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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传》作者的研究成果被抄袭了?|《丁玲传》|王增如_凤凰文化
《丁玲传》作者的研究成果被抄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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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传》作者、丁玲研究者李向东称田刚的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抄袭了他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最难挨的一年》,田刚回应,行文确实参考了李向东的文章,但所谓的“雷同”之处多是史实的描述之语。
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和丈夫、丁玲研究者李向东合著的《丁玲传》刚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本书也被认为是近些年最为权威的丁玲传记。夫妇二人参与采集、整理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还出版有《丁玲年谱长编》等。 11月29日,李向东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公号&现代文学史料&刊发的一篇丁玲研究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下文简称《&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作者署名田刚,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向东在转发时指出,该论文的第三部分系抄袭自他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最难挨的一年》。 李向东最早发现田刚论文有&雷同&,源于田刚于2014年在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李向东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论文的结构完全相同,引文甚至引文的短句、衔接完全相同,一些语言也完全相同。&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表示经核对后证实田刚论文&有抄袭之嫌&,常务理事会已决定取消将该论文编入研讨会的正式出版物。 11月30日晚,田刚回应澎湃新闻说自己并不知道此事。他发来自己与李向东的论文,并表示&白纸黑字,可请行家明鉴&。而后澎湃新闻记者向田刚发去论文比对情况,田刚回应,行文确实参考了李向东的文章,但所谓的&雷同&之处多是史实的描述之语。 &在写作中难免会有失范之处,但可以肯定绝不会是抄袭之作。&田刚称。
丁玲在延安 李向东:有许多地方一字不差 李向东告诉澎湃新闻,他这篇《最难挨的一年》被收录在2009年5月出版的《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同时也是刚刚出版的《丁玲传》的一部分。 据悉,日是丁玲诞辰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下午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常德举行,李向东和田刚都是参会学者。 &因为是分组讨论,开会时我没注意到。之后我回北京细看与会论文集,才发现田刚这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的第三部分和我2007年的论文特别像。& 在李向东看来,田刚论文的第三部分有许多地方&大段抄袭,甚至一字不差&。&这种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并且提交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行为,性质恶劣,在以往历届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还不曾有过。& 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结束不久,田刚的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还于2014年11月被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中,第二作者署名为其学生杨文学。李向东证实此文和田刚在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几乎一模一样。 李向东说:&按照别人的思路、框架结构、行文风格,所要做的只是按照文章引文的线索,再去查对增加引文,这还叫论文吗?&& 丁玲研究会:取消出版田刚论文 李向东告诉澎湃新闻,他没有和陕西师范大学或田刚直接联系,而是于2014年11月底找到了研讨会主办方之一&中国丁玲研究会&,并向研究会会长王中忱、副会长涂绍钧等人寄了举报信。 在举报信中,李向东说&两位论文作者,一位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这种行为,不仅玷污了&教授&、&博导&、&研究生&的名誉,也严重影响了师范大学的声誉。& 日,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向澎湃新闻证实自己确实收到了李向东的举报信。&我们经过核对后证实(田刚的论文)有抄袭之嫌,所以常务理事会已经决定取消将其会议论文编入研讨会的正式出版物。& 涂绍钧还表示田刚本人不一定知道此事,&我们没有通知他。&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丁玲研究会成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丁玲学术研讨会办到第十二次,此前还从未遇到过&问题论文&,目前收录与会者论文的正式出版物《第十二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尚未结集出版。
丁玲在延安 李向东:有许多地方一字不差 李向东告诉澎湃新闻,他这篇《最难挨的一年》被收录在2009年5月出版的《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同时也是刚刚出版的《丁玲传》的一部分。 据悉,日是丁玲诞辰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下午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常德举行,李向东和田刚都是参会学者。 &因为是分组讨论,开会时我没注意到。之后我回北京细看与会论文集,才发现田刚这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的第三部分和我2007年的论文特别像。& 在李向东看来,田刚论文的第三部分有许多地方&大段抄袭,甚至一字不差&。&这种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并且提交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行为,性质恶劣,在以往历届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还不曾有过。& 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结束不久,田刚的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还于2014年11月被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中,第二作者署名为其学生杨文学。李向东证实此文和田刚在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几乎一模一样。 李向东说:&按照别人的思路、框架结构、行文风格,所要做的只是按照文章引文的线索,再去查对增加引文,这还叫论文吗?&& 丁玲研究会:取消出版田刚论文 李向东告诉澎湃新闻,他没有和陕西师范大学或田刚直接联系,而是于2014年11月底找到了研讨会主办方之一&中国丁玲研究会&,并向研究会会长王中忱、副会长涂绍钧等人寄了举报信。 在举报信中,李向东说&两位论文作者,一位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这种行为,不仅玷污了&教授&、&博导&、&研究生&的名誉,也严重影响了师范大学的声誉。& 日,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向澎湃新闻证实自己确实收到了李向东的举报信。&我们经过核对后证实(田刚的论文)有抄袭之嫌,所以常务理事会已经决定取消将其会议论文编入研讨会的正式出版物。& 涂绍钧还表示田刚本人不一定知道此事,&我们没有通知他。&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丁玲研究会成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丁玲学术研讨会办到第十二次,此前还从未遇到过&问题论文&,目前收录与会者论文的正式出版物《第十二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尚未结集出版。
田刚、杨文学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的参考文献另外,在田刚与杨文学于文末标出的34条参考文献中,澎湃新闻记者也没有看到李向东的《最难挨的一年》。但第31条参考文献提到了《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的另一篇文章《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澎湃新闻记者通过查询《新文学史料期总目》发现,该文与《最难挨的一年》两篇文章被同时收入。 《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对此,田刚回应,&拙文之所以没有标明李向东《最难挨的一年》,是因为写作时将李向东的文章视为与《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一体(因为重点阐释的是丁玲日记,一查丁玲日记自然就会看到李向东的介绍文章)。&但他也承认,没有特别标注李向东论文的题目,也算一个技术上的失误,以后在出版专著时会特别补救。田刚说,&无论如何,鄙人绝没有忽视或剽窃李先生文意的动机。&但李向东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附】论文部分比对(注:红色为田刚、杨文学2014年论文中&雷同&部分,蓝色为李向东2007年论文的内容。黄色部分也为&雷同&部分,但田刚、杨文学在文末以其他材料作为其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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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满江红》的作者到底是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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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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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真诠》是近代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合著的维新理论著
作。其中涵盖着丰富的维新思想,对《新政真诠》维新思想的演进进
行历史考察,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救国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有助
于认识维新的实质以作今日的借鉴。《新政真诠》中所阐发的维新思
想,为当时的中国勾画出了一幅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蓝图。他们
的社会改革思想,政治方面主要体现在反复强调民权的重要性,批判
专制统治,倡行议会制度,使中国自由民主化;经济方面提出重商主
张,倡议应采用民间集股办公司的方法,广筑铁路,购建轮船,发展
资本主义工商业,促使中国工业化;文化教育方面则主张学习西方知
识,呼吁废科举纳捐,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培训专业人才。《新政真
诠》的维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跨世纪的性质和意义,为19
世纪末的中国思想史谱写了独具光彩的一章,在晚清维新思潮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开创了多项“最早”:如最早提出“公平”的思想,最
早系统地宣传社会契约思想和天赋人权思想,最早要求自由办报和言
论自由,最早系统批判封建“三纲”,最早对“中体西用”论进行理论批
判,最早主张采纳英国的虚君制立宪制度,等等。虽然由于时代、阶
级属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的维新思想存在议论多而实践少等明
显的弱点,但他们毕竟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影
响深远,可以称得上是近代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先声。所以《新政真诠》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何启、胡礼垣的历史功绩值得
关键词:《新政真诠》,维新思想,何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宏日报以广言路
宏日报以广言路 9810字 投稿:陶簨簩
拼车协议 车主(以下简称甲方):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搭车(以下简称乙方):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就搭车的事宜上达成协议如下: 1 .关于…
《学业 职业 事业》导学案 A.一辈子拘守一部讲义的人绝不是一个好教员,一辈子拘守一部步兵操典的人绝不 是一个好战士,余可类推。(对比论证) 科目:语文 班级:14高职 课型: 课时: 备课人:苏大丽、李华君 备课时间:1月9日 学生姓名: B.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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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日报以广言路
胡礼垣的新闻思想——何启、—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办过报纸,但是,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所提出要:何启、胡礼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进一步提高了当的新闻思想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
他们对晚清政府压制报纸和言论自由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表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
“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有助于人们对报纸作用的了解;他们提倡新闻记者意识与胆略勇气;他们认为日报的最大好处是要具有“直笔”和“公平”的精神,对于记者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
日报关键词:何启;胡礼垣;新闻思想;新政议论;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7-04
他们长何启、胡礼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期生活在已成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香港,自幼接受过英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式教育,比起长期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一些改良派维新人物来,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他们最早宣传‘公平’思想,最早比较系统地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
[1](P173)
族压迫的民族主义。”作为推行资产阶级新政的措施之
重感于怀,不能自已,遂增以己寄与予。予喜其意之与予合也,论之而复议,反复推详,以见中国意,复为此篇。议之而复论,
[3](P320)
实有不容再缓者。此时改革之为,
这篇论文写这说明,《新政议论》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产物。正如抱火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何启在序言中说:“方今之势,火虽未及燃,不得谓之安也。”事实正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割地赔款,民如何启所料,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日切杞忧”族危机更加深重。何启、胡礼垣怀着“时艰蒿目,金瓯的心情写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兹当玉弩惊张之会,永安社稷,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荡动之辰,将欲再奠元黄,
[3](P328)
发奋自强的出路是何新”。可见,探讨中国改革维新、
《新政议论》中所论述的“宏日报以广言路”一,他们在著名的在已有的主张,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但是,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长期被忽略,的新闻事业史研究中,
至今未见到研究他们新闻思想的专文。这与他们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时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新政议论》的目的。启、胡礼垣撰写
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提出的改革主张一共有16条,内容很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司法、新闻等方面。特别是无疑进一步将“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创始人、提高了当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大公报》《新政议论》这篇论中国近代著名报业家英敛之先生在阅读了
“是晚始句读何文后,在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新政议论》讫,服其立言明白畅晓,说理沃生、胡翼南两先生
[2](P153)
深透切中,直欲向书九叩,不止望空三揖也。”其钦服敬
一、何启、胡礼垣及《新政议论》
何启、胡礼垣一生之中与报纸有直接关系的经历并不多,而胡礼垣虽然有过在《循环日特别是何启从未在报馆工作过,
做翻译的经历,但工作时间也不长。他们不报》和《香港粤报》是以报人的身份谈论报纸,而是作为具有维新改革思想的知他们对于报纸识分子,从中国政治改革的角度来论述报纸的。之中。的看法集中反映在著名的《新政议论》
全名为《中国宜改革新政议论》,写于1894年《新政议论》
中说:“此文冬,刊于1895年春。张礼恒在《何启胡礼垣评传》是胡礼垣与何启的第二次合作。合作方式依旧是两人相互启再由胡礼垣修饰润色,翻译发,相互切磋,由何启用英文写作,
[2](P148)
胡礼垣在《新政议论自序》成中文。”关于他们的合作,
即1901年他为何启、佩之情,溢于言表。后来,胡礼垣的论文又对集《新政真诠》撰写序言的时候,《新政议论》《新政始基》等文章,作了包含深情的评价:
如长江大“全书之援古证今,旁讽曲喻,浩瀚数十万言,略无滞机。贾生之上书,逊兹精详;刘河,一泻千里,掀翻跌宕,恻怛慈祥,若杜工部之每饭不忘愤激忧向之条陈,无此痛切;堪为中华危,类屈大夫之行吟憔悴。立言如此,足与日月争光,
中也有过说明:
出以英文,邮予方有所欲言,而何君启乃条列新政要略,收稿日期:
(湘宣[2001]30号)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闻思想史新编”
作者简介:徐新平(1957-),男,湖南祁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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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岂有今日?然则先生之不遇生色矣!嗟乎,使当轴者早用其言,
[4](P50)
也。是其不幸耶?亦国之不幸耶?”
[3](P415-416)
身心者,闻则无不录,录则无不详。生、日用、性命、
何我将这一段话详细摘录出来,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到,“凡有益于民启、胡礼垣所认为的报纸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正因为报生、日用、性命、身心者,闻则无不录,录则无不详”所以才对社会纸的内容丰富,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中又强调了这产生无穷的益处。他们在后来写的《新政安行》一种看法:“泰西文治之法,最盛莫如日报。有一城百数十家,思虑辟,闻见周,上德宣,下情达,无以过此。家数十万里纸者,
农阅之而田功愈多,工阅之而技巧愈是故士阅之而文艺愈进,
寰球时事如亲见之,民心知神,商阅之而贸迁愈盛。世界光明,向,靡不由来。”
中,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郑观应的新闻学论文《日报下》有一段与此大体相同的文字。对照两篇文章,这一段内容与郑观应《日报下》中的文字,只是省略了几句话,变动了几个字,一个在后,一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在前,一个则有引用过多和改头换面之嫌。个属于原创,
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议论》写于1894年冬,从时间上看,
刊于1895年春,郑观应的《日报下》,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说明,是年出版、夏东元编的《郑观应集》(上)《盛世危言》增订为十四卷本时所增写。而且,郑观应的《日报”。因此,下》开头一句就是“《新政议论》云:‘宏日报以广言路’郑观可以认定,何启、胡礼垣的文章在前,郑观应的文章在后。的时候,是参看了《新政议论》的。应写《日报下》
郑观应的《日报下》还有几句重要除了这一段文字之外,
中的也很相近。摘录如下:《日报下》的原的话与《新政议论》文:“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则董之风斧钺不惧。”《新政议论》中的原文是:“若日报一行,愈求民之识见必加数倍,民之志量必高数筹。以此愈进愈深,
[3](P418)
曾亦思春秋之笔褒贬从愈上,吾知其必无止境矣。”“[3](P478)
除文字表述略有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乎?”两相比较,
夸赞溢美之词在所难免,但是,英敛之说当然,为人作序,杜甫一样炽烈,何启、胡礼垣生不逢时,他们忧国之心如屈原、既他们的政治主张不被最高统治者采纳,不能在现实中奏效,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二、“宏日报以广言路”的新闻思想
何启、胡礼垣把办报列为“因时制宜”的在《新政议论》中,“因时”的九条措施之一,认为只要做好了“复古”的七件事和九件事,中国就会是“地则不负其为至灵,民则不负其为至善,
[3](P484)
学术则不负为其为至正,治术则不负其为至纯”。在“宏
开日报”这段专论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宏日报以广言路。”他们希望谁来“宏日报以广言路”呢?当然只有政府。因围此,他们的意见都是针对当时政府的错误做法有感而发的。他们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绕着这一主题,
“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1.日报的最大好处是
但其最大的益何启、胡礼垣认为:“日报之设,为利无穷。”处是使人变得越来越聪明睿智。他说:
“人之才识得诸见闻,若闭其见闻,则与塞其灵明无以异。盖见闻不广,则思虑不长,则谋猷必碍。以无思虑之人而与有思虑之人较,则有思虑者胜矣;以思虑短之人而与思虑长之人见闻多由日报而较,则思虑长者胜矣。而思虑俱从见闻而生,不合当今之务,旧闻莫罄,难为世用之资。则出。夫古典虽多,物则精益欲长人之见闻,以生人之思虑,而使事则善益加善、
[3](P414-415)求精者,莫如宏开日报也。”
他们从两方面的比较中,论述了“宏开日报”的理由。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方面比较,有见闻、有思虑的人与无见闻、无思虑的人竞争,前者必胜,后者必败。“而思虑俱从见闻能而生,见闻多由日报而出”。二是从日报与古典方面的比较,和获得“世用之资’的,当然是日报。这够让人懂得“当今之务”种以常识为论据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令人信服。
为了更好地说明日报“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的作用,在论文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日报多方面的好处:
如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极之会议时,诸员之形容举动,皆列于报议政局员条议各节,
一案一讼,凡两造状师所辨事内,评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也。皆登诸报中,记其精详,而民情,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心无不惬也。
若夫官家之颦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战守之时务,田宅之买物价之行情,市道之旺弱,股份之价值,店铺之张歇,铁路卖,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才,船艘之往来,官员之迁调,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都邑之公项,司事之人员,医道之善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法,药物之灵异,生死之报章,之优劣,人才之选举,陪员之轮值,地方之灾祥,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划,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时凡有益于民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出,138
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日报下》中的部分文字不同外,郑观应与何启、胡礼垣《新政议论》中的部分文字确有相同和相似之处,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政议论》的被人重视与良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郑观应在写《日报下》时,引用过多的不足。
2.对政府压制新闻事业的抨击和对新闻自由的呼唤何启、胡礼垣对中国新闻业的现状和萎靡不振的原因进在《新政议论》中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日行了深刻的分析,
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报之设,盖亦有年,这并故也。”为什么报馆记者不敢直言呢?何启、胡礼垣认为,不是新闻从业者故意失职,不愿意直言,而是政府官员的逼迫所致。他们尖锐地指出:
“今有于官司之不讳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至查封,其主笔必至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之笔言之者,其主稿者祸不旋踵,不知忌讳者,不可以为日报,不识情面者,不虚与实也。是故,
仍可以为日报,知忌讳识情面而不肯阿谀奉承地方有司者,不可以为日报。于是,华人之为日报馆者,不敢自标其名,反借洋人之名,以求保护。其受制也若此,尚能望其有益于实事
[3](P47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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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平:宏日报以广言路———何启、胡礼垣新闻思想
像这样把中国新闻事业的落后与风气不振的原因直接归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直言、敢言的结到统治者的身上,
胆气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在后来的维新派人士的言论中也很少见到。先于他们的王韬在他的论文中虽然也指出过中国新中说:“顾今之闻业落后的现状,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故其所闻之所设者不过上海、香港耳,而内地各省均未之设,事犹有不尽不实,以贻局外之讥。”也希望朝廷本着言之者无给民众办报的自由。但是,对于中国报罪、闻之者足戒的原则,却避而不谈。王韬也生活在清政府业为什么萎靡不振的原因,
却没有何启、胡礼垣的锐气和胆略。管辖不到的香港,
以至于报人何启、胡礼垣对清政府查封报馆、逮捕报人,清政府禁都不敢直言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明确地指出,比横议之止报馆是“以为毁谤时政,动摇人心,类讪上之下流,处士,而不知其大谬不然也”。他们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新政“新推行之后,这样以压制为内容的新闻政策,便不会再有了。
[3](P479)
焕然一新,无复虑此。”他政行,则事事整顿,事实证明,
,形成了一股“唯诺由人,浮沉从俗”的为“秉笔之人不敢直言”
就要继承中国历史上史家优秀不良风气。而要做到敢于直言,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敢的道德传统:“《春秋》于揭露官府旷职,敢于为小民申冤。
通过对所谓“春秋之笔”是指孔子修《春秋》的写作方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寄寓作者的政治理想,扬善贬“夫《春秋》,上恶,明辨是非,秉笔直书,爱憎分明。司马迁说: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恶,贤贤贱不肖,
[6](P944)
“春秋笔法”,就是要何启、胡礼垣希望新闻工作者学习
贤贤学习《春秋》叙事简要谨严和持论是非分明,“善善恶恶,贱不肖”的直笔精神。
所谓“南董之风”是指春秋时齐国史官南史和晋国史官董狐的著史精神。他们都以直笔不讳、宁肯牺牲性命也不肯歪曲事实而著称于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执简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闻既书矣,乃还。以往,
记载:“晋灵公无道,赵盾屡谏,灵公乃《左传·宣公二年》欲杀赵盾,盾出奔,盾族人赵穿因杀灵公,盾还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赞他为古之良史,谓其书法不隐。南史和董狐都是历史上维护历史真实而不怕牺牲的光辉典范。
认同王韬一样,何启、胡礼垣非常推崇史家的直笔精神,“书法不隐”和“斧钺不惧”的精神。为记者最需要的就是这种
这不仅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史家与记者这两种职业的某些内在联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对记者的道德人格修养也有了明确的要求。从他们提出这一道德口号之后,关于记者要具有“史家精神”的思想便成了历代报人关于新闻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之一。
何启、胡礼垣认为,记者的“直言”精神一方面要靠政府的要靠记者自身的修养。他向最高统治者建议:鼓励,另一方面,
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底可绩者,天子宜凡有志切民事、
[3](P482)
特赐匾额以旌直言也。
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在晚清时期昏聩腐朽的政府面前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最早要有人在评价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时,说他们
[5](P189)
求自由办报和言论自由”。他们是不是最早要求自由办
报和言论自由的人呢?当然不是,在他们之前的王韬就提出过新闻自由的思想。但是,何启、胡礼垣对新闻自由的呼唤更为而有力,他们不仅直接批判了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愚蠢做法,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的要且明确提出了“主笔者、他们对新闻自由思想阐发比王韬更为充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和明确。
3.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期望与提倡
既然“报馆之设,为利无穷”,那么,它的作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呢?在何启、胡礼垣看来,这一方面要靠政府政策的扶持,改变只准洋人办报而对国人办报则限制和打压的就要靠办报人的职业道德作保障。在《新政议做法;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了“直笔”和“公平”论》中,他们对记者的职业道德,的精神。
何启、胡礼垣一方面把中国的报人不敢直言的责任归之他主张记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另一方面,者最宝贵的品质就是敢于直言。他说:
“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若唯诺权、得直书己见,遇官府旷职则隐而不言,曰:彼虽旷职,仍是由人,浮沉从俗,遇小官府也,以下讪上,不可为也。持此一念,势必至逢君恶,民含冤,则忍而不发,曰:彼虽含冤,不过小民耳。贫不敌富,理岂不然。持此一念,势必至失人心。曾亦思《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乎?”
则为失“盖言必能直于日报,方为称职,言而不直于日报,盖亦有年,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笔之职也。中国日报之设,
[3](P478-479)人不敢直言故也。”
对于那些敢于直言的记者,天子应该赐与匾额来表彰。只要在记者队伍中形成了不惮指陈、持论公平的风气,才能保证实事求是者,新闻的真实:“盖据事直书者,必无齐东野人之语;而主笔岂有子虚乌有之谈。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门面之语,
[3](P417)
者、采访者各得尽言,则其为利国利民之件实无以尚。”
“据事直书”对于记者的重要性,而且论这段话中不仅说明了
述了新闻对于防止谣言的重要作用。
何启、胡礼垣在提倡记者应有“直笔”精神时,往往与“持论公平”相提并论。“据事直书”与“持论公平”其实是两方面的要求。据事直书着重于对事实的陈述,要求记者真实地纪录客观事实;持论公平着重于对事实的评论,要求记者客观公正地评价事实。
何启、胡礼垣关于持论公平的新闻思想与他们的社会公他们在1887年春夏撰写的第一篇论平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曾论书后》(原名《书曾袭侯后》)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平”思想。他们认为,公平是国家政治的根
记者最高的职责是什么?用什么标注来衡量记者的“称职”与“失职”?何启、胡礼垣认为,就是“言必能直于日报”,在报纸上敢于直言是称职,不敢直言就是失职。他们认为,中国就是因的日报已创办多年,但是,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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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培养求实和公平的职业精神。要增强社会责任感,
谋臣如雨,勇夫如海,铁甲如山,本。“国无公平则虽猛士如云,亦不能服人心而昭众信。”
他们解释说:“公者,无私之谓也;平那么,什么是公平呢?而君民无二心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贴,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在国家政治生活也。“公””是“私”的反面,“平”是“偏”的反面。就是“以庶民之心为心”“以庶民之事,中,坚持“公平”的原则,以君王之事为事。他们猛烈地为事”,而不是以君王之心为心,“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批判当时清政府的专制和自私:
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只如贱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只如鹰犬也。”他们希望中国的统治者改变现状,以公平的原则来处理国事,做到“政则有公而无。私,令则有平而无偏”
他们认为,衡量是否公平的标准,不是制订政策的君主与“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官僚,而是民众的看法。当以民之信否质之,乃得其至公至公,自以为平,而公否平否,吾但平……公平无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就是“持论公以民之信者为主。”将这种思想运用于新闻领域,平”,报馆发表的意见不应有所偏袒,更不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而是要反映民众的心声,得到民众的信任。
他们还指出,日报的通病就是夸大其词,缺乏社会责任更是如此。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感。特别是面对外交事务时,其中宜和、宜战、宜攻、宜守等事,则宜说:“惟外国交涉之件,只可为见闻之助,不可为决断所凭。盖日尽听于议院日报者,
报每遇此等事,必好为过当之词,多作托大之语。不独中国惟
[3](P482)
然,推之天下各国,其不坐此病者,实鲜。”报馆“好为过
何启、胡礼垣所强调的核心就是“直言”在新闻道德观上,
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和“公平”。“直言”站在“公平”就是说话要有公心而没有私心,不偏袒任何一方,客观的立场说话。这种精神对于新闻业来说,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虽总之,何启、胡礼垣在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中,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新闻事业却给予了然没有直接办过报纸,
《新政议论》中所提出的新闻思想在中国热切的关注。他们在
“宏日报以广言路”作近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
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进一步提高了当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对晚清政府压制报纸和言论自由的愚昧行为所进行的猛烈抨击,表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长人之见任意识与胆略、勇气;他们认为日报的最大好处是他们提倡闻”“生人之思虑”、,有助于人们对报纸作用的了解;“直笔”和“公平”的精神,对于记者道德品质新闻记者要具有
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参考文献:[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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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
当之词,多作托大之语”的原因就在于,报馆不用承担战争的报馆会说自己责任,不用支付战争的费用;如果战争打胜了,那是将帅的过错。假如要他们临阵有先见之明,如果打败了,说话就会谨慎了。因此,他们希望新闻界作战或者出钱,那么,
EnlargeSayingChannelsbyPromotingDailies
———ADiscussiononHeQiandHuLi-yuan’sNewsThoughts
XUXin-ping
(College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HunanNormalUniveri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Abstract:Intheearlydays,HeQiandHuLi-yuanarewell-knowninnovatoryideologistsinChina.Thoughtheyhadnotrunanewspaperdirectly,theirjournalisticthoughtsinthe“NewDealArguments”countedformuchinmodernhistoryofjournalism.Theyregarded“Enlargesayingchannelsbypromotingdailies”asawayofChina’spoliticalreform,thusraisingmoreawarenessoftheimportanceofjournalism;TheyattackedfiercelyonlateQingdynasticgovernmentbecauseofitssuppressiononthenewsandfreespeech,whichshowedtheintellects’strongsocialresponsibilityandstrategyiccourage;Intheiropinion,themostadvantageofdailypaperis“openthemind”,“engenderhumanthoughtfulness”,whichhelpedpeopleknowtheroleofthenewspaper;Theycalledforjournalists’free-spokenandjusticespiritwhichisbeneficialforcultivatingreporters’moralqualitiesandprofessionalism.
Keywords:HeQi;HuLi-yuan;newsthoughts;NewDealArguments;daily
(责任编校:彭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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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日报以广言路 胡礼垣的新闻思想——何启、— 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办过报纸,但是,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所提出要:何启、胡礼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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