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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林科院科技服务我县　　　　林改工作成效的报告　　　　中国林科院：　　　　2008年**省**县被中国林科院确定为科技服务林改试点县。三年来，国家林科院的领导、专家按照科技服务林改的工作目标，每年多次深入我县乡镇开展科学指导、林情、技术培训等工作，为广丰的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新文秘网省略275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快（在管理到位的基础上，三年胸径可达10CM、高度可达8M以上），至今我县已在**镇、泉波镇、湖丰镇、大南镇、少阳乡建立了6000余亩的速生丰产基地。由于其成材快，能快速有效地产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该树种得到我县广大林农的喜爱，并正在形成当地林农规模化种植的首选树种之一。　　　　三、开展了马家柚成份分析。马家柚为我县特有的地方品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该果曾获**柚类品种评比第一名，是我县林果业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马家柚的成份分析为我县发展马家柚产业提供了理论科学依据。　　　　四、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针对我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林业情况，开展了集体林权改革动态监测与评价案例研究。包括研究确定集体林权改革监测与评价的范围与对象；林权改革动态监测与评价方式选择和保障条件。对我县的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并进行了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对我县的生态建设和健康良好地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五、加强科技培训。2009年中国林科院组织了全国知名的林业专家针对我县的林业生产特点，对全县的林业管理人员、造林大户、经营大户（累计共800余人次）就苗木培育、林木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及林木、林副产品的加工利用进行了系统培训，使培训人员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增长 ……（未完，全文共1187字，当前只显示71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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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与中国林科院签订协议 共建渠首高效林业生态示范区
南阳日报评论
　　本报讯 (通讯员杜思高 周桃龙)日前，市政府与中国林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水源地高效林业生态示范区。
　　合作协议重点开展以下合作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水源地资源现状调查与评估，建设国家级林业科学数据平台；建设国家级生态定位监测站，开展森林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纳入森林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在淅川县建立石漠化监测站，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1000亩；建立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平台，开展生物质能源树种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繁育基地建设；开展林业遥感应用、定位站建设与监测技术、石漠化治理与监测、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繁育技术培训。
　　协议包括通过开展技术咨询、技术培训、联合共建等形式的技术服务，完成1000亩示范区建设，50亩～100亩新优品种选育、繁育基地建设，完成相关林业数据图集，石漠化监测点的选点与建设，出台生态定位站的改造技术方案，搞好示范区石漠化治理、技术人员培训等工作。
　　强大的林业科技支撑是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的重要措施之一。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协议决定分设6个工作组：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平台组、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组、石漠化治理组、生态站建设组、项目培训及协调组和项目建设组。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省林科院参加“2016年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技术培训班”
来源：院生态所
　作者：曾掌权
推荐 牛艳东　时间：
&&& 4月28-29日，国家林业局退耕办在贵阳市组织举办了2016年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技术培训班”。国家林业局退耕办主任周鸿升出席培训班并作重要讲话，总工程师刘再清、处长李保玉主持培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金小麒、副厅长向守都出席了培训会。省林科院生态所相关科技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 在培训班上，中国林科院首席研究员王兵全面解读了 年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系列国家报告。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周梅教授讲解了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专项站的建设，河北农业大学的谷建才教授介绍了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评估标准和监测技术方法。中国林科院汪金松博士就监测数据填写和提交规范以及一些常见的问题做了解释。专家组团队针对参会者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贵州、山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作了典型交流发言。现场参观了贵州省龙里县的退耕还林效益监测点。
&&& 培训结束时，国家林业局退耕办主任周鸿升作了重要讲话，深度阐述了退耕还林工程面临的新形势，对2015年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2016年的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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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林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之六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分山、分林到户之后，种什么树能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是农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怎样防治林木病虫生物灾害的发生成了农民最操心最发愁的一个问题。
　　商品林兼具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不仅为工农业供给原料，也向国民生活直接供给果品、油料、药材等林产品，如今更是为林农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近年我国商品林面积在迅速增加，但因为造林树种单一、纯林过多，林分质量不高，加上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因素，使重大生物灾害成为威胁商品林林木安全、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祸因。
　　迄今为止，虽然我国在单项防治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总体上由于相关研究的储备严重不足，研究成果多为治标性和阶段性，很难达到持续控制的效果，急需针对商品林有害生物灾害综合防治技术进行研究。&商品林重大生物灾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项目由此提出，并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该项目课题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负责。
　　项目负责人梁军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课题以我国经济林、北方主要人工林、南方短周期工业用材林生物灾害为对象，集中国内优势研究力量，通过对商品林的重大生物灾害把脉会诊，研发抗病虫林木品种选育、生态调控技术、生物防治技术、低毒高效复混药剂研制与精准施药技术、经济林病害检测技术、防治技术规程与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建设等，提升我国商品林生物灾害防控科技创新能力。&
　　经过多年不懈的研究，项目组最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得到17个杨树主栽品种的抗溃疡病序列，筛选出107杨、69杨、84K杨等抗病品种，应用于推广生产中，效果良好；筛选出抗青枯病桉树无性系BD2，对花椒窄吉丁虫有抗性的优树7株，抗枣疯病枣树、抗炭疽病油茶优良单株，在示范基地观察生长、抗病及结果情况良好；培育出板栗新品种&镇安1号&，并已通过国家审定；开发出樟子松人工林寄主主导性病害微生物种群生态调控技术，桉树青枯病微生态调控技术；开发出杨树抗逆保健剂；开发出油茶炭疽病原菌快速检测技术、枣疯病植原体分子检测技术、桉树青枯病菌分子检测技术；开发出拮抗内生细菌水剂防治油茶炭疽病技术、拮抗放线菌菌剂防治油茶炭疽病技术、林间释放平腹小蜂防治竹卵圆蝽技术、杀虫双竹腔注射和人尿引诱黄脊竹蝗防治技术。
　　在此基础上，项目还完善了一批商品林重大生物灾害防控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利用基地培育林木良种，提高产量和商品林的抗灾能力。根据各地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遵循因地制宜、科学布局、适地适技术的原则，推动用材林、经济林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试验示范点应用表明，专利产品不仅能够促进杨树栽植成活率和生长，而且能明显提升杨树的抗干部病害能力。同时筛选出的&镇安1号&板栗新品种，已在陕西商洛、汉中、安康及秦岭北坡的宝鸡、长安、周至、眉县等地区种植推广2万亩，主要病虫害发生率明显下降。板栗抗病优良品种&泰山1号&也通过了专家的预评审，示范推广面积达2.5万亩。
　　商品林重大生物灾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成果使我国商品林生物灾害控制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促进、提高了国家商品林综合生产力水平。基于目前商品林病虫害防治策略，梁军分析说：&都是等有了虫害、病害才开始进行被动研究防治，要从根本上控制，还是需要主动出击，从改善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及结构入手。&
　　梁军说，生态调控是最好的防治方式。大面积的无性系纯林是导致生态系统脆弱，发生大的生物灾害几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商品林的营造要引入利用生物多样性功能机制，使生态系统稳定。商品林各树种都有其自身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特别是一些精良品种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更为苛刻，如果超出了其适生环境，就不能发挥出其精良品种的特征。科学合理地发展区域化、多样化的商品林，是发展商品林与预防商品林生物灾害的关键。
　　我国是商品林资源大国，但目前经济林的产品品质、价格在国际竞争中都不占优势，与国际接轨，规范管理，推广林业科技成果，采取经济实用的生态管理措施，使我国商品林生物灾害管理既能达到持续控制有害生物，又能长效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这是我国商品林建设的原则之一。
　　针对商品林生物灾害的科学管理，梁军建议，要将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列入造林设计中，要把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工作贯穿于商品林经营的各个环节，只有推动商品林生物灾害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控制商品林生物灾害大发生的势头，才能保障林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 & 正文
林科院首席专家：生态GDP核算体系有望年底实施
一项考虑生态效益价值的GDP核算体系，或将从研究层面进入决策层。&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9月24日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生态GDP核算体系方案基本落实，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正在对方案进行最后的评估、修改，今年年底这一核算体系有望实施。
与此前备受争议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相比，生态GDP核算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和资源消耗价值后，再加上生态效益。
事实上，环境、生态恶化越来越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何建立一套核算体系，更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早已摆在决策者面前。近十年来，绿色GDP、GEP、生态GDP被相继提出并研究，但争议也不断。
或年底推行生态GDP核算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位居第二，但污染物排放、化石能源耗竭和生态系统退化水平比经济发展提前达到世界最高位，环境保护和能源保障能力远远滞后经济的发展。”
在9月20日召开的2014年生态文明企业家（库布其）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目前全国3.6亿亩耕地被污染，修复需要6万亿元。
事实上，我国环境债务已超数十万亿元。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论坛上透露，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39亿亩，再加上被污染土地、河流、空气等，修复需要几万亿或几十万亿元的投入。
如何更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是目前摆在决策者面前的课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近日向记者表示，生态GDP核算体系方案基本落实，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正在对方案进行最后的打磨。
“如果理想的话，今年年底这一核算体系将实施。”王兵也是生态GDP核算指标研究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生态GDP核算由其研究团队于2012年底提出。
与此前热议多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GDP核算体系”）不同，生态GDP核算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如草地退化等）和资源消耗价值（如木材的消耗等），再加上生态效益（如涵养水源等），最后得出的值即为生态GDP。
所谓生态效益，即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产品，包括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环境、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绿色GDP核算，即是在现行GDP中减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之后的剩余GDP。
按照王兵团队研究的数据，中国森林涵养、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育等生态效益一年的产值大于10万亿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没有工厂，不生产工业品，生态森林产生的生态产值，也会有GDP的增长。在制定经济政策上，林区就没有必要建工厂，也会取得高GDP。”王兵说。
虽然王兵认为现阶段已具备推行生态GDP核算的条件，但正式实施后，他称生态GDP核算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现行GDP核算体系之外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现在有很多的生态工程其实带来了效益，而这些效益在以前的核算体系下是不被考虑进来的，以生态GDP为导向的核算方式，会让各地政府更加重视，从而让生态工程带给人类更多的福祉。”&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杨健表示。
不过，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核算指标，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9月25日，国家统计局相关司局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关于生态GDP核算体系目前还没有消息需要对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去年5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林业局曾合作启动实施“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绿色经济评价体系研究”项目。
加法与减法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
事实上，早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及其团队开始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也是绿色GDP核算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但因为绿色GDP核算只做“减法”，所以从一开始被提出来就备受争议。
“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绿色GDP本身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损失，体现的是负能量，而没有反映出生态环境自身的正能量，即其产生的正面的生态效益。”王兵此前曾对媒体解释。
去年国家林业局网站还曾转载其官方媒体的文章称，“生态GDP”可以克服“绿色GDP”的缺陷，是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创新的抉择。
据了解，到去年4月，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为代表的技术组已经完成了2004年到2010年期间共7年的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在王兵看来，生态GDP因为把生态效益做了“加法”，因此弥补了绿色GDP的缺陷。
据了解，生态GDP核算曾选择了森林资源比较少的北京和森林资源比较多的吉林进行研究，测算了其绿色GDP和生态GDP。结果显示，北京2010年绿色GDP比传统GDP降低2.76%，而生态GDP比传统GDP减少了0.12%；吉林省2010年绿色GDP较传统GDP降低3.28%，生态GDP比传统GDP增加了38.83%。
王金南此前向媒体表示，绿色GDP核算研究团队一直未核算资源部分，故是不完全的核算，还有待改进。
对此，王金南9月2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源核算本身，在传统GDP中作为中间资源消耗过程存在，在经济活动中在市场上有所体现，比如煤炭、石油等。
目前，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按照绿色GDP体系一直都在核算，目前已经核算到2012年，目前继续使用的指标是绿色GDP核算的2.0版本。
“也就是说，原来算减法，现在假设一个地方的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改善，改善的效益再作为加法加回去。”王金南表示，这是团队最近正在核算和推动的事情。
2013年发布的2010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5％左右。
虽然绿色GDP核算仍然存在争议，但部分地方政府还是有所动作。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湖北省2013年经济工作会上，湖北省政府提出将绿色GDP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目标之一。
核算体系重在评估
在上述两个核算指标之外，近几年还有一个指标备受关注，就是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这一指标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朱春全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共同研究，于2012年提出。GEP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如木材）、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如大气净化）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如休闲旅游）。
不过在王金南看来，生态GDP核算更多关注的是林业生态。同时，包括生态GDP核算、绿色GDP核算在内的所有核算体系，目前都是一套评估体系，还不能用来考核和应用。
在马中看来，环境的价值，是GDP本身的增加值，绿色GDP核算的统计和计算口径与现行GDP核算不同。GDP是一种真实的价值，但绿色GDP无法在市场中体现。
“传统GDP是按年统计的，体现的是一年内的国民经济增加值，但环境的增加值不会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这个时间一定要足够长。当年的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损害，不一定在当年就体现出来，环境的改善也一样，当年的经济行为不体现为当年的价值变化。”马中说。
他认为，这和生态GDP核算面对的问题是类似的。“一项生态改善和一个物种的丧失，如何评价它的影响？如果要评价，一定要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来衡量，比如衡量100年内一个物种的丧失对经济、环境等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在一个时间尺度内来衡量，二者是对应不起来的。”马中解释，单纯从物种变化来说，物种从生存到消亡，种群的改变不是短期内完成的。
他建议，与其制定各种核算体系，不如对生态或者环境建立一个标准，即当环境或生态遭受破坏、污染之后，那么恢复原始的状态需要多少投入，这就是环境或生态损失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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