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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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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 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 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 ,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 ,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 ,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经验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篇二：政治读书笔记 幻想的价值 ----读《乌托邦》有感 最早听说乌托邦这个词是在电视剧中，那时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它用来指不切实际的幻想，形容理想中的世界。直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道这个词出自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才从学术的角度真正了解它。“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b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由两个希腊字拼成，“乌”(ou)的意思是没有，“托邦”(topos)意思是“地方”，“乌托邦”意为“没有的地方”(乌有之邦)，现在逐渐成为“空想”的同义语。 莫尔一生光明磊落，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和正直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生写了200多首诗，而为人们所记忆的主要是他写的《乌托邦》。他所处时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这正是这一历史巨变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工业生产主要以工场手工业生产为主，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小生产者，在小片土地上经营的大部分农民是个体劳动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还很缓慢，小生产者的阶级意识还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小生产者向往的社会安定、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理想对莫尔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英国当时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状况也是其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莫尔生活的年代尽管已开始了“圈地运动”，但农民却认为依靠王权可以阻止大地主的掠夺，其斗争仅局限于自己的工场之内，并未形成统一的阶级联合。阶级意识尚在萌芽之中，而无产者当时数量少，反抗斗争处于萌芽状态。资产阶级是刚刚从一部分封建主转化过来。同王权既有矛盾，同时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王对资产者也是采取利用政策。当时的英国都锋王朝是最为专制的王朝。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也在慢慢传播并在英国立足，英国文艺复兴的序幕已经揭开，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美好生活与城市中产阶级渴望自由的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乌托邦”的思想，这可以说是莫尔“乌托邦”思想产生的丰厚的思想土壤。 莫尔又是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以古希腊作品为武器，反抗封建思想。莫尔早年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4499年，莫尔和欧洲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相识，并成挚友。他们经常切磋钻研，分别完成了名著《乌托邦》和《愚人颂》。莫尔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他对当时的文学、哲学、法律、宗教等都很有研究。他十分喜爱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他影响尤深。他曾陶醉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非常赞赏柏拉图关于国家起源的“互助说”和治理国家的“哲学王”观点。柏拉图的公有社会的设想对莫尔有很大的启发。另外，莫尔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早期基督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基督教义中的一些对人类大同思想的描述也给莫尔诸多启示。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外部条件，即是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由此而带来的介绍就发现地区风土人情的最为“热潮”。莫尔采用了这一形式，借用了其中的材料以阐发自己的观点。 《乌托邦》一书通过作者和一个水手的对话的形式，详细描写了这个水手在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岛的见闻。全书共分两部分，在第一部里，莫尔借拉斐尔之口主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以及广大下层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那些统治者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要么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产，为此他们可以耍尽各种手段，设下最阴险而卑鄙的圈套；要么挑起掠夺性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或致他们于伤残。平时还要豢养一批雇佣军，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统治者们以严苛的刑罚对付下层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一下子就有二十个人被送上同一台绞刑架。&莫尔认为，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本来只想去盗窃的人，便可能连人也杀掉。除非能保证被抓到后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为了能够更安全就必须干掉知情者来掩盖罪行。因此当我们用酷刑去恐吓盗贼时，却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莫尔的这些大胆揭露，为当时的英国社会勾勒出一幅立体画，也为第二部分描述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作了陪衬。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莫尔得出了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在第二部里，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在这部分里，莫尔用了八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标题，系统地为我们规划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莫尔主要涉及了乌托邦人民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乌托邦的官员、乌托邦的社会分层，以及乌托邦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是农业，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除农业之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一门手艺，通常人们所选择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职业，包括毛织、纺麻、瓦工、冶炼、木工等行当。在科学文化方面。首先，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并且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并有着惊人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在乌托邦的国度里，一切都是平均享有的。所以那儿达到了普遍的幸福。不用担心公有的鱼是无刺的，人们会毫无顾忌地挥霍这种情况。因为那儿的公民都是善良，淳朴，热爱劳动的，他们享受收获劳动果实的幸福滋味，他们只拿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这样就达到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完美搭配。 乌托邦有很好的医保制度医生医术精湛服务热情，病人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救治不了乌托邦提倡安乐死，因为他们觉得病人放弃的是痛苦而不是享受，死是上帝对生人的召唤，恐惧和不舍违背上帝的旨意是不受上帝悦纳的，当然非本人同意他们是不会对病人实行安乐死的，而且会尽心尽力的照顾病人直至死亡，但他们并不提倡自杀，自杀如没经过议会和教士批准就得不到体面的安葬。乌托邦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超脱于当时的加尔文主义，另外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道德的有力保障，一个连神都无所畏惧的人还会畏惧道德吗？乌托邦人工作之余很喜欢学习，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整理自己的花园。乌托邦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从严审核教材，绝不允许败坏道德，扭曲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容出现在教材上像荷马的史诗宣扬神的欺诈就在禁止之列，所以他们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满足，不像今天媒体到处充斥欺诈暴力堕落的内容。乌托邦人反对战争特别是为扩张领土而战，但为了自由正义他们不怕战争，一旦开战他们会用金钱怂恿别国参战或用重金悬赏敌国国王将领的人头，再不行就花钱请雇佣军，因为比起本国人的性命金钱是毫无意义的，大有《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之意。 在那里，人们感恩造物主的恩赐，他们格外注重保护他们的生活环境，精心设计花园了美化环境。城市是雄伟壮丽的，乡村是难以言语的纯净。他们高兴地领受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好处。按照大自然的旨意，去追求人类所独有的耳、眼、鼻、耳之乐，在静静的夜晚体会星空的璀璨，闻扑鼻的花香和食物的味道，听美妙的音乐和鸟儿的歌唱。为了大自然对人类特殊的恩赐——矫健的身体，他们不过度的装饰外表和节食。不因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的后果，这就是乌托邦人对德行和快乐的看法。 乌托邦社会乌托邦思想是对人类完美社会的理想设计，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思想本就是超越现实的。后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努力都燃烧着乌托邦理想的熊熊火焰。然而，理想的火焰燃烧的正是理想本篇三：政治与行政读书笔记 《政治与行政》 —读书笔记 在国家的主要功能一章中,开篇讨论了法外制度和法定制度的关系。古德诺提出，大多数研究政府问题的著述者，都倾向于考察法定的正式政府组织。但这种方法会使学者们在判断国家真正的政治生活时误入歧途。古德诺认为，同法定的制度一样，法外的制度也决定着政府体制的特点。“事实常常是这样，法外制度比能够提供政治体制框架的法定制度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更大”，对此古德诺用了英国内阁和美国总统选举的例子来证明。“政府体制不是建立在成文宪法之上的国家，法外的制度就更有可能在关于政府体制的理论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宪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惯例。”古德诺引用甄内斯特的观点，得出其观点：不同民族的政治制度，将显示出比只囿于考察宪法和法律的正式条款所想象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性的事实，即人为人类的事实。正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实际政治体制有这种相似性，人们才有可能去用抽象的方法考察国家。其次，古德诺还借鉴孟德斯鸠的政府功能划分思想，分析诠释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分权理论。在阐述国家的主要功能中，古德诺认为，在多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称之为“政治”与“行政”。政治即是通过公民中的政党组织指导或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或职业。而行政则是公共服务的总体，从事于政府意志的执行和普遍利益规划的实施。从而总结出“政治”与“行政”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的结论。 在第二章政治的功能中，古德诺综述了政治的功能首先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其次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政治的需要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原因是：功能的行使可能不只委托给政府中的一个或某一套机构；任何一个机构或一套机构也可能不只限于行使这一功能。通过考察政党体制研究政治的功能问题，古德诺认为政治功能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他指出了选举和投票的法律发展的过程，并对选举和投票的法律发展表明：政党作为一种政治机构获得了某种法律上的承认，即政党在法定的正式政府组织中已取得了它的地位。此外，政治的功能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这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对执行机关的必要控制。 其控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为了保证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必须对行政进行控制；为了保证政府的民治性和行政的高效率，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出所要实现的合理目的。这种控制有其限度把握：即扩展过度和行政效率﹑表达国家意志的能力下降。在这一章的最后，古德诺总述了政治的功能。其一，功能主要与对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它不仅涉及到决定谁最根本地，谁其次地和谁代理的表达国家意志等国家主权和政府政治体制问题，还与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表达国家意志有关。其次，它又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最后，政治的功能包括：制宪、立法、政府官员选举，以及对国家意志执行功能的控制。 在论述地方与中央政治时，古德诺认为，地方不受控制，它就会脱离国家(或州)从而使整体走向分裂。为避免分裂，中央政府便会通过加强立法(因为行政权在地方手中)来限制地方权力，保证统一。而地方则会使用消极的不执行权来对抗。而如此一来，一方面国家的意志无法贯彻，另一方面宪法所规定的地方自治权实际上也受到了侵犯和否定。在古德诺看来，这正是美国的情形。为此，要改变这种现状，便只有通过行政权的集中这个唯一的途径。他认为，传统上人们对集权的担忧和恐惧其实是受到了误导，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古德诺主张行政权的必要集权。他这种行政适度集权思想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启示。 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称作行政。行政既是司法的，又是政府的。非立法的机关的活动通常就作司法行政。除去司法方面以外的行政功能可以叫做行政。这是古德诺对于行政的定义。 他认为，政府行政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在司法行政与政府行政之间的分界上的一种功能；执行那已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法律；统计和半科学的功能，主要指从事行政技术性工作。 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有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城市政府问题。行政之所以与政治分开，是因为它包括了半科学﹑准司法和准商业的活动。古德诺阐述了政府的两种主要功能，即如果政策问题是根据民意决定的，那么在行政体制的半科学﹑准司法﹑办事和幕僚性的那个部分中，就应该做出长期任职规定。而在行政体制的较高层次上，即在那些任职官员对政策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方，特别是对那些行政首脑来说，则应该避免长期任职。在论述政治功能与行政的协调中，他认为，政府体制中的政治机构必须对行政机构进行控制。控制要有一定的限度。过分的扩展政治控制会进一步破坏政治控制的原本目的。另外，只有坦白地承认必须对法律总的执行进行控制，并承认必须有一部分行政工作实施政治所不应干预的，安全才能实现。 “行政体制在政治与行政关系上的作用”一章中，古德诺指出了掌握国家意志执行权的官员具有处理权力与不具有这种权力的行政体制两种类型，政府体制中表达和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要相协调，必须以行政集权为前提，为此，古德诺分析了行政集权的原因、表现以及趋势。“政党分肥制的出现，严重地损害了行政效率”；“美国在保证区分地方与州的意志上相对来说是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行政集权的原因，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才能达到政治与行政功能之间的必要协调。并且，“应该鼓励行政集权的趋势，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这种集权应该伴随以更充分地承认一个政府领域，在那里，政治的影响是有害的。” 因此，为取得行政的效率以及保证民主，行政集权都是必要的。 政党体制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对政党地位的影响上。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党分别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负责任的角色，前者的政党体制主要是大大损害了行政效率，后者则建立在私利动机之上的。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党，其候选人主要是终于党的事业的，其次才是向他们的直接选民负责；政党体制带来的最严重的危害是缺乏行政效率和缺乏对民众意志的责任；只有承认了存在着一种其行使可以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行政功能之后，才能获得效率。是当地把行政体制集权化，并随之较大幅度地延长行政官员的任职期限，将会有利于对这种政府功能的承认。所以，政党体制对政党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阐述民治政府这一节中,古德诺一开始就指出民治政府的基本条件；第一，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所不信任的政党必须退出对政府的实际控制；第二，同样丧失了党的信任的政党领袖，也应该退出对党的实际控制。其次，他分析了英国与美国的民治政府，指出其不同点，通过比较，最后得出真正的民治政府的定义，即人民应有权力是，在一定时候，迫使不得民心的党放弃对政府的控制，迫使他们不信任的政党领袖放弃领导权，让位于其他能更好地顺应公意的人。 古德诺认为，党魁是一种由美国政党体制发展起来的政治领袖，政党控制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党魁”控制着政党。他指出了党魁不负责任的问题，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政党组织的力量与持久性已给它自己造成了某种不负责任的后果。承认政党不负责任，从而承认党魁即政党的领袖也是不负责任的。随后，他还引用英国首相制的发展和结果陈述党魁的责任，那就是通过议会改革及议会对人民进一步负责而变得对人民负责。必须使党向人民负责，这样党魁就会在其堡垒中受打击并投降。 政党的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任，但是政党不负责任却可能发生，古德诺认为，政党的不负责任第一个原因可以在党被要求做的工作中找到。政党所要做的工作在别的政治体制下是交由法定的正式政府组织完成。由于政府体制的形式使它自身不能完成这一工作，所以才由政党去做。如果政党不去做，我们面临的将会是无政府状态。此外，政党的不负责任归因于我们给予政党的地位。因此，要使政党对人民负责，就要使政党作为一种政治机构接受公众的管理和监督；应受规章制度的有效控制；还要使公司的账目公开化、政党账目公开化。这样规范政党行为，加强监督才能使政党更加向人民负责。在最后一章“结论”中，古德诺指出，要实现民治政府和高效率行政，就要合理地加以集中和集权，以及在法律上承认政党属于一种政府机关，来推动民治政府和高效率行政的实现。只有集权的行政而没有负责的政党，就不能保证获得高效率的行政，因为这样易于导致政治上的操纵。在法律上承认政党将不会自行导致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因为行政体制的分散特征，会使所有的官员都被看作是政治性的。行政上的分权会自动地助长政党的不负责任。 “政党是一个民治政府可以建诸其上的基础”，“党魁对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这就是实现政党目标的保证。古德诺明确指出了建立适合的行政集权体制、让政党得到充分的法律承认、把政党置于公共控制才能构建民治政府和进行高效管理。 在本书中，古德诺通过对国家行政与政治、法律、政党的相互关系;行政与立法、司法的相互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行政功能与体制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考察与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行政学思想。该书奠定了他在行政学研究上的不朽地位，对后世的行政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篇四：政治科学读书笔记 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围绕政府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和竞争。它特别集中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领导者为何及如何做决定？2.为什么公民遵守绝大部分的决定而有时却不遵守其他部分。 合法性的三个方面 合法性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对统治的同意。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因此，判断一个政府合法性的办法是看国家雇佣了多少警察。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法：1.长时间的存在；2.良好的政绩。如经济的增长和充分的就业；3.政府的组成结构。是否是民主的，人民是否感觉被公平地代表了？4.操纵国家象征也可以获得合法性。 主权。合法性关注的是特定政府统治的权利，主权则关注特定国家存在的权利。主权的最初意思是独裁者统治其王国的权力，后来扩大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即成为其地盘的主人。主权与合法性是相互关联的，刀剑可以确立主权，但后继者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会失去主权。 权威。权威是特定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合法性是对政府的尊奉，主权是对国家的尊奉，而权威是对领导者个人的尊奉。权威来自于职位，更源于职位后面的制度。一个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它就具有合法性；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合法的，它就拥有主权，一个领导人的统治是合法的，他就是有权威的。这个三个术语可以归结到一个标题下——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为什么遵从政治权力？生物学的解释，天生的；心理学的解释，习惯遵从；文化的解释，文化影响，后天习得；理性的，人是理性思考的；非理性的。 合成的权力，不同因素总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生物的因素导致了心里的因素，二这又引起文化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
第二章：民族、国家与政府 民族与国家孰先孰后，一般认为，国家是认为创建的，应该后于民族；但很多民族是国家建立后才形成的，比如法兰西民族。 国家，最通俗的表达是country，后面出现的nation先是民族的意思，17世纪变成为今天统治我们的强有力的大型政治实体。国家权力与占有一块领土并有着许多共同点的民族的概念合并到了一起，形成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个民族和政府结构（国家）的结合体。 民族国家的要素：领土，每个民族国家大体上都有明确的地理区域，但以色列却是在没有领土的基础上建国的。人口，每个国家在其疆界内都有一定人口。独立，它是作为一个主权实体来管理自己的，但有些国家的独立程度是不同的。政府，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但政府在一定情况下能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如1940年戴高乐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政府。 民族国家建构的危机 认同性。这是建立国家时遇到的第一个危机，原先认同于部落、地区或其他亚国家团体的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批公民。 合法性。要让人民广泛认识到政权的统治是合法的。 渗透性。国家实际上必须让所有人服从政府的法律，即使是在偏远的地方或文化迥异的地方。 参与性。但人们充分意识到自己被统治时，就要求能在政府里说的上话，如普选权的扩大。 分配性。人们参与到政府中来后，就会觉得国家的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就想按自己的喜好来改变。 战争的作用。一个国家和政府维持存在的最后手段就是战争。 政府：是什么和做什么。政府扮演者类似裁判员的角色：它定下基本规则，让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政府的一般目标。政府的任务是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稳定以及经济的和社会的福利。政府如何能够最好地促进百姓的经济和福利了？两个问题：应当归国家所有或监督的经济是多少？有多少财富应当用于再分配以帮助社会上的贫困人口？回答这个问题产生四种类型国家。但是，各种类之间存在相互借鉴。 作为现代化原动力的国家。 美国和英国让自由市场的竞争精神来推进现代化。而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政府类型 现在国家按照分享政府权力的方式划分为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英、法等180多个国家为单一制；美、加等20多个国家为联邦制。 现代政府：制定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一种政府官员和机构的权威性行动，它是用来满足被感知的国家需求的。包括法律、司法布告、执行命令和行政决定。由于资源有限，政策对资源的分配就有先后顺序。 公共政策：实质性与象征性。实质性公共政策决定公共资金的开支。象征性公共政策指的是那些创造情感忠诚的政府行为或把社会地位赋予社会上的关键人物。后者有时候比前者更重要。 第三章 个人与宪法 现代世界的宪法 按照通常的用法，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为社会治理设立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而政治科学家们却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界定这个词汇：宪法是一套规则和习惯，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法定的或超法的，政府要据此处理事务。依据这种定义，所有的国家都有宪法。因为每个国家都根据某一套规则行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习惯、法律、先例以及传统等是如此强大，以致英国政府认为它自己受到经过儿个世纪发展出来的实践的制约。因此，英国是依宪而治的。在现代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成文宪法。它规定了政府的形式、机构制度以及各种限制，还设立了平衡多数和少数利益的指导原则。 本国的最高法津。宪法是社会的基本法律，它意味着不能轻易改动。它像一个标尺用来衡量政府或人民的活动。立法机关可以今年通过一项法律而在来年推翻它，但宪法的基本条文却不能如此轻易更改。 宪法条文的概括性。由于不论多么详尽的宪法都无法预见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法律或行政的问题，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必须是相当概括的。宪法条文必须经过解释以适用于特定的事件。谁被赋予决定宪法含义的巨大权威呢?大约有三十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这个责任属于国家最高法院。很少有国家给予它们的最高法院裁决法律是否合宪的权利。在没有明确建立司法审查程序的国家，这个责任常常落到立法机关的头上。在英国，对什么是合宪的问题由下院自己作出最后的决定。 宪法和立宪政府。宪法上写明的东西在实际中并不见得就一定发生。立宪政府指的是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以及个人权利得到尊重的程度。在一个依宪治理的国家(不管它有无成文宪法)中政府受到内部制度的制约，这样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武断监禁的自由—就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政府或敌对的少数派的暴力。 宪法的目的 它们把国家的理想目标写人条文从而提供一种象征功能，它们规定了政府的结构形式，并试图为政府统治的权利进行辩护。 1、表述国家目标。2、形成政府的结构。除了作为国家价值的象征性表述之外，宪法还是个蓝图。它书面描绘了谁在政府里做什么、规定了每个部门的职权及其限制，还提供解决冲突的正规渠道。3、确立政府的合法性。宪法的第三个作用是给政府打上合法性的烙印。虽然这个作用是象征性的，但它的实际功效却不容否认。许多国家甚至不会承认一个新建立的国家，除非它采纳一个成文宪法，宪法是持久和责任的标志。 宪法的适用性 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跟上不断变化的时代。宪法要保护权利是有限的，美国宪法在有的时候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保证公民权利。 美国的表达自由。表达自由受限于“即刻而明显的危险”。表达自由还受到国家安全的限制，以及其时当权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对国家安全的普遍认识。 立宪政府，答案是否定的。如美国，宪法条文的的含义还依赖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总统、国会、法院、大众舆论以及对国家安全(或缺乏安全)的普遍认识。 战时与平时、萧条和繁荣时的国家需要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宪法的功能必须是象征性的而不能拘泥于字面：作为象征性的表述，它的功用看起来显然来自它的普遍性。它是普遍使用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关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件)它的最高检验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本本。
第四章：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 现代民主制。“真正”的民主制应该是这样一个系统，在那里所有的公民都期望定期集会来选举国家官员并亲自制定法律。在现代国家里，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出现了代议民主制。 代议民主制。代议民主制有几个基本要素：1，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对现代民主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检验，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政策制定者的合法性常常依赖于他们所得到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形式就是选举中的多数票。这种对领导者的支持由其继任者继续保持下去，这是支撑民主制的关键因素；2，政治竞争。当对政策(通常由竞争性政党来代表)的选择被放到选票上时，人们通过篇五：《政治学》读书笔记 [键入文字] 《政治学》读书笔记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相关热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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