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性的人不配做军人&●没有血性的军队注定要打败仗
血性，和平年代的呼唤――战斗精神培育的实践与思考
日14:03&&&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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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是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官兵献身强军实践、做到能打胜仗的重要举措。我军历来重视强化战斗精神，注重发挥人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战斗精神培育遇到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各部队也探索出许多新经验新成果。今天刊登本报记者的调查与思考，以期能给读者以启示。
“儿子，你们当兵的现在敢不敢打仗？”
“娘，敢！”
“那你们能不能打赢？”
“娘，能！”
蛇年春节，一位大校军官回四川老家看望母亲，这是他们母子俩的一次对话。这位军官对记者说，当时母亲听完他的回答舒心地笑了，母亲的笑容让他难以忘怀。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多次强调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必须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大力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
三军统帅的告诫，普通百姓的关切，指向同一个时代课题：革命军人要有血性，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
没有血性的人不配做军人，没有血性的军队注定要打败仗，这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实的警告，我们不可不察！
■时代背景
近30年无战事，人民军队是否还保持当年那股虎狼之气
6月20日，一批专家学者汇集“硬骨头六连”，探讨如何培育战斗精神。从“硬六连”的辉煌战绩中，与会者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硬六连”的“硬骨头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决不低头，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直至夺取胜利。用一句话来概括：“硬六连”硬在有血性！
提起血性，人民军队创造了无上荣光的历史，人民解放军谱写了无可匹敌的传奇。
这是一组血肉之躯凝成的数字，读后让我辈肝肠回旋，令敌人胆寒畏惧：
红军长征四路大军牺牲16万多人。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32人，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人。
8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伤亡60多万人。
解放战争我军共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
抗美援朝战争，共有18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英勇牺牲。
血性是什么？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告诉我们――
是不怕死，明知不敌也要敢于亮剑。血战湘江时，红14团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英勇牺牲。师参谋长胡震请缨上阵指挥，人刚到阵地，就传来阵亡的消息。长征途中，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总司令朱德冲在前沿阵地。他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狼牙山五壮士，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1938年10月，以冷云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弹尽粮绝，毅然投入滚滚江水，为国捐躯。日军指挥官喟叹：“连女人都不怕死，中国灭亡不了！”
是靠一股劲,一股气，杀出一条血路来。南昌起义，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突破天堑腊子口，首战平型关……哪一仗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陈树湘掏腹断肠誓死不当俘虏，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哪一个英雄不是气吞山河笑傲死神？
是天大的困难不言苦。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将他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侵略军无不为之震惊。
是大爱无言，不计个人名利，只为民族国家。1937年12月初，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血性赢得了尊严，血性换来了和平。我军近30年没打过仗，绝大多数官兵没有参战经历，缺少对战火硝烟的亲身感受。和平的环境对国家的发展异常珍贵，却容易滋长军队的和平积习。
“年年喊狼来了，狼在哪儿呢？”
“准备打仗，不等于真要打仗，打仗也不一定能轮上我。”
“不是我怕死，我死了家里人怎么办？”
和平是军人所盼，和平又成了军人最大的敌人。一个时代之问令人警醒：今天,我们是否依然保持当年那么一股军人应有的虎狼之气？
(责编：杨丽娜、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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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精神与中国梦的历史辩证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564期
作者：谢名家
　　【核心提示】多年前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然而，我们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建树的&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的伟大解放战争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播种的中国梦想，将永远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在中华大地上催生出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满园春色。
　　毛泽东同志揭示的&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的&解放战争精神&，习近平同志阐述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两者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自觉、路线自觉、使命自觉和理想境界。
　　解放战争和中国梦演绎了盛衰兴亡的历史规律
　　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曲壮丽凯歌。时间回溯至1945年8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期盼解放、自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民的呼声，从民族大义和民族团结出发，坚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双方以及国内矛盾。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仗攫取的抗战果实和美帝国主义的支持，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最终陷人民于内战的苦难之中。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经几年，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一个貌似强大光鲜的政权及其统治机器，就变得风雨飘摇，彻底垮塌。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则以朝气蓬勃的面貌引领中国的前进方向。
　　在政治上，国民党及其政权从孙中山领导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行三民主义，而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革命政党和政府，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彻底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演变成实行独裁统治和腐朽没落的反革命政党和政府，最终被人民所唾弃。然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领导人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以小胜大、以弱制强，最后建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军事上，蒋介石统治集团拥有800万军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扬言要在3&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最高表现，战争和政治的性质将最终决定胜负；当战争和政治都变成非正义的时候，发动战争的政党和政府及其军队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历史的天律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坚持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方针，紧紧依靠劳苦大众，领导人民军队，在兵员、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高扬&一切为了新中国&的崇高理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了3年多时间就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敌人，结束了国民党独裁政府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在经济上，蒋介石统治集团本可利用抗战胜利的历史契机，振兴经济，稳定民心，力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大国强国。然而，他们出于反动统治的政治需要，穷兵黩武，加上官员腐败，搞得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经济的严重恶化，以及频频使用暴力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终于加速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其终点。而在另一极，中国共产党及其民主政权，一方面，领导人民解放军和亿万民众不断取得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领导军民发展生产、壮大经济、改善民生，从而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和兵员条件。
　　在文化上，国民党反动集团继续推行抗战时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完全抛弃&统一图强、和谐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仇视以马列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仇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仇视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迫害国统区民主进步人士和思想文化人士，打击和抑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追求和文化创造。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储安平曾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权最不能宽恕的罪恶，是它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而在解放区，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从延安到各个解放区，重教精神和新风尚、新气象蔚然成风。从古至今，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思想解放和呼吸自由，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享受当家作主人的开怀舒畅，也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迸发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生活的澎湃激情。
　　实现中国梦，是对解放战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体现了党和人民放眼世界的宏阔视野与远见卓识。没有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迅速崛起的国家，谈何追梦圆梦。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更是中华民族由求独立解放奔向伟大复兴的里程碑；她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昭示的是只有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精辟警示，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勿忘国耻&的深刻教训，顺应历史规律，下定决心，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圆中国梦想。
　　解放战争精神与中国梦辉映出信仰和人心向背的伟力
　　远大的理想和归一的人心托起解放战争胜利与中国梦的天空。
　　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政治公信力赢得了人民。信仰的力量，在于它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使之成为凝聚、动员和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此而奋斗，从而迸发出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创造的浩大动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秉承&一切以人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将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幸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党宗旨和奋斗目标，作为党最高的政治承诺和最大的政治诚信。正是本着这一宗旨，在创建新中国的艰难进程中，共产党人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始终得到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拥护和坚定而真诚的支持。当年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中，就传颂着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粒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到咱队伍上。老一辈革命家也曾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实现中国梦，将党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赋予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也为国家与民族注入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已经且必将激起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
　　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理论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由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组成，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先进性，也从根基上决定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天然有机联系。人民性具有广大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党性具有鲜明宏伟的时代先进性；人民性是对党性的滋养和哺育，党性是对人民性的凝聚与升华；人民性只有在党性的锤炼中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承与弘扬，党性只有在人民性的沃土上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党和军队来自于人民，他们中的优秀儿女，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出了最大的奉献精神，其动力就在于他们长期受到&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精华的浸润，就在于他们树立的凌云壮志，就在于他们对养育自己成长的人民父母的赤红忠心。
　　实现中国梦，是党性与人民性臻于完美融合的历史新境界。习近平同志响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将这一梦想的实现，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寄托于进行伟大生活创造的最广大人民之上。&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为此，党中央开启了治国理政的理论新飞跃和实践新探索的追梦征程。以人民为本，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这就是圆梦新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品格与人民情怀的时代诠释。
　　人民在党的旗帜下迸发出翻天倒海的力量。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军队和人民以压倒一切的气概，掀起推翻旧世界的狂飙。首要的也是最具体的，就是我们党为亿万农民做了一件历朝历代千百年来不能解决好的大事情&&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给老百姓。再就是，我们党、军队和人民在&一切为了新中国&旗帜的激励下，始终充盈和升腾着一股蒸蒸日上的浩然正气。经过&三大战役&的决战，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念。最为了不起的是，解放战争彰显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进行解放战争，解放军没有后勤部，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广大老百姓的炕头。打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围困的国民党集团军那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么灯光也没有，而包围圈外围全是火把。这是周边江苏、河南、山东和安徽数省约60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挑着担子从四面八方连夜支前。反观国民党一方，他们彻底失去民心，完全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士兵中广泛流行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与人民解放军刚好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为了胜利的全民奋起，必将在波澜壮阔的中国梦征程中蓬勃呈现。追梦寻梦，点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志向，生生不息；梦想成真，擎起了中华文明永不熄灭的火炬，彪炳万古。中国梦的春光雨露，催化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造就了当代中国的一个个人间奇迹，而且正在成为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魂魄。其范围之广、动员之深、力量之大、影响之远，乃世所罕见，一个崭新的中国也必定在这一强大力量推动下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习近平同志一年多前考察过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变化就是一个缩影。老支书顾润金掰着指头数着：&去年村里养了100头牛、1000多只羊，种了20亩中药材，开了两三个农家乐。今年还要建个水厂，多搞些农家乐。&梦想的神奇正在焕新着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民族复兴催生中国梦和解放战争精神的伟大契合
　　解放战争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物质条件、文化环境以及制度保障。承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国梦为使命，掀起旷世未有的复兴浪潮，从而使中国梦和解放战争精神在复兴的历史传承、奋斗目标、依靠对象、支撑动力、战略战术和深远影响上达到高度契合。
　　解放战争剑指的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中国梦掀起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变革，其显示的不只是沧海桑田的变换，更是中华巨轮驶入改革和复兴航道不可逆转的浩瀚势能；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社会从对立衰败走向统一繁盛的变迁，中国人民从否定扬弃旧世界迈向光明灿烂未来的途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量变积累跃向质变聚升的跨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增强把握深化改革的主动性和掌握规律的自觉性，这是洞察明辨社会发展趋势的决策智慧，是指引改革胜利前进的灯塔。在新的历史时期，探寻全面深化改革的合规律性，就是要顺应世界的大变革潮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旋律，针对新问题、新情况，以超常的变革创造精神，极大地增强与提升国家制度创新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优势。
　　顺应盼解放、求自由和谋幸福、促和谐的人民呼声，是解放战争精神与中国梦的旨归，也是中华文化的必然要求。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只有怀抱理想，永不改道，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承解放战争的光荣传统，以人本关怀和人文精神为核心，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权为基点，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多层次需求为目标，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建设与发展。其逻辑结论在于让每个人随着文明进步而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结构各要素通畅协和，运行机制灵活高效，进而强化社会亲和力、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感召力，使和谐社会在自然天成中化育升华，使伟大祖国成为覆育万物、天开图画的生态乐园，使沃野千里、天高地迥的绚丽河山成为最适宜民众繁衍生息的人间天堂。全国各地将之分解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老百姓喝上更干净的水，呼吸更新鲜的空气，享受更多的绿地，获得更多的实惠，彰显了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与共享的尊严感、荣誉感和幸福感，以及充分实现幸福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赢得解放战争和中国梦，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力量的崛起，这是事物兴衰枯荣的根本动因，也是历史发展的不变法则。解放战争依靠人民力量的勃兴取得最终胜利。新时期实现中国梦，只有使亿万大众的智慧和力量空前充分地动员起来，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也只有人民力量的兴起，社会前进才会有新动力，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才会可持续。人民力量的勃兴，不但需要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凝聚，更需要以法制保障与公平正义的公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体察民情，连接人心，放飞梦想，播种希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同志精辟阐述了凝聚和发挥人民力量的真谛。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知民意、为民生，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全党上下倾注全力，苦求因应之良方；非但着眼于解决现实突出问题，更用心于探索长效机制之上策。
　　解放战争寻找到制胜的战略战术，中国梦依凭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略，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精妙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智慧。与解放战争制胜的战略战术异曲同工的是，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的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摒弃的是唯经济增长观，创新的是科学发展观；摒弃的是拼资源、拼人力的不可持续增长方式，创新的是以人文为基础、创新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摒弃的是唯GDP是瞻的衡量标准，创新的是民生建设、百姓福祉的终极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整套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正在推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其实质是致力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科学转换。同时，党中央高瞻远瞩，将中国梦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连相通，强调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切实履行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在这方面，广东省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即坚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争当排头兵，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成为先行地，在探索科学发展中成为实验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殷切期望，推动珠三角当好排头兵，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取得了包括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民生建设等的历史性突破。
　　解放战争中党和毛泽东民主思想及群众路线的高扬，科学发展中首创精神和创新品格的倡导，实现了事物发展的殊途同归，这是历史回音壁的共鸣，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绝源流。解放战争最终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致力于走群众路线、和平民主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在新时期、新阶段，党始终坚持、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党、国家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命线，推动全党全民持续学习，创新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的实现内容，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经济、政治及文化权利，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尊重亿万人民的首创精神，倡导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鼓励社会生活和科技生产的持续创造，推动全社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忠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使党更广泛地凝聚党心民心，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汇聚到党的改革开放旗帜下，迸发出强大的正能量。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办好了一系列大事、要事、好事和难事。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务员队伍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真心实意依靠人民群众，激活自主创新，推进转型升级，力促深化改革；创新方法，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做好群众工作，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完善制度，积极推进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各种方式开展调研，切实沉下身心，深入群众，解决问题。
　　多年前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然而，我们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建树的&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的伟大解放战争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播种的中国梦想，将永远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在中华大地上催生出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满园春色。
　　（作者系广东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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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战争与历史――有关“抗日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李祖德
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①]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了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文学至今没有停止过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和书写。[②]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日小说”是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
“抗日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抗日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日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直至1990年代“抗日小说”基本的发展脉络、存在样态、文学故事，及其所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丰富的内涵。
本文所谓“抗日小说”不仅指那些以抗日战争为主题、题材的小说，还包括以抗日战争为主要故事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小说。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抗日战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以及此类小说对战争、人和历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本文以年代顺序为线索，对“抗日小说”进行总体的概述和分析。
1930年代至1940年代：小说、战争与历史的共时性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涵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作品。在这个阶段，“抗日小说”的叙述和抗日战争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之中的。小说与战争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共时性；小说叙述的指涉与战争和历史之间具有直接性。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突出的现实性和历史真实性。
大约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为界，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为主；后一阶段又可以“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形成了“抗日小说”三个不同的写作空间。
一、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
以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主要以故土东北大地为题材领域，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现实生活。以民族解放、爱国主义为基本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本的精神格调，他们集体书写了一部充满悲怆的宏伟史诗。其时“抗日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李辉英《最后一课》、《万宝山》、《松花江上》、马加《登基前后》（后改名为《寒夜火种》）、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八月的乡村》、《羊》、《江上》、《第三代》、萧红《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罗烽《呼兰河边》、《归来》、端木蕻良《乡愁》、《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浑河的急流》、白朗《沦陷前后》、《生与死》、骆宾基《边陲线上》、《动战场的别动队》等。
《万宝山》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抗日小说”，也是1930年代表现东北抗日斗争的较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日本侵略军制造长春万宝山为题材，初步涉及抗日爱国的时代主题。《没有祖国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儿童在中苏边境一个小学校里的经历和感受，体现出一种对家国的朦胧意识。《登基前后》则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的灾难生活，在“寒夜”之中寻找着那些许“火种”的渴望。《浑河的急流》则直接表达了“刀劈小日本”的激越的民族情绪和抗争精神。这些“抗日小说”都直接切入东北的抗日斗争，展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状态下人民的困苦生活和精神渴求。
在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日小说”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科尔沁旗草原》等。
《八月的乡村》具体描写了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战争与血火中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塑造了几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家国危亡时刻，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在小说中，这支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之中有“扛活出身的农民”、“旧军队的士兵”、“像萧明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也有“来自异国的朝鲜姑娘安娜”。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内容上也包含着一定的丰富性，有战争、爱情、日常生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些场景和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来叙述，便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抗战的现实为人们组织了一种对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想象。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因此而建立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联。
《生死场》则没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人物，而是由种种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构成。小说描述了东北贫苦农村一种近乎原始的残酷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③]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描写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展现的是“生死场”人生和命运。
《生死场》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正在“觉醒”和“成长”中的“中国人”：“赵三”“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而在家国破碎的时刻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④]在战争状态和异族统治之下，这种民族主体性和对民族的认同自然就形成了，自我的本质在与他者强权的对抗之中获得。
《科尔沁旗草原》则展现了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大地主家庭丁家”从繁华到破灭的过程。小说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放置于民族危亡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中，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觉醒过程。
东北“流亡作家”群一方面表现了东北人民在异族铁蹄的践踏之下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触及到家族、秩序、礼俗以及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在战争状态下的变迁。在他们的“抗日小说”中，东北人民在命运和异族的控制之下，对民族主体性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对于家国、民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二、国统区及上海“孤岛”时期的“抗日小说”
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自然他们最先感受到的，并进入他们“抗日小说”的历史书写中。对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则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⑤]急迫的现实境况对现代文学有了新的要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推动之下，“抗日小说”继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之后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号召下，大批作家深入战地、农村，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创作出了大批“抗日小说”。
从1938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在国统区，除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继续创作之外，主要的“抗日小说”有吴组缃《山洪》、丘东平《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萧乾《刘粹刚之死》、艾芜《两个伤兵》、《山野》、《石青嫂子》、陈瘦竹《春雷》、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欧阳山《战果》、郁茹《遥远的爱》、沙汀《困兽记》、李广田《引力》、王西彦《古屋》、《神的失落》、巴金《寒夜》、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碧野《没有花的春天》、田涛《灾魂》、《流亡图》、《潮》、庐隐《火焰》、白薇《北宁路某战》、《敌同志》、齐同《新生代》、楼适夷《SOS》、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等。国统区的“抗日小说”大多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展示在这一民族与家国危难之中的个人命运、家庭悲欢、世态时事，展示了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主要有《四世同堂》、《寒夜》以及《财主的儿女们》等。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名作。小说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表现了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于现状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最终意识到只有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这部小说除了浓厚的北平地方特色之外，还延续了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与主题。老舍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对民族性的一场严峻考验：经过这场战争，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会得以保留，而那些劣根性则将在战争的洪流中被清洗干净。老舍表达了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清算历史与文化病根的渴望，满怀着重造和更新民族性的信念。《四世同堂》从对抗日战争中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展示和思索上升到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反思。
《寒夜》讲述的是抗战后期重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故事，描述了知识分子小家庭在社会和国家磨难过程中的毁灭。《寒夜》没有直接批判所描写的人物，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深入挖掘各自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小说里的主人公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错综复杂的爱与恨，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情感世界和复杂的心理世界。小说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揭示更深层地触及到对社会的批判、对伦理的审视、对幸福本质的探究等诸多层面。作者要反思的正是个人主义与人道、理想、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展示了在抗日战争期间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悲欢，揭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深刻的裂变和悲剧的根源。
《财主的儿女们》则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后代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地主蒋捷三是整个大家庭的统治者；长子蒋蔚祖是一个罗亭式的人物，最终为他的旧世界的崩溃而疯狂，为他的乌托邦理想付出代价；蒋少祖则是一个叛逆的人物，是“五四”哺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小儿子蒋纯祖则在战争的洪流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部小说通过对家族命运的描写展示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展示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选择和命运归宿。
而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抗日小说”在封闭的文学环境中也仍然存在，和国统区以及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小说”得以呼应。“孤岛”的“抗日小说”主要有谷斯范的《新水浒》、《太湖游击队》和程造之的《地下》等作品。
三、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
与此同时，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产生了另一批“抗日小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创作也是在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时代主题下开展起来的。“我们要求一切文化工作者认识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的使命，认识自己工作的复杂和繁重；我们要求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进行大团结，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以求文化工作的迅速、活泼的发展，以服务于抗战。”[⑥]
和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日小说”有所不同，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更注重“文化的心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⑦]在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影响的“抗日小说”主要有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华山《鸡毛信》、管桦《雨来没有死》、孙犁《一天的工作》、《刑兰》、《琴和箫》、《荷花淀》、《钟》、《光荣》等等。
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深入农村，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中，努力将中国民族文学的传统和民间文学形式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开创出了一个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样态，也创造出了一批新鲜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类型。这些人物性格和人物类型的文学形象和抗战的现实也同样是互相照应的，具有一种共时性。
《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新章回体小说以古典英雄传奇小说的方式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生活，塑造出大批抗日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新章回体小说极富传奇色彩，深刻地影响了建国后“抗日小说”的叙事模式。
在这些“抗日小说”作品中，尤以孙犁的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孙犁的小说并不直接去描写战争的场景，而是从严峻与残酷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并在其中发掘生活和斗争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美学和诗意。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就描写了根据地一群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生活和日常生活，精心刻画了她们鲜明的性格。《嘱咐》这个短篇讲述的是水生嫂与丈夫分离八年，在团聚后毅然送丈夫上前线的故事。小说通过人物的语言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人物性格。在孙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对妇女、个人和家庭的召唤，以及对个人成长的深刻意蕴。
如果说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的“抗日小说”更多的是展示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而孙犁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小说”则展示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一种“新人”的成长历程。在孙犁的小说中，这种“新人”以在抗战中成长的妇女形象最为突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战火中的成长过程，以及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这种新的“国民性”寓示着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可能性。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历史故事与时代精神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末期。这段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影响的“抗日小说”主要有：徐光耀《平原烈火》、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苦菜花》、冯志《敌后武工队》、孙犁《风云初记》、艾萱《大江风雷》、宋定《关连长》、梁斌《播火记》、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战斗到明天》、石言《柳堡的故事》、肖平《三月雪》、杨沫《青春之歌》等等。甚至在小说作品比较匮乏的文革期间也出现过像郭澄清《大刀记》、向春《煤城怒火》、伍繁《盐民游击队》这样的“抗日小说”作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叙事模式和故事结构上富有传奇的色彩；二是更注重战争年代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个特点体现出在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时代所特有的美学理想、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学范式。
诸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一类小说，主要取材于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描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武工队、民兵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并塑造出了一大批抗日英雄人物的形象。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由刘洪为大队长、李正为政委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这支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枣庄一带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当地百姓称之为“飞虎队”。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极富传奇色彩。
《苦菜花》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母亲成长的故事。1937年，胶东半岛王宫庄贫农冯大娘的丈夫被村里的地主王唯一逼死，冯大娘的大儿子德刚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三年后，村里地下党组织领导了村民进行武装暴动，在村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冯大娘的大女儿娟子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这个小说描写了一位英雄母亲走上抗日战争的革命道路，也描述了在抗日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新人”的成长经过。
《野火春风斗古城》描述的是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某古城地下党组织对敌人进行策反斗争的故事。杨晓东、金环、银环等共产党员，出生人死，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争取关敬陶起义，是小说故事的主线，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情节由此而展开。小说在充满了惊险的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了杨晓东、金环等英雄形象。
《青春之歌》则表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女学生林道静因反抗地主家庭逼婚，试图投海自杀，被大学生余永泽所救，随后二人结婚。婚后林道静遇到共产党员卢嘉川、江华等人，在共产党员们英勇献身精神鼓舞与召唤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小说寓示着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只有在革命、民族与国家这些历史的宏伟叙事中才能实现自我。可以说，《青春之歌》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过程不断成长，最终找寻到精神归依和自我本质的历史过程。[⑧]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体现为十分强烈的故事性，但是这种“故事性”并不在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描述。这些小说的叙述旨在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塑造一种特有的英雄人物形象，对革命史进行另一角度的文学性叙述。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展现“成长”过程是这类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对党的领导的信心，以及对党在民族解放中的地位的确认，是这类小说基本的叙述动力。
通览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抗日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充满了悲壮的革命豪情，也能感受到一种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品质。这类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人民”、“党”以及整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经历。这些成长经历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成长。“抗日小说”所描述的“成长”正是联结历史和现实的精神纽带。新中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为“抗日小说”的历史叙事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内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抗日英雄人物形象、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也正是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文化氛围、美学理想和时代精神。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这一段时期，“抗日小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人物类型，还是小说的审美向度上，这一段时期的“抗日小说”都展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和意蕴，体现出这些小说的作者对历史、战争和人以及小说艺术的多方位思考和探索。
这一时期的“抗日小说”主要作品有：王火《战争和人》（包括《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王文计《魔界》、周而复《长城万里图》（包括《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和《雾重庆》）、李尔重《新战争与和平》、宗璞《南渡记》、孙汝春《弹痕》、杨沫《东方欲晓》、管桦《将军河》、《晋阳秋》、马加《血映关山》、冯骥才《石头说话》、尤凤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石钟山《残局》、李叔德《生死套》、庄旭清《炮楼子》、张华亭《葬海》、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柳溪《战争启示录》、黎汝清《漠野烟尘》、《皖南事变》、周梅森《国殇》、《大捷》、《事变》、《焦土》、倪景翔《龙凤旗》、陆颖墨《龙子龙孙加点水》、张廷竹《落日辉煌》、《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邓贤《大国之魂》、《日落东方》、莫言《红高粱》、《红高粱家族》、谈歌《野民岭》、季宇《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叶楠《花之殇》、高建群《大顺店》、苏策《寻找包璞丽》等等。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格局、文艺思想、文化氛围等诸多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小说”自进入新时期以来也随着整个当代文学的转变而经历了小说叙事与审美的嬗变。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现象。关于战争、历史、个人命运、家国想象的叙述也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从部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抗日小说”中，其中一种创作趋向就是力图实现小说的纪实性和文献作用。这类小说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政治、军事、社会等全方位的角度的去描写抗日战争，产生了一批鸿篇巨制。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有《长城万里图》、《战争和人》等。
《长城万里图》以史诗笔法全景式的展现了20世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这部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历史背景，围绕中国抗日战争，描述了当时国际社会、国内政治军事纷繁复杂的斗争。小说以“战争/政治”为主要叙述框架展现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
《新战争与和平》也是一部以史诗的笔法展现抗日战争的作品。这部小说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描绘了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全景。其间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淞沪会战、何梅协定、台儿庄大捷、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正面的描绘。
《战争和人》则以国统区的生活为主要故事场景，以“战争/人”为基本叙述框架展现在战争状态中“人”的存在状态。小说描写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野蛮行径，叙述了一段民族悲怆的历史。小说还描写了国民党高级军官童霜威及其家庭在战争中的经历和遭遇，试图表现战争与人之间的丰富和复杂的内容。
战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现象，它总和人性、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折射出人类在一定时期中的多重境遇。“抗日小说”的另一种写作趋向就是以战争为小说故事的内容，旨在探索和揭示在战争状态中人性本质的表现和嬗变。
如《魔界》讲述的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土匪头子，专门袭击日本女人和小孩的故事。这部作品一方面展现了日本侵略军“三光政策”的野蛮和残忍，另一方面试图揭示战争对人性和道德所带来的戕害。对人性和历史的探索与思考使得新时期以来的“抗日小说”突破了以往“抗日小说”以民族矛盾、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基本框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思考战争和人之间的关系。
另有一部分“抗日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建构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想象的世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是《红高粱》。这部小说描绘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生活在山东高密一群农民纯朴而又充满野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地方史”。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试图发掘那些潜藏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原动力。在这个世界中，正义与邪恶、情欲与暴力、野蛮与温情同时混杂在一起。在小说的叙述里，人们反抗侵略的动力并不来源于对民族、国家的自觉的意识，而是源于一种人性本能的冲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底线。《红高粱》以普通人为主要人物，以一种民间立场和价值观来观照战争，以“家族记忆”来追溯和想象战争与历史，体现出对战争和历史的另一种理解和认知。
从新时期以来“抗日小说”多元化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抗日小说”的一些新的变化。“抗日小说”不仅仅寄托着作家们对抗日战争的想象，也包含着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和感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抗日小说”与战争本身也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在多种视角上展开了对战争的想象与叙述。民族矛盾、民族意识、民族悲情以及战争本身不再是“抗日小说”最主要的诉求，而对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得却到了更为充分的展开。无论是力图对战争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描述，还是以抗战为背景构建一个想象性的文学世界，这些文学实践充分体现了叙事和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丰富的可能性。也因此，文学想象和历史叙事之间展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话语交往和话语实践。
“抗日小说”在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中，展现了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遭遇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伟大的历史行动。从个人到家族，再到民族、国家，“抗日小说”的多重叙事正是源于这种历史遭遇，展现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战争中充满了痛苦的成长历程。在战争与小说之间，在历史与叙事之间，浓缩着这个国家与民族充满了悲情的历史记忆，凝结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和最稳定的情感。
“抗日小说”最初对于战争的记叙，再现了在战时状态下的历史图景，蕴涵着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共时性。在和平年代，“抗日小说”从对战争的史诗性描绘到进一步展开对战争的反思，包含着历史与叙事之间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体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美学理想、价值诉求，以及对历史和人性的探索、感受和认知。可以说，无论是作为历史叙事还是作为文学想象的方式，“抗日小说”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认同最为重要的价值根据和基础。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叙事中，还将继续对这一基础进行多层次的想象、建构与书写。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抗日小说”的历史性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理解历史与叙事、想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探究历史、战争和人性的内蕴和奥秘，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在现时代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抗日小说”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于民族情感、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的需要。
2005年6月于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2.吴野、文天行主编：《大后方文学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艾芜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一、二、三、四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4.秦贤次编著：《抗战时期文学史料》，台北：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版。
5.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6.陈颖：《中国战争小说的世纪回眸》，载《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
7.林凌：《论九十年代抗战小说》，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 郭志刚：《论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①] 阿瑞夫?德里克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存在着这样两种现代性：“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本文认为，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即是在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寻求民族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事业。参见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②] 关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的小说记叙，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版）。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5页。[③] 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45页。[④] 萧红：《生死场》，见《萧红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72页。[⑤]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原载日《文艺月刊》第九期。参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2页。[⑥]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原载日《解放》第39期，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页[⑦]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原载日《解放》第39期，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0页。[⑧] 有关《青春之歌》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的论述，可参阅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36页。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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