即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50年为6%,1973年增加到12%,1997年接近19%。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比,在年间平均为1.5∶1,年间平均2∶1。  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的形成则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最终完成的阶段。  二、“中心”与“外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二元结构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以西方为样板的一元化的统一模式,相反却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二元对立结构。即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以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外围”的,存在于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双重结构。中心结构支配外围结构,即在资本国际循环中发达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以及其他形式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积累。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也逐步形成。垂直分工是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即在国际分工与交换当中,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并相互交换。同时,发达国家掌握了大部分资本产品和服务资讯,而发展中国家极其缺乏。国际垂直分工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  在垂直的分工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原油、农矿原料及其它初级产品。在这种状况最为严重的60、70年代,如年间,在8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一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在50%以上的就有69个国家,其中比重占70%~90%的国家有37个,占90%以上有11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电子产品、机器设备、精密仪器、民用飞机、汽车以及高级耐用消费品等高附加值产品。高、低附加值产品交换的价格差距是相当惊人的。  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一体,但是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现正态分布。  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获取巨额利润。  目前,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国家集中了全世界绝大部分财富,消耗了全世界约75%的开发资源,并产生全球大致相同比例的污染物。这一事实集中反映了当今世界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凸显了南北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以不同的形态在世界范围流动,但不同形态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利润或经济剩余却在向西方转移和集中。不平等交换这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战后以来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一直在扩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以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出进口价格总指数之比为100,至1958年下降到90以下,至1972年则进一步下降到80以下。80以来第三世界的贸易条件依然在继续恶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计算,1985年至1994年间,在有统计数据的81个第三世界国家中,贸易条件指数有所提高的为21个,持平的3个,而下降的则有57个。(注: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有关数据计算。)1999年与1995年相比,发展中国家总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5.3个百分点。  第二,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赚取高额利润。前面我们已经列举了西方国家投资第三世界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情况。西方资本向第三世界的输出使其获得和强化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60、70年代,是拉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资本的大量输入拉美国家,许多重要的生产部门为西方的跨国公司所控制。例如:巴西在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10.1%的年均速度增长,被称为“巴西奇迹”。但是,在“奇迹”的背后是西方资本的大举进入,美国等7个西方国家的资本占当时巴西国内投资总额的6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0%。(注:参见吕向生主编:《国际贸易地理》,中国审计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43页。)80年代初,巴西的烟草行业80%,电子与通信行业79%,交通部门75%,医药行业50%的产值来自外资企业。从表面上看,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利润由外资企业汇出国外。据当时巴西议会对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年(与“巴西奇迹”大致同期),在巴西的最大的11家外国公司共在巴西投资2988亿美元,而同期汇出利润达7745亿美元,汇出利润是投资的2.6倍。(注:参见陆国俊等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99页。)  第三,债务盘剥。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资金短缺的困难,对其实施重利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债务危机。日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序幕。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90年代,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以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尽管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有所下降,但绝对债务量依然在上升。全球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2002年10月发表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达到2.5万亿美元,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34%。负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债务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第四,利用技术、信息垄断和“头脑流失”等手段,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财富。发达国家利用掌握的技术专利权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超额利润的同时,还利用工资优势吸引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科技人材到发达国家服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估算,仅在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三国通过人材转移,就获得了相当于510亿美元的收入。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00年的报告,有150万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西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谋求发展。在获得Ph.D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毕业生中,超过70%的人留在了美国,许多人最终成为该国公民。  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运动的矛盾已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简单地表现为一国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呈现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存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过程中,存在于“中心”与“外围”的经济交换关系之中。应当从世界经济体系的宽广视野中,观察与认识当代资本运动的矛盾及其规律。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家,十分重视从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国际循环赋予了当代资本运动以新的形式。剩余价值和经济剩余的获取,大量来自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具体表现。研究不平等交换因而成为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运动规律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力图说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向第三世界的资本扩张和开拓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交换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西方经济增长同时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的矛盾。  阿杰里·伊曼纽尔和萨米尔·阿明对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交换的成因与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交换中的“价值转移”说,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学说。  伊曼纽尔和阿明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运动的认识。他们将资本运动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放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放在资本的国际循环过程中加以认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在生产和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过程,资本运动的矛盾形式受到了这一过程影响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资本积累大量地发生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外围”是一个整体的积累对象。  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的阶级结构相互交错,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同阶级的外部共生与同一阶级的内部分离现象。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西方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与本国资本家具有了某种共同利益,并使之与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在利益关系上产生疏离。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产生了代理西方资本集团利益的合作阶层。另一方面,不平等交换又使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西方资本的剥削对象,因此,除了直接代理西方资本利益的阶层外,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各个阶级、阶层都与西方资本存在着客观上的利益冲突。  伊曼纽尔等人的“价值转移”理论初步揭示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与“外围”的二元结构之间发生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为我们深入分析和认识国际循环中的资本运动规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价值转移”理论仍然存在着某些缺陷和局限性。因此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争议。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当然对其采取拒斥的态度,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学者中间也有不少不同意见。  我们认为:“价值转移”理论的主要局限性在于:这一理论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别,视为经济技术水平不同的经济实体间自然发生的现象,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固定化和不断复制的主、客观因素。“价值转移”理论成说于60年代,当时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经济关系及资本运动的规律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相应的理论认识具有局限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今天的现实为深化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条件。  伊曼纽尔认为,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工资不同引起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属于不平等交换,而拒绝承认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情况下的交换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因而,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抱怨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的交换中失去了剩余价值。对于伊曼纽尔来说,工资模式是独立的变量,而且它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工资低,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形成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下?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造成工资水平长期低下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档次低的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三世界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十分困难、产业技术档次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甚至在那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产业技术档次、科技含量与发达国家比仍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效仿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后起国家,如日本,由于采用先进技术而实现的“跳跃式”的超常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战后西方国家实行的国际经济战略有关,即西方国家实行了旨在控制第三世界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和资本有机构成差距固定化的所谓“雁行战略”。  雁行战略是战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一方面,由于不断地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另一方面,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  “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实行卖方垄断。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依附关系。  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垄断机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的变化,是维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基本条件。
摘自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何新:谈当代资本主义(1991年12月对国家计委培训班的演讲)
做当代资本主义的报告,我是感到力不从心的。因为这个问题很大,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在研究当中的问题。这些年我手头已积累了一些资料,但整理这些资料需要时间。所以我今天对一些问题谈的看法,不一定能够做到很有系统。我仅想提供一些材料,介绍一些情况,也介绍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但有一点想说明确的,我的看法是和现在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有差别的,在很多问题上是不一致的。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我想,我自己当然是有一定的自信,但是更多的还是要靠实践和历史。因为理论的价值要有两点,一个是解释事实,一个是预测趋势。而我之所以对我们现有的理论感到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在这两方面,在解释事实上它的解释能力有不理想的地方。在预测未来上,我们现在一些关于国际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等的预测不是很准确。举一个例子,比如对于当代世界总的情况总的趋势,现在很明显就有两种看法。我正好手里有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一本书是很有知名度的,它曾被我们七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印有一百多万册,即《2000年大趋势》,耐比斯特夫妇写的。它对今后90年代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判断。在谈到走向21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的时候,它的基本判断是全球经济欣欣向荣,它认为将在90年代影响我们生活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一、全球经济欣欣向荣,二、艺术将再度复兴,三、自由市场经济出现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成功,四、生活方式走向全球化,传统文化走向民族化,五、福利国家自由化,六、环太平洋地区崛起,七、妇女走上领导岗位,八、生物时代来临,九、宗教运动复兴,十、个人的作用日趋重要。这是它展望世界未来的十个要点。这里面有一些很技术性的东西,它和大趋势实际上关系不大,什么生物时代来临、个人的作用日趋重要等等的提法我们不去考虑。但是有几个重要的预测,比如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比如关于全球经济究竟是在走向繁荣还是走向一个很深刻的危机时期?对这个问题,我们且不谈国内,在国际上却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我手里的另一本书也是名著——《西方战略》,作者是前联邦德国总理,很有名的政治家赫尔莫特·施密特。在这本书里,他对于世界经济趋势、前途就有一个全然相反的判断。
这本书是他1987年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对国际问题作巡回演讲(对美国人)的讲演记录。他说:在美国有人认为,世界在经济上是秩序井然的、欣欣向荣的,但那是莫大的欺骗!世界上今天的贫困比之十年前更为严重,当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别很大,某些少数国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是非常贫困的。他在这本书里还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如果美国人认为对美国是好的事情,对欧洲也总是好的,那他就错了。对欧洲好的事情对美国未必是好的,对日本是好的事情对美国也不能说是绝对好的,对美国是好的事情对日本也不能说是绝对好的。首先需要清楚了解什么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此外,还必须对同伴、朋友、盟友的民族利益作让步和协调。施密特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情况和趋势的另一种判断。
这两种相反的判断,究竟谁更权威?在这里怎么抉择呢?我手头还有一本书,这本书也很有名,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年经济学家巴列维,他写的《1990年大萧条》。我想这本书很多同志会知道。他在这本书里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做出了一个预测,这个预测和耐比斯特的预测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遭遇实体性的严重危机,这一危机将爆发于1990年前后。是否如此?我们可以看实践。实践证明对现代资本主义持乐观论的耐比斯特的预测是失败了。而西方资本主义悲观派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则是能够令人更信服的。举例来说,《2000年大趋势》颂扬了戈尔巴乔夫。这本书里对戈尔巴乔夫专门拿出一章,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出现”,谈到戈尔巴乔夫、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耐比斯特非常乐观。但是,至少就现在来看,对于苏联东欧的全部预测,他是失败的。我们看到苏联与东欧已经发生的事情是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而《1990年大萧条》这本书是写于1987年,当时发生了一件在世界经济中意义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纽约股票市场接近于崩溃。他在这个情况下写这本书,他预测美国经济在1990年将进入一个长达一两年的萧条。在这个萧条之后,他认为会有小规模的复苏。然后在1994年到1997年前后,将再度陷入低谷。而这次低谷将引发世界经济当中一系列连锁事件,这种连锁事件可能导致在世界经济中发生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那样一个经济大危机的情况。关于1994年到1997年的预测我们先不去考虑,但这本书是1987年写的,而我们知道他预测1990年美国经济将发生衰退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证实。
关于西方经济将衰退的问题,我去年8月和一位西方记者谈话的时候,也曾经有预测。后来我写了文章,在国内发表出来,我知道很多经济学家当时认为我的这个说法是水准很低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如果我们注意看《参考消息》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会看到美国的经济学家与白宫的发言人不止一次讲,美国经济即将复苏摆脱衰退。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情况,不但没有摆脱,相反地还在深化。明年美国经济是不是能够复苏?最近又有预测。我从“大参考”的材料中看,美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都很慎重,有保留了。他们认为这次衰退具有很深刻的原因,那么明年四五月间能不能反弹和复苏?现在也是悲观的看法占上风。
以上是我讲的一个例证。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坦率说,我个人在有些问题上感到很抑郁。我对我们现在经济学界主流的理论,我感到不知怎么去评价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注意到在我们这里只有一种几乎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耐比斯特的声音,或者可以说是耐比斯特声音的回声。在这里应指出一点,就是我了解一些情况,像《大趋势》这样的书的背景不是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对外宣传品。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这种书在你们国内可以把它作为经济的专业书,而且大为宣传,由严肃出版社大量出版,他感到吃惊!因为在美国,严肃经济学家是不重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未来学”的。实际上我认为这种所谓“未来学”,它是代表美国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也就是说完全是一种欺人之谈。
因为要谈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我才谈到耐比斯特的这本书。我们谈到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在我们现在流行的理论当中,确实不自觉受到来自西方背景特别是美国背景的有意识有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我们对于当代世界趋势、当代资本主义的真相和实质,以及对于我们自己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以及战略政策、策略确实有某些重大的判断失误。我1988年以后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原来我不是搞经济的,后来我感觉有这个问题,才转过头来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尽管我不是行家,但是我想我可以保留我的观点。让我讲的话,我就不想掩饰我的这种观点。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词,我想我们很多同志还比较陌生。这里我还有一个资料,美国人的,我念一下。这本书在美国被作为研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教科书。作者是汉斯·莫根索。《大趋势》是宣传性的书,在美国严肃的经济学家是不去读的。但这本书却是在美国大学政治系的教科书,是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政策问题的人都要读的,书名是《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它这里面谈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斗争以及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这本书国内有译本,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不太流行,知道的人似乎远没有对耐比斯特那么多。但是这本书很系统地谈到了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他得过很多奖,他当然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的。但是我认为,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就是说是不想骗人的,那么他也谈了很多真话。他其中谈到了帝国主义对世界控制的三个方面: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我想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通常是政治帝国主义,那就是直接进行领土侵略。但是作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是这样说的:
“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威胁对方使用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于自己意志的目的,通过自身的优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劝导和引诱,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目标。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他的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
现在人们常常谈到和平演变的问题,其实和平演变,在本质上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我感到,我们现在几乎忘记了“帝国主义”这个词。很多人都几乎忘记了世界上有帝国主义这件事,那么当然也就不会知道还有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前些时候曾碰到印度驻华大使,当谈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警觉,他们对此是很熟悉的。比如印度大使说你们中国的电影在演什么?我们印度的还有巴西的电影,拼命地表达我们要如何的反抗超级大国对我们国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渗透。可是你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却正好相反。即认为有这种渗透很好。然后他送我一本英文书,这本书还没有翻译出来,我的英文水平很差,但题目还是可以看。题目翻译过来就是《电影作为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工具》(美国人写的)。书的内容也就是写这些问题。 由于某些片面性,使得我们对于当代的世界形势,有一些很严重的判断失误。我可以举三点:第一,当代的趋势。我们知道现在报刊上比较习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当代发展的主流是三条:“和平、民主、经济发展”。是否如此?我个人不这样看。我不这样看有没有根据?有。最新的根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上星期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谈到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两句话:“冷战后的世界依然是一个险恶的地方,而且未来正在变得更加险恶。”(12月16日)
第二,现在人们都喜欢谈极,我记得我去年三月间的时候,在内部写了一篇东西,分析90年代的中国国际关系,主要分析美国、中国、日本的关系。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几国文字,我原是内部写的,实际上就是打印稿的形式在一些同志手里流传。但是后来这个东西流传出去,被译成几国文字。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注意呢?我在那里面谈到,第一,当前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结局可能导向一极化,即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体系。我说美国现在全球战略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那里面我预测了苏联的解体。因为今天在座的都是领导同志,所以有些话我也可以放开说。对苏联的情况,我在那里面有一个预测,认为在一到二年之内,苏联将解体不存在。这有文章为证。我在那里面还讲戈尔巴乔夫将成为世界政治历史中最大的丑角和笑柄。这篇文章送上去以后,4月底从苏联回来一位同志,他说你那里面对美国的分析有道理,包括它的战略目标。因为我文章里讲,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对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付中国的两种战略工具,就是我刚才说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但是对于苏联的前景,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看看?他说,第一党还在,军队还在,工业基础还在,要垮也不是那么快的。但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就是这个态度,我讲我的,你爱听不听,爱信不信。那么现在看,苏联在今年崩溃之快,速度连我都感到奇怪。也许这与我的预测只是巧合?还是这里确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呢?这里就不谈了。但是,现在世界情况,现在看国际上一些比较权威性的评论,他们都注意到美国要搞美国主宰的世界新秩序,正在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世界新秩序。这一类的评论最近半年以来是非常多的。这表明我当初的预测是有根据的。
第三点,是我这次想谈的主题,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况和性质的判断,还有对它的趋势的判断。到底怎么样?今天在坐的是计委的领导同志,我想有很多同志都是专家,我今天带资料稍微多点,力求做到严谨。我记得在85、 86、87,在我们的报刊上,非常流行这样的看法,第一,认为资本主义远远没有达到它的垂死阶段,仍然处在它的上升时期,繁荣将是持久的。第二,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似乎已经永久消灭了大规模的失业,而工资和福利上升,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长久的趋势,这类看法被认为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新看法,在近几年非常流行。由此衍生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崇拜,我想这不是夸大的说法,但我在此要引述一本英国人写的新书。这本书名是《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很有讽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出版。这本书也很权威。作者说在本世纪60年代晚期,西方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将是持久的,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似乎已经永久消灭了大规模的失业,也可以说解决了经济周期的问题。而工资和福利化,福利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整体趋势。这几个看法,我们知道在我国80年代是流行的。现在在一部分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里面,可以说仍然没有抹掉。但是对不起,西方本身的学者则认为,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它是60年代的看法。对,这很有一点讽刺意义。因为我们认为是最新时髦观点的东西,西方人却认为是过时的。当然,一种看法,并不能因为它是60年代的就是错的,当然不能那样说。比如说人要吃饭,这个道理讲了几十万年了,并不因为它陈旧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看法是60年代的理论就说它错误,只要它和事实是一致的,它即使陈旧,仍然可以是真理。那么它和事实是不是一致呢?我这又有一个材料,是这几天的剪报。英国的《卫报》,一个很权威的报纸,11月30日文章。题目叫做《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了》。他说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崩溃,资本主义已经成功,但是在目前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看不到一丝资本主义成功的迹象。他说尽管政治学家不愿把目前在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同30年代的情况相比,但我们现在确实遇到只要老年人都还记得的那种老式的经济大萧条。他的看法可以说是对1987年列维·巴特莱的那个《1990年大萧条》的一个回应吧。他说目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只要老年人都会记得的很传统、很古典的、老式的经济危机。然后他又说,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后进入黄金时期的确切原因,至今仍然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这个黄金时期为什么会在70年代初期结束?人们看法也不一致。但是这个黄金时期确实已经结束,资本主义正在进入艰难的时期。
这是当前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种看法,那么别的国家的人是不是也这样看?我们知道日本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情况最好的。这也有一篇文章,《世界经济译丛》10月号从日本《经济杂志》1991年5月号翻译的文章,题目叫做《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激化》。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人里,包括经济学家、很专业的人的脑子里和眼睛里,美国乃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足、最幸福、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如果说人间有一块天堂的话,这块天堂就在美国。这是我们这几年很流行的、可以说是被灌输的一种看法。但是日本这位经济学家真木实彦,我读过他不止一篇东西,他的看法是:
“1985年冷战的体制接近结束以后,明显的时代发展是美国的经济就出现停滞倾向,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经济现在已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我认为,要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出现对世界新的秩序进行探索的局面。”
然后他又谈到,“尽管资本的支配已经扩大到了全世界,但是贫富积累的悬殊程度现在也已经达到了顶点。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日本的本国国民经济构成中有明显的反映。比如,在美国包括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在内,有六百万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和失业的问题。尽管如此,美国却在超越其国民经济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贫富积累的差距。比如,当代非洲的饥饿问题,和已达到破产的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问题,现在都达到了顶端。而另一方面,却是以跨国资本为中心的财富的巨大积累。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必然导致世界经济要超出单纯的私有制的框框。”
然后他接着谈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不能忽视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体制矛盾是,它已经到了连福利资本主义都难以维持自身生存的危机时代”。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去阅读当今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文献、文章,就会发现这类评论不是孤立的,而是非常之多。像施密特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领袖吧,它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持这样悲观的看法。但在我国很奇怪,不仅是知识界,甚至一些专业经济学家里面,对此却知之不多。去年海湾战争的时候,我写过两篇东西,在内部谈过一些看法。我当时谈到,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债务国。一位地位很高、省部级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位同志与我交谈时,他对美国是世界最大债务国这点感到惊讶,美国是世界最大债务国?他说,“不要紧”,还有很多国家也欠美国债。美国也是资本输出国。但是我说,不是,是扣除了债权以后净债务余额居世界第一位。这使这位部长很吃惊。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怎么欠这么多债?人们都会不理解。殊不知,美国的繁荣就是债务支持下的繁荣,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用国债来支持繁荣。海湾战争美国非打不可。它这里面有好几层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要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摆脱美国经济持续走下坡的状况。当然我这个观点就是现在,也会有人对我表示疑义的。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之音”告诉中国人,“我们打这次海湾战争不是为了石油,不是为了资金,是为了纯粹道义目标,因为萨达姆这个疯子进行侵略。”中国有许多人对美国这种宣传是相信的。那位同志也说:“不要紧,美国一向就是高赤字,高债务,它的钱就是借来借去的。做生意嘛。”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实体和实质。但事实是什么呢?
我去年10月去日本,日本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很有名的学者左伯喜一,七十多岁了,非常权威。大家知道,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是属于野村证券集团的,这个集团是日本最大的金融财团。我和他谈到海湾战争,他问我对美国海湾战争的看法,我当时半开玩笑说,这个海湾战争我认为有一部分目标是搞你们日本的。当翻译翻过去后,他一拍桌子,他说:什么叫做有一部分,主要是搞日本的。这里面有很多经济政治的内幕情况。这些情况国内介绍的还很少,今天不着重谈这个,我不去详细说了。但是,我想那么多人关心海湾战争,然而真正知道这场战争的经济意义,知道这场战争背后是国际资本之间的跨国竞争这种意义的却未必很多。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我的看法有片面性,我认为,我们这几年的意识形态被美国的意识形态诱导,操纵,使得我们对很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解其意。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为什么富?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有的美国人认为(你如果读《1990年大萧条》就会知道这一点),认为美国经济正处在崩溃边缘。其实在世界上不是少数人,甚至布什总统都这么看。有证据吗?有。去年底,就是在他的中期竞选前,记者问他,你竞选总统时候讲,在你的任期内不增税。但你当总统后却增加了国民税收。你怎么前后不一致?你还指望中期竞选的时候能够得票?布什很生气地说,现在美国经济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我是政治家不是一个道德说教者,我当然要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这个消息大参考登过,参考消息也登过,我估计没人去注意。)
海湾战争前我看过美国一个很权威的杂志《外交季刊》,那上面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四个经济学家联名写的。题目是“海湾战争打不打?——美国天鹅之死前的最后哀鸣”。文章很长。为什么他们对美国有这样的想法,而且登在它的一个很权威的刊物上?我们都会感到很吃惊。因为如果你去美国的话,表面繁荣仍然存在着。但是前几天我碰见我国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郑绪岚,刚从美国回来,她嫁了美国人。我问她美国经济情况最近怎么样,她说很糟。我说影响到你了吗?她说,影响了,找工作特别难。我想我们国家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美国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多少次上上下下的经济危机,这次也不要紧,而且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楼大厦,它的高技术武器,在这次海湾战争中展示,还有强大的工业科技这些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这种地位、这个实体。尽管有那些困难但仍然存在。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说那些人难道说都是疯子吗?他们认为美国要崩溃?认为美国处在它最大危机的前夜?难道他们这种看法仅仅是危言耸听?在这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的话,我个人的看法,世界上的很多表面现象不能相信。人类生活很不稳定。表面繁荣与深刻的本质性危机可以在一个时期中并存。
但是另一点,我认为有几件比较自豪的东西。1988年10月间我当时向中央几位最高的领导同志送了一份我写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我预言:第一,经济改革有失误,我谈到了国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接着我认为如果这些不进行调整的话,将在一两年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动乱的具体程序我都讲了。有人说你这是吹牛,那么你可以去查看香港的《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全文发表这篇文章,题目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和形成原因”。这篇文章领导同志看到了没有?去年下半年,马洪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他当时曾告诉我,上面在1988年几次向他了解我,“何新是谁,怎么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在1989年3月,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曾找我谈话,探问我是不是愿意调到一个机构去工作。我当时谈两点,第一,我很散漫,不适合从政,第二点,我说我和上面周围的智囊团政见多有不合。
这纯粹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世界上的事情,第一它是有规律的,因此是可以预测的。第二对表面的现象不能够去单纯地相信。苏联在几年以前还是那样繁荣和巨大的庞然大物,而今安在哉?如果在几年前说它会崩溃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但它的倾败整个过程,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不过只是一朝一夕之事。古话说兵败如山倒。同样的,在历史中,也是国败如山倒。所谓运来时轰轰烈烈,运去时流水落花。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到历史中更深层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运”,或者说客观规律。在电视中的戈尔巴乔夫,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在心理上已完全不知所措。第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其实在这个后面是有规律的。美国人比苏联人确实要高明,它的战略家对历史规律比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得深。我读他们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包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看法是非常严峻的。绝然不是《2000年大趋势》里表达的那种浪漫的看法。后者是美国对外国人作宣传的欺人之谈,谁相信谁倒霉。
刚才我谈到,我们看美国不能仅仅看它的表面现象,也不能够不深思一下。当我们看到它那些发达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它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苏联现在有人已发现他们上了当。经常是美国人把我们请去向我们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以后,他让你想一想,你们有吗?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我们很穷。于是美国人问:为什么你们没有呀?美国人会启发你,想一想你们哪些方面和我们不同呢?我们很快就会告诉他,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你们的不同。对!美国人说,如果你采用我们这样的意识形态,如果你采用我们这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你们很快就会像我们美国人一样的富裕,是这样吧?有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它就是专作此事的。很多知识分子,很多青年学生,这几年是不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想的!谁也不会否认,美国是个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个不发达国家,美国富,中国穷,这是事实啊。人家讲,美国的穷人比中国的中产阶级富。看人均消费数字,可能是这样。密特朗讲美国的石油消费量是西欧人的6倍,这个6倍是按照平均数的,当然包括美国的乞丐。乞丐平均起来他的能源消耗量都是西欧人的6倍,西欧又是中国的多少倍啊?没法比。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富有呢?很多人就会认为原因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特别是我们没有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来自苏联的500天计划,还有亚科林斯基计划一类。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500天计划出台。在我的房间里坐着的是日本防卫大学的一个教授,专门搞苏联、东欧问题的。与我同去的翻译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日本室主任。我看不懂电视,翻译告诉我这东西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就和防卫大学的教授谈这个500天计划。我说你对这个计划怎么评价?他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计划很多,(笑)但是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我最近看到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我们都知道《青年近卫军》是这几年很激进的改革杂志,苏联有几个很激进的报和杂志,这是其中的一个。但最近它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奇基金的文章(12月2日),这篇文章我读了以后发现,有一段话,表明在苏联有人醒了,只是醒晚了。他说:时间越久强加给国家的虚伪的取名为自由市场关系的那些新措施的实质,就暴露得越加武断。这种新计划正在把我们的改革和西方主要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经济改组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将使卢布的购买力,以及对美元的汇率越来越低,苏联的物价越来越高。这样向苏联改革提供借款和贷款,对西方就越加有利可图。也就是说,现在导致苏联体制四分五裂的结果,只会给精明强干的外国佬创造更强的致富机制。这种对苏联经济改革的重新认识,表明他们有人清醒过来了。我的看法和他差不多。
前些天我曾和美国《纽约时报》的特派员谈话。她谈了这样几句话,她说,何先生听说你们现在国内对苏联的看法很不一致,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也知道现在人们对苏联事态的看法很不一致。有很多人认为,现在苏联面临的种种困难,是一种新制度在分娩之前必然经历的阵痛。曙光就在前面。我这个看法并不是歪曲,很多人持这个看法。要不然不会敲锣打鼓,我知道在8.19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北京有一些知识界的朋友们上食堂的时候,是敲着碗盆唱着歌去的。我和这个美国人谈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这样讲:看法会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在工人农民里面好像主要是这样一种看法,——就是无论如何,希望苏联现在的那种情况在中国不要发生。他说,“是吗?”“真的是这样吗?知识界也这样看吗?”我说,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应该会知道,吃饱肚子总比饿肚子强吧。这就是我的看法。
那么,后来在交谈当中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我看到苏联报纸上有一篇幽默文章,那个作者是诗人,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在谈到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时候,讲了一个克雷洛夫的寓言:鱼在水里本来游的很好,但在它靠近沙滩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海鸥,那些海鸥做出种种飞行的美妙姿态,告诉鱼,你看我们飞的多好、多高!我们能够看到蓝色的天空,能够自由翱翔,你行吗?鱼说我不行,作者是一位诗人,他写的很幽默,他说海鸥对鱼儿们说:那么你为什么不改革呢?于是那些鱼就上了沙滩,然后就努力鼓翅膀,想像海鸥那样飞起来,结果它们就很现成地变成鱼干一条一条进了海鸥的肚子。
我认为这个寓言很深刻。我那天和美国人谈到这点的时候,她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是她说,为什么海鸥是海鸥,鱼是鱼呢?这位老太太也很厉害。我说这个问题就要问,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了穷国和富国呢?俄国本来是穷国,中国本来也是穷国。我接着说,世界上现在还是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类。这是一个很概括的划分了。如果把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原封不变地搬给发展中国家的话,发展中国家明天不会变成发达国家。问题不在于模式的不同。问题在于海鸥是靠吃鱼的肉才能飞上天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如果了解60年代、70年代南美、印度以及北非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发生过的一次论战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争论并不那么新。即时就有很多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把新古典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推荐给南美、北非以及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我们现在都知道,它们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并且实行着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结果怎么样呢?他们采纳了很多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也采纳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今天的经济,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比中国好还是比中国差?如果说好和坏乃是抽象的说法的话,我这里有资料,有一点数据。大家都知道80年代世界当中有所谓“债务危机”,这个“债务危机”到今天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比那时更加深化。
这里有世界银行资料里摘录出来的截止到1990年的世界债务情况。它划分了三类债务国:其中最重债务国44国,就是南美以及南萨哈拉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和安格拉。它们在1990年负债总额是1980年的两倍半。负债率,所谓负债率也就是它的外债总额和它的商品出口加劳务收入总额的比例,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365%,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年这些国家全部商品和劳务都出口,获得的收入,也只是它的还本付息额的1/3。这表明它们的经济,只会一年比一年地更穷。血被发达国家以长期债务的形式吸走了。这是最重债务国的情况,实际这个债务是还不起的。这些国家,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债务国,尽管资源丰富,但是经济萧条,人民贫困。可以说,虽然这些南方国家采用了海鸥的发展模式,但它们并没有变成海鸥,而是变成了喂养海鸥的鱼干。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刻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多数急剧贫困化。我个人认为,从90年代到下世纪上半叶,我们将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结构性的持续危机。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况,都将陷入一个持久的动荡时代。而绝不是出现耐比斯特预言的那种大繁荣。是否如此,还是让历史去检验吧。由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
个人以为不正面回答是耍流氓。所以我不想去评论马克思的具体观点。我个人认为管理学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正面的回复了马克思的一些问题。注意:泰罗在20世纪初创建了体系,他这套体系被人称为“泰罗制”,泰罗认为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在《科学管理》一书中说过:“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一样是劳动生产率,管理学一样研究劳动生产率。单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泰罗制只不过是一组新的以生产作业为对象的管理技术、的集合。无论是工时研究、分工与专业化、、、职能化,还是各种各样的,都不过是提高劳动的手段。但实际上,泰罗制不只是一种有关生产作业的与技术,而且是社会里的一场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以的改进为切入点,生产的基本要素得以重组,社会达成了新的共识(即泰罗所谓的“心理革命”),培育并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ESOP(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即员工持股计划,又称之为员工持股制度,是员工所有权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企业所有者与员工分享企业所有权和未来收益权的一种。员工通过购买企业部分(或股权)而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并获得相应的管理权,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是使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个人以为这是对私有制的一些改良。泰罗制由美国工程师F.W.泰罗()发明的一种工资制度。它的基本内容是:首先在工厂中挑选身强力壮、技术熟练、动作灵巧的工人进行紧张的劳动,以秒和几分之一秒来记录完成每一道工序的动作和所需时间,甚至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动作拍成影片,然后进行分析,去掉“多余”的时间,制定出最经济、生产效率最高的“标准操作方法”;再以此作为标准制定出操作规程和劳动定额,并据此分别定出等级不同的工资,即“分级工资制”。凡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完不成定额的工人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在这种下,工人为了完成定额,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紧张地劳动。泰罗自己说:“为了完成这样数量的任务,车工就不得不从早到晚以最快的速度来工作,而机床的转速也就达到了刀具所能承担的最快速度。”他还承认,在新的工资制度下,工人的工资虽然比在原有的制度下有所增加,但却大大提高。工人的人数相应减少,工厂主的也可以减少,而则大大增加。这种就是更高级的剥削方式。让工人接受剥削。
简言之,1. 马克思预言的状况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2. 但是马克思预言的并不是错的,资本主义对自身进行的诸多调整印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确实存在问题并且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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