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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显示设置:1024像素*768像素前苏联撤退援华专家的目的
　来源：文摘报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想像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北京日报》7.20　沈志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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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专家：政治会议侵占中国科学家时间
　　1961年8月，莫斯科机场，一个人手持护照，怀揣笔记，惶恐不安地盯着警察，怕他怀中记载与苏联政府有不同看法的秘密被发现。几次心惊肉跳之后，载他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飞机终于翱翔天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奖金、功勋奖章和劳动红旗奖章获得者、出生在乌克兰的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几天之后，他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两年后，他撰写的《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出版，追忆了他1958年、1960年两度作为援华科学家在中国的经历。
　　关于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据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北京的一位工程师说苏联专家并非个个都是好人。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期，工程师自然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工程师又说苏联专家中也有好人，再次因言获罪，&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发配青海劳改（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3－4页）。苏联专家是苏联应中国政府要求派华援助建设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是来&夸夸其谈&，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他们要把&所有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沈志华书，第80页）。但正如那位因言获罪的工程师所言，苏联专家并非个个都是&好人&。有些人来到中国，居高临下，趾高气扬，自以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也并非个个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顶尖人才，一些根本没有水平的所谓专家&敢来&中国，是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科技水平极端低下，与中非某个国家相差无几（第3，18－19页）。
　　应邀来华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指导工作的克罗契科，显然既是要真心实意帮助中国的&好人&，又是高水平的专家。他从1930年起，就在苏联科学院普通化学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理论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是稀有元素专家，1948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克罗契科工作之外，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科学与科学家。他了解到中国的科学水平、实验设备与苏联差距并不大，如中科院化学所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绝不次于那些在地方学院教书的苏联教授&，骨干人员中至少有五六人与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者获得者&不相上下&（第10页）；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高级成员和苏联冶金研究所的同行相比，&在业务上毫不逊色，只是人数上少一点&（第74页）。他也知晓苏联政府并不真心实意将一流的专家派来中国，&除非指名道姓地要求&派谁来。于是，他建议中国科学家自己组建班子，用自己的相关人才从事研究，&积累有用的经验，培养自己的人才&（第18页）。但中国人似乎缺乏自信，总是向苏联寻求帮助，而且希望苏联专家&是某种魔术师，能在几分钟里解答他们提出的所有纯粹科学或是应用科学中的各种问题&（第20页）。
　　克罗契科对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政治会议对中国科学家科研工作时间的侵占非常不理解。在他的祖国，&政治会议至少是不允许在工作时间举行，所以不至于威胁本职工作&。而在中国，因为政治会议，在工作时间内&几乎完全不可能在一个人通常工作的地方找到他&。1958年上半年，克罗契科计划在北京作十二次演讲，&唯一的困难&就是不计其数的大小会议使演讲不能正常进行。开始每周两天开会，以后增加到三天，最后几乎每天开会，&这样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在夜里搞研究。我的演讲只好延期，有时是无限期的延期&。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的访苏报告，&院内所有的人都得去听&，&安装在走廊里的大喇叭在大声嚷嚷&，&杜同志的讲话滔滔不绝，持续了整整一天，只在那雷打不动的午饭时间才安静了一会儿&。克罗契科很纳闷，&那家伙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党的书记，为了搞个破运动，竟能让数千职工整天不干活！&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把他的报告精简成一个或两个小时，或者在工作之余再去报告，或是把他的报告打印出来再分发给大家&（第14-15页）。
　　其实，1949年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时间一直是个问题。1953年，中国科学院曾有报告上呈中央，要求减轻担任领导职务科学家的行政负担，以便他们&集中时间从事研究&。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专门规定必须保证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可惜，反右运动、大跃进接踵而至，规定形同虚设，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时间反而更少了。
　　当然，当时的中国，由于社会活动和社会兼职是重要的政治待遇，即使像竺可桢、华罗庚这样一些顶尖的科学家，一面抱怨社会兼职、参加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太多，&苦不堪言&，一面又声称开会可以休息头脑。其实他们各具苦衷，&如果不参加这些社会活动，没有这些社会兼职，他们丧失的可能不只是从事科研的时间&（路振朝、王扬宗《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2期）。
　　除了政治会议和社会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乃至劳动锻炼等等。科学家们被迫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虽然麻雀因吃害虫很快被&平反昭雪&，但平反并不能使它们复生，&而那些害虫仍然大吃大嚼中国的谷物&（第61页）。
　　科学工作者们还有完成大字报的任务，每个人都有定量，化学所有文化的写十张，体力劳动者写五张，交通部平均每人一百张，而上海某人声称他写了一千张。克罗契科笔下的大字报也很通灵，第一天，&门厅与过道铺天盖地似的到处都是&；第二天，&大字报的海洋上升到楼梯上&；第三天，&它又冲上了二楼&。&很明显，走廊里的墙壁全都贴满了大字报也不够登载中国人要说的所有的话&，&一根晾衣绳横挂在大厅中央，上面挂着的大字报就好像是等着晾干的衣裳&。当他通过大字报的丛林，看到所长柳大纲正在阅读这些&衣服&，&脸部表情凝重&。过了几个星期，大字报高潮退去，五颜六色的花纸先从晾衣绳消失，过道墙壁上也无影无踪。又过了几天，&只剩下两三块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胡编乱造的内容和党的正统说教仍在用散文、诗歌或漫画的形式持续下去&（62－65页）。
　　在克罗契科笔下，科学工作者下乡参与十三陵水库修建的场景也显得非常有&意趣&：&北京的机关、团体、高等学校，都将其成员送到水库工地干上一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开完会后，全体成员也驱车去大坝劳动，&报纸又连篇累牍地描绘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有的文章还说卫生部的女部长在工地上挨个地哀求这些大人物爱惜身体，别累坏了；有的还绘声绘色地描写毛用扁担挑土，并配上照片&（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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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今日推荐苏联援华专家待遇揭秘－郑州晚报数字报-中原网-省会首家数字报
第C03版：真相
苏联援华专家待遇揭秘
平均工资水平大抵与中国的部长相同，远远高于一级工程师
半个世纪前，曾经有一大批苏联专家活跃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待遇怎样呢？围绕这个问题中苏之间曾出现过怎样的外交风波？笔者从外交部解密的文件中发现了很多详细的材料。 斯大林提出 高额工资要求 新中国建立前，苏联对于派遣专家来华的待遇要求是很低的。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刘少奇时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斯大林还说：“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刘少奇对“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常感动，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伙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
后来，当苏联意识到专家来华必须做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专家、而不同于安插在东欧国家的“顾问”时，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补偿专家原所在企业所蒙受的损失，为此，中国政府应按每人每月卢布交付给苏联政府。 苏方的要价令中国政府大吃一惊，在后来的谈判中，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卢布，但坚持应以卢布结算。苏方还要求把在华苏联军士的报酬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苏方“甚至赞同，中方也应支付普通士兵的实际生活费用，而这笔费用不能算在应该补偿他们的差旅费之中”。 围绕专家待遇问题展开了艰难谈判 中苏围绕专家待遇问题展开了艰难的谈判。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谈判。 王稼祥特意提出，中国政府很关心专家们是否能将其家属带到中国，以便他们更长久、更安心地工作。王稼祥问葛罗米柯：“是否能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卢布补偿金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葛罗米柯断然拒绝中国政府的提议，认为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修改。他说：“专家们将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本人的收入情况，自己决定是否应该携带家属。” 对于军士问题，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规定给其他专家的条件扩展到这部分军人身上。王稼祥还说，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1500卢布是高水平的，支付军士工资将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给教师和技术专家的待遇同给军士的待遇有些不相称。葛罗米柯坚持原有的立场，并再一次重申了苏方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条件。 由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需要大量外国专家援助，中央不愿再在专家待遇问题上陷入无休止的纠葛之中。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 苏联专家待遇相当于什么水平？ 在档案号为109-00192-01的中国外交部首批解密文件《1950年3月中苏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第四款中，我国首次对外公开了苏联专家的待遇情况：“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苏联专家之程度，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卢布，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之损失。” 当然，多数苏联专家都拿不到3000卢布。根据中央档案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记载，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来华专家工资分为七级：一级设计组总工程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而1954年部长最高2260分，司局长最高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可见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抵与中国的部长相同，而远远高于一级工程师。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了解，不少专家得到的报酬是其在苏联工资的5倍；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还高。 更重要的是，苏联专家的工资基本上无须用于日常生活开支——这些费用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即便在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调低苏联专家经费预算标准后，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仍大大高于工资本身。 不容否认，苏联专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即便从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角度分析，高薪聘请苏联专家也是值得的。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