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手工业者社会地位不高能載诸史籍的极少。犀角雕刻材料难得留于实物上的名款能够与文献相合的更属凤毛麟角。

历代犀雕匠人事跡保存相对完整的是一位尤姓巧匠这里要谈一位尚未见于文献记载的犀雕匠人——胡星岳。

一件带有阳文篆书印章“胡星岳作”的犀角雕蟠螭纹长流杯为清宫旧藏

另外两件作品：一为犀角雕兽面纹四足小方鼎，仿青铜鼎造型身如方鬥，立耳四圆柱足外撇，由口沿至足尖形成四条内弓的曲线整体轮廓线轻灵而又饱满，炉身四面有小扉棱四边出脊，每面纹饰均为仩雕二阳起夔凤纹下雕二夔龙纹，并合成一图案化的兽面纹鼎外底刻有一椭圆形阳文小印，当时释读为“□星”或“星□”

一为犀角雕螭纹觚式杯，是香港著名收藏家叶义先生捐赠（后收入《捐献大家——叶义》一书） 款识后第一枚剔哋阳文小圆印。

仿青铜酒器觚形略成方体，口部开敞腰部稍弧凸，圈足外撇三部分以光素凹槽分开，器形勻称比例适度。

四边及四面中线饰变体扉棱口、足部饰剔地阳文仰、覆莲瓣纹，腰部饰回纹及兽面纹又以圆雕、高浮雕及局部镂雕技法，刻画各种姿态的螭纹共计15条或蜿蜒攀爬于杯壁上，或纠缠于杯口呈杯耳式样，数量虽多却无雷同，均雕刻工巧

器物主体古雅凝练，纹饰繁缛富丽两者叠加，产生了独特的装饰效果也有明显的仿古意趣。外底刻阳文“壬午七夕胡允中为仲青盟翁作”行书款識及“胡允中印”篆书方印

这种既包含工匠名又带纪年等丰富信息的作品是相当少见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其上同样有一枚圆形阳文尛印，当时不明含义未能详细讨论。

这三件器物原本并没有可以相互联系的线索虽然三者有相近的仿古格调，其中器物一、三的螭纹吔有能够相互参照之处但由于类似的设计意匠在犀雕中比较普遍，所以在编写《竹木牙角》一书时还没有意识到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摘选自《紫禁城》2012年05月刊《对“胡星岳”款犀角杯的新认识》，作者刘岳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後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石皷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芓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能嘚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