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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滇底定后，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孙可望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正如我们看到的，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请封秦王一事，后世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毁孙者认为孙可望是僭号自大，心怀不轨。也有人认为永历小朝廷囿于鸡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浅，不知利用孙可望主动投效的大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实则当事双方均各怀心事，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际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重大，有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金声桓自称国公在前，不过他也不敢再多走一步），特别是秦王爵乃是当年是明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当时南明尚还占据两广之地，并非不名一钱的破落户，与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以孙可望之雄，据全滇，拥强兵，若再假以位号，必将成为南明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历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马氏/朱温等无一不是乘世乱继起，先称公称王，再搞逼宫禅让。殷鉴不远，永历诸臣自然不愿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就连力主与孙合作的堵胤锡也仅仅要求永历封可望为郡王，正是有鉴于此。然而永历小朝廷实在腐败无能，衮衮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应对意见，仅靠小聪明，小伎俩敷衍应付，徒然让孙氏嗤之以鼻罢了。孙可望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可望志不稍减，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师抗清，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挡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扫荡一空也算好事。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国难无大将，永历小朝廷越搞越糟。顺治六年(1649)，在清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大敌压境下永历帝束手无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孙可望地盘寻求庇护。事到如今，永历已无任何与孙可望讲价的本钱，只好一任可望安排。从此成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迎永历移跸于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孙氏此举，倒颇似北齐开国皇帝高欢所建立的霸府制度。当年高欢开幕府于晋阳，而把自己拥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阳（后迁邺），为篡权代魏预作准备。可望很可能是做惯了国主，一旦与永历见面，难以抹下面子来俯首称臣。于是干脆眼不见为净。据史料记载，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而永历所处安龙“居民不过百户”，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并派员严密监视永历，凡各地官员将领有与永历文书往还者，可望更是视为心头大患，如李定国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于永历帝。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抗清根据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虽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要么推诚拥戴永历,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在时机成熟时取而代之。要么,从一开始取得云贵地盘后就坚决清除沐天波的南明残余势力,坚持与南明分庭抗礼,如三国时一般,既然张献忠已称帝,自己作为其义子就以孙权自居,把南明当作刘备父子的蜀汉,与南明继续合作抗清,尽量避免与南明发生摩擦或冲突,甚至可干脆效法孙权与南明中分天下.当然,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清朝的亦敌亦友的漠西蒙古以及漠北蒙古都需花大工夫争取.后来吴三桂反清时不是向西藏的达赖喇嘛割地示好吗?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不能忘啊.然而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宇文泰，在长安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西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地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让半步。当然,这也不能过多指责孙可望,毕竟大西军和大顺军一样本是一支流寇队伍,没有自己的主义,没有最高纲领(建立自己的王朝)和最低纲领(武装割据或名义上纳贡的独立王国),所以可能接受招安,也可能弄假成真(朱元璋当皇帝侯对臣下说:”当初本想沿途打劫,不意弄假成真!”)的改朝换代。加上,除了因没有主义而开展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外,严峻的战争环境也不允许孙可望稳打稳扎地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致于每一步都是冒险.顺治八年(1651)，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第二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初，李定国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出兵八万攻湖南。先取沅州（今湖南黔阳）、靖州（今湖南邵阳），继攻广西桂林，大败清军，逼得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李定国七月初占领桂林，随后，直下柳州、衡州等四州，兵锋指向长沙。清廷闻讯大惊，增派十万大军驰援。为避清军锐气，李定国暂时撤离长沙外围，退守衡州。清军主帅、亲王尼堪率军尾追，李定国设伏将清军团团包围，四面猛攻，清军大溃，尼堪被阵斩，全军覆没。李定国一时间“两厥名王”，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成为顺治帝治理天下的第二只拦路虎。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然而可望的狭隘猜忌也于此时爆发出来。他自知四将军向来在张献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论德论才，自己都不足以驾驭定国。孙可望以国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于他相仿的功名声望。如今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烧之下，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定国。李定国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不胜惋惜，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为顾全大局起见逐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西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恶果，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双方激战一日一夜，最后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清军也损失惨重，双方在湖南战场上一时陷入僵局。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出生于贫农家庭。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看到李定国相貌不凡，收做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老大是孙可望，然后就是李定国，老三、老四分别是刘文秀和艾能奇。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崇祯十年，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跟随张献忠攻打河南和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他又乔装成明军差官，同二十匹轻骑连夜飞奔到襄阳城下，后攻占襄阳，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管十六座军营。这时李定国才24岁，而他身高八尺，相貌英俊，做事有度，在军中以宽容和仁慈而出名，作战时则一马当先，英勇无比，被人称为“小尉迟”或“万人敌”，是大西军中智勇双全的战将。其实，早在顺治七年九月，李定国随孙可望去攻打贵州的安顺时以归心南明。南明威清道黄应运听说李定国袭据安顺后，特来求见，问道：“宿闻将军神勇敌万人，又所部精锐，一当百，乃攻略所得，随得随失，何耶？”李：“兵家得失无恒，此不足论也。”黄：“不然，当是名义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帅熊虎，扫荡不庭，而闻风义从者又络绎交助，天下谁敌将军者？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今将军舍万世不朽之功业而不王不霸，传舍州郡，非良图也。”李：“贵道言是，即当与平东王（孙可望）议之。”黄：“平东在滇，远未可期，应运当捧盘敦与将军订约耳。”李定国许之，乃与黄应运歃血为盟。后孙可望知晓此事，患其主帅地位有损，即命令李定国由贵州返回云南，又冯双礼杀掉了拒绝为其所用的黄应运。这样，孙、李之间，裂痕更深。这也说明孙可望不善于攻心，以致于反侧难消。周家铺大败，孙可望急需一场对外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罢官家居、秘密反清复明的钱谦益与忠于鲁王的张煌言提出东西明军并举，会攻长江的大战略，遣使要求孙可望以主力出兵援应。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己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新败之余，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另一方面可望此时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取代永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镇后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决定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刘文秀作为远大西军第三号人物，为人谦和，他一力主张抗清，却不愿为孙可望卖命打江山。眼见内变就在眼前，刘文秀并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两路明军呼应不灵，被敌军各个击破，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此次常德之役，成为明军最后一次主动出击。随后内讧陡起，南明政权再也无力东顾。
常德大败，可望知道自己在南明的地位危在旦夕，只有尽快完成取代永历帝的政治图谋，以迫使部下站队，从而保住自己。于是，他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与当初明王朱元璋拥立傀儡皇帝韩林儿时所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如出一辙。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就连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见风使舵，投向孙可望以谋富贵。在安龙(今属贵州黔西南州)永历帝完全被监视控制起来，出境越来越困难。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机不密，反被孙可望侦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可望以拥戴与否划线，迅速与反对派切割，所以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他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距安龙五百余里），永历帝的日子越发艰难。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在顺治十年七月进入广东高州后,遣使约郑成功,请结儿女之亲并敦促其出师,以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由于郑成功口惠实不至,回师厦门,导致攻桂林七日不下，只得在清军援军到来前撤退.顺治十一年(1654)十月,李定国围攻广州.这次郑成功派遣林察和周瑞率水陆军数万,战船百只和十个月的粮食,挥师南下.李定国在广州城下等了两个月,都没等到援军.林/周二人所率舟师,打听到李定国广州战败,梧州失守,遂顿兵不前,并于第二年回师厦门.顺治十二年三月,李定国在新会/横州连续战败下,退入南宁.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于顺治十三年正月底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在三月一日抵达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永历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无他。孙可望知道自己与南明已是不共戴天,加上妻、子及部众已回到贵州,遂无所顾忌。开工没有回头箭，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拒绝永历帝的和解,拘留前来说和的白文选,同时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来自楚粵的十几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麾下皆伤残之卒,刘文秀留于云南的士兵部下不足三万人。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孙可望不知自己已大失人心:部将马宝/马进忠/马维兴因同姓故十分亲密,有都与白文选友好,于是密谋帮助李定国一方.马宝等劝孙可望:”文选乃心膂旧人,可重用之,彼必感恩同尽心力.”兵部尚书程源亦进言曰:”文选骁勇可用,使功莫如使过.”孙可望相信后,乃命冯双礼留守贵阳,马进忠留守安顺,让白文选担任大将军率领旧部,统领各部兵马,以马宝为先锋,而自率十四万大军随后.孙军渡过盘江后,云南闻讯,极为震惊,当时永历朝中王尚礼等亦约好倾向孙可望的将领做内应。九月初，双方军队相遇于交水(今贵州沾益县)，孙军距曲靖仅三十里下营,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闻之,相顾失色,拟撤退以避其锋.九月初六,白文选突然在数骑护卫下赶到昆明,朝见永历帝,详细说明了自己和三马的秘密计划,并建议:”此时宜速出兵交战,稍迟则事机泄露.”李定国恐其有诈,犹豫未决.白文选说:”若再迟疑则我辈死无地矣!我又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我当先赴阵前,汝等整兵速进.”言毕驰马而去.孙可望得知白文选临阵而去,知道事已不妙,召诸将议,准备撤回贵州.马宝知道时间长了自己会暴露,力主迎战.张胜也说:”我一人亦能抓获李定国,白文选无足轻重!”可望大喜,遂决定迎战.十八日,孙可望见李定国等引兵前来,断定昆明空虚,乃派马宝/张胜等率铁骑七千,走小路夜袭昆明.十九日天未亮，定国/文秀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可望见已挫定国锐气，当即命令乘胜推进。定国/文秀惧,拟先撤再议.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与马惟兴营二军联合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孙可望在高岗望见,大惊失色,喊道:” 惟兴诸营俱叛矣!”孙军诸将见之顿时失去了斗志. 定国、文秀趁势再次挥军截杀.孙军大乱，手下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一时土崩瓦解。不久,张胜军也溃退了.王尚礼知道事机泄露,上吊自杀.孙可望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回贵阳。留守贵阳的大将冯双礼见可望大势已去，谎称李定国追兵已至，吓得孙可望仅带妻儿与少数随从继续向东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多闭门不纳。他叹息道：”一路人心俱变,唯有投清朝可免.”乃密遣使请降.到达靖州(位于今湖南西南),白文选率追兵至,孙可望连夜逃往武冈,不想遭南明总兵杨武截杀,人马损失殆尽.十一月十五日,孙可望率一百余名将领/二十二员内官/兵丁家口五百余名到宝庆(今湖南邵阳)投降,大言”愿献滇黔蜀三省”,希望”皇上发一万铁骑,以报不世之仇耳!”。在得知孙可望势穷来归的消息后，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如获至宝，连忙派人接应可望入境。随即派人隆重护送孙可望进入北京。对于这位前南明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归降，清方上下十分重视，不禁立即在湖南册封可望为义王，还派出多位亲王显贵出京郊迎以示敬重。孙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顺治帝的接见和赏赐，感激涕零之余，他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他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唯恐不够尽力。自然,随着清廷在西南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也逐渐变成了一块鸡肋。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顺治帝尚还假意将可望恭维一番，特诏不许。然而就在五个月后，孙可望就不明不白地暴毙了,也可能死于暗害。
据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人人都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那个夺权和施政的能力.孙可望,一个差点成为第二个刘先主的人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丛林里.至于孙可望之乱导致数年战争,猛将劲兵十损六七,云贵虚实已为清军所悉,南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顺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五日,顺治帝命诸将兵分三路,直指云贵: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由四川前往贵州；命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由广西前往贵州；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由湖南前往贵州，相机进取。自顺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国奉永历帝至昆明,与刘文秀共守云南,李定国位兼将相,因为此时元老重臣瞿式耜/严起恒/文安之已或死或走,没有人能够统揽朝政.交水大捷后,犒赏将士，厉兵秣马。李定国性耿直,待人无私心,对永历帝极为恭敬,同时谦恭下士,人们对他赞誉有加;但是考虑往往不周,用人失察,信任记室(秘书)金维新,使其官至吏部右侍郎,而太监马吉翔又以谄佞入内阁,致使小人蜂拥而入,旧人多失职怨望.在改编军队的时候，李定国把原来孙可望的部队称为“新军”，而把跟随他的部下称为“旧军”，待遇要好得多,招致不少原来孙可望部下的不满,而定国却没察觉到。至于朝廷上,李定国当官不会掌权,只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不知如何振作刷新,导致官场混乱/松懈:不管是评定军功,还是讨论决定机构编制和人事安排,都是会上争功修怨,会后吃喝玩乐,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全然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光禄寺卿高勣/部郎金简对此忧心如焚,相继切谏,李定国却认为是侮辱诽谤自己,遂向帝痛陈倾诉.帝准备庭杖二人,以示严惩.结果,这在朝廷上引起轩然大波,幸亏清军进攻,各地相继失守,此事才不了了之.同时,李定国缺乏大局观念,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理解/高兴，于是将其召回，使得刘文秀在清军攻入云贵前夕郁郁不自得志而死，国难当头大将殒,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官场混乱/松懈的结果必然是武备松弛,这很快就暴露出来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三月初,吴三桂由略阳挺进四川,至朝天驿(位于今四川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顺嘉陵江飞舟而下,初四抵达保宁(今四川阆中),物资征集满后,挥师过南部/西充二县,十四日至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得到消息及弃城而逃.吴三桂知道夔东(大巴山-神农架)有十三家反清复明武装即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不过,他断定他们并无大略,暂时不会构成威胁,留重兵固守重庆后立即前进.吴部于四月初抵渡过綦江,所过都是峭壁深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居然都没有人把守.水西(今贵州大方县)守将刘正国闻风而逃入云南,遵义守将郭李受/王友臣在有粮三万石/兵五千的情况下不战献城.清军三路来犯,南明军本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距昆明一千四百里/滇西南的永昌(今云南保山)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守将/汉阳王马进忠遁去)，赵布泰占独山，云南的局势骤然严峻。同时,李定国误信自称擅长幻术的奸细贾自明的鬼话(能求上帝助兵),当边警告急或请示出兵日期,则说什么等待几天见分晓.鬼话几次不灵验,李定国发怒将其砍头,几天后才找到此人是洪承畴派来的奸细! 在指挥上，李定国甚至中了洪承畴本人使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承畴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李定国似乎危机了兵不厌诈，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到六月份,李定国才仓促备战,每天征发民夫在万人以上,哪怕是下雨天泥深数尺照样严厉督促,甚至鞭打致死后填沟壑,弄得怨声载道,恨清军还不快来!
七月底，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李定国急忙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位于今贵州关岭县境内)，拒敌中路;派张承璧扼黄草坝(位于今贵州兴义)，拒敌东路;令巩昌王白文选与将军窦名望率众四万守七星关(位于今黔西北毕节市杨家湾镇),至生界立营，拒西路,以拒吴三桂之师。李定国则亲自守北盘江的铁索桥(位于今贵州关岭、晴隆二县交界的北盘江渡口).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试图招架而非还手---各路彼此难以呼应:鸡公背乃在绝顶之上,粮食储备少而运输艰难,将士随时可能断粮;守七星关者,孤悬滇蜀交界处,救援难及。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李国翰已于七月底病逝于遵义)，进趋云南。十月,多尼与诸路统帅会师于平越(今贵州福泉),议定分兵三路挺进云南: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昆明,行一千余里;吴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共一千五百余里,比中路先行十日;赵布泰自贵州/广西边境的平浪(今属贵州)/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龙/黄草坝/罗平州(今贵州罗平县),攻一千八百余里,比川兵先行十五日;三路约定于本年十二月会师昆明.吴三桂自遵义出师,由西路杀向云南.白文选遂于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撤回七星关据守.七星关四面山崖壁立,关下水势汹涌,山上大树参天,名曰天生桥,极为险要,有兵防守,插翅南飞。谁曾想到,三桂的向导引路,从小路由水西苗区绕渡,从天生桥的后背出来,准备扼守七星关大路.十二月初二,白文选侦知,急撤关兵,向可渡桥奔去.到桥才发现,守桥的马宝早已闻讯撤走,焚桥退回沾益(今云南宣威).吴三桂遂轻取乌撒(今贵州威宁).至此,南明西路防线先溃.东路赵布泰部由广西到达盘江的罗颜渡,发现南明军沉船于江,扼险以守,势难过江.幸有降清的泗城土司岑继禄献策,由间道进入安龙,大败明军,且自下流十里处取沉船,乘夜过江,明军败退。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疾赴遮炎河,全师据双河口山顶.赵布泰则督众决战。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南明军以象阵冲敌,并以，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南明军以象阵冲敌并以枪炮猛击,逐渐占优势.由于明军疏于防备，又忽然刮起猛烈的北风，阵地突然起火，火焰滔天.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南明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然后大肆屠杀南明军和当地百姓，军民被杀的有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赵布泰抓获处死.南明军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东路防线崩溃。赵布泰获象马军械后,急挥兵由普安州(今贵州盘县,云贵桂交界处)入滇.此时,中路多尼部同样长驱直入,在安庄(今贵州镇宁)打死了守将刘正国.冯双礼溃退,多尼追至盘江.李定国见败局已定,乃焚铁索桥急退.至此,南明军全线崩溃,清军主力突入云南.但是，这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就这一颗忠心献给大明，死而后已。”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北上建昌(今四川西昌),入巴蜀，依靠夔东十三家，经营陕洛地区;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地区，如果获胜六诏??可以攻下，如果不胜可以进入越南，召集东南亚诸国反清义士，航海到厦门和郑成功汇合，共同进行抗清。刘范、李定国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云南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十五日，永历政权西逃。事先李定国以晋王名义发布文告,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百姓。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在川东,前几年因遭受孙可望迫害而逃入十三家军的南明大学士文安之,闻清军大举攻入云南,乃督十三家军合力围攻重庆以牵制清军,十五天后不胜而撤.
可惜啊，你祖布库里雍顺一头飘顺的长发，而他的不肖子孙缺剃光了头，留了鼠尾巴，不知算不算逆祖？
剃头辫发不算逆祖，胡人这样者多。
笔者在本栏还发帖《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摘抄》，欢迎讨论。
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十三年)正月初三，清兵三路兵不血刃进入昆明，南明多数未逃的官吏投降.清军对永历帝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今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逼近腾越。腾越峡谷林立,江面不宽,水流湍急,水汽甚恶.过江二十里有磨盘山,山路陡峭“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李定国判断清军以累胜之师,于穷追中必不设备,遂依地势设栅数重于其间，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并设三道埋伏，以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国玺为三伏，梅伏伏兵二千人,约定待清军过第三伏，山顶发号炮,“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所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李定国的中书(文秘)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用精甲搜伏兵。南明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磨盘山战役南明军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精甲数千，被迫后退三十里，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永历帝得知磨盘山败讯后,带着三宫和太子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之后,李定国/白文选/沐天波以及祁三升和靳统武先后多次付出巨大代价试图救出永历帝,但都未成功.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说道：”势既不敌，追无能为。”移营景线。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里(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国王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南已集四千人，愿为掎角之势。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生日，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和太子于四月二十五日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的消息,悲愤已极.十六日后李定国去世,临终前托孤于靳统武,叮嘱世子李嗣兴:”任死荒徼,毋降”。回过头来看,平定孙可望之乱后南明急需的是励精图治,是诸葛亮式的人物,可事实证明李定国连姜维都不是,遑论孔明.一个优秀的将领,被时势推到了摄政的位置,没有相应的才略和幸运,只能是昙花一现,这是李定国的不幸,更是南明的不幸.
正如桓温所说：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南明后期是两大巨星李定国和郑成功在支撑，看过李定国且看郑成功如何璀璨夺目。隆武朝覆灭,清军入闽，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军阀；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顺治六年（永历四年,1649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今属福建)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次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潮阳正北方的潮州乃富庶之区,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已于顺治五年（1648）随李成栋反清，但曾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武毅伯施天福(施福)建议郑成功取之.郑成功说:”潮邑属明,未忍也.”参军潘庚钟曰:”请先事入告,顺者抚之,逆者讨之.”这次, 郝尚久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双方产生嫌隙。顺治六年(永历四年,1650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之；郝部不敌，退守潮州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攻入广东；郝尚久背腹受敌，负气降清，引清漳州守将总兵王邦俊入潮州城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士气低落，又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潮阳,不得已再次将目光投向福建沿海。福建沿海岛湾鳞次栉比,又以闽海迤南与粤海偏东一带岛屿形势为最佳,如围头澳/厦门港/浮头港/铜山港/诏安湾/枳林湾登出汪洋巨浸之中的岛屿,曲折回绕,开阔深邃兼而有之. 金门/厦门为围头澳/浮头港间二主岛，有着天然的防御屏障,古人称其形势:”厦为漳郡之咽喉,金为泉郡之下臂.厦则大屿磅礴,近贴内地,蕴之以筼筜,辅之以鼓浪,高居堂奥,雄视漳泉.金则西连烈屿/中左,南达担屿/镇海,料罗尽其东,官澳极其北,虽土壤之广,厦与金同为海洋之锁钥,全邑之藩篱,尤要于厦也”,”今厦东抗台澎,西通两浙”.满清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不善于水战。郑军如果牢牢控制住金厦附近，那么在海上可以进退自如:进攻时可以很快出兵附近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地，亦可以出兵整个东南海岸。郑军强于水师，在海岸线附近作战时补给便利，速度快，士兵体力消耗也少，有助于保持军队战斗力。战略基地易守难攻，可以集中大部兵力进攻。金厦附近从天启五年开始郑芝龙就在此活动，到郑成功起兵抗清时已有23年，附近地区都是郑家军的实力范围，人情地形无一不烂熟在胸，对作战帮助极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从郑成功起兵到去台，清军一共进攻6次，除了守将擅自逃跑和投降的2次，其他只要坚守金厦都成功，且让清军损失甚大。郑成功能够纵横东南沿岸许久，和金厦基地的地利人和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时郑成功族人（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族叔郑芝鹏劝其取之。顺治七年(1650)年中秋，郑成功趁着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带着甘辉/施郎/洪政/杜辉四将/精兵五百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酒意未消。成功曰:”师屡败绩,赧颜相见,倘吾兄见怜,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栖身,终不敢忘大德.”联曰:”吾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遂留成功一行小酌,终日无倦.见其无备,成功辞出,乃密令诸船陆续进港,各就位.当晚,设酒于虎溪岩还礼,联欣然赴席,酣畅倍常.联夤夜回还,途径半山塘时,杜辉等伏起,当即杀之.成功于山顶发炮,勒兵入城,并出示安民,市井无惊.联部将咸归服,杨朝栋等率全队舟师来降.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说:”吾年老气衰,细观诸子弟,能继志者,大木耳(郑成功字).吾愿全师解付”，回到厦门便把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的部队，兼有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威震海上。十月中旬,郑成功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于是分其军为五,自为中军元帅.每君大小船一百号,凡有原镇各分隶之.整备操演,以俟进取.同年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拟进攻潮州,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继续率军南下勤王,由叔父郑鸿逵率兵协防厦门。同年底，在舟山借助了三个月的前监国/鲁王朱以海在原大学士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顺治八年（1651）正月，郑军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抵达平海卫大星所（今广东惠东）,而厦门兵少.清福建巡抚张学圣等遂与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一起率师往袭.水师镇阮引遇警不战而逃.郑芝莞即席卷珍宝,弃城下船.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至是,岛中鼎沸,不战自溃,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把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此时,百姓四散.曾樱自谓有此良机正命清波,遂自缢. 张学圣一行适潮大涨，遂登五通山。一望波涛万顷，而岛屿孤悬海外，险地也。顾谓澍曰：“此乃绝地。我若过去，船只不继，缓急岂能飞渡？实用兵之忌。”即下山.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把其围困.马得功威胁加害其母、兄（郑芝龙）以及全岛百姓性命，郑鸿逵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把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东石镇白沙，不再过问政事。郑成功这次”诛不避亲”的霹雳手段,使诸将战栗,兵势复振,正符兵家”杀一人,即三军震者,杀之”的至理.
二月，郑军攻长泰(今属福建,邻龙海市)，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把之层层包围。四月，清朝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史载“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同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把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都在激战中阵亡。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本年初,郑成功部将施郎因自称梦见不祥谏阻郑成功出兵南澳,被解除左先锋一职.清兵占厦门,施郎击败之,自以为必将复职.结果成功奖其功,而不予复职.施郎大忿,遂请为僧,成功听其削发.施郎部下曾德自恃郑氏亲昵,见郎失势,逃于郑所.五月,施郎违令擒斩之，郑成功以此为由欲诛施全家。施郎虽在友人帮助下逃到郑芝豹处，但父亲、胞弟均被处死。从此，施郎与郑成功结下大仇，决定降清,改名施琅。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二,郑成功乘大潮,航船直抵中权关???清降将赫文兴迎成功入城安民,乃以参军黄维璟知海澄县(今福建龙海市)事.此时,金门人周全斌前来投见,郑成功知其虽为刀笔吏而有文武才,乃问以恢复进兵之策.全斌对曰:” “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郑成功大加赞赏说：“此诚妙论！”周全斌的意思是把勤王为宗旨，同孙可望、李定国会兵广东然后北进为上策，只是在李成栋败亡以后东西联络不易，才就闽海地区形势提出眼前的作战方案。郑成功欣赏的仅限于后一部分。就在这年下半年，李定国收复广西,进入广东，先后打死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以致于清廷有放弃西南诸省之议,李定国派人约期会师,对郑成功寄于厚望。然而，郑成功志不在此，一味迁延应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议会合孙、李，连粤东是复兴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鉴于李成栋的败亡，不敢同广东清军作战，而是担心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自雄的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郑成功,不是崛起于民间的草根英雄.自从合并郑彩/郑联/郑芝莞/郑鸿逵的武装,郑成功已经结束了郑芝龙被骗北上后郑家军群龙无首的局面,成为东南亚的海上霸主.东南亚”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有自己强大武装力量郑氏海商集团垄断了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国际贸易,富可敌国.加上在困境中自己组建的一支军队会因”君臣大义”而轻易听人指挥吗?何况,郑成功与李定国更别说永历帝从未谋面,自然也谈不上什么个人感情.黄宗羲所说”以海盗之智,习无君之俗”,在郑成功及其将吏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正月底,张名振/张煌言等奉尚称监国的鲁王至厦门,郑成功以隆武帝所授宗人府宗正的身份接待了他,相互安慰叙情.不久,鲁王移居金门,其从臣日渐稀少,重振大业愈益困难,监国有名无实,加之有进谗言于郑成功者,次年三月宣布去监国号,尊永历帝正朔.
舟山群岛,地处杭州湾口，襟大海扼三江，南引闽粤，北通江淮，控全浙而动三吴,鲁王一朝失之.所以,郑成功对鲁王不以为然,其他抗清义军也因此疏远鲁王.唯独张煌言以张名振所属部队护卫鲁王,并用大义激发诸义军天良,向鲁王进贡.张煌言极为推崇郑成功对隆武帝的忠诚,说:”招讨使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答道:”侍郎您始终为鲁,难道志向与我有所不同吗?!”因此,二人虽然所奉不同,却交情很好.张名振初至厦门,郑成功极为轻视, 说:”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 名振说:”中兴大业”. 成功问:”安在?”名振说:”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之间耳.”成功不解:”方寸何据?”.张名振遂解衣露出刻画甚深的“赤心报国”四字，郑成功这才肃然起敬。二张在依附郑成功期间，始终保持着军队相对的独立性，避免了被吞并的危险。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海澄战役以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顺治十年（1653）九月，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江、浙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率水师,以张煌言为监军,北上抗清.经舟山至崇明，在围攻崇明岛数月后在平阳沙大败清军。不久接到孙可望的蜡书,约定共同出兵,会师南京,乃率舟数百艘,溯流而上.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十三日抵达镇江,泊金山.等了两天,还是没有等到孙可望遣将出师的确信,加上清兵赶至,复退回象山县的南田岛。因上年郑芝龙遣家人奉清廷之命招降郑成功,中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郑成功遂送鲁王于广东以避之,因突与风暴,乃回居潮州府之南澳岛(今属广东汕头市经济特区,坐落在闽、粤、台三省交界海面)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军两度大败后再遣使与郑成功议和，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 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拒不接受并趁招抚之机,出兵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征追粮饷,备办船料。不久,顺治帝答应郑芝龙的请求,派其次子郑渡即郑世忠随同使臣叶成格和阿山前去福建议和.八月二十四日，双方与泉州府安平报恩寺内议和.同时,浙闽总督刘清泰致书郑成功劝其从速拜诏,万勿游移.郑成功表示愿意剃发接诏后,亲入泉州与二使面议. 九月七日，郑成功调集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黄廷/黄梧/周全斌/苏茂等二十余名部将统领水陆各镇“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把安平镇布置得“好似铁桶”，自己才同众参军一道前往安平准备同清使会面。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来到安平，一看郑军摆下的阵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郑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尽管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竭力向清使表示友好，在原则上却坚持“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襄（瓖）、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对方“不接诏，不剃发”为理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二十日返回泉州。二十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二十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二十四日晚上，郑世忠、郑成功表弟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以全家性命相劝.郑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继续哭劝,成功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明遗臣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二十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二人赶回。二十九日，叶、阿派人催促郑世忠、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道回延平”，和局至此完全破裂。离别之际，黄征明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主要内容是，“和议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在给二弟郑世忠的信中他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似乎是诡异的: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地，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郑成功的本意是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例如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当时,南明仅保有南方一隅:云贵两省,四川南部和东部以及广西大部,湖广/江西/浙江和福建/广东大部沦陷.十一年十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拿下广东(广东人口财力是广西的十倍)，以其为根据地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光复闽浙后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郑成功答应将侄女许配给李定国之子)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在厦门有能力取漳州,无意于助李定国围攻广州)；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至于郑成功对李定国本人名义上敬重,实则有些虚与委蛇,甚至阶级偏见难免:己为名公子(郑芝龙五子取名以木火土金水为偏旁,俨然是大家门阀的派头),李为流寇出身.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继上年攻下漳州各县后,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正月郑成功攻占仙游县,同时把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亲自督察官兵操练。此时,郑成功雄视海上,分所部十余万为七十二镇,立储贤馆/育才馆/察言司/宾客司/印局/兵器局,设六官分理庶务;奉鲁王以及卢溪王/宁靖王居金门, 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等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礼待明遗臣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等为上客,咨询以军国大事.郑成功军中侯伯/将军/总制/提督/总兵/镇将/都督/大都督等职衔如过江之鲫,但地蹙军孤之势以此为羁縻之术,终因成功英年得志/局量未弘,先后有叛将.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金门、厦门等闽南沿海岛屿为主。由于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他的商业组织以商船队和海上武装为基础,一方面以杭州为总部在京师/塑造/山东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走私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海五商募兵（包含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遍布大陆各地的情报网,遂有顺治十年李进忠成功刺杀福建总督陈锦,顺治十六年策反江南提督马进宝,顺治十七年清安南将军达素来攻金厦前提前半年得到情报.同年六月，清满汉大兵陆续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现任浙闽总督李率泰(屯泰)仍期望能够招抚郑成功,遣官致书.郑成功不予理睬,召集诸将议战守.赫文兴/陈尧策请战.工官冯澄世认为清军长于陆战,不如”全师暂退厦门,坚守各岛,以待彼兵,况且水战非其所长”.郑成功遂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门、厦门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甘辉会同张名振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定远大将军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郑军取得泉州战役的胜利。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处死苏茂、黄梧、杜辉，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把苏茂一人斩首，黄、杜则戴罪图赎。诸将颇为寒心,黄梧尤怀怨愤.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他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在当年六月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城。济度得知后急令提督马得功以兵接应,海澄遂陷.清封黄梧为海澄公.在背叛郑成功的十余名将领中,影响他最大的就是黄梧降清.海澄是金厦最重要的外围据点，黄梧的投降不仅损失军资极多,而且金厦失去屏障.黄梧献平海五策,导致郑芝龙被杀,实行迁界政策,大军给养面临困难。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间,郑成功以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集诸将商议,多数主张出师江南,以号召天下.郑成功表示赞同,希望永历帝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遂派人请旨.九月,使者抵达昆明,永历帝晋封郑成功延平王,赐尚方剑,允许便宜行事,并封其部将等.帝同意郑成功的建议,亲书手诏令其速进师江南,伸大义与天下.十二月底,使者回到厦门,郑成功率文武隆礼拜受.此时南明以放弃广西和湖广,孙可望叛明投清受封义王,清军已兵分三路,直指云贵.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三四月间清军已攻占川南和川东以及遵义/贵阳.六月,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船只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舟山。次年（1659）闰三月清军已次第攻占云贵各地，永历帝逃到缅甸境内.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于五月十八日抵达崇明,清梁化凤坚守,成功欲过而不顾直取瓜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古运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镇江对岸).张煌言反对:”崇明乃江海门户,有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为老营,倘有疏虞,进退可依”.冯澄世也表赞同:”欲进兵瓜州,必当先取崇明,庶可流通蓄积以为外援.”成功的看法是:”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延日月,反使瓜州有备.不若先取瓜州,若的瓜镇,则江南门户已破,先截其粮道,是腹心有疾,然后乘势取江南,则崇明不攻自破.”遂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在焦山停留三天行祭天/祭地和祭明/崇祯帝/隆武帝之礼后攻克瓜州,五日后攻克镇江.六月二十八日集诸将议战守,甘辉主张:兵贵神速,趁其无备,昼夜兼行,逼取南京.张煌言也主张先用舟师直捣观音门,则建业震荡.参军/吏官潘庚钟的看法与此不同:”可瓜州是则江南门户已破.虽军声大振天下摇动,未可骤然进兵.当暂住瓜州,遣将分据淮扬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窥其衅隙,然后大队齐进.况北部满汉官民人等不下百万,一旦粮道断绝,待哺不足,两月之间,其兵必溃,其民必乱.如此可不劳而定,此曹公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也赞同此说.成功却认为:”不然,时有不同尔.今若不进兵恢复旧业,呼召天下豪杰,是自老其师.倘征各省兵马齐至,首尾合击,我势岂不自孤?况昔日一得廖永忠/俞通海等水师,乘势夺采石而并金陵.破竹催枯,正贵神速耳!”遂议定挥师收拾江南,并进取南京.六月二十六日，郑成功部前锋已至南京郊区，七月十二日，完成了对南京的围困。在此同时，张煌言率军沿江而上，占据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清廷知悉，举朝皆惊。驻淮安漕运总督亢得时得知援镇江兵败而投水自杀,自巡抚以下,仓皇欲逃.顺治帝惊怒异常，惊慌失措，扬言下令亲征。一旦南京再失，东南将不保。接下来，很可能整个长城以南的广大汉族地区都会反清。想到这里，顺治帝彻底乱了方寸，提出想回关外的东北老家避风头，遭到皇太后痛骂。顺治帝就突然宣布御驾亲征,并拒绝一切谏阻,诏告天下.结果,举朝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吏部尚书孙廷铨冒死上疏极谏,强调:方今大业已定.强敌已歼之时,余孽跳梁,偏师小队即可收拾,不必御驾亲征.顺治帝高兴地接受了此建议. 七月初八，顺治帝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统兵增援江南。七月初七,郑成功舟师抵达观音门,十二日正准备攻城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遣人请降,条件却是:本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郑成功欲取信于天下,而且在等待策反江南提督马逢知(马进宝)的最终结果,就不顾潘庚钟/甘辉/张煌言的谏阻答应了.郑成功兵临城下的时期内，南京城里空气紧张。八旗指挥官喀喀木担心城中的百姓为郑成功充当内应，想要大开杀戒，以绝后患。经郎廷佐劝阻，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南京也避免了屠城惨剧。郎廷佐得到郑成功承诺大喜之余,密檄附近赴援,同时将南京城外靠近城墙的房屋烧毁，把近城十里之内的居民全部迁入城中。其次，贴出告示，安定民心，派兵严密查访，杜绝内应，并严惩乘机盗抢作乱之徒。最后加紧储备粮草，置办武器，搜集整修船只。此外，增修船桨、绳索等物品，招募舵公、水手，为将来的水陆反攻做准备。而此时，郑成功在祭拜明孝陵的时候，也让将士们饮酒庆祝，被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郑成功，被清军的诡计约降所迷惑，致使战事拖延了十余日。十八日,苏松总兵梁化凤率三千援兵驰至,他晚上在城上观望,发现:郑军海师营步步相关,首尾相应,无计可施;偶见东北角屯白土山下的郑军营垒为空,樵人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 二十一日夜,梁化凤率五百骑挖开原神武门,突然冲击白土山营,郑军大溃.次日,士气大增的清军骑兵列于城外,郑成功不听劝阻,不愿退屯观音门.七月二十四，郎廷佐指挥清军反攻,以火炮轰击郑军营寨，然后便直接展开冲锋，骑兵也都下马步行作战。郑成功指挥失误,没有及时组织撤退,不到半天时间，郑军多处营寨阵地相继被清军攻破，剩下的人马纷纷向江边溃散。激战中，郑军水师共损失了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十四员大将,大小船只五百多艘,士兵两万余人。但他们最终抵挡住清军的水上攻势，掩护残余陆军撤到船上，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悲剧。郑成功匆忙率领部队退回金门、厦门，张煌言孤立无援，也从皖南退走浙东宁海，北伐终告失败。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今天看来,郑成功的北伐路线和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北犯路线,自金厦以北几乎完全一致.但英军兵至镇江,留兵驻守,断运河交通,北京之兵不能南下,江南漕粮不能北运,以致全国震恐,终于屈志求和,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郑成功不听留兵建议,急于赴孝陵一哭,以泄多年积郁的忠悃,当即挥军锐进,直抵金陵,后来清兵由运河南下,从南北两面包围南京,此诚兵家之失(黄介瑞&郑成功复台始末考&).李光地&榕村日记&中泉州人李光地与同乡施瑯语，纵谈及海上顺治十六年攻南京事时云：“当时若海寇不围城池，扬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施笑曰：“直前，是矣。请问君何往？从何处而前？”予无以应。移时又促之，云：“从何处往前？”李曰：“或从江淮，或趋山东，奈何？”施曰：“此便大坏。何〔以〕言之，直前，纵一路无阻即抵京师，本朝兵势尚强，决一死斗。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寇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人乎？不过一霎时便可无噍类矣。”李爽然自失，曰：“然则奈何？”施曰：“不顾南京，直取荊襄，以其声威扬帆直过，决无与敌者。彼闭城不出，吾置之不论。彼若通款，与一空札羁縻之。遇小船则毁之，遇大船则帯之。有领兵降者，以我兵分配彼兵，散与各将而用之。得了荊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连结，摇动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施所见如此，真是枭雄。陈寅恪对此认为：据史料，知成功之不能取江宁，其关键实在马逢知两方观望。马氏之意以为延平若成功，声威功绩必远出其上，若不成功，己身亦可邀得清廷之宽免。此乃从来汉奸骑墙之故技。实不知建州入关，其利用汉人甚为巧妙，若可利用之处已毕，则斩杀以立威也……延平既不能克南京，必急撤退，不然者将被封锁于长江口内，全军覆没矣。施瑯之论未必切合当日情势及了解延平心理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年）五月，郑成功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市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不习水战的水师四万余人，达素惧朝廷谴责故自杀.这在郑成功不失为转败为胜的契机,但本身人力/物力以消耗到极限,实不堪再战,加上浙闽沿海,连年征战,十室九空,金厦两岛纵能保一时,清军再至也难久守;永历帝以退入缅甸,失去呼应之势.这些问题逼得郑成功赶快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台湾正符合这些条件.台湾是郑芝龙的发迹之地,郑成功并不陌生,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商亡后,箕子不是在朝鲜半岛立国吗?辽亡后耶律大石不是在西域重建西辽吗?这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开除的会计兼通事(翻译)何斌从台湾来给他献策取台,并送上有鹿耳门水道数据的海图和台湾地图.
何斌何许人也?他是郑成功的同村人,郑芝龙的旧部,郑芝龙受明朝招安后他跑到台湾求发展,因长于辞令,富于机智,很快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自荷兰人占据台湾(,天启四年,1624年),郑氏派往南洋贸易的船舶,时常受到荷兰人的攻击和干扰.郑成功为报复,下令对台实行经济封锁(浙闽船只,不得赴台通商),弄得台湾物价暴涨,疾病流行,荷兰总督柯恩(COYET)不得不派何斌到厦门与郑成功谈判.由于是”自己人”前来谈判,谈判相当顺利,郑成功答应:只要荷兰人每年缴银五千两,箭十万枝,硫磺千担就可恢复通商.另外,郑成功还委托何斌在台湾代征台湾前往大陆的船舶和货物的出口税.但何斌暗中在台湾代征税不到一年就被荷兰人获知,立即将他拘捕审,开除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并没收非法所得和处以罚款.受此打击,何斌决定报复,再次来到厦门,建议郑成功攻占台湾.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尼德兰（Netherlands）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带。16世纪中叶，这个”低地”地区拥有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西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工商业发达。这个海国之民，擅长航海冒险之术，有”海上搬运马车夫”之称。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他们经过台湾海峡时称台湾为“Frmosa(美丽之岛)”.16世纪的上半叶正德、嘉靖年间，当浙、闽海禁，贸易阻绝之际，广东率先实现海外贸易制度转型，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的《广中事例》。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葡萄牙以曝晒船上水渍货物为由，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吏，进入澳门居住；至1557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官吏交纳一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 也就是说，葡人据有澳门是慢慢混进来的。此时，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澳门则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居留贸易的港口；通过“澳票制”，广州、澳门构成广东贸易的“二元中心”，吸引大批中外商人前来互市；正如中葡关系史专家张天泽先生指出，官府“无须允许外国人来访广州，也无须让中国人离开本国，便可坐享对外贸易的利益”。 1560年代，尼德兰展开摆脱西班牙人统治的独立战争。隆庆、万历前期，高拱、张居正相继当政，在内政外交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次第解决南倭北虏之患，福建“准贩东西二洋”，广州举办一年两次“交易会”，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葡萄牙人经营澳门贸易，大发贸易之财令西方商人艳羡不已。荷兰人进入东印度之后，一直想打开广东贸易之门。16世纪末，荷兰人的船队出现在亚洲海域，预示着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在东方的激烈竞争的来临，中国对外历史发生了重大改变，台湾从此多事。不用数年，荷兰人在南纬10度以北，从阿拉伯海至太平洋，建立起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据点。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西班牙与尼德兰北部富裕的荷兰共和国缔结十二年休战协议，事实上承认荷兰独立，但是西班牙人心有不甘，禁止荷兰人前往葡萄牙贸易，以阻止他们向全欧各地贩运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荷兰人为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拦截，曾派探险队取道北冰洋，寻找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路，但不成功。与此同时，荷兰人参照曾经是果阿大主教的随从的荷兰人胡特曼(Houtman) 和林旭登(Linschoten)搜集到有关东方贸易的详细资料，沿着非洲旧航路，绕过好望角，利用南半球”咆哮西风带”（大西洋的风暴带）的洋流，快捷地穿越印度洋，从巽他海峡通往印度尼西亚，往南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17世纪的初期，东南亚海面上是一个鼎足三方的局势：西班牙人占据了吕宋（菲律宾群岛中的最大岛）；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荷兰人占据了爪哇，荷兰人是后起的劲旅。爪哇距离中国大陆过远，荷兰人自然也想在靠近中国的地方取得立足之地，袭击吕宋（1609年）失败了，转而攻打澳门。遂有月范o内克（Van Neck）率领的荷兰舰队的广东之行。澳门这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遍布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山顶上有教堂，教堂顶端有一个巨大的蓝色十字架。葡萄牙人将澳门视作东方贸易的生命线，因此荷兰人希望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在广东建立商站的计划在葡萄牙人看来危及其在东南亚的贸易及殖民利益，澳门葡人将荷兰人视作“灾星”，一旦抓获就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激起荷兰人极大的愤恨，决定武力报复。荷兰舰队此次还试图进入广州，但由于没有进贡表文，不合贡例，广东地方当局害怕担风险，最终没有接纳。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目的有二：为荷兰人在东方争取最大的贸易自由；给西、葡等国商业敌人最大的妨害。1604年，荷兰舰队再次前往澳门，遭到风暴后折往澎湖列岛，占领了四个月使荷兰人损失惨重（澳门到长崎的贸易一度中断），同时试图在漳州贸易，遭到福建地方当局的反对。1607年，荷兰海军上将麦特利夫率舰队试图与广东当局对话，因葡萄牙人阻挠，没有得逞，再次袭击澳门，失败后撤离。1622年（天启二年）7月，荷兰人再次占据澎湖，并作长期打算：修了六个城寨和许多炮台，夺取了600艘渔船，奴役了1500名中国人做苦工，还将一些中国人押往爪哇做奴隶。一年后，福建巡抚南居益才率海军向澎湖进攻，苦战了六个月，不分胜负。在明军添兵、断绝水源之后，荷兰人退出澎湖，却向东占领了台湾。南居益答应荷兰人：中国商船可至台湾及爪哇与荷兰人贸易。但荷兰人却以为中国政府承认他们占有台湾。
当时的台湾有汉人十万左右，早已奠定了不可撼动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荷兰人来到台湾后在小岛第一鲲身（今安平）建立起热兰遮城（红毛城，台湾城）。从第一鲲身到今台南有七个小岛，合称七鲲身。荷兰人就在这些小岛上筑工事、城堡、炮台。此时荷兰人占据台湾，与其说是行政，不如说希望以台湾为根据地开展对华贸易。当时中国的海禁仍然很严，他们只得故技重施：1630年（崇祯三年），荷兰人抢掠厦门，进攻漳州，企图逼迫明廷同意通商，结果被郑芝龙率领明海军打得打败，三年后联合海盗刘香前去打劫，同样失败。1630年（崇祯三年），明廷给事中何楷建议驱逐荷兰人，次年另一位给事中也主张赶走荷兰人，但明廷外有满洲人，内有“流寇”，没有时间和余力去做。虽然台湾很靠近已是西班牙帝国的吕宋岛，西班牙人却没有占领台湾，反而让荷兰人夺得先机。直到1626年，为了突破荷兰人对马尼拉的贸易封锁，才出兵台湾东北的鸡笼港（今基隆），并逐步征服北台湾。可是西班牙人无力驱逐荷兰人，也无法赚取足够的利润来维持驻军的花费，反而要靠马尼拉补助北台湾的经营。因此马尼拉经济衰退以后，西班牙人就缩减驻军，给了荷兰人可趁之机。最后在1642年荷兰人攻陷鸡笼，结束西班牙人的统治。1644年，荷兰人在台南修筑赤嵌城，正式开始办理政务。荷兰人对台湾的原住民，尽可能怀柔和笼络（传教），以利用他们；对汉人则将土地宣布为荷兰国王的“王田”，实则使汉人农民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佃农，同时征收人头税、狩猎税等苛捐杂税，而荷兰官吏又肆意搜刮、侵占汉人财产，时常导致反抗。郭怀一，郑芝龙的旧部，在官场和民间均有势力，计划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中秋节杀掉应邀到其家中参加宴会的荷兰官吏和巨商，夺回对台湾的统治权，不幸消息走漏，提前仓促起义后失败，8000人被杀。在日本闭关禁海之前，日本人也到台湾经商，荷兰人对他们稍微宽大一点。。明朝灭亡后，东南沿海长期海禁，闽海成为清朝与台湾明郑政权较量的战场，荷兰人根本无法接近福建，因而经常在粤海走私贸易。顺治四年（1647）攻占广州后，清廷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政策承袭明初制度，允许海外诸国以朝贡名义前来贸易。长期操控广东的靖南王耿精忠（顺治十七年移藩福建）和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大发其财，即使如此荷兰对华贸易的利润仍能达到200%。从1652年起到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三次派出使团，前往广州、北京，展开对清朝官方的直接交往和贸易谈判，但由于耶稣会士和澳门葡人的捣鬼，尽管荷兰使者对大清皇帝行九叩大礼，仍然成果不大，皇帝只给他们“八年一贡”这种名惠实不至的荣耀！荷兰人对此兴趣索然，到康熙二年（1662）没有依期朝贡。
闽南俗语说”二八好行舟”,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三日郑成功不顾多数将领的反对和一些官兵的畏惧逃跑,留陈永华辅佐郑经,率25000名士兵自金门料罗湾出发乘船出海,次日抵达澎湖,八日抵达鹿耳门。何斌率头船强行登陆.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不久，于四月初五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黄安等率舰二十艘抵台,郑军势力大增,初五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立法建制,修整军队。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荷兰大员总督揆一（即柯恩）拒绝其投降要求，等待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援兵.郑成功遂下令强攻热兰遮城，但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十二月，一名日耳曼裔荷兰士官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初八，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向郑成功屈服，带着一切财物乘船退出台湾。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4月遣使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四月间,永历帝父子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死,这个消息传到台湾,建威伯马信请示道:”皇上既然被难,理应挂孝去朔.”郑成功却认为:”道路传闻,不可信”.由于劝降无效,郑芝龙早在顺治十三年(1655)三月被革爵下狱,一年后全家流放宁古塔.很快,郑芝龙在囚所手脚又被加上三条铁链,严加监禁,后于顺治十八年春被押回北京,在当年十月初三以谋叛罪全家11人诛于菜市口.这个噩耗次年始有确报. 就在这时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四子的奶妈陈氏通奸生子，郑成功羞愤交加,无地自容，两次遣使赍尚方宝剑去杀郑经母子,留守诸将却不忍而推郑泰为首抗命,并囚禁周全斌。郑成功得诸将抗命公启,阅至”报恩有日,候阙无期”,顿时愤闷不能语，又患疟疾，不久于五月初八日病逝,享年38岁。郑成功既卒,其在台部属以郑经不孝不当立,黄昭/萧拱宸伪造遗书,拥立郑成功五弟郑袭护理国事.几天后,噩耗传到厦门,郑经接受部将洪旭的建议,举行仪式,继承延平王位,自称”世藩”,通告四方后举哀.六月初,收到黄安的密信,得知郑袭受拥立后,郑经放出周全斌并任命其为五军都督,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澄世之子冯锡范为侍卫,准备东征.耿继茂与李率泰见郑氏内讧,根据朝廷”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方针,派人到厦门招抚:先上缴还所陷州县的印信,然后为之奏请以投诚官员依例补用.郑经与郑泰/洪旭的密议: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争取时间,待平定内乱后在作区处.八月底,郑泰出面主持议和,派人将所得州县的15颗印信入漳州报命,希望按照朝鲜来对待.和议一时没有进展.十月初,郑经率舟师五千进入澎湖后,派礼官郑斌劝郑袭/黄昭息乱归顺.诸将多观望,只有黄昭/萧拱宸抗命.不久,郑经率军登岸,杀黄昭,执萧拱宸等,依然以长辈对待郑袭.在安插部众后,郑经偕郑袭回到了厦门.永历帝父子被俘,郑成功病卒,忠于南明的”海上诸臣”欲拥立鲁王朱以海即位称帝,以延明祀,张煌言尤其这样主张.结果,郑经不以为然,他在乎的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利益,并停发鲁王的”宗禄”,让南明遗老明白谁是脚下土地的主人,虽然他还在自己辖区内使用永历年号.衣冠未改.康熙元年(1662),朱以海逝世,标志着南明的最终覆灭.
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朱以海逝世,标志着南明的最终覆灭.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郑经返回思明。六月，以其伯父郑泰支持黄昭拥郑袭拒己，假意置酒邀郑泰议事，伏甲兵而杀之。郑泰死后，其弟郑鸣骏、子郑缵绪即率所部入泉州降清。荷兰人虽然被赶出台湾,但没有撤离闽海,他们在伺机报复.就在退出台湾三个月后,荷印总督命商务专员博尔特为提督,率由12只夹板船/139门炮/1284名士兵组成的舰队,高挂”助大清之旗”,自巴达维亚驶至闽江口五虎门,称愿做先锋,攻打金厦二岛,条件是清军帮助其夺回台湾.当时,清廷正招抚郑经,自然不会答应.这支舰队在次年春返回.康熙二年(1663)七月, 博尔特率领由17艘战舰/400多门大炮/2600多名士兵组成的荷兰舰队,再次抵达闽海.行前,荷兰当局指示,须令中方接受以下条款:赔偿荷兰人在大员(今安平)蒙受的损失,并献出台湾与大员,包括全部要塞与城市;除与在大员的荷兰人外,禁止与任何人通商;中国人不得将船驶往日本等地,如发现予以拘捕,否则,可宣布清/郑皆为敌人,可采取敌对行为,焚烧/破坏中国大陆等地.此外,还应派兵驻守台湾赤嵌城和鸡笼(基隆).八月初,李率泰题请清廷同意荷兰助攻金厦,北京相关部门研究后建议由该总督从优款待,以便相机协剿.很快,荷兰舰队驶入泉州湾,耿继茂/李率泰设宴款待.博尔特提出合兵进攻金厦协议共十一款其中有:中方战船交由荷军指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享有贸易自由,不受任何干涉;克复金厦后,荷兰人必要时得在两岛间择取其一(或其他地点)驻扎军队;联军攻下台湾后,清军应将该岛及一切城堡物件等交给荷兰人.李率泰复信称:事关重大,不便作答;须等候御批,尔等也须候旨.然而,朝廷却没有及时表态. 耿继茂/李率泰没有久等,而是调集原郑经部投诚诸军,会同荷兰舰队出泉州,提督马得功出同安,施琅/黄梧出漳州,分道进攻厦门.十月二十一日,荷舰14艘,清船300艘与郑军会战与金门乌沙港.周全斌率船二十艘为前锋,往来奋击,击坏对方船只不少,而荷炮一发都没打中.马得功因坐舰被毁,投水自杀,其亲随精兵也全部阵亡.施/黄/耿/李分别率船来支援.郑经不敌,不得不退守铜山.清军遂攻占金厦,毁掉城池,放弃二岛,载宝货/妇女而归. 这时，耿继茂、李率泰又遣人议抚，郑经仍坚持愿像朝鲜作为外国纳贡，声言：“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由于不像其父那样善于统御将领,”反清复明”这一旗帜已无多大号召力,许多将领叛去，郑经与洪旭等于1664年（康熙三年）三月率师东渡，于初十日抵达台湾。耿继茂等打败郑经后迅速将荷兰助攻一事上奏朝廷,称荷兰另有所图(取台湾和通商),禀性贪利,大非可靠.康熙皇帝准许荷兰两年一贡,所带货物委员监督贸易.康熙五年至六年,荷兰人多次前来朝贡,最终清廷规定其，八年一贡，由广东入贡,贡使和从人总共不能超过20人.海禁时期,”除纳贡者外,概不准贸易”.因此,荷兰人通常结交沿海世家/官员/海商,经营走私,而尚藩是荷兰人的贸易伙伴.荷兰人发现,广州的藩王紧紧地控制那里的贸易,而且对海外贸易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样,中国东南的对外贸易进入耿尚二藩/郑氏和葡/西/荷三国六方角逐的时代.
徐晓望认为，从宏观历史角度看，郑芝龙、郑成功所代表的是一支东南沿海的海洋势力。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历史上，中国的海洋势力很少扮演过重大角色。但在晚明之际，东南海洋势力崛起于海上，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这一股势力的特点在于重视海洋更胜于陆地，当明清之际，这股海洋势力徘徊于明清两个朝代的两大势力之间。不论他们向哪一边靠拢，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早先，在郑鸿逵、郑彩与郑成功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拥明抗清的道路。但他们与隆武帝的合作因受到文官集团的抗拒，最终以郑鸿逵退隐、郑彩受贬而大受打击。郑芝龙则代表海商内部降清派的势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过多地卷入明清之争，这是郑芝龙冷对唐王称帝行动的原因。郑芝龙一生采取的策略是与朝廷合作，向海洋发展。从降明到降清，其实是他这一路线的实现。他认为与清朝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与其合作才能保持权利，并向海洋发展。在当时的东亚之海上，郑芝龙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荷兰人的压力，二者隔海对峙，迟早要再次一决雌雄。从这一角度去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想依靠清朝的势力向海洋发展。但是，这一派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因而只能成为一股潜流。早期，他们是跟着郑鸿逵，走与隆武帝合作之路。在与隆武帝合作失利后，郑芝龙利用军队中对隆武帝不满的情绪，将其引向降清的道路。他压倒了内部反清的势力，并使其中大部分人相信：只有降清才有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他最终完成了降清的部署。 郑芝龙自海盗降明后的十七年内，先后在福建与广东任职。在广东的数年里，他深深感受到这个省份的发展潜力远胜福建。而且，广东在明清之际是仅次于福建的第二个海洋大省。在该省的潮州一带，一直活动着对抗郑氏家族的海洋势力。郑芝龙的梦想是任闽粤总督，一统中国的海洋势力。可是，尽管他任过广东省总兵，但在他主持隆武政权财政时，还是受到广东方面的抵制，“闽饷不足，芝龙遣给事中梁应奇入粤督饷。应奇往，参迟误者数十人。命提问。亦莫应。潮州知府杨球遂止越界。”郑芝龙无一刻不在谋求占据广东，他曾对清朝的间谍苏忠贵说过心里话：“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郑芝龙降清的目的之一，便是想通过清朝而领有广东。《隆武遗事》记载他的得意算盘：“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两广以自效，闽广总督可得，犹南面王也。”而博洛利用其弱点，也以广东作为诱饵：“且两粵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将军来见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然而，郑芝龙吞下鱼饵之后，却被博洛逼送北京。郑芝龙非但没有得到闽粤总督，甚至没有给予任何实职，仅授其为精骑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可见清廷对其猜疑、防范。直到顺治八年正月，顺治帝亲政，郑芝龙才获得反身。 博洛挟郑芝龙北上进京，是清廷最愚蠢的决策之一。清廷进入中原以后，对降人一向是控制其首领，使用其部下。所以，左梦庚、刘泽清等明朝大将降清，都被其挟至北京，而其部下诸将得到重用，如李成栋、马得功等人。就大范围来说，实行这一政策是对的，但对郑芝龙部用这一策略则为失策。盖因郑氏集团内部有拥清与反清两派，除了郑芝龙真心降清外，郑鸿逵、郑芝豹与郑芝龙长子郑成功等人都是拥明派。郑芝龙的许多部下原来的意向并不明朗，但见清廷哄骗郑芝龙入京软禁，知道降清不过如此待遇，一齐心冷，以后都成为拥明抗清派。如果当时博洛不是食言而肥，而是真用郑芝龙，郑芝龙为其平定闽粤，可以说是指日可待。清廷的错误使东南战事延续数十年，这是其所料不及的。顺治十年五月，顺治帝回顾此事时说：“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墨勒根王（多尔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得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这说出了郑氏集团当时真实的心态。 就郑芝龙而言，他个人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它也是中国海洋势力的悲剧。如果仅从个人立场来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叛徒。但从各阶层的动向来看郑芝龙，我们应当承认：郑芝龙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郑芝龙由海商而海盜，由海盗而成为明朝水师将领，再由明朝大臣而降清，他的举动其实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政治动向。中国海商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对明朝有过斗争与妥协。在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和东南亚荷兰殖民者的压力下，这一批人最终选择了向明朝妥协而与荷兰人抗争的道路。在明末十几年内，这一策略是成功的。郑芝龙背靠大陆，控制了台湾海峡的航线，从而与台湾的荷兰人对抗。清初，郑芝龙降清，其实也是想承袭历史上有效的策略，与没有海上利益的清朝协调，力争得其支持，从而可以全力对抗荷兰人，在东南亚海上争霸。倘若他的联清策略得以实行，他在海上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竞争，会有更多的有利之处。因此，他向清廷靠拢，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就海商的长远利益而言，他的策略也许更有利于海商的发展。 但是，在清廷进入中原之初，他们还无法理解海商的立场与诚意。他们仅仅是将郑芝龙当作割据地方的一个豪强，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诱捕郑芝龙。如果郑芝龙只是一支陆上武装，清廷这一策略是会成功的。但郑芝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者，他们拥有朝廷难以控制的海上武装，而清朝对这一股势力还不了解：中国海商在明末已是一个强大的阶层，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推出自己的代表，一个郑芝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会推出几个郑芝龙来代表他们。所以，清廷诱捕郑芝龙，只是使抗清派在海商中得势而已。此后郑彩、郑联、郑成功等人都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并采取与清朝对抗的策略。 对海洋势力来说，郑芝龙降清失败，表明清朝并未理解和接纳东南的海上力量。他们只有走与明朝联合的道路才能获得发展，郑成功正是这一策略的实践者。在郑成功驰骋东南沿海的近二十年内，中国海商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将荷兰人驱逐而称霸东亚海洋的目的。可是，海上势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大陆的支持。因为，他们贸易的商品大都来自陆上各城市的生产。为了控制这些商品，他们就得到大陆作战，与陆地上的清军作战，便有了失败的可能，并使获得商品的代价上升，这是违背资本运行规律的。所以，明清中国海洋势力的最终出路，是与朝廷取得一致，从而获得廉价的商品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东南的海洋势力与清廷最终相互协调。历史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回到它发展的固有的轨道上。不过，这要在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之后，清朝最高当局才会逐渐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在康熙皇帝亲政后，清廷对海洋势力采取了以招抚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自从三藩之乱（年）后，清朝也逐步调整了海洋政策，从最严厉的海禁走向允许对外贸易，并在招降台湾之后开放口岸，使外贸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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