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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诗作赋好而被录取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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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主要盛行于唐宋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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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赋取士并非始于唐代何易展
　　一 　　 　　论唐以诗赋取士，学者多引《唐会要》、新旧《唐书》或《册府元龟》语。《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载：“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注云：“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考试一》亦记此事曰：“（天宝）十三载十月，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罢。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一首，自此始也。”此外，《旧唐书?杨绾列传》记载说，天宝十三载（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又，《新唐书?选举志上》记：“永隆二年（681），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于是，后来研究者也就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出唐始试诗赋的议论。如：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云：“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则曰：“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又傅璇琮先生申论：“说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即是试诗赋之始，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后渐为赋或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1]；“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2]，与徐松论同。而李调元《赋话》云：“不试诗赋之时，专攻诗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太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但又有学者说：“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初唐而始于初、盛之际的神龙至开元年间。”[3]还有学者称：“武则天同太宗一样，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她在这方面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改革进士科内容，以诗赋取士”，甚而认为以诗赋取士为李唐王朝之创制，说“自武则天开启以诗赋取士制度之先河”[4]。 　　不过，就以上言论来看，其共同点皆为：唐始以诗赋举士；另外，许多学者都认同“‘试杂文’主要是试诗赋，以甲赋、律诗为考试内容”[5]，只不过对唐试杂文中“专试诗赋”的具体时间认识不一。然而，笔者认为，诗赋取士的时间至少不始于永隆二年。许结先生指出：“唐代考赋兼含‘特科’与‘常科’，又涉及礼部取士与吏部铨选。据史料记载，特科试赋在常科前，如唐高宗麟德二年王勃试《寒梧栖凤赋》即是。”[6]“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说：“伏见铨耀之次，每以诗赋为先”[7]。可见至少在王勃卒年（676）前唐就以诗赋取士了。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Z，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古诗之流”的赋，自流变而自立为文体，自然也秉承了“为大夫”的政治功利传统。最早即为“献赋”“纳赋”之制。许结先生说：“试赋制度虽始定李唐，然以赋取士则渊源久远：自战国屈、宋以‘文人’名世，辞赋亦最先步入宫廷；汉赋崛兴，要在‘献赋’之制”[8]。不过，尽管献赋开启了隋唐的试赋制度，但献赋毕竟不同于真正的试赋。对于绝大多数献赋的题材内容，赋家具有自由的创作主动权，而试赋则多是限时限题材的命题之作。 　　 　　二 　　 　　应该说，直接以试赋取士，大概起于隋代。明徐师曾说：“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构，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9]高光复先生说：“隋开皇十五年（595）选官开始试赋，唐代取士，大体沿袭隋制，开设科目中，以进士科最有吸引力，而进士科试诗赋，逐渐成为决定去取的关键。……”[10]他又说：“然自隋代取士试赋，而唐代又对这种形式加以巩固和发展。”[11]李调元《赋话》引：“赋用八字韵脚原始，见于《能改斋漫录》云：‘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许结先生也说，以赋取士渊源久远，“魏晋迄隋‘据兹擢士’、‘以此选材’不乏其例，故隋开皇三年左监门参事参军刘秩上疏即谓‘晋宋齐梁递相祖习，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12]。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史可稽的。《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载：“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又，《隋书》卷六十六《李谔列传》李谔上书说：“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用词赋为君子。……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载薛登《论选举疏》亦记此事云：“……有梁荐士，雅好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择士，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尽管李谔所论亦包括当时骈文，但当时所谓“文词”、“词赋”、“雕虫”者，显然指诗赋无疑。朝廷“以兹择士”正是以诗赋取士。特别是炀帝继位，又变李谔所倡的改革，“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仿效”。所谓“复”者，大概是又置进士科，重新以诗赋取士，所以“后生之徒，复相仿效”，“缉缀小文”。 　　另外，《隋书》卷七十六《文学?杜正玄列传》记杜正玄一云：“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开皇末，举秀才，……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可见，隋世确有试赋的先例。而且，《隋书》卷三《炀帝纪士》记大业三年（607）夏四月甲午诏曰：“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魏晋以后人所谓“笔”就是散文，“文”则专指韵文，包括词赋诗歌。“善文”是绝对具才学的表现，可见“诗赋之优”亦应属“毕举”或“随才升擢”之列。隋大业取士并非仅着眼于“学识”，而是兼包甚至侧重于“才艺”。“才艺”即是“文章”、“文艺”或“文学”。它在儒者的眼中是“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由此可见，在唐宋及以前的一些文学家眼中，典丽的“雕虫”与经世的“章学”并不矛盾。在隋唐选举的实例中，多既重经国“学识”，又重文章“典丽”。其“文章”正是“雕虫”之艺，是典丽文才的见证。雕虫之文与经国之学的结合，使试诗赋逐渐走向律赋经学化。三 　　 　　我们再来看前面提及的永隆二年“试杂文”的情况： 　　《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载：“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张昌龄列传》及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亦载此事。于是陈飞说：“早在调露二年刘思立奏请之前，进士科就已经有了试杂文的先例。”[13]有学者也说：“永隆二年诏，只是将由来已久的考杂文定为常规。”[14] 　　按唐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新制）[15]和《条流诏》（旧制）[16]的考试内容来看，“杂文”项分别为“诗赋箴铭论表”和“箴铭论表诗赋”，标准分别要求为“华实兼举，义理惬当”和“洞识文律，义理惬当”[17]。从文体概念而论，诗赋相对于箴、铭、论、表，其对句式和音韵协谐的要求才是始终一贯的。 　　“文学”一词最初统包文学与学术，时至两汉二者始分。博学谓“学”或“文学”，美辞谓“文”或“文章”。而“自南朝刘宋一代开始，‘文’、‘笔’之说兴起，有韵的诗、赋谓之文，音韵的要求，成了对文学体裁的一种衡量标准。”[18]而在隋代，所谓“文”则更偏重于诗赋。刘勰《文心雕龙》亦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唐调露、永隆年间所谓试“杂文”，徐松在《登科记》卷二《条流诏》“进士试杂文两首”下注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陈飞据《唐会要》卷七十六等记载的“考其文、策全下”而认定“当时进士并非‘止试策’了，还应有‘文’”[19]。所谓试“文”应该专指试诗、赋。唐代所言试“杂文”者，大概便因为所试又不仅止于诗赋，亦包括论、赞、颂、表之类，故谓之“杂文”，而不专谓试“文”。学者所谓始于唐代的“杂文专试诗赋”[20]，也止于进士科常科而论。其实，于进士特科或一些自举或荐举性的选举中，试诗赋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说“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大概便是以“试赋”为特科或“加试”，然后再“试策”；而后来以试诗试赋成为“常制”，且逐渐演化为进士科（常科）主要试诗赋。 　　从《隋书》列传记载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经历来看，在隋代诗赋之优已是入仕的条件之一；而如何检验这种诗赋之优，恐怕试诗试赋的过程是免不了的。尽管这种择士的方式可能多数情况不属于进士科常科制目取士，或者为常制前的特科或“加试”，或者为自荐、代荐、诏荐等方式。诚如《隋书》卷四十一《李德林列传》记李德林说：“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综上略可推知，大概隋代试举已兼采表论与诗赋。至于王定保、赵翼、徐松等认为的永隆二年或神龙、开元间始“试杂文”，“以赋居其一”[21]，大概主要就是指进士科的常科而言。 　　 　　注释： 　　[1][20]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P27，P27. 　　[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P408. 　　[3]皇甫，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J]，南京师院学报，1979（1）. 　　[4][5]韩银政，诗赋取士：唐代新兴的人才选拔制度[J]，文史杂志，成都：2006（5）. 　　[6]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M]，南京大学学报，2006（4），90-99. 　　[7][15]全唐文：第一百八十卷，第三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 　　[8][12]许结，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M]，学术月刊，1994（6）. 　　[9][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A]，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11][18]高光复，赋史述略[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P164-165，P175，P164. 　　[13][17][19]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中华书局，2002，P127，P132，P123. 　　[14]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P572. 　　[16][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一百六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1][清]徐松，登科记考：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原载：《文史杂志》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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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02期
王安石和苏轼关于科举诗赋取士的争议及原因探究
【摘要】：北宋时期,围绕科举是否采用诗赋取士的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褒诗赋人士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个性特征。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I207.22【正文快照】：
唐代科举进士科以重诗赋著称,那时即有“进士浮薄请罢之”的论谈。宋初进士以诗赋、经义、策论、杂文并试,多侧重诗赋,逐场黜落。随着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关于是否用诗赋取士的问题,支持和反对的名士各自为阵,争议颇多。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贬诗赋人士观点宋初的庆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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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唐进士科_以诗赋取士_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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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进士科_以诗赋取士_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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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采用追源溯流的方法，分析了唐代以诗赋取士制度产生前，中国历史上以文才取士标准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原因，进而分析了这一标准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共分三章，正文前的绪言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进而阐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第一章勾勒出唐前以文才取士标准形成的过程，依据历史事实、按照时间顺序将取士标准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后有小结，概括这一阶段中作为取士手段的文才标准中各类文体地位的升降。第二章重点分析这一标准形成的原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与门阀士族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背景，重点通过记室一职与文学的关系的考查，揭示文学才能对门阀势力造成的冲击。在当时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文学超过国家意识形态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在门阀政治向中央集权制下官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文学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三章分析以文才取士标准下政治与文学的互动。随着文学逐渐成为选士标准，文学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央政权开始试图掌握对文学的评判权，南朝梁时期，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标准化。南朝文体辨析和文学理论的繁荣与这个创作标准化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唐人则在对以文才取士标准的反思中重新思考文学创作的意义，从而避免了把文学创作等同于入仕工具的倾向，中唐时期韩愈等人高举道统，提倡古文，彻底突破了当时中央选拔人才的取士标准。结语指出了当前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不足，本文认为不能忽略魏晋南北朝以文才取士标准的存在而一味强调当时文人写作时审美意识的增强，表面上看当时诗文的政教功能在弱化，实际上文学正在成为文人求仕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在激烈的文学竞争中总结出来的创作经验和逐渐规范化的以文才取士的标准是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正是大批唐代文人超越了单纯以文求仕的竞争才导致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关键词：取士标准 文学竞争 创作规范化
目录绪论&&&&&&&&&&&&&&&&&&&&&&&&&&&&.&&&1第一章以文才取士标准形成过程&&&&&&&&&&&..&&&&&.8第一节先秦两汉萌芽时期&&&&&&&&&&&&&&&&&&&&&..8第二节魏晋发展时期&&&&&&&&&&&&&&&&&&&&&&&&15第三节南北朝成熟时期&&&&&&&&&&&&&&&&&&&&&&&.22第四节隋唐以诗赋取士制度化时期&&&&&&&&&&&&&&&&&.&28第二章出现以文才取士标准的原因&&&&&&&&&&&&&..&&34第一节魏晋玄学的兴起&&&&&&&&&&&&&&&&&&&&&&&34第二节南朝皇权将文化领导权收归中央的努力&&&&&&&&&&&.&&42第三节从记室一职看魏晋南朝文才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45第四节以文才取士标准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确立&&&&&&&&&&.&&&.54第三章以文才取士标准下文学与政治的互动&&&&&&.&&&.&....58第一节文学创作的标准化&&&&.&&&&&&&&&&&&&&&&.&.....58第二节《文心雕龙》对六朝文学创作规范的总结和突破&&&&.&&&..&..61第三节初唐诗人的历史性贡献&&&&&&&&&&&&&&&&&.&&&.66第四节论玄宗朝文儒与吏治之争&&&&.&&&&&&&&&&&&&&.....68第五节韩愈文道观的历史意义&&&&.&&&&&&&&&&&&&&...&..71结语对文学自觉说的反思&&&&&&&&&&&&&&&&&&&&&74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绪言一唐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是否促进了唐代文学繁荣的问题，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宋代严羽明确提出唐&以诗取士&促进唐诗繁荣以来①，这一观点就不断受到质疑。明代王世贞、杨慎都认为&省试诗&中无好诗，从而否定唐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的繁荣②。对这一问题真正科学系统的研究始于近代学者，其中陈寅恪的研究方法最具有启发性，他不再通过&省试诗&做形式上的评判，而是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联系唐代政治、文化背景，广泛揭示了科举制度下唐代社会风气和文人心态的巨变，通过研究唐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来研究他们的文学。陈寅恪以其深厚的史学积淀，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建国后程千帆继承了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写出了文史结合的典范性著作《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着重研究了科举制度下行卷这种风尚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③程千帆切实解决了行卷与文学的关系，但是他将科举制度与行卷风尚断然分开显然有失偏颇。八十年代傅璇琮推出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全面梳理了唐代科举制对文学的影响，可谓是对这一问题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关于唐诗繁荣是否受到唐科举制以诗赋取士的影响，傅璇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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