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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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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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决定了总产出水平，传统模型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没有制度的创新技术进步的动力只会被压抑，与此同时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回暖现象。以下是小编整理的3篇最新制度与经济增长范文，欢迎参阅！
制度与经济增长 09:57:12 |
制度与经济增长分析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三班
制度与经济增长分析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并论述了制度变迁对于引领一国经济前进的必要性，以及中国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开创经济增长的奇迹。
[关键词] 制度 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
现有的经济模型大多都认为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如
α1-α在常见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Y=KL,资本量与劳动力决定了产出Y
的水平。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索罗模型以这一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在经济的均衡点，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量的增长速度为0，而技术的进步是打破这一“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法。技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决定了总产出水平。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哈罗德-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还是贫困陷阱理论和索罗模型，这些模型在建立时，都把明确的产权界定、信息的完全对称和交易成本最小化设定为暗含的假设,即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把制度因素看作是一种相对的稳定而无须加以论证的因素，从而忽视了制度僵化或变迁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传统的经济模型无法解释现今一些贫困国为何无法赶超富国的困境。战火连天的阿拉伯地区，地方起义导致中央政权不稳定的印度，还有军事政变不断的泰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已不是靠技术革新就能解决。传统模型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宪政秩序、经济自由和私有制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事实上发生了。所有的事实都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制度。
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程或行为准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可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正式规则包括基础性规则与制度安排，其中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即基础性规则的变迁会对社会和经济运行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最易改变，且对经济发展作用最直接的为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规则,包括各种法规、政策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是一种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包括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规则的形成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
把制度列入经济增长的因素后，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1）技术进步与创新。不可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推动作用。（2）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早期西方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本的投入，而现今被经济学家称为“纸老虎”的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也是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3）制度。好的制度才会带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会有人们良好的预期和经济的发1龚一萍：《经济增长与制度分析》，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6
二、制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理论背景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发展, 反之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反过来, 制度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2、新增长理论。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而且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国际贸易政策等。
3、熊彼特增长模式。它强调了知识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其中的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 创新包括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熊彼特增长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制度与组织创新, 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4、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学派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 迁。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和托马斯，两人合作的《西方经济的兴起》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此后,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并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二）制度的功能效应
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技术进步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生产能力，没有良好的制度，就无法适应技术的进步和物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法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的产出。制度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约束，激励，产权界定和降低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四方面的作用共同决定了经济交易是否能正常且以最低成本进行。
（1）规范约束。法律制度可以促进经济交易，保护劳动者利益，政治制度可以限制官员权利，防止腐败。制度在引导和规范经济市场的运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障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经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有良好预期。举印度为例，尽管印度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印度社会经济的分化却十分严重，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中有1／4生活在印度，茅草屋与跨国公司的摩天大厦交织在一起，现代化与落后共存，是一个对比鲜明和充满矛
盾的国家。印度政府曾提出减轻或消除民众被剥夺被抛弃的心情，但政府下拨给各邦的农民发展资金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或挪用，真正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人们的不满导致“弃暗投明”的人极少，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印共（毛）就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小角色迅速成长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威胁，而缺少强有力的约束制度又让政府苦无良方。
（2）激励作用。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还需要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后面推动。制度可以影响技术进步，物力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良好的激励结构可以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可以提高资本的投入程度和技术的发挥，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如出口鼓励政策可以通过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扩大进口能力; 税收激励政策可以降低资本利得税，促进创业投资业的发展,通过鼓励对不发达地区的创业投资，促进其经济发展。
（3）产权界定。产权是制度分析中的一个核心，它是一种激励个人或集体行 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有效的产权可以激发主体的积极性，优化社会资源的利用，减少不确定性风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举中国《物权法》为例。过去由于欠缺物权观念，不少地方官员乱收费、乱罚款，胡乱作为，而随着物权法的实施，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现代管理手段和人性化执法方式广泛应用。物权法明晰产权，解除了广大群众关于“70年大限到期”的后顾之忧，同时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不仅要对土地的所有者给予补偿，也要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这部法律聚集体智慧，保百姓安居乐业，对产权的安心让人们愿意投入，放心工作。
（4）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可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成本，并为社会的各项活动提供有利的服务。各部门信息的公开方便了人们的决策，证券中心的设立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共同承担风险。良好的制度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费用，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而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成本，《产品质量法》通过强制性质量标准制度而降低交易者的质量证实成本和辨认成本，合同法降低交易成本主要是通过交易规则的统一、缔约层面和合同监督执行层面的制度安排等方式而实现的，物权法则通过确认财产的权利归属促进交易。
（三）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
世界总在不断的运动中，经济在不断的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制度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变革。从专治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封建到开放，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人类的进步一起不断优化，或者说，是基本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不可否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索罗模型中，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在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能为零。但技术的创新只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能否对经济产生真正的推动取决于制度是否能够适应经济的创新，取决于制度结构是否也能同步进步。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独特的制度体系。在较优的制度下，生产交易有效率地进行着。生产扩大，资本积累，劳动水平提高，为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基矗技术在不断积累，孕育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在等待着制度制定者们的察觉和对制度的修改，让新的制度来接纳技术的创新，从而达到制度均衡。一轮变革后，经济发展处在了更高的起点上，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经济的增长，而非均衡量的积累又将导致制度变迁的产生。经济社会就在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往复循环发展过程中发展与进步。
可见，制度需要不断进步与革新，以给技术发展提供空间与条件，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适应制度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前提，而制度的创新则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没有制度的创新，技术进步的动力只会被压抑。制度需要不断优化，与技术进步相协调，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制度也需要具有远瞻性，让制度的变革来引领经济的发展，这正是当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监测，2008年11月网上成交的新建商品住房预售面积比10月增加36%，存量住房买卖面积增加了68%。与此同时，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回暖现象。房地产行业这次的回暖得益于政府降低购房首付比例、4万亿投资计划、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等利好政策，给连续数月量价齐跌的疲软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
2009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总销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业界大多对中国车市的前景持乐观态度，预测今年将达到9%至10%的增长幅度。这一良好的势头得益于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农村消费者购车补贴政策的拉动。
在金融危机的浪潮还未退下之时，尽管第一季度经济增幅已有所下调，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抱有良好的预期，政府也没有让人们失望，通过一系列利好的制度，拉动眼见将被危机浪潮波及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刺激汽车消费，并与此同时坚持环境保护立场，提高农村消费水平。而放眼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项刺激方案只能被列入政策的边缘范围。翻天动地的改革开放，数次经济大调，无数刺激方案，在缺乏宪政指导和私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却飞速发展，用年年第一的增长率向世界宣示着这一奇迹。
不可否认，中国的市场条件的确有诸多特殊性：位居世界第三的地理面积，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人口数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和生产潜力；地域，人口，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公有制体制下市场的固有矛盾又给政府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当人们无法解释清楚所有问题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却实际上发生了。于是人们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众领导人思想，研究改革开放，以解开这一“经济增长之迷”。
与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和政策的推动。始于70 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经济增长和国民富裕为目标，在 “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下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迅速瓦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植入计划体制，在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承认市场自由化；以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使国有部门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令其不仅支撑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 而且改善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 使改革的阻力逐步减少。中国经济就在这摸着石头过河的途中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下，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势互补，大胆尝试，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以足以堪称奇迹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
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正是在于中国的改革策略。改革策略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 中国在转轨过程选择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策略,使改革风险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选择通过计划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波
动, 巩固了经济的长期市场化改革。
从单一体制到多元经济结构，从统一分配到多种生产要素共存，制度的创新拓宽了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三十年已过，宏观调控力度不减，经济增长势头不弱，中国经济在良好的制度下大步迈进。技术与资本需适应制度的发展，制度本身也应不断创新，引领经济前进。中国改革的成功正验证了经济增长中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制度变迁的需要。
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曾描述: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 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就是: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轮子无法接手穷国赶超富国的大任，古典经济学也无法解释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暗藏风险，把制度设成暗含假设令许多模型分析都无济于事，也无法对其发展提出实用性建议。于是，学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制度因素。《西方世界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技术革新中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传统, 开创了用制度变迁解释经济增长的先河。制度经济学家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建立了以产权与交易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分析理论, 突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用制度因素来补充传统经济模型的不足。制度已不再是既定假设，它是技术与资本能否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决定因素。
有效的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经济市场的运行，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优化社会资源的利用，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制度，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成本，并为社会的各项活动提供有利的服务，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应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把其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这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以及整个制度很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 而更应该关注制度因素，关注制度持续的生命力，关注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创新，让制度的进步来引领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吉川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2001
②龚一萍：《经济增长与制度分析》，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6
③刘文革、高伟、张苏：《制度变迁的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8
④何东霞、何一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广东商学院经济学院，2006
⑤刘志翔、吴高平：《浅议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井冈山师范学院德育教学部，2005
⑥陈建青、扬华：《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依性》，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
⑦王珊珊：《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问题的实证分析》，山东经济学院，2007 ⑧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 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 1989
制度与经济增长 09:57:53 |
制度与经济增长
主讲人：柯荣住主持人：张曙光
张曙光：了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对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今天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小柯的介绍了解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前沿问题。往常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做评议，今天这个问题也不好评议。我们先请柯荣住来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就记下来，然后小柯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柯荣住：下午好！我目前主要是研究契约理论和信息经济学。最近，我对经济增长比较外行，是最近才有兴趣的。但是我对制度学一直比较有兴趣，借这个机会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学融合到一起学习的经验。
Acemoglu是麻省理工经济系的教授，他2005年获得了克拉克奖。他今年才四十岁左右，正当年轻力壮。Acemoglu教授身高1.8米，每周工作80小时甚至有时超过100小时。他写文章也很多，一年能有十几篇。他属于精力旺盛、天生神勇的。我首先想介绍一下他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思想。这也是他为什么能获得克拉克奖的主要原因。然后，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制度经济学。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不是我本人的研究，但是介绍得不好是我的责任。最后，我会讲一讲自己对制度分析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也可以在我讲完以后提出来。我会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内结束主报告，希望能留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
制度和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90年代以来）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需要立足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分析，从而提供一个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的成功案例。很多人比较看好这个分析，国内很多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也是持着比较看好的倾向。经济增长是一个老问题，最初研究这个的拉姆齐英年早逝。后面最有贡献的是Solow，他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50年代提出了简单而有用的经济增长Solow模型。另一个是Solow第一次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他在理论和实际观察的资料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会简单地将经济增长要素分为三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下面是基本增长模型（Solow1957年）
Y (t) = F(A(t),K(t),L(t))
其中，当年的GDP产出Y，A是资本，K是技术，L是劳动力。Y的变化是等号右边三个因素变化引起的。如果要计算增长率，就可以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下（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充分有效的）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解释的那一部分。这部分被成为Solow残差。比如，中国经济今年增长10%。劳动力增长1%，资本增长50%，一个国家在资源配置有效的情况下。劳动部分的收入占其它要素收入的比例大致等于工资收入占国民经济账户的比例。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账户的比例。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从各国经验来看，资
本账户占GDP的比例大约是70%，劳动大约是30%。我们能够估算出中国10%的增长除了来自劳动力和资本增长以外，另外那一部分增长我们可以笼统地成为技术进步。Solow在1957年第一提出了这样的分析，然后他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进行了增值率的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人们对经济增长没有这么明确的图像。更不可能在理论增长模型和实际国民账户之间建立起这么密切的联系。这是Solow的一大贡献，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大家会发现，尽管这样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却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有人批评它把所有不知道的东西都归入残差，劳动已知、资本已知、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Solow的模型解释了不到50%的经济增长原因，模型如果有用就应该可以用已知因素解释更多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但是更多的原因却是我们所不知道，模型所不能解释的。由于有这些批评，后来就有人研究如何发展Solow模型或者如何做进一步的改进。
到了90年代，比较有名的分析来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Barro。他的分析和Solow的有所不一样。Solow模型把除了资本和劳动外的很多要素都笼统地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地理（比如维度高低、气候好坏）、宗教、文化、种族以及历史遗传（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Barro想说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公式和Solow模型的是一样，但是他加进了一些新的因素，用来解释一些特征化的事实。这些特征化的事实有下面这些。第一个事实：世界上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很大。美国的人均GDP在3.3万美元以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只有700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也不到1000美元，和美国相差30多倍。为什么人均收入会有那么大的差距？第二个现象：人均收入是有意义的。人均GDP和社会的福利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平均预期余命这个指标和GDP有很大的相关性。平均预期余命是有条件的平均寿命，比如一个人活到50岁以后还能再活多少年。平均预期余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营养状况、医疗条件、社会保障等等条件。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大家会把GDP作为社会福利分析的重要指标。第三个特征化事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大的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比如美国与很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很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是90年代才形成的。50年前差距就已经这么大了。再往前，200年前差距就存在了。今天的穷国与富国和200年前的穷国与富国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个别从穷国变成了富国，但是整个的穷国和富国的圈子是比较稳定的。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事实：人均GDP的差距往往和投资、资本、生产率的差距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一般来说，人均GDP高的国家投资也较高，人均资本也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是由于他们人均GDP高才导致工人更有生产率还是由于他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高使得人均GDP更高？另一个事实叫做俱乐部收敛。如果以经济合作组织的事实将各个国家归入不同的俱乐部，你会发现80年代到90年代，俱乐部内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校但是他们和俱乐部外面的国家之间（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和加勒比海沿岸的国家）收入差距是扩大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什么情况下俱乐部内部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会缩小，俱乐部之间的差距会扩大？为什么这个现象有意思？这个现象是对一些已有理论的挑战。从均衡的角度看，所有的国家到最后都会收敛到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这样的话，穷国应该发展得更快，富国发展更慢。按照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的思路，富国由于投资很多其投资收益应该很小，穷国国由于投资较少其投资收益率应该很高。这样一来，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距离应该缩
校但从整个世界上的情况看，穷者亦穷、富者亦富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和经济增长相关的东西。比如资本，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般用一个国家中每一万人中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数量来衡量。或者用一个国家文盲所占比例来衡量。有很多指标可以用来观察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投资程度。宗教、文化也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
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界定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些是特征化的事实。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经济学家知道很多相关关系，有些仅仅是巧合。在这个多因多果的社会里面，仅知道相关关系对理解事实本身或者背后的逻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大家发现看手相和一个人的收入有某种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真正的相关关系。比如假定真正有关，我们还是得不到任何信息。这个过程是一个黑箱，你不知道从手相到收入之间的因果链条是什么样的。如果不知道因果链条，那么你能得到的信息就非常有限。所以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不是找出哪些因素和经济增长有关，而是这些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怎样的。这是 Acemoglu这些人努力想做的。回到我们刚刚说的Barro的模型
y(t)=A(t)f( K(t)/(A(t)L(t)) )
可以很简单地将y作为人均产出，A是技术进步，K是 总资本，L是总劳动，K除以A和L的乘积是有效人均资本。用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均产量在均衡水平附近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y(t)/y(t)=g - (1-εf(k))(σ+g+n)(logy-logy)
得到人均增长率大约是等于技术进步速度减去资本的产出弹性和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与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乘积。这个公式对经济增长因素有两个解释。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收敛速度。收敛速度是用离均衡的距离来表示的。离均衡越远就发展越快，离均衡越近发展越慢。这是因为大家都要收敛到均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技术水平。
对于这个理论上得到的公式，我们可以将实际数据代入计算，回归得到
g i , t , t-1=b0+b1logyi , t -1 , +ε i , t (无条件)
i代表所有国家中的第i个，如果t是1999年t-1就是1998年。5个国家在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各自上一年的经济总量有这样的回归关系。这个回归关系叫做无条件收敛，其中所有国家的技术水平都一样。这是一个很强的假定，认为所有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完全一样。实际情况显然是不支持这样的无条件收敛的。
实际数据可能支持下面的有条件的收敛
g i , t , t-1=b0i+b1logyi , t -1 , +ε i , t (有条件)
每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不一样，比如美国和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就不一样。中国在某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和上一年的经济总量有关，也跟中国本身一些因素有关。
Barro他们又研究了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面（也就是bi0） **
g i , t , t-1=X'i , t β+b1logyi , t -1 , +ε i , t (有条件)
Barro认为一个国家的基本面是其它一些因素的函数，这些因素包括语言、文化、地理、版图大孝海岸线长度。任何我们能想到的东西都可以计入其中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面。某个国家的经济增值率可能和这个国家的基本面以及这个国家上一年的经济基数有关。这样一来就可以进行面板分析。也就是可以进行跨国、跨区的横纵截面的分析，然后估计这些系数。Barro估算发现，在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有收敛趋势，这说明b1小于0。这个分析受到了一些批评。在这个回归方程中，一个国家的投资、劳动力的增长、高速公路里程、大学生数量都可以放入其基本面（X）中。但是X和上一期的经济增长基数都是内生的。考虑99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我们把98年的经济增长总量作为解释变量。98年的经济总量和99年的投资以及99年的大学生数量等因素都是内生于一个经济体制的。有些因素就可能同时影响X和y t-1（也就是上一期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一些系数，从而我们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结论。我们也就无法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真像Barro他们说的存在俱乐部外部收敛和俱乐部外部发散的现象。内生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一下我会谈到，要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碰到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问题。
用任何一个指标测度经济总量的时候都是有误差的。这种误差会导致对b（y t-1前面的系数）的估计出现偏差。这个偏差为什么值得关心？如果实际是0.8，估计出来的是0.75，这个偏差关系不大。如果是正的0.5被估计成负的0.5，或者正的0.1被估计成负的0.3，在这个模型中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是负，说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如果是正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模型不是那么敏感地依赖于对GDP估计的准确性，这个模型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怀疑。
人们对这个模型又做了一些改进。因为人们发现增值率大致等于去对数后相减的结果，这样不如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log y i , t =αlog y i , t-1+X'i , tβ+δi +μt +εi , t
2000年的经济总量等于1999年的经济总量，加上其它的解释变量，加上一国家为特征的因素δi，再加上以年为特征的因素μt。这个公式比刚才前面的公式更能说明问题，它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上有所改进。δi能控制一些某国特有的因素，比如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个特征可能是这几十年都没有改变的。比如从19800年到现在，中国说的是汉语而美国说的是英语。μt可以控制某一年的特征，比如98年中国发生了洪水。这样既能控制国家特征，又能控制年份特征。同时又把大学生数量以及高速公路里程放进去，这样一种解释实际上不是对经济增值率进行分解，而是对经济总量本身进行分解。
从这个模型大家也能看出，我们不再分析收敛或者发散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什么样的因素决定经济增长。如果你认为受教育程度程度很重要，受教育程度前面的系数可能就很显著。如果你认为资本很重要，资本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可能就会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很难说因为α小于1那么y t大于y t-1，除非后面几项期望值为0。α在这里并没有明显的含义说明经济是发散还是收敛的。
Mankiw(曼昆)也是80年代末MIT毕业的博士，他写的宏观经济学在国内也是很有影响的。他很年轻就拿到终身教职，大家都认为他和聪明。他（以及Romer和Weil）在92年的成名作奠定了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从80年代末开始就有很多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用更复杂的动力系统来解释经济增长，包括用劳动分工、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Romer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技术进步本身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前面说的Solow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那我们看看最简单的Solow 模型是不是能很好的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的经验。在这里有一个和Barro不一样的地方，Barro假定现实的经济运行不是在均衡的水平上，但是Mankiw首先假定了现有经济是在均衡水平上运行的。如果按照Mankiw的假定，我们能从理论上推导出第j个国家在t这个时期的经济总量和后面的这些因素有关
In y*j(t) = In A j + g t + β/(1-α-β) In(S k , j / n j + g +δk )
+α/(1-α-β) In(S h , j / n j + g +δh )
A是共同的技术基数，g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后面的β等等是某些要素的弹性。这里考虑了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β是资本的产出弹性，α是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在这里，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来代替。S k , j是储蓄率，δk表示资本的折旧，n j是第j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即劳动增值率）。我们可以观察到储蓄率的数据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数据，这样我们就能估计α、β。
Mankiw的工作是做了两类回归：一个没有人力资本投资（α=0），另一个是假定有人力资本投资。回归的结果特别好，可以解释当前一些经济增长的现象。在没有人力资本投资（α=0）的假定下，回归得到的相关性达到50%。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的差距的50%能被资本增长率的差异和决定均衡的几个变量解释。β的估计值是50%左右，这是不太现实的情况。实际情况是资本账户的收入大约占到国家GDP收入的70%左右。50%显然是低估了β值，大家觉得这和现实不太符合。所以Mankiw又做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回归，这样一来模型就更好了。解释结果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致相当。剩下的1-α-β属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α在这里大致是30%，剩下的1-α-β也大约是30%。这和实际中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占国民帐户的比例大致吻合。同时，大家又发现相关系数比刚刚的模型好的很多。它能解释3/4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就说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的75%左右。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模型中可以由在教育投资、物质投资上的差距和劳动力投资上的差距解释75%。这个结果如果正确，我们就能从中得到很多信息。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70%的差距能被这三个因素解释，所以我们要赶上美国就必须在这三个因素上下功夫。如果可以得到这样的预见，那么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简单了。但问题是如果把这个结果代到现实中分析，我们会发现样本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根本不是很大，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是非常之大。另外的问题是这个模型假定了经济运行已经处于均衡水平，大家觉得这个假设太强了。现实的经济很可能是偏离了均衡路径的，甚至是离均衡路径很远的。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都只是相关分析，大家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美国和尼
日利亚的投资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以中国为例，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在投资水平上的变化也很大。你可以说美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由于投资水平的差距很大。你可以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两国的投资差距会这么大呢？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的人钱多、尼日利亚人钱少。你就可以再问：为什么美国人钱多，尼日利亚人钱少？或者同样地可以问教育：如果教育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为什么一些国家不愿意花钱在教育上，有些国家愿意花钱在教育上？在中国，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国家没有钱花在低收入阶层的教育上。所有这些相关因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受教育程度）本身都是内生的。也就是说，你这些因素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比如大学扩招、高速公路里程增长，这些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更加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作为解释变量，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大家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解释。一种解释是说运气好。这种解释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距（比如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从猴子从树上下来到地上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也就说在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刻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运气也决定很多方面，比如一场战争可能决定于运气因素。忽必烈当年如果没有遇到那场大风，日本也许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还有的可能是这个国家出现了某个英雄，然后这个英雄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些人会认为运气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是运气是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主要的因素？另一个很有影响的是地理决定论，也就认为地理位置决定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基本上都是诞生在北温带地区。中东、美洲、欧亚大陆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北温带这条走廊上，而赤道国家的经济水平大都比较弱。这么看来地理因素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维度太高了（比如北冰洋）就很难有文明出现。但是在同样的地理条件下，为什么还有国家之间如此之大的发展差距呢？我们不用举很远的例子，就以中国为例。地理条件很相似的省份为什么经济差异会如此之大？在大的方向上（比如以一万年甚至五万年为单位）也许地理决定论是对的，北冰洋、南极洲、赤道附近都很难有很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长期到底有多长？在长期的时间里，人人都会死去。如果以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为单位，我们发现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在长期的地理差异的基础上再来寻找比地理更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东西。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人们开始强调制度也许比技术本身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这样一来，重心就转移到了制度上。但是什么是制度，可能对于制度的定义就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包含了一些习俗和习惯，但是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种文化决定论，以前对中国文化比较悲观，最近几年又有了对中国文化比较乐观的看法。在Acemoglu他们看来，“文化很重要”可以成立，但是需要搞清楚文化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韦伯在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强调新教作为宗教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韦伯只是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段。文化对经济有没有影响？再问一个问题：文化对经济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量化的估计只是简单地说文化对经济有影响，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可能对经济影响。
经济学家想做的是让大家对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就像我们开始做的那些跨国的经济回归分析，我们想知道某种影响到底是30%、50%还是
70%。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因素重要、哪个因素最重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运气、地理、制度、文化这四个因素哪个对经济发展最重要。也许这四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想知道哪个最重要。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最重要，这就比认为其它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分析起来更加困难。比如认为地理很重要分析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度不是内生的而是上帝给与的。你也可以说有那些内生的情况，比如一个国家很强大把邻国占领了。但是中国从清代建立起的版图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欧洲国家的大致版图从公元1500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如果你认为地理很重要，你是有办法去分析的，因为你基本可以认为地理是外生的。对于气候也是如此。在1900年前，人类对于气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季风气候、海洋气候这些因素也基本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要是认为文化有影响，我们也可以有办法让其是外生的。如果以最近五百年为分析单位，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语言或者文化是外生的。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差距主要来自最近五百年。尽管文化不是纯粹外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片段里认为它是外生的。最难的是认为制度很重要应该如何分析，因为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你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有好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人们素质高。为什么人们素质高呢？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人们素质高。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经济怎么会发展起来呢？所以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像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鸡和鸡蛋之间肯定是有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经济增长起飞的那一刻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经济基石更重要？如果只是想定性地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想定量地分析就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发现很多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资本丰裕程度以及文化等等）影响制度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难将这些因素分离开来。怎样才能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的问题解决呢？有一个办法：找到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会影响制度。为什么这样一个因素就能分解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是影响经济制度，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产生作用必定是通过制度这个渠道。
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篇关于工具变量的文章也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他的文章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到底是因为人们收入高才受教育还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才收入高？类似地，到底是人聪明从而读书容易所以读书多还是读书多使得人更聪明？这些也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仅仅满足于聪明和读书多有大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在分析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本身对人的聪明程度没有影响，但是他会影响一个人读书的多少。如果这个因素如果对于一个人的聪明程度有影响的话，那它必定是影响了人们的读书多少。这个变量可以是一个人是在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出生。没有统计表明哪一天出生的人会更加聪明。中国有生辰八字，但是那些生辰八字中每一种生辰的说法都是有好有坏。在美国，法律规定了毕业的时候必须年满多少岁。美国的学制是不等长的，在一些季度出生的人会比在另一些季度出生的人在学校里待的时间稍长或者稍短。在哪个季度出生本身对于聪明程度或者收入应该是不具有影响的。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因素居然对收入有影响，这个影响的途径必定是来自它影响了一个人待在学校的时间的长短（也即读书的多少）。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因素可以把这两个因果关系分解开来。对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比刚才的更难。因为如果以国家为单位，样本的选择就更加有限了。
有意思的是，Acemoglu找到了一个因素，它能将制度和增长的因果关系分离开来。这个因素只会影响制度而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这篇文章在2001年发表在了《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以十八世纪的传教士由水土不服导致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这个变量为什么有意思？我们想知道的是一个国家制度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很多殖民地国家（比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经济发展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以及欧洲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相当落后。到底殖民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大家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带给当地的遗产是什么。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殖民地，殖民者把他们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搬到了当地，他们在当地模仿宗主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行政体系。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国家、南美国家）的殖民宗主国只是一味地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没有留下好的政治遗产。这样一来，十八世纪时候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就影响了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什么因素会决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呢？一般和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是否适宜居住有关。如果认为某地适宜居住，他们就有长期政策导向，就像中国古代有坐寇和流寇。如果认为当地适合居住，贼寇就会有当坐寇在当地经营的想法。这也可以解释日本在对台湾和中国大陆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为什么不一样。日本人想把台湾作为永久殖民地，所以他们还是想把一些本国的好的管理经验搬到台湾。对于中国，他们就采取残暴的掠夺手段。殖民者认为当地是否适宜居住和他们在当地的死亡率有很大关系。如果死亡率很高，他们就只会想在当地掠夺一把就走。如果这个地方适宜居住，他们就会觉得将来有可能留在这个地方，从而力图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美国。如果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和殖民军队的死亡率对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影响，那一定是影响了当时殖民者给当地留下的政治遗产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为什么是水土不服这样的疾病呢？因为水土不服对当地人没有影响，只是对外来人有影响。这样一个因素不是说某个地方本身适不适合居住，而是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殖民者居祝这剔除了当地蚊子多不适合人居住的可能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导致不适合所有人居祝Acemoglu想说明的本质问题是那些殖民者的死亡率会决定他们是想在当地长期居住还是想捞一票就走。这会影响到殖民者在当地的初始制度安排。这些初始制度的安排具有长期性，从而影响今天当地的制度。今天当地的制度影响了今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他想揭示的逻辑链条。这篇文章的引证率很高。尽管也有人批评这篇文章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整体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这也是第一次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工具变量能够把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分离开来。
后面还有很多人跟着这样的思路走，我去年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这类的文章。他找的是世界各个大洋上的小岛。这些岛像中国的县那么大，本身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一些国家的，曾经被殖民过。他分析的是这些岛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初它们被殖民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他也是想搞清楚其中的因果链条。他找的工具变量是当地的季风方向。这也是很巧妙的，季风的方向不是内生的，因为人无法影响季风的方向。但是季风的方向会影响这个地方被殖民的早晚。殖民者当时坐的是帆船，如果处在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就会被殖民得比较早。这个变量有一些问题，因为国际贸易也会受到季风的影响。所以仍然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问题，如果处在较好的季风位置，和别的大陆或者岛之间的贸易就会比较多。想寻找到这样一个变量是很困难的。
更晚的时候（2004年）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了《美国经济评论》上，这是一篇很有抱负的文章。它也是试图分析这个问题，并且值得中国借鉴。它解释了为什么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荷兰或者西班牙等国家。产业革命之后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拉大。产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交接的英国，我们以为产业革命是一个突变事件。但是在此之前，发现新大陆的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三百年间，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篇文章实际上不是想解释产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非其它国家，而是想解释为什么西欧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和欧洲其它国家在产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发展会很不一样。同时，即使是靠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也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很多研究，包括涉及国家大孝海岸线相对面积的比例以及很多其它因素。但是他们发现具有大西洋通道的国家在1500年到1850年的三百五十年时间里都是和大西洋贸易密切相关的。由于发现了新世界和美洲、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这些国家能够通过海外贸易迅速变富。这些因素一部分包括在殖民地进行掠夺性贸易，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奴隶贸易。以前在中国我们（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会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留着血与肮脏的东西。”大家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非是掠夺和奴隶贸易。那些文章首先确认了一个观点：进入贸易的通道对1850年前（产业革命前）国家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化就是地中海世纪变成大西洋世纪的过程。意大利这样的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开始衰落，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开始兴起。有人估算1500年到1850年间欧洲每个国家每五十年的一个人均GDP指数，他们是以当地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化指标与人均GDP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他用城市化来做指标。他的数据涵盖了2200个欧洲有5000以上的常住人口的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西洋这个贸易通道。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走私对一些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逻辑很简单，掠夺性的贸易是将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当地的经济当然会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同样是进行大西洋贸易，一类国家（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另外一类国家（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解释是大西洋贸易本身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大西洋贸易会间接地影响制度安排， 从而对后面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有更大一步的影响。
为什么会是上面这样？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当地的君主独裁势力比较庞大。大西洋贸易是由这些君主垄断的。在荷兰和英国，大西洋贸易是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在英国，多铎王朝也想把这块肥肉捞到嘴里，但是没有成功。不仅是没有成功，反而促发了光荣革命（1689年）。Acemoglu不是想解释为什么产业革命会在英国发生，而是想解释为什么光荣革命会首先在英国发生？这是因为虽然大西洋贸易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这部分经济收益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独裁国家被独裁者垄断了。所以大西洋不但没有使得社会更加民主，反而使独裁者控制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使独裁制度更有可能被锁定。在英国和荷兰，大西洋贸易持续地中下层的资产阶级带来了经济收益、使得他们更加富有，从而让他们将来能够有力量组织起来和国王抗衡。最后导致了黑手党人在跟英国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带来了光荣革命。所以大西洋贸易对不同初始制度安排的国家有不同的贸易。大西洋贸易在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培育新生阶层，使得他们有力量和独裁者相抗衡，最后发展出一套宪政政治。但是在法国和两牙，
大西洋贸易不仅没有培育出可以和独裁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反而使得独裁者更有资源控制社会，最后把整个社会锁入了更加独裁的政治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光荣革命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两牙。接着这个故事往下，由于光荣革命，大家开始对产权有更好的保护。进而，有了更好的专利制度。然后，国王在税收方面更加规范。最后，慢慢地促成了产业革命。
一个新兴阶层的兴起总是需要在法律上比较强硬的。一种力量的兴起最后总会在国家的法律文献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当一些新兴的阶层拥有实际的权利以后，他们就会从法制意义上追求名正言顺的权利。这样就会影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又会影响经济效益。这就是一个循环。但是其中的问题是：既然他们已经拥有了实际的权利，为什么还要追求名正言顺的东西？闷声发大财不是很好吗？Acemoglu教授在课堂上也问过这个问题：宪法到底有没有用？经济学家喜欢问的悖论是：如果宪法没有用，为什么统治者还是经常会修改宪法？非洲最独裁的人门巴托还要那么麻烦地修改宪法？还有中国在文革的时候就修改过好几次宪法？要谁做接班人直接让他接班就是了，为什么要写进宪法改来改去。非洲那个最独裁的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修改宪法？如果宪法有用，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了宪法照样还是独裁统治呢（即有宪法无宪政）？经济学家会给出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答案：宪法的用处刚好大于制定宪法的成本但是小于遵守宪法、实行宪政的收益。由于刚好处于二者之间，所以还是有独裁者愿意花钱修改宪法，但是有了宪法仍然不足以实施宪政。这个答案投机取巧，谁都不会喜欢。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相关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也即观念），一个是集体行动。观念和集体行动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我喜欢的例子是关于汉献帝的。曹操想当皇帝，他把汉献帝抓了回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宪法在很多独裁者的眼中的地位就和汉献帝差不多。所以很多独裁者对待宪法的态度和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是非常类似的。
为什么汉献帝有用？这个问题和Acemoglu所说的一样，他在这一块的分析是比较薄弱的。他在分析制度变迁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盗贼统治的模型。一个国家里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一个人是统治者，剩下两个人联合起来就能把这个人推翻。张三是统治者，并且他知道这一点。他会和其中的某个人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剩下的那个人就会永远被统治。实际上，只要两个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张三就会被推翻。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张三收的税少一点或者实行的压迫少如果一点。如果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统治者可能无法牢牢地认定这个要联合的人就是李
四。如果统治者要同时收买两个人，那其实就是民主了。如果厂商要收买所有消费者，那就是会提高产品质量。我们怕的是卖假奶粉的厂商只收买公安局局长，那样消费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了。这是Acemoglu的模型，但是社会上不只三个人，比如中国就有十几亿人。这十几亿人很难协调，哪怕是一个阶层之间要一致行动都很困难。在Acemoglu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块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分析一个政治制度的变迁，以阶层为单位当然能给我们洞察力。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一个阶层？
结合中国的情况，大家会比照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1850年 时候欧洲的哪些国家比较相似。然后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这和他们当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相当类似。我们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是像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的模式还是更像英国、荷兰的模式？这很可能决定中国社会下个世纪的发展状况。我们还应该思考：我们以前的文化、历史遗产对今天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多大的解释力？尽管中国号称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中国历史上超过100年的和平时期最多只有三次――文景之治、贞观到开元的唐初以及康乾盛世。相对于英国、荷兰，法国的经济增长是极其不稳定的。中国比法国更加不稳定，我们王朝循环周期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康乾盛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吗？我们今天哪幢房子是祖先在100多年前建起来留给我们的吗？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是最近几十年带来的。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一个不会再落入这种循环的政治框架？如果没有这种框架或者找不到的话，考虑中国的发展和GDP增长就变得相对次要了。中国的GDP曾经占到世界的1/3，中国的人口也一直稳定在世界的1/4左右。尽管人均GDP不比别国高很多，但是我们的确曾经是世界上GDP总额最大的国家。即使我们现在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即使我们在世界上经济地位已经和康乾盛世的时候差不多，但那有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从1861年（南北战争以后）到现在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稳定增长？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从光荣革命以后（国外的战争不算）有几百年的持续增长？如果每年增长只有1%，但是持续五百年也有几十倍的增长了。即使每年增长10%，增长五十年后来一次大破坏就又回到原地。这是从制度分析上探讨有没有办法使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制度。我们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制度变迁？这是我们在进行制度分析、进行经济增长的时候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就讲这些，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
张曙光：小柯刚才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一个是方法论，人家能够在理论上有如此的进展就是靠的方法。另一个是现实问题，我们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理论或者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有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讲了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没落。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在近几年有热闹的讨论。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具现实性的。
聂辉华：我想知道Acemoglu私下对那些批评文章是什么态度？
柯荣住：从课堂上觉得学术上的分歧是很正常的。Acemoglu在努力发展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框架。Acemoglu有很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自己做过宏观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同时他又懂计量。他想把制度分析、经济增长以及计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先做了殖民时期的研究，然后是大西洋贸易。我估计他接下来会做产业革命时期的研究。这是个很宏大的历史框架，但是理出来的历史线条很清晰。
聂辉华：他们对Acemoglu的批判不是宏观背景而是他对制度的度量。他们觉得他的数据没有反映诺斯的两个约束：第一是约束，第二是持久。在制度的衡量上，他有没有想过做出改变。
柯荣住：如何选择指标这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受到有限的资料的局限。这篇文章里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制度指标是对于君主的约束。这个约束很难避免。在法国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普遍低于英国。这些指标本身
并不是无可争议。
聂辉华：这些指标有一个问题：它不稳定。做了正相关回归发现它的实践性很差。
柯荣住：这是一个问题，有两种办法来解决。一种办法是找到更多的数据，另一种办法是找到更好的指标。找一个更好的指标来替代就必须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评议人二：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核心的因素？前面那些因素导致了这个因素的出现，后面那些因素又是由这个中期的因素导致的。有没有这样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因素？
柯荣住：他的文章中就是把君主势力作为了这么一个因素。在他的文章里，君主势力的分散带来了宪政。他认为宪政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政治架构。
评议人二：经济增长最终是物质的增长，哪些因素决定了物质的增长呢？
柯荣住：大西洋贸易决定了物质的增长，大西洋贸易使得他们的物质丰腴程度增加。物质增长的利益如果落入中下阶层手中，他们就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更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落到国王以及垄断者手中， 那这些独裁者就变得更有能力来控制社会了。如果再问为什么会有大西洋贸易，在他的文章里对此没有解释。大西洋贸易基本上是从1500年后开始的，主要原因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如果还要问会有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那么这个因果链条就无法截断了。
有一本书想解释为什么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不是美洲人发现了欧洲而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他的分析单位是万年。他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人类来到美洲大陆之后，美洲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驯养。美洲除了印加帝国有驼羊可以运一点小东西外，马、牛、驴、象都没有。欧亚大陆则有二三十种这样的动物。马有很重要的军事和运输用途；牛则在农耕方面有很大的作用；狮子、大象则有军事用途，比如古代就有象兵。从美洲大陆从亚欧大陆分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这块土地上没有大型的可供驯化的动物。第二个方面，人类很多传染病都是来自马、牛、狗这些驯兽。美洲人由于没有接触过这些动物从而没有这些免疫基因。所以西班牙人一到那里，感冒传给当地印第安人就能让他们大批灭绝。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关键是你如何截断这个因果链条、如何揭示这个因果链条的机制。
聂辉华：Acemoglu的文章里没有考虑非正式制度，Acemoglu本人是不是不注重非正式制度呢？
柯荣住：他也注意到了非正式制度，但是他认为正式制度更重要。比如刚才说到的大西洋贸易，他就把所有大家公认的一些相关因素（地理、文化、宗教、是否有罗马统治的遗产等等因素）都放进去考虑过，最后觉得都不显著。这里他不是定性地认为非正式制度不重要，而是同时有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哪个更重要。
杨其静：也就是说经济学就是要找证据。很多理由都可以讲出来，但是还是需要在理论上或者实证上进行证明，最后还是需要在实证上证明的。我们的研究还是需要落到中国的问题上。刚才你最后谈到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做出变化。
柯荣住：欧洲也出现过很多英雄人物，一两个英雄显然无法改变历史。无论个人作用多大，他的力量也是很渺小的。但是尽管如此，个人也不能无所作为。如果都不做努力，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和Acemoglu互补、从微观角度讨论观念和集体行动问题的是博弈论中的“汤姆博弈”。举个简单的例子：公交车上有人偷东西，那一车的人喊不喊呢？如果其他的人都不喊，你一个人喊的成本就很高，小偷可能会拿刀对着你。如果公交车上一百个人都喊，小偷就可能不敢下手。问题是每个人都想别人先喊不是自己先喊。这样一来，社会上的集体行动就很困难了。如果小偷知道所有人都会喊，他根本就不会去偷，那你也不需要承担喊的成本。如果小偷估计人们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他就会去偷，人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游行、革命。有人提议参加革命你参加不参加，如果所有人都参加，显然政权就会改变。但是如果只有你们几个人参加而另外的人都不参加，那你就很可能被抓走。
聂辉华：从技术上讲，这其中应该存在互补收益。互补收益怎么从外生到内生，这个过程还是没法解决。第一个喊的人应该有额外的报酬。
柯荣住：这是有的。如果社会上90%的人都喊，你成了少数不喊的人你就会有心理压力。不管利益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但是理论上的框架是一样的，只是符号不一样。汤姆博弈本来也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假设条件。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想努力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假设必须符合一定的现实，但不一定会100%地符合现实。比如用汤姆博弈来解释大家对外汇的攻击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来攻击外汇，那么货币当局肯定挡不祝如果有一部分人攻击，那当局肯定可以抵挡。这就能解释一部分制度变迁了。
张曙光：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从理论实证的思维上，中国人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实证上的研究还不多。刚才提到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中国近代的衰落，都是需要截断一个东西并且寻找一个外生的变量来解释。在这个问题诺斯的是一种解释，张宇燕也是一种解释。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比诺斯的要更加丰富，他不仅找了制度还找了货币的因素。为什么叫做“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金银虽然多少有，但是发现新大陆后财富这么大量地流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大量的财富进入，商人力量的增加导致了阶级力量的变化，最后导致了制度的变迁。
这样的外生因素在中国明朝也发生过，大量的出口换进了大量的白银。为什么中国也曾有过外生因素却错过了发展的时机？对此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虽然中国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中国商人对产权的保护方法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子弟或者亲属培养成官员，让政府官员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我们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写进正式的法规，我们还只是人治的、个别的保护。这个区别就很大了。另外，中国解严以后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致力于航海技
术的提高。如果想着如何造军舰以及枪炮，就会像西方一样促动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当时是在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选择修长城、造弓箭、买马匹。中国的货币投资做了另外的用途。虽然从理论思维上，我们有很多不错的想法。
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需要交流的可以会后继续。从实证经验上看，我们还差得很远。总之，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我们不管是从方法论还是从现实意义上都是有收获的。
制度与经济增长 09:58:38 |
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视角下“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解析 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这样描述的：“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它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直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非因为是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国富论》Page477-478 那么，这一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够获取社会利益最大化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而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经济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的多。
这一过程是怎样产生的？一方面，消费者具有有限的预算，但欲望却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们的最佳策略是首先最初选择，选择那些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他们需要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生产那些消费者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实现。只要市场中行业的进入与退出是自由的，并且与产品相关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对利润的渴望会让商品生产者之间出现竞争从而逐渐降低产品的服务的价格。因此，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整个经济运行是有效率的。
这个理论的政策导向是：实施自由放任。即政府应该让市场在尽量少的政府干预下自由运行，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断指引着生产和交易，把经济的潜在产出显现出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这一问题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剖析出两方面更深层次的含义：
（1）“看不见的手”原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而这个假设却过于微妙，从而使其在罗纳德?科斯之前并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这个假设就是：经济中所有的交易都是在良好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的，交易不需要成本。简言之就是“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何为交易成本呢？“交易成本”是指在推动交易发生时所产生的谈判、估量、实施等成本。
（2）在“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指引下，经济会有效率运行，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 二
1交易成本与制度
“制度”（institution）是指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它是被创造出来规范人们之间交流的。制度通过给人们建立行为规范降低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拥有了制度，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才形成了惯例。我们知道怎样与别人打招呼，知道在各种场合应如何举止。 制度结构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正式法规 非正式法规 实施机制
2制度的枢纽――科斯定理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所陈述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的产出总会实现。
（2） 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如何分配将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影响。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产权是私有的，那么，对财产的所有权必须进行清楚地界定和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即界定和实施产权。
总结一下即，国家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从而决定了经济获得潜在产出和收入的程度，现实经济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且非常显著，因此，制度总是具有重要意义。
3制度与经济增长
（1） 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2） 制度与经济增长
三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经济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改进技术。
一个经济体停滞不前是因为制度禁锢了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并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其实质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率运转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其前提是有一定的制度保证，这往往正是许多滞后的经济体所欠缺的。
制度与经济增长：静态模型
经济学中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来表明一国的产出的最优可能性边界。两条坐标轴分别代表经济社会生产的两种商品X和Y，生产可能性曲线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运用其全部生产要素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及企业家才能等）实现全部最优产出。
静态情形下，我们假定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这意味着该国无法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要做的只是提高现有的技术使用效率。
现在我们分析静态情形下，制度怎样促进经济增长
传到机制图：
制度→ 交易成本→ 市场创新→ 劳动力分工（专业化过程）→ 生产力→ 经济变化
首先，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即A点所在的区域被称为生产无效率区域，存在着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即一个经济体可以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实现图中A点到B点移动。
在技术不变的情形下，制度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分析其传导机制。
首先，一国经济要实现发展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劳动分工，即提高生产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这一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早已强调：“（一名工人）可能用尽所有的努力，一天也只能生产一根针，或者还生产不出一根针，当然生产20根针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现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不仅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交易，而且该过程还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部门，同样地，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的部门本身也是一种交易。第一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长，第二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直，第三名工人切割金属线，第四名工人匝箍金属线，第五名工人对针头进行打磨。针头的制作需要两到三个完全分开的工序，甚至把针放在纸板上本身也可以是一道工序。用这种方式来看，制造针这样一种生意可以分为大约18种不同的操作步”亚当斯密《国富论》Page8
当然，实现专业化这一过程是存在市场风险的，因为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人们逐渐只对某种特定的工种越来越熟练，而对其他工作则很生疏。比如说脑力劳动者可能不再熟悉如何去种植庄稼、建造房屋等体力劳动。因此，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要与无限欲望，这就要求必须存在而且要运行良好。 经济市场存在并且运行良好所需的条件
（1） 经济中必须存在对特定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2） 经济中必须存在供给。市场上不能缺少供给方，而对于供给方来说，选择是否进入
该市场受其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制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非但不为零，往往还非常大，因此供给是结合劳动力、原材料、技术和一系列交易的过程。具体来说，生产者获取原材料并加工成产成品从而形成供给，这一过程中生产者必须与这一环节所有参与者：原材料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批发零售商等建立契约关系，这一过程中生产者不管与谁进行交易，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供给在市场上出现，否则进入市场的供给商就会望而却步，甚至没有供给者进入该市常
（3） 消费者对产品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这是一个理想假设条件，现实经济运行中，往
往达不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情形发生。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问题的产生从而导致了交易成本是巨大的。
（4） 必须存在稳定的货币体系使买卖双方彼此认可和信任。如果货币价值稳定并且值得
信任，那么交易成本就会较低。但往往由于经济的波动及普遍的通货膨胀的存在，使得货币价值并不稳定，这就使得谈判成本变得非常高，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
（5） 产权必须明晰。即供给方必须正当合法地拥有商品及服务的所有权，并能合法地将
所有权在市场中转让给需求者。一旦商品产权不明晰，则交易成本将大大提升。
（6） 买卖双方必须建立一份公平合理的契约或协议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在这一过程
中对契约或协议的执行成本可能是构成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国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监督契约的执行，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部约束力环境则交易成本会很高。
因此，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要运行良好就需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一旦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双方来说，交易也就变得更加明确和顺畅。
那么一个经济体如何才能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制度框架、交易习惯、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校而政府在决定如何让经济与市场良好运行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游戏规则”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运转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创建的机构必须能降低测量和执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规则必须能明界定惊醒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一个经济体的非正式制度必须能够促进供求双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规，同时执法要客观公正。
制度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我们进行综述：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的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市场运行水平。而市场运行水平至关重要，如果市场运作良好，就能促进经济实现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一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出水平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制度→ 组织行为→ 创造性破坏过程→ 技术升级→ 社会财富
在经济增长的动态的情形中，我们将放弃技术不变这一假设，认为存在着技术的进步性。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是指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总量增加，实现产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往往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集约型是指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从而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在这种方式下即使一个经济体资源有限但通过提升技术使有限的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此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动态情形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们仍旧是从后向前分析传导机制的流程图。
为实现经济在长期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就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那么，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依靠三个关键因素：
（1） 鼓励并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一个经济体中的个人和企业要有足够的自由区思考并
实践新想法。社会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并愿意处理新技术未成熟之前所带来的破坏。以美国为例，通过实现提供R &D基金给高校和研究者，对技术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将一个新想法付诸实践是一个充满风险并且昂贵的过程，往往
研发者并不具备足够的启动资金。因此，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实践新想法的人或机构往往能够找到更好的财务支持，从而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
（3） 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来
源于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在书中它生动的描述了这一过程：“创造性破坏”过程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反映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组织不能持续的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么很自然它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而制度能为企业提供使其良好运转的框架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创造性过程。
第三个让一个经济体产生新技术的关键因素
因此，一个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它的技术水平必须得到提高，而技术水平提升需要激励机制、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而恰恰只有制度能实现这一过程。
制度在长期中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我们进行综述：良好的制度框架会促使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采取合理有序的应对行为，并通过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等手段实现技术的进步，实现长期中产量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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