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出现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判断对错。

民族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會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里的“一定历史阶段”是指(  )

}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嘚根源来自于西方近代形成的落后的民族观念

民族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参考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民族的本质是什么? - 杜车别的回答 - 知乎 )

不但在历史发展的很早期,已经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而且中国先秦春秋到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理论上对民族本质是文化共同体的深刻把握

所谓近代才形成民族,其实是西方的民族在近代出现了重组或者由部族的低级阶段向稍微高一点的阶段演化,导致西方人产生民族是近代形成的错觉并进一步把这种民族观念上的落后和混乱向世界范围内散播。

一、关于民族起源相关观點的分析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介绍西方关于民族的起源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流派: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

所谓的现代主义“不仅仅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现象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囲同体都是现代的现象对现代主义者而言,所有这一切不仅在时间顺序上是新近的它们在本质上也是新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开创了新嘚而且开创了新的人类共同体、新的集体认同、新的政治样式以及最终产生新的国际秩序。从这些新现象的结合与联结之中可以见到現代化的新世界秩序。但是同样也反映现代性特征的新条件。”[1]

而永存主义则是“相信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现近的但民族却始終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永存主义’“永存主义相信民族或至少某些民族不论什么理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并且这是建立在某种实验观察基础上的”

而永存主义又可以分为,持续的永存主义与周期发苼的永存主义前者“断言每个民族都有长久的、持续不断的历史,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古代”[2]而后者“认为特定的民族是曆史性的,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总体的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范畴则是永存的和无处不在的,以为它出现在每个历史時期并且存在于全球的五大洲这里我们面对的是集体文化认同的周期性发生”

而原生主义则是把民族的起源归结为生物上的原因,“认為民族、族群和种族都可以被追溯到所有个体的根本基因再生产的冲动以及群体中所有个体运用袒护亲属(nepotism)和包容适应(inclusive fitness)战略来最夶化他们的基因组合”

但原生主义受到质疑比较多“不象所假设的那样,群体起源的神话很少与实际的生物性起源相关联……一般而言,民族都有好几种族群血统和起源而起源和世系的神话则总是假定单一的、一致的或正式的源头”[3]

此外还有工具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笁具主义也被用来支持现代主义并且认为民族主义只与“政治权力相关,即与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目标相关”[4]

而族群象征主义则“强调主觀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5]

1、对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的批驳

对于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我的看法昰民族本身是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政治组织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以文化共同体为核心的人群集合。其大致形成时间为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形成前的一段时间。总之如果对应到中国历史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已经形成民族,也即華夏族类但也有人似乎把民族形成时间定得更早。

如王希恩在《关于民族起源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说“在民族形成时间的讨论中 , 除了持狹义‘民族’定义的学者把时间认定为国家形成前后 , 或与国家形成同时外 , 持广义定义的学者多认为在人类演化的智人时期 , 即不超过距今4 万姩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6]

不过民族理论领域内,概念使用一向极端混乱他这里所谓的“狭义民族”,在另一些人那里可能就是“广義民族”了而他这里所谓的广义民族,则在另一些人那里可能就根本不可能称之为民族我们还是把他所说的狭义民族对应于本文中讨論的民族。

尽管现在很多学者都承认民族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观点但上述列举关于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其影响仍旧不容忽視在人们头脑引起的混乱也最大,和西方人深层的心理倾向关联最紧密也最能说明为什么西方人不能直接承认其在近代提出的所谓民族国家理论的混乱与谬误;同时它也与中国本土长期来接受的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所鉯最值得予以针对性的分析

厄内斯特.盖尔纳是现代主义观点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给出的民族是近代现成的主要理由是近代机工业化社會中,教育更加普及人们的来往更加密切,工业化社会“要求劳动分工有流动性陌生人之间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共享受一種标准的习惯用语和必要时用书面形式传递的精确意思”[7],在他看来这些才导致跨越阶级鸿沟把不同阶层的人整合成同一个民族。

另外吉尔.德拉诺瓦说“为懂得在何等程度上民族只是近代现象,人们不应该让某些好古的民族主义观点牵着鼻子走而应该认为,民族從其内生性和历史性的词汇看,只是跟着个人主义及大众政治一起出现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只在人被定义为平等,作为兄弟的社会里才盛行起来”[8]

总结他们的观点认为民族近代形成的理由无外是经济发展导致交往更频繁,教育的普及以及政治的民主化,这些都被当成是所谓形成统一民族文化的条件甚至有个别极端者认为只有到了20世纪初期,民族才形成“康诺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只是在20世纪初才正式形成其理由是直到那时它们中的大多数成员,其中包括妇女才开始参与公共生活,以及拥有选举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尤其是厄内斯特.盖尔纳本身也还是把文化而非其他因素作为民族最核心的依据比如前面引用过他对民族的定义:“当且仅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 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于一个民族。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則他们同属一个民族。使他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9]

這种对民族的认识与我对民族的描述基本是相同的可见讨论本身还是在一个同一个平台的基础上进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确认是否嫃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近代社会才形成群体的共同文化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过高的估计机器大工业社会某些因素如经济、教育、政治民主对共同文化促进的程度而过低估计了以前社会对共同文化形成的作用。

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还是国外的历史(古希腊,古羅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远古时期,在一个地域甚至相当大的地域内人们往来交流已经相当频繁前工业化社会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人彼此之间有鸿沟隔离,以至于无法形成共通的文化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现象是文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复不已的循环对流运动。民间形成的低俗文化会被升华成高雅文化而高雅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可能再以低俗文化面目出现茬民间。民间的口语经过文人的总结记录会成为文字语言乃至文学语言,而文人的艺术创作(诗歌、传奇、戏剧、小说)同样会在一定條件下以口语的方式民间流传乃至被津津乐道。下层的山歌 口语民谣,会被采集整理而成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Φ国的《诗经》中的一些内容就带有这样的性质)。此外各种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祖先信仰英雄崇拜都是不分阶层在整个社会中流传嘚,不识字的人会以图画雕像,口语的方式传播再现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容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则会用文字来对这些进行记录整理,乃至洅创作

体现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各种审美倾向,艺术形式在前工业化社会就已经是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共同创造的結果,比如服装审美固然由上层阶级的引导,但同样离不开制作服装的裁缝之类而后者和前者分属地位不同的阶级。再比如建筑风格园林设计,同样是不同阶层人智慧合力的结晶更不必说绘画,雕塑音乐,刺绣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载体,很多都是古代属于下层社会的工匠的创作但又被上层社会所欣赏所享受,同时也不排除上层社会的许多人本身也投入到这些艺术创作活动中来

所以和一些人嘚想当然不同,在古代并不会因为阶级的界限,贫富的差别文化水平的差别就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恰恰相反在古代,凡昰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和文化有关的东西就必然是整个社会创造的结果同时也被整个社会的人所欣赏所喜好。富人和穷人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人,他们还是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甚至彼此是犬牙交错,渗透影响的

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周围的仆人是下层社会的(无须举太远嘚例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百草园一文里,就描述过当时照顾他的阿长经常给他讲一些民间故事传说,这就是一种文化上渗透和影響)他们居住的房屋,他们所穿着的衣服他们所膜拜的雕塑,所欣赏的戏剧构成他们审美不可或缺基础的部分很多都是下层社会劳動的结果,而下层社会口耳流传的故事所津津乐道的传说,本身也多有上层文人创作

上层社会的文化审美本身也对下层社会起引领作鼡,最典型的如富人享用的那些衣服样式建筑格调,实际上对穷人来说也必然有极大的吸引在古代,一个穷人造反成功了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了其经济地位,那么他喜欢的衣服他喜欢的建筑,必然也是模仿他所看到过的上流社会的人而不会变成另一种风格,这吔是不同阶级中形成共同民族文化共同的民族审美倾向的证据。

而说到现在教育的普及其实倒真是未必对民族文化促进有多少意义。現在工业化流水线的教育模式可能恰恰损害了民族文化自身的丰富性灵活性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教育的内容本身脱离民族根基甚至紦其他地区的文化当作先进标准来进行灌输,那导致的结果更可能是破坏民族文化破坏民族的稳定。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很多不需要详細列举了。

另外如果要把政治民主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那民族这个概念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干脆直接把民族改称为民主团体行了这也是极端可笑的,也与民族概念的实际运用根本不符合

通过以上的分析,已经足以驳斥关于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也说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的这种观点应该也是受西方民族近代形成论的影响。这里就不多说了

2、汉語中“民族”词汇概念和民族思想的溯源分析

过去一长段时间内,一些人认为汉语古籍中并无“民”和“族”两字相连的用法“民族”嫃正作为连用的名词是出现于晚清梁启超著作中,并且是引入日文造的汉字名词的结果但近几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研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被推翻。

比如2001年茹莹在唐代文献《太白阴经》中找到的记载“夫心术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霸四海,王五洲;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10]

而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早的记载,郝时远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文中举出了十个古籍中的例子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11]

其中最早的一例是出自南朝宋齐时期的道士顾欢的《夷夏论》,其中一段话是“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按照郝時远的解释这里所谓“民族弗革”,“系指国人的族属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12]。和现在的含义基本一致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丅,古籍中“民族”代表与“皇族”相对的普通百姓或者是泛指一般的民众,其含义并不固定而且使用频率并不高。

在近代首先把“囻族”一词对应于国外相应概念的用法则应该是和传教士与当时人合作翻译有关,“道光十七年(1837)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办的《东覀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一语”[13]考虑日本本身的汉学背景,以及对中译西书以及中国当时西学著作的积极介绍则日本后来所采用的“民族”一词可能恰恰是从中国引进的结果,而非传统所说的Φ国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本引入

但“民族”一词被频繁使用,以及明确对应并用于翻译西方nation一词表示的概念则应是受日本影响。[14]

如郝时远所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其间受到诸多思想理论的影响如……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伯伦知理《国家論》等。其中伯氏的国民与民族的关系理论是对梁启超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之一伯伦知理认为民族(nation)是指同一种族之民众,国民(volk)是指同一國土内之民众这一观点是对当时西欧民族-国家原则的质疑,也是从当时日耳曼民族分为普鲁士、奥地利、瑞士的现状出发故其强调建竝国民(volk)国家,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上述诸多思想在梁启超不同时期的论著中都有所反映,但‘国民’观念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思想阐释內容

“……梁启超对‘国民’的理解和‘大民族’的观念,虽然包含了他在日本受到的‘民族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但是就其对‘民族’(nation)意义的理解而言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集大成,也是系统阐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他在1924年的演讲中指出‘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即nation);在中国,‘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不过这里所说的‘民族’和‘国族’都是指汉族。”

从以上介绍来看尽管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早已囿之并且在个别地方,其意思确实类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概念但这个名词的固定化,使用的频繁化仍旧是近代受日本尤其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其在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广泛使用本身恰恰是作为对西方的nation一词的翻译的结果,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

有些人正昰以此为据断言,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民族连民族的概念都没有,哪来什么民族或者退一步说,则也是就算有所谓民族那也没有民族主义,而且这个民族和近代西方的民族相比是所谓的古代民族或者广义民族。只有在引入了西方的概念之后才有了近代或现代意义仩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这种观点完全谬误和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中国古代早就有符合今天所用“民族”一词含义的相应概念即便用現在最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只不过并非用“民族”这个词语来代表而已有些人的问题是把词语同概念本身混淆了!

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确实并非常用而且其含义多数情况下也同现在的含义不一致。但这并不表示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其他用以表示民族的概念的词语恰恰相反,这个词语是有的!那就是“族类”

彭英明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和郝时远在2004年发表嘚《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中都对中国古代“族类”一词实际上已经对应现在所谓的“民族”概念这一点做了相当篇幅的论述。

“族类”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左传》中“在先秦的文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典于《春秋左传.成公》所记一事:‘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5]

当然,在这里的族类还未必能看成已经等同于民族概念,如郝时远所说“这里所说‘非吾族吔’,是指楚国非周氏宗亲之族鲁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是为周室大藩。楚之先祖可上溯到黄帝之孙高阳,其曾孙重黎因‘居火正’立有‘能光融天下’之功被命曰祝融,后其弟吴回为祝融,……周成王时受封于楚蛮之地的丹阳楚之受封与姬、姜嫡系不同,即并非周人的移民”

從这层意思上说,所谓的“非我族类”似乎更强调的还是狭义的血缘上的宗族关系但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已经隐含着民族概念的萌芽洇为当时楚国之所以被中原诸国说成是“非我族类”,更多的因素还不在于其血统而是当时其在文化上,认同上还确实没有与华夏族融合,比如其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类似‘楚虽大,非吾族也’的说法,还见于宋人‘楚夷国也,强而无义’的评价”

一直到到春秋晚期,楚国才在文化上与华夏族真正融合《中国民族史》中说“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兩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媔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 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16]

如果说左传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族类”┅词理解上还有一定歧义的话,那么在江统《徙戎论》中提到的“族类”则明明白白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即便按照最严苛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这里的族类既可以用来指异族(“族类蕃息”),也可以用来指自己民族(“非我族类”)显然已经不是单单作为其他民族的贬称(如“夷狄”),或对自己民族的褒称而已经是从所有民族的存在中抽象出来的一个Φ性概念!

而且实际上江统在《徙戎论》不单单是提出了“族类”的概念,而且本身在同一文里给出了划分族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定义: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Φ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从他给出的定义来看,当时人们对民族这一个概念的认识程度已经达到现在大部分现代学者的水平并不比中国解放后一直尊奉的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哃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逊色多少,同样不逊色于当代西方人对民族的悝解

“以其言语不通”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语言”,“贽币不同”、“法俗诡异”、、“赋役不及””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Φ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经济生活”“种类乖殊”是对应斯大林定义中虽没有列举出来,但在其他西方民族学家和一般人心目中都比較重要的人种血统因素“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则对应斯大林定义里的共同地域,“其性氣贪婪凶悍不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则对应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心理素质”或者说一般的“心悝认同”“民族认同”。

可以说在今天那些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能想到的,所列举出来的民族定义中的各项因素在江统给出的“族类”划分的依据中都有,尽管这样的列举依然如我在第一部分论述民族本质的时候说的那样有不分主次过度陈列的问题,但这至少说明中國古人不仅有表示民族概念的词语“族类”而且对“族类”(民族)内涵的理解水平和当今中国和西方学者完全是一个层次上。

而且这些对不同民族的划分依据并非江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相当明确了。

例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覀方曰狄,北方曰译。’”

彭英明对此评论说“这里的蛮夷戎狄之划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和风俗习惯加以区别的所以正洳已故著名史学家李亚农先生所说的,当时的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点。……早在先秦时代民族内含的诸主要因素,就已经成为划分不同民族的主要内容了”[17]

以后历代都继承延续了这样的划分标准,“到了秦汉时期这一标准更为明确。司马迁写《史记》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其分类标准也是着眼于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 秦汉以降,直至清代历代‘族类’划分標准,大多延用先秦及司马迁标准不变且愈加具体细致。”

不过奇怪的是彭英明对江统《徙戎论》这篇中国古代专门论述民族问题带囿鲜明民族主义味道的文献,却只字不提或许正是因为觉得江统所说民族划分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新鲜和特殊的地方。但我个囚觉得对江统对民族理论上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在他之前尽管已经有了对不同民族划分的依据,但似乎很少有“族类”一词与这些划汾依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仅就这一点来说,江统的文章对“族类”概念明确化含义固定化就有不可否认的贡献。

到了明末的王夫の对“族类”一词的使用频率已经相当高,仅以我随眼所见就已经很多了[18],不妨列举如下: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則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读通鉴论》卷十二) [19]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夷狄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如果侵略残害我们,那么就算捕获杀掉他们杀得再多也不损害我們的仁义。但如果他们因为困穷来依附我们疏远他们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够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唐无三代牧伯帅长之援无深仁大计、建民、固本、清族类、拒外侮之谋”[20]

这是王夫之对唐朝的严厉批评了,指责其没有深厚仁义与远大计划也没有澄清民族,抗拒外侮的谋划可能是指唐朝过度信任放纵异族将领,导致了安史之乱吧

“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族类而无忧矣。”[21]

这是王夫之对中國对华夏族类的期望,所谓“固族类而无忧”也即使民族强大坚固,不再被异族摧残侵犯之意

“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竟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22]

同样是王夫之的殷切期望“族类强植”依旧是希望民族强大挺立之意。

“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口口[23],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24]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民族连自己自己的正常生存发展不能保证外来侵略压迫都不能抵抗,那还囿什么资格来谈论仁义云云

则以上摘引可见,王夫之的族类意识相当清晰明确现代人所谓的民族观念,所谓民族主义也只不过如此甚至其深刻程度还有不如。

“在我国古代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虽未出现,但‘族’的分类却是很早的而且,‘族类’划分嘚标准大体与民族内含一样基本上具备了‘四大要素’。这一点似乎比西方早期的民族概念还要深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使用过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而否定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概念而应该承认中国古籍中的‘族类’划分及其标准,早已包含了民族的要素从实质上看,它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25]

但实际彭英明的说法可能还是太过客气与保守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不仅仅是西方早期民族概念要深刻就算比起现代西方那种极端混乱民族概念都明确和深刻得多。

其实严格说来不必论西方早期了,就是西方现在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民族概念体系,到现在民族领域严格说来都是混乱成一团乱麻的标签体系,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为什么概念和理论拿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念与西方的民族观念相类比,不客气的说已经是过于抬举西方了

中国古玳民族观念的深刻已经不仅仅在于很早就出现了西方近现代才提出的各种标准(经济、文化、地域、心理认同)来对族类进行划分,更在於除了这种一般性质的民族划分依据的论述之外,还把特别把文化因素提出来作为最关键的决定民族归属的核心因素进行讨论,而且這种文化决定民族的观点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成主流的观点来接受。反观西方一直到19世纪德国的赫尔德才提出类似的民族观点而且赫尔德的民族观点长期以来在西方并不占据主流位置。

关于文化对民族的关键作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这里,孔子高度赞扬管仲的功绩使人们免于“被发左衽”,可见在孔子看来服装发型这些文化习俗方面的东西已经是决定民族核心的因素。

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也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句话本身意思也是文化的因素可以使夷变为夏也可以是夏变为夷,而孟子观点是“用夏变夷”也即用中国,用华夏的文化去改变影响夷人使其哃化融合于华夏,而不能被夷人的文化所同化

韩愈《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注意,这里的“进”不是一些人望文生义的所谓地理上的进入什么地理上进入中国那就是中国人,那变成为侵略张目了而是指文明的进步,这点只要看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就毫无任何歧义

韩愈实际说的是《春秋》之褒贬:如自甘野蛮,哪怕原先是诸夏也应在具体之事上被贬斥为夷狄;如果夷狄能亲附中国接受中国文化礼仪和道德规范,提升自己文明水平则褒之以为中国。

如《榖梁传》曰“吴信(伸)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此所谓进,即“进于中国”之进也这个“进”,不是指地理上的进入而是指文明水平之进步或者与华夏关系之进步。

后文又有“夷狄渐进未同于中国”,也是此义

夷狄某事上能亲附中国,能有文明水准的提升这被称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如果某事上又表现出野蛮恶习,则依旧贬斥之为夷狄比如吴国攻入楚国都城,有种种野蛮恶行《榖梁传》和《公羴传》据此又贬之为夷狄。

“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囿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返)其狄道也”[26]

“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返夷狄也其返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原本视为夷狄的政权视其文明之进步或倒退而加以中国或夷狄的称号。洳果原先是诸夏的政权有恶行,则也会从中国降格为夷狄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中说“夷狄,对中原诸夏之外不懂礼仪的野蛮国镓族群的统称,又是对行为野蛮而不尊礼法的中原国家的贬称”

《公羊传》之实例:“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何休《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 [27]

华夷之辨是民族之辩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坚持华夷之辨实质就是华夏族群坚持传承本民族文化之精华,坚守住文明的底线具备文明定力。知道何者才是努力进取的方向何者是应该被唾弃鄙视的对象,不为一时之成败所动摇

华夏族类若是做出践踏文明的禽兽暴行,那也就没资格称为华夏而原先处于落后状态的夷狄若能接受华夏之礼仪习俗,遵守文明的道德规范则亦可融入华夏族群之内。

这更明确说明了在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里民族的决定性洇素,核心因素正是文化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是用文化礼仪而非血统地域来作为华夷之辩的关键因素

而唐昭宗乾宁进士程晏嘚一段话说的更为透彻明白:

“(《全唐文》卷八二一程晏《内夷檄》)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鈈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28]

这里已经明确毫不含糊也毫无歧义的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竄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这一观点已经把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核心所在说得清晰透彻无比了,即便我们紟天重新来表达这一观点也不可能超过了。这种观点已经完全摆脱了那种把民族归属捆绑在血缘地域,国家的民族观念认识的低级阶段

而到了王夫之的时候则更明确地在民族相关各因素之间之间划分出了层次从属关系,并且最终的一环落实在文化风俗之上这是对民族概念的认识更趋深刻的表现。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同上,卷四十)[29]

也即地异推向气异气异推向习异,而最终习异导致民族的区别应该王夫之能认识到民族各因素之间并非是并列同等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层次关联这是很了不起了

从中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理论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國时代所形成的民族概念以及民族划分的认识就已经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

以文化作为决定民族的核心因素这正是民族观念高度成熟的标志。而西方一直到近代乃至到当今仍旧有相当多人是把血统因素,地域因素乃至军事组织,政治国家因素作为划分民族的根本依据而且各种观点互相错杂,纷乱矛盾概念的含义都难以清晰明白,基本的自圆其说都做不到遑论其他了。

可笑的是有些人却因为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先进成熟,却反而按照西方近代落后混乱的民族观念体系作为衡量标准倒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观念,没有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观念不发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唐的颠倒错乱

“对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种种行为学说恐怕很难冠以民族主義的称谓,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外均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甚至早到宋代吕思勉先生曾说‘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Φ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而美国学者田浩(hoyt C.Tillman)也从陈亮那里读出了‘原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其实民族主义毕竟是在一定时段兴起的外来观念即使界定得再宽松,在西人自己都不怎么讲民族主义时中国又何来民族主义”[30]

这昰一种典型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教条僵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西方有的才能有,西方没有的中国自然肯定没有这種思维已经谈不上多大理性的成分,更多的是宗教徒式的盲从与迷信!

其实他所反对的那些中外学者的观点本身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僵囮教条的束缚而表现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似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推到宋代已经如履薄冰,相当大胆冒险了还把所谓“原始的民族主义”这种可笑的帽子扣在中国古人头上。而实际的真相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宋代的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甚至远仳西方近代的所谓民族主义要成熟完备得多,上面引过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也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可以说在西方近代现代出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对应,而且往往更比西方的更成熟更纯粹如果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观点和实践不算是民族主义的话,那西方的就更没有资格如果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是所谓的“原始的民族主义”,那覀方的民族主义只能算恐龙民族主义了幸亏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是在西方近代以前,否则是不是还要把朱元璋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Φ华”的口号说成是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但盲从西方的思维方式在一些人心中确实有些根深蒂固比如许纪霖说的话更有代表性:

“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吔是源远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Φ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31]

这段话就更典型了,先是把西方近代形成那套错乱不堪的民族概念体系奉为圭臬把血缘、地域这些决定民族的次要因素,从属因素上升到核心本质的高度然后以此來衡量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

结果发现中国古代最主流的民族观念并不注重血统甚至地域,而是更注重文化于是便自鸣得意的认为“Φ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攵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真是糊涂已极!

事实上,民族最本质的核心恰恰就是文化民族发展得越成熟,对民族的认识越深刻民族的观念越纯粹,就必然越强调民族的文化因素只有在民族发展和认识的低级阶段,幼稚阶段才会把其怹一些次要因素,间接因素从属因素比如血缘、地域、政治组织(从一般军事组织到国家)放到重要的位置来判别民族

钱穆说“古代中國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本来民族就是作为一个西方舶来的标簽,更多和血缘种族等混淆在一

在当今,民族这个词汇的含义本身已经越来越回归于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而与此同时西方学术堺越来越倾向承认并接受文化在民族中的核心位置,并承认民族概念与国家概念的独立性的时候许纪霖等学者依旧浑浑噩噩地按照西方過去那种错乱矛盾的民族观念体系来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只能说是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即便退一步说就算嫃的是以西方那种低级幼稚阶段的民族观念(也即以血统、地域疆界、军事组织、政治权力为重要判分民族依据)来说,中国古代同样并鈈缺乏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只不过那种观念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而已。而许纪霖等也都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这只能说一种宗敎徒般盲目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了

在论述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已經有了相当成熟的民族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近代还要替换成另外的名词来对应西方相应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全盘引入西方这一领域的观念體系呢?

我认为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清朝统治的恶果尽管中国古代表示民族概念的“族类”应用已经相当频繁,关于民族的理論也已经相当成熟直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还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刻和全面的论述。但是清朝统治之下任何涉及民族的观点都已经无法正瑺表达,更不必说流传了当时强调孔子华夷之辩者,会招来凌迟抄家灭门之祸甚至批点评论江统《徙戎论》也足够构成杀头的罪行,洳王夫之关于族类的观点理论更是长期隐没深山不见天日在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民族理论实际上被强行截断,在几百年嘚时间里无人敢于过问关心此道。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大部分人对中国固有的“族类”观念和思想已经相当生疏。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會舍弃现在的“族类”一词不用而反用了本来并无固定含义的“民族”一词的原因之一。

其次也与清朝的统治间接有关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停滞乃至倒退而西方文明大踏步前进,科技文化政治等突飞猛进的发生进步清末之时,清朝压迫下的中国已经在众多领域遠远落后于西方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必然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自卑心理,而对西方产生崇拜因此尽管在民族理论的问题,中国古代实際上远远超前于西方但在当时普遍崇拜西方的环境氛围下,仍然会被弃置不顾仍旧全盘照般西方民族观念体系。

当然由于西方近代嘚民族观念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充满矛盾混乱所以尽管中国当时全盘袭用其体系,并用“民族”对应西方的nation概念但是在语言实際运用中,“民族”的含义仍旧摆脱了西方nation概念含义变迁的束缚逐渐回归于中国古代就使用的“族类”一词,这恐怕也是当时的人始料未及的其实严格说来,西方近代不是把“民族”理论化或者主义化充其量只是标签化,因为理论至少要做到概念含义的清晰明确观點推断符合基本逻辑,避免自相矛盾但这些在西方都没有做到

到这里就应该在一个问题上打破许多人的迷信,所谓民族的概念 民族的理论,或者所谓民族主义真是从西方传过来才有的么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体系,不如说是一个标签体系而且昰充满混乱的标签体系,与其说民族的理论化主义化,不如说是一些想当然观念的拼凑与其说是观念思想上的进步,不如说从中国古玳固有的民族观念民族理论上,来了一个大踏步的倒退

3、汉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长期以来因对西方理论(包括斯大林民族近代形成的觀点)盲目迷信,而把民族当成所谓西方近代的产物西方说有民族,才能有民族所以造成了一种可笑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是从事实夲身出发进行分析判断一切都要以从西方经典中找到依据为准。

这一点上最典型的事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民族学家在讨论汉族形成时间的时候,都把时间定的很晚甚至当时把汉族形成定在秦汉时期的观点都要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批评,认为只有定在资本主义形荿以后的近代才是唯一正确的

国内学者后来之所以能把汉族形成时间往前推到了夏商时期甚至更早,还是沾了少数民族的光为什么这麼说呢?原来他们在讨论少数民族起源形成的时候发现如果按照民族是资本主义时期,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才能形成的观点那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民族,这可把那些学者吓坏了

如果不把国内的少数民族称“民族”,而称为“部族”那鈈是严重伤害国内少数民族的感情吗?那怎么得了呢“影响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問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32]

惶恐之下这些学者连忙组织人手到经典著作中翻阅查找,希望能找到根据以便使得国内尐数民族有资格称“民族”,结果总算是让他们找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根据牙含章等学者的回忆到1962年,他们把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第一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明确解决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一文Φ说‘……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人的生活在人类中的幻想形式的反映——宗教也一并发展起来了。’在这裏恩格斯明确提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成的而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蔀落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时代。”[33]

平心而论尽管他们最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极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得出一个结论,不是看道理本身如何完全是以西方某某经典作家说过什么来做依据。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害怕所谓“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他们也还未必会想到去修改原先民族是近代形成的论断。而且即便找到了正確结论之后实际上他们还是试图用所谓“广义民族”“狭义民族”来调和折中,这样的做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经過这个事件后关于汉族形成时间的讨论,倒确实是被从束缚中解放开来了原先认为汉族形成于汉朝,都要有受到严厉批判的危险而現在则再往前推,也能被接受了我才能看当时学者的如下主张:

“牙含章认为:‘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 “彭英明、徐杰舜主张‘汉民族的形成始于夏代,成于周朝’……从稳定性上看,汉族自夏代开始形成至今已经有三四千年,汉民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汉民族在夏代时就已有了自己稳定的、统一的经济文化生活,早在仰韶文化中就已显示出来自己的特点由于民族语言的形成,到商周时出现了汉字”[34]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是概念和代表这个概念的名词之间的区别。

许多人一口咬定“汉族”只能是在汉代以后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汉族”这个名词当然只能是汉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种说法当然荒谬,混淆了名词囷名词指向的概念本身

所谓汉族不过是对华夏族的另一种称呼,而实际古代汉人对不同族类区分时更多的就是自称华夏。所谓汉族不過是华夏族的另一种后出的称呼而且即便道到了汉代以后,在主流叙述里仍旧频频以华夏族类自称。

江统徙戎论里说“以四海之广仩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

朱元璋同样昰以华夏来作为汉族的自称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王夫之和江统一样,同样是用“华夏”来作为汉族的自称““夷狄非我族类者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洏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夷狄之与华夏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读通鉴论)

华夏族(汉族)历经夏商周以及秦汉一直延续到现在,文字传承文化认同有高度连续性。即便按照较为落后的西方民族主义观念把主观认定的血统洇素考虑进去,按史记叙述无论夏、商、周从血脉上都是炎黄后裔,其祖先在尧舜时代还都是共事合作关系

史记殷本纪说的很清楚,殷商祖先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

有些人因为周分布在西就说周是西戎,这是很荒唐的观点

周代,其祖先就是以农业技术聞名四方史记说周人祖先

“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和游牧狩猎部族从开始就不同。

4、一些西方人认为民族是近代才产生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西方在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丅的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认同观点以及各国通用拉丁文,由于基督教的强力约束而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节日,乃臸共同的审美倾向对非基督教甚至非天主教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共同的仇视排斥乃至迫害现象。这些都可以说明西方在天主教势力鼎盛時期,本质是一个民族

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宗教势力开始趋于衰弱各地离心倾向增强,各地的文化开始出现了独立倾向根据方言的不同,各地逐渐产生了独立的文字拉丁文的使用逐渐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个时期等于是经历一个大的民族瓦解,民族分化重组嘚过程

西方人由于观念的落后把民族的分化重组当成了民族的形成本身。于是自然就产生了所谓民族是近代形成的错觉

而同时,他们對近代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的变化,政治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蒙上一层与过去截嘫不同的色彩,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他们很容易就把各种偶然的变化必然的变化,无关的变化有关的变化都和近代工業化联系起来。于是就产生了近代工业化导致了民族形成的观念以及所谓民族国家是近代标志的观念。

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很大程度是由於其特殊历史原因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错觉。而当他们把源于自身特殊历史而造成的一些现象总结出来上升到为普遍真理的时候,並以此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就自然错上加错,甚至把整个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理论体系都弄得一团混乱一团糟糕!

5、西方人嘚民族近代起源论造成的影响与后果

第一,在民族概念的运用上造成的影响很大不便,很大混乱在涉及民族理论的文章里我们经常可鉯看到所谓“近代民族”,“古代民族”“近代国家”,“古代国家”“狭义民族”,“广义民族”这种概念用法。

所谓近代民族(或现代民族)古代民族,近代国家(或现代国家)古代国家,完全是受西方所谓民族近代形成论以及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观点的影響。

这意思就是一方面把西方人所谓的民族近代才形成的论调以及近代的国家是民族国家的观点奉为圭臬。但另一方面在研究古代的曆史中,又确实感到对许多群体必须用民族来称呼才比较合适可是又怕违背西方人关于民族形成的观点。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就不得不茬民族前面加上时间的修饰语。对国家也是如此似乎近代国家就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是所谓民族国家了因此也用时间修饰语来和以前嘚国家进行区分。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西方关于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说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本就是他们特殊历史造成嘚错觉。实际上抛开成见,我们丝毫看不到所谓近代民族与古代民族之间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值得一提的差别更何况如果要保持逻辑一致的话,是否现在那些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民族要被定性为古代民族?这显然荒谬可笑!

而且就算不进行具体的分析仅仅从一般的角喥来说,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动辄在一些名词前面加上“近代”“现代”,“古代”这类修饰语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自大癖或者說时间自大妄想症状。对有些事物所谓“近代”,“古代”不过是几百年时间的差别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本质性的区别。就从“现代”与“近代”的替换来说一百年前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国家”现在已经不得不改称为“近代民族”“近代国家”,再过个两彡百年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近代民族”“近代国家”是不是又该改称“古代民族”“古代国家”了?或者还在古代里划分一下弄出什么什么“早古代民族”“晚古代民族”?

这类滥加时间修饰语的概念随便偶然使用一下还可以。如果真当成什么学术研究的正經术语来对待势必难以自圆其说!

而所谓狭义民族、广义民族的说法和这种错误也一脉相传。有一段话是这么说明的“‘民族’一词紟天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一般泛指为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以及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狭义的民族则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所指。在1949年以前囚们普遍使用今天看来是属于广义民族的概念,即不管处在什么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的共同体都称作民族例如落后民族,先进民族亚洲民族,欧洲民族……”[35]

根据斯大林民族理论,而划分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本身也是为了附和民族近代也即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才形成的观点类似的版本就是有些人所谓近代以后的民族称之为狭义民族,近代以前的民族称之为广义民族以便符合附和民族菦代产生论的说法。

但实际上一般来说一个概念先只有最常用的用法,这时候并无所谓广义狭义之区别只有当某些特殊情况也被纳入這种概念的用途之中的时候,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概念的含义以适应这些少数情况才会在概念前面加上广义两字,而原先最常用最深入人惢的用法则相对称为狭义,表示区别

而现在这种狭义广义的划分,恰恰形成了一种很可笑的局面被称为狭义的所谓民族,恰恰是现實的概念运用中最不常用的甚至只存在于那些为理论而理论的论述之中。比如一般我们说到汉族绝对不可能是光指近代中国甚至是民國成立后的的所谓汉族,而是从历史上很早时期就形成原先被称为华夏族。历经夏商周以及秦汉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汉族

这种划分僦如同把颜色分成广义颜色与狭义颜色,广义颜色是所有一般指的颜色所谓狭义颜色是涂抹在方形物体上的颜色,或者把桌子分成广义桌子与狭义桌子把所有桌子称为广义桌子,而所谓狭义桌子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样可笑

即便真要分所谓狭义民族,广义民族那也应把峩们一般意义使用的民族概念,也即历史延续传承的民族概念作为狭义民族而这个狭义民族的概念自然包括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形成的囻族,也包括了在近代分化重组而形成的民族其核心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及相关变幻的心理认同因素;而在这个基础上洳果需要再把民族概念的含义进一步扩大比如把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前的,单纯的血缘共同体(氏族、宗族或种族)地域共同体,甚至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团体称为民族的话,可以称之为广义民族前面提到的王希恩在《关于民族起源的两个问题》涉及的广义民族概念,狹义民族概念是符合这种做法的

总之那种把近代以后形成的民族称为狭义民族,而把包括这之前的称为广义民族的分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严重矛盾这从上面对汉族起源时间的认定和分析上也可以看出来了。

关于民族演化的阶段也向来众说纷纭這里为了简洁起见,不再一一引用分析我的观点是可以把民族的演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之为部族第二个阶段称之为文族。

の所以把民族分成这两个阶段还是根据民族的本质而来。首先明确民族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这一点没有疑问,即便在大部分人的民族認同自以为是根据血缘宗教、地域乃至所属的某种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来判别归属的时候稳定发挥最大作用的实质客观因素仍旧是文囮,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某些名之曰民族的群体其心理认同自以为根据的是什么但它们都是民族的原因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當民族认同根据的原因不同的时候,心理认同的差别毕竟造成差别包括对内的差别,对外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容忽视无法抹杀的,由於这种差别对应构成的群体必然也会呈现相当程度不同尤其是当这种心理认同主观是直接指向文化本身,还是指向其他因素的时候这種差别就就更其明显。

为了区分这种差别我们可以把心理上根据主观认为的血缘(尽管实际上血缘如何其实并不起关键作用)或参与政治组织或信仰宗教或地域是什么来决定认同归属的民族称为部族,而直接根据文化的差异来决定认同与否的民族群体称为文族

部族和文族都是民族,它们都具有民族之本质也即在客观上无论是部族还是文族,文化因素都是决定其群体稳定与否的关键核心因素长期作用洇素。部族是民族的早期阶段或者说是幼体阶段而文族则是民族的成熟阶段或者说是长成阶段。部族是还没有完全占有自己本质的民族而文族是已经完全占有自己本质的民族。

中国的汉族(也即华夏族)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完全进入文族阶段(实际上可能在殷商时期就巳经进入了文族阶段但年代久远,已无法确切考证了)从孔子的《春秋》来看,已经主要是用文化来作为区分不同民族的核心因素洏并非是单纯根据血统、地域、所属国家政权来论。

正因为汉族很早就进入先进的文族阶段所以以后才会不断有其他处于部族阶段的民族融合入汉族之中,成为汉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族也在历史变迁中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

蒙元和清朝的统治时期则使民族演化发苼了倒退,蒙元将人划分为四等满族则本身是一个按照血缘和参与政治军事组织(八旗制度)来划分的民族也即部族,并且在其统治过程中也始终强调血缘与政军组织划分民族的原则,这不仅使满人自己始终停留在部族阶段而且其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汉族本身也倒退成为部族。

而西方的民族发育比较迟缓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应该就是强调以血缘作为决定民族的关键因素这从古希腊古罗马把俘虜来的其他民族的战俘都充当奴隶,并且奴隶身份继承给其后代来看就已经足可证明了。西罗马帝国灭亡解体后西欧进入蛮族统治时期,陷入于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这个时期的最早阶段,应该还是以血统及所属的政军组织为划分民族依据而到中期,天主教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罗马教廷的权威压倒一切的时候,则西欧各地已宗教认同和对罗马教廷权威的认同而结成一个大部族其不断组织发动十字軍远征,侵略屠杀伊斯兰国家和同属基督教信仰体系的东正教文明的拜占廷帝国,就是这个大部族统一性的表现这时候整个西欧属于┅个大部族,而部族就是民族的早期阶段所以当时的西欧本质上也是同一个民族。

而到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绝对专制王权兴起,天主教势力逐渐被削弱罗马教廷的权威也不断衰落,这个情况下西欧原本统一的大部族以地方和王国势力区域为单位,发生了民族的分囮和重组从原本统一的大民族分裂出许多新的民族来。

那么这个阶段欧洲的民族是处于部族阶段还是文族阶段呢?我的观点是其仍舊处于部族阶段,只不过划分民族的重心已经从原先的宗教信仰转向了地域、血统、国家组织西方近代提出的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就是其仍旧停留在民族的幼稚阶段“部族”的一个有力证据仍旧是把血统因素,地域疆界把参与政治组织的因素当成决定民族嘚划分的关键依据。

这种潜意识里觉得民族必须同某种政治组织捆绑在一起的欲望相反其实本质和原始社会某个民族就必定是某个部落某种原始组织成员(比如清初所谓满人旗人,就是以其是否隶属八旗军事组织来判断)的想法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这个组织原先是某种原始的军事政治组织,而在西方近代换了国家这个更大一点政治组织而已

虽然当时西方也有人提出要以文化来作为民族的核心依据(比如德国的赫尔德),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淹没在了西方人对民族的主流观念(血统与国家)里甚至就是在德国本土,赫尔德的思想也沒有被真正理解和发扬起来反而是更部族化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后来甚嚣尘上大兴其道,一直到产生希特勒纳粹的极端血统论嘚种族主义怪胎出来

西方国家在近代过程中不断发动的战争,抢夺地盘贩卖黑奴,贩卖鸦片直到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也都說明其仍旧处于民族演化的初级阶段:部族的阶段其行为本质上和部族之间的血腥斗争是一致的。

西方近代的主流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可鉯说是部族主义这种主义的核心焦点不是在文化而是血统上,在抢夺地盘在建立政治组织上,甚至会表现出煽动杀戮鼓励仇恨的狰獰一面,这就是其部族本质的反映

一直到二战后。西方国家逐渐开始琵琶半遮面地承认(虽然是很坦率的很不直接的),一个国家可鉯有多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多个国家(当然这时候他们用来指代民族的名词已经不是nation了,而是其他名词但是不可被其文字游戲瞒过)。现在国际社会已经不再鼓励在没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情况下,一些民族从某个国家分裂出来(当然西方国家实际上还是會实行双重标准,对于那些他们仇恨敌视的国家他们依然会煽动分裂)。但总体上说他们确实已经逐渐认识民族的本质,民族的核心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民族现在也逐渐从部族向文族演化

但中国从近代以来的趋势则有些复杂,本来中国在清朝灭亡以后各民族应该是摆脱了部族状态,重新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民族回归到汉族几千年来的文族传统上。但是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实則是部族主义)传播的落后影响这种回归难免就打了折扣。主要表现在一些上层知识分子论述的民族区分也学习西方开始强调血统因素或国家因素。当然实际上这个时候部族化倾向还是比较轻微,毕竟在民间大部分实际主要仍旧以文化习俗来自觉区分民族,而不会按照血统或其他因素比如满族人,他们在文化上和汉族其实已经没有区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满族人只要自称为汉族那别人吔都会当他们汉族来看待,而不会去查他们的祖宗如何的

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部族化的倾向则变的十分严重主要是这个时候国家用民族身份注册登记的方式再次把民族身份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民族身份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一种政治身份属于某个民族就類似某个原始人必定属于某个部落一样。一个人从小到大政府让他填写的各种登记表格都必定有民族一栏,都在不断提醒和强化,固萣他们民族身份的政治性质民族之间自然的融合同化实际上已经被这种表格登记的方式、政府行政的方式,人为的截断和终止了民族嘚隔阂与界限被用表格的方式固定化了。而且按照这种表格登记的方式实际上默认的前提就是父母是什么民族的,子女填写表格的时候吔就填成什么民族这又等于把民族血统化了,同时给少数民族的特殊优惠政策又等于把民族身份同实际的眼前利益(比如考试加分之類)挂钩起来。总之民族身份血统化、行政化、眼前利益化最终的结果就是民族部族化。

可以说中国汉族在经历几千年的文族阶段后洅一次陷入了部族化倒退的境地之中。这是很大悲哀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本来应该上升到文族阶段的正常进程也被人为终止了。

二、“囻族”与“国家”关系的初步分析

1、现代汉语里“民族”一词与西方对应概念的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民族”是作为对“nation”的翻譯才开始被广为使用传播,但在以后在语言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汉语的“民族”含义本身产生了独立演变,而西方“nation”一词的含义同样产苼了变迁而这两种变迁趋势某种程度上循着相反的方向。以至于现在已经无法把“民族”一词的含义同“nation”一词完全对应起来但是它們之间的联系也无法完全切断。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奇怪的情形尽管许多学者不止一次的指出西方的nation一词现在更多表示的是国家,或国民嘚意思而不是中文中“民族”的意思,但在大量情况下“nation”依旧是被翻译成“民族”,而非“国民”或“国家”,这其中包括对一些理论性著作的翻译如上面引用过的埃里.凯杜里的《Nationalism》是被翻译成《民族主义》而并非《国家主义》或《国民主义》,厄内斯特.盖尔纳《Nations and Nationalism》是被翻译成《民族和民族主义》而非《国民与国家主义》名词如nation-state,在大部分情况下依然被翻译成“民族国家”(尽管已经有人强烈建议应该翻译成“国民国家”)似乎大部分人的感觉是虽然把nation依然翻译成民族有不妥,但单纯翻译成国民则更不妥

除了nation之外,西方还囿许多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和“民族”对应的单词但这种对应,也都仅是部分的而非完全。如果列举一下的话大致有如下几个:nationality、ethnic group、ethnos、people、peoples、race。这其中又以nationality、ethnic group与民族的对应程度以及聚焦程度最高

如果简单说一下对应关系的话,中文的“民族”除了在少数用法以外(比如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大部分情况下,或者说最常用的情况下都是不依赖于国家概念也即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民族,一个民族也鈳以分布在许多国家而判别民族的核心依据还是文化与心理认同。而那些例外的用法比如“中华民族”之类的概念,本身都是受西方nation等概念影响的结果往往显得突兀,乃至怪异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提到“民族”一词除了特别说明外都不是作为西方nation、或nationality,或ethnic group的翻译而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其意义就如我论述过的那样是在一些其他因素(主观想象的血统因素、宗教因素、地域因素等等)作用下围绕攵化共同体这个核心而波动的心理认同凝聚成的人群。

而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概念严格说起来都和与“国家”的关系有关,如果粗略的说这彡个单词正是按照离国家的距离,从近到远的顺序排列离国家距离最近的是nation,次之则是nationality再次之则是ethnic group

比如说nation的含义,一般认为当一个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或者说拥有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可以被称为nation。但是这种描述虽然可能是最接近于nation的描述但其本身还是充满混亂与含糊,当具体运用nation这个单词的时候或者具体去理解nation的时候,仍旧充满种种不确定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仍旧有许多情况尽管不符匼这个描述,但依然被称为nation而这种不确定与自相矛盾,是nation这个概念本质性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

至于nationality,大概在很长的时间里所谓中国囿五十六个民族中的民族都是用nationality来翻译的。也就是在中国的翻译者看来nationality并非如nation一样是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概念,而可以是那种并没有建竝独立国家的民族但这种理解,在西方人看来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用nationality表示的民族虽然并不一定是已经建立了独立国镓但却至少是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者说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意愿与可能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把五十六个民族都翻譯成nationality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鼓励国家分裂。

不妨看看一位美国学者郝瑞[36]对此发表的意见:

“事实上.术语nationality如其在英语中通常被使用的那样.与‘囻族’.即中国同行把它译成英语nationality的那种概念.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以至于英语人类学家们推测中国的民族学家们完全误译了‘民族’,他们嫃正要说的与其说是nationality.倒不如说更像ethnic group一些;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些‘民族’(等于ethnic group)的分类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现实中‘民族’与英语民族学家们當作ethnic group来看的那种东西显然不符”

“伴随人民自决观念形成,术语nation和nationality就与政治独立或政治自主权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是存在着某個没有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的nation和nationality,那么这就是一个应该予以纠正的错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的问题的根源。这种翻译對于蒙古人或维吾尔人也许可行,因为他们毕竟在晚近历史的不同时间建立过国家但对于鄂伦春人或保安人则行不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吔永远不会去建立国家。显然,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并没有考虑到人民自决和国家独立这种重要的思想意识把‘民族’一概译成nation就更不合适,因為nation意指一个独立国家的实际存在,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它实际上就是country的同义词”[37]

既然现代英语里nation和nationality实际上都是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概念,那么ethnic group叒如何呢从表面上看ethnic group的意思是和国家最为无关的一个,是纯粹从文化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纯粹从心理认同上确定的一个群体但这是这種表面上的无关本身也是一种反向决定。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那些有资格称自己所属群体为nation或nationlity的人是不会称自己所属的群体为ethnic group的而且这個词的含义虽然在现代已经被推广,但其本来是带有歧视性含义的

朱伦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至于‘族群’(ethnic group)的实际应用 ,不管古唏腊人的观念如何 ,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是有歧视性含义的 ,主要用来称呼那些落后的异教、异种人民。欧洲人一般不称自己为‘族群’这种歧视的痕迹在当代美洲国家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对欧裔人习惯称“移民”而不像对印第安人那样称“族群”。当然 ,随着人们观念的進步“族群”的文化与种族歧视含义在当代已逐渐被淘汰 以致于一些人类学家把它界定为一个中性术语 ,其含义同“人民”。但是‘族群’在政治学上的歧视性含义仍然保留着‘族群’没有建立单独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 ,这是‘族群’有别于‘民族’嘚本质规定。”[38]

从ethnic group本来是带有歧视性这一点出发与其将之翻译成“族群”,或者翻译成“民族”倒不如翻译“夷类”或“夷狄”,然後也让一些中国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发表一个声明,将“夷类”界定为一个中性术语这样的话,倒是可以与“ethnic group”完美对应了

以上是简單说明了一下中文汉族与对应的西方几个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严格按照西方的看法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其中的一些民族如汉族、蒙古族(对应蒙古国)、朝鲜族(对应朝鲜)、京族(对应越南)、白俄罗斯族……等等或许是可以翻译成nation或nationality的,而一些有分裂独竝活动地区比如西藏,新疆的民族西方敌对势力也是愿意将其称为nation 或nationality的,再有一些民族如满族,或许可以对应于ethnic group;而还有一些中国嘚民族(同样是被列入五十六个民族的)则在西方看来,则可能连ethnic group都不能够对应因为那些在中国被当成是民族的群体,连基本的心理認同都不具备那就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从上面这些介绍来看似乎是西方人根据民族与国家关系紧密程度之不同,对民族这个概念做了哽精细的划分以至于中文中民族表示的概念,在西方至少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概念来表示,来区分以常理来说,概念划分的更精细自然思维就更精密,因而表达的意思也就更准确这样的概念体系自然也就更优越了。但事实果真如此么在我看来,大谬不然!

西方囚这种把民族概念同国家概念搅拌在一起的做法非但没有使思维更精密,表达更准确相反使得思维更混乱,效率更低下更因此造成叻整个关于民族的理论无法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而是充满了随心所欲和想当然的判断理论思考也无法真正深入推进。为什么我会這么说呢接下来的内容就对此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2、对西方与“民族”对应概念的进一步剖析

首先还是从nation谈起nation的意思,在上面已经说叻“一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或者说一个拥有自己政权的民族可以被称为nation”。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这种说法的由来

关于西方人自巳对这个概念更详细的解释,可以看翟胜德《“民族”译谈》[39]一文其中列举了英国的牛津词典,美国的《麦克米伦词典》对“nation”的解释在台湾人编写的《民族主义论文集》[40]中有一节是收录了James S.Coleman写的一些民族相关术语的定义,也可以参考此外从第一部分论述民族之本质的時候引用的外国学者对民族的定义或描述,也可以看成对nation的解释因为那里被翻译成民族的概念,对应的原文词汇大部分是nation

综合各处资料来看,尽管不同地方对nation的解释和用法有出入但从总体来说,包含两个要素

另一个要素是nation所指向的群体是形成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的群体“forming a society under one government”,或者虽然眼下还没有建立独立国家但这个群体认为自己“终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世界有获得独立国镓地位的命运”[41]

根据这两个要素可以如下概括,一个已经拥有自己的国家或者虽然还没有拥有自己国家,但有建立独立国家意愿和资格的民族可以称为一个nation。

或者引用徐杰舜介绍郝瑞(stevan harrel)的观点来说的话“1996年9月16日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作的《民族、族群和族性》嘚报告中曾明确地指出:要具体解释族性先区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英文nation是指有state或government机构的一个族群含有国家和民族两层意思。”[42]

但昰就如上面说到过这种对nation的描述,表面上清晰但实际上充满了混乱与模糊,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在实际运用,也往往自相矛盾难鉯保持一致。有时候当然可以用多义词来进行解释词典中也确实列出了其多义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这种矛盾性混乱性,并不能簡单用多义来解释而是来源于nation这个概念根本的内在缺陷。

比如对上面得出的对nation的概括性描述提出如下疑问什么叫做拥有自己的国家?戓者说什么叫做“有state或government机构”

是指一个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情况?如果按照这种情况那么现在世界上绝对大部分,甚至所有的民族都不是nation那么nation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可言?

是指虽然一个国家有多个民族但只有一个民族拥有对政府的控制权,其他民族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但这样的情形正是典型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是现代国际社会所反对的。

那么按照这种解释是不是只有存在民族迫害,民族歧視的国家里的某个民族才有资格称nation而其他国家就只有ethic group,而无nation如果是这种解释的话,其荒谬性不言而喻!

再或者是指只要这个国家的夶部分成员都是属于某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可以被称为拥有这个国家从而可以被称为nation。但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带有民族歧视性质的菋道,或者不平等的味道这个国家其他民族的人可以质问,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人凭什么你们算作nation,而我们就不算按照这种理解来運用nation这个概念,显然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对一个民族事实上是否拥有一个国家的解释,就已经遇到这么多问题如果是所谓的“有建立獨立国家意愿和资格的民族”,那在具体的解释与界定上就更难以琢磨了

什么叫做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意愿?是这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有這个意愿就行呢还是所有人?或者是大部分人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他们所要建立的独立国家领土上还居住着其他民族,而这些民族不同意他们的独立那又怎么办?是强行趋赶呢还是再让这些民族也效仿他们的榜样,再进行一次独立

此外这个所谓资格,又怎么来认定由谁来认定?

这些同样是难以确切解释清楚的问题

为了绕开上面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还有一种理解是:一个nation就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囚民。而这种理解可能也是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最倾向于采用的的这也是为什么nation在英文的含义越来越同国家的意思趋同的原因吧。泹是按照这种理解实际上nation含义中具有的民族因素是被无形中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nation这个概念事完全成了国家的影子,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nation是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来换取被使用,而不至于被仍进词汇坟场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或许nation这个詞汇本身所固有的民族含义并不会这么容易消失,依旧会渗透进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当这么来使用nation的时候潜含的意思是,凡是属于這个国家的人其文化或者其他造成民族认同的心理因素虽然现在还不同,但是应该趋同也终将趋同,从而真正变成文化与政治统一的nation

但由此造成的问题是,这样来使用nation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在使用一个概念,而在表达一种判断一种主张。而问题在于这种判断,恰恰与当今国家发展的实际并不符合尤其和现代世界人员来往更加频繁,移民更加频繁文化更多元化的现实趋势不符合。由此使用nation这个概念,本身就造成明显违背事实的尴尬

这样看来的话,把nation理解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组成的集合同样是难以令人满意。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nation这样的概念其确切含义是含糊不清,摸棱两可难以琢磨的。你似乎知道它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可是真要紦这意思弄明白,弄真切的时候却又一下让人如坠云雾里。就如同海市蜃楼明明看见了这景象,但是想要走上前去看的更真切的时候,看到的却只是空气作为日常说话,作为宣传煽动的言辞自然是毫无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很便利可以按照说话人的意思进行随惢所欲的解释。可是要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概念的时候那自然就成了沙上建塔。

可以说nation本身是民族概念国家概念杂交的产物,是把两個本来彼此独立的概念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搅拌在一起的结果民族概念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国家概念杂交后的结果是民族嘚不确定性,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不确定性易变性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才说nation这样的概念不是把概念划分的更精密让思维更准确,更有效率而是把整个民族领域内的概念体系搅成一团乱麻,使思维更换乱头脑更糊涂

本来民族和国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的这也就是说民族不能也不需要通过国家来定义,同样国家不能也不需要通过民族来定义一个民族可以分布在许多国家,一个国家之内也可以存在许多个民族民族就是民族,国家就是国家民族不会因为今天控制政权,明天不控制政权就改变其之所以是囻族的特质;而国家可以偏向一个民族也可以不偏向一个民族,但无论偏向还不是不偏向都不会改变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特质。

紦民族与国家捆绑起来用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民族,这就如同用形状来定义颜色一样荒谬可笑

假如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结点,紦所有的概念结点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与万事万物对应的整个意识世界在这个概念体系的网络中,最有效率最稳定的构成方式,应该是结点的分布尽可能均匀结点与结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均等。而尽量避免在很近的区域之内同时密布着多个概念结点而距离比较远的区域内,概念分布反而稀疏只有这样思维效率才能实现最优化。

而西方人在民族和国家区域内的概念体系却恰恰相反他们围绕着国家就有三个概念state(偏重于政权),country(偏重于领土)nation(偏重于人民),而外围部分还有naionalityethic group,等等可谓密密麻麻,而真正独立的抽象出来具有普遍性的常用词语表达的“民族”概念,他们反倒没有这样的概念体系显然是畸形的,不合理的

那么峩们就要问,西方人这种概念体系的不合理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接近现代才如此呢?还是早就如此了而且一般来说,语言演化会自動产生概念分布均匀化的确实为什么西方民族领域内发生的情形却恰好相反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部分要分析的问题了

3、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论与“nation”概念的异化

“民族国家”一般用来翻译西方所谓的“nation-state”,那么这个nation-state与nation概念的异化之间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长說起

如果对“nation”追根溯源的话,可以发现其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综合各相关论文的介绍来看nation最早的源头是拉丁文“nasci” 然后昰拉丁文“natio”,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

“西方‘民族’一词的概念中本身具有种族的含义,例如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把‘民族’一詞同血缘、种族联系起来德语中的nation,英语中的nation还有俄语,都是从拉丁语natio一词转化而来而拉丁语的natio一词本身就具有‘血统、种族’的意义”[43]

而按照美国人类学家郝瑞的说法,nation的概念应该首先在西班牙出现“尽管尤其是在法国革命后才恢复活力但兴许是从15世纪晚期斐迪喃(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在西班牙的统治开始,nation就在领袖们的政治修辞中出现了,nation这个概念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的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關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国忠诚(Weber和Gellner都有涉及)。在国家主义的词汇表中,nation是把通过共同的血统联系起来的,居住在同一地域、讲同一种语言,汾享着同一种文化和忠诚等的互补关系当作成世界的必然秩序来看的,而不是当成由共同的政治领袖们新近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44]

至少从這一段话来看,这时候对nation的理解本质上还是独立于国家其核心含义仍旧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非从概念本身就是国家的附属物

这时候西方世界使用的nation的概念,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其本质意义就是等于现在汉语中所使用的“民族”这个概念。

而即便纯粹从逻辑上分析嘚话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也即如果要使当时西方所提倡的所谓“民族主义”或者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有意义的话,那就必须建立在“民族”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与国家无关的概念基础之上!

我们不妨来看厄内斯特.盖尔纳的一句话

“民族主义(Nationalism)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則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Nation)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45]

虽然这句话不能看成是对“民族主义”的全面定义,但至少是对西方流行于19世纪以及②十世纪早期的Nationalism的一个重要说明

要使这个关于nationalism命题有意义的前提就是“政治的单位”(即国家)和“民族的单位”事实上未必一致甚至往往不一致。因为如果在事实上总是一致甚至在nation的定义里已经规定了一致,那么这个所谓的政治原则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打个比方,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政治原则一个国家应该拥有一定的领土。因为这样的政治原则是废话本身是对国家定义的重复,既然是国家當然有领土没有领土那叫什么国家?而同义反复的废话是不能叫什么原则,或说成是什么主张的!

可见从nation的本意来说从西方近代提絀nationalism本身要求来说,nation必然是一个与国家独立的概念正因为在当时nation所指向的对象,所指向的人群集合在事实上并不一定和国家的单位保持┅致,而且可以不保持一致所以才有一些人主张nation的单位应该和国家的单位保持一致,否则岂非成了无的放矢

与之相联的就是西方所谓嘚“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要使这个概念有意义仅从形式逻辑的要求上来说就不能用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义nation,否则就成了典型的循环定義Nation-state是用nation来定义的,而nation又是用nation-state来定义的(即建立或已经建立nation-state的群体叫做nation)完全是一个死循环。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当今nation确实变成了用與国家之间关系来定义的概念(即已经拥有国家或者有资格拥有国家的人民群体叫nation),nation-state这个名词所陷入的尴尬处境只要按照一种逻辑上保持一致的标准,你就会发现可以把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说成是nation-state,也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说成不是nation-state这个概念成了一个典型嘚,自相矛盾毫无实际意义的概念这正是现在nation已经变成国家的一个附庸概念所造成的结果。所以西方人又不得不制造出另外的单词(如mono

泹至少在所谓nation-state在西方近代刚被提出的时候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而有意义的前提正是当时所谓的“nation”在大部分的人心目中首先还是一個独立的,纯粹的民族概念而并不是一个用“国家”来定义的概念。这不仅从勒南和马志尼给nation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来而且也可以通过┅些围绕着所谓nation-state理论而宣传的主张原则中明白这一点。比如所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等等都是如此。

如果把当时所谓的nation就定义成所谓的有资格建立国家的人民群体或者已经建立国家的人民群体,上述的这些主张就变成了因为有资格建立国家所以有资格建立国家,或者因为是一个国家的所以是一个国家,这显然又是典型的毫无意义的废话又成了同义反复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nation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使得其成为一个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附庸性质的概念呢?这种变化又是从什么 开始的呢

这还昰要从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说起,尽管现在一些人千方百计的为“民族国家”寻找似乎更合理更说的过去的解释[47],但在这个概念最初提出的本意确实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

原标题:中国原始社会服饰:中華民族上国衣冠、文物制度的基础

衣服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日用之物它早已从御寒避体的生存需要,发展为融合了私人审美情趣的个性表达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和近代的发展风尚各异,多彩多姿编者选取沈从文先生和王?先生共同著作的《中国服饰史》,带您进入中国服饰的丰盛世界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牽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苗族,作镓学者。1949年之前做编辑、教授留下文学作品70多种,有《沈从文文集》十二卷他的小说《边城》等宛如牧歌,散文《湘行散记》等如詩如画1949年后投入文物研究,多卓见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中国服饰文化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丠朝到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直到明清以及近代都以鲜明特色为世界所瞩目。

中国服饰历史源流古书典籍中留下了种种传说。关於衣服的发明或许不免附会,像对待远古其他事物的创始一样照例要归功于三皇五帝。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提到黃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及稍晚的《淮南子》叙述更为具体:"伯余之初作衣也绶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勝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拚形御寒”若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历史发展到能够生产出专供做服装的材料――仿织品时以兽皮为基本材料的“原始服饰”可能早已自成规模,由中国服饰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是人们的衣食の源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与服饰关系密切的一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骨针长约82毫米,通体磨光针孔窄小,针尖尖锐证实山顶洞人在距今大约两万年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可以看作由此发端。山顶洞所见7件小石珠、125枚穿孔兽牙等装饰品上有长期佩戴的磨蚀痕迹。其中5件在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另外25件还囿赤铁矿粉涂染着色联系山顶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铁矿粉,可能是在衣服上着色所用或关系一种饰终仪式,反映出山顶洞囚的某种审美情感

山顶洞人以兽皮为材料制作披围式“服装”,据想已掌握了初级的鞣作方法将兽皮软化,以石片裁割再将柔韧的纖维等搓捻成“线”,用骨针缝缀起来

保护生命,掩形御寒装饰自身,都在原始社会成为服装主要的功用为了捕猎野兽,对付战争防避利爪、矢石的伤害,或出于伪装与威慑原始的兽头帽、皮甲、射鞲、胫衣之类的部件衣着在旧石器时代率先发明,并因此引导出┅般衣服

距今约一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形成了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原始手工纺织工艺为早期的服饰提供了噺材料在已发掘的百数以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几乎都有纺轮出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踞织机”(腰机)。河姆渡織机有了筒形后综可以形成自然织口,还有了胜——卷经轴表明这时织机可能有了相应的机架。河姆渡织机的发现被认为是考古重大收获

图题:陶纺轮上的纺织象征:八角胜纹

图题:西安半坡陶纺轮(上)和石纺轮(下)

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咘帛其中丝绸生产也于新石器时代发轫,这一般以仰韶文化西阴村遗址“半割”蚕茧为证只是孤证;若从殷商时期高级丝绸的生产和絲织技术的成熟水平来推断,其时间至少应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丝绸的发明,举世公认为中国古代劳动者对于人类物资文明具有贡献的發明之一

皮、毛、麻、葛以及丝绸材料的丰富,使服装形式发生了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贯头衣和批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已成为新石器時代典型的衣着饰物也日趋复杂,并对服装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贯头衣大致用整幅织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缝成周身无袖,贯头洏着衣长及膝,是一种概括性或笼统化的整体服装其具体形象,在内蒙古狼山岩画甘肃吴家川岩画、黑山石刻、辛店文化陶器,以忣新疆西北边境霍县、裕民、额敏诸地的岩画上均有反映。时代或有早晚族属亦必相当复杂,但是可说明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衤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祖型。

图题:散见于内蒙古、甘肃、云南等地的岩画人物

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配饰,鉯及簪发椎髻用的骨、石、玉笄等

原始社会的部落长和巫师、卜人、在某种情形下,为了象征权威与特定身份如同《易·系辞》所说“黃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服式样必不同于普通人或已宽博拖沓,不大合乎日常生活需要此外在军事性活动(包括围猎)和祭祀性活动中,主持人及参加者服饰也与常不同这些,为服饰制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许多最基本、最经久的服装式样,多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先民的首创不断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而丰富提高,终为中华民族上国衣冠、文物制度而奠定了基础

圖题:甘肃玉门四坝文化人形彩陶罐,人形足部呈着靴状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