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禛_百度百科
爱新觉罗·胤禛
爱新觉罗·胤禛（—），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第四子，母为，即德妃乌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在二废太子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的统治，实行。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建立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平定。同时设置加强皇权。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1]
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之，传位其第四子。
爱新觉罗·胤禛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胤禛早年经历
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生母为。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2]
青年胤禛读书像
，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之女，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2]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胤禛跟从学习四书五经，向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3]
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往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掌管大营，[4]
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5]
，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6]
又往暂安奉殿祭祀。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受封为。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次年侍从南巡，对、工程进行验收。
爱新觉罗·胤禛经营争储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了太子。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同时与皇八子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7]
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7]
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储位的传奇猜疑很多。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8]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和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祭告，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爱新觉罗·胤禛巩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7]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不想放过政敌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为和总理事务大臣。将发往西大通（今青海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
雍正帝读书像
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9]
削和圈禁，并被改名为“”（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自尽，同时削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西征随笔》案和试题案。
爱新觉罗·胤禛主政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辈，朕之见闻更过之。”[10]
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11]
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12]
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允礼所作雍正帝像
第一，反对。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13]
，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14]
他针对康熙帝“”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15]
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16]
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17]
，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18]
。他反对的朋党包括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19]
“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20]
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的建议，施行和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21]
爱新觉罗·胤禛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22]
与用兵相配合，雍正
帝设立，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雍正帝从、尚书、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户部尚书、大学士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23]
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24]
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25]
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柟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遣其徒策动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雍正帝遂大兴，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他对臣工的谕旨，由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26]
爱新觉罗·胤禛离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皇四子、皇五子，大学士、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27]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宫苑，常在圆明园与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28]
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之。
爱新觉罗·胤禛为政举措
爱新觉罗·胤禛政治
雍正帝扩大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
故宫军机处内景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时期恢复。康熙成立都旨在分散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可见，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使皇帝——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允许臣下阻挠旨意。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地方官员下达命令，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就渐渐形同虚设了。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29]
雍正初年，重用和。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兼，赐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案和案）。
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江苏人）、（福建人）、（安徽人）、；其中李卫、田文镜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确实了解并重用汉人。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1703年）八月宣布——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藏于，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选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重视。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胤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尚书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清查使财政好转，但要说明的是，康熙朝末年存银为2000多万两，雍正朝末年存银也为2000多万两，极大的夸大了雍正朝理财效果。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帝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30]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籍。雍正元年（1723年），、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而被编入“（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籍，使其成民户。[29]
爱新觉罗·胤禛军事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康熙帝，噶尔丹之侄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首领纠集二十万人进攻反清，雍正命年羹尧、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爱新觉罗·胤禛经济
措施和成绩
①整顿财政
参见词条：
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帝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他即
雍正皇帝军装
位不到一月，就将此事提上日程。雍正帝认为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自身侵贪，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据此，他向各级官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间，限期完结亏空，否则从重治罪。之后，雍正帝又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由其亲信怡亲王允祥主持。同时，他还令允祥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31]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大对亏空钱粮官员处分的力度。他一改其父的纵容态度，凡亏空钱粮者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归还。雍正二年八月，雍正帝鉴于相关案件量刑过轻，加重处罚：“那（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那（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对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亏空。他特别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经过多年努力，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各级官员也大受威慑，不敢轻易以身试法。[31]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32]
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又称“”，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巡抚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④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参见词条：
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自外
雍正帝农装
。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⑤实行铜禁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33]
雍正帝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量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34]
弊病和不足
①重农轻商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淀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他过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帝先农坛耕作图
②急于求成，手段过严
雍正做事，正因如此，故垦荒，清丈，挖井，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过于严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价：“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
爱新觉罗·胤禛文化
雍正时日益频繁，因&谄附&而立斩枭首，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35]
爱新觉罗·胤禛民族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雍正帝继位之初，清廷调整西藏驻兵的政策，将驻藏清兵撤回内地。随着青海，清廷再次派兵驻藏。戡平叛乱后，的《》涉及整个藏区的治理方略：严控青海蒙古；加强康区的防务；清军再次从西藏撤出。清廷开始对藏区进行行政划界厘定各藏区范围。[36]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日），僧格、马喇已由京
雍正帝蒙古族服装图
起程赴藏，成为设置之始。清廷为防止生变，固未派兵随大臣们紧张。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获得卫藏战争胜利，八月，查郎阿、迈禄领北路军，周瑛领率南路军同抵拉萨。按照清廷早前的安排，留周瑛、迈禄领二千兵驻藏，这样大臣驻藏有了军队的保障。[36]
驻藏大臣设置之初职数尚无定制，无规定的任期，尝试轮换。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马喇则负责护送七世至里塘，这样驻藏大臣由二人增至三人，此后包进忠进藏，大臣驻藏又有增减。起初亦没有按照岳钟琪所设想的三年一换制，清廷还没有明确提出驻藏官员的轮换。这样驻藏大臣进入了新的轮换，同时清廷恐新任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务，著马喇先回，留僧格协同青保、苗寿等办事一年。这个过程是清廷摸索、完善大臣驻藏制度的过程。[36]
“正统”思想
参见词条：
雍正帝宣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犹中国之有籍贯。为之人，为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 反驳明末遗民说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统，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37]
爱新觉罗·胤禛外交
开始严格执行，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为首席代表与签订《》，第二年又签订了《》，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爱新觉罗·胤禛轶事典故
爱新觉罗·胤禛资助书生
胤禛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
雍正帝少年像
备泛舟游玩一番，刚出，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嘛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38-39]
爱新觉罗·胤禛喜爱佛学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但因一时恼怒，又把一
雍正西服画像
度称为“异人”的贾士芳处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40]
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释、道三方面统一用为统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强化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同时，因为用沙门做谋主，也必须提高兰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侣，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雍正帝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宣讲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自居，大量干预佛家内部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双重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而变得更加神圣。
雍正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安抚喇嘛教只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共十九卷，更从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全部翻译成。世宗皇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
雍正所结交的喇嘛是张家（章嘉）喇嘛，不是西藏的达赖雍正在浙江大修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雍正也著作学佛经籍数大部，主要还是以中国禅宗佛教为主，达百万言以上。
爱新觉罗·胤禛西式服装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41]
爱新觉罗·胤禛御用眼镜
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佛罗伦萨，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42]
爱新觉罗·胤禛迷恋丹药
雍正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43]
雍正皇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44]
雍正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44]
爱新觉罗·胤禛人物评价
爱新觉罗·胤禛总评
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爱新觉罗·胤禛史书评价
《清史稿》：“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45]
爱新觉罗·胤禛历代评价
康熙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46]
清宗室、史学家说：“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47]
濮兰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 ”
法国传教士评论道：“尽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现得像是一个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称赞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热衷于政事，他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给雍正皇帝带来最的乐事就是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扬美德奖励善举的政策，使得臣工们纷纷效法雍正皇帝（节俭的作风）以帮助灾荒之年的百姓渡过难关。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与爱戴。”[48]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评价道：“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49]
魁奈：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50]
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评价道：“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日后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51]
中国历史学家、清史专家说：“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52]
“世宗治国天资独高，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好名图治，於国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53]
清末民国时期历史学家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54]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说：“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55]
清史专家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 ”“有人说他雄猜阴鸷，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确是事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为期过短，遽尔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遗诏中所说：‘志愿未竟，不无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样的寿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会不同；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的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为可定。”[56]
日本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
林瑞汉：“雍正在位十三年，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历代仅见。”[57]
清史研究专家说：“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
著名历史学家说：“清代的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华、刚强的性格、传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满矛盾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5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说：“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59]
：“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60]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说：“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著名历史学家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61]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将雍正帝称为“希世仁君”。[62]
爱新觉罗·胤禛个人作品
类别部分作品《》选诗《雍邸集》一《山池晚步》《春日泛舟》《月夜对落花有感》《月下独酌》《春院小饮》《畅春园芍药花开作》《花间小饮》《早行》《赐观金莲花》《友人书屋》《热河园中避暑》《雍邸集》二《夏日泛舟》《前廊》《中元侍从》《山翁》《秋夜》《晚晴》《临流》《花下偶成》《咏自鸣钟》《雍邸集》三《春暮登楼》《暮春》《题友人园》《运河舟中》《听禅》《题范蠡载归图》哀诉诗雍正为母亲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写哀述诗。其他《仲秋有怀》《寒夜有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诗》
爱新觉罗·胤禛家庭成员
爱新觉罗·胤禛父母
父亲：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养母：佟佳氏。
爱新觉罗·胤禛后妃
皇后：乌拉那拉氏、钮祜禄氏。
皇贵妃：年氏、耿氏。
妃子：李氏、刘氏、武氏。
嫔：宋氏。
贵人：、、、、、（存在争议，一说康熙帝嫔妃）。
常在：、、、、、、。
答应、格格、官女子：、、、、、张格格、云惠。
爱新觉罗·胤禛子女
长子：（年），追封端亲王，生母孝敬宪皇后。
皇子（未齿序）：（年），生母齐妃。
次子：（年），生母齐妃。
三子：（年），生母齐妃。
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年），即清高宗乾隆帝，初封宝亲王，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五子：（年），和恭亲王，生母纯悫皇贵妃。
皇子（未齿序）：（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皇子（未齿序）：（年），追封怀亲王，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皇子（未齿序）：（1723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六子：（年），果恭郡王，生母谦妃。
公主（无封号）：1694年生，生母懋嫔。
（追封），（年）生母齐妃，额驸那拉·星德。
公主（无封号）：1706年生，生母懋嫔。
公主（无封号）：（年），生母敦肃皇贵妃。
（年），生父理密亲王胤礽，生母侧福晋唐氏，额驸博尔济吉特·观音保。
（年），生父怡贤亲王胤祥，生母嫡福晋兆佳氏，额驸博尔济吉特·多尔济塞布腾。
（年），生父庄恪亲王胤禄，生母嫡福晋郭络罗氏，额驸博尔济吉特·齐默特多尔济。
爱新觉罗·胤禛相关争议
爱新觉罗·胤禛即位之谜
从雍正年间时，对雍
正继位的谈论便不绝于耳。虽然史学界对皇位合法性尚无定论，但流传的把&十改于&的改诏之说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真迹，所以遗诏不能说明问题。
主张篡位说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康熙去世过于突然，未来得及留下任何传位遗诏，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谋抢占了先机；有的认为康熙生前两立两废太子，对立储君一事劳心伤神，直到临终前才属意皇十四子为。
按照正统继位说学者观点，如果没有实在的证据证明其他皇子为康熙所属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并且在诏书中一般都是加上个皇字的，比如传位于皇四子，假如这样”十“改为”于“是没有根据的。
爱新觉罗·胤禛死因之谜
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各种不得好死的说法就产生了。[63]
有一说认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的”。[64]
（1）吕四娘刺杀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65]
（2）宫女太监刺杀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63]
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65]
如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66]
杨启樵在《》一书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鉴于雍正帝亲近，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春药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63]
爱新觉罗·胤禛文献记载
文献性质文献主编者官修正史　　《清史稿·本纪九·世宗本纪》[45]
　　赵尔巽等《清实录·清世宗实录》　　清朝官修　　学者论著《》《》　　冯尔康《》　　杨启樵　　《》　　杨启樵《》　　史松　　《》　　　　《》　　冯尔康　　《雍正》
爱新觉罗·胤禛影视形象
电视剧/电影
197519771977雍正命丧少林寺19801980
1985198519901991
19941997之吕四娘199719971998罗乐林1999199919992001
2002唐国强2002江华200320032004唐国强20052005200620082009201120112011何晟铭20112012201220132013201320142014汤镇业20152015
．凤凰网[引用日期]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清世宗诗文集》卷22，《雍邸集》。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浩学历史网[引用日期]
《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谕。
《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条，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楼书局版影印本。
《清世宗实录》卷3。
《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朱批谕旨·范时绎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清世宗实录》卷3。
《清世宗实录》卷13。
《清世宗实录》卷6。
《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条。
《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朱批谕旨·张元佐奏折》，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折朱批。
王昶：《春融堂集》卷47《军机处题名记》；嘉庆十二年刻本。
《清世宗实录》卷83。
蒋良骐：《东华录》页457，中华书局1980年版。
．历史上的今天[引用日期]
《清史稿·本纪九·世宗本纪》：五月丁巳，以贵州古州、台拱逆苗滋事，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讨之。甲子，命果亲王、皇四子、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苗疆事务。工部尚书巴泰褫职。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稽勘苗疆事务。丁卯，哈元生奏剿办逆苗，黄平、施秉悉平。
《清世宗实录》卷159。
．陕西传媒网[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
《清世宗实录》卷22。
《上谕内阁》。四年九月初七日谕。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
张发贤,雍正朝施政西藏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2013
《大义觉迷路录》：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腾讯网[引用日期]
《清稗类钞》：世宗为皇子时，好微行，尝游杭州，出涌金门见一书生卖字，颇精八法，即命其书一联，中有「秋」字，易火於左，世宗曰：「得毋误否？」书生条举名帖为辨。世宗曰：「若曷不效举子生活，乃卖字乎？」书生自云：「尝举孝廉，贫不能给妻子，卖字求活，安望富贵。」世宗出囊中马蹄金数笏，曰：「吾贾有赢，不如资若求功名，得志毋相忘耳。」书生谢受之。即上公车，连捷翰林。时世宗已践祚，一日，覩其名，忆是书生，即召入，书一「和」字，易口於左，询之，书生言为譌体，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诏诣浙江巡抚，受诏发观，乃命其仍向涌金门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始悟。
《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二）》，《文献丛编》第三辑。
．搜狐网[引用日期]
．建筑世界[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国学网[引用日期]
．中国日报网[引用日期]
．闾巷扫花文学网[引用日期]
《中华帝国全志》
节选《路易十四时代》
L.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Texas,1946.p.206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历史网[引用日期]
萧一山·《清代全史》
孟森·《明清史讲义》
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
《雍正帝及其密折研究制度》
林瑞汉·《大专中国历史》
《明清帝后宝玺》
《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
《清世宗初政述略》
．解放日报[引用日期]
东龟年：《兰田文集》二稿，卷1，心赋一节。转引自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势力影响（近世支那を背景としたる日本文化史）》《史学杂志》第25编，第2号，第12页
．新浪网[引用日期]
《清史简述》，页47，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网[引用日期]
金梁．《清帝外纪·世宗崩》：序本，1934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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