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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一百周年我国的目标是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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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国1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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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毛概本届政府提出建党100年和建国100年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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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战略 ：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这一战略部署就是：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 中共十五大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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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媒：中国建国100年时什么样？南海或已成内湖>>正文
来源：环球网
美媒：中国建国100年时什么样？南海或已成内湖
[提要]美国《全球主义者》11月29日文章，原题：20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华诞 2049年将是新中国100年华诞
& & &&美国《全球主义者》11月29日文章，原题：20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华诞 2049年将是新我国100年华诞。让我们把目光穿越未来几十年，将发现怎样的我国和世界&&在2049年？其间有许多问题需要提出并回答：
& & &&一、中等收入或高等收入的我国？过去半个世纪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可谓凤毛麟角：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我国大陆届时能如愿以偿吗？& & &&二、人口挑战？随着我国社会快速老龄化，劳动力供给逐渐枯竭。我国能成功应对其令人畏惧的人口挑战吗？& & &&三、脑力胜过体力？这取决于我国能否通过创新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 &&四、邻国更近或更遥远？我国面临诸多国内难题，也需应对相当艰巨的邻国关系。届时，我国能否都很好地应对？& & &&五、朝鲜会怎样？政治学者常说，朝鲜是我国的盟友。但令朝鲜&恨之入骨&的韩国却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科技伙伴国之一。2049年，朝鲜是否仍是拴在我国脖子上的磨盘？& & &&六、日印对华关系。届时，日中各种争端将会怎样？中印关系呢？我国掌控着从青藏高原流向印度的水源、两国存在领土争端且我国海军向印度洋进发。此外，北京与伊斯兰堡关系密切。& & &&七、南海与美军。南海可能是最热地缘政治问题。2049年南海是否已成我国的&湖泊&？是否已由此引发战争？最重要问题是，我国能否与美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 &&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北京能否推行必要改革，还将取决于哪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将占上风。(作者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教授雷曼让-皮埃尔&莱曼，王会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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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 郑永年将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毛泽东的30年 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
　　过去的65年已成历史，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样，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他认为未来三十年，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是必然，并对比印度、美国等国的民主化历程，分析中国现状，指出中国应该走适合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　　常人看来严肃枯燥的政治学问题，郑永年教授条分缕析、细细道来，他纵观历史和今天，比对中国、印度和美国。　　而且郑永年教授着实是位高端段子手。他谈及新加坡已逝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表示对于李光耀是很佩服，对方是“我做的事情你接受了，就是民意”。现场观众笑声一片。　　谈及腐败问题，郑永年教授犀利表示，有些反腐败机构的官员自身都很腐败。台下听众都听得聚精会神。　　报告临近尾声时，现场师生踊跃提问，内容涉及“未来中国30年哪些领域不能发生颠覆性的错误？”、“朱立伦当选主席之后，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等等诸多尖锐问题。　　也有学生现场提问英语学习的问题，与报告主题无甚关联，引起现场师生善意的笑声。郑永年鼓励年轻学子，学习外语不要怕，说出来就好了。 整场报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无论在场师生抑或郑永年教授都意犹未尽，现场观众接连不断地传递提问小纸条上台，限于时间，最后只能择选一些问题回答。　　会后是还有签售，小编听闻身旁某出版社编辑笑言，今天参加现场签售的读者，比之前浙江书展上参加郑永年签售的读者还要多。可见一场报告之后，高校师生已被郑永年的犀利幽默所折服。　　签售会上，大家纷纷掏出真金白银，抢购郑永年著作，火热程度不亚于超市促销期间的大妈采购，谁敢说学术无市场？　　没到场的浙江新闻客户端读者，不用担心错过，以下我们将尽量完整地和您分享郑永年教授的精彩思想。　　思考之魅力，“思享者”愿从今天始。　　当代浙学论坛　　中国未来三十年　　主讲嘉宾：郑永年　　我们知道，讲未来是最不好讲的，因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最害怕去预测什么。但是，这个课题却非常重要。我以前写过《中国改革三步走》，先走经济改革，现在是社会改革，以后再走政治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实行民主化还太早。有人就提出来，你说民主化太早，为什么还要研究民主？我说对未来的东西应该先研究，民主化来了再研究民主，就来不及了，如果说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话。中国应当实行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怎么找到中国自己的民主，这是我们学者研究的课题，也是学者的一份社会责任。怎么样去认识未来？我觉得在社会科学里面，你要看未来，就要从大历史背景里面去看。如果要看未来30年，就要看以前的30年怎么样，甚至以前的60年怎么样 。　　今天我们讲两个一百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年，2049年，到现在还留下35年的时间，所以要研究未来30年的时间。我个人判断，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新一届政府是在规划未来中国30多年，这从十八大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的架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要讲未来30多年，也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也就是到2049年，那就先要从改革开放以后的35年发展进程来看，同时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以后65年的发展进程来看。　　这100年，可以分成毛泽东缔造共和国的前30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中间36年，十八大以后从现在开始到建国100周年的34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位的近30年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毛泽东的评价国内一直也不统一，世界上也是不统一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要从一个大历史来看，对毛泽东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习总书记曾说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不要互相否定，我是非常支持的。历史是事实，不能互相否定，不能带着个人主观的方法来否定历史。　　新中国的成立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从清朝衰落以后，找不到一个政府形式，找不到一个国家形式，是从军阀混战、抗战这样分裂的局面中走过来的。当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有搞经济建设。大家去看毛泽东的整个时代，它的经济发展在50年代前面一个阶段是搞得非常好的。当然中国前面30年的人均GDP很低，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人均寿命、教育、基本的医疗有根本改观。在这点上，毛泽东是有非常大的功劳的。中国以前传统的体制就是皇帝统而不知，皇权不下乡，毛泽东领导的体制是政府的权力第一次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来建设国家，这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当然，后来他搞“文化大革命”犯了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功劳在哪里？中国人自己往往看不清楚。我很喜欢把中国跟印度进行比较。这个灵感还是我以前跟新加坡的前总统纳丹得来的，他是新加坡印度籍的总统。我问他，中国跟印度比较你是怎么看的？他考虑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共产党，印度没有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在想，一个政治组织为什么对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印度的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就搞不起来呢？如果你到印度去看看，无论是传统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传统的社会结构，还是现在的那些民主、法治这些东西，都阻碍着市场经济在印度的发展。不可否认印度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基本上只是人口的10%发展起来了。现在印度所谓的现代部门的经济只占30%，而传统的部门占70%。毛泽东时代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扫清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快的经济发展，跟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比如，如果中国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很难征地。印度现在要征一块地，中国一个月就够的话，它要好几年。所以大家去看印度，基本上现在的经济就是外包，因为英文好，主要是IT、高科技这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还没有开始。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如果真的要经济发展，首先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大规模的工业化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系，印度现在就做不了。印度以前是国大党，也是个家族党，印度各个邦都是家族统治。印度现在的等级制度下，尽管由大家选票，基本上就是非常极少数人的民主。　　第二就是工业扩张。因为为了战备经济，当时国际条件不好，中国就从以前的东南沿海的一些经济基础设施，到后来实施“三线”计划，扩张到全国各地。这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推动不了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说一句话市场经济就发展起来了，需要很多的条件，而这些客观的条件都是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资本主义，他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但是他觉得用西方的这种方式，永远不会赶上西方。他认为在落后国家搞经济发展，不能用西方的那套方式。这一点，我想大家如果重新去解读毛泽东的话，可以用另外的思路来看。　　中国人喜欢跟美国比较，不喜欢跟印度比较。但是即使跟美国比较，我算了一下，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经历了五任总统，我们中国经历了五任总书记，但是比较一下，中国从70年代末那么穷的一个国家，人均GDP大概300不到500美金（当然有不同的算法），到今天的75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中国曾经是最穷的国家之一，到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我不需要具体举很多数据来说明了。而美国做了什么？五任总统中，里根总统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从老布什开始，除了海外打仗以外，基本没做什么。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野心勃勃，他想搞一个医疗改革，三千万人，现在灰头土脸搞不成。再比如说金砖国家，五个金砖国家，其他四个金砖国家GDP总体上加起来还不及中国一个。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不知道，但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刚刚赶上日本，但是到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变成日本的2倍了。当然，中国人均GDP还是比较低。人均GDP低，关键是看你怎么看，它不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人均GDP低表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这36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经济体制方面需要改进，但是基本上大体的制度已经建立了。是不是中国这36年的发展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改革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只是一个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政治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改革呢？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进步恰恰是中国政治上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革。我把它总结成几点。　　第一是职位的限任。今天去看看，发生颜色革命的那些国家，都是因为总统没有限定制，一直可以无限当下去。中亚、中东都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限任制，搞终身制，就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邓小平的功劳。　　第二是年龄的限制。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干部退休，有几百万的新的干部上去。这就是政治学里面所说的，更新非常快。　　第三是贤人政治。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的话，你不仅要有教育背景，但是教育精英不一定是政治精英，因为政治就是政治。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没有各方面的经历和阅历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是集体领导体制。集体领导体制有它的负面的效应，但是积极的方面就是领导人互相制约，就是党内民主。　　这些都是政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方向是对的，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如果不考虑这些政治因素，很难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伟大成就。当然也不是说现在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它也面临许多的问题。比如说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到最后就变成没人负责，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后谁负政治责任最最重要。再比如说，现在有些官员的腐败触目惊心，贪污的数量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底线。我想一个人能够贪污那么多钱的话，肯定是某些方面的制度出了问题。　　当前改革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领域没有跟社会领域分开，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领域。日本跟东亚四小龙，他们经济起飞以后大概30年时间，能把中产阶级做到很大。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中产阶级的数量，根据目前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大概是在30% 左右。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局面？因为你把社会都破坏掉了，我们很多的GDP都是通过破坏社会得到的。大家就说，你买了房子变成房奴了，生了小孩就变成孩奴。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基础，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所以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我们今天要对无产阶级重新理解、重新定义，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无产，否则也不会提全面小康社会了。　　经济的新常态就是指我们的两位数的经济高增长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叫中高速？就是比起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的增长还是比较高的。还有经济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对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消费。　　首先就是对经济新常态怎么理解？我自己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现在远未进入新常态，只是说两位数的高增长过去了，我们追求中高速增长，但是怎么样能实现一个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呢？如果未来15年、20年实现6%、7%的稳定的增长，这就是稳定新常态；如果今年是7%，明年是6.5%，经济波动太大了，我想这是谁也不想要的新常态。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很重要，我们批判GDP主义，用牺牲社会来换取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但是GDP增长还是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是7500美金，下一个阶段就像习近平所说的“四个全面”的第一个，要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把全面小康社会理解成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观，怎么样把自己从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进入了高速增长的社会，就是像早些年的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但是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像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这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腐败，暴力，政权不停的轮换。一个社会一旦进入高收入之后就不同。　　现在有些外资因为国内意识形态的争论，特别是一些左派机会主义的做法，有些在撤退，但是陆续进来的也有。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如果你要开始讲阶级斗争了，那就对人家影响很大。现在大家提倡众创，众创是可以减轻一些就业问题，但是真正对中国整个国家的GDP贡献或者是产业转型，还是有限的，还是要靠这些产业怎么样升级转型。　　李克强总理这次全国“两会”上又提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我是非常赞同。你不发展真的不行。如果是发展，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不发展，就成为一个永恒性的问题。　　当前，中国政治更是进入新常态。一是权力的集中，以前是太多的分权制衡。第二个是顶层设计，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是通过顶层设计而来的。第三个反腐败。　　反腐败我觉得非常重要，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中央设计的很好，但是一到某些地方就被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那就不好了。群众运动非常有效，但是你要看到成本，最重要的是法治就建立不起来。　　反腐败，先治标后治本，治本就是要建立反腐败的制度。你看看新加坡、香港，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反贪局，香港一个小小的廉政公署，同样是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搞得很清廉，这跟多党制没关系。新加坡是长期一党独大，香港当年还是港英当局。反腐败的机构要集中，机构太多了，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反腐败的新制度正在形成，法治的方向是对的。　　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非常好，三中全会363条改革方案，四中全会180条改革方案，有一些重复，加起来是500多条改革方案，哪怕是实施80%的话，也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中国，现在关键是你怎么去做的问题，怎么把顶层设计执行下去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是改革顶层设计者，也是有些改革领域的推动者。像财政货币政策它决定，外交、军事都是中央政府的，跟地方政府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中央政府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地方政府、企业、社会，要把这些权利下放到改革者手里。为什么80年代的经济特区在广东搞的那么有效，现在搞上海自贸区，为什么动静不大？就是分权不够。当时邓小平在创立特区时说，我给你权力，你可以试错，改革是要试错的。改革里面犯错误是允许的，你不让他犯任何的错误，他不敢干了，这也是不可能的。让地方政府和企业试错可以往前走，否则改革不动。　　还有现在提倡法治，现在所有的改革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也是对的。但问题就是改革就要触动现有的法律体系，这是个矛盾。怎么来解决？该废除的废除，该清理的清理。今天我们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先做减法，先清理掉，束缚我们的东西、过时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左右派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争论相当激烈。左派是否定宪政的人，右派说要搞西方的宪政，这都不对。中国应当搞中国自己的宪政。右派说不搞宪政，共产党不搞宪政，为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制定宪法，为什么邓小平82年修改宪法，因为共产党是要搞宪政的，你不搞宪政你搞什么，难道要回到皇权时代？但是右派就很麻烦，他们要搞西方的宪政。两年前，有两个记者采访我，我问他们，你说是宪法文本好还是宪法好？他们说不上来。我说你们认为宪法文本好的话，我是学政治学、学宪法的，我一天给你搞出一个非常理想的宪法版本来，这并不难。好的宪法就是真正在中国这个土壤上能运作的宪法。你说西方宪政好，你看看非洲实行西方宪政的，亚丁美洲实行西方宪政的，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一说民主就是美国、欧洲几个国家。他们都是运作比较好的，其实现在问题也是一大堆。非洲国家从表面上看有宪政、有多党制，什么都有了，但就是一纸空文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搞中国自己的宪政。我是反对中国搞多党制的，中国一实行多党制就会打起来，说不定会搞武装割据。你到台湾去看看，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跟台湾的人均GDP差不多。新加坡现在5.5万，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　　四中全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的文件，我们讲民主法治，大家知道，法治民主，如果民主发生在法治之前，法治永远搞不起来。世界历史上包括西方，法治永远优先于民主，有了法治才能搞民主，搞了民主就搞不了法治。尽管四中全会不是用政治改革作为主体，是以法治作为主体，其实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文件。　　此外还有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任何国家，把法律分成两部分，立法跟司法，立法是执政党控制的，天经地义，任何一个国家立法是执政党控制的，跟中国没什么区别。但是法律一旦产生，你政治就不要去干预了。三中全会就是这个方向。　　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就说了，中国到下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我对这个民主富强的中国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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