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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一章与上面一章一样，都是上经第十五章的发挥。不过到了这一章就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一段研究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人，素来认为老庄之道与儒家哲学思想是为帝王们铺路，走的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知识，越笨越好。所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文字表面上是说上古以来善于运用政治哲学道理的人，不是要老百姓智慧高，而是希望他们智慧低；好像老子就明白地这样讲。智与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说社会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一般人知识太多了，如以提高知识来治国，那是“国之贼”，是错误的；不用智慧来治国，才是国家之福。照这一段文字解释，很明确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大家忘记老子还说过“大智若愚”这句话，愚并不一定是愚笨。尤其古书上讲到愚，往往不用“愚”字，因为愚有诚实、朴素的意思。所以，上古古典的书籍，“愚”字不太当“笨”字解，而是老子思想所主张的朴实、厚朴。朴实并不是笨，因为一个笨人并不一定不朴实，但笨人会捣乱，会调皮，自以为聪明，便自作聪明。这些人大处愚笨，使小聪明，所以笨人做的事情，常会把人气坏了。现代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如此。那并不是朴实，朴实与“愚”与“诚恳”两个字往往一起用。“愚钝”有同等的意思，是非常纯朴诚实的意思，所以老子曾讲到“大智若愚”。后面第七十一章，老子有几句话，下面先引用来解释“智”与“愚”的问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他说真正智慧高到了极点，就是“不知”，不是真的不知，是好像不知，好像没有智慧；也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子水就不响了。智慧到了最高时，似乎是“不知”。“不知知，病”，一般人就犯这个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以为学问很好，智慧很高，“不知强以为知”，根本不懂而以为自己真的懂了，这是一个大毛病。“知不知”，智慧到了最高处，一切事情都知道了，心情反而很平淡，等于普通一个不知的人一样，这是最上智的人。我们引用了这两句话先来说明，现在回过来再看这一章，就明了老子所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的道理了。我们的文化，过去有一个阶段，文盲太多，乡下没有几个人读书，斗大的字难认识一担。如果问他读过书没有，他说是跟孔夫子师母学的，孔夫子没有教过他，这是以前没有上过学的笑话。那个时候，满地都是文盲，所以必须要普及知识，普及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真正高度知识教育没有完成，只是增强了一般国民的普遍知识。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半通不通的，好像什么都接受。我们几十年来，看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一大堆刊物的小本子偷偷塞过来，许多人都偷着看，大家是生活在这样的混乱时代，这样的痛苦之中。这也使我们想到老子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了。老子这个感想也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老庄与孔孟，都出生在历史变乱的时代，他们连续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变乱，比我们现在变乱的痛苦还要大。其实，真正春秋战国的战乱有四百年之久，什么人都忍受不了。再看世界各国文化历史，各种思想的发展普及和蓬勃，都是在极变乱、极痛苦的时代。我们中国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家学术著作发达的时候，都在春秋战国这个阶段。因为变乱痛苦的社会促使了哲学思考，要追寻宇宙人生的奥秘，为什么上天生了人？人为什么那么残酷？那么捣乱？那么痛苦？追寻究竟的道理，各家有各家的见解，就形成了学术思想的发达昌明。在文化史上，我国那个时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百家争鸣，各家的思想正的、反的，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有，目的都是救国救民，乃至救天下，每一种思想都构成了一种学术。可是，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看，这个惨痛的时代，许多人生命血汗的牺牲，才刺激了人的头脑，产生各家的学术与思想。这个代价太大了，是许多活生生的生命换来的。由于老庄、孔孟都生在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读他们的书，首先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晓得这是一本在痛苦中诞生的书，不像是我们坐在冷气房间，连只苍蝇蚊子也没有，一尘不染的舒适时代。因此，老子才告诉我们“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社会、国家、天下之所以混乱，就是意见太多。知识越普及，意见就越多，因而形成社会世界的混乱。“以智治国国之贼”这句话，是讲领导人思想的道德，当社会思想很乱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不玩弄聪明，要非常诚实。我常说，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下，结果是人人玩聪明、动脑筋、玩手段，一个比一个厉害。年轻一代比老的一代更聪明，更厉害，也更麻烦，都到达登峰造极之势。将来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诚实的人，因为大家都狡猾，老实人反倒受欢迎了。所以老子才讲，“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从商鞅到刘邦到文景之治“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我们读《老子》，不能随便抓住中间一句话或一节，认定是老子的思想。读任何书都要融会贯通，才能找出其中的中心点来。从表面上来看，可能认为老子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智慧，好去统治，但这不是老子的意思。“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这两头的道理，一头是智慧，一头是愚笨，“亦楷式”，这只是现在学科学的一个公式，一个原理。“常知楷式”，要常了解这只是一个公式，“是谓玄德”，才会真正懂得历史最高政治的标准，政治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前讨论《孟子》的时候，我曾提到过，战国时的秦国，经过约一两百年的努力，到秦始皇时代严刑峻法，法律之严密，无以复加。在秦始皇的上代，商鞅变法之后，用法制管理得非常好，国富兵强。后来因为政权的变动，商鞅垮台后，要逃出秦国，在关卡拿不出过关的文牒；关史说，我们秦国的法律是宰相商鞅所定的，没有过关文牒，谁都不准出去。商鞅自己造的孽，只好自受，被提回去受五马分尸之刑。实施严刑峻法的人，结果都很惨。汉朝有些酷吏，史书上用四个字形容―――“深文周纳”，他们根据法律的条文，引用最严重的一面解释案情。比如说，法律规定犯法判刑六个月至二年之间，其中有伸缩，可以放宽；但是“调纳”者却搜罗各种案例、条文，甚至与案情无直接关系的规定，以个人的主观，将只要判刑六个月的案子，非要判人家一年不可。很周详细密地把人拉进犯罪的范围去，这就是一般酷束的做法。我们中学的课本有《李陵答苏武书》，李陵说不敢回来，因为这些刀笔之吏弄其文墨，坐在办公桌上，并不晓得前方的情形。我虽然打了败仗，可是一旦回来，在法律之前，被那些酷吏弄其文墨，可能被捉拿，那就完了，所以不如不回来。由此可知“刀笔之吏，弄其文墨”，有时候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这说明了法制之下就可能有酷吏，有酷吏，自然会有严苛的结果。高祖推翻了秦始皇的政权，一进咸阳就约法三章，简单地说，杀人者抵命，所以法令只有三条，不偷、不抢、不杀三件事，其他则马马虎虎。这一下子老百姓就舒服了。秦朝捆得太紧，放松就舒服。但是，汉朝的初年，政令太宽了，一直到汉文帝、汉景帝以后，慢慢地就需要收紧。再看历史上清朝入关，由顺治到康熙，比较宽松，那是因为天下尚未定，等到安定以后，乾隆、嘉庆开始，逐渐收紧法网。实际上，政治的道理是一种艺术，像打鱼一样，鱼小的时候，网就宽松一些，让鱼慢慢长大，鱼太多了，网就要收紧。所以搞乱的人太多时，法网就要收紧，只需轻轻一举，便入网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了解楷式&知道变通中国文化中，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道家根据老子道理，主张无为而治。这些主张，等于现在人的独裁或民主，以及各种自由思想，不过都还在变化之中。其实都有道理，也都没有道理，因为“此两者亦楷式”，都是一种格式，一种原则，所以聪明与愚笨也只是两头的一种格式。人有时候过度用聪明时会疲惫；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脑筋不思想的时候。有人好像一辈子头脑没有成熟，笨笨的，忽然一念灵光来了，他就无比的高兴。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不要“执一”，执着一端就错误了。老子要我们懂得原则并不是呆板的，要活的运用，所以“常知楷式，是谓玄德”，这也就是道德的运用。等于医生的一把刀，看来似乎蛮残酷的，但是这一刀下去是救人的，所以同样的一把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智愚之辨，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才会了解其中的区别。这也就是要活的运用，所谓活的运用，等于医生治病一样，这个时代犯了什么病，就用适合时代的方法去治。&“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在表面上看来，这与一般的常理、事理、人情相反。一个时代，当大家都在疯狂地追求某些东西时，比方说追求民主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这个民主就变成问题了，可能变成历史、政治、社会上的癌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领导政治的人不用民主的方式，结果会很严重。所以说，不可以违反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有方法，才能把时代的病态修正过来；这中间的运用，就在于自己高度的智慧了。所以，下面的结论是讲这个道理，当善于运用智慧扭转时代的病态时，“与物反矣”，就同人情事理上看起来相反；因为是相反，“然后乃至大顺”，才能把过分的这一面拉回来走上正途。中国的政治哲学，始终重视医道，用医学的道理与政治艺术相提并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葛亮在江东谈论政治时，就用医学的道理做比喻，所以后来宋朝的名儒大将范仲淹就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一个青年立志，就要成为救国家救时代，挽回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不然就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这两个目的都是在救人，这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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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QQ：&&【道德经】六五卷&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版本1）&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版本2）
古代那些懂得社会法则的统治者，不是用明民政策来管理国家，而是用愚民方式来实施管理。这是因为民众难管理其根源在于智者百出。所以依靠民众的机智来振兴国家，实则是为国家养了一批盗贼，不依靠民众的智慧来维护国家，反而造福于整个国家。得知道这两者也都属于对立的治国方略，(没有一味的好与坏)
，经常明白对立所形成的策略，这即是达到彻悟的境界
。这一学问既深邃而又久远，它与我们平时对事物所认可的规律具有相反性，正是由于存在对立相反的认识，而后才能达到更顺利的境界。
古代善于运用道来治理国家的人，不是去开启人们的智巧，而是用道来使他们诚朴安分。民众的难于治理就在于他们过多地运用智巧权谋。所以凭借智巧权谋来治理国家，这是在给国家制造祸患；不靠智巧权谋来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祥福。掌握了这两点，就是懂得了基本法则。能够坚持执行这种法则，就叫做深远的德行。这种德行作用深邃而且范围久远，和一般私欲利己的规律背道而驰，最后才可以达到最大的和顺。（译文2）
古人懂得“道”的原则的人，他并不教百姓如何变得聪明，而是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愚朴。百姓之所以难以统治，就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心机。因此用心机治国，会引起互相争斗，这实在是国家的祸患。不用心机治国，百姓愚朴和平相处，这才是国家的福气，要懂得这两种方法是国家兴衰的模式。永远记住这种模式，就是掌握了“大德”。这“大德”的影响实在深啊！作用实在是远啊！与事物的要求多么不同啊！但它最后一定可以通向成功的大道。（译文3）
　　【古文正解】
道有常，势有正。虽然，道也者，自然中以必然，无定主以无欹。言有宗，事有君。是以，从事而道者，知而后行，察而后事，贵乎双用。故，明乎可否而取舍，兆乎福祸而扶抑，分乎不得已而后生，因乎不可逆而后行，绰约乎柔弱而进退，明常止正而不敢妄动也。&&
　　夫有生于无,大起于小,难作于易。无始则无终，为小则为大，轻易则轻难。是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而报怨以德，则两全始得。&&
　　是以，道德而为之于世者，克已而奉民，修世而宥天下。镇天下之多智而全天下之自然，是谓常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不任己，不纵世，静而后清，化而后齐。反以之本，然后乃至大顺。
【今文正解】
有的事物从无有这个事物产生，大的事物从小的事物起始，难的事物从易的事物起步。杜绝不好的开始，就等于杜绝了以后的祸患；治理小的萌芽，就等于治理了大的结果；轻视起初的小容易，等于轻视以后的大困难。因此不多为，不多事，不多欲。把大的结果化解于小的开端,把复杂问题化解于简单的开始,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容让，那么才会做到外界与自身的共同周全。&
　　因此，持道修德而治理世道的，克制自我而奉养百姓，整治世道而畜养天下。绝弃百姓的多余知识而保全百姓的淳朴自然，这就叫常常在没有发生之前先处理好，没有混乱之前先治理好；等出现后混乱后再行动就困难了。不听任自我，不放纵世道，使天下安静世道才会清明，使百姓自化民生才会齐同。世道因纵任而背离了大道啊，所以要反向而回归世道的根本，然后才到达永远的安乐太平。
【注释分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为什么“善为道者”不愿意“明”民而要选择“愚”民呢？以前这里一向就是被认为是老子提倡“愚民”政策的依据。认为把老百姓弄得笨笨的，好管理，就象放羊一样，于是统治者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其实这里的“明”和“愚”不是统治者主观上希望达到的目标，而是被动产生的结果。老百姓从来就是最智慧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人，不是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可以蒙蔽的。我国历史上那么多封建王朝最后都败在老百姓起来造反上，就说明了老百姓绝对不是统治阶级想愚弄就可以愚弄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道所提倡的“无为之治”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个人自由发展与社会统一规划的高度协调的理想制度。每个人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只有能力倾向的不同，没有正常职权以外的任何特权，没有正常享受以外的任何额外享受。老百姓只需要按照各自的天性自由发展，不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诸如饮食、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因为社会已经从制度上给了大家充分的保证，这种状态下的老百姓就是“愚”。“愚”是建立在制度完善、人人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状态上的。
老百姓的“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们基本的生活和安全需要受到了侵犯而引起的。每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完全依靠自己，是孤立无助的。他必须自己去想办法满足饮食、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基本需要，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满足他们这些合理需要的合“法”途径。那么他就会不断地用“智”，最终习惯于用“智”去得到一切，而成为游离于社会规则边缘、不时制造事端和犯罪的人“聪明”人。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以老百姓的难于治理，不是老百姓素质差，而是因为他们被培养出了作奸犯科的“智”。而那种“智”又是来源于统治阶级压迫他们的基本需要而来的。第七十五章上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百姓的“饥”、“难治”、“轻死”都不是因为老百姓素质差，是“贱民”，而都是被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所逼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斗不过力当然只能斗“智”。“智”是人人争利的必然产物，特别是统治者与老百姓争利的产物。“智”在社会上越盛行，人心和道德就越堕落。世风日下，人人自危，就是因为统治者本身就是老百姓最大的盗贼。盗贼在位，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太平日子过？
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老百姓是弱势群体，根据“大者宜为下”的理论，统治者就应该自觉自愿地“处下”——为老百姓服务而不与老百姓争利。只有这样才能“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百姓才会“乐推而不厌”。不与老百姓争利而是积极地为老百姓造福，才会让老百姓不去产生出“智”，回归到淳朴善良的境地，回归到良心发现和道德重建上。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把“国”当作自己的“家”，才是国家的祥瑞和幸事。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稽式”就是“道”。懂得应该“不以智治国”而不去“以智治国”的道理，也是懂得“道”的一种表现。能够常常守住“道”不偏离，就可以叫做“玄德”——最深远的德行。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玄德”就是能够与“道”高度统一的那种“德”，因此它深而且远，不但如此，它和一般事物的特性还是相反的。因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玄德”就是最大的“德”，当然从“道”的特性上说会“反”；此外，“反者道之动”，“反”本身就是“道”的一种运作方法。
在这里“玄德”的“反”就在于一般情况下都崇尚“智”而反对“愚”，而最高层次的统治却不是让老百姓越来越“智”而是相对越来越“愚”。“愚”其实就是回归平凡、回归朴实，回归到“复结绳而用之”的简单生活。“愚”是“无为之治”的产物，“愚”其实就是不必关心利益得失的结果。
只有这样的“玄德”，才能到达“大顺”——完全的顺，因为它符合“道”这个宇宙根本法。
【补充：大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代善于以大道来教化百姓的圣人，不是教育百姓怎样用“美言”、“美行”去获取个人名利，而是用大道来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他们的“傻子”精神。这是建设文明社会的指导方针。
老子的“愚民”思想实为明民之举，绝不是“愚民政策”。愚，是扬弃自我之智而明真我，明真我才能明白世界，明白一切。常人明自我而昧真我，实为内外皆愚。守自我而不明真我，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则行“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明真我，自然形成以“他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他人为中心，则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和“天之道”是对立的。“人之道”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天之道”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如果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相反，如果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也就是说，观念一致的同为明人，观念不一致的对方是愚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说要消除人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培养人们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人心浮躁、社会纷乱的根源，而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是人心思定、天下大顺的根本。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国家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管理，就是因为自我之智太多的缘故。用自我之智去观察世界，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就会主宰自我。为了实现个人目的，满足自我欲望，自我之智就得以无限扩展，唯名利是图甚至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以致社会混乱不安。
“以智治国”，就是利用自我之智实行“人治”。所谓人治，就是由统治者垄断国家权力，搞专制统治，以一人之心或少数人之心奴役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欲望，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最大祸害吗？“不以智治国”，就是实行“无为之治”即民主法治。实行民主法治必然“以百姓之心为心”。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这自然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国之贼”说明独裁统治对于国家的危害性，是对人治的否定；“国之福”则是对法治的肯定。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两者：“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即人治和法治。稽：分析、辩证的意思。稽式，即辩证方式，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辩证法。“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说认识到了人治之于社会的危害和法治之于社会的有益，也就懂得了辩证法。能够自始至终用科学的辩证思想来指导国家建设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具备了玄德。玄德：来源于道的正确意识，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普遍真理。玄德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玄德与名利观念完全相反，只要用玄德取代了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名利观念，“人之道”就会转向“天之道”，天下大顺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大顺：社会规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想社会。
本章论述了道德教育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完善的社会制度是进行全民道德教育的基础。老子否定人治，肯定法治，强调“愚民”，旨在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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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本章的核心容易被人误解的就是“将以愚之”，还有“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不过后面最重要的就是“玄德”，我们先将这些重点摘出来，然后再详细讲。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里就是概括了从前善于遵循大道之理去做事的人，不是在百姓面前采用一些小聪明的手段，愚是不是愚蠢啊？不是的，是朴实、真诚、返朴归真，在第二十章里就有“我愚人之心也哉”，还有“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这里的“愚”是“朴”的意思，朴素、真诚、实在，对待老百姓不是卖弄手段，不是自以为高明，是以真诚、实实在在去面对人民。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为什么有一些统治者觉得老百姓很难对付呢？其实就是你自以为是，所以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因为统治者总是玩弄手段，就会越搞越麻烦。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里的“智”就是玩弄小聪明，前面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里的“智”有点类似，是自以为能够掌控、了解别人的意思，因此就在玩弄些小聪明，没有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国之贼啊，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老子是告诉我们不要玩弄花招，不要搞小聪明，自以为是，是国家之福啊，也是人民之幸。
知此两者，亦稽式。知道前面的“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的道理，稽就是考察、审查、调查、查询，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做事情都要认真研究。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常常知道对事物要认真调查研究，这种行为就是玄德，也就是非常玄妙、圆满的行为。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子感慨这种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做法，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深、远，就是对事物的作用非常深广。与物反矣，物是什么？物以类聚，这种玄德的行为和普通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是糊里糊涂、主观臆测，甚至是自以为是，这和玄德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然后乃至大顺，作为一个统治者真的处处遵循玄德，就是实事求是，认真深入调查，才能将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谢谢大家！
【补充问题】
这一章初看是好像老子在推崇愚民政策的感觉。
不是的。老子的思想没有愚民政策，前面讲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个“正”就是真实，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带好头，“我愚人之心也哉”，行为就像很笨的人一样，一切都是实实在在、里表一致的，不骗人、不造作，这些就是老子的“愚”的概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领导者如果弄虚作假，那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忠告我们，要治理国家，必须自己带好头。不是愚民政策啊，老百姓哪会那么容易被愚弄，谢谢大家！
【补充问题】
这一章让我想起孔子的《论语》中有一段话，“子曰，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也有很多的解释，有人就说老百姓只要告诉他怎么做就行了，不用让他知道那些详细的东西，您能把这段话也给解释一下吗？
不知道它的前后文还有什么，我可以用唐代魏征的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对比，水能载着船行走，也能将船搞翻，其实自古以来这些圣贤之士都知道群众的力量，他们知道愚民政策是搞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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