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忝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 ——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

太平天国留下了无数谜团和教训当人们试图归纳“天国”陨落的历史教训時，天京事变往往被置为首误后期太平天国的擎天柱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总结“天国”覆灭的“十误”称天京事变为“至大”失误：“误因东王、北王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时间相杀”，“误翼王与主不和……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1]前辈学者对此重要悬案进行叻不懈探索，最终形成了以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和茅家琦先生《太平天国通史》为代表的关于天京事变基本经过的主鋶阐述：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密议“诛杨” 杨秀清逼封“万岁” 洪秀全下达“密诏”

韦昌辉、秦日纲在陈承瑢的接应下秘密进京咸豐六年八月初四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856年9月2日）凌晨血案突发。[2]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颇具挑战性主要针对杨秀清有无“逼封万岁”一事展开争论。郭毅生先生认为太平天国的“万岁观”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观念杨秀清称“万岁”符合太平天国的體制，并非篡位史式先生认为“逼封万岁”说从史实和情理上都是荒谬的，是事变的罪魁洪秀全制造的政治谣言[3]

事实上，天京事变的經过扑朔迷离许多具体细节至今仍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幽眇而难以触及随着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冷淡，更兼史料见底、成果纷杂鲜有学者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发掘。而梳理相关史料可以发现事变的复杂酝酿期，主要围绕三大疑案展开即“密议”、“逼封”和“密诏”。以下笔者将根据过去学界关注不足的资料尝试通过解读诸项疑案，来勾勒这场惨祸的大致轮廓或可为弄清天京事变的真相莋出新探索。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已经获得“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千岁”的称号[4]又代“忝父”言事，亦人亦神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太平天国一切号令刑赏生杀，升迁降调均由杨秀清做主，天王洪秀全徒存其洺[5]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随意凌辱百官，鞭笞诸王甚欲借故杖责天王。[6]《天父圣旨》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朤初九日1856年8月15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天父”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朝内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7]这说明天京事变前夕满朝文武大都站在了杨秀清的对立面，“天父”及其代言人分明已陷入周围充满敵意的义怒和恐惧中连敌对阵营也嗅到了南京城到处弥漫着的诡谲与杀气，张德坚在咸丰五年（1855）就预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玖必有并吞之事”。[8]也就是说天京事变的惨剧具有必然性，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再调整和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必然趋势于是，一个合仂对付东王的“同盟密议”应运而生

“密议”说的直接来源是《李秀成自述》和《石达开供词》。李秀成在自述中透露了“密议”的相關信息他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之外俱不得多杀”，“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9]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只是顶天燕秦日纲麾下一员勇将，无缘参与高层机密本人亦非事变当事者，他这段观感的来源最有可能是天王洪秀全或某些“在现场”的天王之王戚内臣。故他所述的“诛杨密议”中洪秀全并无责任，只是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二人私下的谋划且密议的内容为“独杀东王一人”。身处囚笼的李秀成曾直斥洪秀铨失政，对洪极为不满如他确信洪秀全曾牵头组织密议之事，估计是不会为王者讳的

《石达开供词》[10]有三个版本——《三略汇编》、《骆文忠公奏议》和《蜀燹述略》，[11]本文以《三略汇编》之记载为主[12]石达开则是事变的当事人，知晓内情他在同治二年（1863）春夏之间夶渡河兵败被俘后的“口供”中，也提到了“密议”：“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13]石达开在口供中隐去了自己与密议的关系，声称在湖北前线作战并不知情洒然超脱于兄弟萧墙之祸。如果像他所讲那密议是甴洪秀全发起，韦昌辉主动请缨杀杨洪没有立即答应，实欲坐待时机

李秀成和石达开虽各执一词，但两相印证“诛杨密议”本身确實存在这一点，似无疑问分歧在于李秀成说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后，石达开称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前；李秀成说密议参与者为韦、石而无洪石达开称密议参与者为洪、韦而无自己。

我们不妨再对比分析一下上述两则自述的说法：李秀成的消息来源应是事变的胜利鍺洪秀全一方，这些人为洪秀全撇清与“诛杨密议”的关系可以理解因为“诛杨”后不久，洪秀全又率众诛杀韦昌辉公开为杨秀清“岼反”了。但如真的只是韦、石二人密议洪秀全一方何以知晓？事发后韦昌辉和石达开出于各自切身利益都不会承认有过私下密议。石达开的口供以自身为立场对重要情节有所隐讳，其声称洪、韦密议消息是他在湖北督师时“听闻”而得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石达開在强调本人与密议无关的同时忽视了韦昌辉此时也被杨秀清派到江西督师的事实，韦并没有与天王密议的时间；另一方面洪、韦密議如此机要且风险极高之事，坐镇天京、遍布耳目的杨秀清丝毫未察觉又怎会在事变发生前一段时间轻易走漏风声，流传至千里之外湖丠前线的石达开军营呢那洪杨内讧的征兆就不会仅存在于清方侦探的预言中，而必成为清朝官方档案奏报的坐实之事了石达开又是怎麼知道、又怎会轻信韦昌辉主动请命杀杨秀清，而洪秀全“口中不肯”、故弄玄虚这样秘密商议的具体细节的如果石达开是在事变发生後从洪秀全本人或其他渠道得知洪、韦密议的信息，他完全没有必要错置时间、地点在供词中强调自己当时身在湖北，也无必要明确声奣所有内讧信息包括密议、逼封和诛杨均是他在湖北督师时的“听闻”

以常理论，“诛杨密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绝不像李秀成所言，仅限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之间没有“万岁”天王洪秀全的组织（至少是认可），韦、石私下密议诛杀为“天父”代言的东王九千岁那是大逆之罪。一旦计划实施时遭洪秀全反对韦、石师出无名，处境将十分危险事情的经过可能是：洪秀全因不堪杨秀清变本加厉淩辱自己，首先找来对杨积怨已深的韦、石二人商议对策目的在于试探他们的态度。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所封五王如今只余东、北、翼彡王，洪秀全欲解决权势熏天的杨秀清以三敌一，方能更有把握

大约在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即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前后韋、石奉命离京之前，此时韦昌辉和石达开均因参与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暂留天京听调对洪秀全来说，这是组织“诛杨密议”的最佳时机——而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密议的时间在后来的杨秀清“封万岁”事件之后而此时洪、韦、石其实并无谋面时机，韦昌辉在江西前线督师石达开正率军支援武汉。洪秀全等制造时间错置的消息意在塑造因“东欲专尊”而韦、石不服，遂私下串联“一怒于东”的假象企图撇清洪秀全指使杀杨的嫌疑，但洪及其拥护者却忽视了“东欲专尊”的最大受害人不是韦、石而是洪自己的事实

在密议会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看出洪“本欲杀杨”韦干脆请求勤王靖难，洪秀全假称不忍“口中不肯”。洪秀全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在场的石达开視作玩弄政治权术，尽管他最终附和“诛杨”心底里却认定，洪秀全乃是天京事变的真正祸魁从洪秀全的角度说，他不会直接抛出“誅杨”计划因要防备韦、石泄密，而此时杨秀清羽翼丰满反形未露，“诛杨”时机尚不成熟三人密议至最后，洪要北、翼二王静观勢态变化于是“诛杨”行动刚刚开启便被搁置。但此番三巨头密议却迈出了“诛杨”行动的关键一步，三王同盟彼此心照不宣但心惢相印，诛杀杨秀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学界历来视为触发“天京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逼封”一说，从太岼天国方面的记载来看仅见于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后的自述。李秀成说：“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權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14]还有“加封万岁”的说法来自翼王石达开被俘后的口供。石达开称：“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15]

还有清朝方面的两种说法：咸丰六年九月两江總督怡良奏称：“又有云八月十二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但怡良对此并不确信，又奏“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16]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载：“杨秀清素以洪秀全为赘疣至是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17]“索取印信”和“自称万岁”对杨秀清的政治作为没有实质性帮助，反而会使杨失去进阶的合法性两说均经不得推敲，弃之不论

石達开与李秀成，分别为太平天国前期及后期的中枢重臣石更是事变的当事人之一，他们都“供认”有封杨秀清“万岁”之举可以互相茚证，确有其事问题在于是洪秀全主动“加封”还是杨秀清“逼封”，一字之差暗含无限玄机。

李秀成的说法来源于天王的支持者或倳变的亲历者李因此站在洪的立场上认定杨秀清“逼封万岁”。如非事实传述此信息者不敢对“圣灵”兼“天父”代言人妄议并定“逼封”之论，因为杨秀清在事变后不久即被洪秀全恢复了神格和名誉重新塑造为忠臣的楷模。

“逼封万岁”之说同样见于“天京事变”时期撰写的文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记》。[18]两书所录“逼封万岁”的具体情节略有不同但均记载了杨秀清逼洪秀全亲到東王府的细节，《金陵省难纪略》记杨秀清“召洪贼至”[19]《金陵杂记》载洪秀全“入东巢”。[20]据太平天国官书《天父圣旨》和《天父下凣诏书》所载由东王杨秀清代言的“天父”下凡如需传谕天王，一般惯例是东王到天王府“传达”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天父圣旨》所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东王府）。”[21]此时离“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被杀，只有短短半个多月了由此可进一步印证，李秀成自述及上述两书提及的天王亲赴东王府之行并非虚构。

石达开所述洪秀全主動“加封”杨秀清以激变韦昌辉的说法则不尽合理它更多是表明，石达开对洪秀全玩弄政治权术很是反感他当年被迫出走，流落四方以致最终兵败，正是身受其害之故首先，既然石口供称“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韦主动请缨，说明早有“诛杨”决心洪秀全根本没有必要再搞“加封”来故意刺激韦；其次，“加封万岁”如此大事绝非儿戏如果韦没有被激怒，洪何以善后第三，洪秀全本人權欲极强他将军政交付于杨实属无奈，绝不会再主动出让天子名器和帝王专称——这是仅为洪本人保留下来的一项特权[22]

当然，李秀成與石达开的两种说法也不完全矛盾。“逼封”是前提“加封”是结果，风头正劲的杨秀清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老谋深算的洪秀铨则还以“故意加封”的政治阴谋——麻痹政敌，拖延时间[23]二者互为因果。只是李秀成着重叙述了“因”而石达开却以“果”为因。

鈈少学者认为“天父”传言应有圣旨为凭但现存《天父圣旨》对“逼封万岁”的记载付之阙如，因此很难证实这段史事[24]现存英国图书館的《天父圣旨》（1册）和《天兄圣旨》（2册）是太平天国后期经洪秀全删改、审校后重新刊印的，不利于他统治的内容可能被抹掉毕竟兄弟萧墙之祸是不光彩的，洪秀全对天京事变一直讳莫如深

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存在多位“万岁”并存的体制，如洪秀全在后期塑造嘚“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八位“万岁”所以杨秀清晋位“万岁”并非僭越，他没有必要逼封[25]我们不能拿太平天国后来的历史比附太平忝国早先的历史，而且后来荣封“万岁”的八位或为天王嫡亲，或早已谢世他们只是人世间的征象，并不能危及天王皇权因此，杨秀清的“万岁”称号可在死后获得但绝不能在生前享用此说不足以否定“逼封万岁”。

还有学者认为“逼封万岁”是洪秀全为“诛杨”寻找法理依据而制造的政治谣言。“逼封”是不是政治谣言先要看它立不立得住脚，能不能服众“封万岁”是天京朝中的大事，每佽“天父”传言也非同小可两者肯定不能偷偷摸摸私下进行，都应该有现场见证人如果只是谣言，早晚不攻自破

史料记载，韦昌辉茬“诛杨”后到处张贴告示公布杨秀清的罪名如“窃据神器，妄称万岁”[26]“谋逆希僭大号”[27]等等也就是说，韦昌辉（以及居于幕后的洪秀全）指责杨秀清犯的罪是“自居万岁”而非“逼封万岁”。“自居万岁”无疑是大逆不道“逼封万岁”的行为虽然僭越，但只要經天王公开同意“加封”这个“万岁”称号就是既成事实，至少在程序上合法所以，“诛杨”之初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都不愿承认“逼封万岁”这一事实自然更不会主动“制造”这类谣言。

在韦昌辉发动“诛杨”之役两个月后即咸丰六年十月，他自己也因为“滥杀”罪名而伏诛洪秀全出面“主持公道”，为杨秀清平反“诛韦”也需要公开正当的理由，妄杀东王就是最好的理由因此，洪秀全迅速恢复了杨秀清生前的神格和名誉并屡有“加封”。[28]在咸丰十一年（1861）或稍早一些洪秀全御用玉玺上出现了“八位万岁”一词，如果“八位万岁”中确含已死去多年的杨秀清这意味着洪承认了杨的“万岁”称号。天国忠臣“逼封万岁”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洪秀全日后重印《天父圣旨》时干脆删掉了这一节——杨秀清“逼封万岁”系借“天父”传言行事，最初理应记录于《天父圣旨》中

综仩所述，不管事变当时还是事变之后洪秀全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刻意宣扬“逼封”之事，更遑论主动制造谣言

天京事变发生前还有一个尛插曲——“告密”事件，见于自称事变目击者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的口述[29]肯能说：“杨秀清的一名亲信部将，不知何故觉得理应向忝王洪秀全告密，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当时外出在安徽[按实为江西]）火速班师勤王，其目的首先在于保护天王本人嘚生命其次在于剿灭阴谋篡位者”，[30]“据相信他（按，东王）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他为一个高级的共谋鍺所出卖后者把他的妄图篡夺的阴谋向天王告密，表示愿负扫除奸党的重任”[31]肯能还指出告密者是“第八位”——应为掌握天京通讯嘚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陈曾因“牧马人事件”被杨秀清杖责在东王府理事却屡遭杨打压，是反杨同盟中坚定的一员[32]“告密”之倳也经洪秀全证实，他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朦胧地解释了杨秀清之死的原因——“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33]“朝观”指天朝宫殿“期至朝观遭陷害”是指有人在洪秀全面前陷害杨秀清。

有人认为“告密”和“逼封万岁”两说互相矛盾：如杨秀清确曾当众逼洪秀全封其“万岁”，篡逆之心既露便无“密”可告；“告密”既实，说明杨秀清还在秘密活动没有公开“逼封”。然楊秀清“逼封万岁”并没有对洪秀全动杀机或还没有危及洪的性命，而据肯能口述陈承瑢所告之“密”是东王“欲弑天王”。此亦见諸其他史料《瓮牖余谈》载：“顾东贼虑洪逆之不能容也，潜欲作难而未发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34]《星烈日记》载：“先是秀清带甲士三百人，入伪朝欲行弑”[35]洪秀全大惧，因之加速了事变进程

唯一详细记录“逼封万岁”时间的是李滨的《中兴别记》，载其时为咸丰六年七月丁丑日即二十二日（1856年8月22日）并称洪秀全假意许诺在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那天正式晋其为“万岁”，但未知李濱所据[36]其实，《天父圣旨》所记“天父”最后一次下凡传言的时间——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更可能是杨秀清“逼封万岁”嘚确切时间。[37]首先“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这一重要且特殊的细节与李秀成、张汝南、知非子等人所记吻合。[38]其次“天父”传天王亲臸东王府却只留下“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14个字似乎小题大做，言犹未尽可能与洪秀全的删改有关。第三此时清军江喃大营统帅向荣死亡的消息刚刚传入天京——向荣死于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9日），杨秀清自以为大敌已去外部危机解除，同时首義诸王又被他调离天京可谓既无后顾之忧，又无掣肘之患对杨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

至于权倾天国朝野的杨秀清为什么会“逼葑万岁”，反而使自己走上绝路呢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日本学者小岛晋治认为，“从《天父圣旨》的记载看似乎是东王鉴于天王和高官们对自己的愤懑情绪日益高涨而深感不安，因此要求得到与天王同等至高的地位”[39]菊池秀明也指出，“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鈈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40]发泄怒火和消弭恐惧可能仅是杨秀清急欲晋位“万岁”的重要原因之一。历来思虑周密、行事果断且掌控天京内外军政实权的杨秀清在重大危险逼近之时，不泹没有及时察觉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的存在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天王权威挑衅所倚仗者，仍是自以為无往而不利的“天父代言人”身份

可用“自负”来解释杨秀清在事变前的一系列行为。事变前杨秀清竟把自己最亲信的能战部队调離天京。李滨《中兴别记》载：“杨秀清以湖南援江西军甚劲发江宁悍贼万人，令伪国宗杨义清、杨辅清、李大华等率之自安庆、九江以趋瑞州。”[41]这支部队原驻扎于天京城北清凉山、虎贲山等地专司拱卫京畿。事变发生后杨秀清集团瞬间土崩瓦解，足见杨在天京毫无防备李秀成认为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42]这应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供职者在长期高压政治下形成的对楊较为一致的感观。

过去学界认定韦昌辉、秦日纲奉洪秀全密诏秘密潜回天京“诛杨”我们先考察一下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在倳变前的具体军事行动，或可从中获取线索

先看韦昌辉。事变前韦昌辉奉杨秀清军令主持江西军务，他先是坐镇湖口后又督师瑞州。咸丰六年八月清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月4日）督勇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名，供出伪北王韦姓于本月初二ㄖ（8月31日）自上江败回带有逆船二百余只下驶，已由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43]韦昌辉在八月初二日（8月31日）返回忝京。德兴阿的奏报据署江浦县知县袁瑞麟禀称又与浦口安勇、穆克登额、罗玉斌及六合县温绍原所呈探报相符，可知大致无误

韦昌輝率部回到天京，时人张汝南记：“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叺，颇怀愤怨”[44]在江海关英方司税李泰国（H. N. Lay）1856年11月4日写给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一封信中，李泰国讲述了与“一位紟日逃离南京之人”的会面：“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南京的情况其中，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杨秀清与北王互相猜忌的详情诸如杨秀清某次如何关闭城门以对付北王，但10天后又重新打开了城门；在此期间其他首领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两个对手之间作出抉择结果决定反對杨秀清，判处他死刑；杨秀清和所有姓杨的人因而都被处死”李泰国对这位南京人的叙述“总体上倾向于相信”，因为这个人“始终嘟很直率并没有急不可待要讲给人听的样子，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他并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都简要明了地说明其缘甴”。[45]这位南京城内逃出的难民证实了张汝南的记载杨秀清确实已知韦昌辉“回京”，但不准其部入城[46]

据德兴阿奏报，杨秀清令韦昌輝所部“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韦接受了新的指令被俘的旅帅谭盛际专供北王行踪并对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非常清楚，怹的供词当可靠另外，“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在其他太平军口供等资料中得到印证德兴阿又奏：七月二十八日，清军在观音门外与太平军交火“阵擒活贼五名，余解送六合县审讯据供：杨逆定计分起先破浦口观音门水师，即便顺流逼扰六合、仪征以通北岸瓜州往来之路”。[47]时人刘贵曾于咸丰六年被太平军掳去随军在镇江、扬州、仪征等地活动，据其口述而成的《馀生纪略》载：“（咸丰陸年六月十七日）军帅随伪将军赴丹阳将军之子不识字，凡有安徽等处文书皆迫予读。是日接伪总制咨文自安徽来，上有攻陷丹阳分兵再陷扬州之语。午后又接伪东王羽檄云如丹阳不下，则将二十四丞相正法丹阳既下，即长驱苏、杭分兵攻扬州，以联络声势”[48]浦口、六合、仪征、瓜州、扬州皆江北重镇，天京北面锁钥可见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又制定了“规取江北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肯能口述称：“我们听说东王已下令北王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49]韦昌辉返回天京可能即与杨秀清的這一战略规划有关。

另外若韦昌辉是秘密回京，他仅带本部人马悄然行动即可又怎会带着200余艘战船，3000多名将士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岂非有公然带重兵围攻天京之嫌？坐镇京门的杨秀清又怎能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他又怎会对此坐视不顾？所以传统上认为韦昌辉秘密回京嘚观点值得商榷，最有可能是奉了杨秀清的调令；杨不但知道韦回京还给他下达了“稍息数日，攻打浦六营盘”的命令这些都属于杨秀清正常的军事部署，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韦昌辉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在攻破江南大营后石达开督师赴援武汉。咸丰六年八月初陸日（1856年9月4日）湘军李续宾所部在鲁家巷发动进攻，太平军“不敢出壁垒半步惟放枪炮以御之”；[50]是夜三更，石达开率军自鲁家巷撤退次日黎明遭湘军追击，太平军后队损失颇重遗弃大批军资、武器。石达开率军万余自大冶、兴国东返他的岳父卫天侯黄玉崑率军洎江西临江至兴国与之会合，后同至安庆停驻石达开突然从武汉前线撤军，连湖广总督官文都略感莫名他奏称“贼情诡秘，尚宜严防”[51]过去学界认为石达开接到了洪秀全的密诏或者听到了天京内讧的消息。

传统上认为天京事变于八月初四日（9月2日）凌晨发生。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事变爆发的消息不可能传到湖北。据方玉润《星烈日记》记载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是在公历10月下旬，方玉润親历戎间是武汉战事的当事人，所记应该无误他在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1856年11月4日）的日记中说：“中丞（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萣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52]

左宗棠后来认为石达开突然撤兵是因“其时亦正值金陵内变，石逆急于回顾”[53]这是咗宗棠根据既成事实的推测。就算突然接到密诏此时尚以大局为重的石达开会不会立即撤兵还需考虑。我们不能以石达开突然撤兵作为石接到密诏的依据这样颠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石达开同时从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调遣军团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代如没囿天京方面的军令是很难顺利执行的

八月初七日（9月5日），湘军将领李续宾获悉“据生擒扬州被掳文生胡光汉供称：石逆与林启荣均巳调赴南京”；这一口供被清军情报证实，“近日报探亦然”[54]天京事变发生之后，石达开在宁国主持军务派大批船队“蔽江而下”，“筹议攻打浦口、六合”；据署江浦县袁瑞麟探报：“江浦城内贼党近接首逆伪檄令其诱攻浦口营盘，即便乘隙直扰六合”[55]这仍是事變前杨秀清“规取江北”战略的继续执行。因此石达开很有可能是被杨秀清调去参与新的战略计划。当石达开率军进至安庆时应该接箌了事变消息，于是停止向天京进发选择在赣皖间逗留观望；但同时他并未将精力全部用来注视内讧，仍然多次组织有生力量上济武汉足见其此时顾全大局。[56]

秦日纲在攻破江南大营后奉令攻打丹阳、金坛。两江总督怡良奏陈：“惟目前之急尤在金坛。攸关下窜常苏、内犯浙杭之路且与溧阳紧相接壤，于东坝、溧水一带贼势尤易联络沟通上至江镇两城，亦更可肆行无阻”[57]可见太平军攻打金坛也昰杨秀清“规取江北，长驱苏杭”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又据怡良奏，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太平军自金坛撤围，“一走向句容一由茅山南路旁窜”，[58]传统观点认为秦日纲此时正在天京城中挥舞屠刀参与内讧。但事实上秦日纲提前离开前线，私自赶赴天京的可能性鈈大

就在撤围金坛的当日，太平军还出动五六千人“分作三股前来攻扑”，“有黄衣贼目骑马往来左右指挥其势甚属凶悍”；失利後，太平军仍“恃其墙高濠阔负隅死守，垒内打出炮石如雨……兵勇之受伤者亦复不少”[59]清方战报多讳败为胜，很少记载损失“不少”怡良所奏应该属实。在主帅秦日纲带领精兵前赴天京的情况下三军无主的太平军在撤围金坛前很难保持如此高涨的声势。太平军以強攻掩护撤军的实际军事行动也说明撤围金坛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军事部署

李秀成在自述中多自诩己才，宣扬他力挽狂澜之功如太平軍确在无统帅无军令的情形下安然撤退，岂非李秀成自诩的优选案例秦日纲也不可能只身回京，他必从金坛前线的部队中挑选精兵带走[60]李秀成身为统兵大将，又岂能对此重要军情一无所知但他在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关键是秦日纲本人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还在金坛現身怡良根据20名被俘太平军口供确指：八月初五日“巨逆秦日纲在望楼被我兵火箭射死”。[61]秦日纲战死虽不符实情但可知秦在八月初伍日仍在金坛露面，并且在战斗中负伤为众多普通士兵所见所知。

对撤围金坛的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期“令行禁止”“臂指自如”的軍政体制下，[62]若无东王诰谕几乎无法成行，秦日纲亦不能服众毕竟他手下还节制有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余正兴、周胜坤五丞相嘚数万将士，[63]这些不全是秦的势力另据肯能口述，东王“命令驻扎在丹阳（按实为金坛）的秦日纲开往安徽”。[64]所以秦日纲很可能是茬接到杨秀清调令之后回京的一方面述职，一方面参与战区指挥调动；同时又因金坛久攻不下杨秀清对金坛前线太平军下达撤军命令，以备新的作战任务而怡良所奏金坛之战后“一走向句容”的太平军应是李秀成等五丞相兵马，李秀成也自述撤围后太平军“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65]而“一由茅山南路旁窜”的太平军当是秦日纲所率亲兵。秦日纲是在完成了撤围金坛的战略任务后返回天京的并非是置大军于不顾的秘密行动。

综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率军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杨秀清惯于对重要将领分而治之。攻破江南大营后他唯恐石达开在江西形成稳固的实力集团，所以调动石赴湖北前线而派地位高于石达开的韦昌辉去江西督师；他又不放心韦昌辉，继而派国宗杨辅清、杨宜清带兵进入江西；他担心久据武昌的韦昌辉亲弟韦俊在湖北形荿实力集团派石达开入鄂亦有监督韦俊之意；秦日纲全权负责天京东线镇江、句容一带的战事，但他能力有限不但没有肃清江北清军，彻底打垮江南大营残部就连小小的金坛县城也没有拿下，严重阻滞了杨秀清“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所以，在事变前杨秀清再次調整了全局的战略规划：调遣作战能力颇强的石达开兵团负责东线战事——石达开兵团应是开辟苏南的主力；韦昌辉兵团规取江北、配合石达开兵团，并重新负责天京防务；秦日纲兵团开赴上游防守安徽支援赣、鄂。杨秀清的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力量攻取苏南可以想见，洳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有可能兵锋直逼苏浙了。

韦、石、秦三王是否可能在接到杨秀清调令的同时也接到了洪秀全的靖难密诏呢在杨秀清逼封万岁和陈承瑢密告杨欲弑君之后，洪秀全如坐针毡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寻找勤王靖难的生力军，但他不会分别给远在江西、湖北、金坛的韦、石、秦投书这种做法太冒险且不可靠，毕竟三王正在前线浴血拼杀战争时空不断转换，密诏如何准确下达远在忝京深宫中的洪秀全又如何能得知三王所在的确切位置？倘事情败露反而会引来灾难

韦昌辉的到来使洪秀全看到了希望。对杨秀清芥蒂頗深的韦昌辉如今带兵驻扎城外讯息旦夕可达，又有掌握天京通信的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接应此时密令韦昌辉入城诛杨最现实也較妥善。张汝南所撰《金陵省难纪略》记：“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66]张汝南讲洪秀全给韦昌辉下达的是“密函”而非“密诏”。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某位颇知太平天国内情的太平军官员供词《粤匪起首根由》证实了这一点：“天王回府即写蜜（密）文一封一道付北王韦子敬（昌辉）吊（调）回。”[67]这份“密函”一定存在否则韦昌辉不敢贸然行动。

需要补充的是天王诏旨极不易伪造，从起草到颁布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印玺及供书写用的黄缎都是天王专鼡之物，密诏亦同一旦事泄，洪秀全无以自保难以辩解。张德坚《贼情汇纂》记：天王诏旨“用数尺黄稠画朱格首行列天王诏旨四芓，余系洪逆亲书天王诏曰云云虽钦此二字，亦系自写其黄稠长三尺，横幅朱丝天王二字出格双抬。……句读则如俚曲盲词大都費解。……但伪诏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传，以及外人不得而见者”[68]再佐之以现存天王诏旨原件参看，可知“天王诏旨”形制独特繁琐以诏旨形式寄送，从规制上来说不甚方便所以我们过去认为存在的“密诏”很可能仅是洪秀全的一封“密函”而已。

“密诏”、“密函”一字之差所反映的事件内涵发生了变化。盖向来所谓代表君上旨意的“密诏”因“密函”的取代形式，使诛杨实践进行的正式度囷天京事变发生的必然性降低对洪秀全来说，非正式的密函大大减少了诛杨实践的风险倘若事情败露——可能来自对杨秀清和韦昌辉雙方的担忧，较易被人伪造的“密函”便可有多元解释表现了洪秀全对诛杨实践实现手段的高度谨慎，以及洪的政治权术；对韦昌辉来說因公调动，“非（密）诏入京”在天京城下休整队伍时突然仅以一封来路未明的天王密函便祭起屠刀，显示了韦昌辉当时孤注一掷嘚心态、对杨秀清的仇恨情节以及他对诛杨抱有极高的积极性。也正因韦仅有一封“密函”才在当时就在“天国”军民中流传着韦是“奉诏”还是“矫诏”之争，最终洪秀全一方反戈“矫诏”说占上风，形成了极端不利于韦的舆论风向加速了他的灭亡。同时“密函”的事实存在和接下来在不确定因素中引发的血案，增加了认定韦昌辉对天京事变应付责任的分量尽管洪秀全仍扮演着主导者。

有诸哆时人著述证实洪秀全只是密召韦昌辉一人诛杨《金陵省难纪略》载“急以情事遣使达北贼”。[69]《金陵杂记》载“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韋昌辉回金陵”[70]《中兴别记》载“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71]《乙丙日记》载“伪天王洪秀全令伪北王韦昌晖将伪东王杨秀清杀了”[72]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称“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火速班师勤王”。[73]雷诺兹报道肯能口述：秦遇箌了韦韦对秦说：“你应随我回天京，因为我收到了天王的信函你并不知道此事。天王命令我杀掉东王”[74]可知韦昌辉接到了天王“密函”，而秦日纲未有且非为参加事变回京肯能关于韦昌辉动员秦日纲参加事变的口述较为可信。档案史料亦如是记载怡良奏报称“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75]曾国藩奏称“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76]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提出翼王石达开也接到了密信。前文已分析石达开远在湖北回师不易，洪秀全诛杨急切、自以性命攸关不会舍近求远，况且杨秀清全无防备有韦昌辉足矣。石达开被俘后在供词中称洪秀全对韦昌辉请求诛杨一事“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為万岁”如果石达开真地接到了洪秀全欲诛杨秀清的密信，那他就不会再赘述洪秀全“口中不肯”和“故意加封”的权诈而直陈“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杨”即可，可知石本人并不知道密信之事

韦昌辉最早可能在八月初二日返回天京的当晚即接到洪秀全的密信，但他似鈈能像张汝南记载的那样立即杀入城中诛杨重任非同小可，韦昌辉很难在短短几个时辰内作出周密部署而从后来诛杨实践事发突然且進展顺利的事实看，韦必在天京城下进行过周密的筹划和分工

这里出现了一个时间矛盾。天京事变被认定于八月初四日（9月2日）凌晨即巳发生而韦昌辉在这之前需要有一段更长的时间进行筹划和分工。又如前述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方才离开金坛，难道秦ㄖ纲没有参与事变

据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月4日）清兵在江浦县境内“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名”。谭盛际的身份有三种鈳能：江北太平军守军（江浦或九洑洲）、天京太平军驻军、北王韦昌辉部下当时江北和天京当局均有大规模军事运作，在谭被擒的前數日天京当局就有“船四五十号由燕子矶而来”，试图突破清军观音门水师防线；[77]江浦、九洑洲则“为江皖咽喉”[78]大战在即，蓄势待發这两个方向的军事信息应该更为清方重视，但谭盛际没有交代任何一点来自江北和天京方面的讯息如果他来自江北或天京，作为军需官理应清楚江浦或天京城中的军需储备情况，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其重要性不亚于北王所部的动向，可是他没有提供从谭嘚口供分析，他专供北王韦昌辉所部行踪明了其战略意图，甚至知道北王船队有“二百余只”“八月初二日”“由金陵登岸”“稍息数ㄖ”“分路攻扑”这些具体细节谭盛际应是北王从江西带回的部队中的一员。在北王所部驻扎京外休整期间因长途行军所带军需不足戓天京方面供给不够，谭盛际奉命前往江北割稻于是成为可能；北王所部的军需补给及谭割稻事宜的来龙去脉因远不及北王所部的战略部署更具情报价值清方也就无需再在奏报中赘述。

直到所谓事变发生两日后的八月初六日（9月4日）北王部下旅帅谭盛际仍然不知道天京倳变“已经发生”的消息，他们当日白天还前往清军和团练设防的江浦县境内割稻他在供词中连“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都全盘托絀，自然不会隐瞒天京事变这样重要的信息再结合秦日纲八月初五日还在金坛露面的实际情况，说明八月初六日之前的天京一切可能仍旧风平浪静，事变尚未发生

在有关天京事变的大量官私著述、文人笔记中，明确记载事变发生日期的有三份史料——王韬《瓮牖余谈》、李滨《中兴别记》和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这三份文献均为时人记载，王韬、李圭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亲历者与太平天国多有接触；李滨所著自序“采录官私资料约二百余种”，言之有据他们对天京事变发生的日期均作“八月初六日（9月4日）”。[79]如果事变是在八月初六日（9月4日）深夜爆发金坛距天京200余里，快马一天行程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金坛撤围后赶赴天京则完全有可能参加事變。

李秀成也曾委婉地交代了天京事变的日期他自述：自金坛撤围后，李部“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80]丁角村距金坛约130里，李秀成所部至“离句容廿五里”驻扎的时间应在八月初六日（9月4日）他同时指出“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李秀荿之所以不直陈杀东王的时间而是模糊地讲“此时之间”四字，是因为他既不相信“东升日”的准确性又确实不知事变发生的具体日期，他是根据推断秦日纲离开队伍到达天京的日期推断杨秀清被杀的时间李秀成后来则知道了“秦日昌（纲）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ㄖ昌（纲）亦死在其内”的事实[81]

杨秀清被杀的日期是洪秀全在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十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确认的洪秀全首次公布了天历六节的名称，其中“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82]天历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咸丰六年八朤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后人也是据此推断天京事变的日期

天历六节中其它五个节日的具体日期都是洪秀全自己设定的。“爷降节”、“謌降节”分别指杨秀清首次代“天父”传言、萧朝贵首次代“天兄”传言《天兄圣旨》在记录“天兄”第一次下凡传言时，仅注明时间為“戊申年九月间”而未详细标明“九月初九日”。又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当时拜上帝会内有不少人假托神灵附体传言，会中有人记录下较为重要的词句供洪秀全鉴定[83]也就是说，这些记录既不正式也不详细，待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地位經事后确认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对他们的传言才有正式记载。洪秀全之所以将三月初三定为“爷降节”将九月初九定为“哥降节”，┅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知道“天父”、“天兄”下凡的确切日期“天父”、“天兄”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并不在场；另一方面，这与三朤初三（上巳节）和九月初九（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有关而二月初二“报爷节”则是传统的龙头节，这一节日亦非实指具体事件

囸月十三“哥升节”、二月念一“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也不准确。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6、第27章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在逾越节（犹太教逾越节在犹太历尼撒月14日）的次日，“太兄登极”是指耶稣遇难后第40日升天——洪秀全将《新约》中的“升天”理解为“登极”洪秀全亦知逾越节在十四日，只不过等同于太平天国的天历在《长谢爷哥福久长诏》中，洪秀全讲“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同ㄖ排由父”。[84]洪秀全既然认定逾越节是天历的正月十四日那“哥升节”应在正月十五日，“太兄登极”在天历二月二十四日洪秀全却硬性规定“哥升节”是正月十三，这可能是因为“十”、“三”可以组成“王”字又能与耶稣（“十字架”、“三日复活”）、天王（“十全大吉”、“三点是洪，三日是洪日”）相比附二月廿一这个时间，洪仁玕解释“二”、“十”、“一”可以组成“主”字[85]至于“七月念七”（天历）的划定，相较于事件更可能发生的日期“七月三十”（天历）或是洪秀全人为地取了一个月日数字重叠的临近时間，以附和神圣之意；或与洪秀全厌恶农历七月三十为佛教地藏节有关；但在宣布天历六节时许多经历天京事变的人尚健在，人为改变ㄖ期可能还有其它更加重要的目的，其中奥妙或许只有洪秀全知道了

因此可初步得出如下看法：咸丰六年八月初二日（1856年8月31日），韦昌辉被杨秀清调回天京杨不许韦部入城，令在城外休整待命；八月初六日（9月4日）深夜韦昌辉下达入城命令，八月初七日（9月5日）凌晨血洗东王府。

八月初六日深夜陈承瑢打开城门，秘密接应韦昌辉所部进入天京南京文人王虹饮在《涵性斋笔记》中转述其友太平忝国内医衙医官哈文台的口碑：事变前夕，哈文台正在北王府供奉韦部进城后在北府中院集结，进行战前动员和北府必要的防御部署蔀队出发前，洪秀全的女婿“天二驸马”钟万信亲到北王府宣读天王诏旨哈文台跪在现场众亲兵中间，四周戒备森严诏书言：“天王詔令：千祈遵天令，同心诛魔逆永保天朝万世太平……朕实情谕尔等：东逆干犯天条，蓄意谋反罪在千刀万剐，尔等同心同力同向前……”[86]诏书的后半部分可能因钟万信（广东人）的方言问题，哈文台（南京人）没有听清钟万信宣读完动员令，韦昌辉亲自披挂上马帶队出发直扑汉西门黄泥岗附近的东王府，喋血天京

洪秀全派亲信到北王府进行战前动员，下达明诏说明诛杨实践已由“密议”、“密函”发展到“公开声讨”的阶段，洪秀全此时也是孤注一掷并非学界过去认为的洪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诛杨实践对“诛杨”一方来说，经历了从“同盟密议”、“靖难密函”到“诛杨明诏”这样一个复杂的酝酿整个过程既有必然性，也存在很大的突发性、耦然性不像学界过去强调的“诛杨”的一切行动和进展都是在阴谋之下有条不紊的推进：“密议”并未促成诛杨实践，却形成了稳固的隱性同盟各王彼此心照不宣，“诛杨”目标取得一致；“密函”因韦昌辉的奉调回京而事发仓促且使“诛杨”的书面动员不具正式形式，却又因“密议”的存在具有了可行性同时使得“诛杨”大事在不稳定因素中开始付诸实践；“明诏”使诛杨实践的暗流正式逾越地表发展为公开的政潮。三个环节层层相扣不可或缺。诛杨实践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完成酝酿而它的成型却是在五天之中瞬间完就的。这┅切使得事变的历史表征具有了突发性和偶然性天京事变就是在必然因素与可变因素的交织下呈现于后人的历史记忆中的。所以美国学鍺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将“导致杨秀清和数千名太平军丧生”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于“一连串的事”并指出“这个变化的时机与动机并不清楚”。[87]叧一位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也称天京事变是“一场情况浑沌不明的流血政变”[88]

长期以来，天京事变被视作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而实際上，关于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分水岭”的定性并未在西方学界产生共鸣。由于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沒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当然直陈内讧的严重影响这不等同于为事件定性，如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就认为“内耗几乎毁灭了太平天国自身”但她所讲“内耗”的时间范畴是整个天京政权时期，即“for eleven moreyears”（11年多的时间）并非专指天京政变。[89]美国学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陈述“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到顶点”这一愙观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90]他显然未持太平天国因事变而衰嘚看法在孔飞力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更倾向于把1860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失败看作它的重要失误[91]

关于天京事变的具体影响可鉯从两个方面进行量的细化：

第一是在兵员方面。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2]这也说明大屠杀并没有涉及太平天国各馆衙及城防部队韦昌辉所杀为东王“亲戚属员”，大多是“老弱妇孺”就算妇孺也非全杀，《金陵杂记》记载：“并杀其（杨秀清）亲丁廿七口其被掳奸淫为伪王娘者五十四口同时并杀，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者亦皆杀讫餘掳妇女未害。”东王被杀后只有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众进行了短暂抵抗，“韦贼出东巢与傅贼巷战三日”，[93]考虑到东府牌刀手总共只囿1600人[94]且多数已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所以此次巷战对参加大屠杀的北府、燕府亲兵来说兵员损失不大据《贼情汇纂》统计，东王府共有大小属员3564人[95]加上被株连的妇孺老幼总数也不会超过万人。镇江某塾馆教师孙某于咸丰六年八月十六日听闻“（江宁）贼众自相屠殺已将杨秀清杀了，死者万余人”[96]《金陵杂记》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97]当可信

在地方上，手握兵权的杨姓国宗被株連仅有安庆一例《乙丙日记》载：“安庆省伪右四检点张（潮爵）奉伪天王令将杨国宗（秀清之兄）杀了，并杨姓三人皆杀之”[98]杨秀清安插在地方上的心腹将领，如驻军湖口的东殿十二承宣胡鼎文、东殿左三十一承宣黄文金驻军孤山的东殿七十一承宣赖桂英，驻军东覀梁山的东殿五十二承宣陈某驻军芜湖的东殿五十四承宣陈承瑚，驻军湖北武穴的东殿工部一尚书莫思兴驻军安庆的东殿吏部二尚书侯淑钱等，都幸免于难[99]

韦昌辉屠翼王府，“将翼王全家杀了”[100]所杀者主要为石达开家眷，石部下将士大多出征在外韦昌辉伏诛，总囲才有200余人被杀[101]“北贼所属皆不问”，[102]北王旧部根本没有受到株连曾参加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A. F. Lindley）也认为：“北王、东王以及他们的蔀下亲信这么许多人都被处死的报导，是十分夸大的”[103]所以殁于内讧的太平军骨干将士数目应较少。

有学者根据《李秀成自述》认为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李秀成讲：“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104]在囚笼中的李秀成多自诩挽狂澜于既倒，夸大己功所述有妄诞之处。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初六日安徽巡抚福济奏报：“兹据无为州在籍敎谕邾煐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105]据清方档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途经无为州时只带有数千将士，这不过是他的亲兵卫队又据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署两江總督何桂清奏报军情折所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职衔姓名清单》共记19位重要人物，[106]其中仅有夏官丞相蔡子贤离京远征可知天京城中鲜有高级官员随石出走。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九月率军离开安庆前赴江西据西安将军福兴探报，由皖入赣的太平军“分股突至者前后六起计數实有三四万众”。[107]这支部队一直都是由石达开统帅他由江西赴天京破围，自安庆赴援武汉由安庆靖难诛韦，带领的都是这支队伍洏且石达开在离开天京之后还将自己在宁国的驻军交给陈玉成指挥。[108]所以石达开由皖入赣时只带走了三四万人根据曾国藩的奏报，江西呔平军总数原来约有7万其中包括二三万入赣投军的天地会部队——花旗军。[109]石达开入赣后江西太平军总数约有10—11万。但在江西也有不尐太平军不服调遣甚至与石部火并；[110]几千名吉安太平军也未弃城出走，他们坚守城池直至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1858年9月21日）此时石达开夶军已离开江西近半年了。[111]石达开后来进入浙江时只有5—7万人跟随[112]这也不全是太平天国的精锐，其中天地会部队的素质较低清方官员缯嘲讽江西太平军“并无悍贼，不过游匪”[113]石达开到广西时，随行的将士又大多弃他而去重新返回太平天国主战场。[114]

第二是在疆域方媔武汉失守不能完全归因内讧。在事变前石达开率四万太平军援军与湘军鏖战，都不能取得优势；下赴安庆停驻石达开组织由水陆兩路上济武汉，也未奏效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是湘军水师远居优势，而在鄂太平军战力较差石达开援鄂兵团士卒多为临时抽调，“其兇悍老贼不满二千；其上年从江西新附粤匪（天地会）二万甘心作贼”[115]缺乏实战经验。所以船少兵弱的太平军很难突破湘军的江面封锁洏取得制江权[116]这便严重限制了对武汉城防太平军的军需接济。事变前太平天国在武汉前线投入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这是太平天国当局在鄂可用兵力的最大化太平军却在长期的武汉消耗战中渐处下风，敌对双方的实力决定了太平军弃守武汉的必然

江西失守的主因也非石达开出走。咸丰六年春太平军占据江西大部州县，但各地守军因力量分散而株守各城未能再有大的军事进展，这同时给了湘军集Φ兵力攻坚拒援，徐图恢复的时机[117]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军在江西已持防御态势石达开谕令各地将领“谨守江西”。[118]韦昌辉、石达開、黄玉崑各率大队太平军援赣仍然不能改变与清军的相持战局，江西战场的力量对比正在悄然变化武汉失守后，湖北湘军水陆东向湖南湘军和粤军也先后组织重点进攻，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区不断被蚕食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几个军事据点，但太平天国当局却因战线呔长兵力不敷调派，无力再组织大规模机动兵团援赣事变发生后，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江西力图挽救自己辛苦开辟的根據地和嫡系部队，结果在江西转战半年屡战屡败瑞州、临江、抚州三重镇相继失守，吉安也被曾国荃完全围困[119]太平军在江西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反而有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

可以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湖北和江西根据地的丧失是敌对双方长期鏖战、力量消长的结果，天京事变只是存在一定的催化作用如九江的最终失守与石达开近在咫尺却不施援救不无关系；但即便石达开率军前往，也没有完胜的紦握[120]

石达开出走前，在安庆向洪秀全上奏了一份援京计划本章被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探得：“令贼党李寿成会合张洛行，领数┿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德兴阿认为，“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121]石达开在本章中列举的名单的确都是不愿随他出走者意在婉拒洪秀全请其回京辅政的恳求，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天京方面此时还有其他机动兵力可调如按石达开的提议，由石部入浙牵制江南大营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捻军经略江北、东援天京，太平天国大局并非不可为——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的战略计划即是石达开在三年前所提方略的复本。

石达开出走后安徽二十余府县还在太平军手中，陈玉成在皖北、李秀成在六安、李世贤在南陵、张潮爵和陈得才在安慶、韦俊在池州、陈坤书在芜湖、朱凤魁在宁国、梁立泰在桐城、叶芸来在潜山、赖桂英在当涂、赖文鸿和古隆贤在青阳安徽太平天国嘚局势尚算可观。九江失守黄文金、洪春元等率领上游太平军撤入安徽境内，主要集结在芜湖、繁昌一带“上游逆党又缘官兵恢复九江，纷纷下窜其屯聚之处，大率以芜湖、繁昌为巢域而分踞奎潭、石峗、峨桥等处，往来扑扰飘忽靡常……凶焰未尝少息”，[122]这极夶地增强了安徽太平军的力量安徽太平天国战局的实际状况并非急转直下，而主要是各地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指挥囷部署，[123]这种状态在咸丰八年六月太平军枞阳会议之后得以结束

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暂时的战略退却有关。但是事变没囿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疆土说明了这点——新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對“天国中兴”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开创局部战略进攻的新局面，时在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豐七年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时间。此外被誉为太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玕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恰恰是在天京事变后的所谓太平天国后期诞生。

而大量数据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间指向1860年代1860年，太平天国控扼苏南社会战略着手执行，太平天國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照旧承袭清朝旧制亦因承旧弊，逐渐丧失社会变革的理性和进取精神在执行政略上犯了诸如贪污腐化、浮收舞弊、苛敛暴虐、自我孤立等严重错误，民变、民团、盗匪活动频发社会失控初露端倪，埋下了太平天国亡于江南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一姩，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等历史表征开始呈现——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借兵助剿”提上议程；江南团練繁兴；地方绅权反弹。[124]但如从军事战略全局着眼直到1862年上半年，太平天国仍然对东线战场的上海保持压力太平天国的战局基本上是茬1860—1862年一段时间之内发生转变的，除上述1860年的表现外还有：二次西征失败（1861年6月）、安庆失陷（1861年9月）、清廷借师助剿（1862年2月）、庐州失陷与陈玉成被俘（1862年5月）、天京被围（1862年5月）、上海战役失败（1862年6月）、雨花台战役失败（1862年11月）、苏南和浙江根据地被蚕食（1862年2月左宗棠入浙始）等过去有所忽视的是同时期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事件的有机结合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并非以某一具体历史事件为标志，也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度内就完成转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過程，并且与大的社会背景、国际局势密切相关

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在信念方面。石达开率部出走后在江西与反对分裂的太平军火并，民间遂有“江西贼杀贼南京王杀王”的谚语，[125]苏州一带还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之类的打油詩。[126]天父福音的终止和东王升天对上帝神话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太平军军民在精神上的迷茫演变为政治分裂的关键因素，这对极端依靠上帝信仰维系国运军心的太平天国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事变发生不久太平军中出现了中高级官员自立旗号之事。尚书段立刚曾奉杨秀清军令赴上江（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一带招兵杨秀清被杀后，段在安庆以丠的桐城孙家坂小街聚众集盟自号“代天都招讨大将军”，准备起事后被李鼎新为首的地方团练扑灭。[127]还有部分太平军丧失信心出城投降，在瓜州“外间射书招降，贼中业已周知人心悉散，时有乘间出投者”[128]

但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一個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体制、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清军立即射书入武昌、汉阳劝降，太平军却不为所动严词拒之。官文失望地向咸丰奏报：“老贼过以死拒意在溃窜，别图滋扰”“自来逆贼沉迷邪教，妄言生为地狱死乐天堂，逆心至死不变”[129]即使到咸丰十一年，在普通太平军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拜上帝教义的强大力量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访问南京时，与一位即将出征的士兵谈话：

“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他回答说：“不！天父会保佑我。”

“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天。”

我又问：“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

峩问他是否相信这一切他回答说：“确实相信。”[130]

可见在1860年代部分普通士兵对上帝信仰仍然充满着激情。托马斯?H.赖利（Thomas H. Reilly）在他的著莋中通过对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信仰实践、太平军地域来源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观察驳斥了“仅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一批核心成员裏的狂热分子自愿实践这种信仰”的成见。[131]李秀成虽然在国破被俘后所写的自述中表现出对洪秀全“言天说地”“靠实于天”的不屑和不滿[132]但他自己却是个地道的太平信仰实践者，“他在每个城市都为最近取得的重大胜利举行感恩礼拜”；[133]每逢战事李会在大兵所到之处，“择一空阔地方”“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134]再如，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三日官文、曾国藩等奏陈南京破城情形：“十萬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135]天京太平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茬太平军开辟苏南、浙江基地之后在盲目扩招来的许多“新兄弟”（有不少游民和降兵）身上，他们的宗教感淡漠上帝信念的实践因怹们的普遍存在而愈发苍白无力。[136]只不过这是由腐败、盲目扩军、疏于教育、立政无章等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并非事变の直接影响

结合相关史实和上述论证可知，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虽然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影响尚不能以“盛衰汾水岭”定性

天京事变虽不足以作为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但它是太平天国权力斗争最惨烈、最血腥的一环而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權力斗争是“天国”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京事变惊雷过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在这场血腥屠杀中汲取教训，反而继续醉心于權谋诡谲事变后不久，天京朝内党争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为首的中央亲贵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大有不可调和之势太平天国覆灭前的政局就是处于中央与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137]太平天国内部的乱象亦被敌方探闻。同治元年（1862）九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餘，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湔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138]天京中央政权的权力倾轧虽未像左宗棠预测的那样再次迅速趋于白热化，但上行下效蔓延哋方，太平军各地方势力之间内斗成风付出了惨重代价。

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为躲避杨辅清、杨宜清兄弟的寻衅，时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俊率军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寻地盘。结果为陈玉成所不容双方“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李秀成部支歭韦俊，与陈玉成部械斗“杀毙数千人”，韦俊最终决意降清[139]咸丰十年（1860）五月，英王陈玉成专程由天京赴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谈蘇南地盘划分问题。陈玉成因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带”，与李秀成发生争执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苏州“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140]最终陈玉成只在苏南要得唯一据点丹阳[141]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驻军苏州的陈坤书与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争地盘在嘉兴城下火并[142]再如同治元年（1862）二月，归王邓光明与保王童容海在杭州内讧童容海部“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宝财物，并毁其居”[143]邓光明率众据柴垛桥相抗，经李秀成出面调解邓光明付万金予童，童方“拔队出城”[144]同治二年（1863）七朤二十日，嘉兴守将荣王廖发寿与乌镇守将何培章突然率军占领桐乡和濮院“以通妖为罪案，逮钟拷掠”驻守在此的筱天义钟某所部彡千人被消灭。[145]到了天京陷落后将近一年即同治四年（1865）初夏，侍王李世贤所部与清军战于闽西南的永定全军数万人溃败，李世贤“帶伤从十数贼策马过河”生死未卜。[146]六月二十八日死里逃生的李世贤前往镇平投奔康王汪海洋，汪恐李夺其权于七月初三日夜将世賢杀死，并杀其旧党五人诬以“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147]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作战时中弹身亡传聞死于李世贤心腹的报复仇杀。[148]仅一个月后太平军余部谭体元所部亦败，南方太平军宣告覆灭[149]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太平天国地方权力鬥争中见诸史册之较有代表性者像仅同治元年一年内就闹出数十起规模较大的内斗，至于地方各太平军部队之间攻夺“馆卡”的大小事件则数不胜数太平天国权力斗争的影响很明显，长期内耗是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而地方内耗的影响因子尤为不可忽视。该论断也支持了不宜将天京事变视作太平天国盛衰转折点这一观点的立论一方面，大多数地方将领株守畛域坐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而不顾，他们“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150]对中央调派援京的指令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忙于享乐和内争的施政者，全然不记得起兵伊始对百姓的许诺他们的《天朝田亩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土地分配制度从来就没有施行过却代之以严刑峻法、苛捐杂税，太平军进而失去农囻的支持甚至激变田野。[151]正如美国学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所言：“叛乱者定都南京后由于在常年战争条件下协作进行社会运动埋下的隐患，叛乱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削弱了叛乱者实现其革命目标的努力这些目标包括平均分配土地和废除官方把持、维护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152]與良性社会政治背道而驰的是互相劫掠和内斗成为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风潮。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观察到“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的现象[153]金华文人方芬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因广西籍太平军和广东籍太平军（前身是天地会部队）在浙江金华自相攻杀而殃忣无辜百姓的凄惨场景：

雀鼠争雄未肯降，五花旗帜舞猖狂

频驱士女充军数，尽废田园作战场

两广锋交黄石岭，八方火起白沙庄

村墟寥落成乌有，一望无垠百里长[154]

民间甚至针对据守太平军和过境太平军内斗一事，区别称之为“卡贼”、“野贼”或“野长毛”[155]可以說，太平天国日益失去民心注定了它最终陨落的命运。读史至此不禁慨叹，昔日“天国”缔造者如今却为掘墓人正所谓“民心向背，国之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