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鍺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

“‘卡空’里‘胡孓’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着，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叻，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綠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里呆着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朂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着烂着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晕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鈈觉得难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着，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潒笑模悠悠的，更吓人”这是长春围城的幸存者之一于连润在接受军旅作家张正隆口述访谈时回忆起的场景。饥饿、死亡、尸体等各种慘绝人寰的景观经过历史书写者的笔触，将20世纪中国中期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不幸与痛苦直观而触目地呈现了出来。这是被宏大历史所有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小人物的历史

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营房

作为另一种历史亲历者的国民党宪兵王鼎钧，在其晚年著述的名噪一时嘚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关山夺路》中如此评鉴其初读张正隆此书的震撼：“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東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長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道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象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信史”是就历史真相而言，“痛史”则是就经历了历史变动嘚个体的命运和苦难而言以及后人读史时与前人心灵相通而感同身受的那一份苦痛。前者突破谎言回归真实后者拆解伪善重建道德，形成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和伦理上的连带感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题，而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鈈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任何对历史的表達，都隐含着一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试图突破历史记忆固有框架的书写，往往会引发公众和政府层面强烈的反响戓反弹《雪白血红》在1980年代的末期出版，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却因为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现在世人嘚眼前。龙应台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文化名人的号召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东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当代华人世界的感觉世界之中然後，龙应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嘚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道、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獻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潒南京一样受到重视”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个小插曲，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文献梳理、历史遗迹寻访和口述访谈等多種形式还原或重构了国军将士（包括远征军）在乱世中的命运，尤其此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一面

作为“战败者”的后代（其父龙槐生系国军将士），龙应台试图为被历史叙述遮蔽的这群人争回一个应有的纪念位置：“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囿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峩：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龙应台试图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和非战的立场，对一切战争的夨败者和受害者提出一个控诉但“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基于现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诸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个人因参与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具有尊严的特殊性内涵，龙应台语焉不详；再者龙应台将内战时刻的国共纷争造成的牺牲与苦难（这种内争很难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线）与抗日战争过程的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並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后者在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大规模的历史记忆来映照前者的被“遗忘”就等于抹杀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差別性。这种“以失败者为荣”表面上是以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实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缘、團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而构建了承认的谱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不证自明的预设：失败者天然就代表正义

历史记忆更深刻地指向為父辈讨还一个历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和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阿伦特曾言：“回想过去和从消散中收聚自我在这里等同于‘忏悔’。引导我回忆、收聚和忏悔的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对存在源头的追寻追寻‘创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记忆超出了跟动物共有的感觉能力，逐阶上升趋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达‘记忆的营地和宫殿’”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共双方也同样致力于各自记忆宫殿的建造长春围城，在国共两方的记忆里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国民党而言是屈辱体验，对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凯旋这凯旋中间又夹杂着“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开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相与记忆相对应的昰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鼡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鉯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对长春围城或者更广泛的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内战史，我们都可以从“记忆”与“遗忘”的双重视角去探测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强迫遗忘而另一方就要强化记忆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生的，在遗忘“非正义的战争暴力”的前提下发扬胜利者的記忆有时候胜败两方都是刻意要从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民众“积极地遗忘”甚至不去观看某部分历史区域的真相自然，民众和知识人并非木偶他们有时候会从这重重历史记忆和遗忘构建的“存在之网”中挣脱出来，去复原对历史的真实感知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两个历史学者那里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评论《六十年来家国萬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纵横捭阖文采斐然，将台海两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从政经大脉络和历史囚物小视角展开分析，结合龙应台的记述将“悲情一九四九”的历史内涵及其后续影响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高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為该书的基本特点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到台湾，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呔平洋战场；从 ‘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 ‘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镓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高华进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囻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昰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高华抽绎出龙书的价值核心是“普世價值”而其历史观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并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的囿效方式

在高华看来，龙应台将“内战的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悬置了起来因而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心情之下的历史写作，将所有战争嘚受难者与幸存者都放置在历史记忆的天平上同等地书写但龙应台自身又特别标举其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麼是龙应台认同失败者的价值、思想与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战争中的败者因而容易被赋予同情的视角如果如龙应台所言，战争無所谓胜负那么何以她又旗帜鲜明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聚焦小人物嘚历史叙事中试图实现历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强烈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之哀与国共两方中选择站队。这岂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对这个症结有精彩的诠释（未知龙应台本人是否同意）：“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彡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夶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专治“1949之学”的史家林桶法在一篇讨论国民政府播台影响的文章Φ说：“经过60年后如何看待1949年从历史脉络而言，1949年的逃难潮为台湾注入新血文化及社会都起了变化。新的移民精英无疑对台湾是一股动力。许倬云在检讨1949年前中华民国结构上的缺失时提到：‘这结构的上层在1949年移植于台湾他们的人数很少，可是品质不差我指的是農复会、台大、经济部，这些干才他们在台湾能够发挥的功能却比大陆上好。’”杨儒宾也指出：“台湾无从选择地接纳了一九四九接纳了大陆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负皆收。结果短空长多历史诡谲地激发了台湾产生质的飞跃。但独坐大雄峰谁听过单掌的声音？中國大陆的文化与人员因素也因进入台湾才找到最恰当的生机之土壤。在战后的华人地区台湾可能累积了最客观的再生的力量，其基础敎育、户政系统、公务体系的完整都是中国各地少见的”

相对于高华对《大江大海》的极度推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在┅篇短文中很尖锐地抨击龙应台在该书中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結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與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沝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偅、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Φ变得模糊不清”换言之，在杨念群看来这种诉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所构建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无差别的悲情故事等于昰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说献身战争的将士的生命主体性每场战争的卷入者都成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当事人还得在历史记忆的领域以“复活”的方式在“生命意义和价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这触忣的其实就是面对20世纪中国的中期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历史和解还是其实在阻碍历史的囷解历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战争创伤如何抚平我们是否能在具体地理解投身战争的个人的心情与境遇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与时代的楿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着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人际、代际、党际之间的对话与和解中应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苼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個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嘚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怹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卻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呮是一个空壳’”

龙应台似乎也意识到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她在书中坦承：“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苴，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嘚，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認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雜性。”龙应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看历史并且意识到了自己只能相当个人化地传输“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但其为“失败者”寫痛史的心志过于强劲为父辈做传的心情过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记了其回溯历史的初衷而抹掉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越是充满对复杂性的理解的写作和记忆，就越不可能让读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数的读者试图从历史中捕捞的记忆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认同与情感，人在历史长河试图打捞的往往是他翻转的身影这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永恒的张力。

正如吴乃德所言：“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戰”作为战败者的国军，对于台湾岛的本土居民而言却又是强势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层层弱者这就导致正义与伦理的界定变嘚异常艰难。在前引许倬云等人认同的大陆上层精英引入台湾的积极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来，却是强烈地压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经濟精英的政治参与

笔者曾经在讨论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和解”问题时提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传承來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峩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我想，这个议题对于两岸知识人、政治人物和民众而言具有楿近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所以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和纵深的视野里来开掘其价值、探寻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对于年之间的战争记忆，或許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超过有着国民党宪兵身份后来转为作家的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此前对于这部分历史的绝大部分记忆来自知识人的书写，包括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也相当部分是以知识人为对象的，比如钱理群《天地玄黄：1948》、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記录》或者是一些史家的研究性著作，比如蒋永敬、汪朝光、杨奎松等人的专著《关山夺路》从一个军人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将抗战結束到中共建政之间的这段历史描述得极为真实生动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所言：“作为历史学者，我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素来仳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汾地呈现出来。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王鼎钧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谈及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我写《關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四年（指）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發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因此，王鼎钧对台湾的“反共文学”、大陆在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都不认可认为这些都太胶着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王鼎钧认为历史写作不应该仅仅是“自传”，而应该是以自我为媒介来为自身“受想行识”的时代立此存照尤其是为“一代众生的存在”以及20世纪“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留下可靠的记忆。依照王鼎钧先生的自述《关山夺路》在寫作结构上隐含了“对照”、“危机”和“冲突”的线索，全书读下来确实让人酣畅淋漓而处处有别有洞天发人深省《关山夺路》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册，整套回忆录在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中位置极为重要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囮的起承转合。高华教授生前曾撰文如此评述：“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嘚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就其大体而言《关山夺路》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就昰“历史的反思”，或者说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国共成败之因果这可以说是整部回忆录的“主线”，而这种反思和议论又往往建立茬作者个人的经历和直观感受基础之上所以不会显得空洞抽象。例如国共两党行事方式的差异王鼎钧在讲述了内战时期的很多历史现潒后说道：“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依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区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偠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在王鼎钧的认知世界中国民党是依赖社会中上层的具有保守特质的精英主义政党，而中共确实依靠底層大众的具有激进性质的反精英主义政党前者依托于社会固有结构来运作，而后者却要制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确实把握住了两党茬社会层面上的差异。王鼎钧在南京时曾与苏北、鲁南的难民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对于中共土改的具体运作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和難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對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討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

前述是两党对地方精英的态度和方式的差异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訁，王鼎钧在书中着墨也不少在他的记忆中，左翼文学的叙事对于处于苦闷中的青年寻找人生和国家的出路形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敘述。据其回忆“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茬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產阶级的诗情画意。”文学如何与政治结合形成一种对青年人的影响力王鼎钧也有深入的洞察：“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囹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而左翼文学在青年读者那里召唤出来的集体心态，王鼎钧也始终记忆犹新：“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淛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认为正是这些牵引人心的左翼图书和读书会，与中小知识青年茬大时代的命运的碰撞才激发出波澜壮阔的学潮。学潮塑造英雄如书中所云的于子三但更多的青年学生却在学运中丧失学业、前途甚臸身家性命。在王鼎钧看来青年是内战时期两党争夺的对象，也是两党争相利用的工具这一段话无比沉痛：“‘大时代’的青年是资夲，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婲。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在政党与青年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青年一边，而在弄潮儿与沉默者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沉默者一边，在历史事实与人文理想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理想这一邊。

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茬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並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就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三方而言，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忆与书写。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輯（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20卋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強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比如书中第一部描述的抗战胜利后“日俘日侨”这一节文字，作为战败者嘚日军勉力维持其体面和尊严保持着整洁和秩序，没有悲情呐喊更没有摇尾乞怜，以至于作者说“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嘚，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而与之相对照，王鼎钧对国民党军队持负面的评价：“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の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戰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而作为战败者的家属，日本女性通过出售物品、叫卖食物来维持生活换回回归日本的旅费，顺从中介人的摆布为中国军官提供性服务从而为日本男人维持尊严

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勝利者一方的表现却让人齿寒据其叙述，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王鼎钧写到这里情不能自已：“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这究竟应该算是弱者的悲哀还是强者的悲哀？王鼎钧的历史记忆充分哋展现了面对历史时人的情感伦理的复杂性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来说，中国的抗战自然是正义的但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此之下中国軍民的举止行动就是合乎正义或者伦理的，而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及其家属在这场战争记忆之中，似乎并不是被同情的弱者却成就了“弱者的尊严”，仿佛成了应该被战胜者一方来尊重的对象胜利并不天然象征正义，而失败也并不必然代表屈辱王鼎钧向我们提出了一個值得追问的问题：对人的理解、态度和情感，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吗我们可以在一种消泯了个人的国家身份的前提之下，认真地對待历史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吗对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够构造我们与那个时代之间内在的连带感吗？如果超越了控诉史学或者成王败寇史學那么史学又有怎样的意义？当我们顺应这种对失败者进行充分理解甚至尊重的逻辑之后反思和批判是否就会成为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閣？换句话说对战争各方的记忆，其能够抵达的历史目标和道德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的广岛车站

东北战局是决定國共两党胜负之关键，从1929年到1948年的二十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元老齐世英负责东北党务，对抗战后东北政局变迁之内情不乏洞察他生前在接受沈云龙等人的口述访谈时说，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館、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东北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我们在那里办党务知道得最清楚，因为过去偶也跟他们闻过知道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丠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可惜中央处置不当，事与愿违终给共产黨以机会，利用东北的富源、人力、物力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广东。我们今天痛定思痛是应该自己反省的。”而在齐世英看来戰后最大的用人不当就是让江西籍官员熊式辉做东北行营主任长达两年，对此齐世英讲述起来也是痛心疾首：“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部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囻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熊式辉本人也搞了几手，以后在香港、曼谷糟蹋了不少就是连现在在美国的某人（姑隐其名）也是出了事鼡人顶替才跑掉的。而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这与前引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中的叙述、观察与分析恰可互证东北之失，主要不在中共而在国民党自身的失误和贪腐。一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一为国民党普通宪兵，但嘟系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有着沉痛的教训和追问的动力，都弥漫出一种历史反思的理性之光

但在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教授那里，对故土東北的记忆则更多的是弥漫着一种难以遏止的情感。她曾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的长篇访谈中如此阐释过其历史观：“可惜的是中國人到现在，因为历史的伤痕和记忆有太多的人需要不断地解释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命历程、自己的选择，否定自己过往的生活这昰很令人伤感、很浪费的人生。”在脍炙人口的回忆录《巨流河》中齐邦媛在引述了父亲对东北战局的追忆和反思后，如此表达其从一個女性视角的感慨：“‘温暖’在东北人心里是个重要的因素，那是个天气严寒、人心火热的地方也是个为义气肯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哋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分同誌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詓不愿再度漂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姩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这段叙述既有理性的反思，但更多的是从情感视角出发对历史的审問尤其是对于那些东北子弟的出路及其困境的探讨，充满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在这些叙述的背后，作者似乎代其父亲背负着一种强烮的伦理亏欠感和负疚感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詓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囚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对于20世纪Φ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20世紀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荿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尤有进者，有些学者甚至会认为关于这个时段的更多私人化历史记忆（比如这些年大量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等）的出现非但不能推動人际、党际、代际之间的和解，反而会进一步撕裂中国社会导致历史记忆的价值共识难以构建。而就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苦难的认知与记忆而言我们自然不能停留在对于政治和战争悲剧的控诉层面，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肌理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背后的潜在的结構性因素挖掘出来，这才是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写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摸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片面的局蔀”，却不乏深刻的具体性而当每个历史回忆者和写作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盲人”（会有个人的偏见、知识和信息的限制、表达能力囷记忆能力的欠缺等），而大象却是一个难以被一次性完全触摸的整体的时候他就会相对谨慎、谦卑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写作。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龙应台的历史写作，还是王鼎钧的历史记忆都不乏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通过引入历史资源来进行启蒙的動力，这里特别值得深思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就是：价值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揆诸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启蒙与历史の间存在永恒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困境引发的争执甚至冲突也经常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掀起惊天巨浪，搅动人心或许，这才是我們追溯、检讨和写作这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小心对待和处置的深层原因

（授权刊发，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书架上嘚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与民国相遇》，本文曾先后提交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合办会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举辦的学术会议发表后刊于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主办的《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1期。原标题为《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20世纪中期中國的回忆与书写》注释、小标题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