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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设备标准化工作意义及标准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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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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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和运用“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往往在方向不明、举棋不定，因而需要解决人们思想困惑和迷误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提出一种标准来统一认识，明确方向。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如此。1989年以后，一些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姓“社”姓“资”存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一定混乱，从而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为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改革步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内在具体要求，是贯穿于改革开放过程始终的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贯穿“三个有利于”中的核心线索和精神实质，是注重敢闯、敢干的实践行动及其实践效果，注重实力水平，注重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设、发展和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当今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人们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并开创工作新局面时，仍然有必要强调和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的背景及其精神实质
　　每到思想解放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总会提出一种标准，来拨开迷雾，明确方向。当被“两个凡是”困扰时，我党提出了实践标准；当被“抽象的社会主义观”阻挠时，我党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而当被“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缠绕时，我党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标准成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
　　“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党工作重心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如何搞好经济建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现实国情，我党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把是否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检验一切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来真正解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今后我党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重新确立和恢复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了“生产力标准”。提出“生产力标准”，其实质，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在思想认识上引导人们从离开生产力只从生产关系上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抽象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从生产力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上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的实践领域确立生产力的权威，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扫清障碍。
　　这种认识是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确实来之不易，而且对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有些同志对生产力标准做了简单理解。主要表现在：把生产力标准误解为单纯的经济标准，又把经济标准简单归结为金钱标准；把生产力标准片面当作本地区本部门眼前的经济效益标准，认为只要本部门的经济效益上去就行了，不管什么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把他们所理解的生产力标准当作评价一切工作的惟一标准，认为任何部门都可以参与经济领域的活动。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失误。有些部门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不顾全局长远的社会利益，从而使环境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些地方考察干部的政绩往往只注重眼前的经济指标和产值；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些部门直接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弱化本部门的正常功能，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倾向比较突出。这些失误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抹黑，也给坚持“左”的观点的人攻击改革开放提供了口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力标准，克服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的倾向。
　　除存在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进而使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这一倾向外，还存在另一种用生产关系标准否定改革开放的倾向。改革开放跨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种新的“凡是派”，主张凡是改革开放的一切方案、政策和措施，都要问“姓社姓资”。这种倾向只热衷于在“姓社姓资”问题上做文章，用姓“社”姓“资”标准指责改革开放，把我国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它在实践上造成的后果，就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
　　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和偏离生产力标准这两种倾向，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不同方面指责我国改革开放的。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其真正实质是：它不是判断改革开放在性质上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而是判断怎样的改革开放在效果上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标准；它主张不宜首先用“姓社姓资标准”来对改革开放作出性质上的判定，而要首先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对改革开放的效果作出价值判断。
　　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真正含义是：“左”派的要害是主张用“姓社姓资”标准对改革开放进行判断，而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判断改革开放的首要标准不是“姓社姓资”，而应该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
　　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在事实上行不通。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只能说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但并不能由此直接说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要看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首先考察猫的功能而不是猫的颜色”，首先注重的是改革开放的“实效”，而不是对其做“事先设定”。
　　用“姓社姓资”标准来对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判断，在逻辑上也行不通。在今天的中国，哪些属于社会主义哪些属于资本主义还是一个不断要搞清楚的问题，今天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模式的反省，就是对究竟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不能把正在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作为判断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以及判断改革开放实践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且所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标准”必须既不同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必须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恰恰起到了这种作用。
　　这样来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怎样冲破思想阻力从而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
　　其一，它要求人们实现思维方式转变，推进思想解放，加大改革力度。即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由凡事预先一味注重“定性、划线和贴标签”的抽象定性思维转到注重“客观实际效果”的实效思维上来，以此促进思想解放，增强人们改革的勇气。也就是说，通过思维方式的转变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解放思想，但思想总是难以彻底解放，“左”的纠缠总是难以摆脱，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没有超越抽象的“定性、划线、贴标签”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可用三句话来表达：事先设定，凡事总是预先问其性质，归类排队，贴上标签，上纲上线；抽象争论，热衷于争论事物在性质的两极对立；两极对立，把这种两极对立看成是观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法和高于一切的惟一标准。比如，将人划分为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臭老九”；将文学作品贴上“香花”或“毒草”；将理论定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改革开放实践中热衷于纠缠“姓社姓资”。当然，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和一定问题上，我们必须确定性质，划清路线，辨别“大是大非”，但不能将这种思维方式普遍运用于任何时候、任何领域、任何场合和任何问题上，也不能把它作为我们观察和评价事物的惟一视角。以往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每每波及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触及这种深层的思维方式，而不触及这种思维方式，思想解放运动就不能彻底。因为一旦对事物“定性、划线、贴标签”，人们就会慎之又慎，心有余悸，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就必须突破这种思维方式。邓小平正是针对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其精神实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从凡事预先只问姓“社”姓“资”这种一味注重抽象的“定性、划线和贴标签”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改革开放实践之成败得失的实效思维上来；就是引导人们不要对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新生事物预先设定姓“社”姓“资”，而要首先多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有意义（“实效思维”与“实用主义”的区别）。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其实践意义是促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因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告诉我们：在改革的方向这一原则问题上，自然要问姓“社”姓“资”，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而在改革的方法和措施问题上，要多谈些“三个有利于”，多注重实际效果，多一些实干精神。“三个有利于”是评判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尽管它本来姓“资”或原来我们认为它姓“资”，但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也应大胆为改革所用；而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的东西，即使它原来确实贴着“社”的标签，也应大胆加以革除；对一些确实搞不明白它姓什么的东西，那就大胆地试，对的就继续干，错了就纠正。因此，每个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应当把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上来。这样做，显然比凡事都预先设定姓“社”姓“资”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可以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从而使其逐步成为真正合格的而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的社会主义。这里，虽然“三个有利于”不是直接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但根本上却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及其成败得失的，即是利中有义、实中有“名”的。
　　其二，它要求人们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从而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总的来说，“三个有利于”与“四项基本原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三个有利于”主要是针对思想僵化保守提出来的，而“四项基本原则”则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来的。二者还是互相制约的因果关系：首先是“有规矩才有方圆”的因果关系——“四项基本原则”规范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强调的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性和原则性；“三个有利于”突出改革开放的创新性，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在方式上的实效性和灵活性；坚持二者的统一，既不会使灵活的改革开放的方式偏离方向，也不会使改革开放的方式僵化保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既稳定有序又发展创新地进行。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三个有利于”的运作规则，我们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强调“三个有利于”的。这好比打球既要有竞技规则又要求在这一规则下充分发挥最佳竞技水平一样。其次二者是“有为才有位”的因果关系——我们只有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要求打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人们才会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真正立起来；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好比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才能获得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一样。离开发展的坚持，是立不住的口头上的坚持，而不是真正实际上的坚持。“文革”期间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忽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反而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这就启示我们：只有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选择改革开放的有效方式，打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按照“改革—发展—强国—富民”的大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才能真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准确把握
　　要判断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要看这些工作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要求。
　　首先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内在要求。这一标准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
　　一是从总体和全局上把握这一标准的原则要求。这些原则是通过总结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这些要求主要有：（1）注重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把物的发展放在人的发展中来理解，财富增长，以人为本。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一般可分为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是物的要素，劳动者是人的要素。要看一个地区和部门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就要既从物的方面看其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状况和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又要从人的方面看其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状况。一个社会如果只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素质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片面的，也是不会持续长久的，而且必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也没有看到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智力、创新能力是生产力中更为根本的因素，更没有看到人本身是可以增长和发展而且具有能动性的最大资源。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工业化进程的教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以牺牲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代价，人成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成了机器的一个零件，成了资本的奴隶。其实，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重心放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但绝不能忘记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而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道理，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由此，我们的态度是：既要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力图使社会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强调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发展是互为基础”的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力图克服只见物质财富增长不见人的全面发展的倾向。这对我们的实际启示是：要逐步实现由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战略逐步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转变。这不仅对人口多、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和资金短缺的我国尤为重要，而且也有利于缩小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2）应注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经济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评价，通过社会效益，实现经济效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生产力理解为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种理解实际上是把人置于对自然界的改造的主人地位上，把自然界看作人随意宰割和掠夺的对象，而生产力不过是人向自然界索取的单向活动能力。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只注重人改造自然的活动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认识论根源，因而需要加以修正。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能力；另一方面，它又是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调节、改善和保护的能力，因为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改善和保护是为了更合理地改造它，不至于在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中受劳动对象的惩罚。这里，改善和保护自然是生产的一个内在环节。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之直接成果是经济效益，同时由于这种改造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并且其成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又具有社会效益，而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调节、改善和保护之直接成果则是生态效益。由此决定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既要追求本部门的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把经济效益放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中来评价；要求我们使经济效益通过社会效益来实现，只有同时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经济效益，才是持续的和合理有效的。如果只注重经济效益而轻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从而也必将影响本部门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3）注重目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统一，把目前发展放在长远发展之中来设计，看未来态势，做今天大事。本届政府当然要考虑生产力发展的当前计划，这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最迫切最现实的东西。但仅注意这方面还不够，还要跳出本届政府所追求的当前发展，用适度超前的未来发展的眼光来规划设计当前的发展，把当前发展放在长远发展之中来考虑；要以合乎长远发展的方式追求当前发展，使当前发展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胸无长远者，不足谋当前。如果本届政府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当前发展，可能一时有所收效，但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本届的短视可能就是下届政府的包袱。实践证明，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区域经济，大都与几届政府连续坚持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战略有关。（4）注重局部发展和全局发展的统一，把局部发展置于全局发展之中来考虑，即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避免以牺牲全局发展为代价来获得局部的发展，否则，易产生决策的狭隘性、封闭性和保守性。这叫做“顾大局发展，做局部工作”。实际上，要正确理解和运用“生产力标准”，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使局部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全局发展，就必须以合乎全局的方式实现局部发展。“胸无大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是“生产力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从具体操作上把握坚持这一标准应遵循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产工具水平，技术装备程度，劳动者的技能及整体素质，生产管理水平，企业结构（企业内部生产各环节的构成及相互制约关系）是否具有最佳比例，产业结构是否协调，经济区的地理布局是否合理，产供销相关部门之连接是否有序，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等等。
　　其次看“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内涵及其内在要求。这一标准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整体。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及军事国防、国际关系等方面发展实力的总体概括，它集中表现为在国内的整体进步水平，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国力）及地位。
　　就当今时代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增强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是基础，制度创新是关键，科技、教育、国民素质和人才则是核心。因为在21世纪信息社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大，故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主要是科技竞争，归根到底则是国民素质和人才的竞争。“过去主要拼资金，今天主要拼人才”已是大势所趋。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发挥人的能力，就必须实行用人制度的创新，真正建立一种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打破“官本位”的用人机制，用好的制度和机制选人。
　　这一标准的实质意义,既在于要求发展生产力必须合乎国家整体利益，以克服仅从经济实力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片面性，突出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整体意识”），又在于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应以其综合实力显示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的优势，显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整体实力（“国力意识”、“实力意识”）。概言之，就是“增强综合国力”。
　　最后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内涵及其内在要求。这一标准着眼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
　　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内涵上包括温饱、小康和富裕，从外延上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一标准的意义，在于要求克服仅为生产而生产的只见物不见人的局限，突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关心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方法论意义
&&&&（一）“三个有利于”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
　　要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其深层的前提条件和动力，就是实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里的“创新”，就其深度来讲，是由浅入深的活动过程，它要冲破“暗礁险滩”的阻挠；就其广度来看，是由部分到整体的活动过程，它要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开辟新的道路；就其高度来说，是弃旧扬新的活动过程，它要摒弃已经“定性”的但不合乎时代发展的东西，要超越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而要实现这种创新，就需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冲破凡事预先一味注重“定性、划线、贴标签”的抽象定性思维方式的束缚，一切看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否有利，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干，大胆地改，大胆地创新。这里，解放思想和推进创新，是借助“三个有利于”而发挥作用的。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思想阻力，我们曾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武器来不断推进解放思想的进程。江泽民同志又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所有制问题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上解放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观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系列创新及其成果，大都是根据“三个有利于”实现思想解放的结果。市场经济具有创新的本性和要求。今后，解放思想和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还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冲破一切障碍，继续解放思想。
　　（二）“三个有利于”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的根据和指南
　　在1957年至1977年这20年，我们比较注重根据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来选择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所以把“一大二公”看作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形式，也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看作是对立的，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商品经济。这20年虽然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却缓慢了。
　　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必须转变“一大二公”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应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选择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选择和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由此，邓小平把市场经济、股份制、引进外资等，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沿着邓小平提供的思路继续走下去，更加明确地把“三个有利于”看作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的根据和行动指南，果断地确立了“三个有利于”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权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据，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事关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根本方向的五大命题：“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应根据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而今后要继续鼓励和引导。显然，无论是市场经济、股份制，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等，都由于在一定意义上符合“三个有利于”，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十五大报告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一些新突破和新措施，都是运用“三个有利于”的结果，并且是在运用“三个有利于”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
　　（三）“三个有利于”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受“左”的倾向影响，我国对外政策的思路一度是：注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认为这种对立是不可超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应与其对着干，并关起门来搞我们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极端的两极对立思维中，我们被封闭起来了，敌人多了，朋友少了，自然也保守和落后了。
　　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背景下，必须调整我们的思路。这就是：根据“三个有利于”来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认识”是“处理”的前提，可以从“三个有利于”的视角重新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和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1）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对立的一面，但在遵循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方面，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这里，一定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特殊的东西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建设固有的一般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混同于前者，或用前者掩盖后者。（2）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它们重视研究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重视科技创新，注重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调整生产关系，而在1957年—1977年我国所搞的社会主义，却不重视对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研究，往往主观上一味强调使生产力去适应“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它们重视实力立国的实力主义发展战略，注重根据人的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而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却往往固守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的书本公式，用制度约束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和发展等。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应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处理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1）在当代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并存共处的过程中，在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同时，应注重二者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统一性，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我们就应大胆地吸收与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采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先进方法来加速发展生产力。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是为了赶上和超越资本主义。（2）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3）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依然要根据“三个有利于”，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四）“三个有利于”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提供了方法
　　我们现在的党政领导干部，大多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面临的都是新的环境、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他们要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化解矛盾，做好工作，取得支持，进一步成长和发展，就必须具有适合“三个有利于”要求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根据根本标准和具体标准确定本部门的工作目标、方向和思路。“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各项实际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导向，各部门需要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精神展开工作，为“三个有利于”服务。这里，具体工作是通过根本标准而明确目标、方向和重点的。然而，各部门都有其特殊性，衡量其工作成败得失，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具体标准，这一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而形成的，故而在精神上应同“三个有利于”相一致，但在具体内容上应体现各项实际工作的特殊性，因而是不能被根本标准取代的，各部门在遵循“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的前提下，还应按照自己的具体标准做好本职工作。这里，根本标准是通过具体标准而发挥作用的。作为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根本标准、具体标准和工作方法三者的关系，要根据根本标准和具体标准确定本部门的工作目标、方向和思路；要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集中力量抓住三件中心大事——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且围绕这三件大事抓好“三点一线”工作（重点、难点、热点与基层第一线）；要在做好三件大事的过程中，正确对待“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今资本主义也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注意灵活利用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它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方式和目的毕竟与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当今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以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其实质目的不是最终使人民共同富裕，也不是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发展，而首要是实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资本至上的原则在今天并没有根本改变；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力图以公有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民真正走向共同富裕，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的原则是鲜明的。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些，而且做到这些需要一个过程，但毕竟我们在坚持和逐步实现这些原则。这里，“三个有利于”标准告诉我们：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但在有效选择改革开放的具体手段和措施上，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始终是邓小平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一大特征。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目标和方向上要有原则性，而在工作手段和措施上，应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在贯彻落实上级的方针政策时，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实行“实力发展战略”。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也是领导工作方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公社时期，人们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之名（外在的形式和名分），忽视社会主义之实（实际水平和实力大小）；“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强调“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种思维定势，就是凡事都预先一味地追问“姓社姓资”；在社会生活中，也有许多人只注重外在的形式、名分、“定性”、“贴标签”，不注重实际效果、实际内容和实力水平。邓小平深深体会到空谈误国的道理，并反映时代要求，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创新。他提出的“猫论”，实质精神就是注重实力。之后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地地道道注重“实力”的表现。在“三个有利于”中，生产力是基本的实力，综合国力是实力的综合体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实力的源泉。“不争论”也是主张“实力”的。其他诸如“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尤其是发展经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和根本任务”，等等，都表明邓小平深深感受到实力对于中国的绝对重要性。在21世纪，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根本上就是实力竞争和实力较量，国与国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就是实力交往，实力决定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也来自于实力，离开实力的支撑，将会在国际竞争和交往中处于被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奥秘之一，就是实行“实力立国”的发展战略。在他们看来，谁的实力大谁就是赢家。然而，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对此并不总是十分清醒的。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并称“永远不要让它醒来”，否则，会震撼世界。这里所说的“沉睡”，其中之一指的就是中国人没有真正懂得社会发展的竞争机制及其竞争实质上是实力竞争的深刻道理，反而长期沉迷于对竞争的抑制、对能力的控制和对不合乎时代发展的抽象原则、书本理论、思想观念的崇拜，而不去追问这些原则、理论和思想是否有利于人的潜能、能力和创造个性的发挥，以及对社会发展是否有积极推动作用。由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反对形式主义，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真抓实干，注重实际效果，以本部门的实力来证明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和领导成果；在工作中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客观要求，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学会和掌握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不设路障设路标”，不能只考虑“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而要多考虑怎样干对社会发展才更有效。
　　（五）“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之本、活力之源
　　我国首先是从政治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为建立社会主义确立制度形式的，当时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然而，当时我们误以为只要具备了制度的完备形式，只要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去做，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比较注重根据“伟人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社资标准”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结果，没有把建设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一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关系）形式上做文章，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为其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这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把这种“基础论”的思想提升和凝结为“三个有利于”，并以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可见，“三个有利于”就其本来意义上讲，是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其目的，就是把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为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合法性根据。这实际上是从“基础”和“合法性”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我们较多的是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选择性去论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的。这种论证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在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仅有这种论证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它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角度加以论证。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围绕这里的“基础”，来选择和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方式或模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过一些曲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某种不正确的方式出了问题。由此，关键的问题是重新寻求适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要求的正确方式或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从“三个有利于”出发。显然，“三个有利于”蕴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方式、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三个有利于”，善于接纳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于我有用有利的因素来发展生产力；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的方法、手段，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都可以大胆地采用，都可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践表明：正是由于我们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并围绕这一基础，根据“三个有利于”来选择和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式和模式，才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历史表明：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这就告诉我们：“三个有利于”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向，也蕴含着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根据、基础和动力，只要做到“三个有利于”，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从而不断显示出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之本、活力之源。
　　（原载《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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